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恩 难 辞
赵剑斌 著
第二部 从前的热诚难以复归
一
一周一次由厂长主持的中层干部例会刚刚开过，王呈祥来到自己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点起烟，慢慢地吸，心里有些恼火。今天上午召开的例会，基建科白成国没有到位，不知什么原因他不来也不请假。前几天王呈祥往基建科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找到白成国。将近年关，这几天晚上白成国也没到他家里去。王呈祥急于要找他不为别的只为那两栋拟建的职工宿舍大楼，地号审批一事已跑了一年没有结果。1984年很快就要过去，厂里积攒的那两百万福利基金，明年能不能变成两栋职工宿舍大楼，不知到年终那地号审批手续究竟办得怎么样。如果今年办不成，明年那两百万元尚归厂里使用的福利基金会不会被局里收缴上去。如果被收缴，那两栋职工宿舍大楼就要落空。今年几次召开的职工大会上他跟上千名工人们的几次许愿就要变成名符其实的吹大牛、放大炮。本来局里也要给机关干部盖宿舍大楼，因资金不够上个月粮食局副局长还找过他，跟他商议暂借一百万资金的问题，让他给婉言回绝了。这时他心里想的的确是给本厂职工谋福利。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想巴结局领导，一心想往上升官，这个事儿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当这个厂长，不是不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而是他不想牺牲厂里职工们的利益去成全局里的领导。他认为局里的干部们不是有没有房住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儿子们、孙子们都住得更宽敞、更舒适。那么本厂的职工们呢?那就不同啦，他们才是结了婚没房住，或者没房住不能结婚，或者几代人挤住一间小破屋的问题。这些本厂职工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他这个当厂长的最着急要解决的问题。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他又提到这个问题，遗憾的是白成国没来开会，这更令他着急。
他将没吸完的烟头掐灭，起身给基建科打电话，白成国仍然没在。他想起找张志全，张志全也没在。他吩咐听电话的人：“如果回来马上让他们来厂长办公室见我，听明白了吗?让他们都来!”
放下电话没多久，就到了午休的时间，王厂长端着饭盒正要去食堂。张志全急冲冲地赶来，在楼梯口迎面碰上了他。他本想让张志全返回去下午再来，但转念一想这么做不妥，就自己返身上楼让有些腼腆的张志全跟着他来到办公室。
王厂长一手端着饭盒，一手取钥匙将门打开，将张志全让进来。
“白成国这几天干什么去啦?”王厂长放下饭盒问。
张志全犹豫一下，说：“他要考什么学校，在家准备成人高考。”
王厂长生气地问：“噢，他也要弄个文凭，那么，审批地号的事，你们跑得怎么样?白成国一直过问这件事吗?”
张志全听出了王厂长话里的意思，他不说“白成国跟你们一起办这件事吗”，而是说“白成国过问这件事吗”。这种问法本身说明王厂长对白科长的工作作风是有认识的。张志全简单地向王厂长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他避而不答。如果让他如实汇报，只能说“白成国根本不过问此事，整天找不到他”。其实更真实的情况是白成国并没有在复习功课准备成人高考，而是在私下里倒卖粮油：几十吨几十吨地将平价的卖成议价的;为中间得一 把，有时还要找人请车皮，将粮油发往外地。他忙得很!
王厂长笑着敲了敲沙发扶手，告诉张志全：“白成国我还要找他，但他不在你也要抓紧办，这件事跑了一年还没办成，看来是有一定难度;不过咱们也得加强攻关力度。现在快到年关了，我又批给你们几吨豆油、几吨沙子面，平价的。明天你到齐燕那儿去取票，另外，”他停顿一下说，“需要买别的什么，送别的什么礼可以让白成国列个单子报上来，我可以批一下，有些关节该打通的，给那个施处长该送什么送什么，你们尽量去办，两三千元以内都可以。”
张志全站了起来，临走时，王厂长嘱托他：“有事可随时来告诉我，见到白成国让他来我这儿一趟!”
二
晚上，张志全打听到白成国原来住的地方——因为直到现在他仍没有迁入新居，看来在他没结婚之前，他是不会独自迁入新居的。白成国听了张志全转达王厂长的指示，显得不以为然。
“何必这么急?明早上班你汇报给我不行吗!”白成国责备张志全。
“那么，什么时候到施处长家去一趟?”张志全要他领导表出态来，他本想反驳说：“你明天早上不上班怎么办呢?这几天你常常不来上班的。”但他没能说出口。
“过几天再说吧!”白成国很冷静，完全耐得住性子。
第二天早上白成国仍然没到基建科来上班，但是他直接去厂里找了王厂长，回来的时候，他把张志全叫到他的办公室。
“皮三保呢?”
“不知道，他这几天也没来。”
白成国不耐烦地从口袋里取出一盒“石林”烟，自己取出一支后扔给对面。
张志全又给扔回去。
白成国独自吸着，喷着烟圈，有几分钟的时间不理对方，然后又用狐疑的眼神时不时地盯着对方。
“我说，”他终于开口了，“就这么点批地皮的屁事跑了一年，让王厂长追着咱们的屁股要答复，咱们就这么没能力?”
张志全不吱声。
“你和皮三保这么多日子也不知都跑了些什么鬼地方，你这么点事都整不明白，也不向我汇报，却动不动直接找王厂长，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张志全乜斜着瞅了他一眼，他才把“你”说成了“你——们”。实际上张志全知道这是白成国专门说他的。但他现在不能顶撞这个上司，又不便于向他解释。
白成国发完牢骚，才不得不提起正事：“今天晚上劳驾你和皮三保陪我去施处长家一趟，到了年关啦，早该去通融通融，求人家办事嘛，这是人之常情。”
下班后，白成国只找到张志全一人，皮三保直到下班仍没来单位。白成国又叫上两位工人，扛了两袋面粉、两大塑料桶豆油、一口袋瓜子，让张志全提着装有四瓶“茅台”酒、四条大“中华”香烟的旅行兜，乘一辆从厂里借来的微型客货车去送礼。
三
市城建土地规划局负责审批地号的施处长，家住在离松花江畔游乐公园不远的一条小街上，这是白成国托人费了很大劲才问到的。
微型客货车缓缓地驶过市中心的繁华闹市，然后曲径通幽地进入这条小街，找到那幢黄白相间，镶有一排排宽大阳台的新型住宅楼。住宅楼围起来的那一片空地已被改造成幽雅别致的院心花园。在花园里干枯的草坪上落满了厚厚一层积雪，被窗前灯光映得耀眼。只有那古香古色的凉亭和以石桌为中心围成圈的几个石凳，孤寂地呆在那里，没有生气。首先映入眼帘的这一切印象，使张志全感到这里绝非寻常百姓住的地方。
客货微型车停在院心花园外环的柏油路上，两个工人费力地将面粉袋、油桶连扛带提地弄到五楼。
白成国不等张志全敲门，先找到门上的电铃，按了按。一阵悠扬动听的电子音乐声响起来。再随着门里面一阵拖鞋的趿拉声，有人从门里面走过来，隔着门问：
“谁呀?找谁?”这声音不是施处长的，但是好耳熟，仿佛是时常接触的一个人。
“找施处长，我们是粮油综合加工厂的。”白成国回答。
“他不在家。”里面的人说，但说过之后门外的灯亮了，门随即被推开，出现在白成国和张志全面前的这个开门人正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人——梁岩。
梁岩拍了拍两位不速之客的胳膊：“怎么是你们俩?找我们老爷子——施处长?!”他欲将客人让进屋，客人却让两位站在门后的工人先把堆在旁边的东西一样样搬进屋里，然后两位工人下楼到车里等候去了。经过走廊和门厅，张志全和白成国进入有二十几平米装饰一新的大客厅，他们在摆成拐角型的一套沙发上坐下来。
张志全和白成国在施处长家里碰到梁岩，心里都有些庆幸：毕竟能找到一个中介人，何况梁岩一向也有求于他们，所以俩人坐在沙发上显得不那么拘束，白成国很快掏出烟来，吸上一支。
“你是施处长什么人?”白成国一边摆弄打火机，一边问。
梁岩把两位客人迎到座位以后便去对面调换电视机里的节目，俨然在自己家里。
“我嘛——，”梁岩皮笑肉不笑地卖了一个关子，“你们猜猜，我与施老爷子是什么关系?你们这把办事还得找我帮忙吧!”
张志全转头瞧了一眼梁岩那得意的神色，心里确实揣摩不透他在这家里的位置。以前据说梁岩原来是市郊乡镇的一名民办小学教师，和媳妇离婚后只身来到城里，先干力工后来学会了瓦匠手艺，逐渐又熬上个小工头。他能有什么背景呢?他怎么能与施处长这样的人物搭上关系呢?
梁岩忙着为两位客人沏茶，端水杯，然后又扎起围裙去厨房，看来他已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
电视屏幕上正播放地方台的新闻节目，播音员报告着今年省内的丰收喜讯：提出粮食加工能力不足，粮仓储存设施不够。张志全颇感兴趣地看着。
白成国一边吸烟，啜茶，一边自言自语：“什么关系?亲戚关系——不像，不过上次不是他给帮着批的!”
这时从另一个房间走出一个人，二十六、七岁，中等个，白净脸，脸型多少有些像张志全，但身体已经发福，肚子胖得腆了出来。他伸着懒腰，身子脑袋往后仰，眯着眼睛看两个不相识的客人。
“你们是哪的?找谁?什么事?”他的脸不正面朝着被问的人，也不等回答就走过去将电视节目调换了好几个，电视机的转换器被他按得卡卡响。“他妈的，没什么好节目。”他“啪”地一声将电视机关上了，仿佛这房间里只有他一人在看电视节目。
白成国利用这一空隙，趁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将一支“红塔山”牌香烟递过去。这人默默地将烟接过来，白成国又将打火机点着送上，并向这人介绍自己的单位、职务，及来此的目的，接着问：“您是——?”
“我是施处长的儿子——施光，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先跟我谈，我说能办就能办;在我这儿不能办的，在谁那儿都办不了!”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谁也不瞅地吸着烟，吐着烟雾，语气十分傲慢。
白成国略有所思地探问：“那么，你和梁岩什么关系?”
“什么?梁岩?!”施光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提高了嗓音反问，然后又挤眉弄眼地笑着向二位客人介绍，“他怎么能算我们家的人?他是我们家的男佣人，我继母她姑娘的眼么前相好的。”
“还没结婚?”张志全问。
“没——有!”施光忽而拉长了调门，忽而又降了下来，“不过结婚不结婚无所谓，那娘们已经离过啦!”
这时外面的音乐铃声又响起来，梁岩从厨房急忙走出去开门，拖鞋声弄得踢踢踏踏响。
“哎呀，走得我好累呀!”从走廊里传来一个女人娇嘀嘀的声音，“小梁子，快帮我把靴子脱下来……哎呀，轻点轻点，弄得我脚好疼呀!”
这边房间的施光为表示讥讽门口的二位，特别向二位客人善意地眨眼一笑。白成国对这一幕小闹剧不感兴趣，他不失时机地言归正传：“施兄，请教一下：我们单位批地号这事好办不好办?还需要什么条件?”接着白成国向施光介绍了他们单位所批地号的地点、建筑面积及动迁负担等有关情况，要求市土地规划局给予减少动迁负担的关照。
施光听到这里摇了摇头，说：“这怎么行，你们能与市总工会比吗?市总工会的后台你们比得起吗?不过你们可以争取减免一些配套费，事在人为，这要看你们的活动能力啦!”
白成国和张志全都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想继续跟他谈下去。梁岩从厨房转进来，对他俩用一根食指的指头在空中点着说：“我施叔——我说的是施处长和我施婶，刚才来电话说今天去参加宴会，老两口恐怕很晚才回来。”说过他又转身对施光点着手指头说：“这二位是我们队以前的甲方代表，我们关系很不错。”
施光不耐烦地沉下脸，训斥梁岩：“你好好说话，别跟我指手划脚的!”他走过去又将电视机打开，把音乐声响弄得很大，梁岩唯唯诺诺不敢吭声，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
白成国和张志全知道这场面没法再待下去，就悄悄地起身告辞，施光反而微微向他们一笑，招招手：“梁岩的甲方代表，还是由梁岩去送吧，不过有事也可以找我，我在市五金交电公司上班。”
白成国及时地说了声：“先谢谢啦。”
他们出门的时候没有碰到那个刚进门的女人，她已钻进了别的房间。
四
一天上午，施德安和市土地规划局的几个头头已经转了好几个地方，几台轿车几台丰田面包，从这个城市的南头转到东头、北头、西头，几乎转了一大圈。一年之中总得有十几次这样的时候，遇到有争议的“危楼”，或者是否有纪念价值的建筑物，或者是否能成片动迁开发住宅小区等问题，市土地规划局里的这几个头头及几个处的处长都要出来转一转，视察一番。
开始在城南，一个繁华的闹市区，附近有一幢破旧的三层红砖楼房，上面有用水泥雕成的“一九五八年”字样，但此楼外观污秽不堪，从三层的墙体上有一条斜纹裂缝横贯下来，明显地使人看出是墙体和地基下陷所致。
“在这个楼上住的肯定没有当官的，而且开间肯定不会太大，鸽子笼似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房子还能挺多少年?”苟力行局长问一个负责危房鉴定的刘工程师，“五八年大跃进，光讲数量、速度，不讲百年大计，没有质量观念，否则一栋楼怎么还不挺它百十来年。”
刘工摇摇头，朝走近的施德安处长笑笑：“这栋楼可以算危楼，也可能再挺个七、八年，也可能明天就坍塌。”
苟力行局长点点头，用手轻轻地碰了碰施德安的胳膊肘，建议说：“那么，确定一下，是否可以作动迁点?”
施德安没有表态，他早已摸透了苟局长谈话的方式，他跟他认识并相处多年，朝令夕改是苟局长一贯的作风。他有时说一定要办的事情不一定办，他有时从不说办的事情却一定要办。其实他问施处长的这句话是否就是他的真实态度，施处长自己也不知道。前些天，这栋危楼里不少居民来市土地规划局多次上访：反映这栋危楼的东边是经市土地规划局允许已动工一年的新住宅楼工程——市总工会拟建的单位宿舍已砌到六层;西边是一栋小楼几栋平房，带两个独门小院，这边的小楼和平房正在考虑批给市粮油加工二厂动迁后建两栋职工宿舍大楼。该单位不算很赢利，所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效益，只想动迁这小楼和几栋平房，不想扩大将这鸽子笼似的比小楼大得多的危楼连在一起动迁。因为危楼的居民户数太多已大大超过动迁的正常安置比例，负担重包袱大，除了无偿安置动迁户没有多少效益，这家工厂因危楼动迁成本高出他们的承受能力，提出与市总工会宿舍楼共同承受动迁危楼的负担，至少各占一半。市总工会坚决不同意却可以无审批许可证按原设计施工;旁边这家工厂只能束手等待，到市土地规划局一次次地申报恳求，找人来说情，但是市总工会的行为是苟局长关照默许的，施德安无意干涉。他听说市总工会的头头跟苟力行是多年的老交情，现在都常在市党委会上见面。施德安知道苟力行要先不给这危楼鉴定，先放市总工会施工，然后再压市粮油加工二厂扩大无效益动迁，以解决危楼的后患之忧。这就是苟局长放一个打一个的全局观念。
“哼，这个老奸巨猾的!”在这个问题上施德安内心瞧不起他的上级，但不便表露也没有轻易表态。
苟力行穿一件几乎要落地的黑呢毛领大衣，头戴一顶贝雷帽，显得很有派头，只是呢料大衣不太适合他的粗短身材。他站在下着清雪的马路上，这里指指那里点点，把人们聚过来听他讲几句不连贯的话，以显示他的中心权威作用。
施德安觉得无聊又不想争执，就先钻进面包车享受着温暖舒适的车内空调闭目养神。后来面包车随着前面的轿车启动了，面包车在上坡，他的上身贴在靠背上往后仰。他看着车窗外一排排欧式建筑上的花岗岩墙体及装饰花，想到这个诞生不过百年，但风格独特的城市，曾经是他童少年生活过的家园，是哺育他长大成人的摇篮，想到自己曾经那么熟悉亲切的街道两旁正在发生变化，一片片的低矮平房不见了，一幢幢的住宅大楼拔地而起，想到自己几十年坎坷不幸的生活早已过去，眼前的状况正如面包车在平坦的道路上行驶，没有阻挡，一帆风顺。他心里颇为得意，感到后来命运补偿给他的待遇并不菲薄。
面包车不知什么时候随前面车停住，来到又一处视察的地点。
这是一幢本世纪二十年代建的三层老式建筑，楼层间距长，整个楼有现在的四五层楼高，里面开间也很大，欧式阳台上摆放的杂物井井有序，干净规整，这里的居民显然要富裕些，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苟力行又在指手划脚，然后说：“这是不是危房?大家要给个公正的评价嘛!”
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各有各的道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施德安还是一言不发，他心里揣度这栋洋楼不是危房也会划归五级危房。因为他上星期去苟局长办公室，看到了那份由一位副市长批来的文件，就是关于这栋楼的处理意见。那么，他在这里说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
施德安这些年来，大约有二十几年的坎坷磨练之后，早已学会乖巧，他想起年轻时的心直口快常常勇于表白自己的观点，勇于坦露自己的胸怀，他可是吃了大亏：那顶右派帽子压得他多年喘不过气来。现在想起来，真是好后悔。
施德安笑着拍了拍一位年轻副处长的肩头：“回去听苟局长的，我看该扒，这么严重的五级危房不该扒吗?”
