父  恩  难  辞

赵剑斌  著

第四部  转机从“无奈”开始

一

　　新康建筑工程公司成立不到两年，已经从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上千人。一个星期以前，张志全找到这家公司，走进一座新落成不久门前镶有柱廊的欧式小楼。

　　“你有专业文凭吗?”一个打着领带，却穿着双布鞋，负责招聘的男同志问他，“你是啥学校毕业的?”

　　“业大毕业的。”张志全把一个用塑料布裹着的红本递了过去。

　　“业大也行，正规大学毕业的分不到我们乡镇企业这儿。”这位男同志很小心地接过这份证书，格外珍惜地端祥起来，俨然他没见过大学毕业证书似的。

　　“我想到工号去当个工长，行吗?”张志全试探地问。

　　“不行，不行，你得去技术科，我们的设计技术人员缺人缺得厉害!”对方将毕业证还给他，一只手摇摆着，“尤其你是学工民建的大专生，怎么能下工号，那不屈了你的才吗?” 张志全欲跟他再求求情，一转身看到不知什么时候他的业大同学陆鹤祥已来到他身旁，却没发现他。陆鹤祥对这位招聘人员吩咐起来：“董科长，下班前你将今天报名应聘人员的情况报到古总经理那去，技术组要重点调配。”

　　听口气张志全知道陆鹤祥也在这个公司担任一个要职，心里顿时有了指望。他顺手扯了扯陆鹤祥的衣袖：“老陆!”

　　陆鹤祥这才注意到不约而至的张志全，于是热情地跟他握手：“哎呀，张志全!你来干什么?我听说你已升了科长?”

　　张志全笑了，说：“科长干得不太舒心，想换换地方挣大钱。怎么样，你也跳槽跳到这个单位，熬了个什么职务?”

　　不等陆鹤祥回答，旁边的董科长也变得热情起来，主动替陆鹤祥介绍说：“这是公司的陆副总经理兼任我们人事科的科长。”

　　陆鹤祥对张志全说：“公司也是刚刚扩编，我们古总非得让我抓人事这一块。对了，这是我的副手董科长。”

　　张志全立即跟董副科长握手。

　　这样，在陆鹤祥的关照下，张志全被分到一个拥有一百余人的第三建筑工区当副主任。他下工号的要求如愿了。

　　第三建筑工区刚接手一个建大型写字楼的施工任务。地基挖掘已经开始，铲土机正从四、五米深的大坑里向上面堆土，带斗吊车转来转去，将一斗一斗的泥土倾倒到不断开来的卡车车厢里，卡车一辆辆地开出工地。工地外围，瓦工组的几个师傅正和力工们配合着砌垒围墙，一摞摞码成堆的红砖被一块块砌到一排排规整、美观的围墙上去。

　　“突突突。”郊外开来的拖拉机拖着满满一拖斗红砖开进工地，一股股浓黑的柴油烟团从排气管里直往上冒，带着呛人的气味。

　　基建工地上喧嚣声不断，一派繁忙景象。

　　张志全在一间简易办公室里找到第三工区主任侯玉海——一个四十多岁，满脸胡楂子身材魁梧的汉子一手拿着电话筒，一手接过张志全递给他的人事调令，半天没过目也没搭理对方。他大声地冲话筒喊着、骂着，调令被他下意识地揉弄成一个纸团。

　　“滚你妈的，下周必须把塔吊给我立起来，没什么条件可谈。还有两个月就入冬，你们明后天不把塔吊给我用加长车拉来，等着我收拾你!”

　　侯玉海挂上电话，将纸团狠狠地往地下一扔，又骂了起来：“妈的，钱早交上去了，请客的饭也吃过了，就是让老子等着，塔吊不起来，老子怎么砌楼层——你，怎么回事?”

　　他朝张志全乜斜了一眼，才猛然想起站在他眼前的不是来这里要等着打电话的民工或什么熟人，他低下头将揉皱的纸团拾起来平展开看了一遍。随后他拊掌大笑起来，笑了一阵才伸出手与张志全握了握，抱歉地说：“别见怪，这几天把我忙蒙啦，我把你当成外来的……哈哈，别见怪，别见怪。你来了帮我一把，我正愁人手不够呢!中午我安排你，找个饭馆给你接风。”

　　说着侯主任掏出烟来敬张志全，然后他把谢绝的香烟夹在耳朵上，跟张志全谈起近来的工作。他安排张志全协助他抓一抓电工组、架子工组、钢筋组、设备组这几组的工作。因为基建工程马上要全面铺开，有许多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工地不完全具备开工的条件：如电工组应该安装的电闸箱，铺设的电线等还没有到位。他这几天正联系进砖进沙石、进水泥，联系吊装公司将平躺在另一个工地的塔吊拉过来立起来，进入施工运转状态。

　　侯主任一边领着张志全到各个工段的作业现场走了一圈，介绍他与各个工段的工长、组长、一些工人认识一下，一边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地跟他介绍了工区里的人员情况、技术力量、设备设施条件，以及今年揽下的工程量，施工难度。

　　中午，侯主任请张志全到附近一家饭店，圆桌旁坐满了第三建筑工区的领导和骨干人物。侯主任简单说了几句开场白欢迎辞，张志全一一跟大家碰杯喝认识酒。

　　接着下来，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一杯杯的白酒，一瓶瓶的啤酒倾刻之间便干下去，使张志全感到这些工号上的大大小小头头们热情豪爽，洒脱大方。

　　酒至半酣，张志全托辞到饭馆外面去透透风，避开了你推我让的酒官司。说实在的，他真应酬不了这一个个海量似的酒仙们。

　　下午，侯主任给张志全打了一个的士，送他回家。张志全因为酒喝得急，量也比以往多，他感觉头脑发晕，身体有些不能自已。

　　他知道在酗酒这方面自己不是工号上这些人的对手，而且他也抗不住这帮大小头头们劝酒的功夫。他应该一开始就干脆来个“不会喝”，任谁劝也不喝，他可能就不会这么轻易地败下阵来。

　　“出师不利!”张志全有些后悔地想，“自己不该这么实在，一见面就喝到这份上，以后怎么办?”

　　张志全回到家，一头扎到床上就闷头睡起来。这中间他呕吐了几回，他妈帮他脱衣服，服侍他喝水，呕吐时为他用脸盆接着，清除呕吐后的污垢，他一概不知道。

　　早晨，张志强开夜车回来吃饭，见到刚睡醒的哥哥，关切地问起他到工区上班的事：“怎么样，报到没有?”

　　张志全有些难为情地说：“一上班就让人家给灌醉了!”

　　“那好呀，在工人堆里，你就实实在在跟人家处，让人灌醉，显得你实在。”张志强却另有一番见解，“过几天，你替我求几个瓦匠、木匠，替我收拾收拾房子。”

　　张志全有些犯愁地说：“刚去就求人，不好意思，你就找梁岩吧，让他给你找几个。”

　　“也好!我今天就去找梁岩，反正我找谁都不能白了人家，该给钱给钱，该搭人情我搭人情。”

　　张志强吃了两碗饭又开他的的士走了。

　　张志全对大弟弟也算尽到了责任：他从市粮油二厂调走时，曾跟张志强研究过王厂长答应给他房子的事情。虽然仅仅是一个二十几平米的平房，但至少对于张家也是一个缓解，何况张志强婚后没房住。兄弟俩曾经到王厂长家去了一趟，准备了几瓶酒几条烟，一千块钱。酒烟王厂长收下了，钱却说啥也不收。王厂长答应张志全，过几天给他房钥匙，保证让他调走前住上。

　　当时王厂长跟张志全兄弟俩推辞一番，面临这种场面，还是张志强这几年在社会上混得干练，颇有经验。他说：“好，好，我拿走我拿走。”嘴上说拿走，却顺手将装有一千块钱的纸包扔到他家大沙发扶手遮盖下的角落里。

　　但王厂长已注意到这一举动，他一边将钱揣进张志全的上衣口袋一边话锋一转，谈到粮食局拟批的地号问题：“小张你走以后，可别不管批地号的事;你虽然不再是粮食系统的人，但是你毕竟是从粮食系统出去的;你到了你父亲所属的单位，你办这类事更方便，到时候求你的事多着呢!”

　　王厂长说着用手捂住张志全的口袋，不让他把钱再拿出来。

　　听王厂长这么说，张志全知道他已经相信了他所编造的借口，调到市土地规划局或市建委系统去，否则他说他到乡镇企业办的建筑公司去应聘，人家会说他神经不正常。

　　直到张志全办理调离手续，将人事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有些人才明白他调的单位不是他父亲给他联系的地方，而且他决定调走前并没有跟他生父商量。

　　施德安到现在还在生他的气，因为后来王厂长给施德安去过电话。那一天他去父亲家，施德安问他：“你准备到哪个建筑公司去应聘?我能不能找人接应你一下。”

　　张志全只是淡淡一笑，转移话题谈起别的事，施德安又试图动员他调到市城建部门的一个单位，他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

　　施德安只好不再过问他的事。其实施德安心里明白，这个执拗的儿子总会有一天遇到麻烦事找他，他不必忙于问那么多。

　　尽管脑袋还有点晕，肚子里还有点不舒服，浑身乏力，但是张志全仍然爬起来，洗洗脸刷刷牙，喝了几口大米粥，骑上车上班去。

　　现在张志全上班的方向和路经的街道已经与以往不同。他换了一个新单位，任了一个新职务，不管怎样，他觉得新单位的那些“酒仙”们还很直爽、坦率、可交往。他心里充满了对新生活和新工作的向往，充满了对未来事业的憧憬。

二

　　严莉这几天心情不好。她上班打不起精神，每当她早晨来到幼儿园的小楼，心里有些忿忿不平，看什么都不顺眼。

　　前几天她应聘市纺织局秘书的事受了挫折，面试没过关。王雪也枉费心机，白搭不少人情。王雪说自己纯粹是受了严莉的牵连，因严莉的告发而落榜。

　　“没那个关系就别去应聘，你知道我什么关系?现在社会上光有能力不行，还得靠关系，也没有点自知之明，你上不去还想不让我上去，你想想你多坏，多没良心!我平时对你当亲姐妹，关键的时候你就整我一下，我那些礼都白送啦，你包赔得起吗?你不得好报应!”王雪对她又是指责又是咒骂，几天来没有给她好脸色。

　　严莉本来就恨这种人脸皮厚，不知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她清楚自己应聘不上是因为上边没有后台背景，她本来就憎恨这种不正之风，憎恨裙带关系、送礼行贿。对王雪落榜，她感到心里多少有些宽慰，不是同病相怜，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是经她手实施的惩罚，她多少有些幸灾乐祸。

　　但是与王雪对骂几次以后，严莉也因自己应聘落榜而心灰意懒，萎靡不振。她对自己目前的幼儿教育工作提不起兴致。

　　王雪对她耿耿于怀，视之为仇敌冤家，骂过以后不再理她，不跟她说话不打招呼，甚至有时当着孩子们的面，在给孩子们上文化课时故意摔东西，吐口水，指桑骂槐说她心眼坏是个嫉妒狂，变态心理，神经有毛病。

　　严莉有时也感觉自己神经有点毛病，她对什么都兴味索然。每当她来到单位上班，看到以前那么熟识，那么亲近的课桌、黑板、儿童玩具，看到孩子们天真快乐的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她的沮丧的心境怎么也调节不过来。她觉得凡是以前曾使她欢快舒心的事情、物品都使她感到多余，甚至感到难以容忍，她也想找谁骂几句，找谁打一仗。

　　一切都是那么别别扭扭的，她甚至都不想来上班，她觉得日子很难挨。尤其当她和王雪面面相觑，相互敌视起来，她心里产生一种愤世嫉俗的感觉。怎么社会上的事物这么不可思义，本来相安无事的两个人突然间成了仇敌，相互间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她轻蔑地对待王雪，把她视作市侩和粪土;而王雪把她视作不通情理，没有人情味，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世间事理的怪物。

　　王雪扬言要找人报复她，要出出“这口恶气”。

　　晚上，严莉约张志全出来，将单位的事告诉了他。严莉也怕王雪对她报复，恐怕惹出点什么祸害。

　　“这事别告诉我爸，我爸知道了又要跟着操心，睡不着觉，这几年他时常失眠，想事情，忧心忡忡的。”

　　“你哥知道吗，你哥怎么说?”张志全问。

　　严莉听张志全的问话好一会儿不吭声，她咬着嘴唇，瞪了张志全一眼，等到张志全问了第二遍“你哥什么态度”，她才敷衍着回答：“问他干什么?告诉他肯定说我傻!我跟他说不到一块。”

　　张志全调侃地笑着说：“那你能跟我说到一块，不怕我说你傻?”

　　严莉又故作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说：“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可别忘了当初是你支持我这么干的，那么说你也是个傻瓜蛋。”

　　张志全把严莉的手拉过来，让她跟自己一起并肩走，又调笑着：“那么咱俩就是一对傻瓜蛋，傻瓜蛋嫁给傻瓜蛋，傻瓜蛋快要娶傻瓜蛋为妻啦!”

　　严莉挽着张志全的胳膊一起走在狭窄而僻静的胡同小道上，胡同口灯光昏黄而冷漠。

　　张志全告诉严莉：“你放心，王雪她不敢怎么你。明天我让二强子和弟妹去你们单位找王雪访访，给她亮出点颜色，不是想找人报复你吗?我让他们先吓唬吓唬她，看她还敢怎么样?”

　　果然第二天，王雪被人叫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她垂头丧气不再敢跟严莉虎视眈眈地逞凶。严莉拿了教鞭去给大班孩子上文化课，路过走廊一侧，看到王雪坐在收发室里一言不发。她头发瀑布似的散披着，没有照往常那样梳理扎成一根大辫子。下午时候她看到她手托着下巴在痴呆呆地想着什么，也有些让人觉得可怜。

　　严莉在小教室里给大班十几个孩子讲看图识字，她用教鞭指图板上的画片：“这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工人叔叔、农民伯伯爱劳动。这几个字念什么?”

　　孩子们一起用稚气的童音喊：“诚实、劳动。”

　　她又用教鞭指另几张画片：“从小好好学习，学会本领，长大为祖国建设多做贡献。这几个字念什么?”

　　孩子们又一起喊出共同的声音：“学习、本领、贡献。”

　　孩子们的神态一个个都是天真可爱的，孩子们的心态也都是真诚幼稚的，然而当他们真的长大，他们会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想靠社会关系、亲属关系来维持生计晋升职务吗?想到这里，严莉感到世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不和谐，像今天这么处处隐含着让人嘲讽的意味。“学习、本领、贡献，现在有多少人靠这些安身立命呢?”这些美好的让人奋进的观念早已被某些人扭曲了，甚至抛弃了。

　　严莉为此而深深地感到悲哀、遗憾，同时为自己、也为王雪感到生不逢时，没有奋进的出路。

　　下班后严莉来到张家，朱桂琴也回到婆家洗衣服。张志全回来晚没在家，张婶不放严莉走要留她吃晚饭。她去帮朱桂琴涮洗衣服。朱桂琴一边搓洗一边有声有色地跟她讲上午教训王雪的事。

　　“当时我冲上去先踢了她一脚，她不服我又上去揍了她一拳;她吓得直哆嗦，不知我为什么打她，张志强在一旁问：‘你认识我不?’她只是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不是打错人了?’我说：‘打的就是你王雪，你不是想叫流氓收拾严莉吗?我们先来收拾收拾你!’说着我上去又踢她几脚。她哭了直叫：‘大姐，饶了我吧，我也是说着玩的，我哪敢呀!’这丫头片子尽说好听的，我一想吓唬吓唬也就算了，她不至于再敢对你怎么样，下午你看到王雪时她还敢跟你扎刺吗?她要是敢扎刺，我就再去收拾她，我也是在社会上混过来的人，什么人没见过，收拾她还不是小菜一碟!”

　　严莉只得说几句感谢的话，但心里却一点快活不起来。她知道诸如朱桂琴这样的人凭着几分鲁莽、几分粗野、蛮不讲理的流氓习气在社会上却能闯荡一气，而自己文静守法认真说理却要遭人欺负、受人侮辱。正不能压邪，反而却可以黑吃黑，邪压邪。

　　吃过晚饭，张志全陪严莉回家，路上严莉埋怨他不该让他弟弟和弟媳出面管这事，她又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王雪。

　　可是从此以后，王雪却再不敢在大厅广众面前羞辱她，给她脸子看，王雪倒有些怕起她来。

三

　　一九八六年五月的一天上午，施德安本打算去医院看病，却被一帮前来上访的市民拦住，脱不开身。

　　这十几个人是因为挡光问题前来上访的。据他们说，他们到市土地规划局已经来过十几趟，每次都是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接待他们，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他们住的地方正兴建新楼，即将遮挡住他们住宅的采光窗户。按照市里的有关文件，新楼的主建单位应事先跟他们协商好，才能动工，可是这个单位并没有在建楼前找他们，既没有给他们挡光费又没有给他们串换新房的允诺。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团团将即将出门的施德安围住，在王工程师所在的办公室纠缠着、争论着，弄得王工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这栋楼是某某银行建的，虽然没有完备的手续，但事先已经向苟局长打过招呼，苟局长已默许这个银行的施工操作提前进行。

　　既然是苟局长答应的事，施德安已无能为力。虽然违规施工，对别人可以制止，对苟局长，施德安能说什么呢?施德安对这帮上访者说，他需要调查后才能作出正式答复，好不容易才将他们打发走。施德安对负责信访的王工嗔怪地说：“以后这类事不要让他们找我，谁答应的谁处理。”

　　胖乎乎的王工无奈地苦笑着，为自己争辩说：“我能让他们去找苟局长吗?他们是说过要去找苟局长的，但是他们不认识局长，却认识你，把你当成局长啦!”

　　施德安理解王工作为信访工作人员的苦衷，无奈地苦笑着嘱托说：“辛苦辛苦，你也是两面为难，但是最好不要让他们找我。”

　　接待完这帮上访者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十五分，施德安回到自己办公室，躺在床上。上午去不成医院，只得等到下午。

　　这些天，他的血压又升起来，头总是昏昏沉沉，心律不齐有早搏心区疼痛。老伴刘梅枝几次催他去医院检查，上个月他到医院做过心电图、心脏B超，大夫说他是冠心病，到他这个年龄的普遍都会有这种病，给他开了些药。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缠身，事情稍微多些，他有时忘了吃药，又不注意适当休息，所以这几天身体感觉尤其不适。

　　老伴刘梅枝说他是因为工作忙累的，其实他知道自己工作并不是很忙，只是因为自己近来的心情一直很郁悒，心事重了些。

　　施光最近又出了事：他的一个狐朋狗友车平用假合同单去外地骗了一个乡镇工厂壹万块电表，然后通过施光卖给一个建筑工程公司。施光从中得了两万元的中介好处费。事情败露后，没收到汇款的工厂把施光作为诈骗同伙对待，一同起诉到法院。因为受骗的企业向诈骗犯追缴货款时，车平的一个同伙说货款分给施光一份，施光说他得的是中介费，他并没有参与诈骗。但那家工厂的销售人员说签合同时在一起喝酒有施光一个，施光现在是说不清道不白，无法辩白和解脱自己。

　　法院传讯了施光，施光托人找了律师，案子没弄清，施光反而又一次被押进拘留所。

　　前些天施德安到处找人到法院说情，疏通关系，替施光开脱责任。事情到现在虽然有了些进展，施光确实没有完全卷入这个经济诈骗案，律师已找到一些有利于施光的证据，但是法院方面尚没有开庭作正式判决。施光不得不委屈地在拘留所里体验不自由的滋味，这使施德安对儿子又心疼又怨愤。血压升到110/180，胸前心区时有疼痛，肯定是高血压、冠心病的老毛病犯了，而且比以往的症状更严重。但是他却没有时间没心情去医院看病，直到昨天，律师来电话告诉他过几天施光可以先保释出来，外甥胡柏也来电话告诉他法院那边找的人也基本接上头，可以给一定关照，他这才放下心来，准备第二天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身体。

　　刘梅枝说她已经同市立医院的一个专家吴大夫打过招呼，他可以上午直接去找吴大夫。但是他今天上午的时间被一帮上访的市民占用了，下午还能不能找到那个专家呢?他给老伴的单位打了电话，老伴又给他联系一次，说可以，吴大夫特意在等他，让他下午两点准时到医院的诊室。

　　他这几天身体不适，老伴一直在照料他吃药，在家里给他打针，每天定时给他量血压，说一些宽慰的话，他心里很感激这个自己后半生遇到的伴。

　　其实他对他老伴也是很有情义的。

　　他老伴前夫的女儿韩乃霞离婚以后，常年住在他家里白吃白拿，他没有表示出一点怨言。他给韩乃霞找了一个舒心的工作。韩乃霞处了一个乡下来的男朋友梁岩，小伙子长得不错，嘴也甜，手脚也勤快，没结婚就成了家里的佣人厨子，里里外外的活他都能干好，而且时常给他和老伴买些吃的用的穿的东西，很让刘梅枝喜欢。刘梅枝说，现在城里的粮食也不比过去那么紧张，农村人进城也能找到活儿干，所以没户口就没户口吧，韩乃霞一个离婚的女人，要找一个各方面全都不错的，不那么容易，只要他们相互看中，两人能过日子，农村就农村的，不能挑三捡四。

　　施德安没说什么，他还看不透这个梁岩是不是真心实意地爱他老伴这个有点娇气懒散、离过婚的女儿。他怀疑梁岩每次向他奉献殷勤时可能暗藏着向他索取更多价值的卑劣用心。

　　果不其然，当梁岩和韩乃霞相处一段时间，两人的婚姻关系即将定谱的时候，梁岩接连几次向他提出了一些申办的事项。

　　施德安给梁岩通过他熟悉的或有求于他的几个建筑工程公司联系了几项建筑施工工程，梁岩成了这些施工工程的承包人或转包人，他从中得到了一些经济利益。

　　现在韩乃霞和梁岩结婚以后，小两口近来不再跟以前那么频繁回她娘家来，梁岩也不如过去那样殷勤主动地在家里干活，不像过去那样往家里买瓶好酒买点熟食犒劳小韩的娘家人。

　　梁岩以前对施光是卑躬屈膝地恭顺、讨好，现在却对施光涉嫌经济诈骗案不闻不问，毫不关心。

　　这个势利眼翅膀硬了，挣着大钱了，开始忘乎所以了。

　　上个月有一天施德安下班，碰到韩乃霞在卧室跟她母亲窃窃私语，突然刘梅枝很恼怒地对女儿说：“你走吧，走吧，别在家气我，这是不可能的!”

　　女儿没在家吃饭就离开她母亲，她神色慌慌张张连迎头碰见的施德安都没能正面地打个招呼，说几句问候的话语，就匆匆忙忙地推门而出。

　　晚饭由刘梅枝做好后端到小餐厅的圆桌上，两个人的便餐只有施德安一个人在用。施德安关切地问刘梅枝怎么啦，为什么不想吃饭?刘梅枝说她的胃部有些胀，没有食欲，说着她离开餐桌在客厅里偷偷地嘘欷起来。当施德安走过去时，她已经是抽抽搭搭泪痕斑斑不能自已。

　　施德安问她为什么事而伤心，她却愈发泣不成声，不作回答。

　　后来上床就寝的时候，刘梅枝紧紧地依偎着他，却不肯说出自己伤感的原因。

　　其实，一九七八年曾因为倒卖钢材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六年刑的韩英魁——韩乃霞的生父，早已提前两年释放。刚从监狱出来，韩英魁曾找过刘梅枝。那时刘梅枝已经跟他离婚，但尚未再嫁。韩英魁向她表白了要求复婚的意愿，被刘梅枝拒绝。刘梅枝不是嫌弃他出狱后没工作，而是考虑再三，觉得两人性格情感确实不和，难以在一起生活。当初，他和她结婚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几乎经常因为韩英魁酗酒，或者四处借钱赌博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们两人早在他入狱前就办了离婚手续，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全判给了刘梅枝。韩英魁名义上承担每月30元的抚养费，但是韩英魁没拿过一分钱给他的儿女。以后的日子，刘梅枝早已恨透了前夫的无赖相，体验了他的冷冰冰的硬心肠，所以她根本无意跟他复婚。

　　当时，刘梅枝打量着衣衫褴褛，脸色灰白，刚从狱中出来的前夫，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她留他吃了一顿饭，特地为他炒了几个肉菜，打开一瓶准备送人办事的好酒。临走，她送他两百块钱，这是她三个月的工资、奖金，是她唯一的一点积蓄，其中有一部分是她刚开来的当月工资。后来的一个月，家里已经分文没有，为了维持以后的生活不得不举债度日。

　　当时刘梅枝看得出，两个孩子对自己的父亲很亲热，很眷恋，毕竟是骨肉相连血脉相传的父子女关系，他们希望父母能够破镜重圆，重归于好，韩英魁也是拉着两个孩子的手，抹着眼泪离开这个家的。当时他动情地表白说：“等我有了钱，我一定来接你们。你们放心，我韩英魁知道欠你们的情，等我条件好了，我会还你们的!”韩英魁这么说也不一定就是假惺惺空许诺，刘梅枝注意到他走的时候，两个红肿的眼眶里噙着泪水。

　　后来几年，韩英魁再没有找过她，没有来还欠她的债，也没有来还欠她的情。她和施德安决定要结婚的前几天，女儿韩乃霞回家来，从一个漂亮的皮包里掏出一个用红纸裹着的长方型小包，规规整整，四四方方地像一块红砖，放到桌子上。刘梅枝问女儿：“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韩乃霞咬着嘴唇，强颜而笑地说：“给你的，你猜吧!”

　　刘梅枝猜不出具体东西，但是她感觉出这是哪个熟人送她的结婚礼物。她嗔怪女儿这时候还在跟她故弄玄虚，她不屑地说：“我不猜，你能拿什么好东西，别来逗我!”

　　这时候，女儿已经把用红纸裹着的小包打开，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厚厚一叠子大白边，当时最大数额纸币为拾元，人称大白边。

　　“这么多钱，给谁的?”刘梅枝马上意识到女儿拿来的这几千块钱是不可能给她的，因为女儿自从结婚以后，两口子经济上从来没宽裕过，就是接济娘家也从来没超过几十块钱。 韩乃霞眼睛里闪着亮光注视着这厚厚的一叠钱，一往情深地对母亲说：“这三千块钱是给你的，是我爸让我捎给你的，他说他——祝你生活幸福。”

　　女儿说这话时声音很低沉，表情很难过。刘梅枝决定跟施德安结婚时征求过女儿、儿子的意见，女儿对未来的继父印象很好，很高兴母亲给她找一个处长爸爸。施德安几次来家里做客，女儿都对他很尊敬，主动去市场买菜买肉招待母亲的客人，热情地与施大爷攀谈，唠家常。刘梅枝注意到儿子和女儿对施大爷都这么友好、敬重，心里十分坦然、惬意。但是没想到，女儿还是对自己的生父抱有那么深的眷注。

　　“我不能要他的钱，你退给他!”刘梅枝冷言冷语地说，然后拂袖离开女儿去厨房做饭。 吃饭前，刘梅枝又一次对女儿表态：“你快把这些钱收拾起来，明天就还给他。我怎么能用他的钱。”

　　韩乃霞对母亲的态度不理解，她伤心地哭了。她哀求母亲：“不管怎么说，你们是结发夫妻，他是我爸爸。那时候他手里没钱，还欠人家一屁股债，哪有钱给你?现在我爸做买卖，自己承包了一个集体建材商店，他有钱啦。他没忘记你的好处，他说他对不起你，他祝你幸福，他向你道歉，你就收下他对你的一片心意吧!”

　　刘梅枝让女儿把钱暂时收起来，然后将炒好的菜及碗筷端上来占据了原来放那沓钱的地方。

　　女儿后来是否将这三千块钱退还给她爸，刘梅枝没再问起此事，只是发现女儿的手头比过去宽裕多了。

　　梁岩和韩乃霞相识以后，施德安多次给梁岩所在的建筑工程队揽活。梁岩有时还将揽到的工程转包出去，梁岩从中肯定大捞了一把。他的腰包鼓起来，总不能亏了韩乃霞的花销。

　　后来，主办工程的单位几次找施德安反映梁岩他们工程队承揽的工程有的质量太差费用太高，使得施德安没能再替梁岩揽到更多的工程。一个月以前，梁岩找施德安为一个朋友单位批地号的事说情，让他岳父给些关照，施德安没有给办，反而批评他说：

　　“以后这种事你不要再老往身上揽，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人的经济利益。我替你办了，就等于把别人的利益给剥夺了，你懂吗?社会上的事很复杂，我不想得这笔好处，但是我不能阻拦别人得，我们不能胡来乱插手!”

　　得罪了这个过去对自己那么恭顺、谄谀的女婿，得罪了这个对自己有所求而且贪欲极强的女婿，施德安心里并未觉得有什么愧疚、不安。只是这个过去经常来家的势利之徒不再频频光顾。

　　近来，韩乃霞也不再经常来家看母亲，施德安感到纳罕。

　　刘梅枝说韩乃霞常常去她生父那里。韩英魁从监狱出来后不过几年时间，早已成了先富起来的大腕人物，腰缠百万贯。

　　韩英魁七十年代末是市物资局的一个科长，因为套购国家计划内钢材——十几吨建筑用的盘元钢筋，然后转手卖给当时社队办的建筑工程队，从中多得陆千块钱，被定为投机倒把罪，判刑六年;自从八二年从监狱里提前释放出来已没有了公职，便跟过去的一个朋友倒了一年服装，积攒下一万多块钱;觉得这样干下去挣钱太辛苦，而且资本积累得太慢、太费劲;于是他承包了一个乡镇企业的公司并找到原来单位的一个领导，送了厚厚的礼金，要求以临时工的名义承包这个市物资局属下的一个建材商店，每年上缴部分管理费和利润，这个领导明知他来者不善也默许了他;从此以后，韩英魁干脆以市物资局下属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两仟万，打通以往的业务环节，重操旧业又搞起空买空卖的勾当——卖批件，大批卖钢材、木材、水泥，从几车皮几十车皮到成列火车，一年后除了向有关部门领导行贿送礼，净赚百余万元。

　　再以后韩英魁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买卖越做越大，打通的关节越来越多，上到副市级、局级，下到处级、科级、业务主办，只要他需要;表面上一个电话一个条子过去就可以办成，暗地里他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地贿赂政府机关干部、企业领导，然后他几十万地捞回他的“利润”;他利用平议价双轨制，利用各级政府要员及企业领导钱权交易的需求，一把又一把地炒作着。

　　市物资局年初成立了一个名曰新时代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局领导聘用韩英魁任这个开发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由一位副局长挂名，日常工作由韩英魁主抓。按照政府有关规定，城建开发公司可经营土地，经营住宅商品房的建设开发，也可自行解决建筑工程所需材料，与其它企业进行物资调剂，价格自行掌握。这样，韩英魁在倒卖地皮和建材两方面都有了合法的经营途径。

　　从此梁岩夫妇常常去看望韩英魁，他们开始改换门庭，渐渐地从施家里退出，更主动更殷勤更卑恭地往韩乃霞的生父家里跑，为更有权财的真正岳父讨好卖力。尤其是当梁岩在施德安那儿碰了壁，不再能揽到新的工程任务，不再能捞到更多的回扣以后，他辞掉了在原来建筑工程队的工长职务，让岳父将他调到新时代开发公司当了一个部门经理。

　　前不久，韩英魁为了炒卖一块可望升值的地皮，托人找到市土地规划局的苟力行局长。送了几幅名人字画和景泰蓝瓷瓶，据说转手可值十几万。但是苟局长仍然拖拖拉拉地办事，使韩英魁弄不明白苟局长的用意：是嫌礼品分量不足，还是真有什么难办的环节。开始韩英魁没找施德安处长，苟局长说不找主管处长面子上让人家过不去。韩英魁原以为这不过是敷衍之词，后来觉得这句话也有些道理，于是派梁岩给施德安送了一个重30克的金戒指，给刘梅枝送了一个重25克的金项链，但是都被退了回来。 梁岩始终没有跟施德安提起这是韩英魁送的礼，也没有提起韩英魁要求施德安批一块地皮;只是说自己的朋友托他办的。施德安不但给回绝了，反而教训梁岩说：那一块地皮已经有了主，我们不能胡来乱插手。

　　苟局长为那块可望升值的地皮曾经跟施德安打过招呼，并且明确地告诉他这块地皮是给韩英魁准备的。

　　韩英魁有一次认真地对女儿说：“你回你妈那儿问问，我能不能跟她复婚?她要是跟那个姓施的离婚，我就再娶她一回。”

　　韩乃霞乐得别提有多高兴，她已经回过几次娘家，劝她妈跟她爸重归于好，恢复原来的家庭。

　　这就是刘梅枝依偎着施德安，但不肯说出来的哭泣的原因。她觉得自己已经在施德安这儿找到了感情的依托和生活的温馨，停靠在施德安的港湾里是最安全的，她实在不敢对前夫有什么幻想和奢望。只要他不再来打扰她现在的生活，只要他还能关照一下她和他在一起时生的子女，她就会感到很满足。

　　韩乃霞来家里诱引她回到过去的家庭氛围里去，她很生气。她是被气哭的，她恨她的女儿这么不懂得理解她的心，她恨她的女儿这么过分地依恋她的生父，冷落她的继父。

　　过了几天，当刘梅枝心绪平静下来以后，便陆陆续续将有关前夫的事向施德安讲出来。

四

　　施德安躺在办公室里间的床上，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这几天虽然听了刘梅枝对自己忠贞的表白，但施德安仍有些担忧这个后组建家庭的稳定。他已经离不开这个能给他带来温馨舒适的家，他想象不出倘若他的妻子现在换了别人，而不是刘梅枝，那么这个家庭会是什么样子。他怀疑那个家庭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他眷恋、难舍。

　　在一个闷热的房间里，刘梅枝手拿着一枝铅笔在签字，施德安告诉她说用铅笔签字不算数，没有法律效力。刘梅枝调皮地笑着，应付着：“我喜欢用铅笔，我愿意。”一个戴着假发套的法官——正如香港电影电视里的法官那样毛发蓬松，拖着长长的长辫，轻蔑地纠正说：“铅笔也有效，现在改革年代不要那么多清规戒律。”

　　刘梅枝微微笑了，两腮下的两个酒窝显得那么美。她走过来牵着施德安的手哀求着：“老施，我求你点事，你不要难为韩英魁，韩英魁可是跟我一起夫妻生活过，你替他办了吧!” 施德安拿起那枝铅笔，要在一份审批报告上签名。但是这个名怎么也签不上，那十几页需要签名的报告总是飘在空中，在五彩缤纷的云朵间飞舞，宛然一片片天女撒下来的花瓣。 花瓣散落一地，一条清澈的小河将施德安和刘梅枝分开，花瓣在清水里飘泊、游弋着。那枝平常的笔骤然间变得如巨檩般粗大，难以擎住并书写。于是苟力行走过来，身着非常

　　究的西服革履，帮施德安扶起脚下刚才倒下来的巨檩似的笔，然后将笔缩如初，握在自己手里。

　　内心里有一股按捺不住的激愤，似怒火中烧在升腾，施德安高扬起五指紧握的拳头，冲着衣冠楚楚、人模狗样的苟力行砸去。

　　“别!别!你签不签字我不管，我不管，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和平相处、和平相处!”苟力行胆怯地往后退，渐渐地从眼前消逝了。

　　不断扩展的视野带来了刚才那条散落花瓣的小河。无论施德安走到哪里，那条清澈的汩汩流淌的河水总是跟着他，挡在他的眼前，占据着他视野里的一个位置。河对面隐隐约约地有一个人影忽大忽小忽隐忽现，忽然清晰忽然又模糊不清。

　　这个人似曾相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在哪儿与他相处过，这是他一生中的隐形伴侣，俨然他的阴影一直在跟随着他。

　　河上起风了，河面泛出白沫涌起浪花，波涛汹涌上下起伏着。河面不知何时拓宽了，宽阔的河面上一叶扁舟飘忽不定地在游荡。

　　小船上有一个拼命摇桨的渔夫，这个渔夫俨然就是自己，在茫茫一片白雾中迎着风飘泊着。

　　“去向何方，去向何方?没找到归宿的人啊，你要去向何方?”一支凄清而忧伤的男低音在河面上回响。

　　施德安内心里瑟缩着，惆怅茫然，找不到目标，看不到可以驶往的彼岸。

　　一个大浪又一个大浪掀过来，小船摇晃的幅度更大了，被撞击着险些被掀翻。一个更大的浪头从远处急奔过来，直冲着小船，小船肯定要翻，小船逃不过去这一关，怎么办?怎么办?

