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恩 难 辞

赵剑斌 著

第三部 不寻常的父子之情

一

　　北方城市，漫长的冬季总是舍不得离去，明媚的春天往往拖到三、四月份才跚跚来迟。 1985年初春以后，这几天又下了一场大雪，漫天鹅毛般的雪片飞飞扬扬地落下来。视野里一片银白，道路被阻塞，一辆辆汽车如蜗牛般缓缓行驶着。冷清清的空气里有一股湿润的味道，毛茸茸的雪片自从降落下来就开始融化，一股股污水侵蚀了厚厚的白雪，银白的道路将变得脏兮兮的，泥泞而污浊。

　　张志全骑着车正路过厂前区的大道，看见大道上有一堆人三三两两地在用铁锹和扫帚清扫道路上的污雪。张志全知道这是厂部科室人员在义务劳动，他不愿在他们面前径直穿过去，他拐上人行道，贴着工厂的围墙边悄悄地骑着。

　　一阵阵喧闹的笑声传过来，张志全忍不住扭过头去。他看到厂办的齐燕正在用柳条扫帚往一个男同事的脚下狠狠地扫去，那个男同事调皮地嬉笑着敏捷地躲开了。齐燕也调笑地叫着：“你过来，你过来。”她准备再使劲扫他一身雪水。但是当她环顾四周的时候，她看到了正骑车的张志全。张志全也遇到了她的目光，他向她举手打了个招呼，想一下子骑过去，但她喊了一声：“张志全，我正要找你!”

　　张志全只得腼腆地从自行车上下来。

　　齐燕大大方方地将扫帚交给别人，自己朝张志全走来，她主动靠得张志全很近，声音低沉而神秘地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你听说了吗?白成国要调走啦。”

　　“调到哪儿去?”张志全骇怪地问，“在厂基建科当科长不是挺好吗?油水也不少。”

　　“大概是哪个新建的制粉厂，凭着人家老子的关系，以后有可能被提升当那个厂的副厂长兼粮油贸易公司的总经理。这一把他可有大捞头儿!厂基建科的科长人家嫌官小呢!”

　　“是嘛?”张志全故作惊诧，“野心不小呀!”

　　“当然啦，这一把他更有实权，你知道的，白成国一向嗜权如命，他小权小利都不当回事!”

　　“你现在跟他还有关系吗?”张志全听她欣羡的口气，故意逗她。

　　齐燕脸色并没发生什么变化，她坦率地对白成国表示鄙夷，她说：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就他那样的人，再有权有势，我也看不上。上次是我主动跟他吹的，以后再也没有联系。” “那你听谁说的?”张志全还在问，不过这次他友好地笑了笑。

　　齐燕爽快地说：“我听王厂长说的。王厂长给他批了不少豆粕、玉米脐子饼，可他至今没把地号的事办成。”

　　张志全说：“刚才王厂长来电话找白成国，白成国不在班上。王厂长找我去厂部，这不，我正要去。”

　　齐燕告诉他：“王厂长对你印象不错，白成国走了以后，给你提供一个空缺。你要把握住自己，好好表现表现，争取一下。”

　　“我嘛，能当科长?”张志全自嘲地笑着说，“我没那份人事关系，没有个好爹好妈当后台，凭我自己的努力，难啊!”

　　“事在人为嘛!你可以争取一下，不要灰心丧气。”齐燕说到这里又故意用力地推了他一把，“你知道吗?原来在基建科的冯科长，正托关系找门路要返回基建科呢!他回去对你大大不利，他也是胡乱猜疑，他说你打过他的小报告，他扬言要回去收拾你!”

　　张志全从内心里非常感谢齐燕给他提供的这些消息，但听说了以后他的心绪很不稳定。他开始庆幸白成国就要离开基建科，他希望难以与之相处的白成国调得越远越好，但是他对白成国凭着老子的势力一次次晋升，内心里很不服气，很不平衡。他不希冀自己能顶替白成国，他知道没有一个能扶持自己打开局面的后台，是很难有机会晋升的。他尤其对冯科长要回基建科感到担忧，他有些害怕报复。

　　“齐燕，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事。”他点点头，然后骑上车驶向厂部大楼。

　　刚从车间返回办公室，王厂长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笔记记几件事。电话铃响起来，他操起话筒，是白忠仁——白成国的父亲从局里来的电话。前几天，白成国到他家里，谈了准备调走，王厂长提出条件说：“你先把批地号的事给我办好，我不会拦你。你年前从我这平价批了三百吨豆粕、三百吨玉米脐子饼，你是自己用来做买卖，还是替厂里办事用，我没法查，不过这些东西要是议价卖出去，起码也能赚个七、八万。二厂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走之前必须先把批地号的事给我办完。”

　　白成国辩解说：“这事保证误不了，施处长已经答应啦，现在就差履行手续，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信不着我吗?王叔。”

　　王厂长说：“既然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你就办完事再走吧!”

　　白成国焦灼不安地说：“我等不了，公司那头等我去搭班子，提前进入工作，我不能不去，王叔，你就放了我吧!”

　　王厂长轻蔑地一笑，心里想：“你的作用还不小，非等你去搭班子开展工作不可?你没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你有多大能力，多大本事，你当着别人面前吹牛可能还可以唬一阵子，你当着我面前说这套话我可不信，我是已经领教过啦，你少给我弄这一套!”王厂长想说两句刺激刺激他，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嘴角含着讥笑却婉转地说：“不是王叔难为你，你到厂基建科到底给我办了些什么事，你比我清楚：钱没少花，事没多办，你说走就要走。你走前也得按正常手续，先审计一下，也得把前期工作划个句号，收收尾，不然别人怎么来接呀?”

　　白成国怏怏不乐地走了，现在白成国的父亲，已经升到市粮食局副局长的白忠仁打电话来，为儿子调走的事说情。

　　“最近厂里的生产形势怎么样呀?你的身体还可以吗?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本钱，一定要休息好，不要事无巨细都亲临第一线，现代管理的方法不需要厂长凡事都亲自动手。”白副局长一副满腔关怀的语调中，又夹带着居高临下的“指示”和“教诲”，然后拐弯抹角说到正题上，“我说老王啊，前几年提你当厂长的时候，粮食局有不少人是不同意的，咱俩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嘛。我家的成国最近准备调个地方，事情很急，恐怕去晚了就没位置啦，你就关照他一把，怎么样?”

　　“哎呀，白局长，你儿子我还准备在厂子里提拔他当副厂长呢，我有些舍不得放他走呀!”王厂长也学会了卖关子，违心地找借口敷衍上级。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被提升为厂长，不是白副局长说的情，而是早几年靠上的刘兴中副局长暗中使劲。而刘副局长与白副局长关系一直不好，刘副局长告诉过他，不必买白忠仁的账。但他在下面当厂长的，总是要搞搞表面平衡。

　　“是呀，我知道你一直对成国很关心，很支持，但是他这孩子对贸易很感兴趣，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别的方面你有事尽管说，只要我这儿能提供方便的……”

　　“你放心，白局长，我不是想拦他，我是想把他前一阶段的工作收收尾，否则别人没法接，据说有几笔账对不上，数额不小。”

　　“那就麻烦你帮他过了这一关，你当厂长的就灵活掌握嘛!”

　　话筒放下来，王厂长坐在办公桌前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沉吟着。白副局长的电话使他愤愤不平。他心里一万个不同意马上放白成国调走，但也无可奈何。本来他希望手下的纨绔子弟越少越好，现有的马上都调走才好，但是眼下白成国把该得的好处都得了，却办不成一件像样的事，这不是明摆着在耍戏他王厂长吗?白成国你小小年纪，不能依仗老子欺负人!你白副局长也这么没有原则，会前会后判若两人，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你怎么好意思为儿子的事张口说情，你不怕别人指你的脊梁骨骂你?

　　“算了算了。”王厂长自我安慰，此类让人生气的事太多了，不能因为这些事影响自己工作的情绪，他们这些败类愿意干什么就让他们干吧，反正自己跟他们不一样，自己把握自己就行了。王厂长过了一会儿，内心才平静下来，他打电话找基建科白成国，白成国不在，他找张志全，继续催办批地号的事。

　　张志全一口气上楼来到厂长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进去。冯科长正坐在王厂长对面的沙发上跟王厂长谈些什么。看见张志全进来，冯科长停止了他的谈话。王厂长笑着对冯科长说：“你先回去，你说的情况和要求我可以考虑，现在我找小张谈点事。”

　　冯科长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明白王厂长已下逐客令，就不好再纠缠，只得向王厂长，也向张志全似笑非笑地点点头退出门外。

　　王厂长向张志全扬了扬手，示意请他坐在刚才冯科长落座的沙发上。然后严肃地问：“你最近没在基建科听到什么消息吗?”

　　张志全摇了摇头，说：“不知王厂长问的是哪方面的消息，我一般情况下很少向人家打听什么。”

　　“我告诉你，”王厂长直截了当地说，“白成国最近想要调走，调出工厂，不过他临走并没把规划局那点事办完，你知道这件事现在办得如何，有什么具体进展?”

　　张志全以实相报：“最近都是白科长和皮三保一起去办，他们没让我参与，我知道这件事没有办完，但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清。”

　　“你知道他把我批的平价豆粕、玉米脐子饼各三百吨给了谁做交易?是不是用到批地号这个事情上面?”

　　“王厂长，这件事我一点都不清楚，白科长从没说过。”

　　“那好，我现在也不再指望他们，白成国要调走，皮三保赌博让公安部门抓了去，放出来基建科也不能要他这号人;这件事我委托给你。需要什么你尽管向我要，跟我说，在基建科新的科长没上任之前，你直接向我汇报工作，你看这件事这么办行吗?”

　　“行吧，王厂长，我尽量去办!”

二

　　张志强开着一辆红色拉达的士在全城的大街小巷里驶入驶出。倘若车里有乘客，他则开得快些，注意力集中在来往的车辆上，倘若车里没有乘客，他则边开边注意马路两边有无招手的行人，这一天下来，除了租赁汽车上交的费用，至少也挣个四、五十元。去年秋天，考了个汽车驾驶证，现在承租一个汽车公司的的士。虽然早出晚归辛苦些，但收入可观，比在国营企业上班要好得多，所以他干脆在单位办了个停薪留职。

　　这一天，张志强开车行驶在繁华的商业街上，恰巧碰到梁岩和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招手搭车。他停下来，打开车门。

　　“哎呀，是你的车呀，张志强。”梁岩冲他笑笑，坐在他身旁。

　　张志强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别忘了告诉我去喝喜酒。”

　　“放心吧，结婚喝喜酒落不下你!”

　　车开了一会儿，梁岩突然碰了张志强一下，说：“我想起个事儿，我听说你哥他们厂基建科的白科长要调走，科长位置空着，你应该让你哥在厂里活动活动，把位置揽下来，有了权就不愁有钱!”

　　张志强点点头随口问：“活动活动得多少钱?”

　　“怎么还不得一两千块，不过办成事这钱不白花，以后返回来的比这多!现在看来，他得拿两千，你家上边没有人接应，如果家里有当官的接应，钱可以少花点，现在全靠拿钱兑，钱不能太少。”

　　下车的时候，梁岩给张志强车费，张志强执意不要，于是梁岩和那个妖艳的女人乐呵呵地走了。张志强看了看手表，正是他哥刚下班的时候，于是他不顾乘车高峰径直将车开回家。 一进屋他看见张志全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愣，对他进来没有反映，他突然发现哥哥这些天俨然有什么心事，总是高兴不起来，甚至说话的时候都少。如果不是梁岩刚才跟他说了他哥单位的事，他真没想到要关心一下他哥哥，他有些怨自己粗心。

　　“哥，你怎么啦?”张志强突然关切地问。

　　“什么怎么啦，我没怎么。”张志全欠起身体，坐起来反问道，“你今天怎么啦，回来这么早，现在不正是拉客的时间吗?”

　　张志强过来拉着他哥的手说：“我刚才碰到梁岩，他说你们科的白科长要调走，我想你该到厂里找人活动活动，也弄个科长当当。我可以支援你两千元，现在想当官不送礼金不行!” 张志全把自己的手抽出来。他没想到一向鲁莽的弟弟却这么“明白”社会上的“办事规则”，而且把这“规则”看得这么“郑重”。在这方面，他得注意一下自己将来操守的“原则”和发展的“动态”。

　　张志强很急切地要求他哥表态，他哥却仍然踌躇着不说什么。

　　“你想怎么办?自己的事你应该有个主意!钱的事你不用管，我保证明天给你取出来。” “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钱?”

　　“挣的，现在我这儿有八百块，其它的我再向别人借点，我用不上几个月就能还上。” “你的钱我不能要，再说，你让我活动，我找谁活动呀!我凭本事干活吃饭，没必要非得靠这个方式来过那个官瘾。”

　　张志强听这话气愤地说：“哥，我看你也有点太愚啦，你怎么到现在还弄不明白社会，现在社会你不用钱办事能行吗?”

　　张志全摆了摆手说：“你不知道，我们王厂长不黑，不一定能收，而且跟他办事不一定要靠这个!”

　　张志强拍着他哥的大腿说：“黑不黑也得送，黑咱多送，他不黑咱少送，不送是不行的，不送谁给你办事?你将来当官，也有人给你送，这就叫钱权交易。不然当官干什么?!”

　　张志全不想再反驳，他只是冷冷地笑笑，张志强没理会他哥笑的意思，他提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凉开水，一口气喝下去，摸出口袋里的汽车钥匙，要出门。临走对他哥说：“你等着，我明天保证把两千元给你送来。你可得抓住这个机会，基建科科长将来会有油水可捞的!”

　　外面的汽车引擎响起来，的士开动后驶向附近的大马路。

　　第二天张志全下班回来。他妈正在厨房做饭，看见他回来放下手中的炊具，返到屋里从抽屉取出一沓钱。

　　“志全，这是二强子让我交给你的，说你有重要事要办!”他妈一边将钱放在他身边，一边向他交待。但是他妈对张志强给他这么多钱，到底干什么用也仍然不知道，于是问他：“到底什么重要事呀?二强子今天中午匆匆忙忙把钱交给我就走啦，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只是说：‘把这两千块钱交给我哥有重要事要办!’什么重要事呀?这么神秘，我不知道你们搞的什么名堂?!”

　　张志全嘿嘿地笑着，对他妈说：“没什么重要事，志强让我用这钱送礼，给我们厂长。但是我想我们王厂长不能要，我也认为没这个必要。妈，你把钱再收起来，晚上志强回来再还给他。”

　　他妈问：“给你们厂长送礼图的什么事呀?不能平白无故地给人家送礼吧!”

　　张志全有点自嘲地说：“图个官迷，我们基建科白科长要调走，他让我送礼补这个缺!” 他妈听后呆愣了一会儿，然后不解地说：“就为了这个科长，就送这么多钱?两千块，够你挣两三年的。”他妈后来把钱收了起来，“不送就不送，咱家人都凭本事吃饭，不搞这个歪门邪道!”

　　吃晚饭时，张志强又早早地把车开回来，停在家门外。

　　“哥，你还没去吧，你知道你们厂长家吗?”张志强风风火火地迈进门，头一句话就问张志全送礼的事，“我已经替你找梁岩打听好了，梁岩以前帮你们厂盖过楼，他已经把王厂长家住的地址告诉我啦，我吃过饭就开车拉你去他家!”

　　张志全瞄了一眼走进来的张志强，不慌不忙地吃着饭。

　　妈妈在一旁忙着给张志强盛饭，解释说：“你哥他不愿送就别送，咱家人几辈子都是凭干活吃饭，不整那些歪门邪道。”

　　张志强执拗地反驳说：“你老人家懂什么，整天在家锅台转，外面的社会都变成什么样啦，你还是那么老一套，不行了!你老开化点吧。”转过身他对张志全说：“我说我的亲哥哥，你就不能把眼光看远点，人生在世谁不希望掌点权呀，要想掌权不舍得出点血汗能行吗?人家厂长凭什么提拔你，现在没有不图个人好处的官。你今天把钱送过去，我保证这科长位置到不了别人头上，再说这几千块钱算什么?钱是人挣的，掌了权不愁没钱花!以后得捞就捞!” 张志强絮絮叨叨地说着，大嗓门里带着理所当然虔诚的信念。

　　他妈被二儿子反驳了以后，不再吭声。她眼睛瞅着饭桌旁的几个孩子，准备听听他们的意见。然而张志刚和张志红谁都不站在她老婆子一边，他们随和张志强，认为二哥说得有道理。

　　“我二哥说得对。大哥你可千万别死心眼，还是开点事好!”张志红说。

　　“在学校还得给老师打溜须呢，不然你甭评三好学生!”张志刚也附和。

　　张志全为自己的兄弟们替自己操心而感动，面对这种场合，这种带倾向性的舆论，他不便说什么，只是嘴角上流露着不易觉察的矜持和执着，不紧不慢地吃着。

　　“你把王厂长地址告诉我，我明天去送。今晚厂领导开班子会，恐怕去早不在家，去晚不方便!”张志全找个借口搪塞大弟弟。

　　这时他妈从抽屉里重新把一沓钱取出来，她现在“理屈辞穷”，对儿女们的意见已经默许了。为了张志全，她当妈妈的不是舍不得，只是内心里一时扭不过这个劲;既然大家都说她不懂得社会上的事，她也不能固执坚持自己的“一孔”之见。

　　张志全不得不违心地将这一沓钱收存起来。

三

　　夜晚的窗外，满天星斗在闪烁，张志全躺在床上思绪活跃在感情和理性交织的世界里。 王厂长前几天重新交给他的任务，他一直记在心上，琢磨着怎么把事办好。

　　这几天他连着去了几次市土地规划局，他有意识地走到三楼施处长办公室门外，他先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反映，他只得到别的办公室去例行公事。

　　他想找施德安谈一谈，怎么谈呢?他没有想好，直接问他是否有个失散的儿子吗?这样问难免太唐突，他觉得不谈他和他的私事为好。他可以再试探一下他对公事公办的态度，把他们厂的情况直接反映给他。因为他毕竟跟白成国去他家送过礼，白成国又跟他儿子施光有过粮油交易，对于这些他能不知道?跟他提起这些事他能无动于衷?如果他还有点良知，如果他还有些秉公办事的原则，如果他能平易近人地对待他这个上访办事的小人物，那么他跟他进一步谈谈个人的私事，那么也许他能跟他接上相认的关系而不用任何人牵头，但是这有可能吗?事态发展会象他想像的那么简单吗?

　　他应不应去找严大爷谈一谈，这老头子究竟有什么原因而不让他们父子相认呢?他自己去找施德安谈是否合适，这方面还有什么不便言明的故障呢?

　　他躺在床上听着弟弟熟睡的鼾声，他的思绪平静下来，思维的兴奋点逐渐减弱，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这一天，天气十分晴朗。他抬眼望望万里无云的天空，觉得天空从来没有过这么蔚蓝，大地上一片葱绿，不远处有一条汩汩流淌着的小河。小河边有几个垂钓的老人，其中一位十分像施处长，他眉开眼笑，十分平易地和他张志全在交谈着什么。

　　“你知道吗?我是你的生父。”施处长说着，并吩咐他，“请把旁边的那根鱼杆拿过来，今天的鱼愿咬钩，鱼杆有些不够用，我们今天把钓到的鱼都拿到你严大爷家去聚餐，好吗?” 张志全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地在草地上又跳又唱，不知从哪儿响起来的一支欢快乐曲在伴奏。空气是这么清新，心情是这么舒畅。

　　施处长把钓到的活蹦乱跳的几条大鱼装入他随身带的网兜里，对他说：“咱们走吧，咱们直接去你严大爷家，咱们跟你严大爷是一家人。我也是个普通人，也需要天伦之乐，儿女情长。”

　　然而不知谁向施处长甩过来一支长长的马鞭，长长的马鞭鞘一下子抽到施处长的脸上。“你不配有这么个儿子，你能给你儿子带来什么!”一个声音朝着他们而来，严大爷威严地站在他们面前。

　　“你们之间不是父子关系，你们是两股道上走来的人!”

　　然后严大爷不见了，施处长也不见了，天空出现了一大片滚滚翻动的阴云，一条弯弯曲曲蜿蜒的小路横在张志全面前。张志全循着这条坎坷不平的小路蹒跚地向前走去。

　　于是天空上的阴云越滚越浓，大地上的小路越走越长，他走呀走，小路没有尽头，心情忽然忧郁起来，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才能找到施处长和严大爷，并看到他们的笑脸。

　　张志全多么希望能看到他们一个个笑哈哈的面容啊!可是现在他什么也看不到，天是这么黑，路是这么远，他不知要走到何时，奔向何地，他只是走啊走，一直往前走……

　　早晨天大亮。张志全突然醒来，他隐隐约约地想起梦里的一些影像，心情依然是沉郁的。

　　吃过早饭，他直接去市土地规划局。他穿过一条条喧闹的马路，躲过一辆辆疾驶着的汽车，直奔他要去的地方。

　　进入那幢已不再陌生的大楼，他在施处长的隔壁与接待来访的工作人员作进一步的交涉，眼睛和耳朵留神办公室那边的动静。

　　大约十点钟左右，走廊里有人走动，隔壁办公室的门似乎开关了一次。张志全紧接着走出去，注意到旁边的门没有关严，他极想径直进去却不能不履行礼节性的程序，他先敲了几下。他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着，他自己清晰地感觉到这种令人窒息的心跳。

　　“请进!”里面的人发出了指令。

　　他于是开门走进去。

　　“你找谁?”

　　“我找您，施处长。”

　　“有什么事?”

　　“我找您有事，公事和私事都有。”

　　“嗬!还有私事?你是哪个单位的，谁介绍你来找我?”

　　张志全开始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眼睛呆望着眼前这个向他提出质问的人，一时不知说什么。

　　“请坐下说吧!”施处长对他很客气，同时很威严，不苟言笑却不失平易。

　　张志全走过去坐在沙发上，还是半天不知从何说起。此时他百感交集，但他不能在这里莽撞地同这个人相认什么血亲关系。他没有这个勇气，也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想到自己还是应该从批地号和白成国找他儿子办事谈起，于是他便嗫嚅地说起来：

　　“我是市粮油加工二厂的，我曾于今年春节前到您家里去过。您儿子施光接待过我和我们 厂基建科的白科长，后来施光要我们给他搞过三百吨平价豆粕、三百吨平价玉米脐子饼，我们白科长已经给他办了，但施光至今没有给我们办好厂里拜托的事。”

　　这时施处长笑着对张志全说：

　　“我请你——小同志，听我说两句，我儿子是我儿子，我是我;我儿子的事一般不归我管，我儿子从没跟我说过他给一个粮油加工厂办什么事，我看你们有什么意见还是找施光算账去吧!”

　　“施光是答应过我们的，他说一定会找您办地号的事!”张志全急于表白他的要求，不得不加重了谈话的语气。

　　“我说小同志，批地号完全可以按正规程序办理，你们也不必去我家，也不必找我儿子代理，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复杂啦!”

　　“但是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已等一年多了，我们厂从领导到职工都很着急，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施处长您有时间能不能过问一下，催办一下?”