那位刚调来局里的年轻副处长惊愕地盯着他的脸上的表情，弄不清这是讽剌还是随和。 施德安穿一件臃肿的羽绒服短大衣，清癯的脸上泛着红光，他并不很胖，前额上的一绺白发被风吹乱了。
苟局长领几个工程师进入这栋洋楼里面看了看，俨然对这栋楼更热心些。施德安本想随着苟局长进去看看内部结构，但犹豫一下没有挪步，他转身又走进自己的面包车。他早就在心里告诫自己：有些事是走走形式，该定也不定，有些事不用走形式，不该定的也能定，既然如此，服从就是了。他知道明天的讨论发言再热烈，也是没有意义的，苟局长不会去听，也不会认真地审阅讨论纪要，那个以后写成的讨论纪要是按照他的思路形成的，当然结论也是由他定下的。
五
临近中午，苟局长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去哪家呀?”局长办公室主任随口答：“这儿离鲁家酒楼挺近，那儿的菜挺有味道。”于是大家又都各自钻进车里，几台轿车和丰田面包车排成一字缓缓行驶。很快，这几台车驶进一个靠近街心广场的高档酒店，门前挂着四个饭幌，还有几盏红得耀眼的大红灯笼。轿车和面包车停稳后，苟局长和各位处长、办公室人员一一走出，鱼贯地拾阶进入这家颇有名气装饰豪华的鲁家酒楼。
十几个人围成两张方桌，起初施德安没和苟局长坐在一起，苟局长酒量大，他常常找那些能陪他多饮几杯的部下坐在身边。施德安今天身体不太舒服，不想开怀畅饮，因而躲得远一点。
苟局长转身瞧瞧旁边的饭桌，发现施德安远离他，就大声招呼起来：“德安，你怎么回事?你给我过来，别当逃兵好不好。”
施德安笑了笑，没办法只得乖乖地过去，坐在苟局长对面，办公室主任坐在苟局长旁边，手持菜谱向苟局长请示，苟局长点了几个后让大家各点一个。
苟局长喜欢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似的一帮人围着他;对于这一点施德安早就明白，内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反感，只是表面上又不能不敷衍;尤其在众人面前，他不敢将这种反感明显地表露出来。
酒席很丰盛 ，大家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很随意又有点拘谨。这些处长们平时各有自己的小团体，在各自的小团体里当首长，而今天却不能不小心地应酬着苟局长，唯恐有所不周。 大家一杯又一杯地相互敬酒，那些山珍海味却没见怎么减少，常进酒店的这些人早就不将上千元的酒席怎么当回事了。
在苟局长的一再提议下，相互碰杯敬酒的高潮一再迭起，此起彼伏。“五粮液”喝光了两瓶，又喝空出来一堆“青岛”啤酒瓶。
施德安今天喝得不少，仿佛酒杯里的液体流入腹内时将幻化为一股股神奇的兴奋剂，提醒他想起了许多年前的往事，唤起许多情意缠绵的感觉，现在他什么都不说。他有个特点，酒下肚越让他头脑兴奋时，他的情感越丰富。但是他缄口如初，什么都不讲，跟谁都不谈，只是偶尔哼唱几句小曲，举杯向各位示意。这时候，谁也不知他的心里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感情。
其实他有许多难言之苦，他内心里对苟力行既有永久抹不去的恨，又有宽宏的理解和无奈的感激。他知道自己能喝多少，应喝多少，他的内心城府很深。他哼唱完一首流行歌曲，然后微笑着，端起刚斟满的酒杯……
六
压在心里的往事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把这些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有的往事串连起来，施德安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想想他这大半辈子走过的路，他有许多值得回味的事情。
施德安出生于一九二七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失败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志士仁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施德安的父亲施惠文，当时是一个不问政事，不靠任何党派的青年学生，曾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医科大学里上学，毕业后被聘到一个犹太人开的西、医医院当外科医生。施德安小时候他的家庭还算比较殷实，母亲刘凤君后来进了这家医院当护士，父母亲上班时他被接到住同一条街的姥姥家。姥爷刘万山是一个开杂货铺的老板，每天都要由在店里吃劳金的伙计们侍弄着吸上一袋大烟膏。施德安在姥姥家从小就娇生惯养，想吃什么在铺子里拿，铺子里没有的，到外边去买。原先姥爷不想让他母亲去医院当护士，但是父亲，为了以后自己家能开个私人诊所，坚持让她上了护士学校，然后夫妻俩一起干。后来他知道，父亲看不惯姥爷那套动辄就对伙计们吆三喝四的作派，也很反感姥爷躺在床上抽大烟。他爷爷施海明是县城里一个小学校的校长，很少到城里来，有时来也不去姥爷家。他记得刚上小学三年级，爷爷来城里住在他家。晚上，爷爷抱着他给他讲故事，讲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把梳着辫子的满清皇帝推翻了，以后全国的男人都不梳大辫子啦，全国的女孩都不缠脚啦。爷爷说：“孙中山了不起，当了全国临时共和大总统，后来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想当皇帝复辟帝制，但是他没得逞，让全国百姓气死了。”爷爷说：“袁世凯该死，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他和孙中山没法比。但是现在孙中山也不在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争天下谁也不让谁，何苦呢? 死了那么多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也不会有好报应。”
父亲和母亲不满意爷爷喝上二两酒就对孙子这么信口开河，母亲把他从爷爷怀里拉过来，安顿爷爷休息。“莫谈国事，莫谈国事。”母亲让爷爷说话注意，别扯得太远。爷爷执拗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好多年以后爷爷死了，父亲说爷爷参加过同盟会。父亲说，过问政治的人都有危险，最好学一门跟政治无关的手艺。
但是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当初自己反对过的事情，以后可能要去介入。父亲本来想当一个本分的外科医生，家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后来日本人侵占了东北，接收了那家犹太医院，父亲的私人诊所没开几天也被迫关门了;被逼无奈父亲回到原来的医院，院长换成日本人。但那时日本人对施惠文很器重，因为施大夫的外科手术水平在这个医院是上乘的，别人做不了的大手术都要请他去，手术时他妻子就站在旁边给他当助手。有一次他从死神那里救活一个日本军官，当这个日本人躺在病床上逐渐康复，施惠文作为一个大夫去病房诊查时，这个日本军官对他用日语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要重返战场去杀死更多的中国人!”显然他把他当成了日本医生，然而这句话却直接羞辱了他的人格，唤醒了他作为中国人的良知。
日本军官说这话时挣扎着爬起身要跟他握手，他示意他继续卧床休息。他内心里却恨不能用手掐住这人的脖子，把他扼死。他后悔没在手术中借机给他的要害地方来上一刀。
在施德安十四、五岁的时候，他父亲施惠文在医院里接收了一个来自伪满洲国警察厅监狱的犯人。这个犯人是被严刑拷打之后，押送到他这里来的，是被人抬来的一个年轻人，然而头发很长，胡子乱糟糟的，满脸黑灰，眼睛里射出不屈的愤怒的光。他的腿、胳膊多处骨折，肚子上化脓的伤口红肿着，胸口、后背有几处被烙铁烫后留下的疤痕。
“抗联的，抗联的，”抬他进来的警察小声嘀咕说，“快没气啦，太君说先救治他，再让他交代口供……”
于是施惠文和他的助手、护士们怀着一种爱怜而敬重的心绪给这个“中国抗联的”擦洗伤口，动手术取下他身上的子弹片，然后用最好的药给他消炎治伤，治他那一块块被烫伤的皮肤。
手术室里的气氛十分紧张，谁也不说话，然而大家相互配合默契，动作和谐地操作着。他们用眼色在传递一个意念：“不能让这个‘中国抗联的’死去，一定要救活他。”
他们有“任务”让他活下来，他们借着这个“任务”想让他好好活下去，但是他们不敢保证日本太君不再拷打他，不再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前胸和后背，逼迫他交代。他能交代吗?他怎么能受得了那么多的严刑拷打呢?这个年轻人，这个被日本人虐待的中国人，被救活后还能活几天，他能逃得出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人的魔掌吗?这个年轻人始终没有屈服，这个年轻人就这么挺下来了。
凭着施惠文大夫高超的医术，经过一段时间的诊治，使这个奄奄一息的中国抗联的年轻人逐渐地康复起来。
在治疗过程中，施惠文与这个叫邹依坤的抗联“要犯”有了一定的接触，逐渐地接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快地觉悟起来，有了反抗的胆量。
日本太君几次派人来要提审邹依坤，都被施惠文大夫以病情尚未好，承受不了提审为由而抵挡回去。情况紧急起来，施惠文终于下决心去找当时的地下党联系，并与他们策划帮邹依坤出逃。他们秘密地制定了一个“出逃方案”。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中共地下党在施惠文协助下把邹依坤装扮成日本伤兵，几个人架着他走出医院。这时提前叫的一辆马车等在医院门外，只等邹依坤出来便直奔郊外。他们的出逃计划成功了，但是施惠文却受到日本人的怀疑。日本人将他抓起来，对他动了严刑，他后来受尽折磨惨死在日伪监狱。
这件事发生以后，施德安的母亲带着他和他妹妹施德芳很快离开了这个城市，逃到山海关内，来到热河省的一个小镇，过着隐居的生活。头半年他们娘儿仨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吃上顿没下顿，四处乞讨，生活十分艰难。后来党组织找到他们，把他们安顿在一个表面是镇医院，实际上是地下党联络站的地方。施德安和他的妹妹继续念书上中学，他母亲刘凤君在医院里又当大夫，又当护士，有时还要去乡下为武工队员治病。三年以后由于抢救伤病员过度劳累，刘凤君大病一场痊愈无望，舍下两个孩子撒手而去。
施德安和他妹妹成了孤儿，成了革命烈士的子女，但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照应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他们兄妹俩双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施德芳在野战军医院当护士，继承父母的职业，施德安则从一个战士当起，从辽沈战役打到海南岛时已升到团参谋长，身上多处挂彩，可算是九死一生。
全国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正当施德安在军队屡立战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级首长已提升他任团职的时候，施德安却认准将来国家需要工业建设人才，他一次又一次地向组织提出申请，热诚地要求转业到地方去上大学。那时候部队没有开保送上学的先例，他也不想靠保送上大学。他从部队转业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分配的单位报到，却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温习原来已荒疏的功课，然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一所工业大学，学的是土木建筑专业。当时他很满意自己的专业，因为他自己预测到，刚刚经过战争创伤的国家，全国各地城市将建立一批批新的工厂、学校，一座座大楼将拔地而起，需要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创造性的劳动，来建设他们年轻的共和国。
施德安平时很少与人谈起家史，很少谈以前的光荣经历，想起那些坎坷的遭遇和不公正的待遇，他认为自己幼稚极了。
七
一九五二年深秋周末的一个傍晚，马路上昏黄的灯光。施德安随着一群刚刚从教室下课的同学走出校门，萧瑟的秋风吹落了一片片枯黄的树叶，干枯的树叶被风聚拢在一起，被行人践踏着，刷刷地响，声音很清脆。施德安走出校门，直奔不远处的有轨电车站，来往疏落的有轨电车急匆匆地行驶着，像一艘艘奔驰在河底部的舰艇，笔直地晃铛铛晃铛铛地冲向前去。那时候这城里街道，来来往往的车辆十分稀少，有轨电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施德安每星期六晚自习以后总要离开学校到他住在城里的妹妹家，尤其是当他认识了一位同路的女同学以后，他更喜欢乘有轨电车去妹妹家。前面走的那位被盯了很久的女同学与其他同学分手以后，有意地放慢脚步，回过头来等他。她向他嫣然一笑，他憨笑着不知所措地向她走去。他觉得自己笑得太不自然，同时想跟她谈点什么，又想不出说什么好。其实，他与她认识不过几个月，她是与他同校同一个专业另一班上的同学，有时候上公共课时，他们共同坐在一个大教室里，彼此都很陌生。但他被她那双明亮而清澈的大眼睛，娇美婀娜的身姿，略显淡黄而粗实的两条大辫子所吸引。更使他兴奋的，是他每每去妹妹家乘有轨电车时，她与他同路能一起乘上四、五站车。这样同路几次以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与她搭上了话，一来二去他与她便熟识起来。但是他不便于也没有勇气在学校里去找她谈话，或者在一起干点什么。因为他们平日里不在一个班上课，只有每星期一、六两次上公共课时才有机会坐在一个项背相望的大教室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么多的女同学里面偏偏喜欢上她，喜欢看她的一颦一笑，喜欢与她在一起谈点什么。
如果在学校的甬道上，在食堂里，他有几天看不到她，他就觉得这几天的生活过得很别扭。她那俊俏的脸蛋和甜甜的笑靥，常常撩得他心神不定。他觉得他对她的爱情来得太快了，没有一点心理上的准备。但是直到现在，他尚不知她的家庭她的经历，只知道她的名字叫林春燕。
“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一个礼拜六。”她对他说，然后低下头，用手抚弄着自己的粗辫子，脸色或许是冻的或许是羞涩得红了。
“是，是，过得真快。”他即刻点头表示赞同，但心里却是感觉日子过得不快，而是太慢了，一个星期才有这么一个与她在一起谈话的机会。
林春燕用手指继续绕着自己粗粗的辫子和头巾，说：“天开始冷了，你穿得太少。”
他随口解释说：“还不觉得冷，我以前在部队时发了不少衣服，冷了我会穿的。”
“那么说，你真的在部队待过。我曾听别人说你在部队立过功，参加过不少战役，你现在怎么想起上学来啦?”
“上学嘛，上学也是革命的需要，上学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后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他庆幸自己终于找到跟她谈话的话题。他不愁没有话说，于是他开始把自己以前在部队干什么，以后为什么要转业来上学等等一古脑地全向她倒出来。
铁轮子碾在的钢轨上轰隆隆地轧响，突然开来的有轨电车已经停在站台上。他俩边谈边登上车门。紧贴车窗的长条皮椅子上有一块空地方，如果两个人坐下挤一点，一个人坐下松一点，施德安让林春燕坐下。他则站在她面前，用手紧握住拴在横杆上的皮带圈，身体随着电车的震动在摆动。他继续就刚才等车时的话题，向她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在部队的经历，所获得的奖励和奖章，然而他说得更多的是他在部队里英勇牺牲的战友和仍在部队里曾做出过种种贡献立过大功的将士们。
“那么说你离开部队真有些可惜，我有点替你遗憾。”她对他的阅历很感兴趣，语气里含着敬佩和尊重。“你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跟我们不一样，你为人民流过血，建立过功勋。”
“不，不，我现在跟你们一样，我得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过去只能说明过去。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好各门功课，当个好学生。”
“你太谦虚啦!”她说着笑了——用明澈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他笑。
车到站时，她站起身要把坐位让给他，他于是干脆直接陪着她一起下了车。
“我送送你吧。”他下车的时候说，她没说什么，很高兴有他陪伴着走在回家的路上。下车以后他才感到自己的胆量大了，羞怯的心理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消失掉，他与她虽然没再谈什么，他觉得自己与她已经有了情感的共鸣，他感到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拉近许多。
她的家坐落在过去叫做偏脸子的贫民窟一带，低矮的土坯房，间或有几座用铁皮铺顶，、木砖结构的俄式平房。越往前走，路愈窄，路上的泥土愈多。据林春燕介绍，她父亲是附近铁路大厂的工人，曾给白俄和日本人干过活，受过压迫和剥削。现在解放以后，她父亲是一个车间的工段长，每天除了上班生产，还要组织工人们学习，开会。“我爸可积极啦!”她极兴奋地对他说。他嘴角含着笑，很欣然地点头，表示敬重她心目中的父亲。
林春燕领他走进一个独门小院，前面是半地下室似的泥坯房，独门独院收拾得很干净。一头奶牛卧在小院的牛棚里，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小男孩正在用铡刀给牛切草料。林春燕很大方地把施德安介绍给她母亲和弟弟，同时把她们介绍给施德安。施德安放下身上的军用皮包，也凑过去帮林家母子二人干起活来。
以后，施德安成了这家的常客，他与这家人都处得很融洽，很密切。林春燕的父母、弟弟都喜欢这个憨厚、诚实能干极有前途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也极喜欢这一家人。
八
施德安是他所在班的党小组长，苟力行是林春燕所在班的党小组长。林春燕已交了入党申请，几次找苟力行谈话，表达自己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苟力行也几次在党员会上反映他所在班入党积极分子情况，其中多次提到林春燕的突出表现。
苟力行几次安排林春燕参加学校党总支组织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活动，而且一有机会就找林春燕谈话，频频主动地接近林春燕。甚至有一次在谈话后提出了一个个人的小小要求：他要林春燕帮他织一个毛线围巾，自己却不拿毛线，只扔给他十几元钱。她知道他的钱给多了，她没有拒绝他的要求，只是把多给的钱退给他，并利用课余时间替他买好毛线织成了一个漂亮的毛围巾。苟力行扎着这条围巾到处宣传是林春燕给织的，这件事引起了施德安的反感。
本来，施德案根本没把这个土里土气从本省县城里来的同学放在眼里，只是有几次感觉苟力行有点好高务远，不太识相，感觉他本来没见过多少世面却想一下子博学识广，因而常常不懂装懂地高谈阔论。可是施德安万万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五短身材的家伙会与自己争夺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其实施德安心里知道他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林春燕只是把苟力行当作可以靠近的党组织的一个成员，她从来没有往其它方面努力的意图。
难能可“贵”的是苟力行接人待物有一张厚脸皮，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气馁，什么叫不知趣。他还是打着找入党积极分子谈话之机，几次找林春燕纠缠，并让她帮他拆洗他那套脏兮兮的被褥。
林春燕脾气好，不在意这个小丑式的男同学，她对他有求必应。苟力行却得寸进尺。因为林春燕对苟力行的感情从来没有提高到她对施德安那种程度，她认为这种帮忙是无所谓的。
一次党支部改选会上，施德安被选为党支部书记，苟力行也争到一个党支部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苟力行很重视校区黑板报的作用，他常常将报纸的内容抄在黑板报上，并写上几篇报导的稿子，表扬一些同学的好人好事。苟力行的粉笔字写得不错，流利整洁，只是行文内容没有分量，不够严谨认真。有一次苟力行在报导中表扬林春燕十几次为抗美援朝的战士们无偿献血，总计达几千毫升血。其实是苟力行张冠李戴，林春燕先后只献过两次血，献血数量远远达不到那个数目，而真正十几次去献血，献血量达很多的却是另一个女同学，苟力行却对这个女同学的名字连提都没提。
施德安找苟力行核实情况，要求苟力行将名字改过来，苟力行不理会，不更正。
“你为什么不把名字改过来?”施德安问苟力行。
“没有必要改过来，我知道是谁就写谁!”苟力行趾高气扬地为自己辩解，其实他根本不懂得党的宣传工作原则，应该是实事求是。
施德安在党支部大会上严肃地批评了苟力行的这一行为。苟力行在众多党支部成员的劝解和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在会上作了口头检查，但他只是说自己调查了解得不够，而不承认有什么别的企图。
“以后我一定改正，我一定改正，保证不会再出现这类问题。”他检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今后的行为下保证。
其实施德安已经深深地厌恶了这个县城来的土包子，就连他当着自己的面检讨也没能改变他对他的印象和成见。
施德安内心也很矛盾，他有时感觉苟力行很可怜：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下等，上学期有几科没及格，是通过补考才过关的。他同情他不会学习，他怜悯他文化基础差，但有时也佩服他经常利用早晚休息时间打扫宿舍走廊、教室卫生，下学校食堂厨房帮助洗碟洗碗，不计较别人干没干。
九
四年大学生活虽然过得很艰难，但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毕业时，施德安、林春燕和苟力行等七、八个同学都被分到北龙市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
一九五七年，这是一个记录痛苦的年头。
设计院党委书记卢福祥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上过几个月专业补习课，对建筑工程设计根本没入门。但是当时有一句“外行领导内行”的话，被一些有权势的人奉为“圣典”。圣典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难免发展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给党和行政工作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使得一些真正有专业才能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受到排挤而气愤不已。
在设计院，施德安主抓一摊较难的业务，是某项工程设计组的组长兼党支部书记。苟力行基本上处于打杂的附属地位，时常说一些牢骚话，他不甘心自己的位置，也不满意领导对他的安排。
然而苟力行颇有心计，有一次党委书记卢福祥有病住院，苟力行到商店买了两斤绿豆糕去探望，找到一次与院领导攀谈的机会。
“你来我就很高兴，不要买东西嘛!我们党是不兴这一套的，我可要批评你啦!”话虽这么说，卢书记还是把东西收下了。“下不为例，这次我照顾照顾你的面子，我告诉你，其实我需要的不是什么礼物，我最需要的是了解下面基层工作的情况，你们下面的同志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卢书记眉开眼笑地问，态度显得很诚恳。
开始苟力行还是比较客观地向卢书记反映了一些基层工作的情况。
“施德安最近一段表现怎么样?”卢书记表情严肃地问，语气是庄重的，“他的思想、能力、工作表现我过去对他还是满意的，只是近来……”
苟力行很敏感卢书记话中对一些词的用法，他在苦心寻找卢书记的思路，他猜想卢书记说到“近来……”时打住的用意，他揣摩卢书记是真的欣赏施德安还是另外有别的意思。
“对，对!卢书记，施德安工作有能力，很能干，这不错，但是……”苟力行也学会语气转折，他在试探院领导对施德安的意见。
卢书记卧在病床上时而眼望着天花板想自己的心事，时而闭目养神。房间里静悄悄的，这是一个高干病房，房间里只有一个病床、几把椅凳、一个写字台。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卢书记过来抓住苟力行的手，说：“施德安有时不太谦虚，有些傲气，你帮我找找他的缺点毛病。”
苟力行点点头，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施德安处处都表现得比他强，每当别人表扬施德安，每到年终评选先进工作者，大家都评选施德安时，苟力行妒火中烧，恨恨不能自已。尤其是当他看到施德安和林春燕在一起亲亲热热说话，在一起走路，他内心就惴惴不安，很想做出一番举动，能改变一下施德安的处境，能让林春燕向自己靠拢一些，哪怕让她能对自己笑一笑。因为近一两年来林春燕入党以后，已不再接触苟力行，不再天真地向他哂笑。他知道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但他非常不甘心。
苟力行最近常到施德安设计组去，密切注意施德安的言行。
十
一九五七年元旦刚过，设计院党委按照上级的安排向本院一些工程设计人员发了一个通知，除一部分人员留院做本职工作外，其余人员要下基层考察，参加劳动锻炼，同时协助一批刚组建的大工厂完成一些基建工程。
施德安加班加点义务献工，将手中原先的几份工程设计任务抢着完成下来。他也报了名去基层劳动锻炼考察，去工厂参加基建工程。
一个星期以后，他来到市郊被荒野的土地围起来的一个刚刚组建尚未开工的大工厂基地。这是苏联援助中国第一批156个项目工程中的一个——动力发电锅炉制造厂。
工厂的这一边，一座座宏伟壮观的大型厂房拔地而起，高悬在半空中的吊车沿着房梁上的轨道开来开去，一台台十几吨重的机器被吊悬在半空之间自由地移动。各个车间都在安装机床，整理厂地，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在奔忙着，在车间里挥汗如雨。
工厂的那一边，一片片尚未封顶的平房和尚未开通的工厂大道正在日夜兼程地施工，加快建设步伐，工厂的工地上一派繁忙，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工人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们在一起劳动，一起议论，大家都很兴奋激动。经过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革命战争，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赢得了人民的政权，人民当家做主，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老大哥的大力援助下，祖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全面展开，上马竣工的大型建设工程一个接一个，祖国的前途充满希望，充满光明。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龌龊的角落，晴朗的天空中也不会没有一丝阴云。
随同施德安一起下工厂的，有一个年轻的中专毕业的技术人员庄春明，是个外向型性格的人，心直口快又很健谈，跟工人们在一起处得很融洽，打成了一片。
有一天他和安装工人在一起装配一台大型摇臂钻床，钻床上新涂的油漆经过长途装运，有的地方已经斑驳。“CCCP”苏联制造的标志赫然入目，经过组装，机床缺了几个零件，操作时电器部分有时不灵，失去控制。小庄于是挖苦地说：“苏联老大哥唬弄中国兄弟，处理废品怎么处理到我们这儿来啦?”