　　睁开眼，施德安醒过来，满头冷汗。他仿佛想起过去在林场劳动改造时自己做过这样的梦。这是让人心里惶惑不安的梦，他现在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处境，早已不必再重温这样的噩梦。可是为什么它现在又来纠缠他?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用手捂住左前胸，觉得里面的疼痛一直在向四周辐射着。

五

　　下午，刘梅枝领着施德安找到专治心血管病的吴大夫，又为施德安做了心电心脏B超等全面检查。吴大夫说他的冠心病不很严重，只是有些神经衰弱，睡眠不好。让他多注意休息，少考虑些问题。吴大夫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她笑着对刘梅枝嘱咐着：“施处长有实病也有虚病，心里负担重了些。你可要多关心他，让你的老伴多高兴高兴，精神愉快些。” 吴大夫低头在给施德安写病案，开药方，刘梅枝有点羞赧地看了一眼施德安。

　　“没必要住院吗?住院能休息好一点。”刘梅枝向吴大夫建议。

　　吴大夫摇摇头：“不用住院，我现在给他开几天病假在家休息休息就会好的。”

　　从医院出来，施德安让司机直接把他送回家。他感到身体很疲倦，他想休几天，他不想回到单位去处理那些市民上访的麻烦事，也不想迁就苟力行去签一些不该签的文件。

　　施光的事就够他心烦的，现在又出来一个韩英魁——如果刘梅枝抛弃他去跟他前夫重归于好，他总有些舍不得，但还不至于精神负担太重。他凭他现在五十四、五岁的年龄，凭他现在处级职务还可以找一个不错的女人。只是从感觉上讲，他认为刘梅枝已经很不错啦，他舍不得离开她，虽然她现在没有一点要离开他的意思，他的多余的担心总是难以从心头抹去。 晚上，苟力行打来电话，先是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后来又委托他审批一块繁华地段的地皮，他想起来那可能就是梁岩求他帮办的那块。施德安答复说过几天他上班再定吧，他对有些材料还没审阅。他知道对苟力行顶撞是不可以的，但拖几天总还行。

　　他讨厌苟力行幕后交易太多，处处提防别给自己惹上麻烦。

　　将近十点钟，施德安已经躺下来准备就寝，外甥胡柏来敲门。

　　施德安穿好衣服来到客厅，胡柏一脸焦急的神色，跟他谈起施光的案子有了新的变化：那家生产电表的乡镇企业拿出了施光诈骗时使用的一张介绍信作为物证，上面有施光的名字和笔迹。

　　“怎么办呢?大舅 ，弄不好施光得判上几年!”胡柏担忧地说，两只手绞在一起下意识地搓着，焦虑地看了一眼施德安，又垂下头来一副愁眉不展的神情。

　　施德安觉得心脏区域在隐隐作痛，头上在冒虚汗，他先吃一丸中药然后冷静地思索着。他记起苟力行似乎跟他提起过，他跟受理施光案子的法院院长有一定关系。这也是前几天苟力行听说他儿子的事后，主动提出来的。但是当时施德安觉得施光的案子已经有了眉目，不至于再求苟力行;现在情况有变，明天他还得找苟力行帮一把。

　　胡柏仍然坐在沙发上紧蹙眉头，不吭一声地等待他表态。

　　施德安自己从冰箱里取出些苹果香蕉，让胡柏吃，自己也扒了一个香蕉咬了几口。据说吃香蕉可以舒缓人的郁闷的心境。

　　“先不要急，我明天再找找人，多花点钱。”施德安说着，苦笑了一下又问，“那个律师不是说他问题不大，可以全部解决吗?你给了他多少钱?”

　　胡柏伸出两个指头说：“两千块!不少了。”

　　施德安起身回到卧室，让尚未睡着的老伴从衣柜里取出一个储蓄存折，然后将存折交给胡柏：“你再支出两千给律师!”

　　胡柏把存折放回施德安坐的地方：“我看律师不是嫌钱少，他是无能为力;关键是在法院里得找个说了算，能替咱们说话的!”

　　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做了一夜的梦。第二天早晨天没大亮，施德安就醒过来，眼望着镶砌在天棚上的石膏花纹装饰板，感觉影影绰绰地有个什么东西爬在上面。他闭上眼睛想事情，但什么事都难以静心地想。他半睡半醒地躺着，窗外的鸟鸣声他听得清清楚楚，床头柜上小闹钟的嘀嗒声也声声入耳，然而脑子里一片空寂，眼前是一片片飞翔的飘忽不定的黑云，黑色的云块不断地在眼前飘飞、飘飞，飘向遥远的空间。

　　该起床时，老伴刘梅枝推了他几下，他睁开眼睛，老伴站在他面前叫他起床洗脸吃饭，才知道老伴早已做好早饭，知道自己又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

　　他知道现在不是休病假的时候，他要上班去。

　　上午八点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电话铃不停地响，开始是替施光办案的律师来的，述说着办案遇到的麻烦和不利因素，情况与胡柏昨晚说的差不多。第二个电话是苟力行打来的，以过问的方式再一次为一个申请一块黄金地段土地的单位说情、催办。

　　“苟局长，你房间里没人吧，我现在去找你谈点事情。”施德安想起了苟力行认识法院院长的事。

　　“我想出去一趟，下午你来谈不行吗?”苟力行在电话里拉长声调说。

　　“我只跟你谈几分钟，你等等我。”

　　放下电话，施德安急匆匆地去找苟力行。

　　推开苟力行办公室的门，施德安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坐在苟力行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那个男人有五十岁左右，用一种傲慢的几乎近于敌视的目光注视着施德安，然后用他戴着一颗很显眼的金戒指的手指梳理他的头发，他的头发稀疏得可以看到头皮。

　　苟力行笑吟吟地离开他的办公桌，迎着施德安走出了门外。

　　“你是不是找我联系法院的事?现在坐在我房间里的这位就是法院院长的老铁，也是申办一块繁华地段土地的实际业主，你给帮忙审定一下吧!”苟力行故意压低嗓音说。

　　“我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那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施德安欲推门走进去。

　　“怎么没说过，只是我没直接告诉你他是谁。他叫韩英魁——你老伴的前夫。”苟力行拦了他一把，仍然是以窃窃私语般的语调对他说了一句，“你跟他认识一下，你帮他的忙，他帮你的忙。”

　　施德安怔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苟力行好一会儿，脱口而出一句：“开什么玩笑!”然后悻悻地转身拂袖离去。

六

　　几天后，施德安住进医院的病房，不是因为冠心病，而是腰部受伤和腿部腓骨骨折：那天晚饭后他到附近街上散步，心事重重不留神被一个骑摩托的小伙子撞了一下。当时他摔倒在地不能动，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把他送到医院后却偷偷地溜了。

　　白天，刘梅枝在他病床前忙来忙去，陪伴着他，侍候着他。晚上，张志全和胡柏轮流来医院护理。

　　梁岩和韩乃霞到医院病房只来过一次，后来韩乃霞自己来过几次。他说梁岩出差去了北京，他们单位在北京最近招标了一项建筑工程，副总经理非要带他一起去考察，谈判。

　　谁知道这是不是一句谎话，是不是一句借此躲避晚上护理病人的托辞呢?施德安无法考证，但是他从刘梅枝那难堪而无奈的脸上猜到了一点什么。

　　施德安腿部打着石膏卧床治疗，刘梅枝要侍弄他吃药饮水、吃饭、大小便、有时还要找医生商讨诊治方案。

　　严莉请了几次假来医院探望，一次是陪着她父亲严玉柱来的，后来是自己来的。她帮刘梅枝给施德安取药，端水，他给施德安送来自己在家里做好的饭菜。自从她哥和嫂子一家搬出去以后，严莉很快学会了自己做饭炒菜，也能炒几样可口的小菜。尤其这几天为了给未来的公公送饭，她特意求教于邻居、同事，弄出几样适合于老年病人胃口的饭菜。施德安吃到嘴里，有时真弄不清这装在瓷盆里的红焖鱼和凉拌小菜是老伴做的，还是严莉做的。当然张志全的养母有时让子女也给他送些可口的菜肴。

　　严玉柱来医院看他，他跟严玉柱谈起了张志全与严莉的婚事。严玉柱说：“他们俩人年纪都不小，也该结婚啦!”

　　施德安问：“严大哥你让他们俩住在哪儿?等我出院以后得给他们弄套房子。”

　　严玉柱冷笑着摇摇头说：“你给这个弄给那个弄，不太方便吧，还是让他们住在我那儿。房子虽然旧些，冬天挺暖和——有我给他们烧火墙，保证不让他们挨冻遭罪。”

　　躺在床上欠起身子的施德安拍拍严玉柱的胳膊说：“方不方便，你就不用操心啦，我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张志全终究是我的亲儿子，二十多年没让我管，这件事我不能不管。干啥吃啥，我不就是有这么点权嘛!”

　　严玉柱走时，脸上挂着一丝轻蔑的笑，是嘲笑他的浮浅、市俗，还是根本没把他那点能给自己儿子弄到房子的权当成一回事。施德安总觉得这老头现在已经变得古板、世故、孤芳自赏，有难以让人揣度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老头又确实能身体力行、洁身自好，对别人又总是那么热情、仁慈、乐善好施。

　　晚上五点钟左右，严莉又来送饭，施德安觉得她来得太早，问道：“怎么下班这么早，还是没上班?为我你可别请假，你婶一会儿她也能送饭来。”

　　严莉一边替他收拾洗换的衣物一边坦然地说：“请假也没什么，谁家没点事;这年头，干好也没人提拔你，干坏也没人批评你。”

　　听话听音，施德安听出她在工作单位有些不顺心的事，便又问：“你不是在幼儿园当老师吗?女同志干这个工作还是挺适合的，你不喜欢这个工作吗?”

　　严莉不知如何回答施德安的问话。她在犹豫应不应该把自己以前应聘的遭遇告诉长辈，所以她缄口不答。

　　“我好像听说你也是大学毕业，学什么专业的?”施德安仿佛想起什么，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关心过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心里立刻产生一种内疚感。

　　严莉这才慎重地回答：“不是什么正规大学，是夜大学中文。”

　　“是嘛?上了大学还当幼儿园的老师?你应该去哪个机关当个文秘人员。你想去吗?我可以给你联系一个单位。”

　　既然施叔这么说，严莉也希望能有人帮她一把，她忍着想不说，但还是忍不住把自己前些天应聘落榜的事说了出来，至少她能得到长辈的同情。

　　施德安时而闭着眼睛，俨然在养神似的侧耳细听，时而眼睛盯着天花板用手挠弄一下头发，颌首微微笑，时而突然问一两句：“后来呢，你告了你的同事又怎么样?”

　　严莉娓娓地叙说着她对当下世道的不公，叙说着她的愤愤不平的情感，嫉恶如仇地发泄着不满。

　　从施德安的表情上严莉觉得他对这类事已熟视无睹，习已为常，不值得像她那样动感情，但是施德安却一再让她讲下去。

　　过了一会儿，施德安坐起身子，让严莉把床头柜上的水杯递给他。他把放在床边用白纸包着的药包打开，将药粒吃到嘴里喝水送下。他的动作徐缓而有节奏，斯文而稳重，俨然一个久经沙场、老于世故的军人。

　　“不要激动嘛，现在什么事都需要有点关系。公开地讲是公平竞争，实际上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公平竞争能完全做到吗?你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几千年，封建残余观念根深蒂固呀。”施德安又端起水杯，呷了一口水，继续笑着劝解严莉说，“你也不要因为这事而恨你的同事，她也是先认清了人际关系在社会中的作用比能力因素大一些，才去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嘛，人才的公平竞争至少还都是挂在嘴上的多，实际实行的少，你不能不正视这个现实。所以凡事都不要太认真了!”

　　听到这里，严莉也舒缓一口气，觉得施叔说得在理，觉得这种社会状况不会很快改变，没有必要为此而烦心动情感。于是她随着施德安的劝解也会意地笑起来。

　　后来施德安问她：“市电力局机关怎么样?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当二把手，给你弄一个文秘当当不成问题。如果你干得好，我不用张口就会有人提拔你当个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什么的，这可是凭你自己本事的时候。”

　　严莉说：“施叔，让我想想吧，我问问张志全的意见。”

　　施德安有些不悦地说：“你问他干什么，你愿意干什么工作，他能管得了你吗?”

　　“妇女在家在外都应该有自主权，你说是吗?”

　　于是说的和听的都笑了。

七

　　严莉收拾完空餐具，提着三角布兜走出病房门来到走廊。一位年龄与她相当，模样俊俏打扮入时的姑娘正在向一位女护士打听：“这是骨科病房吗?施德安在哪个房间?”

　　严莉停住脚步，注意到这位姑娘手提一大兜水果、奶粉等探视病人的礼品，便主动为她引路，带她去施德安的病房。

　　“你是施叔什么人?”严莉好奇地问。

　　“我是施处长儿子的女朋友。”这位姑娘有点腼腆地说。

　　严莉从没有听说过施光有对象，但是一般的女朋友不会自己直接找上门来，于是探询地问：“你知道施叔有几个儿子?”

　　对方也许感到这个问法有点让人难堪，好一会儿没反应。但是一旦她说出了一句，确实挺让严莉感到吃惊：“不就一个施光吗?施光没说他还有兄弟。”

　　没等对方问严莉的身份，病房的门已推开，俩人走进去，并肩站在病床前。施德安惊异地看着两个姑娘。

　　“怎么，你们两人早已认识?”他问。

　　严莉解释：“刚刚认识。”

　　刚刚认识的姑娘说：“施处长，啊，施叔，我不知道您住院，我去了您单位，费了好多口舌才打听出来您住这儿。您有病我得来看看您。”说着她把手里提着的礼品放到病房一隅的床头柜上。

　　“坐吧，来看看就可以啦，你还破费买东西干嘛?”施德安有些客气地说。

　　听他的语气，严莉明白这位姑娘并非像自己那样跟施叔稔熟。

　　“坐吧，施光出差现在还没回来，他一回来我就让他去找你。”施德安的语气有些不自然，或者说不知如何接待这位不很熟识的姑娘。

　　姑娘坐在对面床上，严莉从床头柜拿了一个桔子扒了皮递给她，自己也坐在旁边。姑娘扭捏地将桔子放回原处。

　　严莉揣摩姑娘可能有事要跟施叔说，自己在一旁不方便，而且自己还有事应该早些回去，便再一次起身告辞。

　　“你别走，你替我招待招待这位——”施德安说，他找不出恰当的称谓来说明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开始向这位姑娘介绍严莉：“这是我大儿子的对象，你不知道吧，除了施光，我还有一个儿子，他和施光是双胞胎。”然后又给严莉介绍：“这位是施光的女朋友。”这样，两位姑娘彼此点点头。“对象”和“女朋友”是有着差别的，对象只能同时有一个，是专指;女朋友却是同时可以有许多，是泛指;严莉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对方面前显得有些优越感。

　　出于礼貌和关心的需要，姑娘简单地问了一下施德安的病情。除此之外，她没再说什么。严莉看得出她是有些事想跟施叔谈，但又觉得这种场合不合适。

　　严莉又一次起身告辞，没想到这位姑娘也起身随她出去。

　　病房的门关上了，俩人一起走出医院的大楼来到四通八达的街口，严莉问她向哪个方向走，她却扯住严莉的衣袖。严莉转过身来突然发现她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俊俏的脸蛋扭曲了，痛苦和委屈的眼泪像一颗颗银珠似的挂在脸颊上。

　　“我能跟你说说吗?我求你替我想想办法。”她向严莉哀求着。

　　严莉随她放慢了脚步，后来两人在一家已闭店的商店门前的台阶上铺两张报纸坐下来。 自称是施光女朋友的这位姑娘名叫吴美萍。半年前家里因为要扩建一下用板棚子改造的私房，她到区土地局办手续时认识了施光。她对施光的办事能力之强和社会交往之广深感折服。施光也很愿意为她效力，除了妥妥帖帖地为她办好了私人建房占地的手续以外，还替她搞了几张彩色电视机购买票。有几次中午他还顺便请她去饭店就餐，有的时候仅限于他们俩人，有的时候还有施光的几个朋友。她发现施光花钱从来不犹豫，想买啥就买啥，出手大方;施光曾送给她价值千余元的金项链，价值几百元的女士皮包。他说他喜欢她的温存、小鸟依人的形态，喜欢她对男人能体贴、服侍周到、干活勤快。她呢，觉得他长得也不错，长相有些像她过去处过的一个男朋友。虽然她爱过这位男朋友，但是他没有社会地位，不善于社会交际，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那位男朋友只是爱看书，爱看书有什么用，没有钱没有权，就没有前途。她也是想来想去下了很大决心才跟他分手的，虽然她当时对他还有些眷恋，有些难分难舍的感情。现在她遇到施光，仿佛又找到了以前的朋友，恢复了以往的感情。

　　“而且，施光带我去看他暂时不住的房子，房间真宽敞，真阔绰，皮沙发、大彩电，太让我羡慕了。施光说以后要娶我，我让他发誓，他发了誓。后来，后来他就对我动手动脚……”吴美萍说到这里，两眼发呆，哽咽着说不下去。

　　严莉看到她这般被悔恨和羞耻折磨的痛苦表情，也无言以对，不知如何劝慰宽解对方。 吴美萍一边拭着泪水，一边缓缓地以低沉的语调诉说着：

　　“现在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两个月前我找施光，他让我打胎，我不干。我让他去跟我登记结婚，他说他还没考虑好。他说我这样的女孩他施光有一大串，他不能都跟着去登记结婚。我说他骗了我，我要告他，他才答应我过些天再答复我，他说他现在正忙于做一笔大买卖。当时他给了我两千块钱，让我先用着，花没了再找他。我知道他在敷衍我，我就去找他父亲。我听他朋友说过他父亲施处长是市土规划局的处长。施处长开始以为我是因为动迁安置上访的，不愿接见我，后来听说是为他儿子的事找他，就单独接待了我，听我讲了我跟施光的事。他劝我，并答应我他要找他儿子谈，了解情况后一定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我说我要见施光，施光躲着我，有一个多月不见我;施处长说施光到南方出差去了，得过几天才能回来。现在时间又过半个月了，还是找不到施光。我前几天又去了一趟规划局，才知道施处长住进医院，我没办法只得到医院来找施处长。但是我跟施处长不好意思谈怀孕的事，我怎么谈呀?我羞我臊，我说不出口呀!”

　　吴美萍又掩面抽泣起来，严莉把一块干净的手帕递过去，同时劝她不要太伤悲。吴美萍哭泣不止，严莉无奈地等她自己停下来。

　　霓虹灯下，穿梭如织的车灯把过往的行人映照得清清楚楚，他们有的驻足好奇地看着她俩，有的冷漠地打量几眼走过去。这时张志全骑着车子从对面的拐角处驶过来。严莉仿佛见到了救星，喊了他的名字，然后向吴美萍小声解释说：“张志全是我的对象，他和施光是双胞胎的兄弟，但不姓一个姓。”吴美萍猛然间停住了哭声，用手背抹了几下眼睛。

　　张志全加快脚步向这边骑来，吴美萍抬眼望了一下，蓦地将脸转向别处。

　　张志全扶着车把，一只脚着地停在商店的台阶下，见到自己过去的对象和现在的对象，怔忡而窘困地不知说什么，也不知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奇怪这两个以前并不相识的姑娘怎么会聚在一起?而且吴美萍——以前曾让他感到那么冷心肠的人也会动了伤心的情感：因为他现在已经注意到她那因刚刚恸哭而红肿的眼圈，注意到她那曾经使他痴迷过的脸蛋、红唇上还有没抹去的泪痕。

　　“你还愣着干啥?这位是施光的女朋友，刚去医院看你爸，出来身体有点不舒适，你能不能用车把她送回家?”

　　听严莉这么说过以后，吴美萍羞得把自己的脸伏在严莉的肩膀上迟迟不想抬起来。

　　“怎么，她是施光的朋友?”张志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错误地接收了信息?他不知当着严莉的面是否应该说明他和她过去的关系。说了好，还是不说好?他拿不定主意。

　　严莉这时搀扶着吴美萍一起站起身。张志全不得不从自行车上迈下腿来，将自行车调转一个方向，因为他知道送吴美萍回家，必须走这个调转的方向。

　　“上来吧，吴美萍，让我们俩送你回家!”张志全不自觉地说。

　　吴美萍早已抬起头，用呆滞的茫然若失的眼神迎接过去的恋人，同时说：“不，我自己能走。”

　　“怎么，你们认识?”严莉吃惊地问，然后劝吴美萍说，“既然你们认识，那就让张志全骑车送你回家吧!”

　　张志全将车子横在吴美萍前面，爽快地笑着对她说：“你家离这儿远，这么晚了，又没有直接通的公共车，还是让我送你吧!”

　　吴美萍低着头苦笑着说：“谢谢，谢谢你们二位，让我自己走吧!”然后向前快走几步，毅然扬起头，高抬起手臂招呼一辆即将从眼前冲过去的白色出租车。

　　白色的士停下来又开走了。吴美萍钻进车时带着苦涩的微笑向张志全和严莉点点头。

　　他们宛如一对幸福的情侣，牵手漫步在夜晚的街道上。

　　严莉将吴美萍和施光的事讲给张志全，张志全向严莉说明了他以前跟吴美萍的关系，俩人的心情都不平静。

　　“原来你说的就是她，嫌弃你没有国营编制。她真不该这样!”严莉感慨地说。

　　“人家嫌弃我，我倒是希望她有一个好运气，找一个比我强的郎君。可是她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张志全说到这里扼腕叹息，表示自己的遗憾。

　　严莉挽起张志全的胳膊，有些嫉妒地说：“不过她还是挺漂亮的，你看她那双丹凤眼，多诱人喜爱呀!你离开她肯定是痛苦得不得了。”

　　“是的。”张志全朝严莉点头承认调侃着说，“我当时痛不欲生，失恋了嘛，而且是人家甩掉了我。亏得以后又找了你，不然我……我怎么活呀?”

　　严莉小心地掐了一下他的胳膊，说：“你怎么也撒起谎来，当时不是因为首先你不想接班吗?!就为了这点小事她跟你吹，她真犯不上。结果又找了个施光，施光是什么人?地道的流氓、骗子、浪荡公子。哎，你别生我的气，我可是批评起你的亲兄弟来了。你的亲兄弟比不上张志强，张志强为人处事还有个仁义厚道劲。”

　　“听梁岩说，施光上个月又被收审，因为经济诈骗。”张志全严肃地说，“找个机会我得跟我那亲爹谈一谈，不能再纵容他，包庇他，一定要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让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不然，他施光就毁了。”

　　“你能说服你老爹吗?一会儿你回医院的时候，你能说吗?”

　　“我想我能，或者找一个别的时间——等他的病好一些;以后施光放出来，我还要跟施光谈谈，如果他出不来，我也要利用探监的机会找他谈。”

　　“他能听你的吗?”严莉怀疑地问。

　　“也可能听，也可能不听，反正我这个当兄弟的要尽到责任。”

八

　　晚上，胡柏也来医院护理，他对施德安说：“大舅，前些天我忙着找律师，找法院的人，现在好了，施光这次真的快放回来，我也该为你老尽尽孝心，我是你的大外甥呀!”

　　施德安有些不放心地问：“什么时候放出来呀?这次别再唬弄咱们。”

　　胡柏说：“三、两天吧，这次不会有假。”

　　施德安略微点点头，长吸一口气，什么也没说也没问。过了一会儿，他掏出一张纸、一支笔，给胡柏写了一个条子，让他明天去市石油公司找一个老朋友，替严莉安排一个办公室秘书的位置。

　　胡柏看着条子疑惑不解地问：“你老急什么，你病好了亲自去谈不是更好吗?”

　　施德安躺在床上闭目养神颇有把握地说：“几天前我想让严莉去电力公司，后来我想还是去石油公司好，石油公司的一把手是我的老朋友，比电力公司的二把手更说了算，只要跟他打个招呼就可以。几天前他来医院看过我，提到他们那里效益好，工资高，奖金也多，让我推荐个女秘书。当然，你不能去，施光也不能去，你们的工作单位和待遇都不错。我想介绍严莉去，一来她是我们家以后的儿媳妇，二来是我老朋友严玉柱的女儿，三来这个女孩挺不错，夜大学中文的，现在当幼师有些屈才，咱们现在不帮她啥时帮她。”

　　胡柏明白大舅的用意，不再多谈这方面的事。他想等大舅情绪好些，跟他谈谈施光的案子。

　　“大舅，可能连你也想不到，这次为施光，梁岩可真够意思。这小子没想到还真交了几个不错的朋友，在法院里找了管事的，还真能给说上话。”胡柏一边注视着施德安的表情，一边说。

　　施德安蹙紧眉头想到梁岩背后那个韩英魁可能参与了这件事。他为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缓缓地低声问：“梁岩是先找的你，还是你找的梁岩?梁岩怎么知道施光被拘的事?”

　　胡柏回答说：“确确实实是梁岩先找的我，我以为你和我舅母先跟他说了这件事。”

　　施德安又缓缓地问：“梁岩他——直接认识法院里的人吗?”

　　胡柏又回答说：“不，他说有个姓韩的总经理事先给他联系的，是不是跟韩乃霞有点关系。我问他，他只是笑笑，没给我介绍，也没领我去见面。不过法院的人见了那个韩总经理写来的条子，态度马上有了转变。梁岩说韩总相当富有，交际特广，办事能力特强，有些事不用他亲自出马，只要打个招呼，写个条子就好使!”

　　施德安这时有点按捺不住自己是因为嫉妒还是因为厌恶而产生的恼怒，抬起手臂摆了几下说：“算了算了，施光不是还没出来吗?关键是施光什么时候能被放出来!”

　　胡柏不曾体会他大舅的心境，接着刚才的话题提出一个建议：“施光放出来得找那个韩总表示一下谢意，起码得聚在一起吃顿饭。”

　　施德安也只得无奈地点头，从鼻子里哼出一个“嗯”字，因为此时他不便也不愿跟外甥谈所谓韩总与自己的关系。

　　三天以后，早已被剃了光头的施光从拘留所里出来。他本想在归自己所有的寂寞的大房子里养几天精神，吃点喝点，补补身子，恢复一下刚获得自由之后的心境。虽然这次他是二进宫，没有跟第一次那样心慌意乱，诚惶诚恐，但心情不佳是肯定的。他从那个失去尊严的地方一出来，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接他的亲人是他的表哥。胡柏把他接到一辆轿车上，问他去哪，他说带他到自己的房子休息几天再说。

　　轿车开到中途，胡柏让司机停了一会儿，他下车买了一些面包香肠、酱肉、罐装啤酒，回到施光半年前新弄的二屋一厅一厨——落满尘埃的住所。没顾得让人收拾一下房间，施光便仰面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体会着重获自由舒畅的感觉。胡柏去厨房切他刚买来的熟食，拌一个凉菜。

　　司机坐在另一个单人沙发上吸烟，不住地啧啧感叹着，他对作为一个单身汉的施光能拥有这样宽敞的住屋表示歆羡。

　　因为没有碗筷，三个人用手抓着，用刀子叉着几个凉盘，因陋就简地吃喝一顿。

　　施光颇有食欲地饱餐过后，独自躺在沙发上，胡柏把吃喝剩下的东西用报纸裹着从阳台扔了出去，然后简单替他收拾一下房间。

　　临走前胡柏拍拍似睡非睡的施光，告诉他：“我晚上去市立医院，你老爹半月前被车撞了一下，这几天在住院，今天该我去护理。”

　　施光省悟地一下子从沙发上坐起来，伸着懒腰说：“等等，撞得怎么样，要紧不?现在我也去医院看看。”然后有点埋怨他表哥：“唉，你怎么不早说!”

　　胡柏告诉他大舅的伤势并安慰他：“不太要紧，你过几天再去吧，先在家养养精神，睡个好觉，现在已经没事了。”

　　第二天下午，换了一身新衣服刮了胡须，精神抖擞的施光来到他父亲住院的病房，将带来的一大塑料袋水果重重地往床上一放，差一点碰到他父亲打着石膏的腿上。

　　施德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揶揄他：“在里面待够啦，啥时候再三进宫呀?”

　　施光本想来医院问问父亲的病情，尽尽做儿子的孝心，但听父亲这么一说，知道自己理屈，只得厚颜地咧嘴一笑，默不作声地等着父亲训斥自己一顿后再说点什么。

　　施德安不冷不热地斥责几句儿子，因为儿子现在已经从拘留所里出来，体型已经明显消瘦，两个眼窝深陷下去，他内心里又有些怜悯，他原想更严厉地痛骂一顿儿子，但有些不忍。

　　这时病房的门被拉开，穿着西服革履形态潇洒的梁岩走进来，他象往常那样恭敬谦和地向施氏父子点头示意，面带微笑。

　　“施叔，好些了吗?”梁岩除了与韩乃霞结婚有几天时间称施德安为“爸”，以后仍按结婚前那样称其为“施叔”。

　　施光对梁岩这么称呼他父亲觉得更合适，他自己也从来不管梁岩叫“姐夫”。

　　施德安收敛了对儿子的骂意，顺手指着床前的椅子让梁岩坐下。

　　梁岩坐下后转过身来跟旁边的施光搭讪：“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本来想跟胡哥去接你，但那天有些事实在分不开身。”

　　施光此时正因为挨父亲的训斥而满肚子窝火发不出，他见梁岩来医院看父亲连点东西都不带，心里更有些不快，便没好气地嘲讽说：“那可劳您大驾啦，您最近忙得很，我怎敢劳您大驾?”

　　梁岩微微笑笑，有意提醒他说：“管你案子的法官真不开面，我托人找了他好几次，不然你能出来更早些。”

　　施光对梁岩这么说有些不领情也不服气，因为他不知道梁岩不是靠他父亲而是靠韩乃霞的父亲——梁岩真正的岳父来托的人情。施光至今尚不知梁岩又靠上一个有钱的老丈人，便以怨报德地挖苦质问着：“你托的人情，好大个面子?没有我老爹，哪有你今天这么流光水滑的梁工长?少跟我卖关子，我问你：你今天是来护理还是跟我爹讨人情来了，我老爹给你办的事还少呀?”

　　对施光无端的斥责，梁岩不屑地笑笑。因为以往一惯受施光歧视，自己也有些自卑心理，现在他虽然不再完全依靠施家，但尚未开始找到一种方式，使自己从这种逆来顺受遭人白眼的环境和自卑心理中解脱出来。

　　施德安为制止儿子对梁岩的嘲弄，几次喊施光的名字，才使施光感到自己在父亲面前的失态。

　　“好，好，我不说，我不说我梁姐夫。老爹您放心，我今天开始护理您，我以前老惹您生气，让您操心，现在我得学习，学得孝顺点。今天由我护理，明天梁姐夫能不能来?大家轮流排班嘛!”施光跟父亲调侃后又将了梁岩一军。

　　梁岩脸上仍然挂着微笑，应付着：“明天不行，后天我来，我这几天跟我们韩总接手一个大项目，实在没时间。”

　　听到“韩总”这两个字，施德安就挥手让梁岩“快忙你的去”!

　　梁岩也知趣地起身告辞，临走，他大大方方地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大沓钞票，放在床上，说：“这一千元是我孝敬您的，施叔，你想吃啥就买点。”

　　施德安让儿子将钱还给梁岩，他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现在用不着钱。”

　　梁岩早已合上公文包推门走出，施光没有追出去还钱。他认为梁岩拿出点钱给他住院的老丈人——过去曾多次帮他揽活吃回扣的老丈人也是一种正当的回报，没有什么不应收下的理由。他认为父亲有病住院，作为女婿梁岩有义务参加轮流护理，但梁岩藉口事忙逃避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梁岩走后，他把厚厚的这沓钱用报纸包好，放到床头小柜抽屉里面。

　　“给您老放好，您老别忘了钱放的地方。”施光嘱咐父亲，并且有些不放心地唠叨说，“不然我明天给您存上，给您以后用。放在这儿让谁发现了不安全。”

　　施德安看不惯儿子对钱这么看重的态度，他不让儿子把钱存到储蓄所，他想等梁岩再来时退还给他。

九

　　临吃饭之前，施光从水房打来半盆凉水，从暖瓶里倒出半瓶热水，用浸湿的温毛巾给父亲擦洗身子。他擦得很仔细、很经心，让父亲感到很舒适、很清爽。

　　晚上开饭了，施光拿着订餐小票端着搪瓷盆去走廊打饭，从流动餐车打来饭菜。他小心翼翼地服侍父亲半卧着吃饭。

　　父亲吃过饭，他又给父亲递过去牙膏、牙刷和盛满清水的水杯，用水盆接着让父亲刷牙。 父亲小便时他马上把特制的尿盆递上去，然后再把臊味刺鼻的尿盆端到厕所倒掉，将尿盆冲洗干净，放回父亲的床底下。

　　施德安继续躺下来闭上眼睛，耳朵上插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的耳塞，欣赏着一支西洋乐队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俨然自己也随着轻柔、欢快、悠扬的旋律而陶醉得入睡。

　　施光在床边的小柜旁开始胡乱地吃着父亲享用后剩下的晚餐。这几天他食欲很好，吃什么都香，而且饭量很大。施德安偶尔睁开眼，看看儿子吃饭的贪相，心里颇不是滋味。

　　施光已经在父亲的病房连续护理两个夜晚，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以后，他学得很乖巧。尤其在父亲面前，他不再跟以前那样大声说话，阴阳怪气地嘲讽人，他的话比以前少多了。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学会了侍候人，他对他父亲的护理表现得极其周到、精心，一改过去的散漫、懒怠的作风，现在他显得勤快多了。

　　施德安想：“也许这个儿子以后会改改旧毛病，接受教训，重新做人。”施德安对儿子曾经恨过、怨过无数次，现在他看到儿子这么孝顺地对待自己，倒有些疼爱他。他想到儿子以后的婚姻问题，想问问他现在有没有对象。他不想主动跟他提到那个曾到单位也来医院看他的女孩，他想让他自己介绍出来，于是他故意咳嗽一声，儿子因此抬头看他一眼，他让儿子的眼神停在自己这一边。

　　“我问你一个事儿。”施德安很关切但又很平静地问，“你在外边处没处女朋友?处没处对象?”

　　听到这样的问话，施光倒有些羞涩地笑了一下，然后两眼紧盯着父亲，琢磨着父亲如此问话的用意，接着闭起眼睛做摇头状。

　　“是真的没有还是不想告诉我?”施德安又问。

　　“接触过几个，但都不合适!”施光搪塞着，“您老就不要跟着操心了，只要我愿意，我打不了光棍!”

　　施德安相信儿子的话：施光不是没条件找对象，现在的女孩都羡慕像施光这样有个好工作、有个好爸爸、有个好房子。施光身后的女性追求者不会少，但是施光能不能跟她们也持着一种不严肃的态度呢?

　　施德安有些担忧，但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证据，他又想到那个前几天来医院病房探望他的女孩子，想到她两次来找他时那仿佛受了委屈的神情，于是问了一句：

　　“前几天有一个叫吴美萍的姑娘来看我，她说她是你的对象、女朋友，有这回事吗?” 施光的脸这时候一下子臊得通红，怔忪地转过身去。

　　“有这回事吗?”施德安又大声地问了一句。

　　施光迟顿地转过身来，神色很快平静下来，从容自然地笑了一下，调皮地说：“哪儿的事，我的老爹，想当我对象的多啦，我要不要她们呀!”

　　“那么说，是没这码子事啦，但是你对人家一定要规矩些，不要惹出事来!”父亲严厉地警告他。

　　“爸，你听我说，我这人绝对规矩，我不会跟她们乱来。”施光先笑了笑，然后又极严肃地补了一句：“我这个人见了女孩子连话都不会说，我哪敢呀?”

　　“你要是敢，我可不饶你，我决不包庇你!”

　　“爸，你就放心吧，这方面我可是个纯洁小伙儿。”

　　施德安不再说什么，病房里静悄悄的。施光吃完饭收拾完碗筷，也悄悄躺在另一张床上小憩。

　　门外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施光以为护士来给病人试体温，说了声“请进”，也没起身。 “施光!”一个女性轻柔而熟悉的呼唤。

　　施光起身看到吴美萍正惊喜而柔情地注视着自己，似见到久别的亲人。施光竖起一个指头放在嘴边，示意她不要声张，不要干扰父亲的睡眠。然而施德安并没有睡着，他轻轻地睁开眼，微微地向姑娘点头。施光要拉着吴美萍往外走，施德安说：“让姑娘坐下歇歇吧!”

　　吴美萍将带给病人的水果兜放下，拘谨地坐在床边的小凳上，问施德安：“施叔，您好点吗!”

　　施德安笑着回答：“好多了，谢谢你多次来看望我。”

　　吴美萍羞怯地看着施光，又问：“你出差什么时候回来的?”