　　“好吧，就这样吧，我有时间会了解一下情况，我记得好像你们厂有个增加旧楼动迁的问题没落实，没落实就没法批呀。”于是施处长开始跟张志全打起了官腔。

　　张志全不得不再次向施处长申诉他们厂的客观情况。

　　施处长听得有些不耐烦：“好啦好啦，你说了这么多我也记不住，等我有时间提卷看看材料吧。我现在还有个会要去参加。”

　　这样，张志全不得不退出这间办公室，他打算再去找施光了解一下手续办理的具体情况。

四

　　当张志全从市土地规划局大楼走出来时，他看到一辆灰色轿车停在楼门口的台阶下，施光正从轿车里出来，急匆匆地拾阶而上。张志全迎面喊了一声“施科长”，施光发怔地四周张望，没认出张志全是谁，张志全只得走近他再一次自我介绍一番。

　　“啊——，咱们见过面，不过你有事下午到我单位找我，现在我有点急事要办，一会儿还要乘车走。你下午三点以后去吧!”施光急匆匆地进了楼，他根本没时间听张志全要跟他说什么。

　　下午三点，张志全来到区土地局打听到施光所在办公室，他敲了好一会儿门。他听到里面的鼾声，确信施光在里面。他把敲门的手劲用重点，鼾声停止了，有人来开门。睡眼惺忪的施光出现在门口。他不耐烦地撇了撇嘴角，伸了个懒腰，张志全闻到他满嘴的酒气。“你说来就来啦，挺守信用!”施光说着拍了拍张志全的肩膀，“请进吧，有话进来说。”施光将门重新关上，不等对方说话就自己先发起了牢骚：“你是市粮油加工二厂的，你们厂的白成国真他妈的不够意思，我给他批了一块能盖一百平米的私人住房用地，还给他弄了一套一室半的单元式住房，将近三十平米，他也不是自己住，一转手就能兑出三、四万块，可是他才给我批了一百吨豆粕，一百吨玉米脐子饼，还有一多半没到位，这小子说话不算话，不是个东西。喂，你怎么样?你帮我批点，我给你弄一套房子!”施光说完点上一支烟紧吸两口。张志全这才有机会表明自己这次来找他的目的，他说：“白成国给你的豆粕、脐子饼是我们厂长批的，是专门为我们厂盖宿舍楼批地号用的;我们年前去你父亲家也是为了批地号，你不应该给他房票，批私人用地;你看我们厂的宿舍楼用地怎么办?你得帮忙!”

　　施光听着蹙紧眉头，讥讽地说：“哟嗬，你小子行啊，一心为公。”然后他瞪圆了眼睛上下打量着对方，说：“白科长开始就跟我说得明白，他要的是房票，批一块私人用地皮，至于单位批地号的事，他说能批就批不能批以后再说。他还差二百吨豆粕，二百吨脐子饼的批条没给我，我给他办什么地号?!他就是全部都到位，我也不给你们批地号，我给他那块私人用地，那一套一室半的房子就值这个价，早跟他扯平了。你告诉他，他的全部批条不到位，他就甭想用那房票进户——交易没办完，我给他的手续也没完。”

　　他说着把桌子上的一本杂志扬起来“啪”地一声狠狠地摔下去。

　　面对这种气急败坏的发泄，张志全鄙夷地微微一笑，他很无奈，但又不能就此走开。他向施光再次声明说：“我这次来就是与你探讨批地号一事的，至于我个人要房票，我不敢有这个奢望，你开个价，批地号你还要什么条件?”

　　施光因为酒后微醉，说话总是垂着眼皮，这时他直愣愣地瞅着对方，说：“条件嘛——我实话告诉你，批地号这事最难办。我老爸不愿意办，但我可以双管齐下，既找老爸又找他的属下王叔、刘姨这些同事一齐办。我不好意思向你们狮子大开口，保守一点讲，你们给批一千吨豆粕吧!我倒卖豆粕有销路，白成国这小子呼悠我，没信用，这个王八蛋，我有办法对付他!”

　　走出门，张志全反复琢磨着施光提出的一千吨平价豆粕的条件以及“老爸不愿意给办，但我可以双管齐下……”这几句话，不知这是施光勒卡的条件，还是他推脱的借口。但不管怎么说，他看得出，反正施光和白成国这一类人都又贪又黑。

　　临下班，张志全回厂里找到王厂长，如实向他汇报了跟施光的谈话。王厂长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翻阅文件，一边听张志全汇报，文件纸被翻得哗啦啦响。突然他站起来气愤地说：“白成国的事我找他算账，他是一点实事不办!施光开出的条件你先答应他，后给他批件，看看他是不是真有那个实力。如果没那个意思，咱们也别再让人家呼悠，想想别的办法。”

五

　　中午，施德安谢绝了几个主动来邀请的饭局，到食堂简单吃了一顿，然后返回办公室躺在里间床上小憩。如果能躲开不必要的宴请，他希望每天中午都在办公室里睡上半小时左右，他觉得近几年身体极易疲劳，只有中午睡一会儿下午工作才更有精力。

　　将近下午一时，他醒来，想起上午接待一位市粮油加工厂的年轻人。他起身到隔壁办事员那里把有关卷宗找出来，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大略地浏览一遍，然后取出笔筒里的红蓝铅，拟在申请报批的材料上批几个字，但是转念一想又收起来，将阅过的材料重新装进档案袋里。 晚上乘车回到家，没见施光回来。他需要找施光核实一下粮油加工厂的情况，他实在不放心自己的儿子，动辄打着他的旗号到处招摇，给他惹来不少的麻烦。以前施光时常找他：

　　“爸，我有个朋友求我好几次，他们单位扩建想批地号，你看能不能帮帮忙?”

　　“按正常程序申报，用得着找你求我吗?”

　　“按正常程序申报有困难，没困难能求你吗?你就帮点忙，算我求你啦!”

　　“你这把又得什么好处?你可不能太黑着心勒索人家呀!”

　　“哪儿的话，我这个朋友跟我处事十多年，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面子，人家张一回嘴不容易。”

　　于是施德安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行了一下方便。

　　过了几天，施光又笑嘻嘻地凑上来，给他拿来一瓶“五梁液”或“茅台”酒，放在一旁说：

　　“爸，麻烦你再办一回，这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求我的……”

　　“你到底有几个最要好的?我从你那儿听到不少最要好的同学，最要好的朋友，你不要唬弄我。”施德安这一次拒绝了。

　　可是没过几天，他属下的办事员告诉他，施光来找过他们求援。施德安气得几次告诉属下：再遇到这类事情，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或者干脆回绝这个不知好歹没脸没皮的儿子。 施德安其实心里明白：儿子三番五次地找他办事，都是以此为条件来跟人家做交易的。他担心儿子长期这么干下去会让他犯错误，捅出娄子来不好收拾。

　　第二天晚上，施德安才碰到儿子。因为儿子在他家里打游击，时而来时而不来，来或不来也不打招呼。他老伴刘梅枝对施光是敬而远之，除了在生活上给他些殷勤照顾外，对他在外面的事从不多问，也从不介入;平时她给施光买点穿的、用的东西，什么鞋啦、裤料啦、烟啦;每当家里改善生活，买了鱼肉海鲜一类，也总是事先通知施光一声：“明天星期天，家里包三鲜馅饺子，回来吃吧。”

　　施光对他老伴也学得很乖，一口一个“妈”地叫着，虽然家务活从来不干，刘梅枝也从来不支使他。但他过年过节也能象征性地给他继母买点花销不大的纪念品，以示亲近和孝心。

　　生活在这个温馨、平和的家庭，施德安仍然时常感到忧心忡忡，他总是担心施光会有什么不轨的事情。

　　“施光，你到我房间来一下。”他招呼他。

　　“什么好事呀，爸?我最近可是没钱花了，这个月随礼份数太多，尽是朋友同事结婚的。” 施德安面有愠色地瞪了儿子一眼，等待儿子慢腾腾地从客厅来到他的卧室，然后用揶揄的语气问：“你真的是没钱花吗?粮油加工厂给你批了多少吨豆粕?你拼了多少钱的缝?”

　　施光纳罕地抬头看着他父亲，辩解说：“我一个朋友求我买点豆粕，我能拼多大的缝?挣点钱不够我和同事们喝酒的。”

　　施德安继续诘问：“你要人家的豆粕，你给人家办没办事?你不能总是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你动不动就勒索人家，不给人家办事，将来捅出娄子来你吃不了兜着!”

　　施光反驳说：“我怎么能那么不懂情理，我是要了人家的豆粕，我可是给他们办了一块私人建房用地。”

　　“你怎么能给人家批私人用地?人家是以单位名义给你批的豆粕，要的是单位盖楼的地号!你别整出差头来!”

　　施光不服气地说：“我给他搞平衡就行了，我还管他那么多!”

　　施德安教训他说：“这叫什么平衡?人家单位让你给批地号，你给人家个人批地号，那个办事的要是回单位对不上账，不还得找你吗?你是自我感觉不错，其实后患无穷!”

　　施光这才脑袋耷拉下来，无言以对。

　　施德安上班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已初步审阅的那份粮油加工厂的卷宗材料上，加了一个铅笔批的条：“该单位情况特殊，拟向市建委建议减免三十万元市政配套等费用，请审批办公会议安排近期讨论。”然后签上名字送交王工程师。

　　办完这件事，他在办公室里看其它的文件材料，心有余悸地在想：“对待施光这小子，以后不能再迁就，不能再让他恣意妄为!”

　　过了几天，他在审批处别的办公室碰到张志全，他已经认识了这个粮油加工厂的年轻人，他悄悄地把他拉到一旁告诉他：“你们单位呈报的材料我已经批过了，待我们开会时上会讨论后决定。”

　　“我们旁边的那个旧楼怎么办呢?”张志全问。

　　“一起解决，减免费用。你不要性急嘛，会讨论通过的。”

　　“减免多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会亏了你们。”

　　“那好，谢谢施处长!”张志全喜形于色，他激动得想再说些什么，想跟他谈谈他真正一直想谈的事情，但不知从何谈起。而且没有经过严大爷默许，他不好直接跟他谈，他把话又咽了回去。

六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去严家。张志全上次见到那个居心叵测的老头，本来想直来直去地问他那件事，问清楚好解开这个疙瘩，使自己悬着的心放下来。

　　张志全进门以后，严玉柱给他沏了一壶茶，等了一会儿又亲自端起茶壶给他的杯子斟满，并且亲热而关切地问他：“批地号的事怎么样?你母亲身体近来怎么样?”张志全不怎么高兴回答，只是简单地应付着，他觉得嗓子眼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他壮不起胆子提那个问题，只是临走时才怯生生地低着头向严玉柱请求说：“严大爷，帮我寻找生父的事，您还得上点心，费点劲，有了消息您可要告诉我。”

　　“哎呀志全，你放心吧，这还用说吗?只要你亲爸还活着，这件大事我一定给你办成!”

　　张志全推门走了，有一个多月时间再没去严家，严莉对这件棘手的事也为难地不知再跟他说什么好。

　　昨天严莉打电话找他，让他星期天去她家，并且特意告诉他，这是她爸捎话让他去吃晚饭。

　　星期天下午，张志全骑车来到严家附近的集贸市场准备买点什么。到人家去吃饭，空着手去有失礼节。

　　集贸市场上人声鼎沸，喧哗热闹，小商小贩们在摊床上、地角上吆喝着叫卖，各种副食蔬菜、水果，一应俱全，品类繁多。张志全在熟食摊买了一个酱好的猪肘子、两个猪舌头，骑着车子路过活鱼摊。有几个人在摊位上争吵，一群人围住了这个卖鱼的。

　　“一条鱼短二两，两条短四两，你们就凭短斤少两挣钱，这叫什么童叟无欺，公平交易?” 听声音这么熟悉，张志全从后面认出严大爷，于是下车。

　　一个卖鱼的小伙从缠在腰上的钱袋里掏出两块钱，隔着鱼池递给絮絮叨叨的严玉柱：“够不够，快走，快走，别影响我的买卖!”

　　严大爷没有接过这两块钱，嘴里仍然在絮聒：“谁影响你的买卖，你为什么克扣顾客，二斤半鱼非要说成二斤九两，你的秤准不准，还想克扣别人?你挣黑心钱心里舒服?”

　　那个卖鱼的小伙听得烦透了，他从鱼池对面走过来，用力抓住严大爷的上衣：“你他妈的有完没完，这不找你钱了吗?快滚!”

　　严大爷仍然不服，向四周围观的人们解释着：“我刚才来他这买鱼，他给我称了两条，说是二斤九两，我说：‘够吗?我回家称出差错来我可再来找你。’他说：‘你放心吧，老爷子，我决不干那缺德事。’可是我回家一称，确确实实少了四两，让大家说说，他睁眼说瞎话，

　　为挣这块八角的，犯得上吗?他现在嫌我影响他生意啦，不让我吵吵，不让我找称，还想威胁我?”说着严大爷转过身对卖鱼的小伙喊了起来，“你动手试试，你还想打人?我就不信没有管你的地方!”

　　严大爷这么不甘示弱地一喊，卖鱼的小伙反而松开了手，两手抱拳向严大爷作起揖来：“哎呀，大爷，我哪敢呀?你饶了我吧，你下次再来不会再少称，我这一会儿少卖不少鱼呢!” 严大爷笑了：“你懂得这个理就好，你这叫自作自受，不是我无理取闹，这是你缺德造成的，以后注意改着点吧。”

　　卖鱼的要把两块钱装进他的上衣口袋，他拒绝了。“四两鱼用不了两块钱，你该退多少退多少，我也不会因为少称多讹你几毛钱。”说着他从口袋找出八毛钱给卖鱼的，“咱们该多少是多少，小伙子，你以后可得注意啦!”

　　卖鱼的小伙无奈地作着揖，咧开嘴尴尬地笑着。严大爷转身离开卖鱼摊，才发现站在身后的张志全。他把装鱼的塑料袋交给张志全挂在车把上，脸上洋溢着争强好胜者的喜悦。他对张志全小声地说：“对这种人就得这么对待，看他以后还改不改。”

　　张志全说：“这是遇到您了，这么较真，遇到别人不一定能找回来，或者干脆不来找咽了这口气，您看卖鱼的小伙那个凶样，缺斤少两还有理，谁愿意惹这个麻烦!”

　　严大爷拍着张志全的肩膀说：“孩子你才知道，你严大爷一辈子就是这么较真，人家都叫我倔老头。这事放在别人身上，少四两鱼多找给将近一块钱，他就乐得屁颠屁颠地走啦。可是我偏不，我要站在他鱼摊前埋汰他一番，让大家都不买他的鱼，让他想想缺斤少两合适不合适。”

　　张志全说：“您确实是个倔老头，可是您没碰到厉害的，您要是碰到愣小子非揍您一顿不可!”

　　“他敢?他真要动手我非跟他没完，找个地方告他去!我这也叫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他凭什么卖东西缺斤少两?他瞎了眼，熊到我这儿来啦，我这个倔老头可不是好熊的!”

　　过了好一会儿，张志全什么也没说，严大爷感到自己说得太过分，才用一种冷静的低调嗓音说：“近来也不知为什么心里老有一股火，老觉得心里不平衡，想发泄发泄，其实我以前也不这样，为买鱼这点事动不动就跟人家吵一通，发脾气，也不值得!”

　　爷俩边走边谈。没拐进严家住的胡同之前，远远瞧见有一个挂着红幌的饭店，门口贴着“开业大吉”的红色剪纸。临走到时，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笑吟吟地从门里出来招呼：“严主任，家里来客啦，你们来我这儿捧捧场吧，我上个月刚开张，我这儿有几个拿手好菜，效益相当不错!”

　　严大爷也笑着答应：“好，好，王主任——啊，王老板，有时间我一定来做客。”

　　王老板热情地说：“什么做客，你太客气，你到我这儿吃饭，我还能收你钱?我得请你，你对我有恩，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

　　严大爷说：“我得谢谢你这句话，其实我对你没什么恩可讲!”

　　“那可不能这么说，严主任，你对我怎么样我是清清楚楚的，有些事我得感谢你一辈子。” 张志全从话音听出这是过去在同一工厂里的两个同事，严大爷说他过去当过车间里的工代会主任，这位王老板当过车间主任，两个老头子在暗指过去的恩恩怨怨。

　　“有时间你可得来呀，咱哥俩好好喝几杯!”

　　“好，我一定来，一定来。”

　　回到家，严大爷亲自扎上围裙开始收拾那两条张嘴喘气的鲤鱼。他不让张志全动手，一个人刮鱼鳞、破鱼膛、掏下水、鱼鳃，动作娴熟麻利，两条鱼收拾得很干净。严大爷干活的时候，张志全在旁观看，他觉得这个性格倔强、古怪的老头，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他在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的观念生活着，别人很难介入进去。

　　严大爷的儿媳将炒好的几个菜摆上桌。严东刚从外面回来，他洗过手，拉着张志全坐在桌前。严大爷取出一瓶“北龙春”老窖酒，打开后，酒香四溢扑鼻。严东将酒分别给他父亲、张志全及他自己的酒盅斟满。严大爷说：“今天不是什么节日，又没有什么大事，咱们不用什么祝酒辞，大家随意喝，多吃菜。”张志全连饮几口白酒心情兴奋。他想起春节以后严大爷答应他过几个月去一趟伊春林区。他当时相信他生父可能在伊春，可是现在要再问起这件事，就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张志全看看严大爷，又看看严莉，壮起胆子问：“严大爷，您什么时候去伊春?”

　　话一说出口，严大爷立刻沉下脸来，似乎没听到张志全说什么，没有马上回答，他脑子在想事。

　　“严大爷，您不是答应过些时候去伊春找我生父吗?”张志全又一次特意提醒他。

　　严大爷啜了一口酒，咳嗽起来，吃了一口菜压压被酒刺激的喉咙，才说：“志全，你放心，严大爷劝你别着急，我现在也正在替你寻找。”他显然没再提他生父在伊春的事。

　　严东在一旁听着，为了避免再谈这件事，他转移了话题。

　　“听说你们厂王厂长经营上很有一套，而且职工福利搞得不错，每年都给职工盖新房分新房。我去年采访过他，本来想替他吹吹，写一个长篇报导，可是他有点木头疙瘩脑袋，不太买我们记者的账，采访时连顿招待酒饭都没安排，别说纪念品，太不开事。”

　　提起他们粮油厂的王厂长，张志全也想说几句：

　　“我们王厂长是个实在人，是个真正为职工着想的企业家。他的最大特点是抗上没有野心，不拿职工利益做交易，这样的厂长很难得，今年我们厂又要盖新房，批地号。批地号可是个难事……”

　　于是张志全介绍了王厂长给白科长批豆粕和玉米脐子饼，却被白科长和市土地规划局施处长的儿子做了个人交易。王厂长要整白科长，白科长却倚仗在市粮食局当副局长的父亲要调离工厂，逃避责任。“没办法，王厂长惹不起他，只得将这件难办的事交给了我……”

　　张志全一口气说了这些，谁也没接他的话，都在默默地听着。

　　“我是一点门路没有，说实在的，我这次如果能把批地号的事办下来，白科长走后空出来的位置，可能轮到我，可是实在没有人帮我一把呀!你们看这个白科长，有个好爹，这几年连着晋升，其实他有什么政绩?狗屁!既不懂基建业务又没有领导能力，在单位什么也干不来，整天搞歪门邪道，投机倒把，再说那个施处长的儿子，我接触过几次，整天吊儿郎当，靠着老子不是搞钢材就是倒弄粮食，已经发了大财，这些人都凭什么，不都是凭老子?……” 严东这时往上推推他的眼镜说：“这种情况不奇怪，你如果有个爹当市长，你几年以后一定能当个厅局长;你有爹当局长，你几年以后一定能当个处长;你如果有个爹当个处长，几年以后你必定是科长。这叫什么，这叫权力世袭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国的封建残余根深蒂固，存在几千年难以根除，尤其是这十几年，更为严重。老百姓有意见也白扯，作为我们个人就要认清形势，顺应潮流，过去不是有句话叫作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志全，你可要把握住自己，不能硬顶，人要学乖点，抗上没有好处……”

　　因为喝了几盅酒，平时言语不多的严东侃侃而谈，严大爷几次用眼瞪他，他都没收敛，使得严大爷的倔性子发作起来，他不赞同儿子的高论，便“啪”地一声将筷子摔在桌子上，将一只碗递给女儿：“给我盛碗饭!”

　　此时严东睥睨父亲一眼，才明显地将声音放低一些，说：“抗上没有好处，自己有啥可以利用的关系，还得想法挖一挖，这年头要是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工作干得再好也没用，没人提拔你……”

　　严大爷咽下一口饭，接上话茬说：“你这活也不一定正确，干工作非得有人提拔，非得当个官才更神气?我看当个平民百姓也没什么不好，现在有些当官的心都变黑啦，心不黑不能当官!所以张志全你不能光想着往上爬，爬上去烦恼的事太多，你应付不了。”

　　张志全想想严大爷这些话也是深有所感，耐人寻味，那么严东说的那一套呢?是否能成为对当今社会的一种颇有见地的领悟，是否有道理，他自己不妨都可以仔细琢磨一番。

　　严家的晚宴正酣，门外有人敲门。严莉去开门，迎面碰上王老板打发来的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三个刚酱好的冷盘：熏猪手、熏大肠、熏肚片，味道的确不错。

　　严大爷要给菜钱，女服务员说：“这是王老板赏的，不要钱!”

　　严大爷等女服务员走后，大声地嚷道：“不要就不要，我们今天也尝尝这不要钱的菜。”他拾筷子吃了几口，啧啧嘴品品味，说：“熏得还不错，大家都尝尝。其实王老板过去是爱占便宜很小气的人，但是他要感谢我，给我送几样，我也不是受之有愧。文革时王老板是造反派头头，斗过厂领导，文革以后，一位副厂长要向公安部门申请报捕他，找我核实材料。我是实事求是地打证言，结果不够报捕条件，这个王老板后来知道这事就一直想报我的恩。那个副厂长前几年因为贪污受贿犯了事却被抓起来判了刑!”

　　严大爷提起他过去在工厂的一段往事，讲得津津乐道。

七

　　到市土地规划局来得次数越多，心应该越平静，越能沉住气，可是张志全却不。他每次走进这幢欧式大楼，走上这旋转式的楼梯，眼望着走廊里那高高的天花板，心脏就觉得比平时跳得快;尤其是知道施德安处长与自己有一种尚未肯定的关系以后，他感到每到这里来都有一种让人激动让人欣悦的期待。但是什么时候施德安处长不再像对待上访者那样带着不苟言笑的尊严，不那样城府颇深而让人敬而远之，不那样高高在上而又处处设防地对待他呢?要知道他会给他一个惊奇，会给他一个新的精神上的慰藉，一个突然间站在他面前的青年，会成为他朝思暮想久久企盼的亲生儿子。要知道这个青年不是一个没有脊梁骨的软塌塌的儿子，不是一个贪欲极强的、意志颓废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一个能自强自立，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青年，会使他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

　　但是，这一切都尚未发生。施德安还是对他不冷不热，还是那个拿他仅仅当作上访者的处长。他难以一下子迈出那一步，有些事他还没有考虑好。现在对他来说，到这里来能直接办到的，最要紧的是尽快办好批地号的事。王厂长说减免三十万元差得太多，根本不够，那仅是那个旧楼动迁负担的一小部分费用，起码也要达到减免六十万元以上。

　　他又一次敲敲施处长的门，里面没有反映，他到隔壁打听。

　　“请问施处长到哪儿去啦?”

　　“不知道。”一位姓刘的中年女同志冷冷地回答。

　　“我是市粮油加工二厂的，我们又呈送一个报告，请求减免六十万元市政配套费用，不知批准没有?请您给查一查。”

　　“你们厂的报告，施处长可能批示过，会上也讨论过。你们又来送的报告，我不清楚，你下星期一来吧!”

　　这时胖胖的王工程师也来找施处长，他问这位姓刘的中年妇女：“喂，你知道施处长早晨来上班没有?”

　　“没有，他儿子这几天出了点事，被人抓进局子里。”

　　“我现在也是为这个事找他，我打个电话。”王工程师操起话筒，突然发现一个局外人站在一旁，觉得很不方便，他故意问：“喂，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有什么事?” 中年妇女先替他介绍：“他是上访批地号的。”然后转过来对张志全说：“不是告诉你下星期一来吗?”