说到这个话题，有人接着说：“老毛子光复时入东北，帮我们打跑小日本不假，可是有的老毛子也祸害了不少中国人。有中国女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被他们劫去强奸。”
“那是老毛子中的劳改犯人，老毛子跟德国人打仗，兵力不够，连劳改犯都被充了军，所以啥人都有!”小庄解释着，“老毛子援助中国也不是实心实意，别说往咱们这儿拉废品，光复以后听老一辈人说，小日本留在中国没来得及拉走的不少好机器也被老毛子装船拉回国。”
“你们别诬蔑社会主义苏联，中苏友好牢不可破，你们谈这些不起好作用，别再胡扯蛋啦!”也有人好意提醒他们中止这一段不合时宜的闲谈。
“这也是事实嘛，谁没事给你们瞎编这些。”
虽然争论没有继续下去，有人却把这事反映到工厂党委办，工厂党委派人调查后将庄春明的材料转到设计院党委。
过了几个月，就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份，有关文件指出：“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的情况进行反击，党中央领导全国各级党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这场反右派的斗争在当时的开展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一定负作用，有扩大化的倾向。建筑设计院党委在党委书记卢福祥的主持下，当然没有放过庄春明。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卢书记顺便提到庄春明的一些“右派言论”。这样庄春明的名字就被轻率地列入那个上报“右派分子”的名单，为这，施德安特意找到卢书记。
“卢书记，小庄年纪不大，思想单纯，他没有什么企图，他不过是说了些不该说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施德安向卢书记辩白。
“什么?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我只知道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现在世界上谁在污蔑丑化苏联，那只有美帝、蒋介石反动派、地主、富农、反革命，还有……还有右派分子!”卢书记说得振振有辞 ，他不但不接受施德安为庄春、明的申诉，反而事后安排已升为党支部副书记的苟力行去找施德安写份检查材料，检查自己站错立场为右派张目。
找到施德安，苟力行脸上表情很丰富，一会儿一本正经，一会儿得意忘形，一会儿言辞恳切，出于老同学、老朋友的关心，一会儿俨如上级向下级布置工作。
“我劝你三思而后行，你自己的路子自己好好走，不要太固执。你应当清楚你现在的处境，你再往前走几步就会掉入悬崖之中，那时候救你就晚啦。我现在劝你是希望你能转变立场，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言行、错误立场，你不能再同大右派站在一起。你要知道你在工作上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你不能由此耽误了自己的前途。我想你写个检查无所谓，不会给你戴什么帽子，你要不想写，我可替你写一份，只要你签一下名就可以。”
这是在一个办公室里，苟力行以自己代表党组织的名义找施德安谈心，他动员施德安检查自己的错误并积极表态，然而施德安什么都不说。施德安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一下子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原以为自己对小庄是了解的，小庄随便说几句影响不好的话也不至于被打成右派。而他自己作为党的基层领导，也有权力，有责任为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人申诉几句。而他又万万没有想到，为一个同志申诉几句之后自己也被牵扯进去。他有些憎恨这些业务上什么都不行，专门靠政治说教往上爬的人，尤其是眼前这个曾多少次败在他手下而从不甘心的小丑。
施德安站在苟力行面前，眼睛盯着对方的表情，觉得苟力行的表情变化是不自然的;他用不着那么严肃，也用不着那么喜形于色，他用不着幸灾乐祸地对待自己，自己还不至于被人抓住什么要害而被一棍子打倒。
施德安对苟力行说：“我不写检讨，我没犯那个错误，也没那个思想，我对党是忠诚的，坦白的。”
苟力行用手指搔着自己的头皮，口气显得很真诚，紧蹙眉头说：“我拿你真没办法，我的老同学，你不为你个人，你也得为林春燕着想呀，听说你们快结婚了?你要在这问题上跌个跟头，你跟她怎么交待呀?就写个检查吧，我这也是为你好，我还祸害你吗?”
施德安思想很矛盾，他不相信自己厄运就要到来，但又害怕一旦出现，他和林春燕俩人怎么办，他想到委曲求全，但又不甘心。
“那么，你能保证我写个检查就没事了吗?”
“我保证，我保证，写个检查不算啥嘛!”
于是施德安当天就简单写了几句话，将小庄所谓右派言论的背景说明一下，在为小庄申诉的同时也为自己申辩一下。在认识上硬拐了一个弯，把自己的行为违反逻辑地硬加上“错误”二字，请求上级组织谅解。
但是就是这样一份说明客观情况及违心的“检查”，成了他戴上右派帽子的铁证材料。 苟力行从此发迹，他已经取代施德安成为科里的党支部书记。
施德安什么职务也没有了，他整天默默地在自己的技术岗位设计，查找数据材料，党内的事已经跟他无缘，但当时他还没有被人公开地戴上右派的帽子，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反右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下来，上级党委对设计院党委所报右派分子名额太少不满，要求再重新审查单位人员的言行，毫不留情地将可疑分子漏网分子报上去。
于是施德安的名字被人送入了另一个档次中去，成为了另一个编制里的人员，人们开始在背后品头论足，议论起他来：
“真可惜，小施条件原来多么好，怎么弄到这个地步，什么都没有啦，当右派啦，作孽呀!”
“这个傻狍子，怎么能干那种傻事。怎么无缘无故地去攻击苏联，污蔑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跟他有啥关系!”
施德安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周围的人们开始躲避他，害怕跟他接触，而跟他接触过的人，又一一被叫到党支部或党委有关领导那里，要求他们“挖深井”，“好好回忆回忆施德安平时还说过些什么”，这样只要有人布置下去，就难免不会有所“收获”，于是施德安档案里的材料变厚了。
苟力行开始对施德安不屑一顾，他跟他在设计院大楼的走廊里面对面走过去连个招呼都不打。他认为自己没必要再理会他，更何况施德安并未完全服输，因为施德安走过来并没有首先向他问候，他也就更没有必要对他说什么。现在他对施德安有什么可说呢?你已犯错误，去好好认识自己错误的反动性质去吧，他有机会有时间还要去党委书记卢福祥那里汇报一些情况，请示几个问题，这才是他觉得最要紧的最有实际意义的活动。
十一
施德安与林春燕的婚礼是在他们双双下放到小兴安岭林场前，在林春燕家匆匆举行的。当时参加婚礼的不过少数几个同学，几个亲戚。
施德安被设计院党委报上“右派”分子的材料后，已被批准为戴帽的右派，同时被下放到离伊春市不远的一个林业局搞土建工作。林春燕舍不得新婚的丈夫，也为了安慰、体贴心灵受到创伤的丈夫，她毅然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和环境，决定跟施德安到条件艰苦的林区去。她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只要自己心爱的人在身边。
林春燕与施德安匆匆结婚，也是为了彻底躲避苟力行的纠缠。苟力行自从施德安遇到厄运以后变得更疯狂地追求起林春燕。他几次三番地自己找或托人跟林春燕谈话，表达自己“诚挚”的爱心。
但是，这时候的林春燕知道施德安更需要她对他的爱。
婚礼刚刚过了几天，新婚夫妇开始准备迁移的行装。
施德安从一开始就没把下放当作怎么一回事，他这几天沉浸在新婚甜蜜的情感里。俩人一起去商店采购物品，一起去松花江畔照几张留念的相片，一起去电影院看一场《渡江侦察记》。俩人嘻笑，拥抱着，相互间两双眼睛幸福地注视着，充分地体验着新婚的幸福。
秋日的黄昏，夕阳西照。松花江畔上的长条木椅上，施德安和林春燕并排坐在一起，望着江心一艘鸣笛的轮船，载着满船的旅客驶向远方，使他们俩想到不久也要离开这里去那个尚未去过和熟悉的山区，开始组成家庭后的新生活、新工作。对施德安来说，他并不在意生活的艰苦，不在意政治上的升迁，也不在意那场反右斗争后给他带来什么不可克服的厄运。他不怎么想这些，他认为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他健康地活着，身边有这么一位年轻、俊俏、温柔可爱的妻子，只要他还有一身没使完的力气，满肚子的专业知识和运用起来的技术经验，他认为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干出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对社会对人民都会有用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祖国建设事业正需要的人才，所以到哪儿去都无所谓，只要他能付出代价，能在创造性工作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他认为未来不会对他怎么样，因而他不在意那顶“右派”的帽子，只要给他工作，他不图名不图利，不图谁的回报，只要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全部转到新的工作环境中发挥出作用，转化为新的成果，他就会心满意足。
林春燕在来来往往的游人面前羞涩地依靠在施德安身边。在她看来，有了施德安就有了一切，她也不相信命运会变得更坏，只要他们俩人在一起，到哪儿去都一样，干什么都一样，而且他们俩都是技术人员，祖国建设到处都需要他们，即使所到之处条件艰苦点，那算得了什么，施德安会对她好的。她内心里瞧不起那个苟力行，他算个什么东西，她从来都没有把他放在心里，现在他这么狠毒地寡廉鲜耻地将施德安整成这样，她则更瞧不起他啦，她恨他这种人的品行，她没想到党内还会有这种靠整人升官的小人。
起风了，地面上枯黄的树叶沙沙地响，一只只舢舨船在江面上游弋着荡来荡去，水波泛着涟漪，映着金红色的落日和天边的晚霞。他们俩起身在江畔上散步，望着江对面茅草房与稀稀落落的游人，一同呼吸着江畔上清新的空气，一同欣赏着夕阳的美景。他们觉得除了新婚之喜的幸福感之外，与这些普通的游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都沉浸在这大自然温馨、亲切、宽宏大度的怀抱里。
江畔上垒着一排排沙土袋，这是为了防汛，各个单位来这里义务劳动的成果。这一年的江水涨得很高，江面快漫到江堤边上，但是游人们照常在这里走来走去欣赏着江畔上夕阳晚霞的风光。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江水会漫过江堤，会涌上江畔的草坪、石子道，也没有意识到江水的洪峰，会像一只只凶残的猛兽，向喧闹而平安的城市窜去。
施德安和他的爱妻走在江畔，想起“人定胜天”的道理，想起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江水正在涨，市民们组织起来在防汛。前几天他们设计院派出了大部分人员参加抗洪义务劳动，装沙土扛沙包，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劳动是辛苦的，但是劳动时人们彼此不分地位卑贱还是高贵，都是集体劳动中的一员。他记得那几天他感冒刚好，身上还有些低烧，头也有些痛，但他不顾这些，他去抢最重的活儿干。当时天下着绵绵小雨，雨水和汗水顺着他的额头、鼻翼往下淌。他扛着两袋沙包百十米距离一路小跑地一趟又一趟运送着。晚上感冒重了，有人给他量体温39度4，院卫生所的大夫给了他几片药，并让他回去休息，他没有走。晚上睡在临时工棚里，四外都漏风，但有人给他借来几件棉大衣盖上。他发了一身汗，第二天高烧退了，头仍旧痛。他勉强支撑着身体，去附近的工地食堂喝了碗粥，吃了几片面包，于是又参加到防汛抗洪的人流里去。在那里，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一个勇猛杀敌的战士，一个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勇士，谁还会记得他是一个受过处分的“右派”，一个即将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另一个界限内的人。
他觉得劳动是神圣的事情，在劳动中你可以忘掉一切痛苦和屈辱，只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施德安和他的爱妻离开江畔时，天已经黑下来。他岳母已经做好饭，等着他俩就餐。他非常感谢岳母这些天来为他俩的操劳，他觉得这个家庭中的人都是这么善良、勤劳，为人都是这么温和、体贴，那顶戴在头顶上的右派帽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二
十月初，施德安夫妇被分配到小兴安岭伊春地区的一个林业局，在局里工作不到一年，又被继续下放到林业局下面的一个林场。临走的时候，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局长握着他的手说：“山上林场的条件艰苦些，好在你还年轻，到了那儿好好干，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早一天把帽子摘掉。”
施德安夫妇被分到一个叫国星林场的地方，分给一个又潮又小的土坯房，不久前曾是装草料、工具的材料库。这个土坯房紧靠着一个马棚，到晚间十几匹马与他们为邻。当时他们到这个林场报到时，林场场长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他，教训他说：“知识分子思想上不健康，你们就得在艰苦的环境里劳动改造，不改造是不行的，你们要多吃苦，多向林场工人学习。”
来林场不久，施德安就被派上山伐木去了，因为冬季正是伐木的好季节。
林春燕下放林业局时就已经怀孕，现在挺着个大肚子独自住在马棚旁的小屋里，自己挑水、劈柴、做饭，生活得很艰难。
施德安去山上伐木，每天用斧头、锯作业，还要把一根根的原木装到马拉爬犁上，每天累得腰酸腿疼，晚上一躺到床上就睡得像死猪似的。没时间看书，没时间写信，而且山上的窝棚里油灯很暗，也不允许他经常坐下来看书写字。当时他将妻子留在林场马棚旁的小屋里，虽然心里十分惦念，可是他离不开每天劳动的地方。他要走几十里山路才能回到自己那个新分到的小泥屋，回到时时想念的妻子身边。
在山上伐木，他就是一个伐木工人，他已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生，不是什么建筑设计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人们都叫他“石蛋”，因为有人拿他开心取笑，把“施德安”连起来叫快些就变成了“石蛋”。后来有人私下叫他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分子。
每到月末，或下大雪，雪大封山的时候，伐木工人们可以休息几天。这时候，由林场派去带队的伐木队长老孙就找施德安，让他抽空赶紧写一篇思想汇报，以便下一次来人时给林场有关部门捎回去审查。这时候，施德安才又想起来自己是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低人一等的人物。这时候，他内心里痛苦极了，他觉得这顶不该戴的帽子将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尊严都给剥夺了，把自己发挥才干的机会和条件给剥夺了，这是为什么呢?就为了给一个随便说几句客观事实的人辩护几句，就为了在党的会议上给领导提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这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原来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严重，他面对这些没有文化，不懂政治的体力劳动者，每天只知道喝酒、谈女人、出大力的伐木工人们能谈些什么呢?在他们看来，他是个有错误甚至是个有罪的人，而且更让他们感到特别的，是他从不跟他们在一起胡扯，从不喝得烂醉如泥似的骂街。他们请他给家人写信，请他念家里来的信，或者请他讲“三国”、“水浒”什么的。有一次他给他们讲了自己在解放战争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中有人问他，是从哪本书上看的，或者是从哪个电影上看的?他们怎么能相信一个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军官，会是一个坐在他们面前的右派，会是一个每天跟他们一起扛大木头的苦劳力呢?
在伐木场单调而孤寂的生活中，他学会了吸烟，学会了喝酒，学会了跟工人们那样骂人，然而他并不表现自己的这种“学习”成绩，他不过是偶尔发泄一下自己的郁闷的情绪。他太想自己的林春燕了。虽然分别仅仅一两个月，他掐指算了算妻子快到分娩的日子。不知她会给他生个什么?不知她现在怎么样?想到这儿，他烦恼极了，因为他前不久已经几次向伐木队长请假。而她的消息却因大雪封山十几天没人来送信，即使伐木队长老孙准假让他下山，也不可能马上回去。
雪停了，伐木工人们开始清道。从山下到山上的几个路口，工人们疏通了好几天，实际上山下的职工们、村民们也在清雪，人们要生活要出行，就要把被雪埋住的道路清扫出来。
视野里是漫山遍野的白雪，原始森林也全都披上了一身白色，原来光秃秃的树枝被厚厚的积雪压弯了，雪地上经常发现一些野禽兽类的脚印。
北风呼啸着，像一只只饥饿的猛兽在咆哮。
通往山下的道路快被清理出来，仍不见有人上山，施德安再次向伐木队队长老孙请假，要求回去看妻子。这次孙队长准假给他，但限他三天内回来，他请假的理由是妻子快临产，需要回去照顾，而山里人却对这种事根本不当回事。这个孙队长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在他的脑子里，原以为施德安是以此为借口回去偷懒，逃避劳动改造。而监督他好好进行劳动改造的事却是上级领导交给他这个伐木队长的重要任务。他能随便放弃不管吗?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就是不一样，需要让知识分子加大劳动强度改造，并且在他们这些大老粗们的监视下，彻底改造旧思想，不要再产生什么与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坏思想。所以，这个孙队长开始接收施德安来队时就对他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没有产生丝毫的怜悯和同情。他怎么能知道施德安是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为什么要有人把他打成右派?他只能相信把他打成右派的人绝对是党的人，在党组织内是绝对可靠可信任的人。
十三
施德安坐在一辆准备下山拉粮食给养的马拉爬犁上。马拉爬犁在曲曲弯弯的山道上缓缓行驶。车老板是位将近四十岁的职工，据说前几年才娶了一个寡妇。寡妇前边带过来四个孩子，现在又跟他生了三个，生活很困难。他常常向别人借钱，借了钱也不还。今天施德安坐他的爬犁下山回家，车老板扭扭捏捏提起借钱的事，施德安摸了摸口袋，借给车老板五块，自己留五块。其实施德安知道自己正等着钱用，但他不好意思回绝这个车老板。因为他自从进入林场以来，已经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一个与众不同低人一等的“政治犯”，他只有讨好别人，而不能轻易得罪谁。
马拉爬犁在山路上不断往前赶，两旁的树林一片片地后退过去。严寒侵袭着车上的人。即使他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也不得不瑟缩地蜷曲在垫着皮褥子的车板上。北风的呼啸声一阵阵地灌进了他们的两耳，漫山遍野的大雪和灰蒙蒙的天空连成一片。眼前除了树林就是大雪，除了大雪就是天空，还有这孤零零行驶在山道上的马拉爬犁。两匹马不断地呵着带白霜的热气，拉着吱吱作响的爬犁，一路奔跑地在山路上颠簸着。行驶到半路，远处迎面驶过来另一辆满载货物的马拉爬犁。车老板认清了那辆爬犁也是他们同一个林场的，两辆爬犁相对驶来，相遇时才看清对方的车老板是个年轻的小伙，认得施德安，说话有些结结巴巴地急着说：
你………你快……回去，你家……家大嫂她……她上……上医院……去啦!”
“怎么啦，出什么问题啦?”施德安急着问。
“不……不知道，今早刚……刚送医院，挺……挺难的，听说……出不少血!”这个年轻的小老板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作为一个小伙子说到女人的事。
“直接去医院，区职工医院，老大哥你快点赶车!”
施德安催着车老板快马加鞭急急地往前赶，他恨不得立即赶到区职工医院，见到他正在临盆的妻子，祝她平平安安地躺在病床上。他想他的归来一定会给她带来无限的安抚和、欣慰。
施德安此时十分焦虑、烦躁，他嫌马拉爬犁赶得太慢，他恨此地距区职工医院路程太远。其实，爬犁继续跑起来只需半小时左右，他已经焦急得等不及啦。因为他实在担心妻子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知道此时妻子最需要他在她的身边。
爬犁直奔医院，车老板卖力地甩着皮鞭子赶着马快行。
终于见到区职工医院的二层小楼，施德安没等爬犁停稳，就一步跳下来向医院门口大步跑去。
进了医院，他向遇见的穿白大褂的女同志问妇产科在哪个房间，左拐右拐地来到妇产科病房。
女护士拦住了他，不让他进去看他日夜思念的妻子。女护士告诉他：他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因为难产，已经输了血，身体十分虚弱，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随意惊动她;并且因为他现在身上有股凉气不能进屋。
施德安在门玻璃外远远地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知道自己已经当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心情十分宽慰，十分欣喜。他感谢妻子，他关心妻子，极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关妻子分娩时的情况。
后来，他终于进了病房见到了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到极点的妻子。妻子也睁开无力的双眼，见到了久盼归来的丈夫，嘴角带着一丝微笑，俨然在告诉他，她已经完成她做妻子的一件大事，她可以向他交待他交给她的使命。
林春燕在区职工医院病房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出院，然而出院时她的身体还是极度虚弱。大夫说她得了产后风，分娩前有风湿性心脏病。出院后需要好好休息调养。
施德安在妻子住院期间，山上山下来来去去请了几次假。伐木队孙队长是个不太讲情面的人，每次请假都很困难。现在妻子出院了，周围又没有可以请求帮助的人，他只得打电报给岳母和自己的妹妹，让她们来或者将妻子接回城里。
然而没等岳母赶来，林春燕的病突然严重起来，又被第二次送进区职工医院。岳母、岳父和自己的妹妹、妹夫都来了，大家一起将林春燕及一对双胞胎儿子接回北龙市。然后又过了一个月，一个噩耗传来，妻子病危，没能抢救过来。
十四
施德安请假赶回北龙市，处理完妻子的后事，他感到为难了：两个儿子怎么办?岳母精神上受不了老来丧女的打击，也一下子病重了。施德安只得暂时将两个儿子委托给妹妹抚养。
然而令人焦虑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向施德安袭来。过了一年，妹妹打来电报：说两个儿子都得了白喉，正在住院抢救。于是施德安再次向孙队长请假。孙队长现在有些同情他，他看不出这个人思想、劳动、作风方面有什么与党和政府对抗的意思，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品行。他开始从内心里怜悯这个不走运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也帮不了他多少忙，他只能在劳动上生活上略微对他照顾一下，其它也无能为力，而且他在思想上也根本无法理解施德安的苦衷。施德安这次向他请假回北龙市，他立即去找林场场长请示，林场场长当时没有同意，后来被他软磨硬泡地卡下来，连路程在内只有两个星期。
孙队长因为不能从文化心理、思想观点上理解施德安，所以只能从外表看问题，给他点怜悯和同情。平时，他还常常借故训斥他：内心里将他看成打入另册的人物， 比其他人在政治上低一等。所以他给施德安请来两个星期的假，就觉得很对得起这个臭知识分子“老右派”啦。
又黑又瘦的施德安拖着疲惫不堪的两腿匆匆地返回北龙市，面对一个又一个难题：纵使妹妹和妹夫千方百计地找大夫，求药方，两个孩子的病情已经缓解，但是妹妹及妹夫也不能总是为此而影响自己单位的工作。加之妹妹和妹夫在各自单位也受到他这个当右派哥哥的政治影响，况且妹妹也有两个孩子，大的不到五岁，小的只有三岁。她们抚养他的两个儿子感到很难：为了救治他这两个儿子，已经借了上千元的债，何况还要给两个侄儿买奶粉，买营养品，还要继续给他们治病。
施德安从林场回到北龙市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他的两个儿子，他到原来的岳母家探望，岳母病重未愈不久前故去了，他内弟因为单位属省建筑公司系统已被长年派到省外工作。想来想去，他想到一个人，一个他曾在工厂搞建筑设计时常常接触，印象很好，而许多人都说他为人热诚——这个人叫严玉柱。他曾在一个工厂的车间当工会委员，三十多岁，对工人们的事有求必应，常年义务为工人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施德安曾找过他办事，也曾帮他办过事。那年在给他戴右派帽子时，严玉柱曾去他们设计院找过领导，做过解释甄别。“史丹没有错，小庄说的事我们都知道，当年苏联来东北的军队里确实有坏人干坏事。”他把施德安叫史丹，“史丹不该戴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因为他是工人，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工厂不追究工人的责任。
于是施德安没等吃晚饭，就骑上自行车去锅炉制造厂，找到这个工厂的宿舍区。那是一片建在沼泽地里的平房，一下雨，各条窄窄的街道十分泥泞。他必须从骑着的自行车上下来，扛着自行车，紧贴着一溜平房，踩着放在各家门前的砖石往前走。他去过严师傅家，他还记得这条路，但至今没有多少变化。除了多增加几排平房外，其它都是老样子。严师傅作为车间里的工会委员，曾给工人们解决过不少住房问题。有的工龄长，人口多的住进新区——新开辟新规划的一排排红楼，那里条件比这里好得多，最起码楼里有上、下水，道路是水泥铺的。有的工龄短，人口少的，或者跟工厂有关部门没能接上关系的，就住在这肮脏而泥泞的平房小区，甚至连平房小区都住不上。
严师傅家会不会有变化呢?施德安估计不会有什么新变化。因为从他跟严师傅相处的那段时间看，严师傅是个热心助人，却很少顾及自己的工人师傅。他想他不会轻易搬家的。
他沿着凹凸不平堆满垃圾的街道往前走，找到了他曾记得的门前挂一个木制信箱的平房。
敲敲门，里面有人回声。
“是严师傅家吗?”