　　施光随便地应付着：“刚回来没几天，还没来得及去看你。这不，护理老爹要紧!”

　　两人有问有答地聊了几句，气氛很平和，吴美萍愣怔着，半天没再吭声。后来她终于鼓起勇气说一句：“我是有个事要跟你说!”

　　施光用手指指外面，于是两人蹑手蹑脚地推门出去，在病房的走廊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吴美萍不知何时眼泪在簌簌地掉，眼圈已经红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有事说事你哭什么?”施光掏出手帕来让她擦，“我他妈最不愿看动不动哭天抹泪的!”

　　吴美萍呜咽着说：“我已经三个月啦，怎么办?你出差前我就告诉过你。”

　　施光咬咬牙撇撇嘴说：“怎么办?很好办，打胎做了去!”

　　吴美萍听了这话不再抹眼泪，勃然变色怒目而视地瞪着他质问：“打了?这是你的骨肉，你就这么狠?”

　　“那——你说怎么办?”

　　“结婚!现在就结!你不是有现成的住房吗?”

　　施光突然哼了一声，然后哈哈地仰天笑了起来，把吴美萍笑得莫名其妙，直愣愣地看着他。

　　施光笑了一阵才发话说：“现在说结婚还太远，你先打了吧!我再给你一千块，加上以前的一共三千块，怎么样，不少吧?”

　　吴美萍这才明白施光的意思，她气恼地一甩手：“谁稀罕你那几个臭钱，你想打发我?你当初就没安好心，我到你们单位告你，我到你父亲那儿去告你!”

　　吴美萍哭着喊着像只发了狂的母狮要返回病房。施光拦着她，抱着她，她抓着施光的衣服咬施光的胳膊。施光开始躲闪几下，然后忍不住大打出手，几拳过去将吴美萍打个鼻青脸肿，鼻血也流了出来。吴美萍要用头撞施光，弯腰低头冲过去，施光又用拳头打她的头部。但是后来扬起的拳头被一个很有力的手臂扭住不放，这个人就是他的胞兄张志全。张志全下班后想来病房看看，看见十几个人围观一男一女在厮打，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男人在打一个女人。他凑过去看，才发现这是两个跟自己有关系的人。

　　“你怎么能这么野蛮，好男不和女斗，你不觉得害臊?”张志全质问自己的胞弟。

　　施光松开了手，放下胳膊，让张志全看自己被对方咬伤的地方。

　　吴美萍在一旁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这时候，病房的走廊里，围观的人们正在指责施光。 张志全已经听严莉说过施光和吴美萍的事，明知故问地问施光：“你这是为什么，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施光自知理亏地不做声，吴美萍不管不顾地说：“他引诱我，说跟我结婚，现在变了卦，让我打胎，给我几个臭钱就想打发我走，没那么便宜!”

　　施光似乎忍了又忍，跟着骂了几句：“臭婊子，贱货!谁知道你跟了几个，想赖上我?给你点精神损失费就不错啦!你还想要个几十万，你配吗?”

　　吴美萍虽然嘴上不示弱，一再表示要到有关部门去告施光的状，但在张志全的劝解下，无奈而悄悄地撤离了“战场”，走的时候她又呜呜地哭起来。

　　施光指着走远的吴美萍对张志全说：“这点事算什么，我再给她加两千块，她告什么告?她见好就收吧!”

　　张志全看了施光一眼，恶心得一句话都没说。

　　这一对哥俩回到父亲的病房时，谁跟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梁岩提了水果和礼品来到病房。施光突然振作起来，对梁岩极其热情客套，又是递烟又是拿水果，话语间谦恭得很，与以前相比大相径庭，俨然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好象他和梁岩之间早就有情有义。

　　张志全知道梁岩又找到一个归宿，于是他鄙夷地笑了笑，故意擤了擤并未塞住的鼻腔，内心里愈发看不上施光这套作风。

十

　　三个月以后，施德安已经康复。严莉在施德安的关照下也到新的单位上班一个多月了。星期天张志全和严莉来家看望生父和刘阿姨，带来一只烧鸡一个风味小肚。刘梅枝到农贸市场买了鱼、肉、青菜。晚上，施光也来家里，一家人将围坐在大拉桌旁聚餐。

　　刘梅枝在厨房做晚餐的准备，严莉帮着洗菜切菜打下手，两人一边干活一边聊起来。

　　“新单位还可以吗?你去干什么工作?”

　　“机关办公室的文秘，得经常给领导起草文件写发言稿，开始我有点不适应，后来多写几回路子熟了，也没什么太难的。”

　　“你和小张都不小啦，也该结婚定日子吧?”

　　“暂时定在九月二十八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你们得准备准备，还缺啥吗?我听老施说正在给你们筹备新房子，据说是二屋一厨，将近五十平米的面积。”

　　“我爸说让我们先住在我家。”

　　“那不是平房吗?什么设施也没有。”

　　“小张说这就不错了，他没提施叔给我们要房子的事。”

　　“我估计差不多。老施办事稳当，他办事前从不张扬，不办成不罢休，尤其是为你们。” 张志全乘坐施德安的面包车去火车站接探亲回来的韩乃峰。刘梅枝已经有两年时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儿子在部队虽然常常写信，反映他在部队生活得很好，已经升为班长并且有希望加入党组织，只是他生父的问题尚未调查清楚。

　　施德安曾经利用出差的机会去过内蒙古赤峰，看过一次韩乃峰。说实话，他对韩乃峰的喜欢程度比对施光要强，他喜欢韩乃峰的单纯、坦诚、对人有礼貌又热情。

　　通过以前的一个老战友，他与当地部队的实权人物接上头，疏通一下，在一起吃吃喝喝地近乎过几回，送过去几件值钱的礼物，韩乃峰的境遇比刚入伍时好得多。各级领导每次有活动都少不了表扬他，每次评比都有他的名次，每次嘉奖都让他沾上边。而且这小伙子还真有股子实干劲，有个实心眼，乐于助人乐于出力，因而从领导到战友们大家都喜欢他，没有人找他的别扭。

　　本来施德安想去火车站，但是张志全拿着韩乃峰的照片说：“虽然我没见过他本人，但是凭这照片，我肯定能找到他。你老身体不好，你就在家等着吧!”

　　这时刘梅枝也走过来劝施德安：“志全能认出来，能找到小峰，你就别去了!”

　　张志全乘坐面包车走了，一小时后身着军装的韩乃峰在张志全的陪同下，一人提一个旅行袋，一先一后地走进这栋楼的单元门。正在阳台上探望的严莉看到他俩马上转告刘梅枝： “阿姨，你儿子和张志全回来了。嗬!那个穿军装的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壮，你儿子真不错!”刘梅枝立刻闭了煤气阀，放下炒菜的铲子，站在厨房门口等待儿子从楼下走上来。

　　离别两年的儿子就要见到了，这是她日夜盼望的时刻，她的心在怦怦地跳，兴奋的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

　　门被打开，站在门外的张志全闪出位置让韩乃峰魁伟的身材提前进入。

　　“妈，你好!”韩乃峰见到了母亲第一句话仅是这么一句一本正经的问候辞。

　　刘梅枝忙着接过儿子的旅行袋，安排放在客厅的角落里，关心地问儿子：“路上累吗?火车上有座吗?”

　　“有座，妈。我回来的时候连长花钱给我买的卧铺票，岂止是有座，而且有床，晚上一直睡到大天亮!”儿子乐呵呵地答着。

　　刘梅枝有点不理解，一个战士怎么能让连长买车票，于是又问：“你自己没钱，怎么讹上领导啦?”

　　儿子说：“哪儿是讹呀，连长说是我施大爷上次出差给他留的钱，他就用这钱买的卧铺。”

　　“给了多少，够买卧铺?你大爷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事?”

　　“妈，你就别问了，我施大爷决不会就给他光够买卧铺的钱。自打施大爷到部队看我以后，连里营里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不说有180度，也有150度。凡是当官的、当兵的全都高看我一眼。”

　　“那你的入党问题呢?”刘梅枝关切地问。

　　儿子毫不在意地说：“快啦，下一批准有我。这一批就差我爸的经济问题没查清楚，上级让组织部门再查一查。但是连指导员跟我说过，重在表现，不管我爸怎么样，蹲过监狱也没关系，重在表现，他说我的表现早就达标了。”

　　刘梅枝对儿子的答复很满意，催促他去卧室问候施德安，儿子顾不上擦擦汗就去敲门拜访。

　　刚才在床上小憩睡一觉的施德安见到韩乃峰立即很高兴地起身坐起来，爷俩嘘寒问暖地叙谈起来。

　　韩乃峰说：“我们连长跟我是同乡，不过他是农村人，他说他今年下半年有可能转业。他不想回农村，也不想去县里，他想托你想想办法，能不能办到城里来?”

　　施德安认真地问：“你们连长对你怎么样，还像以前那么凶吗?”

　　韩乃峰摇摇头说：“哪儿的话，以前他动不动就骂我，给我派重活;现在不同啦，什么好事都落不下我，有个机会就表扬我。他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咱家的情况，他以为我的社会关系里只有专政对象，没有挂‘长’的呢!”

　　说着，韩乃峰想起什么，返身回到客厅从旅行袋里掏出一大一小两个包，走回卧室递到施德安面前，笑嘻嘻地说：“这个大包里是两块毛料，够你和我妈各做一身衣服。你做西服，我妈做连衣裙，我们连长家属说现在街上流行连衣裙。这个小包是一斤茶叶，我们连长说是三百多块钱一斤的好茶，他说叫什么名茶，我没记住，反正都是他让我给你捎的。他说你上次给他送礼，这次我回家，他就让我给你捎点礼回来。哈哈，你就收下吧!”

　　施德安用手摸摸这两块毛料，用鼻子闻闻茶叶的香味，然后推到韩乃峰那边。

　　“你收下吧，你不收下我也为难。”韩乃峰用有点哀求的口吻说，“我看连长那样也挺可怜。”

　　施德安笑笑说：“收下可以，但是不能白收下，我要是给你们连长办不成事怎么办?他转业后分不到市里来上班，我不坐蜡吗?”

　　韩乃峰也笑笑说：“怎么能呢?你使点劲，用点心，就算帮我的忙。我这次回来连长给我买的卧铺，我要是不给他办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就积点德、行点善吧!连指导员那儿，我回去至少得给他带两条“红塔山”烟，否则我的党票问题，在我复员以前恐怕……”

　　施德安抄着手在卧室里来回踱了几步，反复思量着，然后说：“那么就想想办法吧!”

十一

　　九月二十八日正在一天天地临近。半个月前，施德安又去了一次严玉柱家。中秋后的天气很凉爽，一阵暴雨一阵淅淅沥沥的小雨，胡同里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到处是流不出去的污水，还有踩下去没脚面子的稀泥，泥塘上面飘浮着一层散发着恶臭的绿色水藻。

　　施德安的面包车开不进这狭陋的胡同，只得下车只身往里走。一双刚打了棕色鞋油的皮鞋一不小心被路面的稀泥弄脏了。

　　听张志全说，严玉柱想让严莉和他在这里的平房结婚，并且长期住下去。这怎么行?这脏兮兮的胡同，这逼仄的平房，阴暗潮湿的房间，即使儿子儿媳愿意住下去，当父亲的也不能坐不管。何况自己条件方便，再清廉的官也不能委屈了自己的儿子儿媳。

　　前几天他已经弄到一套二室一厅一厨的新住房，这是他打报告给局里，正式申请分下来的。凭他的职务和权力，给自己的儿子儿媳弄一套房子这是不成问题的，也是正当和必要的事。

　　严玉柱的平房比别人家的略显差异，原因是这房不久前里外新刷一遍，屋里刷白灰，门和窗框刷绿油，施德安刚才迈进这个小院时注意到平房的房顶上新铺了一层黑漆漆的油毡纸。

　　施德安记得他住院时曾对前来探望的严玉柱提起过，张志全和严莉结婚的新房，由自己包下来，保证弄一套现代化的新居。

　　严玉柱当时摇着头说：“你还是留给你二儿子吧，张志全和我姑娘在我那儿也能住得下。”施德安说：“我二儿子是我儿子，张志全也是我儿子，二儿子已经有房子，大儿子为啥不能住我给他要来的新房子?单位分给我的房子——正当手续要来的，为啥不能住?我有这个待遇呀!党给的!政府给的!合理合法的!”

　　这个老严头还是不同意，这老头有点不通情理，他把干部的待遇看成特权阶层的利益。已经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顽固：总是担心干部们会变质，总是把干部们当成了该入另册的仇敌。现在经济发展了，不可能所有人都住在平房里;现在时代不同了，平等的观念已不是那么重要，人与人之间不能过着同一个标准的生活。

　　唉，这个顽固不化的老严头，过去毛泽东的观念往他的脑子里灌得太多了，邓小平不是提倡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吗?你老严头富不起来，别怕别人富起来;别人富起来就一定要变修变质不成?唉，老严头你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啦!还标榜自己是什么真正的共产党员呢!

　　施德安在严玉柱家跟老头讲了一通新时代的新道理，老头想了想后有些无奈地说：“这样吧，结婚这一段时间让他们先住在我这儿，以后看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愿意搬走，我不拦;他们想住新房住新房，想住平房住平房。”

　　施德安也是不得已地答应了严玉柱的这一安排。

　　从平房出来的时候，施德安注意到自己乘坐的面包车旁开来了一辆新型解放牌货车。从驾驶室里下来一位工人师傅，正向一位从胡同里走出去的小伙子打听什么。那个小伙子向胡同里指了指，货车没再往前开，几个工人正在打开大厢板，车厢的平台上立着一套漂亮的组合柜家具。

　　“不是听说咱们张主任有个当处长的爹吗?怎么结婚在这么个破地方?”一个工人发起了议论。

　　“谁知道他有没有，张志全可是从来没说过这事。那也是别人埋汰他，糟蹋他。他要是真有那个当官的爸爸，怎能住这小趴趴房?”另一个工人说。

　　从驾驶室里出来的工人对车上的吩咐说：“你们等一会儿再往里面抬，我先去他家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施德安拉了一把那个正要往胡同里走去的工人，告诉他：“他家里有人，你们是往张志全家里送的吧?他岳父在家。”

　　那个工人用一种疑惑的眼神打量了他一下，然后转过身对车上的人说：“搬吧，他家有人!”

　　星期六晚上，施德安家里挺热闹，客厅里韩乃峰在跟施德安下象棋，厨房里严莉跟刘梅枝忙着做晚饭，卧室里胡柏跟施光在喁喁谈论些事情。张志全因为三工区又接手一个新工程，晚上加班还没回来，严莉白天已经给他打过电话，让他下班后到他父亲家。

　　刘梅枝下班早，特意到农贸市场买了鸡、鱼、肉，虽然不是什么节假日，但每到周末周日，作为施家主妇她都免不了尽尽自己的义务。何况儿子韩乃峰正探亲在家。

　　丰盛的饭菜已经摆到餐桌上，张志全还没有回来，严莉让大家不要等他。胡柏说：“志全真够忙的，快结婚了，也不知道休几天准备准备，哪有结婚前还这么加班的!”

　　严莉坦然地解释说：“我们俩已经商量过，没什么准备的，简简单单地办更好!”

　　刘梅枝听到严莉的解释，便向大家介绍几句：“人家严莉这孩子不像有些女孩那么俗气，婚礼不想请司仪，不想搞典礼仪式，不请乐队，不包酒席，晚上请大家来吃点瓜子花生、糖果，听听音乐，自己唱唱歌，也够浪漫的。”

　　这是刚才刘梅枝在厨房里跟帮厨的严莉交谈时知道的。

　　施光这时从桌上的盘子里用筷子夹了一个烧大虾送进嘴里，然后阴阳怪气地赞叹说：“这才叫高雅呢!那么说迎亲仪式也不用搞了，轿车也省了，省了多少钱呀!”隔了一会儿他又变了一个批评的腔调说：“这哪 行，你们也没问问咱老爹的意见?这多没面子，这是小孩过家家玩呀!绝对通不过!”

　　胡柏也走过来坐在餐桌旁，在桌子下面用脚踢他几下，一是让他等一等大家坐齐了再动筷，二是让他少说几句。可是施光不听，夹了块鱼段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刚把嚼过的美食咽进食道，他的嘴巴张开又说了一句：“可是结婚酒宴可别省了不办，要知道我最近胃口好着呢! 不管你们大办小办，人多人少，可别落下我!”

　　胡柏忍不住斥责他：“你去可别出洋相，你小子就认吃!”

　　施光又在耍贫嘴：“是认吃，民以食为天嘛!”说着眼睛又在餐桌上物色该夹进嘴里的美食。

　　晚饭开过一小时，张志全才衣冠不整、满身尘土地回来。严莉一边让他去卫生间洗洗，一边跟刘梅枝去厨房给他热热单给他留出来的饭菜。张志全脱了皱皱巴巴的衣裤扔在沙发上，在卫生间冲了一遍澡，把他满脸的污痕和满身的汗泥冲洗得干干净净。

　　施光从卧室走出来坐在沙发上，随手将张志全的衣裤扔到地上，用穿着拖鞋的脚踢了一下，说：“该洗的衣裳别弄脏了沙发，我哥要当新郎官了，还穿这么破的行头?有碍咱们家的形象。”

　　严莉将热好的饭菜重新摆到客厅的拉桌上，脚下差点让地上的衣裤绊了一跤，手端的盘子失去平衡，盘子里的菜汤溢出来洒落地上。严莉拾起衣裤，检查上面被溅上的油污：“哎呀，这衣服不能穿了，张志全怎么把穿的衣服随便扔在地上?”

　　正在看报的施光不得不说明：“是我扔的，刚才放在沙发上，我觉得这衣裳太脏了。再说这样的衣裳你也让他穿出去上街?多影响市容!你得给我哥弄几件够档次的，不是名牌也得差不多!”

　　严莉无奈地笑了笑，把皱皱巴巴的衣裳放在一个用报纸垫起来的椅子上。

　　穿着短裤的张志全从卫生间走出来，到沙发上寻找他自己的衣裤。这时施光已经起身去自己临时设在这里的卧室取了几件干净的质地考究的衣服，让张志全先穿上。张志全却执意要穿自己的衣服。后来大家都劝张志全，让严莉先把他的衣服洗洗再穿，他才勉强地穿上施光的衣服。

　　胡柏端详一下穿上别人衣服的张志全，调侃地说：“嗬!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人靠衣服马靠鞍，我们志全现在也是风度翩翩嘛!”

　　带着憨笑的张志全独自在拉桌前狼吞虎咽地享用着晚餐。

　　胡柏坐在沙发上一会儿捡起报纸随意浏览几页，一会儿似乎在考虑什么心事，眯起眼睛用手指揉着自己的额头。

　　张志全在大口地咀嚼着，胡柏走到他旁边坐下说：“我有个事先跟你说一下，我看你每天这样兢兢业业地在建筑工地上干，说加班就加班，不见得会挣什么大钱——你现在每月能挣到多少?”

　　张志全笑笑说：“还可以，每月能挣到二、三百元，比以往多几倍!”

　　胡柏摇摇头，轻蔑地说：“这点钱不足挂齿!如果你跟我们干——我和施光准备筹建一个贸易公司，先搞批件，倒卖建筑材料、水泥、钢筋、木材、五金，下一步再倒一倒彩电冰箱，每月保证你能收入三千四千。你看怎么样?比你的收入多十几倍，到年底还有分红，让你年收入五、六万块。”

　　张志全匆匆咽下一口饭，欲夹菜的筷子停在手上不动，用一种难以理喻的口气问：“效益这么好，可能吗?合法吗?”

　　“怎么不可能，怎么不合法?咱们这个公司有市政府的一个副秘书长出头，他是我老爸的老搭档，什么物资批件搞不到手?平价批来，议价卖掉，咱们国家现在价格双轨制来钱就这么容易就这么合法，你不信吗?现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这样的公司多啦，都在挣大钱!”胡柏自鸣得意地说。

　　“我听说这样的公司叫官倒，老百姓都在骂，现在全国有的地方闹学潮反对的就是这个官倒!”张志全快言快语地说。

　　“你管他官倒民倒，现在中国物价实行双轨制是正常的、合法的行为，法律上允许，实际上也是让你挣大钱。这也是好时机，过了这个时机就难说了。”

　　“这个时机主要是靠政府部门的权力，是一种权力不合理分配的结果，这种利润再多也不干净!”

　　胡柏惊诧地瞪着张志全，对他这种兼含道德口味的理论很难认可，他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以前听人说你很固执，现在看，你不仅是固执，而且有些头脑——不正常。”

　　这时施光也凑过来阴阳怪气地劝慰道：“要知道，只有狐狸吃不到葡萄的时候才说葡萄是酸的，要是平常老百姓都能当官倒，他们决不会说三道四。咱表哥拉你入伙加入贸易公司，什么官倒不官倒，总之是想让你多挣点钱。你看你那进步样，人家省市领导也没说这种公司赚的钱不干净。现在这个世道，干净怎么样，不干净怎么样?无所谓嘛。一句话，我再问你，你入不入伙?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你可要考虑好，过几天你再答复还来得及。表哥，给他几天时间考虑行吗?”

　　胡柏说：“可以，谁让咱们是亲戚，我给你留着位置，你再考虑几天吧!我今天就说到这里，过几天等你的答复。我现在该走啦。”说着他走到门厅前换鞋出门。

　　胡柏走后，手里夹着烟的施光把张志全叫到他暂时设在这里的卧室，轻轻地关上门，取出钥匙从他上锁的皮箱里拿出几大沓钱来，放在张志全旁边的茶几上。

　　“这是五千块。哥哥，我的亲哥哥，我知道你手里没几个钱，你结婚多少得花点，你别嫌弃你弟弟，我们可是一奶同胞，这是我当弟弟的一点意思，你千万要收下。你如果不收下，你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弟弟，你收下了，弟弟心里也舒坦点。”

　　张志全推辞说：“亲弟弟，你是我的亲弟弟，但是这么多的钱我不能要，这些钱够我不吃不喝攒两年的。”

　　“嫌多啦?多多益善嘛!”施光往烟缸里弹弹烟灰，缓缓地将烟送到嘴边狠吸一口后吐出一串串烟雾，又说，“这点钱儿哪儿到哪儿，弄得顺当不够我一个星期挣的。只要你愿意，小弟也让你挣，绝对不违法，违法的事我今后决不干!”

　　经过再三斟酌考虑，张志全收下胞弟的两千块钱，其余的仍旧放在茶几上。

　　“谢谢你啦。”张志全点着头说。

　　“也谢谢你啦，多少给了点面子。”施光说着同样点点头，并不急于将其余的钱收起来。

十二

　　结婚前几天，张志全已经跟严莉去街道办事处办了登记手续，并且高高兴兴地去拍了结婚彩照。

　　回来的路上，严莉问张志全：“结婚那一天你谁备怎么过?我想跟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张志全有些激动和感慨地说：“怎么过?按中国人的习俗要举行结婚典礼，典礼前组织车队娶亲接新娘子，组织乐队奏乐助兴，还要有司仪，男女宾相，还要请大家吃饭，婚宴酒席，晚上要来人闹洞房，然后咱俩……”

　　“咱俩怎么的?”说完严莉依偎着张志全羞怯地笑起来。

　　张志全紧紧地搂着严莉也嘻嘻地笑。俩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谁都不愿说出那个存在他们俩人心中的秘密，全都沉浸在对结婚后的美好憧憬中，沉浸在相互占有的渴望和等待中。

　　俩人找了一个饭馆吃过晚饭，来到一处僻静的小街，周围没几个行人。严莉突然停下脚步，面向张志全，昂着头寻找那片属于她的嘴唇。此刻她渴望热烈的亲吻，渴望着温存的爱抚。“我有点等不及啦，我们一定要等到结婚那天晚上吗?领到结婚证，我们就合法。”一阵热吻过后，严莉喃喃地娇滴滴地说。

　　张志全亲昵地抚摸着她的光滑柔韧的头发，轻轻地拍拍她的脑袋说：“还是等等吧，剩不了几天了。”

　　俩人来到一家已关门的储蓄所门前，为了不弄脏衣裤，严莉从口袋掏出两张报纸垫在台阶上，俩人坐下来。张志全开始向严莉讲述他昨天刚跟父亲谈好，真的放弃了车队、乐队、结婚典礼仪式的事——这是他俩在施德安的干涉下先答应下来，后来由张志全坚决推掉的项目。

　　严莉很遂心地莞尔一笑，她紧紧地靠在他的臂膀上，梦幻般痴迷地向他述说着真正结婚的日子应该怎样安排，怎样度过：

　　“对，干脆把车队、乐队都撤掉，司仪也不用请，结婚典礼越简单越好，咱们不花那冤枉钱。原来我就看那些东西俗，俗得很。我每次参加同事同学朋友的婚礼，每当我看到他们闹哄哄的排场，用重金请来的车队、乐队，司仪那俗不可耐的假装幽默，下流坯子似的言词和作态，我都恶心透了，烦死了。人们为什么要追求这些声色犬马的东西，这些虚荣和作派，然后你给我钱，我给你钱，酒席宴上喝得酩酊大醉，图的是什么?这难道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人生?有的人一辈子没读过几本书，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事业、理想，根本不懂得如何去改造社会、贡献社会，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我跟你说心里话，我不需要什么车队、乐队、司仪，我想在咱们结婚的前两天，九月二十六日那一天下午乘火车去玉带湖，那儿有山有水，找一个小旅馆，凭我们的结婚证租一间肃静干净的房间，提前开始咱们的新婚之夜。那两天夜晚是完全属于咱俩的，没有任何人来干扰……”

　　张志全附在她耳旁动情地说：“没有人干扰我们，我们攒足了充沛的精力来完成我们爱情工程的第一战役。”

　　严莉会意地笑了：“那么你同意我的安排?”

　　“完全同意。”张志全更紧地拥抱着她。

　　新颖简朴的婚礼议程使双方家里都免除了大量的麻烦，减少了很多繁文缛节。因而张志全和严莉在正式结婚的前两天，当他们俩人牵手登上了去玉带湖的火车时，心情是极其轻松愉快的。他们用不着操心后天的婚礼来多少人，用多少车，用不着担忧车队能否准时到达，聘请的司仪能不能表演到位，而且也用不着让司仪当那么多人的面用一些华而不实粗俗不堪，甚至是下作猥亵的语言来戏谑耍笑他们这一对新婚夫妇，来取得来宾们的廉价赞赏和无聊的欢笑、掌声。他们以前都参加过类似的婚礼，都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庸俗的噱头搏得大家一笑了之。

　　其实，父亲施德安和胞弟施光、表兄胡柏都向张志全表过态：结婚需要什么，无论是钱款还是找人都可以帮他，只要他说声需要，只要他提出具体的事项。

　　看来结婚那天的接亲和典礼可以免除，婚宴却无论如何不能取消，不搞大型的不在中午摆上几十桌，至少也应在下午或晚间适当地摆上一两桌，邀请一些关系较密切的亲朋好友聚一聚，热闹一番。只是这一项也用不着张志全和严莉他俩操心，施德安早已全部安排妥当。

十三

　　傍晚六点半钟，列车缓缓地启动了。车厢里响彻着一支深沉而热情的歌曲：

　　一条崎岖蜿蜒的路，两颗志同道合的心;

　　脚下的路越走越长，爱恋的情越来越深;

　　我们牵手去远行啊，永远不离分……

　　张志全和严莉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俩人默默无语地促膝而坐，不时交换一下亲昵的目光。张志全不时注视着窗外逐渐黯淡的夜色，目送着窗外不断远去的城市街道、楼房大厦，还有不久映入眼帘的农田、树木、农舍、农家小院里的猪狗鸡鸭，他觉得笼罩在夜晚月光下的一切都这么亲切惬意，一切都这么和谐舒畅。

　　严莉从旅行包里取出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翻到书的结尾部分，接着以前的阅读继续看下去。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对一百多年前的俄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的描述，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俄国上层妇女为求得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而进行的抗争和不幸的命运。安娜·卡列尼娜的悲惨遭遇深深地打动了她。她将自己现在的境况和安娜·卡列尼娜当时的处境进行了对比，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自由的;自己是按自己的愿望去爱的，自己在爱的追求的道路上没有遇到更多的阻碍和挫折;自己也用不着学安娜·卡列尼娜那样为了爱而殉难。于是她把视线离开书一会儿，看了一眼头刚刚靠在列车窗玻璃上打盹儿的爱人，遂心如意地笑了。

　　在离玉带湖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小镇，他们找到一个旅馆。旅馆的女老板仔细审查了他们的结婚证书，给他们开了一个设施简单然而洁净的房间。女老板走了，房间的门悄悄地关上了。张志全顾不得将随身带的东西放好便性急地一把将自己的妻子搂抱起来，一起倒下来重重地压在不太宽的小床上。

　　这是一个充满了人生新奇和甜蜜的夜晚，被炽烈的爱情之火燃烧起来的一对新婚夫妻，神经一直亢奋地激动着，好不容易昏昏沉沉迷迷蒙蒙地睡过去，突然被苏醒的意念牵扯着，让爱再一次战胜了疲乏，战胜了多余的睡眠。然后，带着美梦的睡意重新降临，以难以征服的魔力引渡他们去迎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窗外的鸟雀在啾唧，房间里一片柔和的曦光。

　　拉开窗纱，推开窗扇，不远处有相倚的两座青山映入眼帘。两座巍峨陡峭的山峰上间或裸露着悬岩，更多的地方植满了郁郁葱葱的松树，更远一点越过两座青山之间的平川，有一处明晃晃的狭窄的湖面，湖面上碧波荡漾，雾气升腾。

　　早晨的空气十分新鲜，含有大量负离子的空气使这对因睡眠不足而困倦的情侣顿时清醒振作起来。他俩简单吃了随身带的早点，然后手拉手走出旅店，走上通往前面一座青山的林间小道。

　　太阳升起来，刚才的太阳还夹在两个山峰中间，在湖面上照着自己圆盘而火红的脸蛋，现在却攀着一个山峦爬上去，把金黄色的霞光洒向碧波般的一丛丛松林中间。

　　这一对情侣跑跑停停地往山上冲去，欢快地笑着闹着。他们沐浴在旭日东升的金色阳光下，陶醉在大自然开阔博大的怀抱里。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小站上火车又响起了汽笛声。几个小时以后，这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妇出现在两天前他们出发时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站台上。

　　施光和胡柏早安排两台豪华轿车来接这一对旅游归来的新婚夫妇。当他们一走出火车站的旅客出站口，就被等待在出站口外面的熟人们拦住。胡柏用高档相机给他俩摆好各种姿式照了一通，然后又用轿车接他俩去江畔照了一通，当他们照了许多照片以后才遗憾地感到没有在郁郁葱葱的林间，没有在碧波荡漾的湖边，没有在那虽然冷僻清静但风光旖旎的小镇街道上留几个影。

　　下午三点，轿车将一对新人送到一个建筑设计院的食堂大厅，这个大厅一半的地方摆设着食堂用的大餐桌和小凳，一半的地方布置有乐池舞池和灯光，大厅里有几十个来贺喜的宾客。

　　不知谁请来了一个会拉手风琴的小伙，早已坐在大厅前面等待给献歌者伴奏。

　　大厅里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有许多是张志全和严莉都不认识的，他俩知道这是父亲请来的，或者说是来给施德安贺喜的。

　　贺喜的人们一再要求新郎新娘表演节目，严莉于是走到前面有麦克风的位置，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了几首流行歌曲，张志全唱不好独唱，于是他由严莉陪着唱了几首过去的老歌。 大家起哄叫好鼓掌，欣赏着新郎新娘的即兴表演，然后组合音响里播放出一支支舞曲，开始有几对舞伴离开座位翩翩起舞。

　　张志全迈着蹩脚的舞步与严莉在舞池里周旋，严莉时而调笑着纠正他走错的舞步，时而掏出手帕替他擦去额头的汗珠。

　　大厅里回荡着优美的旋律，整个大厅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十四

　　没有典礼仪式的婚庆舞会简朴而热闹，庄重而文雅。

　　接下来，婚宴开始了，大厅后面的十几张餐桌开始有人坐上去，围着餐桌人员逐渐坐满。 不知什么时候，从大厅门外进来三十几个衣衫不整，甚至有点蓬头垢面的人们。

　　张志红和张志刚走过去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是参加婚礼的。

　　“俺们来参加张主任的婚礼，小张主任结婚俺们都随了份子，现在来这表示庆贺庆贺!”有人用很浓重的东北乡音说。

　　有人打手势招呼张志全，比划着让他过来;有人直接喊张志全的名字。这时已走过去的施光正在门口动员这些人走开，他真弄不明白张志全怎么会在自己结婚的隆重场合请这些“山炮”。他嗔怪着：“ 这些他妈‘山炮’哪是来捧场，这简直是来丢人!”

　　胡柏从座位上走到舞池对张志全说：“你别过去，你一过去他们讪脸，我一会儿给他们拿些糖、烟，劝他们走算啦。”

　　但是张志全想了想还是拉着严莉走了过去，一一跟这些建筑工地临时雇用的农工们握手：“感谢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农工们接过胡柏和张志强送过来的糖、烟、花生瓜子，吸着新娘子点的高级香烟，一个个咧开嘴笑。

　　“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结婚?”张志全问，因为他纳闷结婚前并没将具体时间通知这些农工。

　　农工们又是七嘴八舌地说：工区侯主任下班前告诉他们的，侯主任说他今天有事不能来，让我们代表他来给张主任恭贺新婚。

　　这些邋邋遢遢的农工确实与婚礼的喜庆气氛不协调，严莉虽然不在意地给他们一一点烟、递糖，显得很热情平易，但心里还是有些不快活。她轻轻拉了张志全一把，独自返回舞池那一边。

　　张志全没有躲开，他感到有些为难，不忍心让这些平日相处不错的农工们站在门口，他来不及多想就邀请他们进入大厅就坐。

　　“进来吧，既然来了，大家就都进来，喝一杯我的喜酒。”

　　这些邋邋遢遢的农工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进来，大大方方地在餐桌旁就坐，弄得别的来宾不得不让出位置，不愿与他们为邻同餐。这么一来农工们占据了三、四个餐桌的位置，而被迫让出席位的佳宾们又一时找不到别的空位，只得格外显眼地兀立在舞池的两旁，怏怏不乐地等待着安排新座位。

　　胡柏为了应付这临时出现的难堪场面，找到食堂的负责人要求再增加几桌酒宴。食堂负责人答复说，那需要再等两小时，分两拨人开席了。

　　没办法，经与施德安商量后，胡柏只得一一转告那些站着等待上座的来宾们——大部分是施德安所在单位的同事们，让他们等两小时后入席。

　　兴冲冲而来的几十个客人有的暂时离开了，有的借故走掉了。施德安和胡柏等都觉得很扫兴，连新郎新娘也减少了兴致。但作为新郎的张志全实在下不了决心也没有勇气将那些馋相十足，平时肚里没有油水的农工们打发走。

　　在这种场合，谁都不便责怪、抱怨，尤其是施德安，他已答应以后好好安排自己属下的同事们。好在这些人根本不在意这顿饭，他们与施处长在一起吃饭聚餐的机会多得很。只是觉得张志全建筑工地上的这些农工们来此就餐大大地冲淡了这庄重而高雅的婚宴气氛，亵渎了前来作为佳宾的客人们附龙攀凤的心愿，也降低了他们显贵的身份。

　　看那些农工们一副副贪婪的吃相，好像他们几辈子没吃过肉、没喝过酒，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盘盘秀色可餐的美味佳肴，一桌桌撩人胃口的盛宴。不多时，其它的桌面上还在斯斯文文地夹菜，小口地抿酒，而农工这里却已经是杯盘狼藉，只有残汤剩菜。

　　面对这一难堪的场景，或许做派斯文的来宾会想：

　　这些可怜的农工们，你们改善生活也太不是时候不是场合，太不识相啦;张志全啊，你的心太软，眼看着这些要饭花子糟踏了你的婚宴，你不觉得没面子，失去了一个新郎官的尊严?