　　张志全勉强笑着点头说：“谢谢，我这就走。”

　　刚才听到施光“出了点事，被抓进局子里”，他的心里产生了一股震颤，有了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是尚未相认便替人担忧呢，还是嫉恨和渴望报应掩饰下的幸灾乐祸，他自己也搞不清。

　　他慢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心里转换着各种念头，他揣度施光所谓“出了点事”意味着什么，是经济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这两方面都有可能。他想象着施光被人拘捕时的样子，不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模样，不再是喝得醉醺醺，说话颠三倒四的神态。

　　他不由自主地蹬着车子往前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当他不得不选择一个方向时，他才想了想要去的目标，他转向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区土地局。他要去施光的单位证实一下。

　　他从车子上下来把车子停靠好，进了区土地局。三步并两步地上楼，找到那个曾经进入过的门，敲了几下。里面有人开门探出头来，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男人问：“你找谁?”

　　“施光在吗?”

　　“你认识他?你找他有什么事?”

　　“有点个人事，现在他在吗?”

　　“他不在，最近一个时期他家有事不能上班。”

　　“那好，我上他家去找他。”

　　这个男人笑笑：“你知道他家，哪个家?你是他朋友吗?他公出啦!”

　　“是公出，还是出了点别的事?”

　　“你怎么知道?可能是出了点事，问题不大，他父亲正在找人为他疏通。”

　　“你知道什么事，那方面的?”面对素昧平生的这个男人，张志全知道很难问出来，但还是问了一句。

　　这人垂下眼帘，咬着嘴唇说：“经济方面的，他走私香烟，用集装箱发运伪报品名，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弄不好会判上几年!”

八

　　半年前，施光承蒙其父出面央托，跨行业跨系统由市五金交电公司调到区土地规划管理局当了科长，负责区内私人住房的用地审批。如果有私人住房需要翻建扩建，事先请他去勘察，然后由他决定批给一部分城乡土地。这份工作也是一个肥差，时不时有人请吃、送礼，比他原来的调拨员工作更有油水可捞。

　　区土地局业务上归市土地规划局领导，施德安将儿子工作调动一下，也是为了给儿子以更多的庇荫。

　　1974年，施光16岁，初中刚毕业就到市郊插队，这是他当处长的姑父给他安排的，没有去远郊，更没有去地处偏远的深山老林。但是施光与他的表姐表哥不同，填写政审表时不可以填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不可以填家庭成员没有历史问题。这样组织上掌握了他是右派分子的儿子，那么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在当时中国，在青年们积极要求入团入党政治上求进步的大背景下，施光从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人物。尽管有他当处长的姑父、当科长的姑姑的关照，但是他毕竟没有他的表姐表哥那么幸运。他表姐下乡后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去了省内某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工作没几年便留学美国，由扎根农村闹革命已转到扎根国外，现在已在美国取得了“绿卡”;他表兄下乡后参军，在军队入了党提了干，转业后被分到由他父亲当一把手的市五金交电公司。不久他父亲晋升为市商业局副局长，他也成了公司的副科长，市烟草公司筹建时，他被调去任公司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今年刚被晋升为主管安全、后勤、储运的副总经理。他的升官图早已为长辈们所设计好，他自己完全走的是仕途之路。

　　施光从小生长在姑姑家，但是他免不了仍然要处处受父亲的影响。因而他从小就有一种自卑感，看着比自己长几岁的表姐表哥官运亨通，仕途发达，免不了十分羡慕乃至嫉妒。久而久之，他养成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熬到了他父亲被平反重新启用，他已丧失了在政治仕途上求进取的勇气。他找到一条与他的表姐表哥形态上不同，实质上殊途同归的道路。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利用父亲、姑父、姑姑及表姐、表哥的地位、职权，不择手段地搞权钱交易，拼命捞钱。

　　他在市五金交电公司当业务员，虽然能经常公出采购商品，参加全国的商品交易会，得一些厂家尤其是乡镇企业厂家的回扣，但是更大的好处他觉得自己得不到。他姑父升到商业局以后，怕他在公司胡作非为影响自己的副局长形象，跟他父亲提出给施光另调一个合适的单位，当时施德安已成为审批处的处长，施光也几次要求他父亲给他安排一个相应的单位和职务。这样他就调到区土地规划局。

　　他刚上任不久，一个靠收买邻居的煤棚占用土地然后翻建私房的客户找到他，私下送给他五千元，求他批准用地，并且几次宴请他。他给这位很会做买卖，翻建私房作旅店，四十岁的刘大姐办了土地证。这位刘大姐跟他混熟了以后便拉他入伙一起走私香烟。他们买通铁路货运人员，从南方收购境外走私来的假冒“红塔山”、“三五”牌香烟，装在抽掉了机芯的洗衣机外壳里，假报洗衣机品名发运一吨、六吨、十吨集装箱，货到以后直接推销给烟贩子，或者通过市烟草公司内部人员批给外市县。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只是风险大些。但是没有风险就没有暴利，经过权衡，施光下了决心冒险挣大钱。

　　刘大姐前些天去南方收购并发货，施光在本市铁路货场接货。他通过原来在市五金交电公司的关系办了一个洗衣机商店，先发运没有机芯的洗衣机，再发运没有外壳的洗衣机芯子。这期间发运了十几次假冒名牌香烟和境外走私香烟，一旦得手，他和刘大姐赚了十几万元。然后当他和刘大姐推杯换盏祝贺共同发财以后，最近一次发货被查出了破绽，施光当天被铁路检察院立案收审。

　　那一天，施光接到刘大姐从广东汕头寄来的领箱单，就去铁路货场查到货，办理集装箱提取手续。他通过社会上的朋友认识了几个铁路货运员，请他们去酒店吃过几顿，又联系了专门从铁路货场拉运集装箱的联运公司汽车，以保证他们到达的集装箱能够尽快办好手续及时提出货场。

　　几个在铁路货场门口把守的经济警察，专门开箱检验从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发来的集装箱。施光不在意他们打开集装箱，也不在意打开洗衣机外包装。这几个经济警察是最近才派到铁路货场门口的，施光还没把他们当回事。

　　一个铁路货运员和施光共同检验了六吨集装箱外部箱体和封环，没发现中途丢失。联运公司的汽车及时到位，吊车将集装箱吊装到汽车上，然后施光以提货人的身份坐在驾驶室里督促司机开车。汽车通过货场门口停下来，接受经济警察的检查。一个年轻的警察剪掉封环打开集装箱门，看到里面堆码整齐的洗衣机包装，提出了一个纯属个人的要求：

　　“你们的洗衣机能不能卖给我一台?下星期我哥哥结婚还缺一台洗衣机，我打开包装看看里面的质量。”

　　施光说：“别说卖给你一台，就是五六折优惠卖给你七台八台都可以，你明天到我们商店去提吧!”

　　“明天我不还得找车提吗?你现在给我留下一台，多少钱我先给你打一个欠条。”

　　施光说：“那不行，你得付现款，你明天去我们商店，我们商店给你送货到家。”

　　当时施光让这位经济警察付现款，也是一种托辞，但这位经济警察却执意让他卸下来一台。于是施光不得不回头去找货场货运员出面说情，但没等他把那位货运员找回，事情就暴露了：汽车开出门外，经济警察擅自从集装箱里拽下来一台洗衣机包装，然后启封掀开洗衣机盖，于是什么内幕都清楚了。这位经济警察当时打电话把他的上级找来，如实汇报了检验情况，这位经济警察因此而立了一功。

　　出了事以后施光后悔，找铁路货运员吃饭时没有将门卫的经济警察叫上几位。

　　现在施光被抓进铁路公安局的拘留所，这是一间二、三十人挤在一起的大房间。门窗都用铁栅栏封闭着。一条大通铺从门口这头通到里边那头，里面那头挨着马桶，没有窗户，又黑又潮，臭气熏天。施光一进门就被安排到里面那头把一边。

　　虽然他是第一次进拘留所，但是他以前听说过，进入之前，犯人外面穿的衣服及身上带的钱物要被脱去统一收管，结束审查出去时才将衣服、钱物还给你。施光先是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将几百元偷偷地存在自己的裤衩兜里。他进拘留所时将五张拾元大票交给睡在大铺这一边的犯人头头，才没被这个头头安排人揍一顿。但是每天他除了被提审问以外，就要整天闻马桶里的屎尿味，还要打扫房间及大铺的卫生，端着马桶去厕所倒屎倒尿，这是新关进来的犯人必须干的。

　　关在拘留所，每天两顿窝窝头或高梁米粥，没有油水的土豆汤、豆芽汤，施光饿得饥肠辘辘。没办法，他只得拿出一部分钱来交给睡在大铺门口的头头，由这个头头安排他的下属——一个睡在铺里面的二八裉子，找机会出去买点带荤腥的令人馋涎欲滴的副食品;然后由头头自己留下一大部分，其它分给几个二八裉子一部分，最后只有一点点是给他这个真正买主的。

　　几天以后，施光逐渐同这里的人们熟悉起来。他们之中有嫌疑走私的、嫌疑经济贪污的、诈骗的、嫌疑盗窃的、嫌疑耍流氓的、嫌疑打人致伤的，施光从没想到他自己会落到跟这些人为伍的地步。

　　头头车平是个经济诈骗嫌疑犯，他长得并非虎背熊腰孔武有力，而是短粗胖，戴一副金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但是打人凶狠，对待人又有心计，所以屋子里的人都惧他几分，甚至有几个会点武术功底的二八裉子都拜在他的脚下，欺负新来的同伴。头头在施光进来一个星期后开始向他交底，尽快托人跟检察院或法院办案人员接头，只要舍得使上钱，没有办不成的事。他说他的案子有人在外面替他活动，他一点不着急上火。反正就这么回事，在里面在外面都一样生活，哪个立案待审的嫌疑犯人进入这个拘留所的门坎，都得给他上贡，嫌疑犯人的亲属托人送的食品都得分给他一半。而拘留所里大大小小的管理人员、所领导都得高看他一眼，因为他们之中不少人吃他的、喝他的、花他的钱，不得不时常替他办事，给他出外买点吃的回来，受他委托替哪个犯罪嫌疑人捎点东西或私下里捎个口信。

　　施光也学会了向车平献殷勤，给他上贡，同时托他给家里人捎信，给他带几件洗换内衣、带点吃的。

　　刚进来那几天，施光心里也心慌意乱惶恐不安，怕这一次败露被判上几年、十几年。他着急上火屙不出屎，嘴里牙床子都肿了，听了车平的话，他逐渐地安下心来适应环境。

九

　　按计划星期三上午要开业务联席会，施德安没来得及进入会场就被一个打来的电话叫回办公室。

　　“喂，哪里?”他拿起话筒习惯地问。

　　他外甥胡柏在电话里心急火燎地说：

　　“我现在在铁路检察院，有个不好的事牵扯到施光。电话里说不方便，大舅，你能不能马上来一趟，我在检察院门口等你。”

　　什么不好的事牵扯到施光?还要到铁路检察院门口去一趟——这是怎么啦?施德安放下电话筒，向本处的同志请了假，然后乘他的面包车直驱铁路检察院。一个不祥的预感如期而至似的震慑着他的心。施光的事涉及到了检察院，很可能施光犯法被抓起来，然而他犯了什么法呢?施德安为儿子的事一直担惊受怕：他儿子一直我行我素，对自己没有约束。而且由于原来存在的那种感情隔阂以及社会普遍有的代沟，他们父子之间很少交流。作为父亲的他有时给儿子一些逆耳良药的肺腑之言，一些情恳言切的忠告，施光根本听不进、接受不了。他早就对此有不祥之兆，他惟恐儿子会出什么事，今天胡柏找他，看来是真要摊上什么坏事。 面包车在嘈杂的街道上行驶，施德安揣测着儿子施光可能会出的事情，心里惴惴不安，怔忡不宁。

　　透过风挡玻璃施德安看到身材魁梧的胡柏站在铁路检察院门口的台阶上。他吩咐司机将车停到离那个台阶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他独自下车。看到他走来，胡柏下了台阶，迎着他紧走几步。

　　“大舅，咱们找个地方谈。”胡柏拉着他来到人行道旁的一棵榆树跟前，谈了施光被拘留的事。

　　施德安很镇静地听完胡柏的叙说，左手的五个手指用力地抓着路旁坚挺的树干，前后地摇动着。

　　“大舅，施光自己的住房里有上次整的十几箱烟，现在需要用你的车拉走，你的司机可靠吗?我的司机不行，影响面太大。”

　　“雇个出租车会更好些，但是往哪儿拉，你能找个地方吗?”施德安揣想胡柏也多多少少参与了这次走私活动，例如推销，所以他不用他们烟草公司的车将走私货转移地方;施德安也不想用自己单位的车办这件事，他怕将自己牵扯进去。因为他虽然被戴了二十几年的右派帽子，但真正犯法的事他还没干过。

　　胡柏咬了咬嘴唇，狡黠地挟了挟眼睛，神情倦怠地说：“大舅，施光是你儿子，过去你不管那是没办法，现在你不能……”

　　施德安也觉得有些惭愧，解释说：“我不是不管，但这件事要处理好，不要把事情弄严重了，就是说施光房里的烟能否让检察院掌握，掌握了再转移罪加一等，如果不暴露，你看如何处理更好?”

　　胡柏说：“刚才我托人了解过，施光的事已经由铁路检察院立案，我们目前必须抓紧时间了解案情，争取通融解决……”

　　施德安点点头，他对他儿子走私香烟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他作为父亲的不能坐视不管，即使让他犯错误，也不能让儿子在拘留所监狱里呆下去。倘若儿子真的犯了法该惩罚，但也要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个宽大处理的机会。他对胡柏说：“铁路检察院方面我去找人联系，施光放在他房间里的香烟你解决吧!”

　　“那好，大舅，下班时我给你打电话。”

　　于是两人分手，施德安乘车去铁路分局找一个他过去的战友。

　　施德安过去的战友有的已经担当副市长、地委书记，有的已在省市各厅局成为主要负责人，他和一个在铁路分局当局长的战友刘峰，是去年春节战友聚会时见的面。相互之间叙起旧事都说施德安提前转业去上大学是画蛇添足，否则不会被划为“右派”。那时候，他在部队里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倘若继续干下去，不弄个军长也会弄个师长当当。施德安当时在军队里的级别比他的战友都高，可是现在却落伍了。作为战友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叙旧，施德安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惭愧，也不憎恨什么人，他不愿再去怨天尤人;但是对于今后的路怎么走，他自己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他还要听从命运的安排。

　　他有一个不本分的儿子，一个违法乱纪的儿子，既然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又不能撒手不管，想到这里，他黯然神伤。

　　丰田面包车在疾驰。施德安思忖着该如何硬着头皮跟他的老战友谈他儿子的事，回想着他过去与刘峰的战友情谊。

　　1948年，施德安和刘峰都在第四野战军。施德安是个营教导员，刘峰是他下属的一个排长。辽沈战役时，这个营受命参加一次阻击战，刘峰他们连打得很英勇、很激烈，最后只剩下几个人;施德安跟刘峰在一个战壕里打了一天一夜，用一个营的兵力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师的进攻。后来开庆功会，因为施德安把刘峰排的事迹写进了他的报告，刘峰荣记二等功，很快晋升为连长，不久又连升为副营长、营长，施德安同时也升为副团长、团参谋长。施德安记得当时刘峰是一个刚刚脱离文盲的青年，长得又瘦又小，只是打仗有股虎劲，平时学习有股钻劲，常常手拿着一本书来找施德安请教一些生僻的字词是什么意思，或者请教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那时他俩都是二十岁左右，比较而言，刘峰当时的文化理论水平比施德安要差得多。

　　施德安走进铁路分局机关的收发室，出示了他的工作证，收发室的工作人员用电话跟刘峰局长办公室进行联系。刘峰的秘书说刘局长正在主持一个工作会议，今天上午恐怕没时间。施德安焦急地一把接过电话筒，有意提高嗓门自我介绍说：“我是刘峰三十年前部队的首长，我叫施德安，你告诉他，施德安来找他!”

　　秘书暂时放下电话，可能去请示刘峰，过了一会，秘书通过电话告诉收发室工作人员，请施德安先进来等一等。

　　施德安走出收发室，通过铁路分局楼前的广场，进入铁路分局的石砌大楼，刘峰的秘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早已在楼梯口迎候他。

　　握手寒喧，坐在刘峰办公室宽厚舒适的真皮沙发上，呷着秘书沏好的香茶，施德安心里仍然感觉焦虑烦躁。他急于见到他的战友，又羞于启齿为儿子的那种事求人，他竭力想使自己的心情镇静下来，便扯过茶几上的几张报纸漫不经心地翻阅着。秘书让他耐心地等待，跟他说刘局长正在会上作报告，一两个小时内不会结束;他如果有什么急事，可以先跟秘书说。施德安觉得没弄清刘峰肯不肯帮忙之前跟他秘书说恐怕不方便，因而他仍坐在那里翻看着报纸，或者跟秘书随便扯些诸如天气、铁路运输等无关痛痒的话。

　　墙上的挂钟走得很斯文，连那秒针都走得比平时要慢些。

　　假若他将儿子的事和盘向刘峰端出，刘峰会是什么态度呢?三十余年前他是刘峰的上级，三十年后刘峰的官职比他高，可能比他更会用权。三十年来，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人生观念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呀，有些人官愈大感情愈麻木，刘峰还会念及旧情吗?三十年前的那点旧情在他心中还会有一定位置吗?更何况三十年来他们彼此间没有什么来往联系。

　　为了儿子，他已经不顾忌这些。

　　本来，胡柏说施光“出了事”以后，他气愤已极，想骂几句，发发脾气，诸如“活该!施光他咎由自取，判他几年才好，谁让他犯法，谁让他放纵，我不管他，让他在里面吃点苦头更好”!可是当他看到胡柏脸上那焦急不安，忧心如焚的神情，有些话又只得咽回去。施光终究是自己的儿子，过去自己命运多舛，多年来不能抚养教育儿子，现在命运转机，儿子误入岐途，涉嫌犯罪，这让他伤心也让他自责，他说不出“不管”的话。

　　刘峰作完报告，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施德安看到个子不高大腹便便的刘峰，赶紧站起来与老战友握手。

　　“哎呀，真是稀客、稀客，老首长一向可好啊!”刘峰迈着方步踱到他跟前，兴奋热情地寒喧起来。

　　“什么老首长呀，我比你早就落伍啦!”施德安谦和地应付。

　　两人就座，款款地交谈起来。

　　“今天我们局里召开一个《春运100天总结会》，我刚讲完就抽空出来，时间确实紧了点，我现在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你来的不凑巧，有事说事吧，你先简单说说。”

　　“是有事，无事不登三宝殿嘛。”施德安不再拐弯抹角，简要地说明了来意，“我儿子最近出了点事，被你们铁路检察院收审，不知是他真的走私香烟还是受别人无辜牵连，现在我也弄不清，希望老战友能协助查一查案子，有可能的话，关……关照一下。”

　　“那好，我可以找人帮你了解一下案情，问题不大的话可以关照。”刘峰思忖一会，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招呼站在一旁的秘书：“小李子，你听着，我的老首长找我有点私事，具体情况他会向你介绍，然后有什么难题，你再向我汇报。我现在得去开会，失陪了。”说着他转过身冲着施德安：“怎么样，老首长，你看这样如何?”

　　施德安说：“可以，谢谢刘局长啦!”虽然刘峰没能亲自听他谈具体事，使他心里尚不踏实，但是刘峰没有完全拒绝的意思，也许委托给他秘书去办更方便。

　　李秘书再次坐在施德安身旁，施德安礼貌地表示说：“拜托了，给你添麻烦。”

　　李秘书热情地说：“不必客气，你是我们刘局长的老首长，你有事尽管吩咐!”

　　刘峰说着抱歉的话走了，李秘书细心地倾听施德安叙说。

十

　　胡柏把单位的轿车打发回去，叫了一辆的士，来到施光三个月前从他父亲那里要下来但尚未装修的新住房，把十几箱烟拉走了。

　　这是一处靠近市中心繁华地段的新楼，是位于一层的三室一厅新单元住宅。施光这几年从他父亲那儿先后弄了三套房子，兑出两套，留下这一套，他不装修是因为想把它租出去还是将来开个私营商店，胡柏不清楚。他只知道施光近来把它作为走私香烟的暂存处，并把钥匙给了他一把，让他联系批发推销，过后利润分成。他和他已经分过几回收益，那不是几百几百的小数目，而是几千几千甚至几万几万的大数目，所以胡柏敢于冒着风险去干。

　　那天施光在铁路货场门口被堵，他去办公室找货运员的同时给胡柏打了一个电话，说明了情况。胡柏当时反映敏锐，他又及时给远在广东汕头的刘大姐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刘大姐在汕头市找了打包的发货单位，给他们一大笔钱，让他们几个伙计暂时外出躲避一段时间，然后她才乘飞机回到本市换了住处。

　　刘大姐也托人往拘留所送过几回吃的东西和日常用的消费品，里面夹着纸条。施光从车平手里接过东西后找到那张纸，上面写着几句让施光保持口径一致的话：“广东汕头发货方作弊把香烟装洗衣机内，以前没有过这是头一次，我们收货人事先不知道。”

　　看到这个纸条，施光不知是惊喜还是害怕，躺在已换到离车平不远的大铺上，久久不能入睡。

　　当他刚被抓进来的时候，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提审过他两次，他已经承认他与广东方面走私香烟的事实，但是他没提以前有过。现在通过车平这几天对他的“开导”及看到现在送进来要他翻供的字条，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怕事情败露罪加一等。

　　他担心广东汕头那边，他猜想检察院肯定会派人去广东汕头抓那几个发货人，要是抓到人怎么办?