“是，你是哪位?是史丹，噢，你看我这记性。”开门的正是严师傅。
当严师傅站在门口，见到满脸胡子楂，面色灰黑的施德安时，不禁惊诧起来，忙把他让到屋里。
严玉柱的家里摆设简单极了，除了一张大床铺，吃饭的旧八仙桌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严大嫂正在过道似的厨房里做饭。
两个穿着破烂的小孩在屋子里玩耍。
“你有什么事吗?”没等施德安坐稳，严师傅就主动提出问题，一副有难相帮，理所应当的姿态。
“有点事，有……”施德安想说，又有点难为情，他知道自己来这里就是找人帮忙的，但这可不是一般的帮忙呀。他的眼泪含在眼框里，眼睛有些模糊。因为他在林场从来没在谁面前掉过眼泪，而如今他怎能在分别几年都不曾见面的人面前哭泣呢?但是他的泪珠还是忍不住掉下来。
严师傅见他面有难色，而且是这般忧伤愁苦的样子，就倒了杯茶水递给他，拿出一盒未曾打开当时也算优质的“前门”香烟，打开后抽出一支递给他。施德安摇头不想抽，严师傅就自己点上火后再次递给他，接着自己也吸上一支。
施德安吸着烟，啜着茶水，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把这几年的遭遇及目前面临的困难简单地告诉了严师傅，要求严师傅帮他找一个人家收养他的一个儿子。这是迫不得已的事，但又是必须的事。他相信严师傅会帮他找一个好人家。
严师傅一边听他叙述，一边吸着烟，不断地点头。
严师傅没有马上答应，但他说：“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容我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由我来抚养。只是我也有两个孩子，家里条件不行，而且你大嫂身体太差，恐怕委屈了你家的孩子。”
施德安没有吭声，他不知严师傅是有难处，还是怕委屈孩子。
严师傅想了想，又说：“这样吧，这几天我抓紧找，你不是过几天回林场吗?容我给你找一个没孩子、人好、条件好的人家，一定亏待不了你的儿子!”
施德安欲起身告辞，但是严师傅坚持留他吃了饭，他让媳妇炒了几个菜，打了几两白酒。施德安觉得俨然在自己早已稔熟的家里，他也多么想有这么一个温馨、平静、安宁的家呀!想到这里，他一边抿着酒，一边眼泪簌簌地掉下来，声音哽咽了。
两个星期的假快要过去，施德安急于返回林场。严玉柱找了几家人家都不合适。于是严玉柱对他说：“这样吧，你先把孩子搁在我家，如果你放心，以后有机会我找到人家再写信告诉你。”
施德安含着依依不舍的热泪离别了自己的两个亲骨肉，踏上了返回林场的路。严玉柱现在尚没找到可寄养的人家，这一方面使施德安心不踏实，另一方面又使他感到一种侥幸的欣慰：因为孩子先放在严师傅家里使他放心，只是不忍让严师傅家里又添了一份难处。
十五
施德安在林场的日子过得很慢。一九六○年饥饿的年代，他自己得了肝炎，每天要拖着病恹恹虚弱的身体参加劳动，根本无力顾及远在城里的两个儿子。严师傅曾托人给他捎过口信说：他媳妇已病重去世，他实在没办法，已将孩子送给一个殷实而厚道的工人家庭;这个人家夫妇俩结婚几年没孩子，将他的儿子托付在他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大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年代来临了，带帽的右派分子施德安日子不好过，他更无力返回城里去照看自己的孩子们。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着“阶段和阶级斗争”的主题，深入进行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施德安的被改造的“待遇”升级了，有时白天劳动，晚上写交待材料、反省材料、思想改造汇报;有时白天上午劳动，下午参加批斗大会，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牌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早已被剥夺了人格和尊严。施德安内心已受到严重的创伤，被扭曲了正常人需要的自尊自重的心理，不要求别的，只要求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转机，不管这希望和转机何时到来，他都在等，热切地执拗地在等待着。然而时间过得更慢了，真是度日如年。
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被送进了“牛鬼蛇神”们的住所，即所谓的“牛棚”里。“牛棚”里的难兄难弟们虽然各有各的不幸，他们的身世不同，“错误”的真正性质不同，但在“牛棚”里是平等的，相互之间敢于伸出生活上的援助之手。
施德安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得的病不知为什么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却渐渐地痊愈了，这主要因为他天性的乐观和自我适应能力极强的缘故。现在他在“牛棚”里算是一个棒劳力，许多别的“牛鬼蛇神”干不了的活都可以安排他去干。他并不在意干那些重体力的力气活，干这些活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另一方面可以忘却自己内心的痛苦，给自己寻找一个自得其乐的场所。
一九六九年，清理阶级队伍后期，“牛棚”里来了几个新伙伴，其中有一个人使他很诧异。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天，“牛棚”里人们不能出外干活，有的在写“材料”，有的被叫去训话，接受“再教育”。施德安暂时没人找他，他去打扫公共厕所。外面的雨顺着漏着小缝的厕所棚盖往下淌，淅淅沥沥的，这种时候很少有人来厕所。施德安则利用这段时间用地上的雨水刷洗厕所上的踏板，这种活按理说是由“牛棚”里的伙伴们轮流干的，但一般情况下施德安干得更多。
从外面跑进来一个蹲厕的人，急急忙忙地解开裤子蹲下去，看来他是拉肚子。
“喂，伙计有手纸没有?”这个人问他，声音似乎有些熟悉。
“有。”施德安一边给他从口袋里掏纸，一边想看他的面孔。这时，俩人面面相觑，都惊愕起来。
“哎呀，老施!”苟力行先招呼一声。
施德安点点头，眼前这个曾令他千刀万剐不解恨的人正面对着他，并且已知道了对方的身份，已经恨不起来了。有一句话叫“同命相怜”，施德安对苟力行来这里与他为伍感到有些庆幸：一个曾迫害过他的人如今也被人家整到这里，也尝尝被人整治的滋味，这里面也有些让人产生快感的成分;然而又一想到被整治的人都在这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快乐和平安， 觉得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现在施德安就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来与苟力行见面的。
“过去的事我真对不起你，老施，那时我也很单纯。现在我明白了，人对人要负责任，不能无缘无故地整人!”苟力行提上裤子就与施德安攀谈起来。
施德安说：“过去的事就别提啦!那时候我有些话也是不该说的。”
苟力行用雨水洗手，并在上衣前襟上擦了擦，激动地要过来与施德安握手：“老施，你不记恨我，我真谢谢你!”
施德安无奈地用几个手指沾了沾他的手心，表示一下意思。
凑巧的是，苟力行分到的这个大“牛棚”宿舍，有一个能睡十二个人的铺，施德安也睡在这张大铺上。
晚上，苟力行把他偷偷从街上买的几块蛋糕、几块糖再悄悄地塞到施德安放在铺上面用钉子挂着的背包里，并且像老朋友相逢那样热情地与他唠起来。
苟力行向施德安介绍了北龙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建筑设计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是谁，设计院党委书记卢福祥因为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罢官后送进监狱，因为查出他姑父是解放时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解放初期曾转手香港给他家来过信，所以后来红卫兵小将说他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内奸。
这个消息对施德安来说已引不起多少兴趣，因为这种事太多了。他不会因为曾经整治过他的卢福祥被整而有什么快慰，他相信现在面临的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他相信这种形势迟早要改变，相信重新恢复人的正常生活的环境一定会到来，但他算不出这种转机何时出现。以后一连几个晚上，白天他们在一起劳动、吸烟、上厕所，只要一有机会，苟力行就找施德安谈一些问题和看法。他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也对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流露出不理解。施德安对苟力行这时的坦诚也不理解，他没敢敞开胸襟对他谈自己真实的感受，他早已变得谨慎小心。
多年的劳动改造生活使他在别人面前变得不善言谈，为人处事往往以拘谨为原则。
有一天，邻近一个生产队派人来林场，请求支援一些人去帮助他们割黄豆、割谷子。因为这个生产队以前也曾帮他们林场出过工。造反团头头则派了十几个“牛鬼蛇神”去生产队。 割豆子、割谷子都是辛苦活，人必须整天不断地弯腰用镰刀在地里割。以前苟力行在农村干过农活，但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他在城里被批斗得很厉害，腰部已受过严重的创伤，至今未愈，弯腰长了受不了。他望着一垄垄的黄豆地发愁了，他割得太慢，腰弯得时间太长一些便折断似的疼痛，不得不时时站起身伸伸腰，用手在身后捶捶，他干的活已被别人落下好几垄。“牛棚”里管事的头头，还有时不时地来地里“巡视”的造反派小头头已经有几次骂他“偷懒”、“装熊”，有意对抗劳动改造，他也没办法。施德安有几天有意识挨着他的垄干活，时不时地回过头帮他割一段。苟力行内心里很感激他：施德安不忌恨他过去的所为，反而能在他也遭受迫害的逆境中不断地帮他几把，苟力行感觉自己更惭愧。
施德安因为干过许多年体力劳动，在体力上耐力上比苟力行要强得多，然而他自己也时常闹些小毛病：如风湿症，胃酸过多等。每当他闹这些毛病时，他的难兄难弟们，包括苟力行在内都能给他一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施德安也正是在劳动和患难生活中和这些“牛棚”里的难友们相互帮助，相互安抚，心灵上才得到一些平衡和安慰，才能使他度过一个又一个难挨的春秋。
这些艰难的岁月使他苍老，也使他年轻。他的生命力从来没有感觉这么旺盛，这么难以摧毁。他觉得自己可以经受得起任何磨难和考验。
十六
一九七三年，林场的“牛棚”解散了，“牛棚”里的难友们有的被重新解放，有的被派到新的劳动改造的场所。苟力行去了“五七”干校，以后又被调进城里落实政策，进了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老右派分子施德安则被临时安排到林场小学教书，后来又去林场中学教数学。直到一九七八年年末，苟力行派人把他接回北龙市里，摘掉压在头上多年的右派帽子，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落实了政策，重新安排了工作，并且给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官衔：城市土地规划局下属一个处的副处长，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按照当年他在建筑设计院的资格，如果他不被错划右派的话，他晋升的官职可能比副处级更高些。可见他现在从一个不名一文的劳改右派一下子改换了门庭，委以重任，真使他又激动又难过，同时百感交集，酸甜苦辣有如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和感觉一齐涌上心头。他自己回到临时分给他的住房独自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又召集有关同学、过去的同事在饭店里喝了一顿。
经过半年的观察和实践，施德安走马上任，开始行使自己副处长的权力。
每当办公室的秘书把红头文件或下属写的报告呈送给他过目圈阅，每当他拉开面包车的车门享用不是一般干部所能享受的交通工具时，他觉得自己不再是林场的那个右派分子，那个时时事事向伐木队长，向造反团头头，向小学校长、中学校长请罪、请假、请求照顾的那个施德安，而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
于是他让从小寄养在妹妹家的儿子施光每星期回家一次，叙叙父子之间的感情;于是他又想起严玉柱帮助他寄托给别人抚养的另一个儿子施阳。施光跟他很生疏，只是记得他是父亲，但没有亲近的感情，没有在一起相处的体验。施阳现在何处，生死不明。他找过严玉柱原来的工厂，严玉柱已经转厂，他找过严玉柱原来住的平房，邻居们说他已经搬到别处，给了他一个地址，但是他按这个地址没有找到。
实际上严玉柱和施德安分手第二年就转了工厂，搬了家，仍旧住平房，面积比过去大了点。他曾给施德安写了几封信，但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施德安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也就没法回信。
施德安周围的同事、朋友，甚至连他的妹妹、妹夫，一再催促他再找一个条件相当的女人。一个单身男子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尤其是当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他不愁找不到一个可心惬意的女人。
大家都在帮他物色、挑选，许多中年未婚的、离婚的、丧偶的、有一些姿色的女人，一听到他的经历、条件，见到他本人的容貌，大都没有更多的奢求，同意的人挺多。只是施德安自己能看上眼觉得能够配得上他的，还不是那么马马虎虎就可以确定的。因而他的个人婚事也就拖了些时日没有定谱。
十七
每天下班的时候，司机小李开着丰田面包车停到公办大楼前等待送几位副处长回家。施德安因为晚间时常需要找一个饭店或去哪一个朋友家混一顿酒饭，所以他这时候便中途下车上副食品商店买一点熟食，否则空手去谁家白吃都不好意思。
这一天他让司机给他特意停在秋林副食品商场附近。他要去买几个这个百年老店传统俄罗斯风味的锅盖似的大面包，买几斤同样传统俄罗斯风味的力道斯香肠。他有时早晨起来不做饭，就吃几片这样的面包和香肠。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商店里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很丰富，不需排队购买，然而只有秋林商场用桦树枝熏烤的大面包还是供不应求，每天都需要在早午晚几个固定的时间内排队购买。施德安排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后面，几个窗口同时卖，他排的这个窗口能有十几个人。施德安一边准备掏出零钱一边往前挤着挪动。
突然间，前面的小伙子碰了碰他前面的中年妇女：
“姨，那个男的掏走你的什么……”
中年妇女马上摸了摸上衣口袋：“哎呀，我的钱包，我的钱包被人偷走啦!”她急忙离开队伍赶上前去，抓前面匆匆躲开的青年。
这时候不知从何处冲过来几个人，把排着买面包的队伍推推搡搡冲乱了。有个人不知用什么东西在这个举报的小伙子脸上划了一下，小伙子用手捂住了脸，但那个人一晃就不见踪影。
“血!你脸上流了那么多血!”有人告诉他。
施德安急忙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缚在小伙子的脸上，并把他带出商店，挥手打了一个的士车，领着这个孩子赶往附近的医院。
经过医院大夫处理后，血止住了，伤口被缝合了。施德安问清了小伙子的住址，又打了一个的士，将他送回家。这样，施德安就跟 这个名叫韩乃峰的小伙子认识了，也跟这个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认识了。韩乃峰的妈妈是市立医院的小儿科大夫，叫刘梅枝，已经跟丈夫离婚，大女儿出嫁，只有母子俩在一起生活。
自从第一次走进这个由母子二人组成的家庭，施德安不知为什么总想再去一次、两次。因为他还有个借口：看看韩乃峰的伤势愈合得怎么样，可以坐上一两个钟头，跟这个小朋友谈一谈，顺便再跟他母亲聊几句。
施德安发现这是个洁净、规整，一切摆设都很有秩序，安排有条理的家庭。这个家的女主人年龄不像超过五十岁，一双明亮而友善的眼睛，鹅蛋圆的脸庞，小巧而坚挺的鼻子，略微抹了点口红的嘴唇，可以说丰韵犹存，有些女人的魅力。
双方唠了唠家常，女主人留他在她家吃过一顿便饭。从这以后，施德安跟这母子二人组成的家庭逐渐熟识起来。
“我有个姐姐叫韩乃霞，结婚一年多，一个星期回来一次，不过我和我姐姐、姐夫关系都不怎么好，谈不到一块。
“我喜欢钓鱼、捕鱼，松花江边上有我家的船，等我脸上的伤好了，施大爷你跟我去，我们用丝挂子网捕鱼，有意思极了。”
韩乃峰不住嘴地说着，他好像对施德安有说不完的话。
施德安也很高兴能有机会跟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玩玩，这样，他会跟这个家庭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十八
星期六，晚上九点半，施德安和韩乃峰骑着自行车驮着渔具来到松花江水源湾。这地方的江边沙滩上锁存着韩乃峰家的一只铁皮焊的小舢舨船。
小韩用自制的螺丝帽钥匙打开拴在铁桩子上的自制的大铁锁，解开长长的铁链。两个人用尽力气，将铁舢舨推到江里去。
从东边上升的明月透过厚薄不均的阴云层，将皎洁的月光铺向江面。时而微风吹起波光磷磷的涟漪，时而风平浪静。光亮而平滑的江面如扯平的丝绸般起伏涌动着，将衬在云层里的月亮和灿烂的群星映在平静的水面上，随着起伏涌动的水波在闪烁着。水光连天，江面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镜子。岸边的草木依然是阴森森的，与光亮如镜的江面形成强烈的反差。整个夜晚的世界显得这么肃穆而幽深，整个环境和氛围显得这么静谧而温馨。
小韩和施德安两个人各划一副浆一下又一下地划破平静的水面，使舢舨船沿着江边稀疏地长着几颗芦苇的地方，逆顶着水流向前行进。
明晃晃的江面映衬着月光，盘圆而光洁的月亮被浑然一体的平滑江面映衬着，显得那么明朗辉煌，那么耀眼皎洁。
舢舨船平稳地自由如梭地在江面上行驶，江水不断地轻轻地撩拨着拍击着船的两侧，“哗啦啦”的水声划破了宁静、肃穆的夜。
一层层一簇簇的阴云映在平滑如镜的江面上，有的俨如一座座移动的山峰，有的俨如一群群奔跑的猛兽，然而却没有猛兽之间的厮斗。一切都是在和善的、美好的、愉悦的气氛里变幻着。
他们划着船找到一处有江叉的地方，把整理过的鱼网一扇扇地展开后叠好。然后一边划着船从江边的这一头驶向那一头，一边将折好的鱼网一扇扇地下到江水里。网上的铅坠将鱼网在水里竖着展开，沉到江水下面去。他俩配合得默契，有时施德安划船，小韩下网，有时他俩换一下位置，轮流着将四、五块几百米长的鱼网一片片地下到江水深处，然后将舢舨船划到江边靠岸，将船停泊在水浅的地方。他俩蜷着身子披着随身带来的棉大衣，卧在船上等着时间慢慢地过去。有时他俩吸着烟或者喝几口随身带来的白酒、啤酒、汽水什么的，吃一点香肠、面包。有时一边卧在船上，一边谈古论今地聊些什么闲话，但是眼睛都在时不时留神地盯着下着鱼网的江面上是否有别的船驶过，或者周围有没有别的动静。
“我随便问一下，”施德安突然转过身子，面对着小韩，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这么好奇，“你妈和你爸为什么离的婚?”
小韩却如同没听到似的，对他所答非所问地说：“施大爷，你递给我一块奶油面包，带芝麻的那种，我就爱吃奶油那股味，前天，我妈给我买了好几个!”