　　然而张志全照样心态自如地举着小杯拉着新娘子去各桌敬酒，同样也去农工们的桌上恭敬地与各位碰杯。

十五

　　第三建筑工区主任侯玉海虽然是瓦工出身，出过力吃过苦，却对工地现场管理有一些实际经验，而且跟新康建筑公司各方面领导私下里都有所往来，关系弄得很明白。当他了解到张志全分到他这里给他当副手，是公司陆副总的安排，他对张志全十分尊重。一是因为张志全是从关系网分下来的人，自己不能怠慢，二是因为张志全上过大学比自己有文化有专业知识。

　　侯玉海当工区主任，对工地施工管理是按以往的经验进行操作，缺材料现抓材料，缺人力现抓人，没有计划性。现场施工缺水泥时不管四百号还是三百号水泥，只要现场有就可以用，用不着提前准备;缺沙子时也不管河沙还是江沙，差不多就行;缺人力时大帮轰，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有两只手，管它什么技术要求，弄巴上就可以;因而他考虑的往往总是现得利，实用不实用，尤其是个人能得多少钱。

　　张志全一开始来的时候，他还让张志全抓一抓工区里几个辅助性工种的施工管理和安全生产。张志全把过去的工作程序改了改，建立了正规的安全生产制度，并对生产质量和要求较高的材料问题提出过几次整改意见。张志全阻止工人们用直径8毫米的钢筋代替直径10毫米钢筋施工，钢筋组组长不听，直接找侯主任裁决。侯主任头几次尚能谦让张志全，让下属听从，可是长此以往，他觉得张志全总是挑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似乎他侯主任的领导能力完全不如他张副主任。一个副主任处处要显得高于正主任，侯玉海于是开始从迁就忍让发展到反感冷淡置之不理，甚至不让张志全管任何工作，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参与介入。 每月去公司开会或者到人事劳资科报表，碰到陆鹤祥，陆鹤祥都要问：“这个月你们怎么样，能开得多吗?奖金多少?”

　　侯玉海则恭顺地、心领神会地说：“不少，挺不错，谢谢领导!”

　　每到周末或者开支发奖金的日子，侯玉海订下几桌酒席请公司各科领导去饭店聚一聚;每逢节假日私下里还要给主管上级表示表示：至少一次几百块以上，或者几条好烟几瓶名酒等等。

　　张志全刚调到建筑三工区时，陆鹤祥对侯玉海说：“小张这个人还是挺实在的，没什么歪歪心眼，你要跟他好好处。理论方面你向他多学习，实践方面他向你多学习，尤其是人际关系他不行，你可以多开导他。人嘛，都有可塑性，小张年纪不大，有什么人带着就跟什么人学。”因为有陆鹤祥的关照，侯玉海没把张志全当圈外人，每月发放奖金、加班费以及领取建材时搞些小动作没完全瞒着他。有一次侯玉海故意支走会计让张志全统计一下全工区人员加班加点情况，作一个工资发放明细表并且故意告诉他怎么多报人员，多报工时，张志全则坚持如实报。后来侯玉海把张志全填制的表格揉搓成一团扔到废纸堆里，告诉办事回来的会计又填制一份。

　　下午侯玉海去建材商店买材料，打电话给张志全：“张主任，我忘了一件事，公司催咱们报上个月的加班，我看你上午填的那个不行，我又让会计填了一份，你替我签上字，马上去公司报上去。下午我回不去，这事千万别耽误。”

　　张志全把会计的那份表格要过来端详一遍，发现加班人员许多他不认识，或者说工区里根本没有这些人，有些人加班也根本没那么多。整个算起来一个月要多出三、四千元，这不明明是吃空饷贪污吗?他问会计，王会计说领导让怎么报咱就怎么报，不然，工区没有小金库，有些招待费、交际费、疏通费怎么报?会计让张志全在报表上签字，张志全踌躇着考虑好一会儿，还是没签。

　　有一次公司召集各工区头头们开会，会后陆鹤祥把张志全叫到一旁，旁敲侧击地开导他：“小张啊，有些事不像书本上规定得那么死板，该灵活得灵活一些。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这么不会处事，你要尊重侯主任。老侯虽然没有你理论知识多，可是比你有实际经验，有许多事你得听他的，他可是处处都不会让你吃亏呀!”

　　张志全把多报加班的事讲给陆鹤祥，陆鹤祥对这事根本不感兴趣，或者是心照不宣。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些具体事，这些事的处理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和大的原则处理。你们的情况由你们自己具体掌握，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说你别较真，老侯他不会违反大的原则，他犯错误我也不会放过他。怎么样，有些事情你自己回去考虑，咱们毕竟是老同学，彼此不见外，在基层好好干，干好了我建议古总给你在公司安排个重要位置。”

　　这以后，张志全跟陆鹤祥的关系逐渐疏远，彼此之间有些隔阂。初到三工区上任不久时，张志全去公司办事给陆鹤祥送过两条“红塔山”香烟，算是他对老同学安排他去基建工地当副主任的感谢。当时陆鹤祥还跟他虚情假意地推辞谦让一番，其实不知是嫌他送的礼薄还是场合不对，张志全觉得自己在送礼这方面懂得太少，也不愿去琢磨应该如何做。

　　侯玉海平时从不带午饭，也很少去工区的食堂吃。除了去饭店弄回几样菜几瓶酒以外，每个星期他都要带领工区各组组长去周边的大酒家聚一聚，交流交流感情;或者工区上谁过生日，谁家有个什么该庆贺的事情都要找个名目撮一顿。

　　张志全一开始也在被邀请的人员范围之内;后来他喝醉几回，觉得喝不过这些酒鬼;而且这些人在一起吃吃喝喝，花的是工区上小金库费用，明明是吃空饷吃回扣;那些真正卖苦劳力的农工们整天是土豆汤、豆腐汤;他于心不忍，几次找借口推辞不去。再以后，侯玉海他们去聚会就再也不事先通知他，把他划到圈外。

　　不是圈里人，张志全在工区上工作越来越难干，很少有人把他作为副主任看待。有时侯主任给各班组长、工段长开会都不告诉他参加，工区有什么事也不让他知道，俨然他不是这个工区的人。

　　开始侯玉海让张志全分管技术质量安全生产，或者抓抓材料。后来暗示班组头头不听张志全的指导，质量方面出了问题，甲方单位找到公司古总。古总找侯玉海训斥，侯玉海才不得不交待给有关班组头头，在张志全的指导下注意质量问题。这样一来，张志全成了现场监工员，白天不离现场，晚上工人们加班干活，他也不离现场，侯玉海率领他的小圈子人员去吃喝玩乐，用不着招呼他。

　　张志全临近结婚的时候，每天还要加班。

　　有一天，一台拖拉机拖着一斗车沙子进入施工现场，司机没找到材料员小李子，有人说小李子请假回家了。

　　卸完沙子，司机让值班的张志全在他的收条上填写“四立方米河沙”，张志全笑了，说：“你这斗车能装四立方米沙子?顶多二点五立方米，那多出来的一点五立方米我找谁要去?”

　　司机也笑了，说：“你不懂，这叫涨尺，我每次都这样算，沙厂老板和会计就是这么算的，你们小李子也是一贯这么给打收条的。张主任，你别难为我啦，沙厂老板跟你们侯主任可不是一般关系，不然你就写一车，别写米数。”

　　张志全哪里听这个司机的指示，他用大写数字在收条上填写“贰点伍立方米河沙”，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司机接过收条，悻悻地开着他的拖拉机斗车走了。

　　第二天，沙厂老板来电话找侯玉海。

　　侯玉海接过电话，只是“嗯，嗯”地听，并没有说什么，一直听了十几分钟，才跟对方说：“好吧，我会处理明白。”

　　放下电话，侯玉海看了一眼对面的张志全，有意提高嗓门说：“太不像话，讹我们呀?二点五立方米沙子非打四立方米的承认!该顶就得顶住，张主任，你干得对!”

　　张志全会意地笑笑，他心想：现在侯玉海开始防备他，他不好当着他的面在电话里向人家明确地许诺。然而他们都在算计甲方施工单位，多报材料费从中克扣。

　　前几天，侯玉海跟张志全说他认识粮油二厂原来基建科的冯科长，说他是老科长，侯玉海说这话不知什么用意，难道他听冯科长说了什么。侯玉海现在开始处处提防他，这使张志全感到自己在这个单位很难再呆下去，也很难与这些人相处。

　　张志全对自己的婚事在建筑工区上事先没有张扬。

　　听说张志全去公司开结婚登记介绍信，侯玉海有些生气，他认为张志全不是不懂情理，而是有意要跟他过不去;冷静地想一想，他清楚自己近来对张志全有些事做得过分，让张志全忌恨自己，将来再找机会报复自己，这是划不来的事情，不如自己主动讨好张志全，挽回一下感情。

　　中午他让一个农工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些熟食、几瓶啤酒、一瓶白酒，硬拉着去买烧饼咸菜的张志全一起坐下来。

　　“坐下，坐下，今天我找你唠唠嗑，咱哥俩有时间没在一起交交心啦!”侯玉海语气显得很诚恳。

　　张志全不好推托，只得遵命坐在侯玉海对面。

　　侯玉海取出两个杯子，一一擦干净，然后打开酒瓶，往两个杯子里分别斟满。

　　“来，咱先喝一口。”

　　两人碰了碰杯，各自呷了一口。张志全立即拿起筷子借夹菜缓解酒的辛辣，以等待对方开出的话题;侯玉海放下酒杯，眼睛疑惑地盯着他，抿着嘴笑起来，弄得张志全有些发愣。 “咱俩今天也别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别话不投机半句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吗?”侯玉海嘴里边嚼着边说。

　　“有意见可以提嘛，就怕你不提。”张志全爽快地表态。

　　“你上午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告诉我?”

　　张志全听到这里才知道侯玉海邀他喝洒的用意。他其实正在犹豫何时告诉他们自己将要结婚的事：一来自己结婚不举行典礼，不准备大操大办摆更多的宴席;二来自己近来已经把这些人得罪不轻，关系没处明白自己恐怕在这里干不长;三来自己不想在结婚时兴师动众敛收财物，本来自己没有权势，也不希冀有多少人来给自己捧场。

　　听到侯玉海的问话，张志全赧然一笑，说：“现在告诉你也来得及，我准备这个月二十八日结婚。”

　　“那好呀，我们都去喝你的喜酒。”

　　“现在还没定下来办不办酒席，我们准备旅行结婚。”

　　“你不办，也得有我们哥们的酒喝，你说吧，你有房子吗?家里还缺啥，有家具吗?我让大伙凑份子给你置一套高档家具吧?”

　　张志全说结婚后住在岳父家的平房里，用不着时兴的家具。

　　“我再问你一个事，有些人也是在谣传：说你有一个当大官的父亲，失去联系多年，最近几年刚相认，有这事吗?”

　　张志全笑着摇摇头说：“我的生父是刚刚找到，但他也不过是个平头百姓，不算什么大官。他要是个大官，我还住平房吗?”

　　“噢——，噢——!”侯玉海信以为真地点头。

　　几天以后，侯玉海问清了张志全岳父家的住址，让会计小王暂时用工区小金库的钱去家具商场买了一套标价两千元的组合柜，由队上的几个农工给张志全送去。

　　后来会计小王经请示侯主任，给各班组开工资时，每个农工扣二十元随份子的钱，每个技术工人和各班组头头扣三十元，侯玉海扣五十元，凑了两千五百元。除了买家具的费用，剩下的五百元准备交给张志全。

　　距结婚前几天，张志全向工区请了假，请假时他告诉侯玉海和会计小王，九月二十八日晚五点在建筑设计院的食堂少办几桌，请届时莅临。

　　“办几桌，多少人去合适?”侯玉海有点轻蔑地问。

　　“先去十几位，容我婚后上班，工区的人我全都请!”

　　“那好吧，我们几个到时去!”

　　话是这么说定的，可是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侯玉海和他那几个准备去参加婚宴的部下，在工区办公室支起了麻将牌。从下午一时直干到四时，本来想收摊去赴婚宴，可是几个人都不愿结束，该坐桩的还想搓几圈。王会计说：“算啦，又没有典礼仪式，小张那儿能有什么好吃的，平时都穷搜搜，不如告诉几个农工去凑凑数吧!三组瓦工和力工正在停工待料。”

　　“也好，你去告诉那几个农工去算啦!”侯玉海也点头同意。这时候他的牌还正旺，“和”了几把赢了二百来块钱。

　　可是没料到，消息在农工堆里泄漏以后，许多人都争着去，一下子去了三十几名。

　　侯玉海听说有不少农工去赴宴，不以为然地说：“去就去吧，让这些‘山炮’也去解解馋新郎官上班还不一定能舍出血来请大伙呢!小张这种所谓正派人一辈子就是个穷命!他懂得什么是排场?”

十六

　　前些天张志全结婚，工地上不是缺水泥就是缺砖，工人们忙不起来。等到张志全婚后刚一上班，工地上停工待料的情况就结束了。张志全原准备请一些农工们和各班组的头头们、师傅们一起去饭店摆上十几桌。经请示侯主任后，得到这么一套说法：

　　这些‘山炮’还能请他们去吃婚宴?你结婚那天能吃上两桌就不错啦，再说工程现在这么忙，晚上还得加班!中午不能请，晚上也不能请，让这些‘山炮’一喝上二两猫尿，得耽误多少工啊!”

　　没办法，张志全只得到晚饭前掏钱打发几个农工去附近菜市场买了些香肠小肚、花生米、炸鱼之类的熟食，买些汽水饮料面包，让农工们简单改善一下伙食，略表他的一点心意。

　　几个农工提着几个大塑料袋吃的喝的回到工地，侯玉海要了半根香肠嚼了嚼，觉得没滋味，顺手把没吃完的从窗口扔出去。

　　会计小王这小媳妇戏谑地挑事说：“带海鲜的婚宴你不去，让给了‘山炮’们，现在你又嫌这香肠不好吃，没有好酒喝?”

　　侯玉海一本正经地坐在办公桌前看施工图纸，俨然没听见小王说什么，只是两个嘴角撇了撇。他内心里也在为没享受到那次高档的婚宴而感到遗憾。那天三十几名农工参加婚宴回来，有人问他们吃了些什么，农工们开始十分庆幸地一一念叨着：“有海参、有大虾、有飞龙、有蛇肉……”

　　平日里一惯显得穷酸的张志全，结婚宴席会有这么高档的菜肴，这太使侯玉海他们出乎意料了。一年到头经常下饭店奔名厨，吃遍南北大菜的侯玉海对一般的饭店早就吃腻了胃口，却没想到张志全的宴请里会有自己没吃腻的东西。他不仅有些懊悔，而且想到张志全能摆得出这么高档的宴席，背后一定是有些什么了不得的势力。那天农工们参加婚宴回来，侯玉海曾个别询问，一个凡事都愿意向他汇报的“山炮”说：“张志全的婚宴上有一个老干部模样的到各桌来敬酒，可能是张志全的父亲，但听外人都称他施处长，他怎么不跟张志全一个姓呢?”

　　侯玉海将施工图纸放好，到工地现场走了一圈，了解到今天有的工段班组没有急着要办的事情，他挑了几个班组的头头并找人叫张志全一起到办公室来。

　　不大一会儿，有十多个人来到办公室，都是刚刚被通知的。他们都很敏感：凡是晚上下班前被通知有事到办公室，有一少半是来开会布置工作，传达上级指示，一多半是去饭店撮一顿。

　　果然等张志全一回来，侯玉海就让大家去一家豪华饭店。

　　“小王，你先拿一千块钱，咱们摆两桌，今天也来个高档的。”侯玉海故意高声吩咐着说。

　　张志全忙拦着说：“我这有钱，今天得花我的!”

　　侯玉海笑着挥挥手：“算你两百块，其余归我。”

　　张志全明白，归他侯玉海是归工区的小金库报销。但是侯玉海一开始就定了高档的标准，这有些让他为难：让工区的小金库为自己分担一大部分有些不妥当，让自己全部承担又有些舍不得，但是这一顿酒饭不能免。

　　……酒席将散时，张志全去结账，饭店服务员说账已经由一个女同志付过，两桌酒席一共花了867元。于是他去问会计小王他该交多少，小王低声告诉他说：“算了算了，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好，你别在这儿提钱的事。”

　　第二天上班，张志全再次向小王提起饭费，小王笑着说：“又不是别人欠你的，你急什么?侯主任已经签字报了销，这笔费用谁都不说，就算你请大家的吧!”

　　“那怎么行，名义是我请的，实际是工区花的，让大家知道不骂我吗?”

　　“哎，我不说你不说，怎么能让大家知道呢?再说即使大家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这年头谁不沾点公家便宜。这点事不算啥，这也是侯主任对你好，你能领情就是啦!”

　　当时侯玉海没在办公室，张志全便去工地找他。找到侯玉海，张志全把他拉到一个没人干活的角落，说：“昨晚是我请大家的，这费用得我出。”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要往侯玉海兜里塞。

　　“别，别，你听我说。”侯玉海往后撤身子，躲着张志全要送过来的钱，煞有介事地说：“客是你请的，钱先由我垫上，等你以后挣了大钱，你再给我。现在你不宽裕，这我知道。你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这一把你就免了!”

　　张志全说：“你的好意我领情，可是我结婚请客怎能让你再花钱?你该拿的都已经拿了，这就够我谢谢你的。”

　　这时工地现场的另一头有人喊“侯主任”，侯玉海借故摆脱了，“我到那边看看，这几天工期太忙，咱俩的事以后再说。”

　　回到办公室，张志全等了好一会儿不见侯玉海回来，就当着会计小王和其他几个小工头的面将一千块钱扔到小王的桌子上。

　　“这是什么钱?”小王问。

　　“昨天的酒饭钱，不是你先结的账吗?欠账还钱!”

　　“你给侯主任去!”

　　“侯主任让我给你!这些够不够?”

　　小王只说了句“够了”，既没说多，又没说少，慢慢地把这沓钱收了起来。

　　过了几天，侯玉海也没再提这笔费用。

十七

　　工地很忙，连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没有休息。天气一天天地凉起来，秋风飒飒，枯黄的树叶一片片地被风刮得漫天铺开。带斗车的拖拉机“突突突”地不断开进工地现场，卸下建筑材料后又开走。搅拌机在上下翻滚轰隆隆地响，卷扬机牵动的升降吊盘不停地把搅好的泥浆和一摞摞红砖送上不断拔高垒起来的楼台。

　　开卷扬机的刘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长得又高又胖，满脸的络腮胡子，说话声却不洪亮。他见到工区的大小头头总是先打招呼，无缘由地笑笑，声音嘶哑地聊上几句。

　　侯玉海在工地上碰到工人不爱搭理，大眼皮一挑，瞪着眼睛巡察各处如入无人之境。现在他朝着开卷扬机的小木棚走过来，刘师傅跟他打招呼：“哎呀，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侯主任，你穿得太少，别冻感冒。你看我，大棉袄都披上了。”

　　“嗯，别罗嗦啦，上边等着要灰呢，注意开稳点。”侯玉海板着面孔说，他对下属工人对自己的关心并不感动。

　　“唉，这些天工期太忙了，我这儿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手都冻得不好使……”刘师傅伸出两只戴着破手套的手，没敢直接向侯玉海催着要劳保手套。

　　后来张志全走过来，刘师傅用嘴呵着有点冻僵的手指，向张志全诘问何时能发下来劳保手套和劳保鞋。

　　“我是正式职工，我不能跟这些‘山炮’农工比。”刘师傅发着牢骚，“这些‘山炮’没有的待遇，我得有。凭什么到现在该发的不发，劳保手套也给取消了，值几个小钱的东西，也算计我们工人!”

　　张志全告诉他，上个月他就催会计作预算去买劳保用品，会计说工区的资金都让材料费占用了。

　　“我就不信‘山炮’们的工资有两三个月没发，说是让材料费占用了，这花不了几个钱的劳保用品也让材料费占用?我不信，他们现在是得过且过，能唬弄就唬弄。张主任，我跟你说，卷扬机的钢丝绳可是磨损得差不多了，该买得买，该换得换，每天这么上下几百趟，出了差错可是大事!”

　　张志全对卷扬机的钢丝绳问题很敏感，表面上他是分管安全的，虽说侯玉海没给他管事的实际权力，但倘使真的出了事故，侯玉海却要他负主要责任。他走过去仔细察看卷扬机每一段钢丝绳的磨损情况，发现确实有的地方比过去磨损得更严重，有一处钢丝分股部分断裂，需要立即更换。其实，不久前他已经发现并及时向侯玉海反映过钢丝绳问题，提出必须更换的要求，书面报告他已打了，口头申请他已提过多次。侯玉海只是嘴上哼着，有去饭店喝酒的钱，却没有钱购买必备的劳保用品和必须更换的工具材料。

　　“刘师傅，你得随时注意。”张志全吩咐着，“你要觉得不行就停工。钢丝绳已经疲劳不抗拉力，不能对付着用，安全生产第一，否则，人命关天，后果不堪设想。”

　　刘师傅这时蹙起眉头难以接受地问：“理是这个理，可是你让我听谁的?侯主任让我干怎么办?他整天‘进度进度’地要求我们，我敢不干吗?”

　　“该不干就不干嘛，不能拿人的生命开玩笑!”张志全很郑重地说。

　　刘师傅无奈地笑笑说：“这个工地上你说了算就好喽!”

　　张志全明白刘师傅这句话的含义，他不去计较地再次提醒他：“注意，你随时注意安全生产第一，停工事小，安全事大。”

　　离开卷扬机棚，张志全返回办公室;他再一次向会计提出必须尽快购买钢丝绳。小王说等侯主任回来再定，现在农工们快三个月没发工资，不少农工想辞工回家，侯主任说先解决工资问题。

　　张志全急了不耐烦地问：“这几个月的费用怎么这么紧张呢?钢丝绳必须要买，否则出了事故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

　　小王这娘们也使着性子回答：“公司给咱们那几个秕子儿资金好干个屁用?不够买材料的，咱们能省就得省!”

　　张志全说：“我问过刘师傅，他说卷扬机的钢丝绳还是前年买的，本来已经淘汰了要扔的，因为没钱买新的，现在是捡出来回用的，这么长时间早该换新的了，这不是省的问题。” 小王于是指点着桌上的闹表说：“下午侯主任从公司回来你跟他说吧。我说了不算，我是个啥?又不是工区领导。”

　　下午，一辆出租车开到工地围墙外，侯玉海从车里出来时已是脚步踉跄，喝得烂醉;他没有直接回办公室，而是径直进入工地门卫的小屋;小屋里的门卫老头见他醉得不轻，即刻把坐着的床铺让给他，并侍候他躺下，把一件脏兮兮的大衣盖在他身上。

　　侯玉海直挺挺地躺在门卫小屋的床上，不时地鼾声大作。

　　与此相反，不断带动吊盘升降的卷扬机停止了轰鸣声。刚才操纵卷扬机开关的刘师傅发现钢丝绳又有一处分股断裂，茬口卡在一个滑轮上，刘师傅试着小心地将吊盘缓缓降下来，再就不敢用，他到办公室找领导，碰到张志全反映新出现的情况。张志全告诉他暂时不要再使用，他去想办法解决更换钢丝绳问题。

　　张志全上午就想出几个办法：出去借钱买钢丝绳或者去找梁岩借一根，但是他想等侯玉海回来后请示一下再定。现在刘师傅反映钢丝绳又有断股已不能再用，施工现场有料不能输送，面临着停工的局面，这确实也使人很焦急。

　　走过门卫的小屋听到里面有人在打鼾，他进去才发现急着要找的侯玉海原来在这里酣睡，他扳了扳他的身子，摇了摇他的脑袋，喊了几声，侯玉海没有醒过来。张志全只得给梁岩打了一个电话联系妥当后，走出工地坐上一辆的士车去梁岩所在物资公司仓库去取钢丝绳。

　　梁岩在电话里一听说张志全来求援，不但爽快地答应，而且立刻让他去仓库门口等他，梁岩要亲自去那里给他办理借物事宜。

　　从仓库借了一条崭新的钢丝绳，张志全顾不得跟梁岩多叙，迫不及待地又打的士，匆匆忙忙往回返。

　　轻轻松松地坐在出租车里，想着放在车后厢的那捆钢丝绳，张志全觉得很舒畅，如释重负。惟恐破损钢丝绳会引发事故，这颗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

　　出租车将驶进工地所在的街口时，他盼望卷扬机早些启动的心情又兴奋起来。但是没等出租车在工地的马路边停下来，张志全透过车窗看到有一人背着一个农工，有两人抬着一个农工，从工地大门口出来拦截过往的车辆;受伤的农工脸上头上手上衣服裤子上沾满了殷红的鲜血，一摊摊的鲜血已经洒到马路边上;后来又有两人抬着一个农工从工地门里出来。

　　出租车已经停住，张志全的心立即凉下来，他看到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马上求司机将这几个受伤的农工送到医院，司机有些不情愿，怕鲜血弄脏了他的车座，但经不住农工们和张志全的再三恳求，于是这辆出租车又拉着两个受伤的农工和护理人员驶向附近的大医院。 还有一位受伤的农工没有车送，已经钻出车外站在路边的张志全拦截别的出租车。 一辆辆出租车从身边开过去，这些出租车司机一看到满脸是血的农工就是不停。在焦躁不安的等待中，不多时有一辆刚刚卸完白灰的农用三轮机动车驶出工地门口被张志全拦住，这位农村司机二话没说，马上让张志全等人抬着受伤的农工上了车，加快速度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的外科抢救室，一位中年男大夫简单地看了看这几位受伤的农工，然后告诉护送人员：“到楼下收款处先交三千块押金，交了押金我们才能作全面检查，看来得做两个大手术。”

　　几个护送人员，翻遍全身上的口袋也没能凑齐五百块钱。这时张志全忽然想起他阿姨——刘梅枝在他们来的这个医院，他找到二楼的儿科，恰巧刘梅枝要提前下班尚未离开，听张志全说明事由以后，刘梅枝陪张志全来到外科抢救室写了担保书，外科主任同意马上做手术。手术前张志全求阿姨给他借了两千块钱，这钱不是用来全部交入院抵押金，而是给两个主刀大夫和其他有关人员分别送了红包：两个主刀大夫每人三百，麻醉师和护士每人一百。虽然送红包俗点，但这是关系到两个严重受伤农工能否康复的关键时刻，不是情感上愿不愿意的事;这是为受伤农工负责的举措，张志全明白这一点，违心也得送。

　　两个伤势较重的农工躺在平台手术车上，被推进非医护人员免进的手术室。

　　一小时后神色慌张，气喘吁吁的侯玉海和小王从外面赶来，一见面就追问受伤农工的情况。侯玉海已经醒过酒来，脸色有些阴沉，也有愧意。他让小王从随身带的女式皮包里拿出一沓钱来。

　　“这是两千块，工区暂时就剩这些钱，侯主任让我都拿来了。”小王把钱递给张志全的时候解释说，“侯主任说入院肯定要收押金，今天先交这些，不够的话咱们明后天再想办法补交。”

　　因为两个农工的手术刚刚进行，伤势尚未确定，侯玉海也惶恐不安，他一再问护送受伤农工来医院的人员：“怎么样，伤得怎么样，要紧吗?有没有生命危险?”

　　后来张志全了解了这三个农工受伤经过，明白这件严重违反卷扬机操作规程的直接责任人应是侯玉海。

　　事情发生在下午三点半钟左右，侯玉海醉酒醒过来，从门卫小屋的床上爬起，到外面的工地围墙根解手，忽然发现工地现场施工的不少人员坐着休息，卷扬机停了，一辆辆装满泥浆、红砖的小车放在一旁无人问津。他瞪起了眼珠子来到卷扬机木棚旁，看见有一块用粉笔写的木板牌子竖立在卷扬机操纵台上，上面写着：“钢丝绳磨断，严禁启动。”他喊来去楼内休息的刘师傅，责问道：“钢丝绳断没断?”

　　刘师傅说：“没完全断，有的分股已断裂两处。”

　　侯玉海责备地说：“没完全断就得用，谁让你停下来的?”

　　刘师傅说：“已经请示过张志全，张志全同意的。”

　　侯玉海轻蔑地说：“张志全算他妈老几?这个工地是我说了算，开工!一把手说开工!”他一挥手，自己去启动了卷扬机电钮，然后到工地现场催促那些力工们往楼台运送材料，让刘师傅继续操纵卷扬机。

　　卷扬机运行起来，装有红砖的小车上了吊盘随着卷扬机的钢丝绳牵动升起来。吊盘升到三楼，两个农工到吊盘上推车取料，突然钢丝绳蹦跳一下，随后大幅度飞快地下降。事故接着发生了：吊盘上的两个农工摔倒在地没有爬起来，地上有一个农工因砖头跌落砸到腿上、身上而受伤……

　　事故发生的时候，侯玉海已经返回门卫小屋重新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重温他的旧梦。后来会计小王来到小屋摇醒了他，他已经忘记刚才自己对刘师傅和农工们下的命令，他带着埋怨的口气说：“这安全工作张志全是怎么抓的，钢丝绳怎么到现在还没解决?有问题的卷扬机是不能启动的!”

　　刘师傅一口咬定地提醒他说：“侯主任，不是你刚才亲自启动的吗?不是你刚才让大家干的吗?”

　　侯玉海揉揉眼皮，拍拍脑门才懊丧地回想起自己的指示，面有愧色地自我解嘲着：“怎么搞的，喝他妈多啦!误了事啦!”

　　于是他让会计小王拿出小金库里仅有的现金跟他打出租车速去医院。

　　到了医院他了解到受伤的三个农工，其中两个重伤、一个轻伤，重伤的不知重到什么程度，能否脱离危险还没有说法。侯玉海心里担忧，他也怕出人命关天的事，他知道自己有直接的责任。

　　来护理的农工反映张志全已经给主刀大夫们送了红包，侯玉海感到惊异，对这个平时呆头呆脑的张志全也明白送礼办事的道理，有些骇然。但很快他就点头称赞：“对!对!对!张主任处理得对!可别让这几个‘山炮’落下什么残疾，应该多甩点!”

　　两个摔下来的农工伤势很重，一个叫金永福的头部受伤脑内积血，做了开颅手术，一个叫王宝顺的胸部受伤，肋骨折断插进胸腔，做了开胸手术。两个手术全都进行到半夜还没结束。

　　在地上干活的农工王宝强，是王宝顺的弟弟，因躲避不及被掉下来的砖头砸成大腿骨折。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也是疼痛难忍，断裂的大腿胫骨需要接骨手术，但值班的和没值班的大夫们正在忙于两个更大的手术，无暇顾及他，他只得忍痛躺在病床上，心里还在惦念着正在做手术的哥哥王宝顺、工友金永福。

　　夜深了，张志全一直陪护在医院。他在病房里、走廊上、手术室门口忧心如焚地走来走去，翘首以盼地等待着做手术的两个农工出来。

　　后来，两个农工的手术车终于一前一后地被推出来进了观察室，大夫和护士要求做进一步仪器观察。

　　整整一夜张志全没有睡，白天又忙着给王宝强联系拍片接骨，一直挨到第二天晚上，大夫们说两个伤势严重的农工基本脱离了危险，张志全才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岳父家的小平房。

　　以后几天，张志全在家和岳父严玉柱一起炖鸡、烧菜，往医院跑给受伤的农工们送饭改善伙食，回建筑工地找侯玉海和会计小王筹集不断增加的医疗费、医药费。

　　三个农工住院治疗不到15天，加上手术费已经花掉八千多元。侯玉海说这些农工都没有办劳动意外伤害保险，而且又不能到建筑公司去报工伤事故，因为报工伤事故需公司头头审批，一般情况下公司头头是不愿批准的;即便批报了工伤事故，不但工区全年的奖金要被取消，而且还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这些天工区的小金库存款早就花光了，再需要的费用也是侯玉海和会计小王东凑西借地弄来先给农工治病。

　　张志全向侯玉海提议说：“不然我们就上报公司吧!”

　　侯玉海摇了摇头，说：“不行，全年的奖金比他们几个的住院费还多些;上报了，取消了全年奖金，咱们里外算一下，还是不合算。”

　　张志全想到工区每月多报的人头费、加班费、材料回扣费也不少，恐怕加起来每年也有个十几万;侯玉海和会计小王还有各组的头目，肯定都不会少得，这都是非法的收入;如果在工区开展一个募捐活动，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张志全在考虑怎样向侯玉海提出这个建议：倘若他当着侯玉海的面直接提出来，一旦被拒绝不但会引起他的不满，而且会引起他的警觉;于是他不提多报费用吃回扣的事，只是简单地向会计小王提议由工区领导义务捐款。

　　“好，我跟侯主任说说，工区各班组头头每人交点。”小王爽快地应着。

　　第二天，小王对张志全传达说：“侯主任昨天召集各班组头头开了个小会，要求工区各班组成员，也包括六十个‘山炮’农工，给三个受伤的农工捐款，每人一百元，班组头头每人二百元，工区头头三百元，能收上来一万多块钱。”

　　张志全感到不合理：农工们每月卖苦力开不到三百元，而且已经三、四个月没开支，他们手里很少有积蓄，存几个钱大多数要寄给乡下家里;就是留着花点，也都剩不下几个。上个月他张志全结婚，侯玉海收他们每人二十元，现在又要收钱，不是难为他们吗?

　　张志全找到侯玉海，毫不犹豫地说：“侯主任，义务捐款我看就仅限于工区头头和正式职工吧，谁钱多点多捐钱少少捐，别再让农工们掏钱啦!”

　　侯玉海不同意地说：“我告诉你，你别装好人，‘山炮’们怎么就不能捐?他们怎么就那么特殊，阶级兄弟受伤治病谁都有义务!”

　　张志全耐心地跟侯玉海争执了几句，但他又不能完全拉下脸来跟他提多报人头费和材料吃回扣的事，侯玉海一口一个不行。

　　开始张志全个人垫付了三千块钱，侯玉海让会计小王还给了他。后来医院再催交药费时，张志全又把还给他的钱再次垫付进去。对后来这次垫付，张志全没有马上告诉侯玉海，为了征得侯玉海同意他的建议，他不得不跟他当面说了。

　　“那好，过几天一有钱我让小王再还给你三千，该工区拿的不能让你个人拿，捐款是捐款，垫付是垫付，谁也不能拿那么多!”

　　无奈，张志全回到医院，陪护的农工说大夫又在催款，两个重病号这几天药费花得多些，账上已没有结余，大夫说再不交足费用，他们每天必须打的输液从明天起要停下来。

　　陪护的农工为了自己的工友、自己的乡亲急得抓耳挠腮，他们哭着哀求张志全再回工区想想办法。

　　回到工区张志全找侯玉海筹集钱，侯玉海为难地摊开两手说：“我们家后园子又没种摇钱树，找我有什么办法，等几天再说吧，不是死不了人吗?”

　　陪护的农工将钱的情况向工区的农工们说明后，工区六十几名农工们勒紧裤带，大家又凑了几千块钱送到医院。

　　一个月后两个重伤和一个轻伤农工的伤势都未痊愈，但他们的住院医疗费已经增到两万元，工区所筹集的款额还不到一半。

　　这些天，张志全下班回到岳父家，因为让几个农工没钱治病的事搅得心神不安，郁郁寡欢，吃饭的时候也在想心事，饭量比以前少，没胃口，严玉柱和严莉几次问他，他才说出缘由。

　　“实在不行，应该让农工们去你们公司找领导解决，公司领导不解决就去市劳动局告他们!”严玉柱给女婿出主意。

　　严莉不太同意父亲的主意，说：“你出头让农工们去告状，让你们侯主任和公司领导知道，他们不整你?你以后怎么跟他们一起工作呀?我以前告过状，我知道告状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严玉柱白了女儿一眼，反驳说：“这件事不管是不行的，不去告状这几个农工就得倒霉，就不能治好病，得不到救助。要管就顾不得那么多!什么怎么处?现在不管，以后再遇到这事怎么办?都不管，于心何忍?我们不能只想着怎么处，处处迁就他们违反劳动安全，怎么能处好?我们不能撒手不管，要讲点良心和道德，假如这事摊到咱们头上，就这么忍了吗?”