　　他不清楚胡柏、他父亲在外面是否能为他找人通融，他不清楚刘大姐现在何处。

　　他担心胡柏能否将他新房内暂存的那十几箱走私香烟移走。

　　第二天早上，他向车平要了一支铅笔，一张卷烟纸那么小的一块白纸，写了几个字：“以前没经验瞎说一通，现在我听大姐的。”

　　拿到纸条，车平笑了笑：“这点小事包在大哥身上，保证给你送到。”

　　施光双手作揖：“等小弟出去一定重重报答。”

　　车平不在意，哼着小曲说：“小菜一碟，何必挂齿。”

　　于是施光写给外面的字条当天就传了出去，刘大姐给送条的人一笔厚厚的酬金。

　　面对检察院后来的提审，施光推翻了以前的口供。他说：他根本不知道广东汕头发货人将走私香烟藏在洗衣机里，这都是发货托运人干的，他以前从没遇到这类事情。

　　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根本就不相信他后来的口供，但是院领导不久对此案的经办人员交待了几句话：“此案铁路局有关领导极其重视，一定要重证据，稳重办案。”经办人员去了一趟广东汕头，没有找到发货托运人，他们只得以施光最后几次口供为依据办案。

　　检察院没收了几十箱走私香烟，但是究竟哪些人参与了走私活动，检察院已经无法搞清楚，也没有“必要”认真搞清楚了。

　　施光10天以后被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他回到家取出3000元送到车平家里，后来车平也被放出来，跟施光成了好朋友。

十一

　　这几天风大，一股潮湿的含有泥土味的风沙在不停地刮着。大风过后，阴霾的天空 下了几场绵绵细雨，街道两旁的树枝上几天前抽出的嫩黄幼芽，已经长成一片片翠绿的叶子。 严玉柱从泥泞的胡同走出来，踽踽地独行在宽阔的马路上。

　　前几天，严莉听张志全说施德安的儿子犯事被抓，就把这个消息转告了父亲。严玉柱极其不满施德安对儿子娇纵的态度，他认为施光犯事作为其父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想到他没让施德安和张志全父子相认还是有其一定的理由;只是他和施德安的关系不想就此中断，他觉得跟他不往来总不是个办法，他是个凡事都想参与，参与感颇强的老头，别人的事他总是惦记着，放心不下。

　　早晨吃过饭，他收拾了碗筷，上集贸市场买了几块晚上吃的豆腐，买回二斤便宜处理的窄条刀鱼。回到家他又想起施德安儿子犯事被抓，想起张志全为批地号多次去市土地规划局，觉得他自己有必要去找施德安谈一谈，能帮张志全一把就帮一把。不知施德安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没有，如果他还有些良知，还能跟那些腐化的官僚们划清界限，他应该向他说清张志全与他的关系，总不让他们父子相认是不合情理的。

　　他记得张志全养父张万金活着的时候，几次找他提起该不该帮张志全寻找他生父的问题。早些年，社会上讲究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政治运动一个连一个接踵而至。施德安是一个戴帽的右派分子，让他们父子相认，或者让张志全知道他生父的实情对他的心理是个刺激，对他的政治进步也是个打击。当时严玉柱和张万金都认为，张志全年龄尚小，而且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去认他生父，还是过几年再说。到了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部分右派分子都摘了帽子，落实了政策，考虑到施德安也会落实政策，给个一官半职，张万金有一次来找严玉柱，在严家喝酒时，张万金又特意提到这件事。

　　“我说严大哥，志全他亲爹这时候该摘帽了吧?他如果官复原职，该是个什么级干部?”张万金端着酒盅诘问道。

　　“起码是个科级，或者处级、局级，说不准。原来听说他建国前在部队级别不小，后来上了大学，毕业时是个科级技术组长。”

　　“当科长也比咱们当工人强。我是想志全这孩子确实跟我生的那几个不一样，从小就聪明，学习好。我这样想，我把他抚养成人我是尽了义务，但是为了下一步他的发展，我一个工厂的工人，靠劳力生活的，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咱家出来的人大不了还是个工人，我是怕把这孩子耽误了，你看应该怎么办?”

　　张万金当时说的意思，严玉柱完全明白。他十分理解张老弟对张志全前途的关切和负责态度，他十分钦佩张老弟这种无私坦诚的精神和宽宏的胸襟。但是他已与施德安失去联系多年，确实不知道他近来的状况及联系的地址。他劝张老弟等一等，况且弟妹即张志全的养母从小将张志全一把屎一把尿地抚育大，现在突然间将这孩子推到他生父那边，她心里难以马上接受。他让张老弟回家再逐渐做做老伴的思想工作，他这边再抓紧寻觅联系。

　　老哥俩当时就这样说定了，严玉柱也托人去伊春一带四处打听施德安的下落。可惜，当时由于施德安几次变动单位，谁也说不清他现在到底复归何处。

　　这么一来，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一拖几年过去，直到张万金病故，直到张志全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现在他与施德安的联系确已接上，然而他并没让他们父子相认。想起这件事，他心里也很难过。他感到自己的心有时很软，有时很硬;不让人家父子相认，也确实只有像他这样执拗的老头子才能做得出来，也确实只有像他这样从大处着眼，讲究原则的老共产党员才会有这个铁石心肠。他觉得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

　　也许还有缘分，张志全在与他生父相认之前却见到了他生父，这是张志全亲口告诉他严玉柱的。几年来，张志全去市土地规划局办批地号手续，接触了施德安处长。他对这位处长有成见，对处长的另一个儿子成见更大，张志全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后来施德安来严家拜访，见了名片，严玉柱才知道史丹就是施德安，他有意识地不让其父子相认。

　　严玉柱时常留心观察社会上一些人的人生轨迹，他常感到蹊跷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一开始那么正直、无私、善良，而后却变成另外一个虚伪、自私、恶毒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善始善终，坚持真理?尤其是一些饱经创伤，遭遇劫难的老干部，多少年都挺过来却在养尊处优的晚年跌了跟头。于是他想到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会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的品质。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不做坏事。毛主席多次提出要反对干部搞特殊化，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现在很多干部子女成为八旗子弟，世风不古，毛主席曾经反对的许多事都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严玉柱这老头子一听到哪个干部贪污腐化，哪个当官的子女仗势欺人，他心里就恨得咬牙切齿，恨得要报复一番。

　　严玉柱有时跟别人谈起自己的一些想法，别人就劝他不要杞人忧天，说他有些变态心理，他不服气，他抱怨说这些人都没有觉悟，可是仔细想想，他一个人觉悟又能怎样呢?他嫉恶如仇，但他没回天之力，眼看社会风气一天天坏下去。

　　他不想让张志全也发生蜕变。要知道再好的青年一旦进入那个官场的染缸，那个极易腐蚀人的环境也很难让他洁身自好白璧无瑕。你让他们相认，当老子的就容易给他一些受污染的机会。

　　严玉柱一边想着一边走，一辆的士轿车猛地停在路旁靠近他的地方，吓了他一跳，他欲斥责那莽撞的司机几句，却看到张志强笑着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招呼他：“严大爷上哪儿去?坐我的车吧!”

　　严玉柱摆摆手：“不用，不用，我没有要紧事，随便遛遛腿。”

　　“那好，我就不拉你啦!”张志强猛然启车，一溜烟地开走。

　　看到张志强他又想起张志全：“这孩子还算有志气，接班的事让给弟弟，虽然张志强没拿这个国营指标当回事，但是从这件事也能看出张志全这孩子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

　　以前他也多次看出张志全是个有志向有出息的青年，他多次动了安排他们父子相认的恻隐之心。他知道目前社会压制人才的情况很多，封建残余一时取消不了，一个青年要想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出路，恐怕阻力和困难太大，弄不好会误他的前程。

　　想到这里，他自嘲地笑了笑。他笑自己太挑剔，把人都看得那么坏，惟我独“左”，太不自量，太爱发泄，太过于愤世嫉俗，这些情绪容易使人变得神经质。他昨天晚上想到这个问题，就决定今天上午去市土地规划局找施德安谈一谈，了解一些情况。只要可能，就让他们相认吧。另外，还得了解了解施德安身边那个儿子被抓是怎么回事，施德安这一辈子是多灾多难，也需要别人同情去帮一把呀!

　　严玉柱步履蹒跚地向市中心繁华喧闹的地段走去。市土地规划局的大楼即在眼前。

　　其实这幢欧式的石砌大楼他三十几年前就光顾过，那时这里是市总工会的办公楼。一九五○年，公私合营以前，他在私营的猪鬃工厂当工人。厂长无端克扣工人工资，他领着工人们去找厂长说理，厂长开除了他们几个的厂籍。于是他们几个工人代表来这里找市总工会的领导。他记得就在这个大楼的四层大厅，一个铺着红地毯的大房间，市总工会的一位副主席热情接待了他们，认真地记录了他们反映的情况，然后派人到工厂调查了这件事情。当时那个厂长只是收回了开除他们的决定，却继续扣压工人的工资。工人们三个月没开工资，于是他严玉柱——一个堂堂的汉子，带领全厂500余名工人开展了罢工、请愿的活动。就在这幢欧式大楼里，一个副市级的干部接见了他们。此后那个只求自己赢利发财，不让工人们吃饭的资方厂长被批评罚款，受到制裁。从那时开始，他严玉柱就被工人们选为这个厂的工会主席。后来为了支援国家重工业建设，他调到锅炉制造厂。他和施德安——当时一直误听为史丹——就在这个厂的筹建工程中相互认识了。过了几年，他又服从组织分配，被调到新建的重型机械工厂，一九八一年退休前他一直是专职或兼职的工会干部。当时张万金就是他在猪鬃工厂的工友，以后又调到粮油加工厂。几十年来他们虽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是真诚的友情一直保持着。

　　这幢迄今一直作为办公机关的欧式石砌大楼勾起了严玉柱许多回忆，他想起了那些岁月的一件件风光往事，心里感到自豪和振奋，他觉得自己作为老一代的中国工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是有觉悟够资格的。

十二

　　严玉柱在施德安办公室门外敲了敲。

　　“谁呀?”有人在门内不耐烦地问。

　　“我，老严头，我找史丹，噢，施德安。”

　　门被推开，施德安看到严玉柱站在门外，显得又惊又喜，热情地拉着严玉柱的手往里让。 “哎呀，严大哥来了，您老是贵宾，赶快请进，请进!”

　　严玉柱走进办公室，一眼瞧见沙发上坐着一位他非常熟识却一时叫不出名字的男人，那人三十多岁，正笑着叫了他一声：“严主任，您好!”

　　严玉柱走过来跟这个男人握了握手。“你是——?”他拍了拍大腿想了起来，“李晓枫，嗳，我老了，光觉得你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名字，你现在大学毕业分配到哪儿工作?”

　　施德安替他介绍说：“李秘书，现在是铁路分局刘局长的大秘书，很有办事能力!”

　　“哪里，哪里，施处长过讲，过讲，我不过靠着刘局长这棵大树乘乘凉而已。”

　　“你们怎么认识?”施德安问。

　　李晓枫笑咪咪地说：“严主任是我的恩人呢!我1978年在重型机械厂要报考大学，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车间主任和工厂领导不给我签字，不同意我报考，说是生产第一线缺工人，严主任从工会角度给我说了不少好话，做了不少工作;厂里领导同意以后，班组又不给我假复习功课，让我八小时以外复习，我当时压力太大，又是严主任帮我找班组长谈了几次。当时严主任在厂里是相当有威信、有面子的，许多难解决的事只要他出头，没有解决不了的。”

　　严玉柱听到这里，自嘲地笑笑说：“什么面子，什么威信?那是1978年没退休之前，现在不行了，现在没有人理咱啦!”

　　听严玉柱这么说，李晓枫的神情有些尴尬，他急忙说上几句：“谁不理您是没有良心，严主任的恩德我可是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严玉柱讥讽地说：“你毕业有几年了，自打你上了大学以后也没来看看你严师傅呀，你太忙啦!”

　　李晓枫脸色窘得发红，支吾其词地解释：“确实太忙，大学四年在铁道学院，毕业后就分到铁路分局机关;这几年给刘局长当秘书，常常是夜不归宿，我爱人对我意见大了。严主任您别误会，等我有时间一定去府上拜访。”

　　施德安把严玉柱安排坐到沙发上以后，亲自沏了一杯茶递给他，话锋一转：“严大哥你尝尝我的茉莉花银针，味道怎么样?这茶叶上百元一斤呢!”

　　严玉柱啜了一口，说：“你大哥是个普通百姓，工人出身，哪懂得什么茶道，管它什么茶叶，我喝着都是一个味道，别说上百块的，就是几千块钱的好茶也让我喝瞎啦!”

　　“不会吧，你慢慢品就品出味来了，您一会儿走我给您拿一包，哎!走什么?”施德安说着马上醒悟到自己的失言，更正说，“对了，您今天中午别走，您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得和您喝两杯!”

　　“对，严主任您别走了，咱爷俩好多年没见面，也得喝点!”李晓枫接应着，然后转向施德安：“施处长，施光今天来不来，房子的事你跟他提了没有?”

　　施德安说：“昨天晚上我才跟他提起，我说李秘书近来帮你这么大的忙，现在李秘书家里有困难，咱们不能眼瞅着不管，房子你先倒出来，以后我再给你弄一套。说实在的，弄套房子不容易，他没犯事以前，我那老伴带过来的姑娘就等房子结婚，准姑爷对我比对他亲爹还孝顺，三天两头给我买衣服、鞋、吃的、喝的，我知道他这是有求于我。老伴也跟我提出过让我把施光的房子先借给他们结婚住，可是那时施光是说什么都不同意，不过这次对你，应该是例外吧?”

　　施德安一只手挥动着跟李晓枫说：“虽说刘局长给铁路检察院院长打了电话，但是具体事跑腿还是你呀，没有人跑前跑后地活动，施光还说不准在里面怎么样呢?”

　　严玉柱听出他们在谈与他无关的事，就不再吭声，也不便插言，只是默默地旁听。虽然施德安跟李晓枫所谈的正是他所关心的，但是他们已将他当作了局外人，闪烁其辞地谈论着施光的事。

　　从立在墙角的报架取下几个报夹，严玉柱坐在沙发的一角，翻阅着《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还有《工人日报》，他装模作样地不断翻动着这几份报纸，弄得报纸哗哗地响，佯作看得饶有兴致，其实他的耳朵在留意地听着施德安和李晓枫的谈话。

　　从俩人断断续续的谈话里，严玉柱了解到李晓枫以铁路分局刘局长名义找有关部门疏通，检察院对施光翻供给予认定，广东汕头方面没有抓到发货托运人，以证据不足将施光保外候审，其实再不追究刑事责任。可是施德安作为嫌疑走私犯的父亲，为施光逃避法律的制裁进行包庇纵容活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李晓枫为了能从施德安那里弄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打着刘局长的旗号上窜下跳地进行斡旋，开脱罪责。如果说李晓枫毕业以后没来看望自己，将最关键的时节助了他一把的人也忘到脑后，严玉柱感觉这没有什么让人记恨的。而现在他李晓枫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却去为嫌疑犯罪分子效力开脱，这不是助桀为虐，同流合污吗?这些人还有什么党性原则，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呢!

　　严玉柱翻了一通报纸，劈劈啪啪地将报纸一一合起来，放到报架上。然后，他忿忿地对施德安说：“你们聊吧，我走啦!”

　　施德安诚心地过来拦阻他：“别走!我刚才不是说过吗，中午咱们一起去酒店，我还有事跟您谈呢。您今天来我这儿也是有事吧?咱俩一会儿谈。您刚才可能也听到我和李秘书说的一些，说真的，我身边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最近犯了点事，进了拘留所。好在有人帮忙现在给放出来。我也是伤透了脑筋，不管吧是我自己的儿子，管吧，又这么让人生气!”

　　李晓枫也过来挽留：“给点面子吧，我和您老还没在一起喝过酒呢!刚才施处长说他还有、一个与施光双胞胎的儿子没找到，委托您老帮忙呢，您老一向是助人为乐的。”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青年出现在他们面前。

　　“快过来认识一下。”施德安一边招呼施光，一边介绍严玉柱与儿子认识。

　　施光向严玉柱行了个点头礼，叫了一声“严大爷”，并主动走过去欲跟严大爷握手。严玉柱却拍了拍他的手臂，说：“小伙子，以后要注意走正道!”

　　施光立刻敏锐地感觉到这里的气氛对他不利，对这个陌生的老头子没了好感。他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毫不在意地问：“什么叫正道，走正道又能怎么样，不走正道又能怎么样?”他昂着头，恬不知耻地一屁股坐在他父亲办公桌前的转椅上，跟走过去的李晓枫嘀嘀咕咕说些什么。

　　严玉柱注意到施光对自己一热一冷的态度，他懊悔自己跟施光没熟识之前教训他难免有些唐突，不得体。“怎么了，老严头，对待不熟悉的年轻人不能这么没分寸。”他内心对自己说。 施德安打电话安排去饭店的车，严玉柱起身向门口走去。施德安再一次劝阻他：“严大哥您不能走，给您施老弟一点面子，咱们在一起……”

　　严玉柱停下脚步，转念一想：“留下来也好，何不听听他们还有什么难堪的事。”

十三

　　中午，施德安一行乘坐面包车来到一家豪华酒店。紫红色的地毯，装饰典雅的餐厅，长靠背的烤漆椅子，服务员毕恭毕敬地送上一样样秀色可餐的菜肴：红烧鸡腿、油焖大虾、清蒸甲鱼、铁板里脊，十几个大盘摆满了餐桌;接着服务员启开“青岛”啤酒、“五粮液”白酒和“人头马”洋酒。李晓枫跟司机出去一趟，用面包车接来几位铁路部门的人员。

　　于是大家相互介绍，握手寒喧后开始用餐。

　　施德安坐在严玉柱旁边，不时地给他挟菜、斟酒。

　　施光和李晓枫及铁路人员坐在一起，喜笑颜开地边吃边谈，推杯换盏地饮酒作乐。五彩缤纷的菜肴在圆圆的餐桌上旋转着。

　　严玉柱平生很少参加这样的酒宴，心里很不坦然。他感慨起来：这么多的菜肯定吃不完，这么高档的名酒要花很多钱，恐怕这也是公款消费，也是有权有势的一种待遇，一种优惠吧。

　　“来，严大哥，您尝尝这瓶洋酒的味道。”施德安给他斟了一点“人头马”，“您尝尝怎么样?咱们中国人喝惯了白酒，开始可能喝不惯这些洋酒，但是这洋酒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能品出味来。”

　　严玉柱不得不端起酒杯，小口地抿了一下，没觉得这洋酒的味道怎么好，他平时喝惯了从食杂店里打的散装白酒，他认为这洋酒的味道比不过60度的小烧，他知道自己在享乐方面不如在座的各位。

　　坐在圆桌对面的施光轻蔑地看了一眼品着洋酒的严玉柱，取了一瓶“青岛”啤酒狠狠地用牙咬开瓶盖，给那几位铁路客人，也给李晓枫一杯杯地斟酒。白色的啤酒沫溢出酒杯，顺着杯的外壁流到桌面上。

　　“来，为了我们荣幸地相识，为了刘局长、李秘书、各位铁路朋友的大力相助，干一杯!”施光说着一饮而尽，将杯底翻上。

　　那几位也一饮而尽，杯底都露出来。

　　施德安和严玉柱在这一边自成格局，时而两人对酌，时而独自小口地抿着。

　　严玉柱很清醒地留心观察着宴席上每一位的动作、神情，谛听着他们时断时续的交谈。

　　李晓枫告诉施光说：“以后你的生意尽可以做，只要赚大钱，铁路方面由我牵头联系。做这种生意一定要玩些脑力，以后要少去检察院或者法院之类的地方，只要你与铁路货场各方面人员整明白，上面再时常地走动走动，广交朋友，有些事尽可以去办。就是犯点小毛病，我也可以帮你疏通，就跟这次办事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施光虔诚地恭听着，不住地点头：“以后少麻烦不了你们。”

　　施德安婉转地反驳李晓枫：“你可别再惯他。李秘书，我可跟他遭不了罪，你管他一次不能管他二次、三次，我们不能再为他提供方便，让他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施光端着酒杯，寡廉鲜耻地自我辩解：“我说老爸，你可别说我怎么怎么样，你儿子能混到今天这模样也不容易，从小到大，我长到二十几岁，你管过我几回?你知道你是无辜的，你应该知道我也是无辜的。在小学，别的孩子都入了红卫兵，在中学人家都入了团，我是啥?右派分子的狗崽子。下乡人家能够返城、参军、上大学，我能有什么?我从小就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安慰自己。这几年你落实了政策，我也落实了政策，可是你到现在才落实了政策，你还能干几年，你能管我一辈子吗?我还得靠自己，可这年头靠自己行吗?你看看现在的形势，自己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靠了你几回你就有意见，你可不像有的父母，拼命地往上提拔儿女，拼命地为儿女提供方便。再说，我多挣些钱也是为了你以后的养老，如今的社会，没有钱行吗?……”

　　“对，对!如今没有钱办不了事，没有权也办不了事!”几位铁路朋友附和着。

　　施德安说：“挣钱的路多得很，我不反对你凭本事挣钱，但要守法。”

　　“守法?哈哈哈——”施光笑了，“你问问在座的各位，现在致富的有几个守法?当官的贪污、受贿、吃回扣，不当官的诈骗、走私，守法的有几个?抓住算他倒霉，抓不住就算白得，脸不变色心不跳，心安理得!”

　　施德安一拍桌子，气冲冲地说：“好，好，好!你说得对，我以后不管你，你犯法就让检察院抓你，让法院判你，我不再管!”

　　施光笑着把话拉回来，抚慰他父亲说：“您老怎么能不管我呢?您是我老爸，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我就只有您一个老爸，您也只有我一个儿子。”他端起酒杯，转向严玉柱说：“我说严大爷，我说的可能不对，其实我爸还有一个儿子，以前我爸说我还有个双胞胎的哥哥，但这个一奶同胞至今没有下落，我老爸现在急于找到他。我可是跟您说，您能听我一句吗?我现在敬您一杯，您可以不喝，或者只喝一小口，您能喝下去更好，感谢您赏脸。”他说完将自己杯里的啤酒一古脑全喝光，接着说，“我敬您的意思，您知道吗?”

　　严玉柱没有回答，也没有动自己杯子里的酒。

　　“您不赏脸也没关系，听我跟你说一句话。”施光这时已经把“您”改成“你”字，“我那没见过面的同胞兄弟，要是从小长在工人家庭，你就别让他跟我爸见面。工人家的孩子没见过世面，窝窝囊囊的，不懂得处事，不会干大事业，反而让我爸多操心。如果他从小长在干部家庭，比我更明白世道，你赶紧让我们相见，他或许会助我一臂之力，我跟他走共同致富之路。”

　　严玉柱说：“要是他跟你一样这么恣意妄为，自私自利又不迷途知返，我绝对不会让他与你相认，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你们哥俩要都是一丘之貉，你爸恐怕就要早见马克思去啦!”

　　施光问：“此话怎讲?”

　　严玉柱说：“干部子弟要都变质了，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担忧的‘和平演变’，像你爸这些老干部、人民公仆也就完蛋了，站不住了。”

　　“哈哈哈——，挺好!”施光鼓起掌来，批评说，“你老别太本本啦，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凡事’就是本本主义。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的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历史事实，我们家的历史你老恐怕也知道一些：我爷爷是为了救抗日干部牺牲的，是烈士;我爸不到二十岁就参军打仗，枪林弹雨为了解放全中国，全身受伤多处，解放后又放弃了高官厚禄的待遇转业上了大学，本想学了本领建设新中国，可是谁领你情，一句话没说顺当就给戴了个右派帽子，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却成了右派，给押起来当成了阶级敌人，下放山区劳动改造二十余年。图个啥?谁理解你，赞美你?那时我下乡后想参军都不让，政审不合格，革命烈士的孙子政审不合格，我看透了，我得自己顾自己，管他什么四项基本原则，什么雷锋精神，共产主义风格，自己先富起来再说!”

　　严玉柱轻蔑地冷笑一下，说：“你这一套所谓看破红尘的理论是不对的，你太偏激!”他还想详细逐一批驳施光的谬论，但是考虑在这一场合，当着这么多与自己没有共鸣感的人谈得再多也没什么必要。

　　施光也同样冷笑一下，说：“偏激吗?管他什么偏激不偏激，赚了大钱就全不偏激。”

　　施德安此时没在场，他刚才说去洗手间，回来落座不久，服务员小姐给他送来了餐费发票和找剩的零钱。

　　散席时，餐桌上大多数盘子里剩有一多半，甚至有的菜根本没动几筷子。大家就这么抹抹嘴走开，严玉柱看在眼里，有些心疼，他知道这顿丰盛的酒饭肯定是要报销的。

十四

　　几个铁路朋友中途下了车，面包车直奔施光的新住房，施德安问儿子带没带新房的钥匙，施光有点不情愿地说：“老爸，你要求给我的房子换出去，以后你得再给我弄一套这样的三室一厅，否则我就亏了。你答应把我这套给李秘书，李秘书的一室半串给韩乃霞、梁岩两口子，我现在可是什么也没有，我结婚怎么办?”

　　施德安恼怒地反问：“你还亏?你的房子少啦?给李秘书串房还不是为了你?”