施德安从身边的旅行袋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两块奶油味很浓的面包，以后他不便再问小韩刚才的问题，他知道自己有点冒失。
但是小韩一边嚼着面包，一边从船头那边向施德安船尾这边移过来，小声地、恐怕被另外一个人听到似的对他说：“我跟你说，你别问我妈。我妈前些年跟我爸打架，好像是说我爸有些经济问题。那些年我爸经常酗酒、赌钱，开支不往家交，后来我妈跟他离婚了。当时我被判给我妈，我姐那时已有了工作，刚结婚，无所谓判 给谁，不过她就是没工作，她也不会跟我爸，因为我爸他太……太自私。”
小韩边吃着面包，边向施德安讲述他家的事情，说到这里，仿佛被嘴里的面包噎住似的，他说不下去。
施德安不动声色地瞅着这个机灵而诚实的小伙子没有再问。
小韩喝了一口啤酒，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说实在的，我爸脾气暴躁，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妈受老欺负啦。不过，说实在的，我爸对我有时也不错，有钱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舍得给我买;他爱打鱼，这鱼网、这船都是我爸置的……”
施德安利用起网前的空闲时间吃了点东西，然后卧在船尾的坐板上，眼望着墨蓝色的天幕上飞速滚动的阴云，望着躲到云层里的月亮在隐隐约约地闪着光亮。江面上黑下来，波浪比刚才更响地拍打着舢舨船，江面上刮起风，一艘汽船行过江面，向江岸涌过来一层比一层更高的浪涛。
“不要怕，没关系，一会风就能停，咱们等到明早三、四点钟再起网。”小韩满有把握地对施德安说，“你先睡会吧，我在这儿盯着。”
“不，我不困，还是你先睡会吧!”施德安把身边的棉大衣扔给他。
“那也好，我先睡，然后我醒了替你，你再睡!”小韩用棉大衣紧紧裹住身子，蜷伏着卧在小船仓里，一会儿就睡着了。
施德安时而望着天上猛兽般奔跑的阴云，时而望着下着鱼网的江面，回想着他这几年生活的变化，盘算着今后自己的生活安排。
说心里话，他挺喜欢眼前这个小伙子，也挺喜欢这个小伙子的妈妈。不过，自己要比她大六、七岁，不知人家对自己怎么想，他摸不到这个底。他现在需要一个温馨、舒适、省心的家。他过了多年的单身生活，他需要一个像样的女人做老婆，需要一个能够体贴关心疼爱他的女人。希望这个女人是这个小伙子的妈妈，但他不知从何着手办这件事，于是他又想起了苟力行。苟力行这几年对他确实不错，他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成熟多了，作风也老成练达多了。最近苟力行经常关照他，询问他的个人问题。他不妨哪天约他出去喝酒时谈谈这件事，他是比自己有办法的。但是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妥当，因为过去的事总不能从记忆中完全消除，他不想让苟力行知道自己这方面的难处，否则有失他的体面。
小韩一觉睡到凌晨三点钟，天已蒙蒙亮，月亮在往西沉下去，光亮的一团变成淡谈的白色，不那么辉煌耀眼，俨然谁在天空中贴了一层灰白色的圆圆的纸片。
江面上掀起了小风浪，鱼肚白色的天边渐渐明朗起来。
“我睡得太多啦，你还能睡一会吗?我看你睡不成啦，我们该起网啦。”小韩觉得很抱歉。大小他还是个孩子，施德安怎么能跟他计较呢?再说，这么美好的夜晚，这么安谧舒心的环境，他想起了那么多往事。他很激动，也很平静，他怎么能会有睡意?他对能不能轮到自己睡一会儿，已经不在意了。
于是他俩划着舢舨船来到江中，逆水流行船走得很慢，互相配合着开始起鱼网。从江水深处提起来的一扇扇鱼网上沾着一尾尾半尺以上长的鲤鱼、鲶鱼，还有叫作板黄的白鱼。这一晚，他俩收获不少。等他俩划着小船，一扇扇地把这张鱼网起完，摘掉鱼网上的鱼，再去起另一张鱼网，他俩又是一阵欣喜，等他俩一点点地将所有下到江水里的鱼网全部起出来，摘空鱼网，船仓里已经堆满了活蹦乱跳的鱼，看样子有三十多斤。
早晨，又大又圆，火红的太阳从东方浮出水面，冉冉升起来，景色绮丽而壮观。他们迎着朝阳，顺着水流快速地划着船往回返。空气清爽而新鲜，俩人虽然身体疲倦些，但心里惬意极了，舒服极了。
十九
星期一早晨上班，苟局长办公室秘书来电话通知，上午十点有一个各处正副处长参加的会议。
施德安吩咐自己处里的秘书小刘，把为他整理的汇报材料交给他看一遍;那是小刘根据他上星期亲自起草的汇报提纲扩充的材料，他要亲自熟悉一下，以便汇报时念得更流利。
九点五十分，小型会议室里吵吵嚷嚷地喧嚣起来，圆型桌的外面前后围两圈人，惟有中间主持人的席位还空着。几年来，这些正副处长们都掌握了一个经验性的规律：作为主持人的苟力行局长绝不能提前到会场等待来开会的部下，而只能让参加会议的各位部下到齐后再请他，但他一般情况下不会迟到。他对迟到者也不会客气，有一个时期他专门派人给迟到者安排出一排特殊的位置，椅背上贴有“迟到者”的字样，所以每到他主持开会，各位参加者谁也不会轻易迟到。
差一分十点整，苟力行局长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进入仅有几步远的小型会议室。他一屁股坐落到主持人的席位上以后，会议室里静下来，会议室的门被关上了。
苟力行环视一下各位出席会议的处长，再抬起手腕看一眼手表，然后用手指敲了敲圆圆的桌面，会场更加肃静了，各位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声也停下来，连吸烟的都不敢大口地吸，大口地吐烟圈，有的甚至要将吸剩的烟头掐灭。
苟力行打开笔记本放在圆桌上，咳嗽两声，以便清清嗓子，疏通一下发音器官，更主要的是以此来提示各位，会议即将开始。
“同志们，我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了解一下各部门在前一阶段工作中如何实施规划，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有什么经验教训需要吸取。”
他说到这里，翻了翻他的笔记本，看了几眼说，“下面先由几个处的领导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要有具体内容，但又要简明厄要。”
于是一个处一个部门地由头头们一个接一个开始汇报起来，汇报过程中苟力行不时地插话询问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当审批处朱典明处长汇报如何处理一起城南区居民上访问题时，谈到根据苟力行局长原来的批示，暂不作大的动迁调整，等待下一步全面规划再安排处理。
苟力行听到这里，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反问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先后有几个批示?你给我说一说。”
“我记得只有一个批示。”朱处长凭着记忆肯定地说。
“不对吧!”苟力行又敲了敲桌子，“我三天之前给你打过电话，让你重新考虑城南区五道街居民上访问题，我让你抽时间到我这儿来一趟，你怎么不来?”
“苟局长您是亲自打给我的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我是亲自打给你们处的秘书，让他转告你，你能不知道吗?”
“哎呀，恍惚有这个事，当时我忙于别的事，忘了去找您。可是您当时没告诉秘书小刘，城南区五道街的动迁安排有变化，您当时没指示呀!”
“当时——?当时不理会就是永远不理会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刻舟求剑，太教条了吧!”苟力行又敲敲桌子，提高嗓音说，“各位注意，你们大家都是各部门的领导，我常常讲过，我们的工作要有创造性，不要墨守陈规，固执己见。你们知道吗?主管城建陈副市长最近批评我们，不重视群众上访，有些问题拖而不决，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都是政府的公务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要很好地解决一下呀!”
这时坐在一边被批评得发愣的朱处长才想到，城南区五道街居民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找到主管城建陈副市长，陈副市长对这一问题有了具体指示。可是苟力行局长最近也忙，他几次去他办公室，苟局长根本没跟他提起这件事，今天却突然向他发起难来。他有委屈也没有办法，过去他是按苟局长旨意办事的，现在情况变了，他没能随机而变。他知道，在这种公开的场合，即使有了委屈也不能辩解。他知道如果有谁当着大家的面，越为自己辩解越想把责任推给苟局长，他越没有好果子吃。
“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次上访问题?”苟力行现在威严而冷静地问朱处长。
朱处长谨慎地说：“再认真调查一次，广泛争求各方面意见，不知上级领导在这方面有无明确的指示?”
“那好吧，这个问题开完会后下午你找我再个别议一议。”苟力行说着就要议论别的问题，他翻弄着笔记本。
朱处长却显得很为难，又一次不知所措地执行苟局长指令，他对将要转移话题的苟局长说：“今天下午我要准备一下材料，明天我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北方城市建设规划研讨会，这不是你上个星期安排的吗?”
“不，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这次上访问题，去北京开会朱处长你就别去啦，让施处长去吧，施处长你找朱处长要去北京开会准备的材料，你去北京!”苟力行处理事情干净利落，及时果断，没有人敢反驳或争辩。
会议结束后，苟力行走在前面特意留步等了施德安一会儿，轻轻地吩咐他：“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跟你说几件事情。”
施德安不敢怠慢，随后来到苟局长办公室。
“坐，请坐。”苟局长请施德安坐在他办公室那一排真皮豪华沙发上，他自己却坐到大老板桌前，从抽屉里掏出一条“云烟”，顺手扔给施德安两盒，自己也点上一支。
“开会不能吸烟，这是我立下的规矩，但这规矩也把我自己憋坏了，烟瘾一上来，可真让我难受。”说着他狠狠地吸了一口，“这烟还不错，这是我上个月去云南，一个老朋友送给我的几条，一共是五条吧，我也是一边送人一边吸，现在只剩下几盒啦，你知道，这个月我光汇总材料就写了好几个，写材料费烟呀!”
其实施德安了解他的局长上司，从来不整篇地动笔，他只是在别人写过的材料上涂涂抹抹，改动几下罢了。
苟力行从他的大老板桌前走出来，走到施德安的沙发旁，随后坐到他旁边，小声地对施德安说：“我这次派你去北京开会，除了正常的会务之外，还有几件小事托你办一下。我在北京有几个朋友，其中有的是华侨，托我在咱们这儿批一块地皮，他要搞一个现代化酒店，我给他批一块黄金地段。不过，咱们也是有条件的，他在印尼、菲律宾有关系能弄几船华丽板、宝丽板，他在北京还有关系能搞到外贸批件，价格便宜。我让他给咱们局里贸易公司批几船百十万张，一转手就能挣它几十万，大伙分一分，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推销呢?”施德安问，“底钱呢?”
“你放心，这些我都安排好啦，销路不成问题，不过这事，只限于你知我知。本来我打算这次北京开会让朱处长去，可是近来我发现他不行，这小子最近审批地号不检点，上访告他的太多，我怕他出事。这事看来还得靠你去办，你办事稳当，你办事我放心嘛!哈哈——，还有几份礼物你去北京部里替我送送人情!”
施德安冲他笑着点头，表示感谢并不辜负他对自己的信任。
“今晚你去我家，咱俩喝几杯。”苟力行拍着施德安的肩膀说。
“不，今晚我还有事。”施德安想想星期天捕鱼的事，晚上要去韩乃峰家去吃鱼。
苟力行故意调皮阻拦地说：“不行!不是我找你，是我家那位要找你，跟你商量一件好事，你得去!”
二十
有时候，苟力行是很会关心部下的，他早就想替施德安物色一个老伴。他最近从周围知情人那里了解到施德安常去一个叫韩乃峰的朋友家。他则找人调查了这个家庭的情况，认为韩乃峰的母亲刘梅枝也配得上施德安。于是他就怂恿自己的老婆找别人拉关系与刘梅枝接上了头。那天晚上苟力行请施德安喝酒也为了想套套施德安的心意。苟力行让自己老婆当介绍人，把这件事挑开了。几个月以后，施德安分得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房，大家帮他买了套全新的家具，装饰一下新房间，于是选了日子，既简单又不乏热闹一番地帮施德安娶了个新老伴。
刘梅枝对施德安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非常周到，施德安每天再不用自己做饭，不用下小饭馆对付一顿晚餐。每天早晨，刘梅枝先起床做好可口的饭菜再叫施德安起来。
施德安血压有些高，刘梅枝时常晚上用血压计给他量一遍血压，并且指导他吃上些有预防作用的中西药，使施德安常年的胃病、风湿病、脑血管病逐渐地有所好转。
有时星期六下班后，施德安和韩乃峰爷俩带上吃的和渔具，到松花江水源湾去夜钓或用网捕鱼，也是其乐融融。
看来一个人有家和没家是不一样的，有个好老伴和有个不怎么样的老伴也是不一样的。刘梅枝对施德安知冷着热地体贴照料，确确实实使他进一步体会到有一个温暖家庭的幸福。最近结婚几个月，施德安每天都吃得好吃得饱胃里舒服，穿得好穿得整洁得体，晚上又有个说悄悄话的，亲亲热热地过过性生活。他觉得生活中又多了不少乐趣，自己本身也精力充沛，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
后来他每天五点钟和老伴一同起来，他穿上一套色彩鲜艳，格调清雅的运动服，到江畔公园去学跳老年迪斯科，或者和老伴去远一点的文化广场去跳跳慢四步双人舞。每当他兴奋地活动时，他觉得自己体态轻盈，血气方刚，俨然又恢复到年轻的时候。只是年轻的时候，他吃了不少苦，他和林春燕的爱情生活又很短暂，想起那些令人遗憾的往事，他则更加珍惜如今温馨的家庭，优裕的环境，尤其是能给他带来这一切并标志着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新工作新职务。
平时从外面跳老年迪斯科回来，老伴及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及牛奶鸡蛋给他准备好。早餐都如此丰盛可口，每当他心满意足地坐下来享用时，心里便深深地体会到一个经历过坎坷磨难的人多么需要一个温暖舒心的家，多么需要好好地享受一下人生的快乐，玩味一些人生的情趣。
吃过早饭，他夹着皮包走下楼来，丰田面包车或者早已在楼外等候，或者几分钟后开到他家住宅楼的街口。他钻进车厢回手用力地关上滑门，坐在柔软的车座上，闭着眼睛想想以前，想想现在，神情怡然，十分惬意。蓦然间他想到他的过去是因为苟力行，想到他的现在也离不开苟力行，苟力行对他有怨有恩，手段不高但玩得算可以，既能整人又能成全人。
前几个月他替苟力行去北京办了一件事，就是开会期间找那位华侨老板，事情办得很顺利。他感到苟力行无论在各方面，在省里在中央，在本部门还是在行业以外交往都很广。一提起苟力行局长，许多人都有好感，都说他有能力讲义气，会办事懂情理。只要打着他的名义到外面办事，面子都很大。看来他在社会交际方面很有一套办法，而且水平很高。施德安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也有些嫉妒，苟力行其貌不扬，却能善解人意;他可以到处颐指气使，处处亨通;他能够处处盛气凌人，压人三分，让人感到委屈却又不得不俯首帖耳地听他摆布，对他毕恭毕敬。那一次北京之行之后，苟力行甩给他五千元人民币，而且说这是局里那个公司给他的奖励，以后还有大钱赚，绝不违法。其实施德安不过就是跑了一趟腿，有许多准备工作或幕后工作已由苟力行做好，不过由此可见苟力行这个人很会玩脑力，而且很会摆弄人。 记得那次去北京，凡是由苟力行介绍他施德安去找的人都热情地招待他，陪他去十三陵、八达岭长城、北京烤鸭店;时而去游玩，时而有丰盛的宴会款待，还有年轻貌美的小姐坐陪，弄得他神魂颠倒，不知自己是谁：是十年前的“老右”，还是从国外归来的华侨、外藉学者、专家、大企业家?其实他不过是个刚刚上任几年的处级小干部。
从北京回来，他更佩服苟力行，只要一提苟力行的名字，那就是一张办事的通行证;只要一讲苟力行委托的事，那就是一路顺风。自从这次北京之行以后，他觉得自己离苟力行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他深悟其中的奥秘，觉得苟力行点石成金的魔力不过是他手中的权力。他比不上他，因而心理上更嫉恨他，倘若早年不挨整，他也许会比他更有权势。
当然，现在他要在岗位上站住脚，要保持住目前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上的重要角色，他离不开苟力行，而且要向他更靠近些。
丰田面包车缓缓地平稳地开到规划局门口。司机小李走出来将车门打开，施德安夹着皮包从车里出来走进规划局大楼，一路上不断有人向他点头寒喧，他也挥挥手表示礼貌的问候。 此时他心里有一种大男子汉的自尊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位在社会上能立得住，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人，从而一种自年轻时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优越感涌上心头。
二十一
落实政策恢复名誉以后，虽然施德安感觉许多事都很顺利，但有几件事却使他愈加牵肠挂肚，每每想起来就因此而不安。其中之一就是儿子施光还住在妹妹家，已经二十二、三岁，不愿回家住，因为从小就长在他姑姑家里，习惯了，跟他这个当父亲的感情很淡薄。其实，他这个当父亲的也很少能照顾到自己的儿子，对儿子感到该补偿的地方太多，以至越想弥补，越不知如何着手。施德安没找老伴以前，儿子还常常来看看他，但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因为父子俩谁都不愿做饭，侍候人收拾屋子。施光在姑姑家住惯了，一向都住得很舒服。姑父是市商业局副局级干部，姑姑是区卫生局干部，家里的物质条件相当优越;姑姑的女儿下乡插队后被保送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留学，现在美国一个州立大学搞科研;姑姑的小儿子参军入党复员被分配到市烟草公司任团总支书记，现在任经理办公室主任。施光的这个小表哥胡柏已经成家，自己有单独的住房，但他经常回来找父母办事，也经常跟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施光聊上几句，彼此交流点什么。
施光在姑姑家住得很自在，没想到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名义上是父亲实际上也是父亲，但感情上亲不起来的父亲。出于礼节和一般人情上的考虑，每个星期周末或周日，节假日他到父亲临时住的地方坐一坐。或者给父亲打个电话，约他来姑姑家吃顿饭，或者父子俩去饭店吃顿饭。父子俩在一起时候，一开始还显得拘束，后来时间长了，谈得多了，彼此随便些，但总是感到中间隔着一层什么。施德安自已也常常感到除了辈分年龄不同所形成的代沟之外，恐怕还有一些以往多年不在一起生活的陌生感、空白感，或者缺乏能使彼此充实起来的亲情感。
施德安从儿子施光的言谈举止，从他的思想感情，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上又感到许多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甚至是和他同一代青年都格格不入的东西;那就是感到他身上有一股纨绔子弟的玩世不恭，什么人都瞧不起，什么事都不在意，对自己缺乏严格的要求，办起事情有时连自己的人格尊严都不顾。他讨厌儿子的这种习气，他说服不了他。考虑到父子之间的亲情应该有所补偿，施光也找他办事：给谁动迁弄个好房号，给哪个单位批地号提供个方便，凡是他能办到的，不太严重违反原则的，可办可不办的，他都满足他。但是他感到，越是这样照顾他、迁就他、帮他办事，他越感到父子之间除了这一点物质需要以外，感情方面却补偿不了什么。以前他每个月都给他妹妹家寄儿子的生活费，现在儿子长大上班，他仍然时不时地给他几十元。后来儿子施光有时不自觉地向他伸手求援，嘴里的话很甜：“老爸，支援点人民币，这个月欠人家的人情太多啦，给您老添些负担。”施德安考虑，仅仅为了要点钱，解决点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交际需要、工作需要、人情需要，那都无所谓，他这个当父亲的有义务给他更多一些钱。宁愿自己艰苦些，克服一些困难，也首先满足儿子的要求。但久而久之，他感觉这不是一个较好的办法。他发现儿子已经沾染了很早就养成的难以改正的坏习气，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些让人想起来感到恐惧和担忧的东西。因而他对他儿子感到很失望，他认为这不该是他的儿子。他感谢妹妹、妹夫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不顾他因戴右派帽子而在政治上受牵连，把自己的儿子从小抚养大，代替他尽了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他又不满意妹妹、妹夫对儿子的教育方式，他们把他自己的儿子和他们的儿子都宠坏了，宠成了不可救药的浪荡公子，只想索取不懂付出，说话没有真情，办事没有原则，骄气十足，傲气太盛。所以他面对妹妹、妹夫，总想批评甚至谴责几句，只是碍于面子又难以启齿。
施德安自从有了新家，儿子施光对继母刘梅枝还算客气，从来不找麻烦，找父亲办事他去单位或者直接打电话，周末周日也难得回一趟新家吃顿饭，当时刘梅枝也没有把施光当成一个让人讨厌的累赘，改善伙食就一再主动叫施光来家，又时常买一些东西送给他。这样一来，施光回家的次数多起来。他在家里任什么都随便吃，任什么都随便拿、随便用。
一个星期天，刘梅枝和施德安一起去百货商店给施德安买了一套陆佰多元的西服，施德安嫌价高，就说穿着不太合适。这一天正赶上施光来吃饭，施光说他认识那个卖西服的商场经理，他可以去退货。于是他拿着西服出去了，但是钱却没有找回来。以后刘梅枝问了几次，施光不是说那个商场经理不在，就是说那套西服让他一个哥们穿走了，弄得刘梅枝没敢再说什么。没办法，施德安只得从别处弄了陆佰多元给她，并撒谎说是儿子退西服的钱。
再以后施光发展到当着继母面向父亲要钱。施德安结婚以后，大部分工资都交给老伴。施光摸到这个规律以后，发现父亲不能再跟过去那样给他太多的钱，便公开地当着继母的面向父亲要钱，否则就指桑骂槐地发脾气，摔东西，给继母脸子看。其实刘梅枝私下里也跟施德安说过：“得给施光攒些钱结婚用，不能把钱都给他，不然平时几十几百地给他钱，当他真的成家时，我们拿什么管他呢?那时我们可没有更多的钱给他!况且，韩乃峰也要结婚，也要攒些钱，我们挣得再多，也得节省些。”
好在不久以后韩乃峰参军走了，韩乃峰很懂事，他不像施光那样。但是让韩乃峰参军去，施德安总觉得对不起老伴，俨如家里容不下他的继子似的。这样他就从情感上更加厌恶亲儿子施光。