　　张志全会意地苦笑着说：“我不是怕得罪这些领导以后不好相处，我是想能不能有一个好办法：既能给农工出钱治病，又不至于把关系搞得太僵，斗争也得讲究策略。”

　　听女婿这么说，严玉柱赞同地点头，说：“对，你的意见对。你现在不容易，上面没根子没后台，斗争得讲究策略，不然适得其反，没能办成事反而砸了自己的饭碗。”

　　接着严玉柱又考虑了一会儿，说：“你应该去找严东，让他给你们在报上反映一下，先造舆论，争得全市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也能引起市里有关部门的重视。”

　　张志全觉得岳父所说的办法还可以，但是由严东采访和报道，他有些担忧事情能否办好。他抬头瞥了岳父一眼，表情上有些疑虑，但嘴上没好意思说出来。

　　严玉柱看得出女婿的心思，他站起身狠狠地一甩手说：“没关系，我去找他。他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这时正在一边擦桌子扫地的严莉接过话茬说：“您老这几天感冒不舒服，还是我给我哥打个电话吧，省得您亲自跑一趟。”

十八

　　几天后，《北龙晚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不足300字的短消息：《某工地不该发生的工伤事故》，署名记者严东。

　　该文报道了新康建筑工程公司三工区不久前发生一起重大工伤事故的主要事实，事故造成的原因及后果，对应负主要责任者侯某提出了批评，并说明此事故已引起市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该报记者将进一步作跟踪报道。

　　紧接着严东又写了第二篇报道，主要是反映农工们在缺乏劳动保护的环境中作业，工区主任侯玉海和建筑公司领导对农工的工伤事故所应负的责任及事故出现后的推脱态度。当然，这里面严东没有忘记将张志全这个正面的尽职尽责无私助人的人物写进去。这一篇报道比上一篇的篇幅要长得多，将近四千字。但是严东写完后将稿子锁进抽屉里，没有上报编审，他还要等几天再决定取舍。

　　妹妹严莉自从结婚以后，很长时间没给他哥哥打电话。即便来电话大部分谈的也是他儿子胜利的事。当姑姑的关心侄儿，当小姑子的关心嫂嫂，这是严莉的长处;然而很少关心他这个当兄长的，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感情交流，尤其是迁入新居以后，兄妹之间的接触往来更少些，电话也根本不打。

　　但是前几天妹妹打来电话，谈了妹夫所在工地发生农工们的不幸遭遇，要求他去采访并写篇稿子。严东本来对写此类稿子兴趣不大，但考虑到此事涉及到自己的妹夫，而且是自己的妹妹亲自请求的，他觉得还是应付一下为好。

　　考虑一番以后，严东找来近几个月来全国各省市的大报小报翻了翻，有关乡镇企业、城建部门忽视农工的安全施工问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造成工伤事故极力敷衍塞责的消息报道，也占了一定的篇幅，而且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市民的关注，成为一时的热点题材。严东决定把这一事件报道出去。

　　找到了仿效的样板，严东清楚只要此类稿子不会触犯上级的禁例，不因此而担什么责任，那么炒作此类新闻，反而会大大提高自己在新闻界的知名度。

　　于是严东亲自去医院采访了受伤的农工，写篇简短而观点明确的消息报道，这篇报道很快通过编审刊在报纸一版左下角比较醒目的位置。

　　他期待他的报道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不仅是政府有关部门、市民公众的反响，而且是所批评单位的领导和当事人的震慑。

　　反响确实强烈，编辑部已接到不少电话，询问和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编辑部又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强烈谴责有关事故责任者的官僚主义态度和工头作风。

　　这以后严东再次去医院，去工地找有关当事人、知情人采访，了解了一些事态发展的详细情况，连夜赶写出反映这一事件的长篇报道，篇幅近四千字。

　　长篇稿子完成的第二天，恰巧新康公司陆鹤祥副总经理陪着被点名批评的侯玉海来报社编辑部。报社领导让严东负责接待。

　　“你们单位的农工打电话找我们，我们不得不去医院采访他们，写了一篇短文见报了;现在又写了一篇长的，准备明后天见报，你们可以提前看看原稿。”严东板起冷面孔用软中带硬尖酸刻薄的口吻向对方发出了威胁的信号。

　　俩人立刻警觉起来，尴尬地审阅着严东递过来的稿子。

　　“别，先别发表，严记者。”陆鹤祥谦卑地陪着笑脸，与严东协商，“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您给我们一个机会：等几天如果我们不改，不转变态度，您再发表好不好?”

　　侯玉海此时窘促地低着头搓着两手的手指，眨巴着眼睛，眼神里含着一股隐隐的敌意。 严东机敏地捕捉着对方的意图，狡黠地一笑，问：“那么等几天呢?等上几天可以，只要你们改变态度，我也相应地修改我的稿子。其实我们也不想批评谁，唱唱赞歌不是更好?” 陆鹤祥点头示意地说：“批评也感谢，赞歌也感谢，总之都是为了促进我们改进工作，提高安全生产的意识，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大力帮助。”

　　“对!感谢大力帮助，感谢大力支援!”侯玉海不知说什么好地应和着，眼神里那股敌意顿时消逝了许多。

　　严东开始舒展开自己严肃的表情，调侃地问：“你们感谢我什么呢?批评多了肯定不会感谢，唱唱赞歌肯定会感谢，那么你们准备怎么感谢我呢?我也喜欢你们多来点真的感谢。”

　　这样一来，陆鹤祥和侯玉海都一改阴郁的心境，较为轻松地与严记者谈起来。侯玉海为推卸责任，一再强调某些客观，强辞夺理地为自己辩解。严东没有反驳，而是将侯玉海和陆鹤祥所强调所辩解的言词一一写在自己的采访本上。

　　中午，陆鹤祥硬拉着严东出去。严东让他们先走，自己随后按他们指定的饭店去会合。 一个星期以后，侯玉海亲自领一伙人给严东家送去一套高档书柜，并派几个木工带着木料帮严东封闭了他家半裸的阳台。

　　一个月以后，严东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大约三千字的消息，对新康公司及下属三工区如何吸取教训注重安全生产，关心农工生活作了赞誉性的报道。

　　严莉看了这篇报道悻悻地去编辑部找哥哥争辩。她对严东发这样的消息很恼火;哥哥怎么能如此不顾事实，昧着良心颠倒黑白，无耻地吹捧视农工生命为儿戏的黑包工头?这哪是帮农工们说话讨公道，这分明是帮倒忙!可以肯定地说：这位越来越市侩化的记者这一次又做了一笔互惠互利的交易!

　　严莉气冲冲地问哥哥：“你怎么搞的，农工的医疗费现在还没有给齐，基本要求根本就没有解决。你不去帮农工说话，反而为包工头歌功颂德，你什么意思?你又得了人家什么好处?”

　　严东一点不生气，他嘻嘻地笑着给她妹搬了把椅子，给妹妹沏了杯茶水，慢条斯理地向妹妹解释说：

　　“咱们国家的舆论媒体一般是以正面宣传为主，也就是说以表扬为主，批评揭露的篇幅是有限的。我原来是想详详细细地将这些包工头的黑暗面全揭出来，充分曝曝光，可是你不知道，发这样的稿子得经过报社领导批准，你写出来没用，写出来发不出去不等于白写吗?” 严东说着拉开他的抽屉，将他已写好的那篇揭露性的长稿递给严莉，继续他的解释和喟叹：

　　“我本想发了一篇短的，再发一篇长的。可是就是那篇短的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来找我们报社领导交涉，非让我们再写一篇吹捧性的来消除影响，摆摆平。你以为我愿意写吹捧他们的，我是没办法。领导的旨意你能敢违抗?遵命文学，例行公事，这年头谁让咱没别的本事，只能靠这支破笔谋生呢!”

　　严莉对哥哥的解释半信半疑。她后来又找了她夜大时的一个男同学——现在市里报界影响面不小的《北龙经济报》当编辑。这位编辑过去在街上与她见面非常热情，也愿意为班里的女同学办事，那时他还没成婚，常常找一些事由与严莉等几个长相漂亮的女同学多接触。现在他已成家，严莉也成有夫之妇，但是见到严莉来找他，还是感到很欣幸。

　　这位编辑听完了女同学的诉说，为难地搓着两手思忖了好一会儿。他告诉严莉，现在的报刊媒界是有约在先的，各报社之间不能相互拆台，因为对那个建筑公司已经有正面的表彰性宣传，我们就不能再对着唱反调。他说：

　　“对不起，实在爱莫能助。如果你一开始来找我，我肯定会帮忙!尤其是老同学来找我，为社会伸张正气，为农工们鸣不平，这也是我们报社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可是实在对不起，至少现在我们不能跟《北龙晚报》这样的兄弟报刊对着干，否则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好相处。”

十九

　　三个农工即将出院，虽然没有痊愈。昨天下午侯玉海让会计小王给他们补齐了以前拖欠的工资：两个重伤农工每个多给一千元，一个轻伤农工只多发五佰元，然后让他们马上办理出院手续。

　　晚上，张志全去医院看望三个农工，给他们送去满满一饭盒油炸小白鱼和其它吃的东西。油炸小白鱼是岳父买来并亲手一个个收拾出来一个个炸的。张志全下班回家，严玉柱给女婿热了热别的剩饭剩菜，让他简单先吃几口就去医院送他的炸鱼。

　　三个受伤的农工和两个护理的农工向张志全诉说了会计小王来医院让他们出院回家的事。农工们有的暗自嘘唏，有的唉声叹气。张志全让他们去建筑公司找领导上访，或者去法院告状;他们踌躇着，对上访或者告状后的结果没有信心，没有指望。他们拜托张志全去公司替他们反映，张志全虽然为难，还是答应下来。

　　张志全对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工们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同情他们不幸的遭际，但对他们不能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深感遗憾。

　　算计一下，张志全到新康公司来上班一年多，与工人们相处得很好，与侯玉海相处一直是别别扭扭，可能因为他跟侯玉海不是一种类型的人，难以融洽地在一起办事。张志全现在越来越感觉在工区内受到的排斥，自己有一种孤独感，在这里有些混不下去。但是除非去求生父关照，自己暂时尚没有别的去处。倘若继续留在工区，他需要调整与侯玉海的关系。但是近来农工们的工伤事故怎么处理呢?头部受伤的金永福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小脑神经受损，走路掌握不了平衡，人也变得痴呆，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大腿骨折的王宝强腿部接骨插进一根钢板起固定作用，需要以后做二次手术。他哥哥王宝顺也基本上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而他们没有多少文化，返回农村后不能干农活，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张志全深深地感到他们需要他的帮助，可是他能帮助他们什么呢?公司陆鹤祥对他早已拉开了疏远的距离，没有了当初那种同学之间的热情，彼此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隔阂。他揣摩侯玉海与陆鹤祥之间绝不是一般的关系，一种不正常的物质利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而他张志全又不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他已经失去在新康公司工作的“根基”。在如今的社会环境里，一些事情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根基”往往不在下层，而是在上层;下层的工人们权力太有限，对企业没有决策权、参政权，对企业领导没有制约、监督，乃至弹劾作用;只有上层的社会交际，才能决定一个人的“荣辱”处境。而这种“必需”的社会交往，往往是一种带有犯罪性质的不正当不光彩的幕后活动。

　　张志全觉得自己不会，永远都不会成为进行这种活动的主要角色。

　　早晨上班，张志全向侯玉海请假去公司，他毫不掩饰地说：“公司既然已经知道报上登了消息，我想找陆鹤祥再为这几个农工争取点劳保救济。”

　　侯玉海摆出一副无所顾忌的姿态，爽朗地答应着：“你好好谈谈，多争取点——陆副总跟你是同学，怎么也得给你点面子。”

　　张志全听得出侯玉海后面的话是在讽刺他，但是他能说什么呢?反唇相讥是没必要的。 骑着自行车，张志全一边环顾着过往的车辆，一边琢磨着找陆鹤祥怎样提条件。他的车子跟在一辆装满垃圾的货车后面，一阵腐臭的气味不断往他鼻子里钻。于是他有意慢蹬几步，让垃圾车远远地开走。但是这辆垃圾车每开一段就停下来装垃圾，他拐了一个弯避开垃圾车驶向大道。当他来到大道的十字街口，又一次遇到刚刚亮起来的红色信号灯，他预感今天的运气不顺。

　　不顺又能怎么样?按理，他去公司找陆鹤祥就不是凭同学关系，而是凭上下级的职能关系，他公事公办地找公司有关部门为受工伤的农工们要求救助，也是正当的行为，理应得到解决。

　　但是就个人关系来讲，张志全明白自己欠陆鹤祥的人情;陆鹤祥凭同学的情分将他安置到工区当副主任，使他有了一个以权谋私的机会，他应该与侯玉海搞好关系捞一把，同时也应该给陆鹤祥多多地有所表示。然而张志全没有这么做，陆鹤祥对他有看法，逐渐地疏远他，即便是公事公办也要凭私人感情，否则就很难。

　　张志全想到这些，心里感到底气不足。

　　在新康公司门口的台阶上，推门而出的陆鹤祥与张志全撞了个满怀，两人都笑了。

　　“哪儿去?”张志全脱口问并告诉他，“我找你有事。”

　　“去劳动局开会。”陆鹤祥说着要走开，但想起什么返回来，问：“什么事?”

　　“受伤的农工劳保补助的事。”

　　“这事你跟董科长谈谈。不过你今天别走，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正找你有些事要谈。” 陆鹤祥乘吉普车走了，张志全进门找到劳资科的董科长。

　　董科长还是西服领带脚穿一双布鞋的行头，正在办公桌前抄一份表格。

　　“你找我什么事?”他转过头冲张志全笑笑，仍然埋头抄表格。

　　张志全将几个受伤农工的治疗情况，伤后残疾情况及申请给予救助的要求向董科长一一作了汇报。董科长听后对张志全坦率地说：“你应该等陆副总回来跟他详细说，这类事情我定不下来。你看我也就是抄抄写写的办事员，决策上的事还得找陆副总，你不是跟陆副总还有一层同学关系吗?你求求他。”

　　张志全不再说什么，从桌上拾起几张报纸浏览着。过了一会儿，董科长抬起头，点上一支烟，跟寂寞在一旁的张志全聊起来。

　　“你不会吸烟吧?这支‘牡丹’烟是刚才来办事的人给的。其实我平常抽的是自己的卷烟，挣的钱少买不起好烟。连我这身西服都是公司发的，就这一套，连换的都没有。其实我也想到工区去当个主任、副主任什么的，多少能捞点，总比我这空头副科长有点实惠。噢，对啦，你也是副职，弄好关系能跟主任吃吃喝喝。我们陆副总每次出去下饭店都带着我，但真遇什么事还得让陆副总拿主意，他兼任我们人事科的正科长。”

　　张志全对董科长这副谦卑的神态有些不理解，于是故意地笑着逗他说：“你太谦虚了，刚才陆鹤祥还让我跟你汇报农工工伤的事呢，你怎么能什么事都不管?”

　　董科长吸着烟，神态鬼祟地向张志全解释：“你不知道吗?陆副总跟咱公司古总经理是一把帘的哥们，我算啥?我能多个啥?跟着乘车有吃有喝，过年过节时不常地公司科室分点东西给我就觉得不错。人嘛，知足者常乐，我说你在下面当副职，也要少管事，多乘车。他们农工出了工伤事故，确实可怜。但是你决定不了政策，上边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不办你也没办法。开支一分钱不少给你就行，我说你少管这些闲事，农工们要找让他们去找，找也白找。现在哪有主持公道的地方?对上边领导一定要学得乖，服服帖帖，忠心耿耿。实话告诉你，我虽然字写得好，但我是小学毕业，我羡慕大学生。但是大学生不见得会同我这样什么时候都能跟领导保持一致，保证不让他讨厌你，保证让他吃肉给你点汤喝。我认为这也就可以了，个人不吃亏嘛!”

　　以前张志全跟眼前这位人事科的副科长也只是见面点点头，从没做过深谈。如今听他这一番庸人自乐的高论，内心里掀起了一阵反感的波澜。他不便反驳他，只是嘴角挂着轻蔑的讥笑。他又问董科长知不知道工区多报人头工资的事，董科长又坦率地说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哪个工区都有，不算个啥!

　　快到中午的时候，陆鹤祥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几个别的工区的主任——虽然张志全跟他们不熟悉，但公司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时，彼此都见过。

　　陆鹤祥向张志全笑着打打招呼，同时也对董科长说：“别干了，一会儿咱们找个饭店，一边吃一边唠。我交给你个任务，好好开导开导我这个同学。”

　　离公司不远处有个装饰豪华的饭店，年轻的女老板热情地给陆鹤祥领来的客人们开了个单间。陆鹤祥也一改平时的威严，嘻皮笑脸地跟女老板开着玩着，故作亲热地拍拍女老板的屁股，搂搂女老板的腰身，彼此间显得十分随便。

　　陆鹤祥拉张志全坐在自己的旁边，董科长有意识地坐在张志全的另一侧，并殷勤地给全桌的各位斟酒。

　　席间，张志全问陆鹤祥农工工伤的事怎么处理，陆鹤祥板着脸反问说：“还应该怎么处理，侯主任不是已经处理完了吗?我说你有些事不要跟着瞎搅活。其实你是在工区主管安全的，农工们出了工伤事故，你不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再说侯主任根本就没咬你，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人家。侯主任对你还是不错的，有些事我也掌握一些，人家不少人都说你不会处事，跟侯主任没处好关系，我看问题都在你身上。”

　　张志全对陆鹤祥的结论不服气，要跟他理论一番。但是陆鹤祥以严肃的口吻说过以后，又戏谑地笑着打断张志全要说的话，把话拉回来：

　　“我说这些话你不要生气。今天是在酒桌上，我以老同学的身份说你几句，是为了你好。我今天多喝了几杯，可能我说的不对，但我劝你以后要接受教训，遇事别太固执，别太认真，有什么不明白的多来问问我，我不会给你亏吃!”

　　张志全反驳说：“侯主任大权独揽，又不懂管理。这不是我固执不固执的问题，你让我以后接受教训，我接受什么教训?头脑里没有安全管理的意识，以后肯定还要出工伤事故。” 陆鹤祥指指张志全的手臂说：“这样吧，我看你是跟侯主任处不下去啦。原先我要知道你这样，我都不应该派你下工区，其实你不适合在工区干。我听说你在市土地规划局有一定门路，从下个月起，我派董科长去接替你的工作。我下午去找古总把你抽上来专门跑公司的地号申报，这可是个肥差，谁跑地号都不白跑。咱们公司有这方面的奖励规定，跑下来一个地号，怎么也能奖励一、两万块钱，到时候钱发下来别忘了请我们几个人喝酒。”

　　话说到这里，其他人包括董科长也随应着举杯祝贺张志全的荣升。

　　张志全没有举起他的杯，只做拒绝状：“我哪有这门路?我可干不了这个!”

　　陆鹤祥陡然收敛了笑容，对不顺从的张志全说：“我不管你干了干不了，反正过几天咱们老董去三工区给侯主任当副手，我认为老董肯定能跟侯主任配合好。你是回不了工区啦!来，咱们祝董主任下工区发财!”

　　这样一来，除了张志全没有响应，其他人都举起酒杯。

二十

　　从早晨起，窗外下起绵绵秋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模糊了通往外面的视线。张志全打开屋内的台灯，心不在焉地在阅读一本旧小说。

　　严玉柱披着一件旧雨衣从外面晨练回来，手里提着一布兜刚从早市买回来的胡萝卜。老头子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脱掉他的旧雨靴，换了双平日在家里穿的布鞋，然后把他的雨衣和雨靴放到门斗晾起来。这两件雨具还是他退休前十年在车间上班时发的劳保用品，至今仍被他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使用着。

　　老头子习惯地从炉台上的铁锅里取出热气腾腾的馒头和一小盆鸡蛋羹，从碗柜里取出一小碟黄瓜咸菜，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两个人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什么。老头子知道女婿已经有一个星期没上班，他几次劝他不要着急，工作可以慢慢找，家里不缺他的开支钱。张志全因为今天下雨没有出门，倘若天气晴朗，他想会会几个熟人、朋友寻找一下新工作。

　　在新康建筑工程公司上班一年多以后，他现已失去了工作。他已拿定主意坚决不去这个公司新筹建的房地产开发科跑地号，三工区也没有他的工作位置。他为那几个出工伤事故的农工写了几封上告信，寄给几个报社和市劳动局，现在市劳动局要派人去新康建筑工程公司调查处理，结果如何尚不清楚，只有等待着。

　　生父施德安家他有半个月没去，施光和胡柏都不知道他辞职的事，他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他辞职前几天施光还打电话找他，怂恿他跟他们倒卖建材。

　　大弟弟张志强开着出租车到严家的胡同口找过他一次，让他为已经从职业高中毕业的小弟弟张志刚找一份工作，这时张志强才听说他无可奈何辞职的事。目前，张志刚正跟着张志强学开车，妈妈不希望小儿子学当司机，但是暂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原打算让大儿子在建筑公司给他小弟弟找一份保管材料或者钢筋工、钳工之类的活儿干干，现在因他辞职也指望不上了。

　　其实即使他不辞职，凭他在新康建筑工程公司内与上层人士的交往，他不送礼来给自己小弟弟安排一份有技术的工作，也是有些困难的。

　　他这几天在家已经跟岳父谈了自己辞职的缘由，老人家能理解他，让他在家冷静地总结一下以前的教训，考虑今后的出路，劝他说：“以后的工作肯定会找到，不必太着急。”

　　他吃过早饭帮严莉收拾碗筷，把留给岳父的早饭热在锅里，就坐下来读书，但心里却还在琢磨自己的事。

　　昨天上午他到原来的三工区去过，没找到王宝顺王宝强兄弟俩，也没找到金永福。农工们说这三个出工伤的乡亲已经买了火车票返回农村。本来，张志全是劝过他们，让他们在工地宿舍多呆几天的。不知为什么他们不听话，倘若市劳动局派人下来调查，他们不是失去了一次为自己申诉的机会吗?开卷扬机的刘师傅也不在，据说被侯玉海调到了别的工区。

　　公司劳资科的老董已经到三工区上班，张志全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跟候玉海唯唯诺诺地说些什么，虽然远远地看到张志全从外面走来，他很快将身体转过去，背对着佯装没机会与张志全打招呼。然而张志全执拗地走到侯玉海面前，问了他几个待办的事：一是买钢丝绳的支票能否办，二是前几个月没发的工资何时补齐，三是他为出工伤的农工垫付的医疗费和伙食费有三千块没报。侯玉海让会计小王先付二千块，其余的钱侯玉海十分客气地让他等几天再来取，他说该给的肯定会全都给他。

　　不久前曾经在公司劳资科与张志全絮絮叨叨聊过的老董面对着近在眼前的张志全，只是微微地几乎不易让人觉察似的点点头，然后板着脸注视着侯玉海与张志全对话，表情麻木没说一句话。

　　后来张志全到市劳动局去了一趟，负责建筑系统信访接待的中年女同志没来上班。本来上星期这位女同志曾经答应去新康建筑工程公司找有关当事人调查核实的，张志全已找过她五次，但至今这位女同志没有与受伤的农工们谈过。

　　信访接待室里很嘈杂，十几个上访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与三、两个接待员诉说争论。接待室里人声鼎沸甚至有拍桌子的叫骂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对张志全说：“这里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人命关天的事都管不了，企业的头头根本不听这里的裁决，这里的人也根本不想多管事!”另一个头上扎着绷带的青年工人说：“现在的工伤事故太多啦，管也管不过来，就那么两个人负责，三天两头见不到他们，也不知他们忙什么，我为这点事已经往这儿跑十七、八趟啦!”

　　下午张志全去了几家报社。有的记者听了他的诉说，劝他还是去市劳动局解决，报纸舆论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如果所有的社会阴暗面都见报，社会的稳定不是受影响吗?有的记者根本就不听他的诉说，在一旁与熟识的来客说些别的事情;有的记者推诿说正忙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让他还是回单位找领导处理，何况单位领导不是一点没管。

　　外面淫雨霏霏，天空阴沉沉。张志全合上书，拾起岳父每天晨练时买回来的当地小报，浏览一番。他关注地翻到后几版，有招聘的栏目，又有一家建筑公司招聘基建工程的业务人员和基建施工的技术人员，后者要求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35岁以内，对有实际工作经验者优先。张志全跟岳父打了招呼，穿上自己的雨衣，推着自行车出了小院。

　　临出门，老头子特意地嘱咐他：“跟人家好好谈，带上你的文凭证书，我就不信全都不爱惜人才!”

　　老岳父把他当作人才看待，但是并非他去应聘的所有建筑公司都将他看作人才。如果不算今天要去的地方，他已经找了两家。

　　头一家建筑公司门面很大，楼里装饰很豪华气派，负责招聘的是一位上年纪的男人，个子不高脑袋很大，大腹便便地腆着肚子，显得老练而深沉。他仔细地审视了张志全的文凭和履历登记，告诉他一个星期后再来听消息。一个星期后，张志全再次走进这家公司的大楼，那位看上去城府颇深的老家伙煞有介事地说：“经过我们调查了解，我们发现你的人缘不好，也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不行，口碑太差。我们研究一下觉得你来我们这儿不太适应。”

　　张志全于是跟他争辩起来：“你们既然能去我工作过的单位了解过我的情况，并且能得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结论，你们有什么根据呢?能不能举出些事例来?”

　　大脑袋的老家伙神色困顿地伸了一个懒腰，反问道：“现在来我们这儿应聘的早已超过了招聘指标，举出事例来——有这个必要吗?”

　　不愿受羞辱又无可奈何的张志全瞪起眼睛直视这个大脑袋，这个老家伙自知失言而抱歉地笑笑，叹惋地告诫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年轻人以后在建筑工地做事不要太认真，否则惹起众怒!”

　　张志全知道他说这话是有所指的，他所了解的情况无非是陆鹤祥或侯玉海那里提供的。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拨弄是非，谴责他张志全，这种事让人多么义愤填膺!

　　第二家建筑公司招聘的对象必须接受去外地长期工作的条件，张志全晚上与严莉商量，严莉没有答应。

　　今天要去的建筑公司离岳父家较远，在市区的另一头。张志全骑着自行车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行驶，一缕缕凉丝丝的雨水让风吹到他的脸上、额头上、眼窝里，他心里也是凉丝丝的。

　　按报纸登的地址找到一个破破烂烂的大院。大院的门口没有挂牌，只有一张如告示似的白纸，上面标有这家建筑公司的字号。张志全走进这个四周是旧楼的大院，这些二、三层的旧楼起码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物，外墙裸露着一块块磨损的砖头。架在楼外的露天木制楼梯摇摇欲坠。张志全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上，在一间低矮阴暗的房间找到这家公司。

　　填好一张登记表，将登记表和文凭一起递过去。一个年纪与张志全相仿的女同志用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瞟了他一眼。

　　“我好像在市土地规划局见过你，你能跑地号吗?”她问。

　　“不能。”

　　“你能揽来基建上的工程吗?我们公司对揽来的活儿按转包后利润百分三十提成奖励。”女招聘员用她那双诱人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张志全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他知道这是一家刚刚起步的皮包公司，倘若他说他能揽到基建工程，并且能跑来地号，那么他就可能成为这家公司的顶梁柱，甚至可能坐这家公司的头几把交椅。他知道这只需要他找生父说一句话，那么他的事业就可能从这里开始。

　　女招聘员还在疑惑地注视着他，又问了一句：“你不认识市土地规划局的施处长吗?过去我也总跑市规划局，我怎么记得你和施处长关系挺熟。”

　　张志全笑了，不得不承认其中的一部分事实：“只是找过施处长办事，但并不熟悉。”

　　女招聘员也笑着认真地说：“如果你能来跑地号，我们公司每月给你开一千元，怎么样?”

　　张志全摇了摇头，说：“不行，我没这方面的关系。”

　　女招聘员说：“我们现在主要是招聘这方面的人才，现在还没有基建工程，施工的技术人员暂时还派不上用场!”

　　往回返的时候，雨已经停下来。张志全骑着自行车回家取了两条麻袋，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了贰佰斤土豆用车子驮回来，又排队买了叁佰斤白菜，全都晾晒在胡同口的空地上。

　　傍晚严莉下班前张志全开始做饭。这些天他不上班就跟岳父和严莉学做饭、炒菜，普通老百姓家的饭菜好做，张志全现在已能胜任这一工作。

　　吃过晚饭，张志全和严莉去胡同口收拾晾晒的土豆白菜。严莉弯着腰帮着往麻袋里装，张志全往回背运。干活儿时候严莉说自己腰痛，胃口反酸水闹得慌，说着她忍不住低下头吐了几口。

　　张志全让她放下活儿，回家吃点胃药，躺下来休息休息。严莉悄悄地告诉他：

　　“有了，我怀上了……”

　　张志全摸了摸妻子尚未隆起的肚子，心里一阵激动。严莉过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一些，一边跟张志全干活儿，一边听张志全讲起白天去应聘的事。

　　其实施德安一直很惦念张志全的工作，在没正式辞职之前，就多次找张志全了解他工作的情况。张志全往往以“工作很不错”、“效益还可以”、“在基层挺锻炼人”、“我想独立发展”等等理由来搪塞生父，躲避生父的关照。施德安总感觉父子之间话语不多，尚有一层难以勾通的隔阂。他于是常常打电话找严莉，或者让老伴找严莉，让他们小两口多来家聚一聚。严莉对公公、两个婆婆十分孝敬、贤慧。她感激公公帮自己调动工作，使自己的才能和所学的专业得到了施展发挥;她也感激公公对丈夫的关心;但是她不能不考虑到张志全执拗的性格和过分的自尊，对丈夫这方面的性格特征和心理需求，她能理解，也能迁就。

　　张志全几次跟严莉提到外国总统的儿子女儿不靠父母生活，也有过失业，打过短工，中国却不行。中国的青年为什么总是离不开父母的巢穴，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生活?严莉说那是在外国，中国还存在封建残余，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改革还没到位。

　　“张志全同志，我们考虑问题办事情不能离开自己所在的现实环境。”严莉不久前有一次半真半假地对着丈夫说。

　　张志全明白严莉对自己的劝导意味着什么，因为严莉说这句话时刚刚跟他讲了他生父当天给她打过的电话：市房地局正筹建一个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市房地局与市土地规划局都归属于市建设委员会，是关系单位，合作单位;施德安想介绍张志全进这个公司。这是个很有发展前景，实力很强的公司，施德安让儿媳劝儿子将工作调动一下。

　　张志全并非对这一信息无动于衷，他当时没表态，辞职以后好多天也没有再提这件事。今天严莉告诉她怀孕的事，他内心深深地被触动了，他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和义务，要养家糊口，也要在未来的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但是仅仅凭个人的力量那是太单薄，太艰难啦。

　　他总想凭个人的力量做出个样子给生父和兄弟看看，给岳父和严莉看看，但是他很难有成功的希望。他已经努力过，争取过，但是他无可奈何，面对残酷的现实环境，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就他个人方面的素质来讲，他还有许多欠缺，他需要有人来扶助，难辞父恩，难以辞谢生父的呵护荫庇，他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再选择一次的时候。

　　晚间看电视节目，张志全又有些心不在焉地揣摩着他的事。熄灯以后，他躺在床上，搂着身边的爱妻，情意殷殷地说：“明天你给爸打个电话，你问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还用不用人?”

　　严莉转过身，把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肚子上轻轻地抚弄着。

二十一

　　前期科原来七人，一个科长，四个副科长。张志全调来后，副科长增加到五个。张志全到新单位上班已经一个星期，除郑科长头一天把他从孙总经理那儿领到科里，同郑科长谈过十几分钟的话，其他几位副科长他还没有全见过面：听说有两个出差去天津北京参观考察，一个叫刘业民的在本市的一个函授大学半脱产上课，还有一个叫崔波先的刚跟郑科长从深圳广州考察回来。这个崔副科长个子比张志全高一点，长得黑瘦，戴一副镶金边的眼镜，西服革履，衬一条黑地红点领带，头发梳得光溜溜，向四周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发蜡味。总之仅从外表看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印象，可是听他讲起话来，却是满嘴粗俗的词，脏得不堪入耳。 每天早晨上班，常有几个从外面打来的电话找这位崔副科长。有时电话打到郑科长那个办公室——郑科长是正科长，一人一间办公室。但是一个穿旧运动服的，三十五、六岁的男同志，大家都叫他大张的，常在郑科长那屋。有人说这是郑科长有意安排他在自己办公室里写材料，没事的时候替自己接接电话，接待一下来访人员。张志全发现他平常总是默不作声地在科长办公室的沙发上看一本书。

　　“‘吹破天’，电里有话!”大张嘴角含着隐隐嘲笑过来招呼，同时很礼貌地向张志全点头致意。

　　崔波先正在这边的办公室里打电话，他骂了一句：“他妈的，这电话怎么追着腚来!”他没马上过去接。

　　大张又喊了一句：“崔科长，电话不接就撂了!”

　　崔波先这才放下这边的电话去接那边的，同时发泄着对大张的不满：“滚你妈的，老子什么时候叫‘吹破天’!”

　　房间里只剩下张志全和大张，大张热情地递过来一支烟：“一家子，烟不好吸一支?”

　　张志全笑着谢绝后坦率地问：“崔科长怎么叫‘吹破天’?在单位叫外号不好，尤其是人家还是一位科领导。”

　　大张一笑置之，解释说;“我这个人不是不尊重领导，是他这人太没涵养，整天吹吹嘘嘘，似乎他有多大本事，其实绣花枕头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对大张评价崔波先，张志全有同感。虽然他调来时间不长，但对崔波先很难说有个好印象。他刚来上班头一天，崔波先从外面进来，抓起话筒一气打了三个电话，每次跟对方通话都是自我介绍说：“哥们来开发公司任前期科科长，主抓旧楼改造拆迁，有什么难题，尽管打声招呼!”“哥们不是吃干饭的，大学毕业，杂志上也发表过几篇，三十岁。老爸当处长也有年头了，才他妈给我弄个副科长，混得真他妈惨!”

　　等崔波先放下电话，张志全于是不揣冒昧地问一句：“请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对方嗔怪地审视着他，反问道：“你是哪儿的?你管我哪个大学毕业!”

　　张志全笑着解释说：“我是新调来的，我叫张……”

　　崔波先是个反应机敏的人，不等张志全自我介绍说完，他很快转怒为喜地接下来说：“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是张科长吧?昨天咱们的头儿——郑科长跟我说过了，咱们科又新来一位副科长。你看我——多他妈不礼貌，拿你当上访的，当外人啦!”说着他走过来跟张志全握手，“以后多关照!听说你是学建筑工程的，以后多关照!”

　　“彼此互相关照吧!”张志全说，想起刚才自己已提出的问题，接着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崔波先怔了一下，吞吞吐吐地回答：“我?学经济管理的，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念过一段时间，单位工作忙，没时间去考试，后来考上本市的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张志全不解地又问：“你在中国人民大学不是脱产学习，是函授，还是短期培训?”

　　崔波先支支吾吾地解释着：“我他妈也不知是什么班，说是什么人大老师来讲课，真的假的谁弄得清?反正交了钱就入学，考试合格发文凭。一到考试，我这帮哥们还想抄我的，我他妈抄谁的?”

　　跟崔波先第一次接触，使张志全对他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反感，现在大张喊他“吹破天”，他就颇有感触地笑起来。

　　大张叫张文斌，两个月前开发公司筹备组建时调来的;调来前曾是一个工厂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不能保证月月开满支，托人调到开发公司，被分配到前期科当科员。郑科长平时让他到自己办公室，凡是写报告、报表格、汇总材料，郑科长都委托他去干;大家叫他第一副科长，其实他是科里只有两位没有副科长职衔的科员之一;另一位科员是刚从大学毕业分来的女文书，尚未报到。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我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商店营业员，都退休在家，所以能托人调来开支就挺不错。”张文斌微微地苦笑一下，说，“郑科长对我还可以，一调来就带我和‘吹破天”去广州、深圳、珠海去考察学习，走了一大圈。我发现‘吹破天’虽然爱吹牛，胸无点墨不学无术，但是对上级领导特会巴结，有一套阿谀逢迎的本事。郑科长是从外县调来的，没多少文化，人家有个当局长的好姐夫，一来就被任命为正科级，以后还能往上升。因为他比较会用人，遇到上边要什么材料报告就捉刀代笔让我写;一遇到有什么宴会招待啦，就让吹破天陪他去。‘吹破天’那小子虽然嘴臊点，但能天南海北无边无沿地吹，而且还能联系来陪酒的女郎、舞伴什么的。‘吹破天’是个社会人，在社会上认识人多、联系广、活动能力大，三教九流黑道白道无所不交，一家子你别小看了他!”