　　施光伸了伸舌头作个鬼脸，怕别人听到，不再敢跟父亲争论。

　　面包车停在一栋新竣工不久的住宅楼前，大家下了车。施德安拉着严玉柱下车时，说：“走，去看看我原来准备给您弄的房子。上次我去您家送房票，您不要，让施光要去了。这回施光出事，李秘书帮了不少忙，李秘书提出让我帮他换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我只能先把这套换给他。反正施光现在还不等着结婚，连对象都没有，也可能有，他一向不对我说实话，今天处一个，明天处一个，这孩子不定性，我也没办法。”

　　望着眼前这栋粉刷一新，门庭宽阔的住宅，严玉柱感到心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诱惑。无论怎么说这是一栋条件比他那小平房强很多的住房，他这辈子还没住过这样亮堂、宽敞、设施齐全的住房。当他们进入原来归施光使用的这套三室一厅住宅时，严玉柱东看看西瞧瞧，目不暇接，大饱眼福，然而当施德安说手头已没有能再给他的空房时，他对当时拒绝施德安的恩赐并不懊悔，认为自己能做出如此决断，值得自我赞叹， 这叫人穷志不短。

　　从这套三室一厅的住宅走出来，严玉柱找了一个机会，单独与施德安谈了他对教子问题的看法。他批评施德安对儿子的姑息、放纵，他说这不是体谅儿子，反而会使他越来越往下滑;他说施光不是没人疼爱，而是人生观，思想上有不少毛病：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放荡不羁、有恃无恐，早晚要犯大事。

　　施德安承认严玉柱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现在对儿子已经无可奈何，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从小没调教好，现在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而且自己从来没有跟儿子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感情基础。

　　施德安反问道：“严大哥，您和儿子的关系怎么样?”

　　严玉柱说：“我大儿子处世为人稳重，工作积极肯吃苦，那年支援大三线工厂，病死在车间岗位上;二儿子相对差些，但是也能遵纪守法，不敢胡作非为;小女儿乐善好施，思想活跃，只是平时他们也不怎么跟我交流，可能也存在叫做代沟的那种隔阂吧!”

　　面包车将严玉柱送回他住的那个小胡同。严玉柱下了车，望着远去的面包车，内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取出拴在裤带上的钥匙，打开自家小院的门，走进小屋，躺在床上小憩;想到自己这一代与下一代所应有的责任关系，施德安与施光，与张志全，自己与严东，与严莉，这种责任关系需要怎样建立起来，能不能如愿。他缅怀自己的大儿子严石，他为他英年早世而悲痛，也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捐躯的儿子而骄傲。他施德安已不是早年的那个大家叫白了的“史丹”，他虽置身于处长的地位，但是有许多事他是身不由己的，或者说他已有一只脚踏上了贼船，跟人家同流合污;看来一个人有了点权，很难保证不会变异，很难保证不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不腐化，即使他戴了二十几年的右派帽子，受了二十几年的政治迫害，过了二十几年经济上拮据的生活。他原来是那么一个热情正直，血气方刚有主见的男子汉，现在一旦当了官，提高了社会地位，怎么就变得判若两人，怎么就不是原来那个“史丹”。他觉得自己与原来的史丹能够息息相通，彼此心灵相近，与现在的施德安却貌合神离，彼此心存芥蒂。

　　严玉柱想起他与施德安谈起施光的思想意识问题，施德安用一种嗔怪的困惑的眼光白了他一眼，俨然他老严头没必要提这些问题。现在大家都在相互恭喜发财的时候，谁还注意或考虑这些问题，谁能把这些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施德安是不理解他老严头——一个工人老师傅提出来的问题，认为他多此一举，节外生枝，还是他老严头一下子把问题提到关键点上，击中了要害，揭了他的伤疤，使他这个老“右派”难堪得无地自容呢?

　　严玉柱认为施德安对儿子无可奈何的说法是没道理的，不管以前怎么样，施光现在许多事都要靠你施德安出头办，你施德安对自己儿子一点管教的能力和方法都没有吗?怎么能呢! 严玉柱揣度施德安是有能力制约施光的，只是他作为父亲没把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当回事，没放在心上。他想以后找机会再好好跟施德安谈谈，他担心把张志全交出去，也会被宠坏，也会来个蜕变，所以他还得找施德安往深处谈谈，摸摸他思想的底。

　　看口袋里的老怀表指向五点钟，严玉柱起身到厨房淘米做饭，把上午买的小窄条刀鱼洗净切成小段，与豆腐块炖在一起。

　　过一会儿儿子儿媳女儿下班回来，便可以开饭。严玉柱老头子知道自己在家里不是个多余的人，他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家里人谁有不当之举他能当面斥责，在家里，只要他瞪起眼珠子，他不信没有人不怕他的。

　　他可不是现在的施德安。

　　儿媳妇带小胜利先回家。小胜利嘴里不断地嚼着一种广东产的薄饼干。严玉柱问：“小胜利，谁给你买的饼干，家里不是有蛋糕吗? 你吃那么多饼干，晚上还吃不吃饭?”

　　小胜利应答道：“爷爷，这不叫饼干，这叫支力架，又甜又脆，不信你尝尝。”说着递给爷爷几块，“这是我妈单位分的，不是买的。”

　　儿媳妇在一旁笑咪咪地解释说：“爸，这是我们单位几个人合伙买一箱，每人分三斤，尝个新鲜，广东产的饼干味道就是比咱们东北产的好吃。”

　　严玉柱不高兴地唠叨起来：“广东是产水稻的地方，东北又产水稻又产小麦，广东产的饼干也得用北方的面粉，怎么广东产的就什么都好?现在哪来的这股风，广东的月亮比别的地方都圆?”

　　他这么一说，儿媳妇就不说什么了。他把还要唠叨的话打住，他心里埋怨自己：“你这个老严头，是个碎嘴子，这么点小事，你跟儿媳妇唠叨个啥?”但是他已经养成习惯，不说心里别扭。

　　儿子严东下班回来，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包，小胜利跑过去给他拉开小院门的时候，顺手将这小包取下来，拿到爷爷跟前晃了晃，说：“我爸又得礼品啦，我得看看是什么好东西。”说着用他的小手一层层地剥开报纸，“啊，羊毛衫，这么漂亮呀!”

　　这时候，严东在小院内已放好车子，走进屋内，严玉柱对儿子说：“你给人家写稿，可不能老要人家的东西，人家给也不能要，人家要是不给，你就不给人家写啦，这能行吗?有句话叫什么来的?对了，叫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你可得注意你这大记者的形象呀!”严东有点压不住内心的厌烦，露出了鄙夷的神色：“爸，人家愿意给，我有什么办法!今天有一个公司开业邀请我们各报记者去采访，除了吃一顿，每人还给一件羊毛衫。爸，今天出席开张典礼的人多啦：市里几个大局的局长，市政协的，市人大的，连市人大主任都吃了饭，喝了酒，要了羊毛衫，我凭啥不要?不要白不要!爸，现在你的脑筋也该换换啦，改革年代，你那些老观念早就过时啦，批‘四人帮’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它抛弃啦!”

　　儿子可能多喝了几杯，酒壮“英雄”胆，否则，平时他是不敢这么顶撞父亲的。

　　严玉柱将羊毛衫从孙子手里夺过来“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给我拿走，这不干不净不是花自己钱买来的脏货，你别往家里放!我让你廉洁自律，你说我老观念、老脑筋和‘四人帮’一样，你和谁一样?能说你和毛主席、邓小平一样吗?有一句话叫防微杜渐你懂不懂?你这个臭记者，别以为耍了两天半笔杆子，就可以不顾及自己的人格形象，你自己不检点，怎么去说服别人，你写的东西能有真情实感吗?能感染人教育人吗?”

　　这时候严东就不再敢吱声，全家人连小胜利在内都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儿媳妇把饭菜一一盛好，摆到八仙桌面上来，但是谁都没有凑到桌子周围来吃饭。

　　严莉下班回来，看到这一场面愣怔了一会儿，听小胜利鹦鹉学舌以后，她开导老头子几句，然后才一一动员家里人上桌用餐。

十五

　　白成国调走的事办得很快，他离厂时许多事都没有交接清楚。新来接任的是原车间的一个副主任陈占辉。王厂长让张志全配合陈占辉搞好交接，并抓紧宿舍大楼的前期准备工作。陈占辉和白成国一样不懂基建业务，但是陈科长40多岁，为人稳重老成，对张志全很客气，很尊重，许多事都交给他去做。况且，白成国在基建科主持工作时，什么事都是推着干，拖着干，常常虎头蛇尾，或者根本没布置没安排，业务管理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王厂长也清楚白成国这些表现，但不能不让他调走，睁一眼闭一眼算是默许了这种交接。接下来的大量工作，如新宿舍的设计，工程预算，批办施工许可证，地基及整体大楼施工单位的确定等有关事项都尚未完全落实。于是这些天张志全忙得不亦乐乎。

　　许多事都集中到一起，时间紧任务重。陈科长不明白的业务需要张志全不断地向他解说，几乎所有的事都需要张志全经手去办，而他没有决策权，所以一遇到具体事张志全感到非常为难。

　　上午张志全骑车去一趟设计院，图纸有几个地方需作个别改正，他去找设计人员谈一下。下午回到基建科办公室，陈科长问他：“你联系的施工队怎么样，能不能定下来?白成国以前联系的那个王厂长不同意用，这事你要跑一跑。”

　　梁岩所在施工队承包了一座1万平米的宾馆工程，在城南区一片刚开工不久的建筑工地上，张志全没找到梁岩，工地上一位老师傅说：“梁岩刚弄了一套房子，正在装修准备结婚，你要找他明天一早来，他能在。”

　　张志全离开宾馆施工工地，骑着车子去了一趟市政局园林处，解决新楼施工前伐掉几棵树木的赔偿问题。

　　下班回到家，妈妈已做好饭菜，只有张志全回来得晚一些，连平时要晚上七点钟才回来的张志强也一反惯例地回来吃饭。

　　妈妈多炒了几个肉菜，张志强出外买了一只烧鸡几个猪爪，买了几瓶啤酒。

　　“嗬，今天是什么日子，改善生活了?”张志红欢快地雀跃起来。

　　张志强苦涩地笑笑，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啤酒。

　　“二哥，等我毕业跟你去开出租车。”张志刚鼓励他，“你得教我。”

　　张志强急忙将嘴里的菜咽下去，对弟弟说：“别，可别跟着我学开出租车，这可是个危险活儿，除了每天要注意力集中，高度紧张，恐怕开车肇事不说，现在社会治安太差，总有些人惦记着车，不是偷就是拦路抢劫，有时抢车又抢钱……”

　　“你不会防着点不让他们抢……”弟弟说。

　　张志强这时才瞪起眼珠子，讲起了出租车司机的苦衷：

　　“这哪是能防得了的，你开着车，有人在马路边举手要乘车，你能不停下，你怎么知道这俩小子是拦车行抢的?等你停车让他们上来，他们猛然间从腰里拔出刀子，你敢不服从?要钱给钱要车给车，弄不好先给你捅几刀，把你丢下车，然后他们再开车抢劫别人。你不死算你命大，你负了伤或死在荒野郊外谁管你?活该倒霉!唉，算我命大，今天下午……”说到这里，张志强停下来，欲言又止。

　　“今天下午怎么啦?”几个人异口同声地盘问。

　　“没啥，没啥!我这不是挺好吗?还能在家里坐着吃饭喝酒。”张志强说着，苦涩地干笑起来，笑了一阵就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晚上睡觉的时候，张志强向他哥讲了今天下午被几个持刀的歹徒抢走出租车的事，“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没跟他们硬拼，所以他们也没伤着我。”张志强聊以自慰地说。

十六

　　吃过早饭，张志全推出自行车，径直向梁岩所在的工地骑去。

　　喧嚣的工地上，运送建筑材料的吊盘卷扬机早已开动起来，力工们推着装满砖块和水泥浆灰的小车来来去去地奔忙着。梁岩仍然是建筑公司一个工地的工段长，但是因为他近年来常给所在单位承揽来一些施工任务，颇受公司经理的青睐。他每天上班来也是东走走、西看看，指手划脚地指挥一番，然后到工地办公室一坐，喝茶水，看报纸，闲扯一通。张志全在工地办公室没见到梁岩，但刚才在办公室打扫卫生的一个工人说，梁岩早晨一来就上吊盘去了。未封顶的宾馆大楼正一层层地往上拔，要盖十几层，每层起来以后工段长都要亲自去检查指导，否则出了质量问题是要返工的。

　　张志全坐在工地办公室里看工人刚送来的报纸。

　　“哈——，张大施工员来啦，欢迎欢迎!”梁岩出现在门口，大步地迎着走来跟他握手，“张大施工员快升科长了吧!到时候请客。”

　　“咳!我哪有那个门路，还得苦干实干，熬几年再说!”张志全站起来说。

　　“说实在的，苦干实干没必要，主要是得抓住领导这一层关系，现在这年头干什么都离不开关系门路。”

　　于是两人坐下聊起来，梁岩摇头晃脑地谈到他未来的岳父施处长刚给他弄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打算装修后结婚用。他十分得意地告诉张志全：“我老丈人对我和韩乃霞还是不错。给我房子不算，去年以来光承揽的施工点就给了我两个，包括眼下干的这个宾馆。等以后有条件我也成立一个建筑公司，大把大把的利润自己得。怎么样，到时候我聘用你给我当工程师，你不是念过建筑专业的大学吗?不能埋没了你的人才，给公家干没人领你的人情，你白干……”

　　这完全是一副沾沾自喜的神态。张志全注意到梁岩近来穿戴讲究起来，西服领带配一双旅游高腰鞋，有点不伦不类，但毕竟显示出那么一点城里人高薪阶层的身份。张志全几次想直接告诉他自己与施处长的真实关系，煞一煞他那傲慢的威风。然而他咬住嘴唇一声不吭，一股焦躁不安的烦恼袭上心头，脑际里想象着梁岩知道他与施处长的真实关系后的谄媚样，想象着那时候自己在梁岩面前的优越感和春风得意的神情。于是他强忍着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将桌子上的一叠图纸拽过来翻弄着、审视着。

　　等梁岩讲完了他的那一套人生哲学，炫耀完了他的准女婿待遇，张志全才向他提起了请他帮助联系施工单位的事。

　　“你上次答应帮我们找的那个施工质量高、价格合理的省内知名单位还能不能再联系一下?”

　　“这好说，这好说，我可以再联系，我的一个朋友在那个单位当经理。”梁岩一听说让他揽活，便喜形于色地振作起来，接着他毫不隐讳地告诉张志全：“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得了主，我给你们找的施工单位，只要你能拍板签合同，我保证按工程量给你回扣，虽然这个单位回扣给的最少，一栋大楼盖完怎么还不给你个人弄个一、两万块，这是最起码的，给其他领导的份额不算在内，单独另给。”

　　张志全明确地说：“成本少算点，回扣不要，我不能犯错误。”

　　梁岩瞪大眼睛反驳说：“什么叫犯错误，现在搞基建的普遍都吃回扣，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拍板决定权。哪有不要回扣的，这都是公开的秘密，没见谁因这事犯了错误，上边领导都得了，你还怕犯错误?关键是你把关系先理顺，领导得大头，你得小头，形成一个关系网，保护伞，你懂不懂，这是起码的常识。”

　　张志全知道梁岩给他说这些，是想让他改变自我，适应新环境，但是张志全没有兴趣听下去。他看了看手表，还不到十一点钟，他起身要走。梁岩执意要留他去饭店吃饭，张志全婉言谢绝了。梁岩再一次声言他找的施工单位肯定能保证质量。

　　骑车回到厂基建科，陈占辉招呼他：“小张，怎么样，你联系的单位能行吗?”

　　张志全简要地向陈科长介绍了他上午找梁岩谈的情况：“保证质量、保证进度，这是省市质检部门的评价，请还请不到呢!”

　　陈科长笑着点点头，说：“我上午也找了几个人，都说能保证质量、进度，到时候咱们再作比较吧!”

　　听到陈科长这么说，张志全心里一怔，梁岩那句“你能不能做得了主”又响在他耳边刺激着他。他感到很沮丧，他知道自己定不下来。梁岩那张扬扬得意的脸于是浮现出嘲弄的笑意面对着他。

　　下午，张志全又去了一趟动迁办，去了一趟市防疫站，解决新楼将给相邻的几个住户带来的挡光问题，然后回到家里。

　　躺在里屋床上的张志强看到哥哥回来，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起身，让他哥随他走出屋。 哥俩来到附近的小饭馆，张志强要了一瓶“老白干”，几瓶啤酒，几个炒菜，哥俩边吃边谈。

　　“哥，我想先问你点事?”

　　“什么事?”

　　“你和严莉什么时候结婚?”

　　“现在没定，今年恐怕不行，她上夜大得下半年毕业。”

　　“下个月我想跟朱桂琴结婚，她，她已经有了……”张志强脸上有些腓红，不知是他喝酒上脸还是他说出这话感到害羞，“我没办法，我不能让她打胎。虽然她比我大两岁，但她对我一直挺不错，知冷知热。我知道她过去跟别人睡过，这事她也跟我承认过，但是我想这……这不要紧。当时她也是不得已，家里没爹没妈，中学没念完就下乡，下乡回来上旅店当服务员，旅店头欺负她，她不敢不从。这一年多，她跟我，什么都舍得给我买。我包的出租车虽然是旧的，但四、五万块钱我哪有?是她给了我一万多，又给我借了三万多。现在出租车被人劫去，我也挣不来大钱啦，我结婚没房住，想……想在咱家里屋住些日子，你看呢?”张志全知道，他大弟弟与朱桂琴处对象，他妈是一直不同意的，他妈看不上那个年龄比张志强大几岁，打扮妖里妖气，说话粗鲁的女人。然而张志强却不嫌弃她，拿她当心上人。张志全了解他大弟弟，为人仁义、豪爽、耿直，不会轻易耍戏人，对自己的行为肯负责任。然而他与朱桂琴结婚，他妈能同意吗?他们两口住在里屋，他张志全就得跟弟弟搬出来与妹妹、妈妈住在大屋，这多么不方便，并且他自己以后结婚怎么办?张志全想到这些问题，但他不能一一提出，他只说：“咱妈那儿怎么办?她不同意我得做做她的工作。”

　　张志强啜了一口酒，眼睛看着他哥说：“你是得找咱妈谈谈，你谈比我谈好，现在是生米做成熟饭，不成也得成。但是我怕咱妈气个好歹，你出面劝劝咱妈，只要她老人家点个头就行。”

　　“我看问题不大，”张志全鼓励大弟弟说，“你放心，我会让咱妈答应的，不过你自己先想好，你能不能跟朱桂琴过长。”

　　“我想我能，我是不会变心;她朱桂琴变不变心，我不知道，我想她不能。”

　　“好，我先祝你们幸福美满!”

　　窗外面的街灯亮了，哥俩推门走出饭馆。张志强有些醉意，在哥哥的搀扶下踉跄地往家走。

十七

　　晚上七点多钟，严莉还没有回家。严玉柱知道女儿星期三没有夜大的课，按理她今天应该早到家。

　　严莉回来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没等家里人询问什么她就解释说：“今天张志全找我说点事。”

　　她嫂子告诉她：“饭还在炉子上热着。”

　　严莉说：“不吃了，张志全拉我到小饭馆一人吃了一大碗面条，我们俩今晚多聊了一会儿。”

　　严玉柱躺在小屋的床上戴着花镜在翻看一本书，这时趄着身子关切地问：“什么事呀，聊到这么晚?”

　　严莉收拾好热在炉台上的饭菜，打水洗了一把脸，听到她爸的问话，急忙返回小屋，走到他床边，小声地向她爸通报说：“爸，有个事我跟你说一下。”

　　严玉柱又欠起身子问：“什么事?”

　　严莉反而大声地说：“张志全告诉我他弟弟要结婚，没房子，张志全找他们新来的科长，要求借住单位办公室，他们陈科长还不错，已经同意让他住一段再说;爸，你说我和张志全结婚没房子怎么办?”

　　严玉柱躺在床上等了好一会儿没吭声。

　　严莉继续说下去：“爸，其实张志全的难处多着哩，他今天说他们陈科长联系的施工单位这几年出了好几把质量事故，却不让张志全联系的施工单位来谈工程。张志全担忧他与陈科长的关系再处不好，恐怕要砸自己的饭碗，他不敢找他们王厂长，又怕以后施工出了问题对不起王厂长。他说现在懂技术的还是说了不算，说了算的不懂技术，他说现在当官的都想捞一把，都想吃回扣，不管质量不质量。张志全不想吃回扣，可是他说了不算呀!”

　　严玉柱放下书本摘下花镜，从床上坐起身子，还是没说话，但是他显然对女儿介绍的情况非常感兴趣。

　　“爸，你怎么不吭声?张志全今天约我说这些，想让我给他出个主意。我能给他出什么主意。我让他找王厂长汇报。他说不行，他不能挨个儿得罪。他说来一个科长我告一个，王厂长也会对我有想法，再说王厂长和陈科长什么关系还没摸清楚，王厂长能光听这一面之词吗?爸，你说怎么办?你给他出个主意!”

　　严玉柱闭着眼睛做沉思状，他知道张志全现在无论是工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需要有人好好地帮他一把，可自己年老力衰，而且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和实力，对张志全已无力相助。然而在思想上精神上，他这个老头子或许还可以效一点力。他说：“小莉，你明天让张志全来咱家跟我全面介绍介绍。依我看，一要坚持原则，二要讲究策略，有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定告状就好，也不一定不能直接告状。”

　　严莉听她父亲说了这一番话，并没有什么具体意见，有些失望地说：“说了半天，爸，你到底是什么意见，是告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波逐流?”

　　严玉柱不急不烦地耐心说：“告要有依据，你怎么知道人家找的施工单位不行，你怎么能证明你联系的施工单位可靠?没有依据不能随便告人家，但也不要出了质量事故再去告状，对国家财产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我想听听张志全的，看他有没有依据。”

　　“那好，我明天找张志全来，你再详细问问他。”严莉说到这里悄悄地碰了一下她爸，严玉柱抬起头疑惑地望着女儿。

　　“还有什么事?”

　　“还有个事，有个……大事。”严莉说时有点嗫嚅，欲言又止。

　　“大事，什么大事?”严玉柱瞪起眼睛，嗓音放大地问。

　　两人说到这里，刚才在大屋看书的严东去厨房倒开水，有意往里屋探望了一下。

　　“爸，其实张志全已经知道他亲生父亲是谁!”严莉终于鼓起勇气跟她爸说起这件让大家都有意回避的事情，“那天施处长从咱家走时，被张志全碰上。张志全特意问过我，我不能跟他撒谎。”

　　“那他怎么不跟我说这事呢?”严玉柱纳罕地问。

　　“我不让他跟你提这事，再说他也在考虑你为什么不让认。”

　　这时站在厨房的严东端着水杯不肯走开。

　　严玉柱又闭上眼睛，沉吟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好吧，你让张志全星期天来咱家，我跟他好好谈谈这件事。”

　　于是严莉的神情兴奋起来，她接着问：“爸，你让他来，想跟他谈啥?是告诉他去认呢，还是不认?”