施德安厌恶这一个儿子，有时也时常惦念着另一个儿子，二十几年前寄养到别人家，现在已失去联系的儿子——施阳。不知施阳是否还在这个城市，是否以后能找到他，不知这个儿子怎么样。他记得严大哥曾委托去林区出差的人告诉他：那是个工人家庭，生活不算富裕但不至于太穷，人家很正派，儿子长大不会学坏。看来，他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施阳身上。但是施阳在哪里呢?怎么找他呢?他决定先找到严玉柱，现在他该是六十多岁的人啦，他打算找个时间去原来那一片居民区去探听寻访一下这位工人老师傅。不过眼下的事太多，工作很忙，一时抽不出时间，而且这件事他又不愿跟外人讲，连新老伴也没能完全掌握他的这一桩心事。
二十二
苟力行局长让施德安接替了朱洪典处长，由副处长晋升为正处长。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过去朱处长每天忙于个人事务，不怎么过问工作上的事，也就是说不勤政。廉政方面也有些问题，由于朱处长与苟局长关系一向密切，早已成为苟局长圈子里的人，是个嫡系部队，他每得一份好处都得给苟局长送两份。因为每天忙于给上级领导朋友哥们办私事，使得许多需要处理甚至是急于解决的问题都被他压下拖而不决。处里还有一位副处长叫周孝文，他跟苟局长远不如朱处长与苟局长的关系那么“铁”，但周副处长这个人挺认真，办事讲究原则，对朱处长处理一些问题有许多不同看法，对他意见很大。尤其是近来一个时期，他抓住了朱处长在审批地号上的一些舞弊行为，打了一个报告给苟局长。苟局长从个人感情上说，根本不愿理会周孝文。因为周孝文为人较正派，从不给苟局长送礼，平时也很少去苟局长办公室闲谈。但是周孝文在上边多多少少有点背景，据说是他的一个表叔——一位有点实权的市委副书记，曾向他打过招呼，对周孝文适当关照一些。苟局长办事一向有兼顾全面的长远眼光，虽然他从心里不得意周孝文，但是他在处理问题方面还是能够摆平人际关系的。
朱处长与他的副手周孝文同在一个处工作三年，关系一向不融洽，而且以后越发展越僵，矛盾越来越激化。周孝文处理问题一向较为公正，对涉及到一些地区企业居民的实际动迁、规划问题处理时不太考虑照顾私人关系，照顾部门利益;但是有些问题一经周孝文提出意见，往往就被朱处长给否定，部分推翻，或者拖而不决。而朱处长处理问题又往往带有一些个人色彩，并且他个人在经济上也有许多违法的事情。朱处长胆子大，什么事都不在乎，他以为苟局长是他的保护伞，什么事都可以替他顶着。下面上访的企业居民有不少信件是告朱处长的，有些已被苟局长压下。但久而久之，苟局长开始考虑如何处理朱处长与周孝文的关系。他一方面怕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又要对周孝文进行安抚。于是他把朱处长调到别的处，其权利和工作环境比他原来的处要差一些，实际是暗降。而周孝文被苟局长调到监察处，由副处长晋升为正处长，其实也没有多少实权。这样一来，施德安就由一个不太有实权的副处长晋升为有一定实权的正处长。这得感谢苟局长对他的栽培，也是他不费力而得到的机遇。
其实施德安以往多年在林场劳动“改造”，对官场上的事不很明白，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懂。他与苟局长除了有过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情敌关系，政治上整他受了二十几年的苦和罪以外，就是他与他一起在文革时期的“牛棚”里蹲过几年，共同感受到被人整治的滋味。而且苟力行也一直对他有一种内疚感，所以苟力行又不愧为是一个汉子，费尽气力打通各种关系帮他施德安平了反，调他回了大城市，又调他进了自己所在局里当了一名处级干部。苟力行图的是什么呢?是良心的发现，感情的还账，还是改正自己错误的悔过行为?这里面不能说得那么清楚，因为施德安发现苟力行现在仍然不是一个经济上清白、政治上正派的人。不过苟力行很会看风使舵，很会摆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八面玲珑，四面见光。虽然不少人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他大体上都能让你过得去。他受贿，而且敢收上万元的礼品，但是他也不是谁的礼都敢收。他有时不收你的礼也给你办事，他有时收了你的礼并不一定能给你办成事。对施德安来说，他很少给他送过什么，一方面他自己经济上不宽裕，另一方面是他几十年来没有养成这种坏习气，他却有些瞧不起在这方面搞把戏的人。
自从被调到局里当上处级干部，施德安也不得不一改过去在林场劳改时的作风和处事原则。他去过苟局长家里几次，每次去都是象征性地带点烟、酒、糖、茶一般性的礼品，苟局长从来不嫌弃他送的礼品薄，反而热情招待他在他家里吃饭喝酒，花费比他送的更多。
表面看来，施德安和苟力行之间的关系与当前社会上流行的物质上相互利用的关系不同，是另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关系，是一种道德上较为高尚的关系。
但是仔细品起来，分析起来，也不尽然。施德安觉得苟力行这个人是一个性格复杂，情感变化快的人物。既能掌握住自己在办事上的原则，又很灵活机智。只是他时常对部下很专权很霸道，常常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动辄不礼貌地训斥部下，处理事情往往轻描淡写地一槌定音，说一不二，随意性很强。谁也摸不透他的内心和思想深处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苟力行是一个“谜”，对施德安来说，苟力行确实是一个让你摸不着猜不透的奥妙人物，是一个更大的“谜”。
施德安已经成为处里的一把手，具有一定的实权。但是有时苟局长也常常来过问处里的事情，常常颐指气使地发一些指令和要求。这样，施德安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被苟局长操纵的一个“木偶”，一个傀儡处长而已。
本来有一些建设单位不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和原则，违章用地和施工，审批手续不健全，或者征而不用，多征少用，应该进行制止、制裁。前几天苟力行局长还在会上批评这些单位并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但是过不了几天，苟力行从他的办公室打来电话给施德安，问他在忙什么，办公室里有谁在。施德安说只有他一个人。于是苟力行几分钟后来到施德安办公室。 “这个星期天不去打鱼?……”苟局长漫不经心地问。
“没时间，还有点别的事。”施德安回答。
“前几天有个朋友领我去了一家海鲜馆，吃的不错，明后天咱们再去造一顿，你去不去?” “悉听尊便，局长大人安排我能不去!”施德安笑笑。
苟力行也眯起眼睛笑笑。施德安估计他不是来问这些扯皮话的，他是有要紧事但又不便马上说出来，故意制造一种无所谓的轻松、和谐的气氛。
苟局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翻看沙发上的一本书和一个文件。那是施德安刚找出来要看的，苟局长显然对这本书和文件并不感什么兴趣。过了一会儿，苟局长的真正意图终于露了出来。
“我说老施，上次咱们会上否定的那个宏伟化工厂用地问题，你们能不能再给考虑一下，扶植地方经济嘛。行不行你说了算，本来定下来的推翻不好，可是最近有一个老朋友找我来说情，让我给顶回去啦，卷了人家的面子，弄得我也不好意思。我来找你，不过是建议你们能否再考虑一下，意见你们自己定，我不干涉，你们怎么定我怎么答复人家……”
苟力行话里有话，本来都已经把他的老朋友卷回去了，而且那个化工厂用地建房已严重违背城市规划和环境治理原则，是不应该批准的。上次讨论时苟局长也一再强调不能违反原则，现在他又来说情，而且口口声声尊重处里的意见。既然定下来的事，再考虑又有何必要呢?这不是诱引施德安领会他的旨意吗?既要服从又不能让他承担违反原则的责任，这个老东西!太滑头。但你要想在这个位置上站住脚，又不能不照着他的意见办，无论是明确提出的意见还是暗示出来的意见，还是拐弯抹角提示出来的意见，你都不能拒绝，而且有的还得明确表示这就是你自己的意见。
苟力行走了。第二天施德安找秘书重新打了一个报告，提交给局长办公室，争取在下次例会时再重新讨论一下那个化工厂的事，当然报告的论点、论据、结论材料都是重新改动的，符合于苟力行的旨意，有利于讨论时会上通过。
施德安不得不这样做，他知道那个化工厂已经托人找到苟力行，而且背后搞了些节目，弄 好了苟力行这一把又得了些“实惠”。
几年后，久而久之，施德安耳濡目染也学会了这一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老朋友、老上级、老同学来找你，就是不给你送点啥，你也得给点面子。而且有时候还有相互利用的方面，你施德安办某些事不也得求人吗?那么你就别吝啬自己手里的那点权力。该用的时候应该用一用，只要都能过得去就行。
太圆滑施德安没学会，但苟力行的中庸之道还是让他体会出其中的一些好处。
二十三
老伴刘梅枝的女儿韩乃霞，以前很少回家，可是近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下班早一点，施德安碰见白白胖胖的韩乃霞正独自在餐桌上吃饭。老伴给女儿在厨房里热了一下早晨吃的鸡汤。韩乃霞食欲很好，喜欢吃肉食和油腻的食物，所以长得又白又胖，体型也比她母亲粗壮得多。韩乃霞见施德安回来，急忙站起来有礼貌地问候一句：“大爷回来啦!”老伴从厨房走出来替女儿解释说：“小霞有事要先走，我就热点饭菜让她先吃。”施德安笑了笑，示意韩乃霞坐下吃饭，不在意母女俩的事。
自从韩乃峰参军以后，刘梅枝开始一段时间常常干点什么事就停下来两眼发呆地思念儿子。过了几个月，慢慢地刘梅枝习惯了儿子不在家的情况，不再那么两眼发呆想事情。可是最近几天，施德安发现老伴神情又有些郁郁寡欢，她经常躲在一边抹眼泪。施德安问了几遍她都没说，后来有一天夜晚施德安颇有兴致地跟刘梅枝谈起自己以前劳改时的事情，谈起自己还有一个没找到的儿子施阳。刘梅枝听着听着难过得流出了眼泪，表现出极度的忧虑。施德安就停止了自己的叙说，问起愁眉紧锁的老伴：“你最近怎么啦，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刘梅枝这才眼泪汪汪地对他说：“小霞和她女婿正在闹离婚，她女婿说她作风不好。” “那么，小霞真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施德安问。
刘梅枝开始不回答他的问话，只是哭得更厉害。哭了一阵刘梅枝才告诉他：小霞在外面有个相好的，也是个有妇之夫。因为小霞女婿又喝酒又耍钱，开工资交不到家里，两口子老打仗。小霞就在外面也找了个男人，那个男人已答应跟自己的媳妇离婚。同时让小霞也离婚，然后他们俩再结婚。可是后来那个男人变了卦，小霞现在不知怎么办，她现在已同丈夫提出了离婚，两口子正天天上法院打官司。
“你说这事怎么办?这事让人家知道多丢人呀!”刘梅枝呜咽着问施德安。
面对这种事，施德安认为应该先调解，看看俩人是否有和解的可能，实在不行再离婚。但是刘梅枝说，恐怕没办法调解了。
过了一个月，法院判决韩乃霞与丈夫离婚并被净身出户，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判给男方，韩乃霞不得不搬到母亲这儿来住。
施德安的儿子施光知道韩乃霞的事后回家的次数比以往更频繁，有时干脆就住在父亲家里，在这儿吃，在这儿睡，需要什么东西顺手就拿走，他不愿看见继母的女儿来啃老爸的钱，他觉得自己比韩乃霞更有资格享受父亲的权势和收益。
韩乃霞原来是一个建筑公司的描图员，后来她嫌这工作挣钱少，忙起来太累，就自己找了一个交钱就可以上课的财会夜校。学了几年结业后，她托继父另找了一个建筑公司当上了基建工程预算会计。自从跟丈夫离婚以后，情夫也跟她分了手。不久，她有机会认识了同在一个建筑工程公司的梁岩工段长，两个人一来二去便相好起来。两个人都是离婚的，谁也别嫌弃谁。而且梁岩知道韩乃霞继父的身份后，更是主动地向韩乃霞献媚靠拢。韩乃霞是个性欲颇强的女人，离了男人简直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下去，她虽然还不到二十七岁，但胖胖的体型和有些隆起的小腹使她感到自己不够诱人。于是她每天便精心地化妆，买些时兴的衣服来打扮自己，学会了嗲声嗲气地说话。梁岩的年龄比她小三岁，而且长得五官端正，体格健壮，说起话来总是笑咪咪地讨人喜欢，没跟韩乃霞结婚便对她百依百顺，时常拉着她找地方借宿住上一两天。有时候，韩乃霞把梁岩领到继父家吃饭。
梁岩在韩乃霞继父家里对谁都是毕恭毕敬。他原来是一个外县农村的小学教员，现在尚未完全学会城里人的派头。他来施德安家每次都要买一些吃的、用的东西，或者给未来的岳父母买几件时兴的衣物，他很舍得花钱。他为了进一步讨这家人的喜欢，每次到这个家里便像个保姆、像个力工似的，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帮刘梅枝做饭弄菜，就是洗衣服擦地板，倒垃圾，有什么活干什么活，因为嘴甜，身子勤快，很得刘梅枝的喜欢。她认为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能干活会干活并且懂得疼爱女人的男人，一个未来的好女婿。梁岩与韩乃霞处朋友已经快半年，现在正等着施德安帮他俩弄一套带单元的新居，起码是二室一厅四、五十平米左右。施德安虽然没完全答应他们，但是刘梅枝已经向他几次吹过枕头风。
施德安不久前刚给儿子施光弄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施光没装修也没进去住。但这房子不能给韩乃霞结婚用，要给她另弄一套，即使条件差些，也得再等些日子，想想办法。
梁岩和韩乃霞今天中午去秋林商场给施德安买了一双二百多元的新皮鞋，准备等未来的岳父回来试一试。但是施德安接到过去一位老战友的邀请，携带老伴一起去参加这位老战友儿子的婚礼，晚上又被苟局长及老伴邀去打麻将。所以梁岩买了肉、鱼、啤酒，自己上灶炒了十几个菜，没等到老两口回来。
这时候，施光从外面回来，到厨房里将美味的饭菜、啤酒享用了一顿，回到自己常住的房间闷头睡起了大觉。大约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听到客厅里有说话声，他便开门走过去。遇到来送礼的张志全、白成国，与这两位不速之客谈了几句，知道了他们的用意，就互通了姓名、联系电话。他像抓住一笔不大不小的买卖那样抓住这两位来找他父亲办事的客人。并且用话暗示了他完全可以帮他们解决所求的事，只是前提条件还没有提出来。这种条件不能急于提出，也不能显得太主动，他要等他们以后单独找他个人时，他再谈也不迟。那时他将面临着一笔很可观的“创收”。
梁岩送走粮油加工厂的那两位客人，返回客厅。他整理一下堆放在地上的面粉袋、豆油桶及装有烟酒的旅行袋，对走进来的施光说：“我这两位朋友是来求老爷子办事的，这点东西实在不算啥，以后他们找到你，你可要向他们多要点实惠的。”梁岩说着用几个手指做出了捻钱的手势。梁岩明白，他在施光面前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小巫见大巫，一旦这笔不大不小的交易让施光碰上，他是抢不过施光的。而且他与其跟他争这笔能捞到好处的交易，不如拱手相送，给施光打打溜须，让他高兴些，他才能在这个家庭中有个立脚之地，何况还要求老爷子给他和小霞弄套结婚用的房子呢。
施光不屑一顾地看看堆放在客厅里的这些面袋、油桶、旅行袋，轻蔑而阴柔地对梁岩一笑，赞同地点点头：“那当然，批个地号这点东西算个屁!”说着自己穿上皮夹克，蹬上棉皮鞋，拿着摩托车防护帽，出门下了楼，从院子里的车棚处推出雅马哈摩托车，打开油门一路顺风到自己姑姑家去。因为前几天姑父——商业局的副局长，曾答应给他和表兄胡柏批几百台日本原装彩电，他俩又可以倒一把，弄几万块钱不成问题。现在他吃饱喝足，睡得香甜。他精力十足地骑着摩托车，在积雪成冰的马路上速度不减地急驰着。他带有几分冒险的心理盘算着趁姑父和父亲眼下正在职在位，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还可以再办些事，捞一笔是一笔。 将近晚上十点钟，施德安和老伴才坐丰田面包车回家。梁岩还没有离开，正陪着韩乃霞在看电视，下跳棋。听到门外的电铃声，梁岩急忙去开门。
施德安和老伴进屋后，梁岩又是帮叔又是帮婶脱大衣、摘帽子、送拖鞋。
梁岩一般不在施家留宿，但今晚韩乃霞一人在家没让他走。他就只好在客厅的沙发上对付一宿，临睡前，他把下午去秋林商场买的新式皮鞋拿出来让施德安试一试。
“叔，您试试合不合脚，这皮鞋的样式好，质量也是上乘的，您老就别总穿那双旧的啦，快过年啦，总得有双新的穿!”
施德安从外面回来时已经累得不行，他在苟力行家打麻将，时间太长，用脑过度，加上中午、晚间又喝了不少酒，胃里发热，头脑发胀，对梁岩的过分热心和新买的皮鞋不感兴趣，他摆摆手：“明天再试吧，我得休息一会儿，可能血压又上来了。”
这时老伴拿来血压计给他量量，低压100，高压150，高了点。
梁岩说：“我最近学了点气功按摩，能不能让我给叔叔整一整?”
施德安脑袋胀得很，吃了两片降压药和其它药，对梁岩的提议没有拒绝。于是梁岩让施德安侧身坐在椅子上，先按点头部、肩部几个穴位，让施德安意守脚底涌泉穴，然后用两手把浊气往下排。过了一会儿，施德安觉得确实头脑清醒一些，他对梁岩说：“谢谢你啦，没想到你是什么都好钻研，我现在觉得比刚才好多了。”
“我这也是为了您跟人家学的，我知道您血压高，但没给您试过。”梁岩讨好地说，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根本没练过几天气功，刚才这一套胡乱整的按摩术，也是照葫芦画瓢现学的，没想到还真起了些作用。
“那么您试试梁岩给您买的新皮鞋吧，二百多元呢，爸!”韩乃霞在一边附和着，她来家住后早改口称“爸”了。
“那好吧，试一试吧!”
梁岩于是从柜子里把新买的棉皮鞋拿出来给施德安穿上，试后觉得挺合脚，而且样式不错。
施德安说：“谢谢啦，多少钱，让你婶给你拿钱!”
“拿什么钱，快过年啦，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再说您对我也不错，我还想给您买一顶水獭帽子呢!”
“那就不必了吧!”施德安说。
韩乃霞说：“爸，您就别客气啦。”过了一会儿，她见施德安要回自己卧室休息，想起一件还没交待的事，于是汇报说：“爸，梁岩施工的甲方单位，一个粮油加工厂的两个朋友今晚来找您批什么地号，给咱家送了几袋子沙子面，几大桶豆油，还有几瓶‘茅台’酒，几条‘中华’烟，这是梁岩介绍来的，您老看看能不能帮帮忙?”
梁岩急忙解释说：“不，不光是我的朋友，也是施光的朋友，施光已经跟他们联系上。您办事就冲着施光的面子吧!”
施德安听到这些，刚刚舒服一些的脑袋又有些发沉了，他知道梁岩的棉皮鞋也好，要买的水獭帽子也好，施光的不断来家光顾也好，都是冲着他的职权，都是找他来办事捞取自己好处的。因而他觉得这一切关心、奉承、体贴都有些不真实的味道。而今天晚间他本来不想和老伴去苟力行家，他喜欢在自己的卧室里躺着看看书，但是既然苟局长来电话有请，他又不能不去，这意味着他也需要仰仗这位局长大人呀!
二十四
早上八点，施德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拿起几份当天报纸翻了翻，看了几段新闻和文章的题目，把报纸送回报架旁，等待办公室那个管勤务的女孩前来整理上架。然后他又看了摆在桌角上的几份新送来的文件，其中有一份由局长签发的任免令，一批科级晋升为副处级，一批普通干部晋升为副科级、科级。他注意地看了几眼，前不久他打了一个报告，推荐自己处里的几个副科级、科级干部往上拔一格，这次一个没有，而朱洪典推荐的几个却有一半榜上有名，看来苟力行局长办事心中有数。朱处长推荐的几个部下都给苟局长办过许多私事，而自己的这几个部下只为单位的事出过不少力，这样，苟力行的用人之道就清楚了。想到这里，施德安左心房一阵颤动，左面后背疼痛。他知道自己的冠心病又犯了。他拉开办公桌里的抽屉，取出速效救心丸，含了几粒在舌下。后来他感到口渴，拿起暖瓶——空的，办公室那个新来的女孩还没来上班打水，他心里又一阵不舒服。这个女孩也是托人挖门子进入局机关的，当个勤杂人员不尽职责。对这些靠关系吃饭的，他最厌恶，最不愿意让她们在身边晃来晃去，他看不惯她们整天穿戴打扮得妖里妖气，工作懒懒散散的样子。
门外有笃笃的敲门声，不等他答应，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推门进来。透过花镜，从脸型上看，这个人有点像他儿子施光，但从服装、气质上看，又完全不是。于是他把脸沉下来，严肃地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您是施处长吗?我是市第二粮油加工厂的，找您办批地号的事。”进来的张志全急忙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
“批地号你们有市计委的批件吗?有报告吗?”
“都已报上去了。”
“那你就等着吧，不要着急，我们的工作是有程序的。”施德安的语气一本正经。
“不过，我们厂的情况有点特殊，出了点问题。”张志全又急忙解释起来，“我们欲建四千平米的家属宿舍，你们却让我们增加到六千平米，增加的两千平米几乎全是动迁户的，我们厂子承担不起这么大的经济费用，我们又不是社会福利部门，我们东边的市总工会也盖宿舍，他们为什么不能分担一部分?”
听到这里，施德安已经弄明白了对方说的情况，他已经对上号了，他有些不耐烦地答复对方说：“这个事是我们会上讨论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决定的，你回去告诉你们厂领导，这不是卡你们，我们也是按原则办事的!”
张志全完全不满意施处长的答复，这根本不是答复，他愤愤不平地反驳说：“施处长，市总工会建六千平米，我们建四千平米，中间那个200多人的动迁旧楼——这么大的负担全部甩给我们，不答应接收就不批给我们地号，这算什么原则?难道市总工会就不能全部接收过去吗?至少也得接收一半以上……”
“哎，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固执，你说了算吗?”施德安说着笑了，“小同志，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你们怎么能比得上市总工会，市总工会是个机关单位，没有经济产值，比不了你们生产部门，你们不要攀比啦!你们考虑的是局部效益，我们考虑的是全市整体规划，否则你们把新楼建起来，夹在中间那个旧楼就没有动迁价值了。”
张志全还要分辩几句，但是施德安已经板着脸下逐客令：“走吧，我还有事，你们有意见可以去我们的信访办反映，不要影响我办公。”
张志全此刻不想马上退出，他要向施处长说明一件事：“前几天我和我们基建科科长去过贵府，梁岩和您的公子接待过我们。”
听话听音，施德安听明白这是一个曾到他家送过礼的来访者，但送了什么是否收下，为什么能收下?他一时搞不清，他也没时间搞清楚。最近到他家送礼的有十几份，有几份是冲着他儿子、未来的女婿来送的，他弄不清各位的背景。他不便问，也不便表态。
“那你找梁岩他们吧，我不太清楚你们厂的事，你让他们跟我谈。”施德安口气缓和一些，不再完全打官腔，“就这样吧，我还有别的事。”
于是张志全扫兴地退出去。
二十五
下班前，苟力行局长打来一个电话：“过去咱们这一届分到上海的一个老同学出差来这里，我们得跟他聚一聚，叙谈叙谈，好多年没见啦!”
施德安说：“好吧，我没事一定去!”