　　张文斌平时不是个能说善讲侃侃而谈的人，他往往喜欢找一个背静的地方，手捧一本书几个小时一声不响地读下去。郑科长每天早晨上班在自己办公室能待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出外办事，一般下班前回来。要是不返回，整个办公室就留给张文斌一个人值班。如果张文斌读书写材料感到疲乏，就到别的科室陪人下下棋，或者站在一旁支支招当个高参。张文斌下棋也是个高手，一连下几盘他准赢多输少，有时他一人对一大帮，也不会输几把。

　　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正式挂牌之前就已经开始运作经营。市房地局在去年就抽出几个人跑地号搞动迁，委托建筑工程公司施工。房地产开发公司刚一挂牌经营时，没建好的商品楼就已经卖出几栋，所以这个公司经济效益很不错。张志全上班没几天，赶上公司给职工发工作服，每人一套几百元的毛料西服，一件五百元的皮夹克，然后隔三差五地分水果、分副食品，前几天每人一箱十公斤香蕉，一筐三十公斤苹果，一袋十五公斤刀鱼，一坨一公斤的大虾，还分了一百公斤大米。张志全上这么多年的班，从没有在单位分这么多东西，开工资也比别的单位多，每月三佰多元，奖金二佰多元。那天他去给妈家送分来的东西，张志强说哥哥并不比他开出租车挣得少，可真是调了一个好单位。

　　十几天以后，前期科的人除了上学的刘科长还在集中学习，其他都已到齐。刚分来的女大学生，也来报到当了文书。

　　每天早晨八点，前期科的人陆陆续续来上班。这时科里的两台电话铃声不断，涉及动迁的上访人员三三两两地来科里找人。

　　前期科目前负责两片动迁小区，科里正副六位科长，每三位一组负责一个小区。按照郑科长的安排，张志全和崔波先被分到一组，让张志全负责，这一组还有正在上学的刘科长暂时没上岗。

　　早晨九点钟左右，前期科除了女文书，张文斌一人一个办公室以外，科长们都去小区现场工作，一直到下午四点下班前，愿意回来的返回单位，来不及的可以直接下班。

　　郑科长每天下班前常常要返回单位，因为他要统一协调解决各组的事务纠纷，处理科里的日常工作，向公司经理汇报请示，开会听取公司传达的有关文件精神等。早晨上班前他有时要处理别的动迁小区的疑难问题，凡是带有疑难性的问题，最后的裁决权都掌握在郑科长手里。负责各小区的副科长们都要向郑科长汇报，由郑科长亲自接待这些动迁小区的住户们。他把来访居民们反映的问题都一一记在他的小本上。

　　前期科开给动迁户们的新户预分单统一由张文斌保存填制，负责各小区的副科长们根据公司的规定把动迁户的人口住房情况报给郑科长，然后由郑科长签字并安排开具新房预分单。

　　郑科长掌握一般决策权，并委托张文斌为自己把关。其他几位副科长总要围着郑科长转来转去，但也不能小看不是副科长的张文斌。

　　公司给前期科经常去动迁小区的科长们发了两台带斗的三轮摩托车，每三人一台。崔波先每天骑着摩托车上班，驮着张志全去动迁小区。在动迁小区常常待不上一两小时，然后他骑着摩托车出去办私事，下午没有特殊情况他就不返回单位。后来张志全干脆又推出自己的自行车骑着上班，骑着去动迁小区搞居民家访调查，到派出所搞户籍摸底，去区动迁办公室协商事，给居民们开会宣布公司和市里的有关动迁规定。

　　每到周末下午，科里的几位副科长可以找郑科长签字报销招待饭费，这个说招待派出所户籍员吃顿便饭，那个说招待动迁办主任喝了几杯，另一个说招待拆房队包工头去了火锅城。每位科长每周可以报销三、四十块。郑科长看着堆在办公桌上的饭费收据一般不多问什么，只要不超指标，他就提笔批示同意。张志全每次都比崔波先报得少，崔波先饭费收据多了有时要占用张志全的指标，张志全也不好意思拒绝。

二十二

　　虽然内心里张志全对崔波先一直隐隐地存着反感，但因为工作关系，他不得不每天与崔波先一起去动迁小区搞摸底调查，交待动迁有关政策。在工作中，张志全对崔波先逐渐暴露出来的恶习和无耻已经忍无可忍。

　　早晨上班在考勤册上签过到，张志全坐在办公室里整理这几天来填写的动迁小区居民人口登记。他掏出记事本往打印的登记表上续补新调查的居民人口情况，并且核对以前调查已登记过的部分。昨天崔波先向他要这份登记表，他知道崔波先有过私自涂改登记表的前例：那一次他把一户两口空挂户口的情况改成实住，因此他红着脸批评过他。崔波先当时虽然嘟嘟哝哝地不满，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有错：“你看你那个熊样，兴师问罪怎么的，你拿刀杀了我?我又不是有意改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是我失误一把，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说是以后注意，但是张志全发现这个人没记性，明明是他俩一起调查一个居民组长，得到这组空挂户口的真实情况，崔波先却偏要私下里给一住户多报一个实住人口。张志全当时指出他的“失误”，他却咧嘴嘻皮笑脸地说：“操，这是我铁哥们的一个相好，我这个铁哥们跟我是多年的交情啦!怎么也得照顾一下，不就多报一人，多七平米房子吗?”

　　张志全坚持原则地说：“郑科长不是开会跟咱们说过，照顾的单列，你这不是也有照顾的名单吗?再说七平米的房子，一万来块钱不是小数，不能让公司白白损失掉。”

　　崔波先说：“我知道公司得算细账，照顾的太多也不好办，再说报给郑头儿那儿去照顾，该表示的好处还能摊到你我头上?”

　　其实张志全知道，即使能被列入照顾一拦重新考虑的，也往往是托关系找人说情的结果，里面也有人情通融的一面。崔波先整天纠缠着郑科长说情，说明他那明面上的一亩三分地种得挺有收获，但是私下里还想瞒天过海，不通过郑科长这道关自己再捞点。张志全给他指出来后，他没有恼怒，反而又一次嘻嘻笑着引诱张志全说：“操，这点小事还不好办，明天咱们暗示这院居民组长一下，让他妈的改改口，反正他那儿多增加七平米房权掌握在咱俩手里。他敢不依了咱们?只要是依咱们，那家空挂户至少也得给咱俩每人甩上个两千三千的!”

　　按照前期科明文规定：对凡是能如实反映有户口居民是否在住地常住，能如实反映空挂户口情况的居民组长，开发公司可多奖给该居民组长家七平米住房面积，如反映不属实，有隐瞒情况则取消这项奖励。

　　张志全明白崔波先这样做，不但违反原则规定，而且弄不好还要侵犯如实反映情况的居民组长的利益。所以当时就制止了他：“你算了吧，别整出事来，我可跟你担不起责任!”

　　崔波先昂起头，用手指着天又指着地，说：“没屁事!胆小不得将军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得了便宜的那家还敢说出去，他有病啊?没屁事!”

　　张志全郑重地说：“不行，这事必须实事求是。”

　　崔波先有些气恼起来，说：“操，跟你一组算倒透霉啦!人家哪组不作点弊?世上哪有你这么秉公执法的，傻冒啊!”

　　上午九点钟，张志全找崔波先一起去动迁小区测量要拆迁的旧房米数，崔波先还坐在放电话机的桌子上打电话，他用手指指门外，意思让张志全先骑车走。张志全下楼以后想到丈量楼体用的盘尺没随身带着，又返身上楼取盘尺。在楼梯口，他看见崔波先正推开郑科长办公室的门走进去。

　　“我他妈不跟这个大傻冒顽固分子一个组，郑科长快给我换人!”崔波先在郑科长办公室嚷起来，“不然，把我换走，谁跟他一组倒八辈霉!”

　　几天前张志全听张文斌反映过，“吹破天”已经找郑科长几次要求调换人，同时跟郑科长说他张志全没能力，调查不出来空挂户口，时常让居民组长给骗得蒙头转向，他跟他合作不到一块。

　　张志全取了盘尺就走，他不爱理会这种动辄跑到领导那里汇报的人。结果张志全骑着自行车早到了动迁小区，骑摩托车的崔波先一个半小时以后才到小区，没量上几户就到了中午吃饭时间。不过，今天上午两人在一起量房子的时候，崔波先没跟往常那样神气十足地大放厥词，也没有故意给张志全出难题找些麻烦，而是规规矩矩地与张志全配合着用盘尺量了几家平房小院。

　　往常一到中午吃饭时间，崔波先总要骑上摩托车去找他的朋友。

　　张志全发现这小子也是说大话使小钱，他每次分手都要找些借口，什么“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今天过生日，我得去花个百拾块钱给他买点够档次的礼物”，什么“我请了一位省内特级钢琴师教我侄子，约好今天中午要见面”，什么“一个朋友从日本给我带回来一套高级录放设备，我得去飞机场接他”。

　　可是今天这个“吹破天”没有再找什么借口，他主动拉着张志全去饭店要了四个菜。他对张志全比以往要殷勤客气得多，并为以前的几次争吵向张志全道歉。他说：“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心眼，平时扎扎呼呼的，说话多有不当，你修身养性多包涵。”

　　张志全揣摩他可能是上午到郑科长那里告状没告赢，现在又转攻为守。张志全也只能轻蔑地笑笑，表示能理解他这套话里的复杂含义。

　　崔波先一边大口往嘴里灌啤酒，一边向张志全表白他自己的情况：“不是吹，操!兄弟入党都不用自己写申请书，老爹在区房管处当书记多年，正处级老干部，一句话就解决哥们党票。我当正科级也当了好几年，要不是因为咱们公司待遇好，工资高，我才不来这儿当副科!” 张志全也随着呷酒，掩口而笑听崔波先胡吹乱侃。

　　“说实话，这年头，咱们年轻一代还得凭老子，谁他妈老子厉害官大一级，谁他妈就吃香，压人一等!你说咱们公司咱们科里，哪个科长、副科长没点来头，没点背景?调来个大学生当他妈科员还得认识局里的头头，不然能他妈分来吗?”说到这里崔波先停了一下，俨然想起什么他有点迟疑地问，“我……我老想问问你，你老爹是干什么的，哪一级?肯定小不了。今天上午我问咱们郑科长，郑科长不告诉我，可能他也不清楚吧?”

　　张志全狡黠地笑笑摇摇头说：“我爹是个工人，我没背景。”

　　崔波先听到这里放下筷子鼓起掌来，然后指着张志全说：“操!我什么都告诉你，你还跟我保密，别他妈玩深沉!你张科长恐怕是怕我求你办事，你甭怕，我他妈认识人多啦，我求不着你!”

　　因为崔波先用力鼓掌，嗓门又很大引起了周围顾客的注意，邻座有顾客往这边伸头探望。一位顾客从对面过来走到张志全的身旁，张志全猛抬头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白成国正微笑着向自己点头，于是慌忙地站起来抬起胳膊去握手寒喧。

　　“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我还想找你办事呢!”白成国客气地说，同时向崔波先点头示意并递上名片，自我介绍：“我是市粮食局经销处的，我这个处现在买卖做大啦，现在想建一栋大楼，想找咱们张科长批一块地号。”

　　张志全遇到熟人不得不相让。崔波先看见名片的“处长”字样也好客地从旁边的空桌拿来一个干净的啤酒杯和一双筷子，又多要了几瓶啤酒。三人碰杯喝了见面酒。席间，白成国与张志全叙起旧来，表明他与张志全熟识的关系。白成国又介绍了粮油二厂现在的情况：冯科长又要回到基建科，王呈祥虽然不得意冯科长，但是冯科长是个有背景的人，局里有人替他说话;再说王厂长现在也今非昔比，公私兼顾，谁给他好处多他就让谁干!现在哪儿都这样，先给领导打发明白再自己下手捞，不足为奇。

　　在一起喝了几杯，对于批地号一事张志全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说前几天有人告诉他，王厂长决不会让冯富涛回厂基建科。

　　白成国知道他跟张志全谈不来，说着他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去，他说：“我们处那些属下正等着我下酒令，咱们改天喝，你这位同事有名片给我一个，我打电话请你们找个卡拉OK酒店好好喝一顿，玩一顿。”

　　白成国离座时，崔波先也离座，说是去卫生间方便方便，但随后紧追白成国几步。张志全揣度他在向白成国打探自己的背景，或者利用去卫生间的机会找服务员结账。但是崔波先回来后，态度已不像刚才那么恭维、谦卑，也没提结帐的事。

　　“这小子可能以为我爹跟他爹平级，用不着拿我当上宾。”张志全想到这里，轻蔑地看一眼坐在座位上不再大放厥词的崔波先。

　　“不行啦，我喝多了。”崔波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张科长你替我结账吧，这小包里有钱，我信得着你，今天就交给你啦!”

　　张志全近来经济收入比过去宽裕一些，他不太在意这一顿饭费，便把钱包给他装回上衣口袋。其实他看出崔波先佯装酒醉企图赖掉请客的许诺和义务。

　　第二天早晨，崔波先又去郑科长办公室谈了十几分钟，出来后他找张志全，非要给他五十元饭费，张志全没有推辞，拉下脸收下。崔波先接着提出让张志全乘他的摩托车去动迁小区，他说以后他天天开摩托车拉着张志全出去办事，他说骑自行车真是太累人。

　　从这以后十几天过去了，张志全来到动迁小区办事都是坐在三轮摩托的车座或斗里，由崔波先开着。

　　遇到中午吃饭，他们没有再下饭店喝那么多啤酒，而是由两人轮流做东买了点油饼馒头和一般小菜。有一次崔波先对张志全感慨地说：“人家反映你老爸实权很大，你得大树底下好凉，学会利用呀!”

　　“怎么利用?”张志全故作不明白地问。

　　“他妈的怎么用，你真不明白?难道还要我告诉你不成?”崔波先不言自喻地笑起来。

　　张志全也随着笑起来。

　　几天以后，二十六岁的刘业民副科长结束了面授学习，每天跟张志全、崔波先一起去动迁小区。这是一位个子不高白胖胖的少爷公子，平日少言寡语，然而一旦跟谁争论起来，准能天文地理说出几条。他爱读书，尤其爱读历史书，有时拿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研究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时拿本《金陵春梦》之类的书，整天地读，他对反面人物更感兴趣。

　　虽然崔波先年龄比刘业民大几岁，但是崔波先平时不读书，不懂得什么理论，有时难免要向刘业民讨教些问题。

　　“德国当时有个叫戈培尔的，他是希特勒什么人?听说这个犊子挺厉害!”

　　“当然，戈培尔是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他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是真理，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刘业民考问崔波先。

　　崔波先搔搔头皮，不知所云地随口说：“说明什么，我看这是鼓励人撒谎，脸皮厚的人才能说上一千遍谎。管他什么良心道德、正人君子，没他妈那么回事。”

　　刘业民摇摇头指教他说：“你说不到点上，这个问题的要点在于：有权的人才有舆论工具，才能撒谎控制舆论，强权就是真理，首先要有权，然后才能讲理。”

　　“对，是这么回事。不过有了权还管他妈什么讲理不讲理呢，该干啥干啥。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怎么也干不过大兵。”崔波先也找到同感评论起来。

　　刘业民的父亲是市房地局一位副局长，这一信息是崔波先与刘业民见面后第一天，亲自与刘业民交换家庭背景时得到的。因为刘业民父亲的级别比他父亲的级别高，所以刘业民的副科长含金量也比他自己的高。崔波先喜欢同刘业民在一起胡侃闲聊，他认为刘业民比自己更有学问，也更有社会办事的潜在能力，因此他很叹羡他，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刘科长，你将来是当大官的材料，你这人很有头脑。”

　　早晨上班，崔波先骑着摩托车特意绕行拐道去刘业民家接他。中午刘业民和崔波先有时叫张志全一起吃饭，有时不叫，或者说张志全不愿乘崔波先的三轮摩托去远一点的饭店，他自己随便找一家小吃铺来碗牛肉面或两个烧饼一碗豆腐脑算作一顿午餐。

　　刘业民能豪饮但从不醉酒，他不拒绝跟崔波先去卡拉OK舞厅找陪酒女或舞女玩一玩;刘业民说这就跟花钱去商店买东西一样，陪酒女或陪舞女提供的特殊服务也是他用钱买来的商品;他说人与人之间用不着怜悯和同情，只要不触犯法律——任何法律都有空子可钻，关键是要有脑力，有经营渠道;只要于己有利，什么都可以干，干合法不合理的事，这是标志一个人智力水平、经营能力的最高境界。

　　刘业民不跟崔波先那样整天有这事那事请假离岗，满大街乱逛。刘业民常常拿本书坐在一个地方长时间不动地看书或打盹儿。张志全去动迁小区找居民组长了解情况时，他便跟着，在一旁听张志全谈，偶尔插插嘴。但是他是一个细心的会观察事物的人，他不像崔波先那样粗心大意，什么漏洞和问题都抓不到。他常常在一旁听别人讲，注意着别人的一举一动，然后像只潜伏在洞口的猛兽一下子猛扑过去抓住猎物似的，他能注意到对方的弱点，捕捉到问题的要害，使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他喜欢给别人出难题，本来顺利的事到了他手里，他总会找出毛病设一道坎。

　　前一阶段因为崔波先常常下午不来上班，有些工作不得不由张志全一个人去做，遇到麻烦事不得不一个人处理。

　　十九委二组是一栋三层小楼，以前张志全要拉崔波先一起去这栋小楼调查，崔波先偏偏请假没来。这个居民组的组长是一个说话絮絮叨叨的胖老太婆王大娘。她反映二层有一家户主姓姜的人家，十二平米的房子，夫妻俩带一个小孩三口人，但是因为主妇的母亲患半身不遂需要照顾，所以一家三口近来有一年多没在自己的住房内居住。于是张志全跟王大娘去过这家主妇的娘家。

　　这是一栋筒子楼，狭窄的走廊里堆满了破木头旧家具、铁皮烟筒之类的东西。王大娘侧着身体领张志全穿过走廊，敲开一个居室的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放了一大一小两张床，这两张床几乎占据了房间的整个面积，靠门后的小铁床上躺着一个面孔呆板眼神呆滞的老太 太，一个中年妇女正坐在她旁边喂她吃饭。

　　王大娘告诉张志全这位衣着近乎褴褛的中年妇女，就是他要找的人;同时向中年妇女介绍张志全的公职和来访的目的。

　　“你是姜凤华吗?”张志全例行公事地问。

　　中年妇女听说开发公司要动迁她家的地方，极其主动地向张志全介绍她家的情况：她七十多岁的母亲已经瘫痪在床上多年，父亲刚去世，一个弟弟在外地上班，另一个弟弟参军还没复员，只得由她——一个在街道上每天干清扫工作的工人，利用工余时间照顾一下老人。因为她不能回自己的家，所以当建筑工人的丈夫和正在上中学的孩子也都将就着暂时住在这里。

　　“我妈是家庭妇女，没有劳保开支，也没地方报销药费。原先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我父亲开劳保用不着我们贴补。现在不行啦，每个月光药费就不少花，我弟弟在外地干临时工每月往家寄钱，我们也得贴补。”这位中年妇女谈起她娘家的事也很絮叨。

　　张志全要求她带他去看一下她家的实际住房情况，她高高兴兴地答应着走出去。

　　“这下可算盼到头啦，赶上动迁也能住上好房子，冬天有暖气，平时做饭有煤气，上便所自己家就有，这可方便啦!住上新房我得把我妈接来享享福。”她边走边说，心里满怀着希望。

　　返回王大娘和姜凤华所住的小楼，进了一间阴暗潮湿逼仄的小屋，张志全查看了户口，用他经常揣在口袋里的卷尺量了量使用面积只有十二平米的住屋和两平米的厨房。

　　“你爱人在哪个建筑公司工作?”张志全量完面积后感慨地问，“怎么建房子的没房子住

　　姜凤华一听这问话，免不了又是一顿牢骚：“还是国营建筑公司的呢，二十来年工龄，哪 有分房的条件?他们单位光给人家建房，自己根本就不分房。”

　　王大娘说：“过去旧社会讲，庄稼人没粮吃，泥瓦匠没房住，现在新社会，盖房的大多数还是没房住。”

　　张志全想对她们说自己也曾是搞建筑的，现在仍没有住新房，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想到这些年国家开始大量投资建了不少新楼，以后还要开发建住宅房，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只能往让人乐观的趋势发展。于是他又向这两位老百姓说了不少让人高兴的话。

　　坐在阴森森的小屋里，他想到面对她家因特殊理由不能常住的现实情况，既不能按一般户口空挂那样取消分配新房的资格，又不能不如实地向科里汇报。

　　于是他宽慰地对姜凤华说：“大姐，你家的情况我现在了解了，但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能不能将你家的情况让你们居民组证明一下，让你母亲那楼的居民组也证明一下，再提供一份你母亲有病需要护理的医院诊断。因为不落实这些材料，你家恐怕要被当作空挂户处理，那就没有你家的新房可分啦!”

　　姜凤华一听说她家有如此不测的可能，脸上刚才还挂着的笑容马上没了，她惟恐分不到新房。王大娘也同情地帮她说：“居民组可以打证明，实事求是嘛。张科长费心给说点好话，关照关照。我们当平头老百姓的忘不了你的好处，我们谢谢你。”

　　临走的时候，姜凤华声音哽咽地一再央求张志全帮她实事求是说话，她把她们一家住新房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

　　张志全看到一些生活困难的家庭，他没法不关照。

　　十五委五组有一家姓程，户主程海，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工人，他老伴是一个小学教员姓叶，大儿子结婚不到一年，大儿媳户口刚刚迁来不久，两口子目前尚没有孩子，但大儿媳不常来家住。张志全去他家看了房子，只有一间十几平米的住屋，根本没条件住上两代成年人。据说大儿媳常年住在单位——一个毛纺厂的夜班宿舍，也有人说是住在单身宿舍，程师傅的小儿子去年考上本市的一所大学，周六晚上回家到周一早晨返较，为的是节省几顿饭费。

　　小儿子的户口已经迁到学校，程师傅家户口簿上登记四人。

　　“我大儿媳现在已经怀孕七个月，可惜眼前是算不上一口啦!”程师傅的老伴叶老师说，“但是我小儿子应该算一口，当兵的还算上一口呢!上幼儿园的小孩子迁出的户口还算上一口呢!”

　　对这一家的摸底调查也是张志全一个人去的，当时他只能对这家人说：“其实按规定条件卡，你家只能算三口，其他的人只能报到我们科里开会研究，对你家的实际困难，我想可以提到会上。”

　　“那你们可要讲理呀，我们老百姓可是指着这次动迁解决住房呢!”叶老师央求着。

　　在没向前期科郑科长汇报之前，张志全把这两家情况向崔波先作了介绍。他要他挤出时间跟他再复核一次，以便对汇报的情况能有两个人共同负责。

　　崔波先表态说：“你就看着报吧，你是个稳当人——这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自从刘业民回来以后，崔波先每天骑着三轮摩托驮着张志全和刘业民三人一起去动迁小区搞调查摸底。中午崔波先又驮着刘业民出去找饭店，下午他俩常常不回来，有时打个招呼，有时连请假的招呼都不打。

　　又过了一星期。一天下午，姜凤华来开发公司找张志全，一见面就哭哭啼啼地抹眼泪：“我听王大娘说，我家全按空挂户口对待，这是真的吗?”

　　“王大娘听谁说的?”张志全纳闷地问，“我们还没开会研究!”

　　“我听王大娘说，你们另外有两个科长，前几天去我们居民组搞调查。他们俩说我们家不常住，别的特殊理由全都不考虑。我们家过几天就全搬回来啦，我那瘫在床上的老妈也回来，住不下晚上打地铺，没办法!你们那两位科长偏说我们家另有住房，不给分新房。

　　这怎么行呀?”姜凤华焦急不安地又哭了起来。

　　看到没权没势处于困境中需要伸手帮一把的老百姓伤心掉泪，张志全心里也不是滋味，他决心帮帮这位街道清扫女工。他安慰她，劝她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他保证他会如实向领导汇报，领导也会正确解决她家的问题。

　　姜凤华后来被他劝走了，她是被他的诚心和负责的态度感动后走的。

二十三

　　一个离市中心稍远一点的回民餐馆里来了两个年轻人，刚刚熄火的摩托车停放在门口，女老板热情地迎上去。

　　“二位今天吃点啥?扒羊肉条不错，肉很嫩、很新鲜。”

　　刘业民和崔波先已经是这个餐馆的老主顾，他们连着来了一个星期;虽然地点偏远，但是地方僻静，环境卫生，他们俩有摩托车开道再远点也不怕，只要价格便宜，味道鲜美，而且开饭票子方便，让开多少钱老板都给开。

　　俩人叫了几个菜几瓶啤酒，一边吃喝一边议论着科里的事。

　　“你发现没有，张志全这小子挺毒、也挺独。”刘业民弹了弹烟灰解释说，“一个是毒辣，一个是独霸。”

　　“你怎么看得出来?”崔波先纳罕地问。

　　“这小子表面挺原则，一点不过杠，其实他的私弊最多。前些天他利用你下午不去的机会自己搞调查，然后答应这家研究研究，答应那家考虑考虑，他白答应吗?他把你甩开自己得。”

　　崔波先咬着牙冷笑说：“你以为我啥也不是让他搞独的?我已经查过：他爹不过是个市土地规划局的处长，比你爹还差一大级，我听你的，也不能听他的!”

　　“你要听我的，那么先放他一马，让他表演表演，然后再抓……这叫欲擒故纵。”刘业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我找郑科长已把他上报的材料要了回来，我得重新核实一遍，我抓住他的把柄再整他不晚。”

　　下午他们俩骑着摩托车又返回动迁小区，按照张志全上报的材料一一重新复核。他们俩找到十九委二组的组长王大娘，这个胖老太太一五一十地又将居民组的住房和常住人口情况向他俩作了介绍，又一家一家地看了房子。当他俩来到姜凤华家，碰见门前的大锁，崔波先说：“这家应该算空挂户，他家外面有房子，我们决定取消这家的分房权。”

　　王大娘已经向他俩说明姜凤华家的特殊情况，并且要领他俩去姜凤华的娘家查实。刘业民摇着头说：“别说那么多，他家有房不住就是空挂户，不管什么理由，我们用不着去查别的情况。”

　　崔波先随后威胁着说：“对!我们去她娘家干什么，你老太太告诉她，她家肯定是空挂户;不同意的话让她找我们俩，这位是刘科长，我是崔科长，你老太太以前也见过我。” 王大娘不解地问：“你们有一位张科长说了不算吗?他前几天来调查过，他说可以研究考虑，没说这种情况就是绝对的空挂户。”

　　崔波先贬斥张志全：“那小子说了不算，你们以后用不着找他!”然后许愿说，“有什么问题找我们俩就行啦，只要关系到，什么都好办!”

　　接着他们俩来到十五委五组的程海家，对这家先是左一个不行右一个不可以，然后暗示人家，该找什么关系找什么关系。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刘业民和崔波先一同进了郑科长办公室，他俩告张志全去动迁小区调查摸底打埋伏，谎报“军情”。

　　“这小子尽搞猫腻，玩咱们郑科长。”刘业民说。

　　“他妈的，我以为他玩玩我就算啦，没他妈想到连咱们郑科长都玩。别他妈看他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

　　郑科长坐在写字台前什么都没说，只是认真地详细地将刘业民和崔波先反映的一些情况写在他的笔记本上。

　　“下午四点钟开会研究问题，你们俩都回来，“郑科长语气很严肃地冲着这边叮嘱一遍，然后又对张文斌吩咐：“大张，你替我通知一下，今天下午四点开摸底碰头会，科里人都参加。”

　　这种经常召开但不定期的会议，一般都是由郑科长临时安排布置。张志全调来前期科已参加过两次这样的会议，每次会议由各组负责人提出摸底调查时发现的疑难问题，经过大家议论一番记录在案，能当场出结论的当场拍板，不能当场下结论的交给郑科长或由郑科长请示公司总经理解决。这种摸底碰头会虽然大家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但一般都能以一定事实作依据。

　　不知怎的，张志全从上午开始就感觉气氛会有些异样。

　　下午三点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到齐。四个人聚集在办公室靠窗的一角打扑克，办公室里闹嚷嚷地打破了以往的平静。崔波先和刘业民俨然一对形影相随的兄弟，亲亲密密地骑着摩托车一起出去，一起回来，一起对坐着打扑克，打扑克时又如一对冤家相互嘲笑着谩骂着。崔波先几次偷牌、诈牌被刘业民发现并揭穿，刘业民骂崔波先：“‘吹破天’，你小子别耍赖，没能力赶快换人，真他妈不是个玩弄!”

　　崔波先不以为然地哈哈笑着，用来掩饰自己的作弊和失手，嘴里不干不净地还口对骂着：“滚你妈的，你才不是个玩弄!”

　　办公室文书小李坐在一旁填写表格，是一份奖金发放表。崔波先凑过去看了看，他手卷喇叭向各位宣布：“先生们女士们，又有喝啤酒的钱啦，每人二百五十元又能接上捻儿啦!” 办公室另一头，张志全在整理他近来调查摸底的新材料。他讨厌地瞥了一眼那几个因为打扑克而互相嘲骂的人，觉得他们的戏谑虽然显得亲密无间，但隐含着一种狼狈为奸的默契。 门外有砰砰的敲门声，原来门已被插上。文书小李走过去把门打开一条缝隙，大张探进头来，大声地吆喝着：“开会啦。”

　　于是打扑克的和看打扑克的一帮人一下子散开来，办公桌上一张张扑克似一片片撕碎的纸屑散落着没人收拾。

　　郑科长的办公室里气氛很严肃，刚刚还在嘻皮笑脸的几位已经面色威严地正襟危坐，洗耳恭听郑科长的开场白。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到几个动迁小区搞摸底调查做了不少工作，工作都很认真、很辛苦。我作为科里的领导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几天来各组向我报了一些材料，提出了一些问题。今天我们按照工作程序，开一个问题分析会，也是一个碰头会，共同探讨研究一下工作中反映上来的难点疑点问题，下面我把这些问题念一下。”

　　郑科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宣读着，宣读过后大家开始议论。

　　崔波先不知向谁要了一支烟，又找刘业民要他的打火机，刘业民没将打火机递给他，只是打着火要给他点上。

　　“郑科长我先说，真他妈不够意思，强盗一样!”崔波先一边举手要求发言，一边向不给他打火机的刘业民表示抗议。

　　大家一阵哄笑，崔波先立即拱手道歉并纠正他的失语：“我对不起郑科长，我不是说你不够意思，我是说那个刘科长抢劫我的打火机不还给我!”

　　大家又一阵哄笑，郑科长板着脸不作声。

　　于是崔波先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又表情严肃起来。

　　“我发言，我要说的是十九委二组的姜……”他扭过头朝着张志全征询，张志全告诉了他，他恍然记起，“对，是姜凤华，她家是典型的空挂户。全家三口人一年多人不在户口所在地居住，不管什么原因，我认为按照政府政策和严格执行我们公司的有关规定，不得分新房。这是我的意见，也是公正的意见!我的意见代表了刘科长，你说呢刘科长?”

　　他又嘻嘻地咧嘴笑了笑，问：“刘科长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

　　刘业民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笔记本，打开翻了几页，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不愿让人代言而苟同的神态，郑重地表示说：“崔科长的意见可以说有一些道理，但是我不能完全同意。过去我干过前期科工作，根据以往的经验，对这种空挂户我主张按照政策给姜风华家再分一套旧房。因为我们无权拆人家的房子不给补偿。虽说我们不是慈善机关，我们不能分给她家新增加面积的房子，但分给她家米数相当或者再增加一些米数的旧房，还说得过去。” 这时没干过动迁工作缺乏经验的郑科长问：“我们拿谁的旧房子分给她呢?我们不是拆旧建新的吗?”

　　刘业民得意地笑着回答说：“这事自然有办法弄房源，你把这事交给我，既能给公司创收又不违反原则。另外，我要说的是，程海家——是十五委的一个动迁户，大儿、大儿媳户口空挂，小儿子上学户口迁出。有人说迁到学校的户口可以算有效户口我不同意，他小儿子毕业后分到外地，你分给他房子给谁住?我说了我们不是慈善机关，但是我们还是讲理的。” 坐在郑科长旁边的张志全一边听刘业民发言，一边注意到郑科长正用他那歪歪扭扭不成型的字体作着简要的记录，而且写上他个人的意见：此办法可参考试用。张志全又一次感到比例悬殊的较量正在进行;正如他以前所经历过的，每次他都是孤独的弱者，每次他都面临着失败的威胁;但是正义在他这一边，人民的利益等待他去维护，他内心无所畏惧;他还有胆量和激情去拼搏去抗争，他不会轻易认输而退下阵来。

　　那天姜凤华穿一身清洁女工的作业服来开发公司找他，哭得很伤心也很让人同情;她跟他反映刘业民和崔波先在动迁分房问题上向她发出了勒索敲诈的信号。

　　“光让我们帮忙，拿什么表示让我们帮忙的意思呀?几百块钱不行，现在没个三千两千的表示谁敢给你办呀?我们要担多大的风险!”这是崔波先说的。

　　“算啦算啦，我们也是公事公办，你们也别给我们送啥，别让我们犯错误，我们还是一身轻松的好，不然你们这边给我们送点，让我们给你们关照，等事情一办完，那边就告我们的状，我们可不敢要。”这是刘业民说的。

　　姜凤华把这两位科长的话都记住，向张志全复述一遍。她向张志全哀求说：“我家里让我妈治病折腾得真是一贫如洗什么也没剩下，我和我爱人又挣得少，家里穷，怎么办呢?张科长，我们能看出来你是个好人，你帮帮我们家吧。”

　　上一次在姜凤华家，不知什么时候她曾经悄悄地往张志全的衣兜里塞了五百块钱，张志全临出门才发现兜里有钱，于是又返回去将钱退还给他。当时他对她说：“大姐，你不用这样，我保证实事求是地介绍你家的情况，我原来也是个工人，我懂得工人的处境。”

　　张志全现在坐在这里开会，观察着崔波先和刘业民道貌岸然的表演，心里想到他们这是出于利用职权卡油或为了进一步卡更多的油水而故意做出的姿态。张志全知道这种场合他不便揭穿他们，他只有替姜凤华和程海这些贫苦的老百姓为改善住宅条件而论争，他只有实事求是地述说他们的住房具体情况。

　　于是张志全开始发言，他详细地复述了有关的客观情况，拿出了居民委组开具的证明，医院开的诊断书，学校开的证言等材料，他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刘业民和崔波先的意见;他说开发公司虽不是慈善机关，但是开发公司的建立含有为了改善人民住房条件这样一个目的;我们搞动迁工作，不但是为了发展经济创造经济效益，而且也是创造社会效益，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给动迁的居民家庭创造一个改善住宅条件的机会;我们不能不考虑居民的利益和具体困难，而随意剥夺取缔他们很难遇到的改善住房的机会，不能随便减少或降低他们的待遇;他说这些待遇是政府给他们的，是政策中明文规定的;他又说我们是人，被动迁的居民也是人，都需要有个舒适温馨的家，有个宽敞温暖、使用方便的住房，我们应该同情和帮助生活艰难的贫民，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不管别人如何。

　　张志全说得很激动，很慷慨，也很痛快。

　　崔波先惊异地瞪着眼睛听着，伸着脖子东张西望环顾四周征求人们的反响;郑科长神情麻木地瞅着张志全的脸似乎陷入了某种沉思;刘业民嘴边浮着一抹轻蔑的冷笑，吸一口烟吐一口烟圈，让烟雾在空气中散开淡化;张文斌用一只手掌支着他那饱满光亮的额头，凝重的表情里含着伤感和忧虑。

　　“别扯远了，少来那些大道理，我们不缺理论家。”刘业民说，用嘴吹了吹淡化在空中的烟团，一副不屑一顾不置一驳的神情。

　　“少来那个哩个仍，你做报告呢?你让我们免费受教育?”崔波先也随着起哄。

　　该总结的时候，郑科长表态说：“我认为——意见不一定成熟，刘业民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干过这方面的工作。我看他们那一组的几个特殊问题就按他提的办，该给旧房给旧房，该按空挂户口的我们也不能太慈善，我们公司也是经营企业嘛，不是慈善机关。这一点我赞成。”

　　最后郑科长宣布：“前些日子科里人都没到齐，我曾经觉得张志全同志对工作也很认真负责，就临时安排他负责二组。现在看来刘业民更有实践经验，更能务实，经过研究考虑，我觉得有必要调整一下，二组的工作从今以后由刘业民负责，张志全你要多向刘科长学习……”

二十四

　　十一月中旬，初冬的雪已经下了几场，街道上院子里处处是一片银白。

　　十五委和十九委的十几个组的居民搬迁动员工作刚刚结束，有的居民家开始往外搬东西。大包小裹、旧家具、水缸堆满子院子和过道，院门口的大街上停着来拉东西的卡车。

　　一个满脸满身灰尘的男人来临时动迁办公室找人，没进门就用沙哑的嗓音喊：“我家已搬完了，请你们去验收。”

　　刘业民翻了翻眼皮，继续坐在窗台前啜茶水。

　　“啊，刘科长，我家第七号搬完，请你们……”

　　“你去找一个姓张的，他刚出去。”

　　十分钟后张志全从外面急匆匆地进来，外面跟着刚才来找人验收的男人。

　　张志全坐下来给这个男人开一张临时验收单。

　　“现在是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二十分钟，给你写九时十分吧，你家应该算第七号。”张志全一边写一边向人家交待。

　　“不，是第十七号，这一片居民区连起来算，今早后半夜就有搬的。”刘业民说。

　　听说把自己家搬迁的顺序往后移了十号，这个男人愠怒了：“怎么是第十七号?你给我念叨念叨，我家明明是第七号!”

　　刘业民瞪起眼珠子，冲着这个男人绷着脸生硬地说：“不用念叨，你开不开?不开你就等着，再往后连第十七号都不给你。”

　　这个沮丧的男人无奈地拿着经刘业民盖章的第十七号验收单走了，张志全坐在刘业民旁边，把他的茶水缸子端过来闻了闻，半是揶揄半是认真地说：“刘科长，这茶味也太浓啦，干扰人的神经连阿拉伯数字都数不出来?”