　　严玉柱有些踌躇地叹了口气，说：“我本想过几年再让他们相认，张志全是个好孩子，施德安现在正有权有势，我怕张志全像施光那样走上邪路。但是这个决定权不在我这儿，我把话跟他说开，让他自己做主处理，我想他会听我的。”

　　“你也得好好想想，爸，张志全跟施光可不一样，你可别误了张志全的前途，张志全也需要有人帮一把。”严莉有些嗔怪地说。

　　严玉柱又瞪起眼珠子，威严地教训女儿：“你懂个啥?现在年轻人学坏也很快，环境影响很重要。星期天晚上你把张志全找来，我向他摊牌，我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十八

　　露天的市人民体育场内，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广播喇叭连续不断地放送着《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张志全伫立在体育场门口，望着看台上黑鸦鸦的一簇簇人群，运动场上身着各色运动服的男女运动员在列队行进，不知这是哪个系统的春季运动会正在举行入场检阅仪式。他没有再往里面走返身出去，找到自行车，骑车在体育场的外围附近寻觅一番。

　　这几天张志全到市人民体育场已经来过几次。有人说这里时常停着被歹徒劫持后丢的车辆，他抱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到这里来寻觅。他几次来这里都看到体育场外的广场上，人行道旁，胡同里停放着各式各样的轿车、吉普车、小型卡车，也有一辆与红色拉达形状差不多的的士，只是没有志强开的那一辆。

　　这几天上班，他再没听到陈科长提起联系施工单位的事。看来由他陈科长联系已经拍板了。昨天下午水暖工小顾将他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陈科长十几年前就与王厂长一个班组，两个人是“铁哥们”，王厂长绝对信任陈科长。这个小顾时常被人请到家里去修理暖气、上下水管道，因而接触人多，消息灵通。他以前帮助过张志全，现在也经常向张志全透露一些小道消息。小顾说王厂长升为厂长快三、四年了，现在开始培植自己的人马，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子，你要注意不能得罪了陈科长。既然这样，他张志全不能再向王厂长反映什么，至少目前什么都不便直接去说。

　　因为较真的性格，张志全许多事不能如愿。张志全觉得人生路上阻力太多，自己周身不断承负着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他对王厂长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认为他清正廉洁，能为全厂广大基层职工着想，能办正事、实事，办事有办法有魄力，可是现在看来，这一点也是该打折扣的。许多表面正派的干部内心里也有自己的私利，背地里也有些阴暗的东西。

　　纵然如此，张志全也不放弃自己对人对事“较真”的态度，他知道自己缺乏什么，倘若他有“坚强”的社会关系作后盾，有让人“手脚大方”的经济收入，该打点的都能打点，他就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无人问津”和“无足轻重”。

　　离市体育场不远的胡同里有一个体育专业培训学校，张志全每次骑车来都要到这里看一遍。学校的操场上有十几个运动员在场地上打排球，靠近铁栅栏的空地停放着七、八辆大大小小的各式汽车，一眼望去，没有张志全要找的那辆。

　　“弟弟是个仁义之人，他对朱桂琴这种负责的态度也是一种仁义之举，是一种高境界。人是应该有一种精神寄托，我的精神寄托在哪里呢?”骑在车上，张志全自言自语地沉吟着。

　　昨天晚上严莉约他出去走了一圈，跟他谈起她爸星期天让他去，严莉如实地向他讲了她父亲的想法：“如果你愿意，我爸就让你们父子见面。”

　　“可是你爸以前可不是这个态度，现在怎么变了?”张志全问。

　　“以前也不是不想让认，只是他怕你沾施处长的光蜕变。”

　　“蜕变，现在就不怕吗?施德安的儿子施光不是已经变坏了吗?”

　　“变不变，关键在你，我爸向你摊牌是我爸的责任和义务，你想不想去认，你能不能受影响变坏是你个人的问题。”

　　“既然这样，我得好好想想。”

　　“那你就想想，好好想想，别后悔。”

　　张志全走时，她神情凝重地目送着他，然后莞尔一笑，两边的脸颊上泛出两个酒窝——俨如以前的吴美萍那样让他喜欢，让他迷恋。他体验着品味着严莉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他知道严莉也是一个有心计的姑娘，但绝不会像吴美萍那么自私那么无情。他也知道，严莉是自己已深深爱着的姑娘，她从不跟吴美萍那样要求自己必须这样，或者必须那样，她看重的是自己的人品、学识，是自己对她的情感，因而她能成为他的知己，成为他未来生活的伴侣。倘使他只是靠正直的品质劳动着、学习着、生活着，不为奢望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出卖自己的人格，不去阿谀奉承那些权贵们而仰人鼻息，只要求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平凡地生活，她不会埋怨他什么，绝不会逼迫他干什么。现在他从她那深情的眼睛里，从她那笑着的酒窝里读懂了她的内心，体会了她的情感，这使他感到非常欣慰、非常舒畅。

　　张志全骑着车来到一处僻静的街心公园，放好车子，找了一个长条椅子坐下来，内心也平静下来。他想到：他得为她负责，为他们俩将来共同的生活设计出一个温馨的平安的环境，他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他应该借助一些条件，因而他有必要在星期天与严莉她爸的会谈设计出一个合适的态度和正当的角色。他算了算日子，自言自语地说：“过几天就是星期天，我是得好好地冷静地想想。”

　　已是上午10点多钟，公园草坪和周围的人们被春天和煦的暖风吹拂着，被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几个老人在公园的另一边石桌上打扑克，几个学龄前儿童由他们的家长陪同在公园里玩耍。张志全将头仰靠在椅背上时而望着蓝天上的白云，时而闭目养神，怡然自得地想着自己的事情。

　　从感情上来讲，张志全从小就将养父认作自己的生父，张万金也从他小时到他长大成人给了他无限的父爱。虽然养父已故去，但他永远忘不了张万金的养育之恩，永远忘不了张万金从小耳濡目染灌输给他的人生哲理。自从他知道他还有个生父之后，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他不能忽视施德安的存在，他需要结识自己的生父，况且生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势力，他需要在自己常常受挫的人生道路上得到一些资助和指导。然而当他逐渐认清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面目，目睹了社会百态，他觉得权力并非完全是个好东西，他确信自己的认识并多次从严莉的父亲那儿得到了共鸣。严大爷曾经讲过：如果当官们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那么各种贪污、腐败、欺诈等龌龌龊龊的事情常常跟他们相伴相随，成为他们的专利品。于是张志全常常想当一辈子平民老百姓，不攀附任何权贵;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肯学习，肯动脑筋，想对社会有所贡献，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青年，他常常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势单力薄，需要有人扶植有人关心，有人给他配备一定的社会条件，才能得心应手，无所顾忌地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因而他对他生父的感情，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不寻常状态。

　　有时他宁愿张万金就是自己的生父，不需要再来一个施德安，他宁愿生父施德安是一个无职权的百姓，不想在两难选择中给自己增加烦恼。有时他又庆幸自己横空出世平添了一个有权势的生父，他多么希冀施处长能给他带来一个机遇，一个人生的转折。

　　立即要求去相认还是再过一段时间，张志全再一次进入犹豫不决状态，他的心绪已不像刚才那么平稳、镇静。

　　将近中午，张志全骑上车往家里赶路。南来北往大大小小的汽车从身边驶过，他谨慎地在路边的慢行道内行驶。一辆客货车抢占了慢行道，但是前面的路口停着几辆等信号的大车，这辆客货车不得不停下来。当张志全骑到它旁边时，一眼看见施光坐在驾驶室里神气地跟司机聊着什么，他转过头来也看到了张志全。

　　“施科长，到哪儿去?”张志全不得不向他打个招呼。

　　“办点事。”施光心不在焉地点头应付着，猛然间想起点什么，“喂，你是粮油二厂的吧?你们厂的白科长借我那套房票该还给我啦!”

　　张志全有些纳罕地问：“不是你与白成国搞交易吗，你还往回要房子?”

　　“谁跟他做交易，他答应我的条件还没完全到位呢，我得收回我的房票。”

　　“收不回来，你怎么办?”

　　“怎么办?你们厂子别想批地号!”

　　这时候，前面的车开始启动，客货车也一下子加快马力，飞似的驶向前去。骑车在后面的张志全看清这辆车后厢装满印有外文字母的香烟，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被几道绳子捆得结结实实。

　　“白成国已调离工厂，他跟我们工厂没关系了!”张志全向已经远去的车喊了一句。

　　这时他及时地觉察到这个败类仍在重操旧业仗势勒索!

　　下午，张志全到市土地规划局去催办批地号，他想在父子相认前把这件事办好，他不想一开始就求他生父办什么事，他要在这方面先按自己的方式处理。

　　在走廊里他碰见了正往外走的施德安，他很拘谨地问：“施处长，我们粮油二厂的地号批了没有?”

　　施德安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停下脚步，然后拍了拍他的后背，返身往回走时说：“你跟我来一趟，我跟你说个事。”

　　张志全只得跟施德安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前，等待他开门。

　　“请坐。”施德安把张志全让进办公室后很客气地说，但脸部表情是冷静而威严的。

　　张志全弄不清他要跟他说什么，他揣度施德安还不至于说出他们之间最实质的关系，也许他已经摸清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张志全开始紧张起来，心情激动心跳加快了。

　　施德安没有坐到他的办公桌前那把转椅上去，而是屈尊地跟张志全一起紧挨着坐在沙发上，思忖了一会儿才说：“你们粮油二厂这次批地号面积不小，而且减免了一部分市政配套费，你们是占了很大便宜的。不过按规定，建新房需按一定比例交一部分旧房，你们的旧房现在报的不够数量!你们至少还要再多交一百平米。不过……”

　　张志全开始没吭声，后来忍不住不满地问：“怎么不够数量?我们也是按照比例上报的。怎么还要多交一百平米?”

　　施德安没有解释，只是阴柔地一笑说：“我想请你们厂的领导来一趟，有些事我想跟他商定一下。”

　　看来，施处长还是在跟他谈工作上的事，他根本不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内在关系，彼此之间俨如陌生的路人。他觉得很不自然，感到刚才自己的问话难免有些生硬鲁莽。

　　“施处长，我们王厂长让我专门跑批地号这件事，你有什么话能否跟我先说，我回去保证传达汇报好。”

　　施德安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说：“我想还是请你们厂长来一趟，有些事跟你说不明白。” 张志全这才感到施德安可能要提勒卡的条件。“有些事跟你说不明白”暗指什么呢?于是他问：“您个人有什么要求吗?”

　　施德安又笑了：“我个人没要求，还是请你们厂长来一趟吧!”

　　“好!我一定转达。”

　　张志全脸一沉走出施德安的办公室，又快步走出市土地规划局的大楼，骑上他的自行车，在喧哗的大街上穿来穿去。

　　第二天，张志全陪王厂长去市土地规划局，引荐他跟施德安处长见面认识。以后王厂长又在陈科长的陪同下去了几次。

　　已答应免除的市政配套费再增加一些，王厂长反映施处长这个人很会搞交易。“其实，咱们王厂长也很会办事，”陈科长不失时机地赞誉着他的上司，“王厂长甩给施处长一笔钱，还准备送给他几套单元房，咱们也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当天晚上，张志全又一次失眠了。他感觉施德安说“有些事跟你说不明白”时，脸上隐隐地含着一丝狡黠的笑，这一丝笑意与陈科长赞誉王厂长办事有成果在他的脑际萦绕着，搅得他头疼。

十九

　　星期天早晨六点钟，张志全朦朦胧胧地躺在床上听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张志刚推了推他的身子，趴在他耳朵边兴奋地叫嚷着：“大哥，大哥，我二哥的的士找回来了，找回来了!” 张志全立即鱼跃般起床，只穿了线衣线裤急忙跑出门外。

　　街头，一个小四轮农用车在前，后面用一根钢丝绳挂着一辆红色拉达的士轿车，正缓缓地开到他们家住的街上。

　　张志强从沾满灰尘泥垢的轿车里开门出来，高高地举起双臂，向他的哥哥弟弟及刚走过来的妈妈妹妹欢呼雀跃起来，两只手使劲地鼓掌，眼窝里噙着泪花。

　　开四轮车的青年农民站在一旁跟着笑了一会儿，就走过去弯腰解开挂在两车之间的钢丝绳。这时张志强才想起从屁股后兜里掏出几张拾元大票，递给农民司机，司机说：“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张志强拍拍他的肩膀，说：“拿去吧，小意思，谢谢你的帮忙。有了车我就还能挣，能挣就不在乎这点钱!”

　　农民司机启动四轮子，一股股浓黑的柴油烟气随着一阵阵发动机的震动声从车的排烟口冒出来，农用车不一会儿就开走了，只剩下这辆远征回来的疲惫不堪污渍斑斑的轿车。

　　这辆车给一家人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带来了劫后新生的希望。

　　张志全也乐不可支地回屋穿好衣服，打了几盆水，跟弟弟一起冲刷起轿车来。

　　“那几个抢车的还算讲哥们义气，使完车又给送回市里来。”张志全一边擦拭车体一边说。

　　“够意思，我想他们抢车的逼上梁山当草寇。”张志强说着将洗脏的盆水倒进道旁的下水沟里，补充一句，“他们也遇上了难事。”

　　志刚和志红也来帮着擦车，换水，红色的士车慢慢现出了原色，不过车体有好几处被碰破了油漆，整个车内的零件还需要全面检修一下。

　　整个早晨，大家都忘了吃饭，忘记了做自己打算做的事情，都聚在一起擦洗的士车。妈妈喊他们好几次吃过饭再干，可是他们谁都没离开，失而复返的轿车让他们太兴奋太激动。 将近中午张志全彻底地洗了洗自己的手和脸，换上一件干净的西服上衣，推出自行车准备到严莉家去。张志强用大嗓门向他喊了起来：“晚上咱们家改善生活，你回家来吃吧，一起庆贺庆贺!”

　　张志全回话说：“你们别等，我可能回不来，我到严大爷家。”

　　妈妈告诉他：”让严莉也来，我们等你们俩回来开饭。”

　　张志全笑笑，回答说：“不用，不用!”

　　骑车在路上，张志全想到这一家人兄弟之间、兄妹之间、母子之间都这么和谐、这么体贴，他觉得很依恋、很幸福、很知足。

　　在这个家庭里，他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跟大家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这一家人从没有把他当作外人。张万金生前对他比亲生父亲还亲，他要永远怀念他的养父。他妈自从告诉了他的身世以后比以前对他更加慈爱，比对她亲生的孩子还慈祥。他的不知就里的弟弟妹妹仍然一声声地“大哥”叫着他，感情上从来没有远离开他。他怎能舍得离开他们投身到那个陌生的家中去，即使那里有他的生父，那里有他的胞兄。

　　昨晚失眠，他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施德安几天前跟他的谈话。

　　“他怎么能变得这么不顾廉耻，这难道也是被逼迫的吗?也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吗?”现在他在路上开始对生父的思想作深入的剖析。

　　他想到严大爷跟他讲起生父原来是怎样一个令人尊敬道德高尚人品出众的革命军人，一个心怀坦荡赤诚报国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一个受尽屈辱命运多舛人生坎坷的革命干部。他现在已是今非昔比，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他的人生理念，动摇了他的信仰呢?张志全想到了“恐怕是外在环境使然”。

　　环境是太可怕的东西，它能改变许多牢固的原则，它能不能改变张志全自己多年来已形成的人生寄托和准则呢?

　　想到这里张志全内心深处再一次受到震悚，他警告自己要注意给自己创造一个适应健康生存的环境。

　　人是多么复杂的情感动物，人不是一生下来就那么坏，也不可能或很难那么好，人有时不得不去做违反人的本意的行为，但往往人又不能不脱离恶而从善。而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够矢志不渝地不为外力所迫，不为环境所染，不为利诱所胁，既不去违法乱纪又不违悖良心地善始善终。所以自己应该坚持高尚的人生准则，应该有独立的精神指导自己一生。

　　人的一生就如同走路，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来往的车辆、行人所损伤，所侵害，也随时随地都可能迷失方向误入岐途。人生处处有十字路口，处处都需要做出抉择。

　　张志全自己今天就要做出一个重大的抉择，人生路上一个重要的抉择。他对此是有一定准备的。

　　星期天马路上的来往车辆不多，但是张志全仍然骑得很慢很悠然。骑到严家时他下车锁好车子，轻轻推开小院门走进去。今天他是空手来的，因为囊中羞涩只好如此，他觉得自己跟这个家庭已不见外。严大爷不会挑他理，严莉更不会。

　　严莉的嫂子正在厨房炒菜，严莉在帮她打下手，切肉摘菜，几个人都在忙活着晚上这顿肯定是别开生面的会餐。

　　严玉柱不在家里，不知他到哪儿去了，严莉说他爸带小胜利到商店买啤酒。严东在外间的旧八仙桌旁看一本书，一只手夹着烟，顺便从旁边的书架上拿了另外一本书递给张志全。张志全看了封面《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翻了翻里面的目录。他记得曾经在一些文学杂志上看过其中的几篇，尤其是张贤亮的《灵与肉》，后来改编成电影《牧马人》，他也看过。他对主人公许灵均的命运很感兴趣。于是他翻到这一篇，再津津有味地看一遍。

　　严东把看过的书合上放到书架上，又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每一本只是简单地翻阅几页，然后把书架上的几十本书收拾得整整齐齐，按版本大小重新摆放。

　　“你在看哪一篇?《灵与肉》没意思，我看许灵均纯牌是个大傻冒。”严东评论说，“要是我，决不放弃去美国的机遇。哪儿的土地不埋人，哪儿的粮食不养人，非得留恋在穷山恶水之中?”

　　张志全抬起头，用一种诧异的眼光瞪着严东，说：“我不这么看，母亲再穷毕竟是自己的母亲，祖国再穷毕竟是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祖国就是爱自己的母亲。贫穷固然不好，但是对自己的母亲不能嫌贫爱富，不能背弃自己的祖国，背弃自己的母亲。在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许灵均身上我感到有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心灵上的美!”

　　严东听着嘻嘻地嘲笑起来：“是嘛?没想到这套乌托邦的理论在你这儿得到了共鸣!”

　　“这怎么是乌托邦呢?恰恰相反，背弃了贫穷的祖国到国外去，贫穷的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富裕起来呢?”

　　“至少需要一部分人到国外去开开眼界吧?不开开眼界怎么知道我们的国家需要开放改革呢?不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怎么能富裕起来呢?”

　　“这是两码事，到国外去开眼界是一码事，到国外去终生定居是一码事，许灵均并不是反对去开眼界，而是不去终生定居!”

　　“终生定居有什么不好，国内对他有什么恩?有什么情?还不是把他打成右派，让他去劳改，去教养，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就那么过去啦，难道非得一辈子赖在这个国家?”严东不知是把国家和祖国等同起来，还是不愿提祖国这个词。

　　张志全反驳说：“要说对他不好，那是因为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失误，对他不好的绝不是祖国、人民，所以他觉得这辈子不能对不起祖国和人民。”

　　这时候严莉的嫂子走过来，手里端几个凉盘要往桌子上摆，笑着劝解二位：“算啦算啦，别替古人担忧啦，书上的事还算有影的吗?不要太认真啦!一会儿尝尝我新做的菜，那才叫真正的美味!”

　　严东撇着嘴笑了一阵：“你看你嫂子还真有一套人生哲理!”

二十

　　满满的一桌子菜肴一一摆开，桌子被拉到屋中央，周围放了几个凳子椅子，但是严玉柱和小胜利还没有回来。

　　严莉出去找她爸，严玉柱和孙子每人手拿几瓶啤酒进了屋。

　　“买啤酒路过一个棋摊，非跟人家下一盘。”严莉替她爸解释。

　　“赢了输了?”张志全随口问，算是向严大爷打个招呼。

　　严玉柱把手里的啤酒瓶放到桌子底下的空地上，神气活现地诉说起来：“咳!老严头下棋什么时候输过?那几个臭棋篓子都不是我的对手，我让他们一车一马，照样胜他们三局。” “胜谁三局?”

　　“胜他们一大帮，他们一大帮对付我一个人。”

　　大家笑着落座吃饭的时候，严玉柱将启开的“玉泉方瓶”酒往张志全的杯子里斟，他一边斟一边说：“这是我五年前存的，味道纯正，酱香型，没有酒精不上头，志全你今天要多喝点。”“为什么今天要多喝点，今天是什么日子?”张志全问。

　　“今天不是什么日子，你严大爷今天要跟你说几句知己的话，掏掏心窝子，所以你陪你大爷多喝点。”

　　张志全伸手把斟了酒的杯子拿过来摆在自己跟前，他知道严大爷将要在这个饭桌上向他交代一番，好看的戏文就要开场。

　　严莉坐在张志全旁边不住地给他夹菜，他跟前的小碟子已装得很满，但他顾不得吃，也不知说什么，眼睛瞅着严大爷端起小酒盅，自己也把酒杯端起来。

　　大家都屏住气准备听老头子往下说出什么。

　　严玉柱用冷静的眼神扫了一下在座的人，也着重地盯了一眼张志全，然后埋下目光举着酒盅说：

　　“今天我找个说话的机会，向志全你赔个不是道声歉，你要问我因为什么?因为我老严头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跟你说了个谎话，就是说，你的亲生父亲就是施德安，就是你常去市规划局找他办事的那个施处长。我跟他已经碰过头，他已到我这里寻过你，但我是两个都瞒着，没让你们父子相认。不管为什么，我觉得我老严头包办了你的事情，说了谎话，有错误，我现在向你赔礼道歉。你能原谅我，你就陪我把这盅酒喝下去，你要不能原谅，你就别喝，我罚我自己!”

　　说着严玉柱一扬脖将自己小酒盅里的酒一饮而尽。

　　张志全仍然沉默着，把举起的酒杯向严大爷示意一下，然后也一饮而尽。

　　“好!这说明你已经原谅了我，我们爷俩有话唠，能唠下去。”

　　严玉柱又拿起酒瓶要给自己和张志全斟酒，张志全主动伸过手把酒瓶接过来。

　　“该我给您老倒酒。”

　　严玉柱没推辞，把酒瓶让给张志全，又瞅着张志全往小酒盅和酒杯里斟酒。

　　严东说：“你先吃菜，再喝第二口。”

　　张志全于是夹了一口菜送到嘴里慢慢嚼，饭桌上的气氛紧张起来，谁都揣摩不出张志全要说什么，虽然他已经陪着严大爷喝了第一杯酒。

　　现在张志全已经把自己的酒杯举起来。

　　“严大爷，我不能埋怨您，您的用心我知道，我懂——!”张志全又把酒杯举向严玉柱，“您是为我好，我谢谢您先喝一大口，您年纪大了，您——随意。”然后把酒杯送到嘴边啜了一下，酒杯里的酒顿时下去一大截。

　　严玉柱点点头，也啜了一口，没有饮尽。

　　严东说：“吃菜，吃菜，爸你也吃菜。”

　　严玉柱夹了一口菜，然后说：“其实，是我多心啦，志全。虽然说你和施光是同胞兄弟，但你和施光可不是一个道上的人，我没必要担心你变坏。你就是跟施德安认了父亲，你还是你，你应该认你的生父。你的生父也不能说就是坏人，他有他的难处，你有你的难处。你们父子相认，或许能改变一下你的处境，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亲生骨血还得相聚……”

　　这时严东插句话：“对，对，血缘关系谁也改变不了。”

　　严玉柱不耐烦地用筷子头对儿子冷言冷语作拒绝状：“去，去，没你的事，你少掺和!”饭桌上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大家都觉得老头子在故弄玄虚。

　　“本来我想帮你一把，可是我算什么?一个退休工人，当过几年劳模，当过几年工会干部，我有什么用?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什么事也办不了，你现在趁你生父还在位，还有些权，可以让他拉你一把，你光凭你的能力不行，现在能靠老子谁不靠老子，中国现在还改变不了这一局面，你想自力更生完全靠自己，那不行!”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严莉说：“我爸今天怎么这么聪明，什么都明白?”

　　小胜利在一旁说：“我爷爷平时装糊涂，今天喝酒喝明白啦!”