“什么没事一定去，有事也得来!别跟我整事。”
“好吧，好吧，我去!”施德安把电话放下了。他对那个分到上海的同学没什么好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同学们都知道他这几十年的经历，苟力行叫他去，无非是要向同学们炫示一下他现在的权势，炫示一下他苟力行对施德安后期的恩德。那么以前的行为呢?施德安对两方面都难以忘怀，尤其他近来越来越想找到他二十几年前寄养给别人，现在不知何处的施阳。他对施光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他将希望寄托在尚未找到的另一个儿子身上。
不久前，他再次去寻访严玉柱，来到一个胡同连着胡同，平房连着平房的工人区，找了好几家才找到严玉柱的家。经周围邻居们证实，这家的老头，原来是个大厂的车间工人，现已退休。施德安看见院门上挂着一把铁锁，知道家里没人。施德安没有等，当时他没有准备什么礼物，记住了这个胡同和这个平房前的院门，返回到停在胡同口的面包车里，离开了这个狭窄而污秽的小胡同，他打算过几天晚上再来拜访。
他知道找到严玉柱老师傅就能找到那个失散的亲儿子。
看到严玉柱后来迁居的家仍处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仍然是半砖半泥的平房，施德安想到他家并不富裕，他家尚没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因而施德安这几天想办法弄到一份动迁房预分票，这张房票原准备是给韩乃霞要的，但是他觉得她和梁岩的事还没完全定下来，至少现在暂不等着结婚，房票还可以后给他们弄。弄张房票对他这个主管审批地号的处长来说并不算太容易，因为他采取的手段不至于像有些处长们以至科长们那么卑劣、下作，但也不算太困难。毕竟他手里有点权力，只要他暗示一下就会有人主动送上门。
下班回家吃过晚饭，他叫老伴找出几瓶“茅台”酒、几条“红塔山”烟，打电话让司机来接他出去，他口袋里装着刚弄到的房票。
他知道严玉柱以前的为人，现在他想到他不会难为他，况且他给他带来丰厚的礼品和他家最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保证。
二十六
几个月前，张志全骑着自行车下班，远远望见附近一个无轨电车站前有二、三十人。一个穿蓝呢子短大衣，身材颀长，容貌端庄的青年妇女抱着一个用毛毯裹着的婴孩，正站在车站牌子下等车。脸正迎着张志全骑车的方向，张志全觉得这女同志很面熟，想了想才恍然想起来这是严大爷的女儿严莉。那么这个孩子呢?直到现在他没听说严莉结婚的事，而且不久前他去她家时她还是个姑娘。他揣测这个孩子是她们厂幼儿园的。于是张志全从自行车上下来，猛然间停在严莉面前，严莉也认出了他。
“下班回家?”严莉先向他打了招呼。
“那么你呢，在等公共电车?”张志全问。
“我等车回家，这孩子也得跟我回家。”
“谁的孩子?家长怎么不抱回家?”
“哎，你不知道，这孩子可把我们幼儿园难为够呛!”严莉开始向他说起这个身上抱着的四岁小男孩的故事，“他爸爸去年去辽阳做买卖上货，半路上被歹徒一棍子打昏了，三万元被抢走。结果他爸爸被打成植物人，歹徒抢钱跑了也没抓住。他妈妈没上班整天侍候他爸，我们纺织厂因为他妈没上班，就把她作为富余人员剥离了。他妈没办法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一赌气把丈夫扔给婆婆，把孩子扔给幼儿园，连个招呼都不打，两个月前去了广州、深圳。无非是当个打工妹三陪女郎什么的，一个月前给我们来了封信，邮来一百块钱，直到现在又没有音讯。没办法我就得天天抱着他上下班。这不，无轨车可能停电了，等了有半个小时还没来车。”
张志全对严莉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感触，也被严莉肯帮人渡难关的精神所感动。他主动提出用自行车送严莉和孩子回家，严莉极爽快地抱着孩子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谢谢你啦，没想到，没无轨车的时候遇到你这个好人!”严莉乐呵呵地在车座后面大发感慨。
“对这个孩子来说，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你比我还是个好人!”张志全也情趣盎然地应付着她。
路很滑，张志全专挑没汽车的小路骑，他骑得很小心，很慢，拐弯路过交通岗的时候，他就下车推着她俩走……
以后每当无轨电车停电时，张志全就在车站的站台上找抱小孩的严莉，然后再用自行车驮她们回家。他现在盼望着无轨电车经常停电，他能经常驮她们。他发现自己从内心里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心地善良性情开朗的姑娘。
后来他有时间就去严大爷家，希望在这里能碰到严莉。虽然严莉总是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像一个结过婚的少妇，但严莉不在意这些。她耐心伺弄着这个小男孩，等待着他妈从深圳挣大钱回来。然而后来孩子他妈再没有寄钱回来，一点信息都没有。
有人劝严莉把孩子送给孩子他奶奶，或者他家别的亲属，但是严莉没有这么办。她知道孩子他妈走前虽然没有向她说明白，她感觉孩子他妈是信任她的。只有信任她，才能把孩子寄养在她这儿。严莉和张志全都同情孩子他家里不幸的遭际，挂念着孩子他妈在深圳能否找到工作，是否遭到不测，更怜悯这个苦命的男孩。
小男孩有时感冒发烧，张志全就陪着严莉抱着孩子去医院看病打针。张志全因为帮助严莉，俩人开始进一步接触，感情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有了一些可谈的关于人生、事理的共同语言，甚至在对文学、音乐、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爱好上也有了共同的兴趣。
后来小男孩的姨拿着孩子他妈的亲笔信从外地来，把小男孩抱走了，关于孩子他妈的事情，她没说一句话。
严莉和张志全有些舍不得孩子被人抱走，虽然孩子他姨并没有给她们留下一分钱寄养费。
小男孩被抱走后，张志全再没有帮严莉照料孩子的义务，但是张志全仍然隔三差五地去严家。严莉也喜欢跟他谈天说地。有时俩人像一对真正的恋人那样手挽着手去公园、去松花江畔、去书店、去他们喜欢去的地方散步，谈情说爱起来。
二十七
在严大爷家，张志全不但对严莉，有时也直接对严大爷说起他最近给单位办事的苦衷、在市土地规划局遇到的难处;说起有个施处长以及他儿子如何刁难他们，卡他们单位的油，送了那么多粮油烟酒还不行，还要求给几套新房子;即便如此，不扩大建筑工程，不承接那个旧楼的动迁负担，地号绝对不会被批准。严玉柱默默地听着，有时跟着骂几句，气愤得很。他特意问了那个审批处处长，姓什么，长得怎么样，接下来就再没说什么。张志全不知道严大爷在想什么，但他知道严大爷肯定不会认识这位施处长，他只是出于好奇、气愤，随便问问，不然他这个肯帮人家大忙的老爷子早就说话了，早就拍着胸脯打着保票让你放心等着好消息。张志全早听说过严大爷退休前在工厂车间里当工会干部时没少帮助过人，他父亲生前也提过严大爷是他家多年的好友，嘱托他不要跟这家人断了来往。
上星期二，白成国让张志全自己去市五金交电公司找施光。张志全两天内连续去了三趟，都没找到。有人说施光不天天上班，有人说他上外地出差，也有人说昨天还看到施光在“天天乐”咖啡厅和一位穿金戴银的漂亮小妞在一起“泡”着。收发室的一位好心的老头告诉他，每月五号单位开工资的日子，施光必定来单位，你可以找到他。张志全算了算，还有三天就是五号。于是等到这一天，早晨一上班他就直奔市五金交电公司，进了这栋外墙底用花岗石砌成的灰色大楼。他终于见到了这位长相与自己差不多，然而服饰、装扮、气质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公子哥施光。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施光身穿笔挺的西服领带，外套一件薄呢子大衣出现在公司大楼门口。张志全急忙主动追上去，但是施光却犹如一点不认识张志全似的继续往前走，张志全只得笑吟吟地向他打招呼：“您是施光吧?我到您家去过。”
施光嘴里正嚼着口香糖，上下颚不断地翕动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张志全，诧疑面前这位不知是在何时何处认识他，而又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的人。张志全即刻自我介绍说：“我是市第二粮油加工厂的，原来跟梁岩认识，后来去您家又认识了您，您不是答应帮助我们找您父亲批地号……”
“噢——对了，我想起来了。”施光吐掉嘴里的口香糖饼块，伸出手热情地与张志全握握，“咱们楼上谈，到我办公室去。”
施光领张志全上了楼，找了一间无人办公的小屋，里面放满一堆堆拆开的旧纸箱，纸箱里装着拆下来待修理的电器元件。张志全估计这不是他平时办公的地方，他是为了说话方便才把他领到这里。
“我跟你说，你们厂基建科批地号一事，我已作了了解，不瞒你说，难度较大。”施光跟张志全像生意人谈判那样侃起价来。
“在首层建一个大商场这是局长定下来的事，谁能推掉不建?!”
张志全纠正他：“我们不是首层建商场，我们是要不增加动迁面积的问题。”
“反正都差不多!”施光继续发挥他的看法，“所以你们厂不能跟市……市工会攀比。把商场设在你们那儿，每年给你们交租钱，虽然少一些，你们也受益呀。商业服务配套网点必须齐全呀，这个我懂，别看我不是搞这个的。设在你们那个商场你们推不掉，除非你们拿出点代价来。不瞒你说，我的价一点不高，三套三室一厅，你回去跟你们厂长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保证说到做到……”
张志全不得不再次纠正他：“你怎么老想让我们再建一层商场用房，增加那么多动迁面积、动迁人口就够我们背个大包袱了，你怎么还想给我们增加负担?!”
施光听后引咎自责地拍拍自己的脑门：“嗳!我弄颠倒了，张冠李戴，我说的是另一个单位。”
说着话施光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材料。“这是我刚找人批下来的一份私人用地报告。”，他得意地将材料在张志全面前晃了晃，“你回去反映一下，如果你们领导答应我们三、四套房子要求，我给你们找人批一下，免收十几万元市政管理配套费，让你们多增加的动迁面积保证费用少得多。谁找我办事都不会吃亏，你要是再想找我，我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
施光掏出笔来，张志全递过去一个随身带的《工作手册》，施光在上面写了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收起他那支名贵的美国派克金笔。
“就这样吧，我还有事。”施光握了握张志全的手，“不去跟我的哥们喝几杯吗?中午快到啦!”
张志全嗫嚅地谢绝了对方的邀请。其实他知道，倘若他跟他去喝几杯，那么做东付款的将是他张志全。而他又没有单位领导的授权，他自己哪有这笔可观的费用。
下午他回到自己的单位，向白成国汇报了这次交涉的结果，白成国把施光的电话号码记在他的本子上，说：“明天我亲自找他去谈，看来这事得我亲自出马!”
白成国翻看他的记满电话号码的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头也不抬地说给张志全听：“这么大的事你是定不下来的。”
这几天白成国被王厂长逼着不得不经常来单位转转。好在现在张志全找到了他，白成国要亲自找施光去谈，没提带张志全去。
第二天白成国带着皮三保去找施光谈条件，据皮三保回来秘密透露，谈判很成功。白成国不但答应了施光的一些条件，还答应给施光批拨两百吨豆粕，发往南方做鱼饲料。据皮三保说，施光也答应了白成国其它一些方便，具体什么内容，皮三保神密地说：“这不是你我该知道的事。”
星期天，张志全买了两条鲤鱼去严大爷家。吃晚饭的时候，张志全提起施处长的儿子靠老子发财，白成国靠老子升官做个人买卖的事，严大爷先是默不作声地听着，然后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义愤填膺地骂道：“这帮王八蛋，祸国殃民，儿子光靠老子吃饭，跟八旗子弟一样!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的事，腐败透顶，总有垮台的一天!”
张志全有点后悔，多喝几杯酒，多说一些话，惹得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他不过是想借这个场合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和愤恨，没想到反惹起严大爷这么大的气愤来。
听到严大爷骂人，饭桌上的人都不再吭声。尤其是严东，戴着近视眼镜直直地盯着张志全，小声告诫他说：“这种事社会上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管他共产党国民党，社会总是在发展，与我们有何关系，我们还是好好吃我们的饭吧!”
“对，对!你们尝尝我做的红焖鲤鱼、锅包肉，我的手艺还可以吧!”大嫂劝大家多吃菜，“爸，你也尝尝鱼。”说着给他夹了一筷子。
严大爷不再发火反而笑了起来：“喝酒喝酒，吃菜吃菜，天塌不下来，咱们总得好好活着，用不着跟那些有权有势的生气。”
这时候，严莉悄悄地往张志全的碗里夹菜，并用胳膊肘碰他一下，暗示他不要再说那些扫兴的话：“少说多吃，你少说多吃嘛!”
二十八
外面的司机在按喇叭，施德安知道丰田面包车已开到楼下花园外面的环道上。他提着老伴给他装好的礼品袋，走了出去。他只跟老伴说去看一个多年前的老朋友，没提寻觅他的另一个亲生儿子的事。他看得出来，老伴对施光有意见，甚至可以说对施光在家里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但是碍着他的面子不便发作出来。如果他跟老伴说去找那个没找到的亲生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他也像施光那样胡作非为，不讲道理不懂尊重长辈，那样自私霸道，那么他施德安宁可不去找。只是现在他觉得：施光之所以发展成今天这样，跟他生长在条件优越的妹夫家有关;而另一个要找的儿子施阳，是生长在一个传统的老工人家里，所以他想这个儿子不会像施光那样，很可能是个孝顺安分知情达理的年轻人。
施德安寻觅施阳，并不是想把这个儿子从收养他的养父母家里夺回来，切断人家与他儿子的养父子关系，他不过是出于对亲生骨肉的一种关心、责任。他要感谢那个养育施阳的家庭，那个兄嫂或弟妹，他想有条件的话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给他们点物质上的资助，保持与他们家庭的亲戚般的友好关系。
施德安坐在面包车里，头靠在脑后的软背上，回想着二十几年前的严玉柱老师傅的模样，回想着他被打成右派后他找到严玉柱时这位老工人的古道热肠，想到这样一位好人今天也肯定会再帮他找到他失散的亲骨肉——他经常思念的儿子，他满怀期望想寻觅到的一个会有出息的亲生儿子。
丰田车驶过喧嚣的市街，向城南区没有规划成片的工厂家属小区驶去。污雪成堆的街道上凹凸不平，未融化的残雪和肮脏的污水迸溅到新洗刷的车体上。司机小心地缓缓开着车，面包车在狭陋的街道拐来拐去，终于停到一个胡同口不能再往前行驶。
施德安下车，提着礼品，用手摸了摸上衣小口袋里的那张纸——三室一厨的房子预分单，怀着美好的期望走在这泥泞狭陋的胡同里，寻找他上次来时已认准了的那个带小院的旧木门。在院外他拍了拍门板，急切地想见到思念已久的严师傅。
院里的房门开了，有人走过来：“谁呀，你找谁?”
“我找严大哥，我是他过去的朋友。”
严莉把院门打开，请陌生的客人进屋。当施德安头一脚迈进这低矮昏暗的房间，严玉柱已经从吃饭的桌边站起来，眼睛疑惑地注视着进来的客人。他惊诧地愣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哎呀，这不是史丹老弟吗?你怎么找到我这里来啦?”
“严大哥，正是您的施老弟呀。”施德安快步走上去与严玉柱老人握住了手，他把另一只手提的礼品放到屋角的地上，用腾出来的手抱住严玉柱的肩头，兴奋而激动的泪花模糊了他的双眼，抱歉地说，“施老弟来晚啦，您住的地方换了以后，让我好一顿寻找呀!”
“哎——，我们平民百姓住的地方还住着平民百姓。你怎么样呀，这些年有了些什么变化?”严玉柱故作镇静地问。他没有像施德安那样感情外露显得那么激动，但仍不失热情地让女儿、儿媳给客人沏茶、上烟，招待他坐在吃饭用的八仙桌旁。
施德安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向严玉柱简要地叙说了自己这二十几年坎坷不平的遭遇，平反后的安置。严玉柱注意地听着，其实这里面的有些事他早就预料到并猜出八九分，过去的事终究已经过去，说起来已经不再像当初那么动人心弦。而且有些事不是他一两个人独自遇到的，是时代的造化和历史的变迁形成的，严玉柱能够理解。
后来施德安谈到他目前的工作单位，职务和待遇的情况，把一张写有自己名字、住址和联系电话的纸片递给严玉柱。严玉柱审视着这张纸片，狐疑的眼神起了变化。他仿佛觉得眼前的施德安不再是一个能跟他随意来往，平等相待的朋友。施德安已经进入了社会的另一个阶层，成为一个令人高攀不起也不必去高攀的人物。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来，很快，两个人就聊到谁都回避不了的事。
“我这次来找您老哥，一来看看您，二来问一下我那托您收养在一个人家的孩子，我那个叫施阳的儿子，现在他在哪儿?能不能让我见一见他?”
说到这里，严玉柱没吭声，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施德安情理通达地说：“我不能割断人家的抚育养护之情，我不能强拉我的儿子到我这儿来。因为我这二十几年来根本就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的孩子是人家养大的，我只是想知道他现在怎样，是否需要我帮他一些什么。好在我还在职位上，还有些方便条件……”
严玉柱默默地听着。施德安还想说下去，因为他认为对方不吭声，这里面肯定有消息，只是不便说出来。为了解除对方的顾虑，他想坦率地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不至于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为他不想强人所难，硬要去认那个已跟他失去感情联系的儿子。
这时严玉柱突然使劲地咳嗽几声：“哦——赫!赫!”
施德安不得不中止了他的表白和急切的询问。
严玉柱缓缓地镇静自若地端起茶杯啜了几口，慢条斯理，然而声音洪亮地对施德安说：“我说老弟，要说那个孩子，我还是十年前见到一回，后来我也不知那老张家搬到哪去啦。那老张已经转了好几个单位。”说着他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岁月太长了，我们家也搬了一次家，你嫂子早就过世了。那孩子，我现在也找不到他啦!”
严玉柱的咳嗽声和他那一字一板声音洪亮的说话声在房间里震荡回响着，仿佛不光是讲给施德安听的，也是讲给他家所有成员听的，是表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声明。
十几平米逼仄的屋子里有严莉、严东和他媳妇、以及严玉柱的孙子小胜利，大家都屏气凝神地听，谁都不说话，似乎都觉得这老头子在这里要卖什么关子，耍什么把戏，或者心里都觉得蹊跷，不知老头子为什么要这么糊弄人家。
严东戴着眼镜在读报，对父亲和施德安的谈话佯作置若罔闻，根本没在注意听;他媳妇现在知趣地领孩子躲到外间邻居家;只有严莉坐在床头在缝补一条破枕巾，时而抬头莫名其妙地瞅瞅父亲，看看新来的客人。
施德安听严玉柱大哥这么说，心里很懊丧，他满怀希望的情绪立刻冷落下来，变得很无奈。他再说点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他起身要告辞，临走拜托严玉柱帮他再找一找他的那个亲生儿子。
“你放心，我会帮忙的，我想这孩子，现在也该有二十六、七岁啦，如果我抓紧点到处问一问，腿儿跑得勤点，我想还是能找到的，你不要太失望，我一定帮你找，一定能找到!” 听到严玉柱大哥这番古道热肠地表白，施德安郁结的心里又有了些宽慰。他谢了严玉柱，刚要走出门，又返回来。他摸了摸上衣口袋，转回八仙桌旁坐下。这时候，严东的媳妇也从外面走进来，听到施德安这样一番话：
“有一件事我还没跟你说，前几天我来找过你，你们家里没人。我想到二十几年前你们就住这样的破房子，我心里也很难受。好在我还有些方便条件，有点实权嘛!”谈到这里他聊以自慰地点点头，脸上泛出一丝含有优越感的微笑，然后取出那份预分房票，“这张房子预分单是我通过关系搞到的，再过三个月你们就可以凭它住进三室一厨的新房，六十五平米，不算太大，但比你们现在住的要好些，你们不要拒绝我的一片好心，收下吧，严大哥!”
面对施德安手里的房票，全家人都感觉俨如喜从天降，一个大好事由一个大好人带给了他们全家，他们都瞪大了眼睛盯着施德安轻轻放到八仙桌上的小小一片纸。
严东马上放下手里的报纸，仔细地审视着这张房票，审视着放在八仙桌上的名片，不再故作镇静地当局外人，他感激涕零地说：“谢谢施叔，谢谢施叔这么大的面子，这么大的帮忙!”
然而严玉柱紧闭着嘴却使劲地咳嗽几声，俨然在向全家人显示他作为当家人的身份。他言之成理地说：“施老弟，真得谢谢你的一片好心，我们家几代人住在这里已经十几年，又小又破的房子不是不想改善改善，可是我们古人有句话：无功不受禄。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功，没有什么恩，你给我房票，还要你担着被上级查办的风险，一旦上级有关部门查出你这违法违纪的行为，我们也是让你为难呀!”他把房票从儿子手里抢过来重新放在施德安手里，“你的心意我领了，房票你收起来，小破房我们愿意住下去。现在市里动迁的地方很多，没多久我们这儿也能摊上动迁住上新房!”
这种婉言的谢绝使家人很沮丧，也很气恼。严东想到这个老糊涂，送上门的福气都不接，掉进嘴里的肉都不吃，你装什么原则，整什么景!
听了严玉柱这套不可思议的话，施德安显得很尴尬，很不安，他推让再三只得将房票放回上衣那个小口袋里，重新向严玉柱大哥，向他们全家告辞。他想以后有时间多到这儿来几趟 ，一定弄清楚这个怪老头子这番话的用意。他怀疑这个老头子对他有什么想法，但又不便作更多的解释。
他走出这个家，这家人多数都出来送客，施德安一一与这家人握手告别，然后走向那辆仍停在胡同口的丰田面包。
二十九
正当面包车启动，施德安已经坐在车里，眯起眼睛准备养神，或者准备重新回味一下严师傅——今天他作为不速之客造访这个人家，那个不再热诚却突然变得乖戾的严玉柱老头子整出那么一大套使人难以理喻的话，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差点从侧面撞上这辆车，司机小李骂了句：“瞎呀，这么大的一辆车都看不清?!”
其实胡同口很黑，面包车又没有打开前灯，只有当骑自行车的人要撞上汽车时，司机才打开了前灯。借着车灯反射的余光，骑自行车的张志全突然看清坐在车里面的人有些面熟，他想起来这就是他曾去市土地规划局请求“恩准”的施处长。施处长怎么到这儿来?他有什么事到这儿来?张志全骑着自行车拐进胡同，看见胡同里严家的院门开着，严家几个人正往回走，一个个进了自家的门。张志全心里纳闷，感到蹊跷和突兀。这两件事怎么能连在一起：一件是施处长乘车到这个胡同里来，一件是严家人全都刚回家，而他家的门口又敞开着，这是送客还是有什么别的事，他一时闹不明白。
尤其是当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把自行车推进小院，进了这个又矮又小的房间时，一家人都用一种惊惶失措的眼神看着他。
“怎么啦，出什么事啦?”他不解地问。
“没什么事，没什么。”严玉柱若无其事地走到一边，打开新买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说，“今天有好节目，我得看看。”
大家都在默不作声地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谁都不提刚才有过什么事。
张志全想到刚才的情景，忍不住好奇地问：“刚才家里是不是来了客?”