　　刘业民脸上有点发讪，但还是恬不知耻地说：“这算什么，分房子的时候又不真正按顺序，干什么事都得留有余地嘛，防止工作被动，这也是经验!”

　　过了一会儿，崔波先进来端起缸子喝了几口，因水热烫得他直咧嘴，然后向刘业民汇报请示：“狗日的，临街有几家不想搬，他们提出要门市房，过两天他们要是再不搬，我把‘刀枪炮’请来，给他们来点硬的。操他妈，我就是不怕钉子户!你刘科长发话，我现在就打电话请他们来!”

　　刘业民脸色阴沉，微微干笑一下，说：“过几天怎么行，明天我就把推土用的大铲车请来，专拔钉子户，给他们来个稀呖轰隆!”

　　坐在一旁的张志全觉得他们这么干有些太过分，居民们不搬肯定有一定理由，对不搬家的居民首先要了解情况，多做劝解的思想工作，对他们的合理要求也要给予充分考虑和安排，绝不能动硬的粗野蛮干。

　　“你们这么干不行，别闹出事来，你们应请示郑科长!”张志全阻挠着想说下去。

　　崔波先抢先打断张志全的话：“你怎么知道没请示郑科长，郑科长给了我们尚方宝剑!”

　　下午一时，郑科长来了解搬迁情况，刘业民和崔波先出去喝酒还没回来，张志全将刘、崔二位的强迁措施反映给郑科长。郑科长不以为然地拍拍张志全的肩膀说：“你别跟着瞎操心，闹出事来又不让你负责。我们只要是为了公家，措施强硬点又有什么不好，对这些钉子户就得来硬的。刘科长几天前跟我说过这事，他干过这工作，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晚上科里将安排一顿丰盛的工作餐，地点在市里鼎鼎大名的西餐馆。张志全从来还没去过那地方，据崔波先说有几道俄式大菜和法式大菜。“做法挺地道，味道好极了!”崔波先早就盼望着能多去几次这个西餐馆，他咂巴着嘴唇，装出馋涎欲滴的样子。

　　张志全向刘业民请了假，他要赶回家送岳父去火车站。他岳父今晚要乘火车去省城，一是老爷子早年在一起交的朋友从省城来过几封信，叫他到他的新居去住几天，十几年的好友没见面实在想念得很;二是老爷子这几天帮受伤的农工们跑市劳动局打官司，市劳动局的态度不明朗，老爷子想到省城去上告。

　　张志全对岳父这种热心和执拗的不肯认输的精神一直很敬佩。

　　从火车站送走老爷子和农工，张志全跟严莉谈起这些天科里的事，严莉建议他写个《情况反映》送给公司孙总经理。

　　“今晚就写，你打草稿，我帮你措辞，明天你就交上去。”严莉说。

　　回到家，小平房窗前的台灯点了很久。夜深了，灯前的一男一女两个脑瓜离得很近，他们在切磋着赶写材料。

　　第二天早晨，张志全骑车去公司，马路上有一层雪水化开后又冻上的薄冰，路面上光亮亮滑溜溜。他骑得慢，有时遇到鼓包坑坑洼洼的路段，他还要下来推车走一段。但是因为他比平时提前十几分钟出家门，来到公司时走廊里空荡荡的，大部分上班人员尚未到来，只有几个上访人员在收发室外面等待放行。

　　入冬以来，公司发给科里一台微型面包车，郑科长不再乘三轮摩托而改乘面包。郑科长和张文斌是继张志全之后准时来上班的，他们走上楼时遇到张志全手提两个暖水瓶去打水。 郑科长问：“今天你怎么不去动迁小区?”

　　“我来取点验收单，郑科长今天也过去吗?”

　　“我先不去，下午有个会得向孙总汇报，上午要整整材料。”

　　大张跟在郑科长后面，只是微微向张志全点头没有说话，也没有以前常挂在脸上谦和的微笑。

　　打水回来路过郑科长办公室，他从没关严的门缝里看到大张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郑科长坐在他的转椅上闭目养神。

　　张志全怀揣他昨晚写成的材料直奔三楼总经理办公室。两个月前他来公司报到时曾进过这里，见过头发稀疏，脑门光亮，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的孙总经理。当时他拿着生父施德安写的条子来找孙总，孙总看了一眼条子，问张志全以前干过什么工作，问他是否愿意在前期科工作。孙总不厌其烦地向他介绍了前期科工作职责、工作内容，给张志全一个很好的印象。他认为这是一位干练，精明，熟悉业务，有一定责任心的领导干部。

　　总经理办公室外间的门敞开着，里间的门关着，女秘书正在外间打扫卫生，整理书报。她问张志全找谁，张志全手拿着他的材料报了字号并说明了来意，女秘书到里间向孙总作了通报。她出来说孙总正在忙着往外打电话，一会儿还要出去办事，让他把材料先交上来，过几天再来谈。于是张志全将材料留下走了。

　　这时孙总正在与市土地规划局审批处的施处长通电话，他在请求施处长关照审批一块地皮——一块地处市区颇有开发价值的地皮。他们广厦开发公司拟在这块地皮上建一栋高层写字楼，获取一笔价值上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你一定得帮忙，下午我让秘书把上报材料给你送去，你先审一下。”孙总请求着。

　　施德安早晨接到严莉的电话，听说张志全近来在开发公司遇到几个难处，于是他顺便在与孙总经理的电话里提到儿子在开发公司的事，请孙总关照，孙总满口答应着放下电话。

　　孙总放下外线电话还想打个内线电话，他想把前期科郑科长叫上来了解一下施处长刚才说的情况。但他扫了一眼桌子上的材料，他想起刚才女秘书通报时提到的名字“张志全”，这是施处长的亲儿子。施处长曾亲自向他解释过自己的亲儿子为什么不与他一个姓氏，介绍过他这个儿子性格上的倔强和工作上的认真。他翻了翻桌子上的材料，后面正是张志全落款。于是他顾不得出外办事，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行行用心审阅起来。审过这份材料，他才打电话叫郑科长上楼来。

　　郑科长以为开会已改为上午，但大张给他写的材料尚未收尾，他感到有些难堪，像一个没写完作业的小学生，一见到孙总就解释他最近工作忙，没来得及整理完汇报材料。

　　孙总看他那唯唯诺诺的态度没有过多地责备他，只是简单问了他对张志全的印象。郑科长摸不清孙总的意图，他只记得孙总曾对他叮嘱过关照张志全，但孙总也曾对他叮嘱过关照刘业民、崔波先。哪个关照的分量应更重些，哪个可以更轻些，他掌握不了，他只能毁誉参半地客观介绍一下，有优点也有缺点，最后孙总怎么处理他都能找到自己介绍的依据。张志全的出路向哪方面发展主要由公司领导决定，所以他的介绍留有很大发挥的余地。

　　孙总毫不隐瞒地向郑科长说明公司正在向市土地规划局申办一块地皮，请求施德安处长帮忙审批，以后求施处长的事还会不少，张志全是施处长的亲生儿子，务必注意不能怠慢他;同时他又指出，张志全写的这份材料立意很好，建议的措施可行性很强。

　　“我已在上面作了批示，要求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的工作不但要注意提高经济效益，而且也要注意社会效益，安定团结，不要让老百姓上访告状败坏我们公司形象和名誉。这个问题提得好，这说明张志全这个小伙子还是很有思想水平，政策性也很强。”

　　郑科长点头称是，他说回去一定好好读读，该改正一定改正。

　　孙总指示郑科长：“张志全的负责人职务要恢复过来，科里人员要做些调整。你可以管总的，让张志全管你那组工作嘛，下午的会，你让他也来参加。”

　　回到科里，郑科长告诉张文斌：“今天咱们写的材料不少地方都得重新写，孙总批评咱们了，张志全这小子后台是挺硬气。”

　　郑科长说着抬腕看表：十一时十五分，快到中午吃饭时间，他急急忙忙叫上司机，坐着面包车去动迁小区。他要在中午到来之前召开一个临时现场工作会议，一个个不折不扣地落实孙总经理对他下达的指示。

二十五

　　上午十一时，一台铲车开上动迁小区临街的街道。

　　刘业民热情地与铲车上下来的司机握手，并请司机进入临时办公室休息。在这之前，崔波先领着十来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进入临街的居民家要强行往外搬东西，居民家也有几个不甘示弱的汉子手持木棒、菜刀、斧头严阵以待不让往外搬，双方争辩一阵僵持不下。看到又高又大的铲车开来，崔波先到临时办公室找刘业民请示，要求铲车将房子和屋里的东西一起推倒。

　　张志全刚才在临街，这边劝崔波先请来的“刀枪炮”壮汉，那边劝居民家，他不愿双方打起来。崔波先开始还在吵吵嚷嚷，大声骂街，遇到两个抡着斧头、菜刀的要砍他，他去找“刀枪炮”的头头商量怎么动手。“刀枪炮”的头头问他到底能给多少钱，他说给一千块，这是刘业民起初答应的数目，“刀枪炮”头头不干，说再加两千，他定不下来，回头找刘业民。看见刘业民已经出门去迎接刚刚开来的铲车，他也跟了出去，跟到临时办公室。

　　“居民家的东西不能堆到里面，还得先强行搬出来。”刘业民说。

　　“老炮要三千，给不给?”

　　“这事得问郑科长，你去公司找郑科长请示一下，再说双方打起来咱们可不能管治伤偿命。”刘业民没想到居民们会以命相拼，他也怕惹出事来收不了场，负不起责。

　　这时候，白色微型面包车急速地驶来，郑科长开门下车伫立在铲车旁面对将要穷兵黩武的双方。

　　“谁找来的铲车?”他问。

　　“刘科长请来的。”张志全答复。

　　“他在哪儿，快让他找人开走。”郑科长故意提高声音让周围的十几位壮汉听到，接着他对走过来的刘业民和崔波先下命令，将请来的“刀枪炮”送走。

　　刘业民和崔波先各给了“刀枪炮”和铲车司机五百块，很不情愿地请他们离开这里。一场可能爆发的格斗避免了，一场虚惊结束了，大家都已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他俩抱怨郑科长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刘业民说他们这么干也是为了做好工作，领导不给下边撑腰，让下面干工作的难堪，这工作没法干。

　　郑科长不管他们俩愿意不愿意，接着宣布了科里人员调整的决定。刘业民问这是谁的决定，郑科长推出孙总经理的大驾来抵挡，刘业民不服地扬言，他要找孙总去说道说道。

　　下午，刘业民开始从这个动迁小区撤出，崔波先留了下来;他一听说张志全重新负责这个小区，就不再吵吵嚷嚷，骂骂咧咧地四处逞能;他那两只躲在眼镜片后面的小眼睛，也立刻失去了以前那么凶神恶煞般的气势;只有俩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拉了张志全一把，压低声音嗫嚅地讨好说：“张科长，晚上咱们找个地方庆贺庆贺，我发现一个小饭馆，得莫利克炖鱼，炖得挺香，七块钱一大盆，两个人吃不了。”

　　张志全推托说：“晚上我有事，改天再约吧。”崔波先尴尬地笑了一下，答应着：“也好。” 其实张志全心里明白，去不去饭馆尝尝炖鱼，这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崔波先向自己发出了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号，自己给了他一个面子，他也就趁势下了台阶。张志全轻蔑地微微一笑，他心里很鄙视崔波先这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嘴脸。

　　这几天动迁户忙着往外搬家，一台台装满破旧家什的汽车从院子里开出，一间间空荡荡的房子敞开着门、窗，裸露着一堵堵破败和污浊不堪的墙壁。屋里屋外到处是一堆堆被丢弃的破烂垃圾。张志全拉着崔波先到几个院子走了走，巡查了解已迁走和未迁走的居民情况。他想到十九委二组的姜凤华家和十五委五组的程海家，特意拉着崔波先去看看。这两家都没有搬完，姜凤华说她家有些东西没地方搬，一时又处理不了，正在马路上摆着贱卖。姜凤华问她家的房子到底是给新房还是给旧房，她说她前几天找过郑科长几次，郑科长很客气，不过郑科长的意见是让她家准备迁入旧房，迁入旧房不用等，旧房虽然设施差些，但比她家现在住的面积大，而且现在马上就可以迁入。她说她家也没有别的办法，实在不行，只得认了。 张志全宽慰地劝她说：“先不要急。按我们的政策迁入旧房不能强迫，只有那些实在拿不起超米数集资款的住户才允许志愿迁入旧房。”

　　张志全说到这里，转过头来征询崔波先：“崔科长，你说呢?”

　　崔波先步步跟着张志全，张志全跟动迁户们谈话，他都一句不落地听;他此时对张志全面向自己的提问，有些不知所措。前不久他还同刘业民跟这户人家说：“住新房?别做梦，按你家的情况给套旧房就够照顾的，别得寸进尺啦!”现在他难以启齿改正，但又不能再狐假虎威地说原来那套，只得“嘿嘿”地干笑着，说：“张科长说得对!张科长说得很有道理，你家先不要急于迁入旧房。”

　　来到程海家，张志全让叶老师再找郑科长谈谈。因为就这个问题，他已经咨询过市政府动迁办公室人员，迁入学校的学生户口应该算家里常住户口，这也是市政府动迁办根据市里动迁出现的新情况刚刚作出来的规定。他已经转告郑科长，他希望郑科长出面给他们一个准确的权威性的答复。

　　转了几个院子，该下班时崔波先提议张志全把自行车放在摩托车的斗里，送他回家。因为天色阴暗，半空中飘舞着鹅毛似的雪片，马路上积满了厚厚的白雪，路难走，骑自行车也难。但张志全谢绝了崔波先，他费力地骑着自行车在松软而湿润的雪地上行驶。大雪愈下愈厚，在又粘又涩的雪地上自行车轮胎压出来的印痕愈来愈深，车子愈骑愈费劲，张志全从车上下来推着走。

　　因为穿得少，一时难以适应突然降温的天气，张志全觉得身上有些寒冷。他中途进了一家食杂商店，买了一瓶“玉泉”方瓶，又买了一块带里脊的猪腰盘和一些香肠等熟食。他想回家喝点酒暖暖身子，而且更主要的是，今天自己心情特别好，他觉得自从自己参加工作以来，很少遇到像今天这么顺当的事。自己的转机开始了，他要弄几个菜，好好给自己庆贺一番。

　　推着自行车往家走的路上，他遇到了张文斌。张文斌很远就向他打招呼，喊他“张科长”，并且走近后告诉他“吹破天”骑着摩托车找刘业民去了，他说：“这两个小子是臭味相投，没一个好东西，你要小心他俩整你!”

　　张志全微微一笑，他心想张文斌也很可怜：上午还不敢跟他说话，现在却来跟他卖乖，告诫他如何如何。

　　回到家，严莉正在做饭。张志全一拿出他买的东西，严莉就猜出他的用意。但是她故意掩口笑着，问：“怎么样，告御状的结果怎么样?”

　　一边炒菜一边听张志全的介绍，严莉喜眉笑眼，神色怡然，弄好饭菜一样样摆到桌上。严莉拿了两个八钱小盅，张志全诧异地瞪大了眼睛问：“你会吗?”

　　“不会饮酒，喝点汽水行吗?今天高兴啦，我来陪陪你!”

二十六

　　自从张志全调到开发公司，他已经没时间替三个受伤的农工打官司。已经回到乡下的王宝强曾经拄着拐杖进城来找过他，央求他替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当时严玉柱从街上买菜回来，了解了农工们的苦衷，二话没说便爽快地答应帮农工们去上访。王宝强代表他兄弟王宝顺和金永福先表示谢谢严玉柱大爷，但随后又有些怀疑：严大爷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能否有精力有能力帮他们打赢这场官司。等老头出去以后，王宝强有点疑惑地问张志全：“你老丈人打官司行吗?七十来岁的人啦，别把他累坏了!”

　　张志全简单地向他介绍了岳父以前的经历，现在的身体状况，告诉他：“老爷子帮你们打官司，是你们遇到的贵人。”

　　以后王宝强被严玉柱留在自己家里吃住了十几天，老头陪着他天天跑市劳动局和新康建筑工程公司。由于新康公司陆鹤祥答应补偿的数额太低，市劳动局信访办总是在双方之间调和，不给三个农工做主，严玉柱决定带王宝强去省城告状。

　　严玉柱在省城有个相当好的朋友叫刘庆，曾经在北龙市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教焊接机械。后来他儿子考入省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成家立业。刘庆也托人调到省城去教书，跟儿子住在一起。几个月前刘庆回北龙市出差到严玉柱家探望，告诉严玉柱他在省城住的旧房已经动迁，现在住上二室半的新单元房，欢迎严玉柱有时间到省城去他家做客。

　　严玉柱去省城之前曾给刘庆写过几封信，刘庆回信说他亲家的一个亲戚在省政府某某局上班可以帮忙。不过刘庆在信里又说：“严大哥，我知道你过去很爱管闲事，不管认识与否，熟悉与否，你都爱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但是我做不到，如果不是听你说，这次上访是为了解决你家亲属的事，我是不能管的。你知道现在的社会世态炎凉，亲戚之间的事有时也很难办。” 即使这么说，严玉柱老头仍然拿定主意带王宝强去一趟省城。临走之前他一再叮嘱王宝强，让他管他叫舅，说是他的亲外甥，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老朋友既然已经乘火车来了，不忘旧情的老教师刘庆打发儿子到火车站接严玉柱和他的“外甥”到他家。

　　两个人的旧情形成于二十来年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严玉柱作为工宣队副队长随工宣队进驻北龙市轻工中等专业学校，每天要看管安排学校的“牛鬼蛇神”队伍学习劳动改造。

　　批斗时胸前挂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黑学阀”的刘庆，文革以前不过是焊接教研室的一个组长。因为在当时省里的一个机械杂志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学生们听他的课反应效果很好，文革一开始便被批斗，进了“牛棚”接受劳动改造。

　　刘庆没进“牛棚”前就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脸色憔悴，体格瘦弱。由于在“牛棚”劳动，每天三餐不是高粱米粥，就是高粱米饭，刘庆适应不了。而且有时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饭食不及时，他的胃病愈加严重起来。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头头安排他去学校附属工厂铸造车间用手推车装生铁，焦炭、石灰石。他累得精疲力尽，加上胃病犯了疼得厉害，于是他坐在炼铁炉旁的一个小凳上休息几分钟，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擦头上的汗。跟他一起干活的一个“资产阶级狗崽子”打他的小报告，说他以怠工对抗“劳动改造”。外号叫“大块头”的造反派小头头走过来骂他，要开他的现场批斗会。他向这个造反派小头头请假，要求去市里医院看病，做胃透。当时做胃透需用的钡粥很缺乏，工宣队副队长严玉柱发现他干重体力活时很吃力，知道他胃有病，曾主动托人帮他弄钡粥，并且嘱咐别的“牛鬼蛇神”和“大块头”照顾他一点。

　　大部分的“牛鬼蛇神”劳改分子确实很照顾他，但是那个“大块头”却不理会他，认为严玉柱跟刘庆同流合污，没站稳阶级立场。他私下里安排一个“资产阶级狗崽子”监视刘庆的劳改情况，并且有意地调他去干重活。

　　这一天刘庆的胃病犯得严重。严玉柱已经为他弄来钡粥，他要求请假去医院做胃透，“大块头”不同意。虽然严玉柱已经跟他打过招呼，替刘庆请了假，但是“大块头”当面给假，背后又反卦。

　　刘庆的胃病发作起来，疼得他浑身是汗，额头上汗涔涔的。“大块头”仍然不给他假，说他是干活累的，不是有病疼出来的。

　　这时，别的“牛鬼蛇神”偷偷地把严玉柱找来，严玉柱对“大块头”发了一顿脾气，指着他的鼻子好一顿训斥，然后用装生铁的小推车将刘庆一路小跑地送到工厂附近的汽车站。严玉柱亲自陪着刘庆去医院诊治。

　　当晚，严玉柱被当作刘庆的亲属在手术单上签上了名字。医院的大夫给刘庆做了胃部部分切除手术。大夫说，多亏来得及时，再晚一步，病人的胃部将要穿孔，倘使那样的话，病人就麻烦了。

　　当时刘庆的妻子工作在省城，俩人分居两地，他妻子又要照常参加文化大革命，又要抚育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能前来照顾刘庆。严玉柱让老伴杀了自己家正下蛋的老母鸡，给刘庆熬鸡汤补养身子。刘庆吃不了粗粮，他就在家做好稀饭面条送去。刘庆动手术以后的十几天，严玉柱几乎天天晚上去医院护理。

　　刘庆开始叫他严队长，后来叫严师傅、严大哥。“大块头”污蔑他与“牛鬼蛇神”称兄道弟，把他告到学校革委会主任和工宣队队长那里，严玉柱手拿语录本辩解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打仗还优待俘虏呢。”

　　自此以后，俩人交上朋友常来常往几十年，刘庆把严玉柱作为自己的救命恩人看待，严玉柱有事也找他。

　　已经有十几年没到省城来，看到省城火车站的站前广场比以前更宽敞更壮观，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比以前更多更雄伟;严玉柱跟陪他来的农工王宝强一样感到这里一切都很新鲜，感到省城确实有了很多变化。

　　刚刚在市里一所大学里晋升副教授的刘庆亲自从住在七层楼的住宅里下来迎接严玉柱和他的“外甥”，然后在邻街不远的一个饭店设宴招待他们。当时前来坐陪的还有刘庆的亲家及亲家的表弟——一个省政府某某局的王处长。刘庆介绍严大哥跟他们相识，并向在座的各位讲起他跟严大哥的交情，讲起严大哥为人正直忠厚，乐善好施，也讲起严大哥来省城上访的事。

　　“既然这样，严大哥的忙我肯定得帮啦!”王处长感慨地说，“其实现在类似的案子太多，我们根本管不起;今天遇到严大哥这样的朋友，而且又是刘教授的挚友，我怎么好意思不管呢?”

　　第二天王处长领严玉柱、王宝强到省劳动厅交涉。因为有王处长的熟人关系，省劳动厅的一位处理信访的负责人表示要积极与北龙市劳动局联系，要求他们对这一案子给予重视。

　　后来几天，严玉柱和王宝强又去了几次省劳动厅，事情已得到基本答复：北龙市劳动局负责重新找新康建筑工程公司调解，否则按国家有关政策及王宝强等三人提出的基本要求给予裁决。

　　王宝强要掏出二百块钱谢谢王处长的关照，严玉柱说：“有我与刘庆的交情，有我这老头的面子在，不用给!”

　　但是他还是避开王宝强悄悄地塞给王处长五百块钱，他要王处长再帮他一个忙：他的一个姓丁的女邻居也来省城上访告状，这个“女邻居”丁兰是北龙市一个工厂的成本核算员，厂长让她做假账，开假单据，因她不同意，被厂长免职。丁兰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寡妇，已经五十四岁，厂长以“优化组合”打破“铁饭碗”为名，把她“优”下来不给她分配工作。她到北龙市劳动局上访告状找了一个多月，厂长答应她上班另行安排车间里的重体力劳动，她不服继续找，找到省城里来，已经三个星期，至今尚未结论。

　　王处长听了介绍，苦笑着说：“你的忙越帮越多，我可招架不起!”

　　随后刘庆跟严玉柱说：“严大哥，你可别什么烂事都管，其实那个王宝强也未必就是你的什么外甥，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说出来，也是看在你我多年的交情上。你的好心我知道，我敬佩，可是现在办点官场上的事太难啦!”

　　刘庆要把王处长转来的五百块钱还给严玉柱，严玉柱不收，让刘庆用这钱给王处长买点东西。

　　后来王处长给丁兰说了几句话，严玉柱叫王宝强先回北龙，他留在省城帮丁兰继续上访。

二十七

　　一个多月以前，在北龙市劳动局信访办的走廊里，严玉柱几次注意到一个脸色惨白，身体虚弱的妇女，大约五十几岁，坐在长条板凳上长吁短叹，唉声叹气。严玉柱和王宝强当时便跟她搭讪起来，了解到她上访的原因很是同情她。严玉柱看她上访写的材料，知道她叫丁兰，在市里一个橡胶鞋厂当了十几年的成本核算员。这几年，工厂有了自主权，在外边承揽了几批劳保水靴的生产任务，厂长不让核算员下账，完全走现金，把一些生产成本和费用摊到别的产品上去，丁兰不同意这种体外循环、私分截留利润的行为，结果遭到厂长的报复。 “我在工厂干了三十多年，说让下来就得下来，说什么‘砸三铁’，‘优化组合’，这是什么改革?这是打着改革的名义干违法乱纪的事。”丁兰愤愤不平地在走廊里叙说着自己的遭遇，时而气愤地提高嗓门喊几句，时而委屈地呜呜哭几声。

　　严玉柱让她去市纪检委上访，她说已经去了三次;她说市纪检委不管她被“优”下来的事，对于厂长让她做假账这事，人家说需要深入调查，不能轻易下结论;市纪检委把她的告状材料转到市轻工局纪检委，市轻工局纪检委又将材料转到鞋厂纪检委，转到厂长手里，那个厂长说，她再写一百封上告信，他都不在乎。

　　后来市劳动局信访办的同志对丁兰的上访已经不再接待，因为市劳动局打电话找过轻工局和橡胶鞋厂，经过上级部门的协调，胶鞋厂厂长同意给丁兰重新安排工作：让她去成型车间整天抱着高筒胶靴粘鞋帮。 这种活又脏又累，属于年轻女工干的工作，需要有熟练的技能和较强的体力。丁兰已经五十四岁，患有多种疾病，年初因为冠心病她住过两个多月的医院，至今两千多元的住院医疗费，厂长没有给签字报销一分钱。

　　丁兰的家庭经济情况很困难：她丈夫十年前因病去世，欠下几千元的债务;她大女儿三十岁刚结婚;大儿子二十七岁没有正式工作，东干一天西干一天，去年借了一笔钱做小买卖，整个赔了进去;今年经人介绍去一个装卸队装卸火车，没黑天没白天地昼夜作业，钱挣得很辛苦;二儿子和小儿子正在念书，学校的学费书杂费不断地涨价，丁兰有两个月没开支，简直有些承受不了;每月大儿子开支把钱交给她，她都暗暗地心疼掉泪。

　　最后一次丁兰到市劳动局跟负责接待信访的一位科长吵起来，因为这位科长不再管她的事，让她自己回橡胶鞋厂找厂长解决。她去找厂长，厂长说：要上班你就去成型车间，这还是照顾你;不然“砸三铁”，“优化组合”，这也是改革中的正常现象。丁兰又来市劳动局上访，信访办的科长还是那套话：工厂有用人的自主权，把你“优”下来也是合理合法的;至于厂长是否存在报复问题我们管不了，这是市纪检委的事，你可以去市纪检上访。

　　面对市纪检委和市劳动局的扯皮推诿，丁兰只得跟那位科长吵起来;吵到最后，丁兰的心脏病犯了，昏倒在市劳动局信访办的走廊里。

　　当时是严玉柱和其他几位上访的同志将丁兰送到医院抢救的。没想到，丁兰在医院刚住几天，也跑到省城来上访。

　　严玉柱在省劳动厅见到丁兰的时候，她已经来省城十几天，晚上住不起旅店就去火车站候车大厅，挤到长椅子上坐着睡躺着睡，挤不到长椅子就在水泥地上将就着待一宿。

　　“你住在哪里?”严玉柱问她。

　　“火车站附近的‘月芽旅店’。”她撒了谎，她不愿让这个热心助人的老头知道自己的难处。

　　下午严玉柱去找她，想帮她策划如何找人告状的事。他找到了“月芽旅店”，但是登记簿上没有丁兰的名字，挨个房间找了一遍也没找到。

　　他揣摩她去了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巡查了一圈没有看见丁兰。

　　第二天早晨，严玉柱去火车站送王宝强回北龙市，在候车大厅的长椅子上却与蓬头垢面的丁兰不期而遇地打了个照面。

　　“严大哥，你要走吗?”丁兰为自己的狼狈相有些窘困地笑笑，问了一句。

　　“我过几天再走，我正要找你商量个事。”严玉柱于是将他找王处长帮忙的事说了出来。

　　送走王宝强，严玉柱领丁兰走出候车大厅，找到他昨天去过的“月芽旅店”，给丁兰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丁兰梳洗一下，然后又带她去旅店的小食堂简单吃了点早餐。

　　这期间，严玉柱跟丁兰商量了下一步有效上访的问题。

　　“不重新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恢复原职也行，让厂里给你办理内退手续，或者提前病退，只要有一定收入你还可以再托人找一点临时工干干。”

　　“我现在一身病，重体力活干不了，我干了十几年的检验工、十几年的成本核算，到社会上我会干什么呀?”丁兰愁眉不展地说。

　　严玉柱安慰她：“你可以学嘛，你有成本核算员的底子，以后可以学着干会计。身体不好慢慢调养治疗，你不要着急。”

　　丁兰很感激严玉柱对她的帮助，她发自肺腑地说：“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严大哥。说实在的，一想到厂里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工人，我们工人这些年来在厂里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挣那两个小钱得天天看厂领导的脸子，要不是为了我那两个上学的孩子，我也不想去上班，也不想活，活着真没意思。可是我不能窝窝囊囊地死去，我得争口气，为我的孩子，也为我自己的人格，还为像你严大哥这样的好人们，我要正大光明地活得像个样!”

　　吃过早饭，严玉柱陪丁兰乘车又去省劳动厅，拿着王处长给他们写的条子找到一个年龄较大的负责人——人家也叫他王处长，递上了材料，讲明了要求。这个王处长让他们过几天再来一次。

　　过了两天，事情有了眉目：省劳动厅与北龙市轻工局联系协调的结果是让丁兰回厂办假退，每月一百多块钱，按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开支。

　　这是严玉柱为她策划的一个妥协的办法，丁兰认可了。

　　离开省城临别之前的晚上，刘庆又请严玉柱到他家附近的小饭馆吃了一顿。

　　喝酒的时候，严玉柱以叹羡的口气对刘庆说：“你老弟还行，副教授的职称也评上了，二室半的房子也住上了，比你严大哥强。”

　　刘庆却有些怨天尤人地报着委屈：“什么呀，严大哥，我这副教授早就应该评上啦，比我差的都评上正教授啦，还不是因为我懒得拉拢领导。再说住的房子吧，这是我原来住旧楼动迁以后给的， 每人七平米，我家七口人;老大一家三口，我们老两口，还有两个没结婚已上班的孩子，一共四十九平米;不算宽敞，但我也知足啦!”

　　严玉柱问：“学校没再分给你新房吗?”

　　刘庆抱怨地摇着头，说：“再没有，学校的住房虽说不算紧张，但是学术上的事找咱的多，福利上的事找咱的少。”

　　严玉柱又问：“怎么分给你家的房子是七层楼，你愿意住这么高?年龄大了上楼费劲!” 刘庆大度而体谅地说：“不是我愿意住七楼，这是开发公司和动迁办根据各家受益面积，交集资款先后，搬迁顺序，折合成分数，然后按照得分多少，按照户型面积排队选号。得分多的选好楼层，采光也好，得分少的选差楼层，采光也差，这是公平合理的办法，我分到七楼我也高兴。”

　　严玉柱听了刘庆的介绍联想到自己女婿的工作，他颇受启发地说：“这个办法确实不错，我回去跟我女婿说说。他就是在开发公司工作的，他们分房子现在还没个合理的办法、依据，还是凭关系送礼，让腐败钻空子，我让他们来省城取取经。”

　　刘庆敬佩地笑笑，举起酒杯说：“严大哥你现在还住在平房，就设身处地为人家住新楼房的分忧解愁啦!来吧，严大哥，让我来敬你这个大好人一杯吧!”

二十八

　　冬去春来，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第二批住宅楼即将竣工，坐落在繁华市区的一栋栋七层八层带阳台的新单元楼房已经封顶，裸露在外的墙体被从上到下涂上一片片鲜艳的鹅黄色，在春日暖阳的沐浴下显得柔和而温馨，又有一种耀眼的欣欣向荣的气象。

　　走进楼门，楼梯和楼道的水泥地面被清理得一尘不染、光亮整洁，一扇扇崭新的门窗，一间间没有迁入住户的新房，四处弥漫着刺激人又让人想入非非的生石灰水味道。

　　每个单元的门口开始安排专人把守。这几天三三两两来看房的动迁户络绎不绝，动迁将近一年的住户们怀着焦急和喜悦的心情等待着分配新房，渴望着享受新的住宅。

　　这些天陆陆续续来公司前期科咨询的动迁户不少，熟识的不熟识的，托关系挖门子的总有人来科里找人。刘业民和崔波先这几天也是里里外外地忙着接待，他们把分配新房这一环节作为一次向住户们勒卡的机会，很想借机大捞一把。

　　今年年初，广厦开发公司第一批新房分配，因为没有经验没有可依据的章程，搞得很乱，至今仍有人往市政府有关部门上访告状，仍有十几户没能如愿迁入新居。官司纠纷很难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期科依据私人关系随意分配，有时侧重抓阄儿，有时说是根据搬迁顺序，其实都是幕后暗箱操作，弊端很多。

　　张志全根据岳父从省城得到有关分配动迁新房合理方法的信息，已经向省城的某开发公司索取经验材料。然后把省城的经验措施与他们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写了一个建议，以动迁户受益新房面积、搬迁时间、交集资款时间先后顺序、人口户型作为条件折合综合分数，分房总顺序，公布迁入新房的所有图纸、户型、楼层、面积、朝向等情况，达到操作公开，透明度强，能够双向监督，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杜绝人情分房、人情要房;杜绝人为勒卡，暗箱操作。

　　前不久，张志全已将他写的建议呈给公司孙总经理，孙总近来有许多事都愿找他商量。郑科长已调到售房科，孙总安排张志全负责前期科全面工作，孙总说他的报告基本可行，但需要找市里有关部门协商后实施。

　　今天，张志全又一次去市政府动迁办公室找有关领导进一步协商。市动迁办主任表面上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口头上一再说需要好好研究研究，可是实际上他是否真想施行，现在张志全尚看不出端倪。

　　下班后，张志全让面包车司机把他送到生父住的小区。

　　郑科长没调到售房科以前，前期科的微型面包车也经常拉着张志全出去办事;郑科长调出后，面包车开始接送他上下班。

　　午饭以后刘梅枝阿姨打来电话，让张志全早点下班到他生父家吃晚饭，她说家里晚上有客人。

　　严莉早就到了，正挺个大肚子在厨房里帮刘阿姨忙着，从门上方的玻璃看见张志全进屋便走出厨房，特意地告诉他，家里要来一位重要的客人。她掩不住喜悦地对他说：“中央一位副部长最近来北龙，指名要见你父亲，说是你爷爷曾救过他大伯的命。”

　　“今天请的客人就是他吗?”张志全问。

　　“是的，临时通知的，刘阿姨刚刚准备的，可能来可能不来，还没说定。”

　　“来家里不如去饭店，这多麻烦，而且还不如饭店做得好。”张志全随意地说，近来因为他常跟人家去饭店，不知不觉地把饭店当作交际的场所。

　　“可是人家特意提出要到家里来看看，咱们能不准备准备吗?”

　　墙上的挂钟指到五点半的时候，施光和胡柏从外面进来。

　　施光脱下他那件里外皮毛一体的意大利皮夹克，挂在衣架上，看到旁边质地粗糙的皮夹克撇了撇嘴，忍不住揶揄地对张志全说：“我说张大科长，这件劣等货与你的身份也太不相称，那么大的领导起码也得有身像样的行头!”

　　跟在后面的胡柏披一件高档的皮大衣，脱下来时特意摆到张志全面前，建议他买一件。他揭发似的说：“没钱管你弟弟要，你弟弟最近倒建材可是发了个暴!”

　　施光反唇相讥：“没有你的暴，我今年三个月才挣七、八万，你上个月一把就十来万;当一回大表哥，怎么也得意思意思，一件皮大衣算啥?”施光说着将已挂上去的两件皮衣摘下来扔给坐在沙发上的张志全，不太吝啬地说：“拿去，你相中哪件就要哪件，其实这两件哪件都够价，至少一两千元以上。”

　　张志全宠辱不惊而又沉稳恭谨地笑着，缓缓起身将这两件高档皮衣重新挂到衣架上。

　　这以后，施光和胡柏坐下来议论起一会儿将来家做客的邹副部长：五十年代他大伯在省内任厅局级干部，曾托人打听过他的救命恩人后代的情况，对戴上“右派”帽子的施德安已经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对施德芳给了一些资助和保护。他自己文化大革命时被斗，文革后调到中央某部任副部长，后来退到二线，卸任前自己的一个侄子被选拔到副省级，据说现在是中央某部常务副部长。

　　“哼!现在当官的老子哪有不拽自己子女的!”施光提起这个问题有些激动地说，“张大科长，你要是想过当官瘾，你就紧紧地拽住咱爸的这根弦，过去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爸这次跟邹副部长接上头，有可能再提上几级，你这个施家的大儿子就有可能官运亨通，紧接着往上升!”