　　严玉柱停下来，对各位嗔目而视，然后用筷子敲敲桌子说：

　　“这叫什么明白，现在社会上谁不明白这点小道理，可是大道理你们明白吗?你们说说，施德安为什么变了，为什么不是从前的施德安?他的儿子施光为什么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你们应该想想这些问题。我让你们想想这个问题不是阻碍张志全去跟他生父相认，这是两码事。所以我先向张志全道歉，再向张志全敲个警钟，提个醒：当干部当官固然好，但是当干部当官要当清廉奉公的官，否则贪污受贿，勒索百姓，没有好下场;就是暂时不犯事，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事，不如当个普通老百姓心里舒坦。你说呢，张志全——?”

　　张志全抿着嘴唇笑了一下点点头：“您老说得对!”

　　“你别老说我对，我以前还跟你撒谎呢!我撒谎就是不相信你，其实我是多此一举，杞人忧天倾。你跟施光不是一路人，你明天就跟我去市规划局，我今天向你赔不是，我明天再向你生父赔不是，都是我这个老头子心眼不好，眼瞅着你在单位受压，又不让你生父拉你一把，我该罚!”

　　说着严玉柱端起酒盅将余酒干了。

　　“明天上午八点钟，你在市规划局门口等我，我不让你们父子相认，我这颗心就一直悬着，心里不安。你别忘啦，明天……”

　　张志全这时只是撇了撇嘴，说：“再过些时候吧，严大爷，现在我去认不方便。”

　　“为什么，为什么不方便?”

　　“因为，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跟施德安办事，总觉得感情上与他隔阂很深：现在他开始伸手向我们厂子要几套房子，我越来越觉得跟他思想意识不一致，亲近不起来。等过一段时间吧，我再找您联系。”

　　“那好，那就依你，只要你感觉到需要，你可以随时找我。”

　　……饭后，严玉柱坦然地躺到小屋床上，不多时就打起呼噜。

　　严东跟张志全坐在一起喝茶，严东劝张志全说：“要认就应该现在去认，你们父子俩一相认，感情马上就能扭转过来，不然，施处长过几年一退休，你什么也得不到。”

　　张志全憨笑着向他说：“谢谢东哥，还是等一段时间再说吧!”

二十一

　　按照计划，星期一严东该去江东浴池采访一个女修脚工，十几年前就成了市劳动模范的宗彩玉——一个现在还在基层工作的中年妇女。这是记者部主任上星期就安排他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

　　说实话，他从内心里不喜欢这个被采访的人物，尽管她是市服务行业寥寥可数的能从基层选上来的一个劳模，然而她终究不是改革时代的先锋人物。采访她，无非是老生常谈地了解一下她的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类的平凡小事，然后把它们组织编写成文字材料。

　　这种应景式的活儿，严东还是能够完成，而且可能完成得很圆满很出色，尽管他写的与他内心想的可能完全不同，南辕北辙。因为他明白自己是搞文字的，是替人家当吹鼓手、喇叭匠，口是心非是自己的职业需要。

　　坐在报社的编辑部里，他在寻找电话簿。他要查一查市土地规划局审批处的电话号码，他想给施德安处长打一个电话，这是昨晚他与张志全简单谈过之后想做的一件事。

　　张志全当时拒绝了父子相认的提议后，他便决定自己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因为张志全在他眼里整个就是一个大“傻冒”，他要有张志全那样一个亲爹，他早就冲上前去了。什么叫思想意识不一致，什么叫做人的原则，他对自己的亲爹严玉柱早就不当一回事儿，在他看来，他自己是比他爹严玉柱高出好几个档次的更有头脑的人物，他严东虽然不是高明的政治家，但也不是任人愚弄的百姓。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时，他是一名初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的小头头，斗过学校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当权派，狂热地崇拜过领袖人物;后来到北大荒农垦兵团种地，当过班长、排长、连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发誓一颗红心永向党，永远扎根“广阔天地”。他无数次地表决心，“修理地球”的劳动使他无数次地感到疲乏、枯燥，前途渺茫。几次中专大学的推荐招生指标都落到比他更能干更能靠近领导，更有关系网络的人身上，所以他早早就恨走后门的关系网，早就恨只会给领导送礼的“马屁精”。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场欣起了返城风。农场医院不得不将假诊断书当做白纸一样赠送给发了疯似的兵团战士们。已经在兵团成家的严东跟随着潮水般的返城大军回到城里，在他父亲那个厂劳动服务公司管的豆腐坊里当一名工人。

　　恢复高考的时候，他抓住时机复习功课，很费力地考上一所师专学中文，毕业后成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因为他文革运动时就常常写大字报，在兵团扎根时就常常给《兵团战报》写稿，当语文教师时又常常给地方党政机关报写些豆腐块似的小评论、小报导。于是他终于靠自我奋斗艰难地从教育界逃出来到新闻界，在一个地方小报《北龙晚报》混到一个记者的位置。

　　他因为常常写文章，常常研究一些理论问题，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总揽全局，居高临下地观察认识一些社会上的事情。他常常要采访一些劳模、企业家、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他自以为接触得多知道得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不再轻易地崇拜谁，也不再轻易地被什么所感动。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阅历的增多，他不再认真求索地去思考什么，不再真诚地去对待什么，他知道自己早就随着以往的情感一起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骨子里已经更讲究实惠的东西，更计较个人得失。

　　父亲从他小时候起就常常训斥他，他直到现在已经习惯了。

　　他小时候十分听他父亲的话，因为他父亲严玉柱当时是厂里的劳模、工会头头，厂里的同事领导都很尊敬他父亲。他父亲常常为了给大家办好事牺牲个人家庭的利益而受到单位领导、街道邻里、社会舆论的赞誉。他孩童时曾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自豪。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逝，他逐渐发现他父亲有些异常：别人只是唱唱高调的假话，他却用来当真话来实践，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且要求自己家人、子女都一一做到。他似乎不懂得当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时候，精神因素对许多人的支撑作用是有限的。

　　他内心里开始对他父亲产生不满，因为他父亲并非完全能从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比如说别人的父亲都为身在农村的子女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往城里调，他父亲却为车间里的家困职工子女返城竭尽全力，对自己的儿子却一点没尽到责任。严东记得他在兵团农场几次写信要求他父亲替他托人走走后门办家困返城或办上学等曲线返城，一个工厂的同事主动要帮他找大夫开假诊断，也都被他父亲阻止了。他父亲只是固执地劝他扎根兵团，努力工作，多吃点苦多受点累，没啥了不起，年轻人需要锻炼锻炼，在哪儿干都是一辈子，只要过得有意义。哼!完全是一套革命大干部的腔调，对别人说还可以，在台上作报告还可以，可是他父亲顶多算一个半脱产的工会干部，他没有必要跟自己的子女这么装腔作势地整这么一套言辞，图个什么呢?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表面说一样，实际做另一样，林彪还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呢!

　　因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严东曾经非常“衷心地祝愿”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指定过的接班人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中共九大召开时，林彪的地位是写在党章上的，可是严东像许许多多天真幼稚的革命造反派一样，根本没有想到林彪会反对伟大领袖，会伙同林立果设计了“571”反革命谋杀工程，没有得逞又叛逃国外，摔死在温都尔汗，成了遗臭万年的狗屎堆。

　　从此以后严东的心灵受到极其强烈的震撼，他对什么事都不再那么虔诚地相信，对什么人——包括自己的父亲严玉柱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何况父亲时不时地对他的喋喋不休的“政治聒噪”使他早已厌烦，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

　　神圣的信念一旦受到亵渎，他的心就不再那么真诚。他虽然没有胆量公开地对他父亲进行反抗、顶撞、反驳，但是对父亲早就采取了阳奉阴违的行动，尤其在关系到自己人生重大命运和实际利益的时候，他的态度绝不含糊。“你在兵团农场已安了家，有两间房，自己养猪养鸡种菜吃得不错，农场又那么缺人，你非得回城挤在这么小小的住屋里，分到工厂又没有什么好工种，不如在农场能发挥点作用。你自己想想，你以前不是也说过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吗?你不能开假诊断，别人能开，你不能开，不能糊弄组织给领导施加压力，不能……”

　　严东当时对父亲的这些唠叨根本没放在心上，回到兵团农场按照当时还只有少数人敢开假诊断的作法办理了返城手续，其实后来大部分兵团战士都是采取这种办法仿而效之返城的。

　　他认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事情，大多数人认可的事情，无人追究就是正确就是真理。所以现在法不责众：贪污受贿的当权派们，利用行业职权违法的职工们，有多少人受到法律的惩罚?“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如果当时返城不作点假，名正言顺地谁也回不来。这以后有了让老职工退休子女接班的政策，有些老职工也是公开找大夫开假诊断提前退休，以便让子女接班。可是当时严玉柱就是不想退，其实他的身体早已积劳成疾：常年在工厂车间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不是风湿症就是支气管炎，“心电轴过偏ST段改变”是实际的心电图诊断，“腰肌劳损，不适宜重体力劳动”也是X片实际病理诊断。可是当时严玉柱没有退休的意思，严东只得委身在附属厂做豆腐，当个集体所有制的工人。这样也好，逼得严东重新拿起书本复习一年，参加高考进了师专，当了中学教师，又当了报社记者。

　　父亲说他总是不安分。他想，要是听了父亲的，总是那么随遇而安地服从，他就没有今天这让人称羡的职业了。只是现在报社刚刚成立没几年，还没有雄厚的资金盖宿舍楼分给职工。

　　为了房子，严东确实犯过愁，他不愿意整天听父亲跟他絮聒不休。家里两间小屋实在不宽敞，于是严东又在不安分地想办法。

　　翻着厚厚的电话簿，他找到市土地规划局的电话号。但是他没有马上打这个电话，他情绪有些激动，心脏怦然地跳动起来，这是每当他自己酝酿要干一件切身利益的大事时往往出现的症状。

　　他思忖再三，决定先把张志全约出来单独谈一次，再找施处长。于是他给张志全单位打了一个电话：

　　“张志全吗?今天下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我有事找你谈一谈。下午三点半你到我们报社来吧，我在编辑部等你。”

　　他拿起公文皮包，走出报社去完成采访任务。因为采访对象不再是他经常喜欢采访的企业家、党务工作者、政府要员，没有轿车或面包车来接他。他只得到公共汽车站去等车。

　　采访一个基层工作的劳模，这不是他自己情愿的事，倘若他去采访有一定权利的企业家、政府要员等类人物，不但会有车接车送，而且中午还会宴请他，送给他一些纪念品。当他凭着自己的灵感，凭着自己带有一定想象力的夸张将他的采访对象通过报刊宣传出去，他所得到的或许还要多些，只可惜他所在的报社级别小了一些，真正有实权够级别的企业家或政府要员不怎么青睐他的报导。他们报社所得到的各种赞助要比大报社少得多，他们当记者的得到的实惠也要差一些。

　　他对一些所谓的劳模抱着一种戒备心理。他知道有些劳模是吹出来的，有些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兼任劳模更是吹出来的。只要这些企业家有钱、有财富、先富起来，你别管他们怎么富起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富的过程中什么手腕都可以使用，合法的、非法的、不论以前怎么卡扣工人、怎么违法乱纪，富起来以后再当慈善家，再花钱找人吹喇叭抬轿子买名气，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这些企业家对报社记者特别客气，特别肯大大方方地送礼品。

　　可是他现在要采访的修脚女工却是一个侍候人的白丁，虽然当过劳模，却是一个在改革的时代没有先富起来的人，所以对这次采访他不感兴趣。

　　他乘公共汽车来到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找到那家大众浴池，他先问这家浴池的主任在哪里。当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主任告诉他，这位叫宗彩玉的修脚女工因为倒班而不在岗，让他下午再来时，严东有些不耐烦。他向浴池主任要了几份关于这个劳模的材料，就匆匆地离开浴池。

　　中午他又乘公共汽车来到一家规模不太大的国营饭店，坐在一个饭桌前，跟走上前来的一个服务员说：“把你们的董经理找来!”

　　这位服务员马上认出他并热情地招呼着：“来了，严记者，我们经理在厨房，我去替你叫他。”

　　一会儿又矮又胖的董经理从厨房里走出，笑嘻嘻地向严东点头致意，主动地问：“你想吃点什么?你怎么好长时间没来啦?”董经理说着从旁桌上找来一本菜谱递到他面前，“别客气，你随便点几样喜欢吃的。”

　　严东这时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两份《北龙晚报》送给这个饭店的领导，俨如在进行一笔生意似的认真地说：“我给你个人写了一篇，登在第二版，你看效果如何?”

　　董经理会意地接过去，喜眉笑眼地看了几眼，满意地说：“不错，不错，感谢严记者的表扬，今天我让大师傅给你弄两个拿手的菜。你喝啤酒还是白酒?这样吧，我这还有瓶好酒——‘泸州大曲’，你尝一尝怎么样?”

　　不一会儿，董经理亲自从厨房端来两个凉盘两个热盘，并亲自陪严东喝了几盅白酒、几杯啤酒。当严东酒足饭饱地抹抹嘴唇，啜着刚沏好的茉莉花茶，装模作样地从口袋里掏出钱结账时，董经理过来把他的手按住：“算啦算啦，以后再说吧，没几个钱!”当严东跟董经理道别的时候，一个服务员手提一个塑料兜走过来。

　　“小意思，这是本店酱的风味驴肉，你拿回去给孩子尝尝。”

　　严东作谢绝状，董经理则提着塑料兜走出店门硬塞给他，于是严东用胳膊夹着公文包，一只手提着一塑料兜驴肉，一只手跟董经理握手再次道别。

　　走在路上，吃得过饱的胃有些发胀，严东打着饱嗝，想到自己从事这种职业的优越感真是算不了什么，否则自己不至于还住在狭窄的陋室，自己曾经采访过的那些企业家、政府要员哪一个不是住宅宽敞，环境幽雅，令人叹羡眼红呢!

　　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报社的记者，连自己报社的主编，记者部主任都没有太可心的居室，所以他不敢奢望住得太好，一家三口能有一套独门独户的二居室单元房就可以。可是想什么办法能弄到这套房子呢?他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他要找张志全好好谈谈，他没忘记施德安处长到他家送房票的事。这样的好机会不能让它白白地失去，虽然他父亲不会赞成他的所为，但是他现在已经不能再顾及。施处长还能有几年掌权的时候，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管他老爹会说什么，骂什么，就这一把啦。一定要跟张志全把成破利害说清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父子相认，让施处长那张房票再重新返回来。

　　下午三点半之前，严东早把一篇千余字的所谓采访报道女劳模的小短文写出来。虽然他没有见到女劳模本人，但是他可以抄抄他带回来的材料，按照以往的经验，搞一搞文字拼接剪裁，他认为自己写的准能审核过关。

二十二

　　三点半，严东焦急地来到走廊楼梯处，碰到正在上楼的张志全，他把张志全领到一间暂时没人的办公室。

　　“请坐!”他将张志全让到沙发上。虽然沙发破旧些，但却是这间办公室里唯一坐起来舒服的家具，他自己则坐到一张四脚有些不稳固的木椅上。

　　“怎么样，最近单位事多吗?其实你那摊基建工作还是不错的，干好了油水不少，但你得会干。”严东一开始就关切地跟张志全谈到工作问题，以便进一步引到他要切入的正题。 张志全淡淡地一笑说：“会干不会干，我对得起我每月的八、九十块钱工资。”

　　严东于是揶揄地大笑：“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你的工作，在单位把人事关系处理好能捞不少油水。但是你可能还不行，你要是个基建科长，什么都会有，光吃工程回扣就够了。怎么样，你得努力呀!”

　　张志全会意地淡淡一笑，明知故问：“怎么努力?送礼行贿，先把领导喂住，然后自己再捞?”

　　“对呀，其实你什么都明白!”严东一拍大腿，兴奋起来，“我 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开导开导你，你有个那么好条件的亲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去相认，他终究是你的生父。你和他相认，他会帮你解决一切问题的，什么感情不融洽呀，你没跟他相处，你在他眼里还仅仅是一个来求他办事的局外人，他怎么会跟你感情融洽呢?”

　　说到这里，严东转过脸注意一下张志全冷漠的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于是站起身找了两个瓷杯，给张志全和自己沏了两杯茶，说：“我们报社，清水衙门，没好茶叶，对付着喝吧。” 张志全一边啜茶，一边抓了几张旧报纸，翻看着，他找到几篇严东写的文章，随便浏览起来，说：“东哥，你的文笔不错，境界挺高，采访的人物这么崇高，怎么你平时说的和文章写的不一样?”

　　“这不奇怪，其实我们记者也都是人，也都有自己的实际利益;搞宣传工作就是要完全摆脱掉自己的实际利益，难免产生一种夸张的杜撰的行为;宣传是一种政治需要，煽动出一种情绪，呼悠让一些人行为就范。搞宣传，耍笔杆子都是受人之托，成人之事，都是替人家出力的吹鼓手;需要你的时候， 把你找来安排一顿，给你点小恩小惠;不需要你的时候，两眼一闭不认识你!搞宣传的全是瞎呼悠，说你是猫你就是猫，说你是豹你就是豹，说你是虎你就是虎，其实搞宣传的仰人的鼻息活着，没有实权，办不了大事，看人脸色吃饭;耍笔杆子的人都没有根基，谁腰杆子硬就帮谁唬 !现在都愿捧企业家，哪个企业家给钱多就吹捧谁!”

　　抬起头来，严东注意到张志全用一种惊诧的疑惑的眼睛看着自己，于是继续深入坦露自己的观点：

　　“所以说，我们写的是一个样，其实现实生活是另一个样，你可别太认真地对待这些所谓的境界高的人和事，连我们写文章的都不感动，到关键时候人们都是讲究实惠的，都有自己的实际利益要考虑的!”

　　“那么，这些企业家要考虑什么实际利益呢?”张志全问。

　　“他们的实际利益就是名利双收，他们先富起来靠自己的头脑，手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富的过程中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富起来当慈善家，再花钱抬举自己，买名气。”

　　张志全讥讽地笑着问：“那么说，一切都是虚无飘渺的，世界上没有真实的东西，可以用金钱买来名誉，先当贼后当慈善家，政治宣传就是愚民，无所谓原则。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严东说，语气非常干脆，“我们把一些人和事的包装剥下来，问题的实质就是你刚才说的。”

　　“不是我说的，是我替你总结的。”

　　“无所谓，我也是通过一件件实际事情深化认识出来的。

　　“中国人现在太可怜，贫困的地方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你看我们吃的、住的，比西方发达国家差远啦，连泰国、韩国都不如，还侈谈什么理想、事业、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实我爸是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人，我原来非常信奉我爸，崇拜我爸，后来知道我爸不过是被人利用的一种道具。他是过去政治宣传的牺牲品，他在家里对我说教得越多，我的逆反心理就越强烈。我老爸完完全全是愚民政策的产物，他才是天下头号大傻冒，他那一套乌托邦式的说教太误人子弟……”

　　接着严东跟张志全叙说了他从下乡返城考学的经历中他父亲对他的态度以及他的反叛;否则，他今天根本不可能成为《北龙晚报》的记者，权且还算是大城市里一个体面的人物。

　　“总之，我向你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帮你一把。在你人生的关键时刻，你一定要头脑清醒，千万不要冒傻气!人是最自私的动物。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的人也都是各人顾各人。你应该抓住机遇，因为你有一个那么好的父亲，你一定要找他相认，就在今天或在明天。你不好意思去谈，我可以帮你去找他谈，他从小把你过继给人，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现在你可以向他讨回更多的东西。只可惜我没有这么一个爹，我要是有，我早就冲上去叫爹啦!” 张志全以前跟严东只是简单地交换过一些对事物的看法，从来也没有在一起较长时间地处过事，更没有多少利害冲突。他一直以为严东是一个知识较为渊博、阅历较为丰富、办事稳重、为人厚道的兄长，外表显得文质彬彬，老成深沉，在家里，在他父亲面前有时表现得谦恭、卑微，他父亲训斥他的时候，他总是唯唯诺诺的，但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内心有这么赤裸裸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东西，没有想到那么受尊敬的心地那么高尚淳朴的前辈严玉柱的儿子却是一个对他阳奉阴违与他迥然不同的市侩。他低着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张志全只是听严东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他想深入了解一下严东的内心世界。他知道严东说这些也是为了开导自己，为自己有一个好的处境，可以说严东够坦率够诚恳的，但他这套理论也是够庸俗的，庸俗得简直令人作呕!可是他这套理论又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是他的人生感悟，是他的人生总结，是私下里跟他交流的肺腑之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要不是因为他跟他妹妹搞对象，他可能不会这么毫无遮拦地向他坦露这么多，不会由此而显得这么亲近。

　　“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知道你也是个有头脑的人，你有你的主见，你自己好好考虑，但是我想，我说这些供你参考的意见，你不能不无动于衷，都认为是些废话吧?”

　　张志全抬起头有些懊恼地、腼腆地笑了笑，不得不表态说：“东哥，不论你说这些对或不对，我感谢你对我说了这些肺腑之言，我会严肃地郑重地考虑你的话，考虑我和我的亲生父亲之间如何相认，如何相处，这里面的情感很复杂。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不能改变，我凭我自己的能力生活、工作，我有我的人格和自尊。我知道，人太顾及自己也没有什么意思，人应该活得更有意义，人不能太黑太坏，不能陷入那些物欲横流、肮脏无耻的人际关里去随波逐流，蝇营狗苟。我现在暂时不去相认，我准备再过几年去认我的生父，至少今天、明天不想去认。”

　　张志全一亮出他的态度，严东的脑际就闪出一个念头：这个大傻冒，天下头一个大傻冒，跟他谈那么多都是对牛弹琴，瞎子点灯白费蜡。

　　“好，好，今天就等于我没说，你可以等几年，你可以今天、明天不去认……”严东不耐烦地站起身，结束他的“教诲”说，“以后咱们就是亲戚，咱们互相协助，互相帮助，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有事肯定也会找你。”

　　当张志全离开的时候，严东简直不能理解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再一次地想：既然你傻，我是不能跟着你傻下去!对不起，我该给施处长打电话联系啦。

　　于是严东来到一个有电话的办公室，拨通了市土地规划局审批处的电话：

　　“请找一下施处长，我是《北龙晚报》的，我是他朋友严玉柱的儿子。”

　　严东向对方通报了身份和关系后拿话筒等了片刻：“喂，您是施叔吗?我是严玉柱的儿子，我在《北龙晚报》工作。我找您想告诉您，您早年寄养给别人的儿子，已经有了下落。您现在有时间吗?好，谢谢您派车来接我，我在报社等着您的车来，到您那儿去面谈，好，一会儿见。”

二十三

　　面包车在繁华的马路上奔驰，除了不熟识的司机，只有严东一人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严东的心里有些慌乱，不经张志全和他父亲同意，私自去找施处长谈这件秘密事，是他事先不得已定下的下策。但是他心里一直惦念着施处长第一次到他家送来却被他父亲拒收的那张房票，他决意私下里做成这笔交易，使那张房票失而复得，就不得不这么刚愎自用地主动出击一把。

　　当他跟司机下了车，一步步地拾阶而上市土地规划局门前的台阶，再进入局里的大楼，内心更感到杌陧不安起来。

　　施处长在走廊的楼梯口迎接他，十分热情地同他握手，眼神里流露出欣喜和渴望。

　　坐在施处长的办公室里，施处长亲自给他沏茶、递烟，然后静静地坐下来只等宣布那令人心醉的期待已久的消息。

　　“其实，施叔上次您到我家，我家父是知道您儿子的下落的，但是他不想告诉您。”严东以此作开场白是想吊吊施处长的胃口，并提出他的条件，“就是我今天来，也没有经过家父的同意，是我个人的行为。”

　　说到这里，严东停顿一下，他的慌乱心绪久久稳定不下来。他四处观望着这里的摆设，体验着眼前与办公室主人谈话的气氛。

　　施德安克制着自己躁动不安的急切心情，脸上显露出若有所思的狐疑和恭维对方的微笑，他为即将找到早年失散的儿子而兴奋。

　　严东呷了一口茶，说：“您儿子我也认识，上午我们还在一起唠了一阵。我让他来您这儿相认，他不来。”

　　“他现在住在哪儿?……”施德安焦急地问，“他怎么样，干什么职业?”