全家人谁都不回答他的问话，只有严大爷咳嗽两声后反问他：“来什么客?你不就是客人吗?”
严莉和她嫂子在一边偷偷地笑。
严东殷勤地给张志全斟了一杯已经泡过的茶水，直接送到他面前，没话找话地说：“听说你们厂的生产效益比以前增长了，上个月我们报社郭总让我去采访，你们的王厂长不太愿意宣传自己厂的情况，是怕鞭打快牛，还是另有原因?”
“这个嘛——，”张志全不想改换话题，但也不能让大家都这么沉默着，“我也说不好，我们王厂长对下面职工舍得花钱，对上面不会呼悠，他不愿宣传自己，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人。”
“那么说，这个人没有多少政治头脑，不会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包装自己，永远发展不起来，也就只能在自己厂里这一亩三分地里转悠，升不上去，成不了著名企业家。你知道，真正著名的企业家在宣传上是舍得花本钱的。那一天，我去你们厂正赶上中午，王厂长自己说有事让秘书陪我去食堂吃了顿便饭。你看，就凭这一点小事就可以看出，你们厂长不会办事。他这么对待给他作报道的人，他还能上等级吗?我走时连个纪念品都没给，你知道我们到哪个单位差不多都不会一无所获的。”
“给你们纪念品，上边领导让要吗?”严莉问。
“非得让领导知道吗?不要白不要，要知道我们也是卖力给他们当吹鼓手的呀!也是帮他们忙的呀!这叫公平交易。连上级领导出去，也是各收各的。”
严东说这句话不知是说给严莉和张志全听的，还是绕着弯子说给父亲听的。
此时，严玉柱正聚精会神，兴趣盎然地欣赏着他家那台黑白电视里的节目。其实他心里在想什么谁也猜不出。包括严东在内，一家人都看得出来，老头子刚刚经过施德安的来访后，心情肯定不平静，肯定要思前想后地琢磨人家父子相认的问题，这么大的问题他能不考虑?别看他俨然在津津有味地看电视，他内心里不一定在折腾着什么呢!
其实严玉柱确实没把心思放在电视上，他转身狠狠瞪了儿子一眼，他听出儿子话里对他的影射，不耐烦地对儿子说：“快去编你的稿子，多拿点纪念品回来!要不然，又要后悔没有公平交易!”
老头子这么厉害地挖苦自己的儿子，张志全遇到过不止一次。
张志全记得前不久有一次他从外面悄悄地推开小院的门，在院内就听到老头子在训斥儿子在家什么活都不干，太懒，而且跟自己的儿子算起经济账：
“上个月你们拿生活费才六十元，够你们三口人的生活吗?光过年买吃的东西我就花了二百多元，你们交得少，吃得可不少。尤其是你严东，老想在家啃我那点退休钱，啃你妹妹那点工资钱，你妹妹严莉工资月月几乎全交给我，我能全都给她花掉吗?她也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大姑娘，以后不结婚不成家不需要攒点吗?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孽种!从下个月开始你们得多交二十元，听着没有，不然自己找房子搬出去住!”
张志全从没听到过严玉柱大爷对儿子发这么大的火。他有点胆怯或者说有点不好意思走进屋，他不想让这家人知道他偷听老头子的骂人话。他没想到严大爷有时也这么厉害，这么不人留面子，而且在经济生活方面跟自己的儿子这么斤斤计较。
那一次张志全知趣地转身推开院门，离开了这个小平房。以后过了好长时间没到这里来。但他这次来，却跟乘着面包车的施处长不期而遇，并且看到严大爷全家出动是送客还是为别的事，他问不清，也弄不懂，心里不禁生出一阵阵的疑虑。难道施处长——是他的生父吗?“施”与“史”语音差不多，他不敢往这方面想，他要进一步打听清楚施处长的一些情况。
三十
除了过春节，张志全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去严大爷家。严莉打电话给他，让他下个星期天去她家吃饭，并特意告诉他：“我爸说了，你过春节时没少往我家拿东西，以后来再不要拿，你挣的也不多。我爸要我告诉你这事，你要不听他就得数落我一顿!”
张志全记得，春节以来他去严大爷家里不过买了几瓶酒，几条鲤鱼，统共才几十块钱，根本谈不上拿什么东西。因为他挣的钱少，除了每月交给他妈的伙食费以外，已所剩不多。然而他不好意思空着手去吃饭，现在既然有严大爷的明文规定，他又为难了。想了想他去眼镜店给严大爷买了一个精制的眼镜盒，因为他看到严大爷的老花眼镜盒太旧。当他去严家把新眼镜盒拿出来时，还是遭到一顿善意的数落。
“不让你买东西你偏买，你挣的钱多怎么着?一个眼镜盒换不换能怎么样?不过你现在既然买了，我也不能再逼着你退回去，你这一片心意我领了，我得谢你。”严大爷说着高兴地将他的花镜放进新盒里。
严莉帮她嫂子在小厨房里熘炒烹炸地忙活着，搞了十几个菜。严大爷也从柜子里取出一瓶“玉泉方瓶”白酒。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严大爷一连痛饮了几盅，也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来说去突然话题一转，谈到张志全生父的事。
“你的亲生父亲叫史丹，他可是个大好人，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毕业生。他脑子好使，为人厚道，性情刚烈，敢于直言，坚持己见，乐于帮助人，从没有过私心歹意，从没耍过滑头，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大好人!可惜呀可惜，可惜因为他后来说了几句真话，为人太耿直，被人陷害，给打成右派……我想如果他活着，也早该平反落实了政策。前些天我打听一个熟人朋友，听说你生父前几年在伊春地区工作过。我再找一找其他熟人，一定帮你找到他，让你们父子俩见面。你生父如果落实了政策，可能也不会是个普通的干部，最起码是一个技术上的领导，因为他没挨整前就是党支部书记。你生父那时就是一个正派的人，正直的人，不会像现在那些贪官污吏那样，肯定现在还是个清廉奉公的官，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严大爷说着端起他的小酒盅，扬起脖子抿进一大口。他唠着嗑饮着酒，兴致很高，他答应张志全：“下个月初，我准备去一趟伊春，我要想方设法帮你找到你生父。”
从张志全常年接触严大爷，从来没发现他跟谁撒过谎。他一直相信严大爷为人为事都是认真的，他想他生父可能现在工作在伊春地区。上次他见到施处长的面包车停在胡同口，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不需要再让他去胡乱猜想。
三十一
下午四点多钟，严玉柱从外面办事回来就躺在他的小屋的床上。晚上儿媳下班回来做好饭菜，招呼他吃饭他也不起来。他说：“胃里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吃吧。”严东和媳妇吃完饭领着小胜利出去逛夜市，严莉留在家刷碗收拾厨房餐具。张志全骑着车子来到严家，严莉给张志全盛了饭菜，再一次招呼她爸从小屋出来，严玉柱才勉强地起床和张志全一起吃了点饭，吃过饭又回到他的小屋里躺下来。
严莉问：“爸，你今天怎么啦，怎么提不起精神呢?”
严玉柱阴沉着脸说：“我今天气不顺，办事点儿背，又遇到了小人。”
严莉笑着逗他爸说：“遇到什么人，又去给人家帮什么忙去啦?”
严玉柱说：“还是那件事，每天早晨和我一起打太极拳的老杨头，他有个孙子正在念初中，参加奥林匹克数学考试获得了区里的三等奖，学习很有基础。但是他所在的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怕影响孩子学习，想给他转到祖冲之中学去。老杨头跟我念叨这个事时，我想起早年我们车间有个任师傅的女儿在这个学校当教导主任。我就去找任师傅，连今天一共找了三趟，都没办成。我看不是不能办，而是难为咱们，除了学校要一千元扩编费以外，还想让咱们给她个人再甩点好处费，这也太黑啦，我过去也不是没给他老任办过事!他老任就能昧着良心让女儿敲咱们的竹杠，这也太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严莉听完笑着安慰她爸：“现在的风气你怎么还看不透，你老记着你帮人家的忙，而那是过去。过去学雷锋，现在雷锋叔叔出国留学去啦，此一时彼一时，你别拿过去的事比现在。”说着削了个苹果给他爸，“吃个苹果吧，消消气。气大伤身，要学会自己保养身体。你练太极拳不是也提倡去掉私心杂念，少生怒气吗?”
“我这是做好事、善事，做不好才生的气，我有什么私心杂念?”严玉柱把削好的苹果推到一边，拒绝吃，看来他的气还没消散。
严莉又给张志全削了一个苹果，让张志全边吃边跟她出外走一走，她悄悄地对张志全说：“我爸的气一会儿就自消自灭了，别人越劝越厉害。咱们出去，让他一个人在家消气吧!” 残冬即将过去，乍暖还寒的户外有一股清新的空气。张志全用自行车驮着严莉来到市体育场外的广场，当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耸立在这里。
俩人找了一个空闲的木长椅坐下来。严莉跟张志全继续谈他父亲过去的事。
严莉说，她爸这老头心眼好使，但是有个倔脾气。他的思想观念已经陈旧了，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现在都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啦，还想着他过去的事。他过去在车间当过工会的生活委员，没少帮助人，而且都是出于公心。那时车间有一个老任头，她听她爸念叨过：那还是七十年代，老任头在车间当装配工，抡大锤没站稳从铁架上摔下来，把腰摔伤了。当时车间主任为了争红旗没给报工伤事故，致使老任头休病假不给开全支，而且怕以后再有什么后遗症，她爸为这事到工厂党委和厂长那儿把车间主任告了，后来终于补了手续。为了补办手续，她爸找过工厂安技科科长及有关人员说情，后来安技科科长儿子结婚，她爸也随了份子。严莉说到这里很激动，她说：“你看我爸为了给别人办成事，宁愿自己搭人情。他当这个工会干部，只求受群众拥护，多维护职工群众利益就心满意足，像我爸这样的人，过去大有人在，现在可不多了。”
“现在他还在帮助人?”张志全问。
“帮助，可想帮助啦。他现在早就不是工会干部，自己也没啥权势，但是他很会利用旧关系、旧熟人，他过去给谁办过事，他都一一记着。只要这些人现在有用，能用得上，他就冲上去利用旧交情、旧关系找人家办事。他是破车爱揽载，利用别人给别人办事。比如说他过去帮助人家落过户口，到工厂要过房子，给人家办子女接班。现在他又要利用老任头这个老关系给只是在一起练太极拳的老杨头孙子办转学，人家老任头的女儿肯定要人情，我爸就生气不愿意。他以为老任头过去欠他人情，现在他帮老杨头是往回找人情。但人家一是已不认这个人情，二是认为这又不是你严家的事，你给别人省下钱，你又得不到，你何必说人家敲诈你呢。”
听到这里张志全笑了，他问严莉：“你爸是不是有一种失落感，是不是总想在社会上发些作用，而人家又都不愿理他，越不愿理他他就越生气。他以为他过去信奉的观念原则，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岂不知过去已经过去，不该丧失的东西已经丧失得太多，所以他气恼、赌气、郁闷，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严莉想了想点点头：“是有这方面的意思，我爸他太固执了，他越想找回过去的东西他越找不回来，结果他越失望，越恨。有一次他跟我说，他现在不顺心的事太多了，他恨起来就想用一种异常的手段去报复，他找旧熟人办事也是一种提醒别人别忘过去的办法，也是对当前各种时尚的报复行为。”
“结果呢?”张志全笑着说，内心里却感到很悲哀，“他处处碰壁，处处不如意，因为过去的一些思想观念现在都已消失得差不多了，他还在执拗地怀旧、恋旧。”
“是这样的，比如说前年秋天给你爸出殡，我爸本来已经再没能力弄到汽车，他偏要去，一是想帮老朋友的忙，二是他已经习惯帮人家的忙，来体现他的人生价值，总想恢复他过去年代在社会上受人尊敬，接受人家感谢的社会尊严和位置。但是，这已经很难办到了!”
“其实我觉得五、六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单纯的友情关系、工作关系，要比现在好些。”张志全说，“那时社会上的商品关系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际关系中来。”
“这一点我爸也明白，他现在是用人情换人情，用过去的人情补回现在的人情，他也转变了观念，把人情变成了商品。”
张志全一边听严莉讲，一边注视眼前的广场。广场的地面上有一堆堆被人铲起来堆在一起的污雪，污雪的表面是融化后又冻成的黑冰碴，脏兮兮的很难看;旁边是由一棵棵低矮的柳树围成的光秃秃的树墙，越过树墙，便是一条宽阔的人行道。那里并排地停着十几辆货车，不时地有车从外面开进来，人行道已经成了停车场。汽车的两只前大灯在闪来闪去。
在木椅上坐久了屁股感到发凉。现在已经是三月份，春天正悄悄到来，只是天气冷一天热一天地没有规律，乍暖还寒，春风透骨凉。严莉说她身体感觉有些冷，于是俩人离开这里边走边谈。他俩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找到共鸣点，通过一次次这样的交谈，思想感情的交流越来越加深了，两颗爱恋的心彼此吸引着，显然越来越紧密了。
三十二
白成国今天早晨上班来得比往常早，皮三保随后也到了。俩人找了一个地方，喁喁私语一番。然后皮三保走过来对张志全说：“快办成了，今天我和白科长再去一趟市规划局，不，是去一趟区土地局找施光。现在施光已经调到区土地局，过几天就可以按咱们的原申请批准地号!”
张志全此时突然想起一件事，他问皮三保：“你知道施处长叫什么名字?我光知道市规划局有个施处长，不知道全名叫什么。”
“这个——，我得问问白科长，”皮三保转过身去，“哎，白科长，市规划局审批处的施处长，大名怎么叫?”
白成国笑吟吟地指着他们二位，说：“你们这两位糊涂虫，找人家办事连人家全名都不知道，你们记住——叫施德安，他儿子施光，现在老子已经将儿子调到区土地局，主管私人盖房用地，也是实权派。”说着他招呼皮三保，“别磨磨蹭蹭的，咱俩该走了。”
皮三保随着白成国办事去，张志全自己在办公室里陷入沉思之中。“施德安——史丹，是否是一个人?那天施处长到严大爷家附近的胡同口，是不是去找严大爷?”他现在发觉这里有一些解不开的谜团，他还没有发现自己哪些地方长得像施德安，但是他发现自己跟施光相貌上有些相似。他不敢确认这二者的联系，他从内心里不希望自己能跟这个人有什么血亲关系。但是他觉得自己必须弄明白，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关系。
中午过后，白成国和皮三保俩人酒气熏天地回到办公室。皮三保冲张志全一笑：“怎么样，我和白科长去了一趟就不白跑，地号是批定了，不过还得等几天。咱们现在已经跟施处长的儿子拉上关系，咱给他办事，他也给咱办事!”
白成国推了皮三保一把：“别瞎吹，事还没完就吹上了——你跟谁学的，没告诉你少说话多办事吗?”
“是，领导!”皮三保点头哈腰地表演给白成国看，弄得白成国洋洋自得地笑了。等白成国出去找值班室睡觉，皮三保凑过来鬼鬼祟祟地跟张志全说：“咱们白科长在外办事真厉害，公私兼顾，既能给单位办事又能给自己做买卖，社会关系真是当当硬，办事能力有一套!” 这些话皮三保不说，张志全也知道。但不知道这些天白成国带皮三保出去，给自己办了什么事。他问皮三保，皮三保笑而不答。张志全憎恨白成国这样的人，他更憎恨施光，他真怕自己跟他有什么联系。
晚上下班张志全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无轨电车站去堵严莉，但是他等了有半小时也没见到。他估计严莉今天晚上可能有夜大课程，下午就提前走了。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在几条街道上转来转去，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他想去严莉上课的夜大学，他急于找严莉问清楚施德安那天是否去过她家的事，但是他想了想又转了一圈拐向回家的路。他想还是明天晚上再问她，遇事不能这么急，让严莉感觉他遇事唐突，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打算明天晚上要像没事似的邀严莉出来散步，那时再突然间向她提出这个问题。他原来本想明天再到无轨电车站去截严莉，后来改变了主意。
但是第二天严莉还是没在家，她连续几天都有夜大学的课，可能要面临期中考试，这一阶段学习很紧张。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很焦急。
第三天上午他直接去严莉的幼儿园找她出来。严莉不知何事，不耐烦地跟他走出幼儿园，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我问你一件事，你必须回答我!”张志全下命令似的向严莉发问，俨然严莉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或者严莉跟他隐瞒了什么重大的秘密。
“这么风风火火地来找我，就为了问一个问题，何必呢?”严莉用诚实的目光盯着他，“你问吧!”
“那天我在你家胡同口遇到规划局的施德安处长，你记住他叫施德安，他那天是否到你家去过?”
“这……”严莉一时语塞，嗫嚅地不好回答。因为他爸已经嘱咐她和她哥嫂暂时不许把此事直接告诉张志全，但没想到张志全却直接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严莉吱吱唔唔说不出话来。
“怎么不回答，到底去过你家没有?”张志全咄咄逼人地再次向严莉发问。
严莉不是个会说谎的人，她不想跟张志全说谎。她点了点头小声说：“去过，他找我爸谈了些事情。”
“什么事情?跟我有关吗?”
“有关系，他是叫施德安，以前我爸总以为他叫史丹，他来我家要找他失散多年的儿子。” “好，谢谢你，严莉!谢谢你对我说了实话。”张志全说得也很爽快。他骑上自行车独自走了。
严莉在后面喊：“你不要去问我爸!我求你了。”
张志全心里犹豫不决，不知下一步如何办，他考虑着下一步要不要去找严大爷核实这件事，他为什么不跟他说明实情。但又考虑严莉为着什么不让他去找她爸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有什么说不清的问题和秘密，一向助人为乐的严大爷为什么在这么重大问题上要卡着他，严大爷到底有什么企图?
难道说严大爷现在也要拿他作价码，找施德安处长索取什么，或办什么事吗?张志全越想疑虑越多，“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老家伙安什么心?”他突然感到严大爷这个老头变得狡诈起来。
下午皮三保脸色红红地喷着酒气走进办公室，一屁股坐下趴在桌子上打起了呼噜。不久以后满脸怒气的梁岩从外面进来，用手揪住皮三保的耳朵往上提，硬是把他从睡梦中弄醒。皮三保揉了揉眼睛，看到梁岩不高兴的神态，以为是跟他开玩笑，骂了一句：“滚你妈蛋，你来干什么，少揪我!”说着用手拨拉梁岩。梁岩气冲冲地拽住皮三保的脖领子，回嘴骂道：“你他妈的!想当初你们白成国先求我，后来又去找施光，为什么?看不起我?抢我的饭碗子?”他说着上去就打了皮三保一拳，“你他妈的把白成国找来，咱们说说明白，别拿我当垫脚石，用完就算拉倒，施老爷子那儿我可是给你们挂上号了。”
皮三保平时是个地皮赖子，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怎肯白让人打一拳。他也想骂骂咧咧地跟梁岩厮厮巴巴动动手，但看到梁岩气得脸色发青，眼睛里冒火，知道梁岩是动了真气，也就不敢对骂，只能讨好地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气别跟我发，你去找白科长。白科长找施处长的儿子办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梁岩顿着脚骂：“我操他白成国八辈祖宗，你把白成国给我找来，他白让我给你们递报单，抱上施光的大腿就把我给甩了，分什么都没有我的份?白成国真够缺德的!”
张志全从来没发现一向好脾气，见人笑咪咪的梁岩会发这么大的脾气。细心听一听，张志全从梁岩所骂的话，联想到最近白成国和皮三保常去找施光谈什么交易，以批地号的名义办些事情，并且瞒着张志全悄悄地出去。这几天皮三保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偶尔也露出几句有关的话，使张志全知道白成国已经甩开梁岩，直接找施光办事。
“怪不得梁岩会发这么大的火，这是触动了他的切身利益。”张志全想，“人到关键的时候才能偶尔露峥嵘，平时的好脾气也会变坏，看来梁岩也不是一个好惹的。”
张志全走过去拼着劲把皮三保和梁岩准备厮打的架式拉开，然后就势踢了一脚皮三保。 “你赶紧去找白科长，让白科长跟梁工长解释解释，没有什么解不开的!”
皮三保领会了张志全的意思，乘机溜了出去。
梁岩还在骂，但是他已经怒气消了一些。他知道白成国的事情跟张志全没有什么关系，也就边骂边撤了出去。
晚上下班，张志全骑着自行车准备直接去严大爷家。他想不出应该怎样向严大爷再提起施德安的事。他踌躇着在街上转了几个圈子后返回自己的家。但是他打算过几天再去找严大爷。他不甘心就这么在严大爷面前装着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他更想弄明白严大爷向他隐瞒这事的原因，联想到今天梁岩骂皮三保那一段令人诧异的场面，他也弄不清一个人为什么平时一个样，到一定关键时候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那么，严大爷会不会有些反常的行为呢?张志全骑着自行车通过一个个已经撤离了交通岗的十字路口，心里一直琢磨着：严大爷为什么要跟他隐瞒一些关键的事情?严大爷为什么不让他们父子相认?
张志全想到养父张万金活着的时候，对严玉柱那么尊重，跟他关系处得那么好，这个老严头总不至于蒙骗自己的挚友张万金吧?再说现在他张志全跟严玉柱的女儿谈恋爱，这个老严头总不至于勒卡自己未来的女婿吧?
这个老严头——严大爷为什么要不让他跟自己的生父施德安相认呢?老严头到底为了什么呢?
张志全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