　　胡柏嘻嘻哈哈地笑着，讥讽他一句：“你怎么不当官?”

　　“我——?”施光反问自己后解释说，“我哪是当官的材料，当官的人得会跟着形势说话，得会装腔作势地表面当正人君子。你看我这个人哪会这一套，我是放荡不羁，无拘无束，安闲自得，游哉悠哉!”说到这里，施光坐在一个大头椅上跷着二郎腿，摇摇晃晃地前后动起来。

　　胡柏坐在张志全身旁，思忖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拍拍张志全的大腿，坦诚地告诫说：“你们哥俩用不着都去当官，一个当官，一个挣钱。我现在都不想当这个破官，一个月几百吊小钱没意思。但是你想挣大钱必须有当大官的给你撑腰，给你当后台。张志全，你是个当官的料，你能克己复礼但是你要记住，你不能得罪人太多，你得学会让大家围着你转，你得把好处分给大家;有的时候，你还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维护大家的利益，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就不能管那么严格。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作用。昨天我跟大舅在一起聊了聊，大舅让我劝劝你：听说你在单位又要搞什么动迁户分房管理条例，你要剥夺一些人的好处，做到公正合理为老百姓谋利益;这你就犯了众怒，这就是惹了你周围的同事。你想想，谁不想从这种盖盖摇的糊涂分房中捞取好处。你把条件分得那么清楚，谁还能以权谋私，谁还能作弊搞鬼，谁当官不图有点便宜占?你知道，现在当官的说是说，做是做，说的都挺好听，做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为老百姓那是挂在嘴上的，老百姓又不能直接选举你，给你官当，给你权用?你要把周围的人维护好，这才是真格的，这才能有利于你开展工作，捧着你。只要你不犯大错误，无功不是过，上下级关系没整明白才是过。只要上级想提拔你，下级又没有太大阻力，没功也能变为有功。过去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欲奖之功何患无辞’，也是同样一回事!这是为官的诀窍。现在流行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叫什么?这叫长官意志，已经批判十几年了。批倒了吗?没有!永远批不倒!你记住吧，这也就是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当表哥的告诉你，别人不会跟你说得这么明白，这么透彻!”

　　胡柏一边讲一边不时地两手比划着，脸部表情显得很爽直、很诚恳，聒聒不休的絮语里饱含着看破红尘、推心置腹的情感。

　　对这种“好心”的劝告和指教，张志全心里产生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他不便直接反驳，又不能欣然接受;他不想完全拒绝表哥的表白，因为这里面毕竟还有一些关于现实情况的坦露及不可完全弃之不用的工作方法;但是总而言之这种消极的、市侩化的、狭隘短浅的人生观和当官哲学根本打动不了他的心。他只是轻蔑地笑笑，同样敷衍地拍拍表哥的大腿，说：“谢谢大表哥的指教，这种没抱负没良心的官最好由你去当，你肯定比我当得好，我不行，我不是这块料!”

　　正在用遥控器调换电视节目的施光转过头来，十分不满地抱怨说：“操!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大表哥为的是你将来能当大官，你反而整出这么一套嗑，这不是好心当了驴肝肺?!”

　　胡柏脸色微微一红，余兴未减而又自我解嘲地挖苦张志全：“我说你就是个当官的料嘛!咱们亲戚之间你还是口是心非，城府深不可测，总是包装着自己，这正是当官所需要的素质。” “可是你在家里就不要这样啦，我的亲哥哥。”施光随口接上一句，“在自己家里谁跟谁呀，都是实在亲戚，现在你都这么外道，我们以后怎么请你给我们当代理人呀?!”

　　这时候，客厅间的电话铃响，胡柏接起电话。张志全清楚地听到生父施德安话筒里传过来的声音：“因为从北京方面刚刚接到一个会议通知，邹部长在我市的行程压缩了，重新安排了。刚才我有幸受到他的接见，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很好。他说他今晚就不来咱家，他说下次肯定来。你告诉你舅妈，开饭吧，不要等我，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还要约我谈话……” 放下电话，胡柏十分有把握地推测说：“市委组织部的领导找我大舅，肯定是封官加爵，另有重用。你们猜，能让我大舅担任什么重要职务?”

　　施光额手称庆，乐不可支地说：“管他什么职务，反正比现在职务要高，要重要，权——更大!”

　　胡柏也喜滋滋地说：“正好，现在有酒有菜，咱们庆贺一下。”

　　刘梅枝听说丈夫来电话不要等他，就吩咐开饭局，张志全和严莉配合着将一盘盘一碟碟的菜肴端上桌面。

　　大小酒杯里斟满了白酒、啤酒。胡柏告诫施光少饮酒，施光说没关系，照喝不误，他自己不开车。他最近新买的“大宇”轿车已雇佣了司机，车停在楼下面等他。

　　严莉问多少钱买的车，施光说这是个秘密，反正便宜，一个朋友通过走私途径为他买的。他的私人公司跑业务不能没有轿车。

　　于是施光在饭桌上大谈起他最近倒来倒去的业务，倒若干吨水泥，赚了四万块，正在找人批若干吨盘圆钢筋，最起码能赚十万块。这还算小打小闹，以后如果有了更方便的条件，赚的就不是这点小钱了。所以他的私人公司买台进口车，小菜一碟，根本不算啥。

　　严莉纠正他：“刚才还说是走私的便宜车，怎么又变成进口的?”

　　施光扯着嗓门吼道：“真是少见识!嫂子你懂不懂，走私车是进口车的一种，有门路才能走私，没门路就得花大冤枉钱，装损种!”

　　酒饭过后，施光和胡柏不再等下去，下楼乘施光私人公司的轿车走了。张志全陪严莉帮刘梅枝收拾餐桌。

　　晚上九时，施德安兴冲冲地从外面回家，在楼梯口迎面碰到要回自己家的张志全和严莉。施德安让他俩过一会儿再走，他有事要找他一个人说。

　　在刚刚收拾过饭局的客厅里，施德安坐在沙发上不时地呷着严莉给他沏的龙井茶，两颊泛着兴奋的潮红，嘴里散发着酒气，显然他刚刚在外面痛饮了几杯，现在说话舌头有些发硬，语气有些激动不已，得意忘形。

　　“明后天我就要换办公室，市土地规划局的副局长多了一位姓施的。”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遍，停顿一刻，他发现别人都没有反应，于是又缓慢地一字一腔地说了一遍。

　　严莉知趣地奉承说：“爸，您当了副局长以后还能往上升!”

　　刘梅枝却有些多虑地说：“官大权大，权大责任大，责任大累死人。你呀，少攀大官当，要个好身体，多活几年吧!”

　　施德安不以为然地笑起来，大家也都怡然地笑起来。

　　后来张志全看看墙上的挂钟，问生父：“爸，你说有事要跟我一个人说，什么事?”

　　施德安这才想起前几天在市建设委员会召开的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市动迁办主任找他说的事：张志全写了一个关于变更目前动迁户分房办法的建议，主意很好，但现在实施起来难度较大，涉及面很广，恐怕要得罪不少人，能不能放一段时间再议。这个动迁办主任原来是市土地规划局一个处的处长，和施德安也算知交。今天施德安在市委组织部领导找自己谈过话以后，觉得仕途有望，必须慎重从事。他原来安排胡柏做大儿子的工作，现在他感到自己有必要郑重地向大儿子重申这个问题，否则既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影响自己今后的升迁，又要影响他大儿子的仕途发展。他自己的仕途从根本上说也是他大儿子的仕途，他已经将这一期许的很大一部分寄托在他大儿子身上，所以他决意要跟他说明白。

　　于是他跟张志全提了建议书的事。他劝他办事不要冲动，不要四面出击，否则得罪人多了于己不利。他说：“有些事立意好，还要看其可行性如何，对老百姓有好处，也不能对当官的没好处。人际关系很重要，绝对不能忽视，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你要三思而行，要为自己多考虑考虑利弊!”

　　张志全想为自己辩解反驳父亲几句，施德安却勃然变色怒气冲冲不让他分辩，他加重语气地嚷道：“你懂个屁!你别辜负了我这个当爹的一片好意!我还会给你亏吃吗?明天把建议书要回来!”

　　张志全只得一声不吭。

二十九

　　四年以后的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

　　靠近北龙市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一片片绿草茵茵的花坛簇拥着一幢幢装饰豪华的住宅高楼。其中一栋楼里有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新分给张志全的两室一厅住宅。

　　早晨，张志全从他的新居里走出，下楼沿着花坛边的小径信步走到楼群外的大道，一辆蓝色的桑塔纳轿车停在道边等待着他，已经担任北龙市广厦第二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的张志全去上班。

　　轿车在喧闹的马路上缓缓行驶，拐入东环路以后才加快了车速。张志全瞧了一眼驾驶盘前的内镶表，知道离上班的时间尚早，他吩咐司机将车慢些开。司机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喜欢开快车，尤其在这宽阔平坦的东环路上行驶，他巴不得加大油门让轿车如一阵风似的穿过畅通无阻的马路，这才更显得威风气派。但是他猜不透总经理的心思。

　　其实此刻的张志全正在惦念着他的岳父严玉柱。他知道东环路离他岳父住的小胡同不远，早晨严玉柱常在这一带漫步。

　　两年前严玉柱说什么也不愿随女婿女儿迁入新居，他独自孤守简陋的平房。他仍然每天去东环路附近的民众广场找一些旧时的工友、退休后相识的伙伴们在一起练练气功，强身壮体，或者聚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他们对当前的改革开放的形势、反官倒反腐败、物价上涨、国有企业不景气、“砸三铁”待业人员增加等情况各执己见，议论纷纷。他们对官办公司炒作平价物资转手倒卖赚大钱多有指责，普遍不满。严玉柱也几次对星期天回小胡同探望他的女婿女儿念叨着发泄着他的牢骚。张志全因为工作忙，他没有更多时间常去看望岳父、养母和生父，但是他最牵挂的是他岳父。他生父和养母身边各有人照看，而他岳父却是一个人生活着。平日里严莉下班后要做饭，照顾未满五虚岁的儿子施建设，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去那个小胡同的平房跟父亲团聚一下，买些鱼、肉、新鲜蔬菜，为父亲改善一下伙食。

　　严玉柱觉得自己过得很逍遥自在，没有特别理由，他从不去女婿家，不羡慕女婿女儿住宅的舒适豪华，更不想去分享。他每天自己吃饭自己做，自己衣服自己洗 ，只有一些大件床单被罩才让女儿拿回她家用洗衣机洗后送回来。女儿有时给他买件新衣服新鞋，他也不喜欢穿，春夏秋冬只有那几件旧得变了色的粗布衣穿来穿去。

　　丁兰自从打赢官司办了假退休以后，听了严玉柱的劝告常常去民众广场跟大家在一起练气功。她有严重的胃炎和冠心病，通过气功锻炼身体状况有了很大好转。因为常去民众广场，跟严玉柱接触频频。有时也去严玉柱的小平房帮鳏居老头干点缝缝补补的家务活，两个人一来二去有了颇深的感情。虽然她比他小十几岁，他不敢奢望，她却很坚决，于是俩人于今年夏天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结为伉俪。

　　丁兰的前夫死去多年，是丁兰一人抚养了四个儿女。她家里经济上一直拮据，丁兰不愿拖累严玉柱，但严玉柱最后正是考虑到这一方面，才毅然决然地把她们母子几人接到自己的小平房，名正言顺地担负起抚养的责任。

　　上个月严玉柱找了个给商店打更的活儿，隔一天晚上去一次，第二天早晨回家途经东环路中段。张志全希望能在这里碰上他，给他捎个话，他才让司机把车开慢些。

　　北龙市广厦房地产第二综合开发公司是去年从原来的广厦综合建设开发公司分离出来组建的，于是张志全从刚刚晋升的副总经理又连着晋升为总经理，四年中实现了从副科级到处级的三级跳。因为他的生父施德安先实现了从处级升为市政府副市长的三级跳。尽管二开发公司组建前，好几个有资格的对手都在觊觎着这个职务，但后来最有竞争力的还是他张志全。

　　他把张文斌带到新公司提拔为科长，把崔波先也带到新公司，他发现这些人都各有可用之处，只要他这个领导把握得好。他甚至把他被工厂“优”下来的妹妹张志红安排在他的公司财会科当记账员，把头几年复员回来的韩乃峰安排到公司前期科当科员。生活在现在的社会，每个人都承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家庭义务，绝对的无私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劳务市场，任何一个具有劳动技能的人，想谋生并想干一番发达的事业，完全不靠亲戚朋友照应是不可能的。可以在父亲这棵大树的庇荫下获得转机，可以在无可奈何的多种放弃中脱颖而出。张志全这几年已经深刻地懂得了这些道理，他知道自己过去的倔强是一种执着的追求，是理想与现实脱解时的一种补苴。

　　他知道人生在世虽然不是一场赌博，但是要想干成功一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业，机遇也非同小可;人生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偶发事变可以阴错阳差、鬼使神差地改变你的命运;只要你有才干有魄力，能够及时地抓住机遇，你就可以玩一把高水平的人生游戏。

　　他现在才深深地体会出他跟生父的相认是他的缘分，也是他人生路上的一个新机遇，一个难得的运气，他要紧紧地抓住而决不能轻易失手……

　　现实工作中他对公司管理抓得很紧，工作政绩也较突出，他提出按打分公开选房号的建议早已在全市动迁安置工作中广泛推广，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和反响。另外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平时他不许妹妹张志红和韩乃峰无故到总经理办公室找他，家里的事一般不准在公司谈。而且近来他工作很忙，一大堆业务上的事等着他去办。上个月他呈给市土地规划局一个报告：自从市区交通改造打通了东环路以后，他发现东环路一些相邻街道胡同的旧房有了拆迁的新价值，包括岳父家在内的平房区域很快就可以列入动迁开发的日程上来。这几天他正在催办这块地皮的审批。他已听说，市里有几个开发公司也要争夺这一带小区的拆迁开发权。他纵然早已是市土地规划局的常客，而且有生父老关系的照应，但是仍然没有那么稳妥的把握。哪一家开发公司的幕后都有一个台柱在支撑，竞争很激烈，都在施展力量疏通环节。昨天他给生父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人，他想让主管城建工作的市政府施副市长给市里有关环节再施加点压力——这是他不到关键时候不得不用的一张王牌。

　　电话已拨通，对方铃声在响但仍没人接。门外传来笃笃敲门声，而且有人不揣冒昧地擅自闯进来。他转过头来欲发火训斥这个不速之客，却发现妹妹张志红站在总经理那硕大的办公桌前。

　　“有事吗?”他不冷不热地问，俨然对待一个陌生人。

　　“有事。”张志红有些胆怯又有些焦急地说，“咱妈让我告诉你，后天是咱爸八周年的忌日，问你去不去祭奠，另外让你告诉严大爷一声。”

　　“嗯。”张志全用鼻子哼了一声，心不在焉地想着别的事情。

　　张志红返身要离开，他恍然感到妹妹刚才向他报告了一件不容忽视的情况，急忙叫住妹妹：“都去吗?车怎么办?”

　　妹妹反问他：“我能知道怎么办?我又没有调车权。”

　　“你二哥的车也去吗?”

　　“他的出租车能坐下那么多人吗?”

　　“噢，好了，由我安排吧!”他把妹妹打发走了。

　　这以后他拨了一次电话，秘书告诉他施副市长去参加市长主持的一个会议，下午还要陪同市长接见外国的一个企业家代表团。

　　晚上他乘轿车到了生父家里，谈了正常工作，施德安让他后天去找市里的一位领导，他就随口说了后天去祭奠养父的事。

　　“你们都谁去?”施德安突然颇有兴致地问，“你岳父也去吗?”

　　张志全点点头，他知道生父工作很忙，不会随着同去，但出乎意料的是生父也要去。

　　“你们来车接我，我可以请假去。”施德安语气很坚决，“我应该感谢你的养父，他和你岳父一样，对我是有恩的。”

　　晚上回家，已是十时多。张志全把司机打发走，他知道这么晚去岳父家是不方便的，况且岳父可能去打更不在家。

　　因而早晨上班前他让司机将车开慢点，他期望在东环路上遇到岳父，不然就得让严莉请假回家转告了。

　　清晨的街道上，上班的行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人们或者分散开三三两两，或者聚在一起走。张志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东环路右侧，对类似严玉柱那瘦弱身材的老头他更是格外留意。东环路驶过去，他没有见到岳父那熟悉的身影和面孔。

　　到了公司办公室，他给严莉打了个电话。

三十

　　一辆中客车、一辆出租车先后紧随着开往市郊的殡仪馆。

　　忽高忽低的市郊公路在中客车前的玻璃窗上起伏着，公路两旁一排排枝叶繁茂的杨树、柳树不断地退到车后。

　　中客车里的座位没有坐满，但也有十来个人。张志刚开着出租车，出租车里还有开了一夜车正在打瞌睡的张志强。

　　张志全坐中客车前排司机旁边，不时地与后几排的生父、岳父、养母、妻子聊上几句：“这儿的坡陡路险，急煞车前大家注意扶好把手。”“小建设，不要站起来，在你妈妈的腿上坐好。”

　　张志全的儿子施建设，正顽皮地站在严莉的腿上扯前一排他爷爷的耳朵，并且纳罕地指着施德安和老太太问：“你也是亲爷爷，你也是亲奶奶，你们怎么不是一家人呀?”

　　坐在一旁的严玉柱告诉他：“现在我们去祭奠的张爷爷和你奶奶是一家人。”

　　“张爷爷叫什么名?”小建设又好奇地问。

　　“不是告诉过你吗?”严莉提示他说。

　　“啊!我想起来，叫张万金。张爷爷还能起来跟我们说话吗?”

　　“不能，你张爷爷不能跟我们说话。”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我们说话?”小建设焦急地问。

　　“他现在不在人间，我们去祭奠他的灵魂。”施德安抬起手臂摸了摸后排孙子伸过来的小手，语气凝重而深情地说。

　　“噢，我知道了，他死了，不在人间就是死了。”小建设在调皮地发着议论。

　　孙子短短的小手柔软而带有几分湿润。施德安放下手臂，抬眼望着车窗前面耸立在公路一侧的山峦，仿佛唤起了他很久以前的回忆。他觉得三十多年前他从小兴安岭返回来为妻子扫墓时见过这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岗，这里的一切似曾相识。多年久违了，那个年代的感觉。那时他匆匆地来过匆匆地离去，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他的结发爱妻就埋葬在这附近的山岗地里。那时没有实行火葬，亡妻的坟头旁有一棵特意栽上去的小柳树。如果那个坟头还在，还没有被其它的设施征用而铲成平地，那棵小柳树会长成很粗的一棵大树。望着眼前平坦的高等级柏油公路，公路两旁一座座山坡下的农家院舍，工厂带院墙的厂房，他想几十年前荒凉的坟场已不可能找到，那个小坟包和那棵小柳树只能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身后的小孙子又在跟他妈妈顽皮地说着什么。施德安喜欢孙子，疼爱孙子，一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爱不释手的孙子，他也同时意识到时间流逝得太快。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三十多年来自己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外边的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想起三十多年前，他觉得自己那时太幼稚。那时候的热情，那时候的志向，那时候的思想观念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他现在都有些说不清。为什么要弃军从学，脱下军官的服装来当这知识分子，丢掉了自己以后晋官加爵的机会?为什么要那么坦率真诚，一点都不懂得防备小人，不懂得韬光养晦话到嘴边留三分?那时他确实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把党的事业看得那么重，把自己的个人得失看得那么轻。

　　那个处境危难，命运多舛的年代终究已经过去了。在那个年代，有对不起自己的人，也有对自己有恩德的人。坐在后排的严玉柱和今天要去祭奠的故人张万金，当年是他的兄弟朋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他一把，他的儿子张志全能有今天，多亏了他们含辛茹苦几十年的抚养和教育。

　　当年他跟严玉柱很熟悉，对张万金只有恍惚的印象，可能有几次暂短的接触。这些人是善良的、憨厚的、诚实的。他的儿子张志全在他们耳濡目染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好的成长。

　　张志全将来会比施光更有出息，更有作为：前几年作为生父的他已通过支援乡镇企业星火计划的名义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给张志全的集体所有编制转为全民企业的干部编制。他打算让张志全在处级的位置再干两年，自己退下来之前疏通有关环节再将他提到厅局级，以竭力履行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

　　施光虽然有些才能，甚至是特别能捞钱的才能，但毕竟太短浅，太讲究实惠。有人说施光将来是当大企业家的材料，施德安听了心里也觉得挺宽慰：希望是希望，寄托是寄托，但愿这样吧。

　　中客车继续颠簸着在坡上的公路爬行，到了制高点，又箭似的往坡下冲去。车里的人们一前一后地摇晃着身体。

　　小建设的鼻子碰到爷爷后脑勺，鼻子酸痛，他“哇”地一声哭起来，车里的人都笑了，奶奶心疼地接过去抱着，哄着孙子止住哭声。

　　“坏爷爷，坏爷爷。”小建设在抱怨坐在前面碰他的施德安。

　　施德安心想，作为父亲自己可能不够格，以前多年没尽到义务和责任，但作为祖父，他肯定会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运用自己的权势，给今后的孙辈们带来福荫和恩惠。他会成为一个好爷爷。

　　到了殡仪馆的骨灰存放处，取出张万金的骨灰盒和灵位牌，来到祭奠室。老太太及几个子女将供果、点心、烟酒、香炉一一摆到骨灰盒及灵位牌台前，点上香火;张志全和他的弟妹们跪了下去，给亡父磕头。严玉柱、施德安等人肃立默哀，悼念过去的朋友、兄弟。

　　老太太在亡夫灵位牌前流了不少眼泪，说你老头子活着的时候，家里生活太苦，自己也拖累你没享几天福，现在家里生活水平比过去好多了，可惜你不在了;你要是在人世间看你大儿子当总经理该多高兴。

　　祭奠仪式结束的时候，张志强的儿子大宝与小建设互不相让地争夺供果，你拿一个香蕉，他拿一个苹果;虽然平时都不缺吃，现在抢到手里也不吃，但还是想多要、想独霸。两个孩子动起手来，骂出了脏话。张志全气得给小建设一把掌，打在屁股上。小建设哭哭啼啼嚎起来没完，又不听大人的哄劝，反而气极败坏地多次要扬起胳膊报复打他的爸爸。

　　张志全气愤地说：“小小年龄就学会了争风吃醋，这不是大人惯出来的毛病吗?”

　　严莉说：“孩子在幼儿园受的影响不好，现在的独生子女吃得好，穿得好却又自私又霸道，一个个小皇帝似的娇生惯养不好管教，尤其是干部子女幼儿园跟我过去待的工人子女幼儿园还不一样。”

　　严玉柱说：“你把孩子交给我，让他丁姥姥看着，我保证几个月就让他学得乖起来。”

　　张志强笑着说：“我哥和我嫂子舍得吗?严大爷家可没那么好的条件。”

　　张志全认真地说：“有什么舍不得，应该放他姥爷、姥姥家几年，他姥家会调教他!”

三十一

　　“妈，我好不好，咱俩贴个脸。”

　　“爸，给你吃个甜梨，别生我的气!”

　　回家路上，小建设学得很乖巧，他似乎明白自己犯了错误，对一直跟他板着面孔的父母一个劲地悄悄说软话，套近乎。逗得严莉再也板不住冷面孔，逗得施德安也一再夸自己的孙子聪明，会看眼色行事，说他将来会有出息。

　　可是回到家里，一旦大人们露出点笑脸，哄着小建设不要大声叫喊，不要跟大宝抢玩具，小建设又显出胡搅蛮缠的坏脾气：摔玩具，声嘶力竭地哭闹，谁哄都不行;后来喂他吃饭，他往饭碗里吐口水。

　　张志全又打了他一顿，他就拼命地哭嚎，接着大家都故意离开他;他一看屋里没人，就止住哭声;过了一会儿，只要有人进了他的房间，他则睁开眼看看又佯装成受过委屈似的大声哭几声。

　　施德安抱起孙子耐心地哄，小建设两腿蹬着哭得更厉害。

　　严玉柱走过去故意一本正经地对施德安说：“亲家，好菜都快吃没了，你把这小孩放在这儿，让他自己哭，你得去吃饭!”

　　施德安不得不会意地把小建设放在沙发上，然后要跟严玉柱离开房间，小建设这才止住哭泣愣了一会儿神，然后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抹抹眼泪，自己走出去到会客厅的饭桌端自己原来那只小花碗，一声不响地吃起来，逗得周围的大人们憋不住地乐。

　　严莉说：“这是他在幼儿园跟别的孩子学的，幼儿园里有几个坏孩子，让大人们娇惯得没个样子!”

　　严玉柱又一次提出要求说：“让他到我那儿去住一段时间，这孩子能改过来。”

　　施德安也诚心地说：“等到刘梅枝退下来，让他上我家，我家刘梅枝喜欢孩子。”

　　施德安说的无意，志全养母听得有心，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大宝子挺淘气，我看一个就挺累，我真看不了两个，尤其小建设这样的，比大宝子更难看!不然，志全好几次让我去他家住，我真脱不开身子。这么好的住房，多宽敞多舒服，我也想来享享福。”

　　张志全说：“还是让他去他姥爷家吧，他丁姥姥也能看好他!”

　　小建设听说让他去姥爷家，说什么也不愿意。吃过晚饭，大家都相继离开，小建设又开始向妈爸讨好，要求答应他不去姥爷家住。因为他去过几次姥爷家，知道姥爷家住的不行，吃的也不好。

　　但是张志全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做儿子工作，劝他去。

　　星期天到了，严玉柱和丁兰老两口特意来到女婿家。

　　严莉知道丁兰以前身体不太好便关切地问：“丁阿姨，你现在身体行吗?”

　　丁兰说：“还行!我现在天天跟你爸爸出去坚持练气功，打太极拳修身养性，身体好多了，毛病都去掉了。”

　　严玉柱随着说：“气功讲修身养性、积德行善、为人做好事，但是我不是给所有人都做好事。对人民对平头百姓我愿意做好事;对贪官污吏，对特权阶层，我不去做好事;给他们做好事就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人民的志气，为虎作伥!你揭露他们告他们的状，势必要得罪他们，不可能给他们做好事。所以我不同意不分阶层不分对象地一律对人们做好事。”

　　小建设后来在张志全的劝说下虽然同意跟姥爷丁姥姥走，但最后还是免不了抹了抹眼泪，委屈地离开自己宽敞明亮的家。

　　又一个星期天。严莉要张志全跟她去娘家看孩子，随身带几件孩子的衣服和吃的东西。以前，严莉和张志全往她父亲那儿送的东西多一些，严玉柱就让他们拿回去，这老爷子不愿意要女儿女婿的施舍，虽然他现在生活不宽裕。

　　这以后可以多送些东西、送些钱，孩子放在姥爷家，他们小两口有了接济的藉口。

　　他俩乘公共汽车在北龙火车站倒车，张志全说顺便到这一站附近的农贸市场买几斤羊肉片买几条鱼，严莉陪他去。

　　农贸市场在车站广场地下有几个出入口，张志全有意去这个农贸市场就想去这几处出入口的楼梯过渡平台搜寻一个人。半年以前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他路过这里，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乞讨者有的给路人磕头，有的向路人伸出脏兮兮的手，有的在寒风中裸露着肢残的手臂和腿脚，旁边放着盛零钱的破饭盒。

　　“行行好，帮两个吧，帮两个。”

　　张志全觉得声音好熟，一抬头他与几年没见的王宝强邂逅街头。自从岳父帮他打官司从省城回到北龙市，几个受工伤之累的农工并非得到新康建筑工程公司的合理赔偿，只是每人又给了几千块钱就算结案。王宝强已经在他岳父家住将近一个月，后来又去省城他岳父朋友家住了十几天，已经不好意思再与他和他岳父联系，给他们找麻烦。在农村干不了农活，出外打不了工，只得拖着一条残腿到处流浪过着乞讨的生活。

　　遇到王宝强，张志全显得很兴奋，他要拉着他到自己家去吃饭住几天，给他找几件御寒的衣服。王宝强跟张志全来到新居，面对气派时新的住宅楼，王宝强突然不想进去。他站在楼前的花坛前，一步都不肯动，他说：“你回去取几件旧衣裳吧，我在这儿等着。”

　　张志全于是上楼去取衣服，取点吃的东西。但是当他再下楼时却发现拖着一条瘸腿的王宝强不见了。他在住宅楼的四周找了好一会儿，又去附近的汽车站寻找都没找到。于是他乘车来到火车站地下广场出入口的楼梯平台，搜索了一遍也没找到王宝强。他把两件半新不旧的棉衣和十几个带点温热的包子散发给别的几个乞丐。虽然他不认识他们，但他心里多少觉得有些慰藉。

　　王宝强不知到何处去了，张志全几次路过火车站地下广场的出入口，他都要搜寻一番，他再没有见过他。他知道，人一旦沦落到街头乞讨者的地步，就时刻面临着饿死、病死、冻死的危险。他在火车站广场附近几次碰到蓬头垢面的乞丐躺倒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脸上盖了块破布，身体已经僵硬。张志全担忧着王宝强的命运，他也可能被冻死或病死在举目无亲的街头，也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乞讨。常言说人穷志短，他却人穷志不短。张志全现在深深地感到自己与这些乞讨者，在社会处境上已经远远地拉开了距离，早已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就连他在开发公司前期科工作时经常接触的那些家徒四壁过着清苦生活的工人们，与他的家庭也早已不是一码事。正如岳父严玉柱不愿到他家去一样，贫富差别拉开，泾渭分明，档次不同。

　　刚才乘公共汽车，有两个工人模样的妇女议论起当前的社会风气。她们抱怨物价上涨，抱怨企业效益不好，抱怨不三不四的人挣大钱，抱怨两极分化。旁边一个穿戴齐整的老头插了一句：“一部分富，一部分穷，社会应该如此。”一个妇女说：“应该是一部分凭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共同富裕。”老头讥笑着说：“那个道理是糊弄小孩子的，如果先富起来的能让穷的跟他一块富，大家都富了他凭什么再富?要知道，富的和穷的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关系，凭这种关系，穷的、富的总要拉开些差距。”

　　但愿这饱经世故的老头看得不准说得没有道理，然而现实生活中富人和穷人确实心境不同，谋生手段不同，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不同。

　　想到自己，他知道人人都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比起别人自己不算很富也不算穷，面对大量待业的没有劳动能力，没摊个好单位，没弄个好职务的，自己还算幸运。但是，自己的心境仅仅只应该限于幸运吗?他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在单位在现在的广厦房地产第二综合开发公司，他是一把手，他可以大权独揽说一不二，但是他并没有忘乎所以，专横跋扈，遇到问题他常找副手们商量，需要副手们自己处理的事情只要不过头他决不随意干涉。崔波先已经靠上他，几次好意告诫他不要轻易放权;现在大多数单位的一把手谁都不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集权制是普遍的现象，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面对公司的工作，他能够聊以自慰的是，能为那么多住房困难的工人家庭、平民家庭改善住宅条件，让他们在没有充足资金、没有单位分房资格的情况下，住上现代化的单元新居，享受暖气煤气上下水卫生间等四全五全的待遇。他觉得自己能代表国家政府给他们提供社会福利，带来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标准、新条件，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职能是有益于人民的，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

　　这些都是令他感到幸运的。但是除了幸运，他内心里还有一种经常能触动他自己神经的念头，还有一种常常令他自己躁动不安的感觉。

　　他知道此刻找没找到王宝强无关紧要，纵然一时给他们几块几十块钱，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诸如自己妹妹原来单位大批被“优”下来的工人们，仅仅暂时给他们发几个月工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发展经济，根本在于让他们真正能凭劳动致富，铲除一切人为的社会障碍;经济体制在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滞后，而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得更迫切。他希望大家都要有社会责任感，包括自己，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人，都不能麻木不仁，自私自利，要承担起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具备公民的人格，重新建立起公民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责任感。

　　张志全凝神站在农贸市场的卖鱼摊床前，严莉让他协助选一条肥一点的鲤鱼，他却默默不语地愣神发呆。严莉揣度他在想着什么事情，就自己挑了两条两斤多重的红鲤鱼，张志全只是把装着活鲤鱼和水的塑料袋接过来，仍旧木然地站在一旁等严莉付款。

　　到了岳父家住的胡同口，小建设从很远的胡同里趔趄地跑过来迎接他俩。

　　丁姥姥刚带着小建设出去遛了一圈转回来，小建设兴冲冲地跟自己的父母贴脸。

　　“早晨吃饭吃得多吗?”严莉问。

　　“馒头、苞米面糊糊、小葱蘸酱、麻辣豆腐可香啦!”小建设向母亲汇报。

　　丁姥姥说小建设每天的食欲都很好，一顿饭能吃半个二两的馒头，还能喝一碗小米粥，今早特意给他炒了一盘鸡蛋，他还要留一半给他姥爷，给他上学的舅舅回来吃，丁姥姥说小建设每天晚上等舅舅写完作业给他讲故事。

　　“我可喜欢舅舅讲的故事啦，卖火柴的女孩在圣诞节被冻死街头，太可怜啦!”小建设学起舅舅讲的故事来十分生动、认真，把大家一下子都逗得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严玉柱从外面回家，丁兰给他端上馒头和粥，还有一盘麻辣豆腐。小建设则像个保护神似的喊起来：“姥爷的鸡蛋呢?让哪个馋猫吃啦?不行!姥爷上班辛苦，给他得补补营养!”

　　放心地看着丁姥姥将剩下的半盘炒鸡蛋端上来，小建设才转过身顽皮地表演着他新学的节目：“我是人民的卫士!工人阶级的卫士!专门打击贪官污吏!”

　　严莉笑得合不拢嘴，严玉柱却在细嚼慢咽地啃着馒头，喝着苞米面粥，得意地微微笑着欣赏他外孙子的精采表演。

　　张志全想，小建设年龄尚小，孩子的适应能力强，可塑性强，教育孩子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一天不能放松。

　　从自己的新居来到几年以前自己曾在此住过的陋室。这用了几十年的八仙桌、旧木箱、旧木椅，这光线黯谈的小窗，低矮的天棚和墙壁上大大小小的一排奖状，自己虽然记忆犹新，仿佛就是昨天刚刚从这里迁出，但自己还是觉得有点陌生，有点不适应。儿子短短几天就能在这里住习惯，就能忍受新居与这陋室的条件落差，张志全内心里感到很欣然。因为过去他担忧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的生活条件太优越不利于他的成长。

　　张志全明白：烦心的事，坎坷之路以后仍不会少，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孩子成长期间的基础要打好，他期许着自己的儿子将来会自立自强自尊，立足于社会完全靠自己，而不是靠别的什么关系。

三十二

　　晚上回到家，张志全刚想坐下来浏览一下当天的报纸，电话铃响了起来，他不得不去接：“喂哪里?”

　　“我是刘梅枝，你爸爸今天下午住进了医院。”

　　“刘阿姨，我爸怎么啦，什么病?”张志全焦急地问。

　　刘阿姨在电话里用悒郁的语调说：“施光和胡柏今天上午在省城一起被检察院收审，不知是因为受贿还是倒卖批件，走私诈骗，不知到底是什么经济问题，也可能什么都有。你姑姑、姑父中午来找你爸商量，想找人疏通。你爸爸又生气又着急，血压马上高起来，右半身上下肢不能动，大夫说轻度中风……”

　　放下电话，张志全叫出正在卫生间洗浴的严莉，夫妇俩出门打了出租车去医院。俩人坐在车后排，路上张志全对严莉喟叹着说：

　　“事后找人疏通，总不是个办法。经济上犯罪该抓就抓，该判就判;要知道这样，当初何必，平时何必……”

　　他夫人听了故意佯装不理解地反问：

　　“他们俩可是你的兄弟呀，怎么能不管呢?你不管，还想不让你父亲、不让你姑父管吗?” “不错，他们是。可是无论谁管他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受罚就得罚呀!”

　　严莉不知为什么哑然失笑地“哼”了一声，然后用一种相当严峻的眼神盯了丈夫一眼，语气冷冷地小声告诫他：

　　“我说老施家的大儿子，你现在正走运，你也要注意……”

　　张志全将一只手掌放在夫人的大腿上，很深沉又很明确地说：

　　“你放心，我不但是老施家的儿子，我还是一个工人家的儿子，一个工会干部家的女婿，我当然要注意;但我不是行尸走肉，不会陷入到声色犬马之中，我精神上很充实，我知道应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

　　为了表示理解，严莉把自己的手搭在丈夫的手背上面，紧紧地握了几下，然后轻柔地抚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