　　“他现在……”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起，打断了严东往下要说的话，施德安不耐烦地提起话筒：“喂，哪里?你过一会儿再来电话，我这儿有客人。”

　　放下电话，施德安走过来紧挨着严东坐在沙发上，急不可耐地催促着对方说下去：“你说，你说得详细点……”

　　于是严东将张志全的大概情况作了简单介绍，然后告诫他说：

　　“张志全现在不想跟您相认，他到您这儿跑地号，对您没培养起感情。他早知道您是他的生父，您最好不要直接去找他，您可以先跟他们厂的领导谈谈，让他们厂的领导出头做做他的工作，我看问题不大，终究您是他的生父，他是您的亲生儿子。”

　　施德安点点头说：“是的，是的，他是我想了二十多年的亲生儿子，当时名叫施阳。我想起来了，市粮油二厂是有个跑地号的小伙子，那模样确实长得像我以前病故的妻子，像他亲生母亲。我身边的这个儿子长得也像他母亲，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说着施德安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在深深地缅怀二十余年前失去的爱妻，重温二十余年前儿子施阳寄送给别人的情景，黯然神伤，眼睛湿润了。

　　这时严东蓦然想起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心思立刻沉重起来，便不顾施德安对往事的怀念和感伤，直截了当地问：“施叔，上次您给家父的房票还有没有?我家里三世同堂，住屋太小，住宅环境实在太差。”

　　施德安将自己的思绪拉回来，郑重考虑严东的用意，回答说：“现在是没有啦，不过你放心，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再整一套的，最起码两屋一厨，带煤气的。”说到这里，略微思忖一下，提出问题来，“只是我不明白，你爸这老头为啥不让我们父子相见，为啥不要我的房票，难道我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

　　严东笑着解释：“我爸是个怪老头，他要维护的还是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左’的一套，文革遗风，今天恐怕这个被腐蚀了，明天担心那个被拉下水。张志全，就是您的儿子施阳，现在正跟我妹妹处朋友，我爸是担心他未来的女婿蜕化为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狗崽子，我爸还是那套旧观念，思想一点不解放，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是嘛 ，亲生父亲与亲生儿子相认怎么能扯出这么些问题?”施德安也笑了，“至于这么严重吗?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啦，严大哥怎么能这么守旧，不开化呢?”

　　说到这里施德安向严东介绍他的坎坷经历，严东没有兴趣听。下班时施德安要带他到饭店吃饭，他谢绝了。临走时严东没有忘记再三嘱托施德安两件事：“您想着点：一是您先不要找张志全，也就是施阳;您可以先去粮油二厂找单位领导谈谈，共同做做工作;二是请您帮帮我家的忙，房子问题，您费心。”

　　舒舒服服地坐在来时乘坐的面包车里，严东心里感到松了一口气。决意要办的一件事已经开了头，第一道防线已经冲过去，预期的目的一定会达到，管他别人说什么。

　　车窗外开始下起飘泼阵雨，哗哗的雨柱敲打着车窗的玻璃，敲打着整洁的柏油马路。面包车疾驰着越过一条又一条熟悉的街道。司机已经问过他严东的住址，殷勤地要送他到家门口。严东谢过后执意让司机将车停在离他家胡同稍远一点的地方。说老实话，正如他刚才嘱咐施处长那样，他让司机将车停得离胡同远一点，确实是怕他父亲马上知道他今天的行踪，他对那场迟早要到来的责骂多少有些畏惧。

　　他下车时雨势减弱，他冒着没煞住的小雨走回家。因为路途不过几分钟，他走进自家小院和外屋时穿的衣服没完全被打湿。他妻子正在小厨房做饭，仍忘不了招呼他将衣服脱下来晾一晾，他一动没动，仍然跟往常那样坐在旧八仙桌前翻看一本书。

　　他父小屋的床上躺着，听到儿媳招呼儿子脱掉淋湿的衣服，而儿子没动地方免不了从里间斥责儿子几句：“怎么的，你聋啊?外面下雨没淋着你的衣服?不需要晾一晾吗?”

　　严东心里一怔，他不敢说乘别人的车下班衣服没被淋湿，只能将衣服脱下来搭在一个木杆上。他怕他父亲从旁边小屋走出来摸一摸他的衣服，问他为什么没淋湿，他恐怕一时找不到借口。

　　一连几天过去，严东每天下班回家都像一个犯了什么过失的孩子，无声无息地坐在旧八仙桌前看书，不与任何人交谈，连他父亲都问了他几次：

　　“东，你怎么啦，感冒不舒坦?吃点感冒药吧!”

　　严东摇摇头，说：“爸，我感冒不严重，明后天就能好。刚吃一片半索密痛。”

　　其实他根本就没吃索密痛，他只是吃了几片治嗓子痛的含片。

　　一星期后，他在单位给施德安打了一个电话：“施叔，那房子的事，什么时候能给我个准信儿?”

　　施德安在电话里告诉他不要急，再过一两个月会有一套两屋一厨下来，至于严东问到施德安是否去过市粮油二厂找其领导，施德安说他正准备一、两天内去一趟，在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反复斟酌过，他不会把事情弄糟的。

　　星期天张志全没有到严家来。严莉对她爸说：张志全他们单位的地号快要批下来，市建委准备给他们单位减免的市政配套费又增加了，张志全这几天正忙着单位的事情。

二十四

　　上午开会研究在全市筹建几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事，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已经指示下来，要求根据刚颁发的国家政策，几年以后不再给各中小企业事业单位批准用于建设职工住宅的地皮，也不允许各中小企业事业单位自己筹建职工住宅，而应由新组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统一负责申报地皮，再招标建筑部门施工。

　　会后离开会场时，苟局长悄悄地向施德安透露：中国的房地产要改革，住房要求商品化，改革初期，房地产的双轨制必将给土地管理规划部门带来好处。苟局长声音不大但语气很重地叮嘱施德安：“对新组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心慈手软，该勒该卡不能客气，炒作起来才会财源滚滚。”

　　施德安略显担忧地问：“那么，人事上会有什么变动吗?”

　　苟局长拍拍他的手背安慰他说：“动别人，也不会动你，放心吧!”

　　施德安略表感谢地笑了，这以后他向苟局长请示给市粮油加工二厂减免市政工程配套费用三十万不足数额的问题，他拿出该厂的报告，提出应该减免到八十万元。苟局长让他提出一个具体意见，他找出审批处的建议报告。苟局长略微思忖一下便很快拿过施德安递过来的钢笔，铁画银钩地在上面批了“同意上报市建委”几个字，然后签上名字。接过苟局长批过字的报告，施德安又一次感激而自信地笑了。

　　中午苟局长带领各处的头头到一个酒家聚餐，席间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施德安主动坐在苟局长旁边，多饮了几杯。下午一时半，大家各乘各的车，各奔东西找地方休息。施德安告诉司机先回规划局，然后他要坐车到市粮油加工二厂去一趟。

　　自从严东找他泄露了机密以后，他见到张志全一次。

　　“来啦!”在走廊里他主动向自己的儿子打招呼，虽然他尚不能与他相认，但他能记住他现在的名字，能辨认出他的相貌。他笑容可掬地告诉即将相认的儿子：

　　“张志全，你们单位的用地许可证快办好啦，你们有一份报告还要修改，快点改快点拿回来，我们过几天就报给市建委讨论，你现在跟我来取回去。”

　　然后施德安亲自拉着张志全走到他下属的办公室，推开门：“王工，你把粮油二厂的报告交给这位同志带回单位。”

　　“什么报告材料?”那位一向不屑于搭理张志全的王胖子问。

　　“就是那个减免市政配套工程费用的报告材料，昨天我刚给你的!怎么刚过一天就忘了?”施德安板着脸训斥属下。

　　当张志全向他不失礼节地告辞时，他脸上恢复了和蔼可亲的笑意，极平易地向张志全伸出手去握了握。当他的手亲自接触到自己儿子的手时，一刹那间感觉到两只手俨然通上传导电流一样，他的内心随之一阵震颤，同时他也注意对方手足无措的窘态。他行若无事地松开手，向对方致意：“有时间有事过来，可以直接找我。”

　　“再见!”张志全马上又显得不卑不亢，转身离去。

　　施德安揣度得出，他即使不去找他儿子，刚刚离去的儿子也会再来局里找他的。因为上次市粮油二厂的王厂长来局里，透露出他们工厂今年还要有几栋职工宿舍楼的建筑计划要报请审批，但是他等不及，他既然已经知道儿子的下落，为什么要遥遥不定期地等待下去呢?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市粮油二厂的王厂长，到市土地规划局找他谈过，那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厂领导。那一天，他是单独来的，虽然他们之间并不熟识。

　　门外有人敲门，施德安正在审阅一份待批的报告，他头也不抬地喊：“请进!”

　　门被推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进来就自我介绍：“您还记得我吗?施处长?我们不久前见过面，我是市粮油加工二厂厂长，我叫王呈祥。”

　　施德安点点头，将报告放进文件筐，伸手示意请来人坐下。

　　王厂长客气地说：“我们厂最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们得好好谢谢您。”

　　于是他们叙谈起来，施德安向王厂长介绍了全市土地规划使用的限制条件，批准的程序以及他们实施过程中的诸多困难，谈到他作为一个处领导，是怎样给他们厂要来减免市政配套工程三十万元费用的指标，已经是最大关照了。

　　“你们是红灯即将亮时开过停车线的最后一辆车，打了一个时间差也好，钻了政策空子也好，我可是与你们不认不识，格外地给了关照。”

　　其实施德安对有些已经批准地皮的单位领导都是这么说的，为的就是提出他自己的一些交换条件，即按比例应交的七、八间旧住房以外，给他施德安一套已交工的两室一厨的新住房。王厂长答应了他的条件，同时也要求以施德安或规划局的名义多分出一套两室一厨留给单位的其他关系户。

　　施德安心里明白，王厂长提出的其他关系户，其实是个借口，或许他要留给自己或朋友呢。临走，王厂长从随身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纸包，放到施德安的沙发上。

　　“一点小意思，感谢施处长怎么也不能光使唤一张嘴。我们厂以后还要批地号盖几栋宿合楼，还少不了来麻烦您。”

　　“不，不，你快收起来，忙还得帮，但我从来不收钱这东西。”

　　王厂长没有再动那个纸包，他离开施德安的办公室时行动很迅速，施德安又不便追到门外去还，只能暂时将纸包打开点了一遍，将五千元人民币重新包好，锁在他写字台下面的柜子里。

　　今天中午，施德安多饮了几杯，仍然没忘这件事，他特意嘱咐司机开回单位，将那五千元钱的纸包装进一个红色尼龙网兜，再下楼返回车里，坐在司机旁边。

　　“到城南区粮库，那儿有一个市粮油加工二厂。”他对司机说，然后提一提他的网兜，“人家厂长给送了五千块，我哪敢要，我得还回去!”

　　司机小李是个年轻人，他一边熟练地转动着方向盘，一边扭头看了看沉甸甸的兜子，喟叹说：“呵，好家伙，这么多!够我挣三、四年的，要是给我送的，我才不还回去呢!不要白不要。”

　　施德安自我戏谑地说：“要了进大狱，判我三年五载的，谁管我?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施光他能管得了我吗?我可不敢要，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你不说，谁知道呀?”

　　“不说也会有人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施德安明白，一般给单位领导开车的司机都能多多少少掌握一些领导的秘密，包括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但是施德安在小李面前一贯比较谨慎，他常常给他一些方便：例如让他出私车，星期天给人家结婚出车挣点红包什么的，他都挣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责怪。然而他在司机面前，往往还要摆出一副检点的样子，也可能他与这个司机相处时间太短，正如他与王厂长也只是刚刚初见几面。

　　倘使他与王厂长一来一往有了些交情，相互之间较为稔熟，他也会将这五千块返回去，因为他心里明白这笔钱不该收。

　　今天他乘车去市粮油二厂找王厂长，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去谈谈张志全的事，为下一步跟儿子相认准备一番。

　　正在厂里主持会议的王厂长，听到施德安处长的到来，特意中断了会议，到办公室接待他。

　　“哎呀，施处长亲临敝厂，欢迎欢迎。”

　　又是茶、烟，又是派人买水果、饮料，施处长被当作贵宾来接待。

　　两人开始攀谈，王厂长感谢施处长将减免费用增加到八十万元，然后施德安询问了工厂的生产效益情况。

　　说到工厂效益，王厂长眉飞色舞，怡然自得地讲解介绍一番。他说到这些年农民粮食连续丰收，工厂需要加工的原材料十分充足，生产产量每年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工厂每年除了按照上级的利润如数上缴，职工开支发奖金以外，尚能根据国家的政策享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也有一些资金给职工搞福利。所以今年可以建两栋，一百余套住房，明年还可以建两栋，一百余套住房。如果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想从别处筹点款垫上，今年明年一起干。谈到这里王厂长特意提醒一下施德安处长：

　　“到时候，施处长，我们厂小张去找您，您得高抬贵手，帮我们批办许可证呀!还得给些关照。”

　　“那当然，当然。”施德安想到来此厂的目的，他降低声调，悄悄地跟王厂长说，“我今天来，正是为小张——张志全的事，事情巧得很，我最近才了解到他——他可是我失散二十多年的亲生儿子……”于是施德安又跟王厂长讲起自己的经历，讲起张志全的身世。

　　然后他又叮嘱说：“这件事暂时不要让小张知道，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他的养母，牵扯到当年替我介绍的中间人。我需要一步步地接触，一步步地做些准备，也希望王厂长多关心一下小张，在以后我和小张父子相认的问题上帮我一把。过去我对你们厂的批件处理得不够及时，还请王厂长多谅解，以后有事情你尽管找我。”

　　王厂长对施德安的不幸遭遇表示极大同情，也为施德安和张志全即将到来的父子相认表示祝贺。他也放低了语调，轻轻地说：“施处长，您放心，小张我会帮他。其实小张这个年轻人在我们厂工作一直不错，肯学习肯钻研。原先我就打算提他当基建科副科长，现在看您的关系，更得提他不可!哈哈，哈哈!”

　　王厂长一边爽朗地笑着，一边操起电话，让厂基建科的陈科长和张志全四点半一起到粮贸大厦的酒店坐陪宴请客人。

　　放下电话他转过身来告诉施德安：“我让小张来，当然不会点破你们之间的真实关系，我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更能融洽相处的气氛，培养培养你们的感情嘛。”

　　两人又谈了一阵，在走出办公室之前，施德安从随身带的红色尼龙网兜掏出那捆沉甸甸的纸包，放到沙发旁的茶几上。

　　“这是什么?”王厂长诧异地问。

　　“上次你送我的钱，我该如数退回，我不能要你们的，这是纪律问题。”

　　两人相互推辞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由王厂长将钱款收了起来。

　　在粮贸大厦的酒店里，酒店经理早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王厂长特意安排张志全坐在施德安旁边。

　　王厂长举杯致祝酒辞：“大家知道，我们厂的职工宿舍楼即将开工，我们的征用土地许可证和建设许可证这几天就会发下来。但是我们厂未必许多人都知道，这两证的申请，审核发放，一方面是咱们基建科张志全同志一年多辛辛苦苦跑市土地规划局等几个机关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市规划局这位施处长大力支持的结果——我应该说，我们厂这次动迁施工虽然增加了动迁负担，增加了施工面积，但由于施处长的鼎力相助，市建委已经减免了我们的施工市政配套工程费用等有关费用八十万元——原定是减免三十万元，后来在施处长的关照下又增加到八十万。这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是对我们的极大关照。现在我提议：为施处长的关照，为张志全的奔忙，为我们即将开工的宿舍楼，干杯!”

　　在座坐陪的陈科长、张志全、厂部几位副厂长，大家举杯起立响应王厂长的提议，一饮而尽杯中啤酒。

　　在这个场合就餐，张志全显得很拘束，因为他从来没有跟厂级领导一起喝过酒，尤其是今天王厂长特意为跑地号的事而当众表扬他。他确实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他很少夹菜、言语不多，他坐在施德安的身边，显得更是局促不安，有些发窘。他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而且跟从未相认的亲生父亲出席同一个宴会，恰巧就坐在他的身旁。

　　席间，施德安不时地跟张志全聊几句，张志全简单地应付着。自从张志全跑地号接触过几次施德安，觉得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跟自己这么贴近，这么随和。

　　张志全给施德安夹了几次菜，施德安很客气地说着“谢谢”。施德安同王厂长碰杯时也转过身来同张志全碰杯，每一次碰杯，尚未道破真实关系的父子之间都相互点头致意。

　　散席以后，施德安问张志全家住什么地方，张志全并没说出地址，只是说骑自行车30分钟，不算很远。施德安随后要用他的面包车送他回家，张志全表示自己没有饮酒过量，可以骑车回去。他说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已经习惯了。

　　于是，施德安钻进自己的车里，面包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走了，张志全骑上自行车慢悠悠地行驶着。

二十五

　　今年春节，王呈祥到市粮食局刘兴中副局长家去串门，顺手带了四瓶名酒四条好烟。他每年春节前都派亲信部下用小货车给粮食局局长、各位副局长、党组书记、各位副书记送一些豆油、白面、鱼、肉、虾之类的年货。但这些年货是以粮油二厂的名义送的。除此之外，王呈祥每年春节期间又要特意带上个人的礼物去给刘副局长拜年，因为王呈祥与刘副局长确实有一些个人的私下交情。

　　那是在文革时期，刘兴中被批斗后下放到粮油二厂的车间里劳动改造，分到王呈祥所在生产小组。王呈祥给了刘兴中不少的照顾，刘兴中也发现王呈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只是文化水平低些。后来刘兴中被落实干部政策主抓粮食局职工的教育培训工作，他建议当时粮油二厂的领导推荐王呈祥到市粮食系统办的业余中专补习文化和业务知识。过了几年，王呈祥被选举为车间主任时，刘兴中也同时被提拔为市粮食局副局长，以后几年刘副局长又找粮油二厂的党委书记谈话，明确指示应该培养王呈祥当厂级的后备干部。这样，王呈祥才有机会一步步地被提拔上来。

　　在局里，刘兴中与局党组书记一派，白成国的父亲白忠仁与李局长一派，两派矛盾颇深，党组书记执意要将李局长整走，提刘兴中当正局长。所以王呈祥对从自己工厂提上去的白副局长不是那么百依百顺。白忠仁曾找过王呈祥，让王呈祥多上缴一些厂里的资金给局里建宿舍楼，王呈祥没有理会。他认为局里这几年的宿舍楼盖了不少，局机关的职工比厂里的职工住房面积要大得多，设施环境要好得多。尤其是厂里有许多职工没房，或者仍住在将面临倒塌的危房里。

　　春节在刘副局长家里吃饭时，刘兴中问到厂里新建宿舍楼的资金问题，他向王呈祥敬酒时私下里说：

　　“能不能给局里筹一部分资金，局里职工住房有许多仍没达标。”

　　王呈祥曾记得刘副局长不久前的叮嘱：“白忠仁也想向厂里伸手要钱盖宿舍，你们不要给他，一个子儿也不要给!”于是他现在提醒刘兴中：“您以前不是不主张给局里筹资吗?” 刘兴中老谋深算地说：“李局长年底可能要退到二线，我有可能接他的班，到时候我得给局里的职工创造些方便和优惠条件。”

　　后来王呈祥和刘兴中商量，提前占用粮油二厂明年的资金，多建一栋宿舍楼，倘若刘兴中晋升为局长时，将从别的厂再拨些资金还给二厂，粮油二厂将再建的部分宿舍楼交给局里分配，倘若刘兴中晋升不了，那就将新宿舍楼全部分给本厂职工。

　　前几天，王呈祥到局里开会，听到一些小道传闻，刘副局长的“副”字有可能撤掉。于是王呈祥开始琢磨着如何筹款再建几栋。

　　前几天市土地规划局施处长来厂里拜访，使他更增加了再建几栋宿舍楼的信心和把握。 上午他处理完一些业务上的事情，下午他要了一台吉普车去市粮食局，他想要再向刘兴中请示一下与此有关的问题。

　　来到市粮食局，王呈祥急冲冲地上楼，却在中途碰到刘副局长下楼，两人正巧打了个照面。

　　“哪儿去?”刘兴中先问。

　　“找你。”王呈祥在楼梯处不便跟刘副局长多说什么。

　　刘兴中朝上努了努嘴巴，示意让王呈祥跟他上楼回办公室谈。

　　进了办公室王呈祥没坐稳就向刘兴中提出再建几栋宿舍楼的要求，征求上司的意见。

　　刘兴中说：“你急什么，明年再盖不行吗?”

　　王呈祥说：“据市规划局一个处长透露，明后年市规划局可能不再直接给中小企业批地号建宿舍，要安排房地产开发公司统一建商品房，由企业出钱买房产使用权。”

　　“那你们就打报告吧，不建白不建。”

　　“李局长什么时候退二线?我们的资金问题怎么办?”

　　“可能下半年退二线，资金问题我不是告诉过你，你们先用别的垫上，下半年我接了位再批给你们。”

　　“好，谢谢刘局长，另外我想批一个基建科的副科长，先跟你打个招呼。”

　　“先别谢我，你们得先给我留出十几套房子，我也得用来收买部下亲信呀!”刘兴中半认真半玩笑地说，语气很随便，态度很坦然，“至于你要批个科长、副科长，局里现在已经管不着了，不需要局里批准，只要你们厂的党政领导一讨论通过，跟局里组织部打个招呼，报告一下，厂里自己就可以下文任命。”

　　于是刘兴中又带着王呈祥一路调侃着离开办公室，走廊里迎面碰到西服革履的白成国，刘兴中笑容蓦地收敛。面对他俩白成国谦卑恭敬地打招呼，刘兴中不失礼节地略微点点头，径直走过去。王呈祥却被白成国叫住。

　　“王叔你等一会儿，我得向你做个检查。”白成国装出一副诚恳的姿态与王呈祥握手寒喧。

　　“检查什么，你现在也是处级干部啦，跟我同级别，向我做什么检查?”

　　王呈祥讥讽白成国几句以后，转变口气说：“唉，都过去的事啦，别提它啦!只要有你老爹这棵大树支撑着，你就扎扎实实把你的公司经营好，政绩突出一些，过几年好接你老爹的班。你年纪小，你比我有出息有前程。”

　　听到这几句，白成国不以为然地发挥说：“我是得靠我老爹，我要是不靠我老爹，也得像张志全那小子，什么也不是，窝窝囊囊，什么都干不明白!”

　　王呈祥反驳说：“你怎么知道张志全什么也不是，窝窝囊囊?这次跑地号他可是立了头功!我准备提他一把!”

　　白成国故作惊讶地问：“是嘛，王叔你准备提他一把什么呀?”

　　“副科长!以后再往上一步步地提!”

　　白成国又故作敬佩地说：“是嘛，他张志全也是遇上伯乐相马，该烧高香啦!”

　　“那你现在上哪儿去烧高香，你去哪儿请示工作?”王呈祥不假思索地揶揄着白成国。 于是，白成国面带愠色地与王呈祥分手走掉了。

　　坐在吉普车里返回工厂的路上，王呈祥掏出小本写了几行字：

　　一、安排秘书起草建宿舍楼的报告，下周一班子开会讨论。

　　二、安排陈占辉起草提拔张志全任基建科副科长的报告，下周五讨论。

　　收起小本子，王呈祥将头靠在车的椅背上闭目养神，想起刚才在粮食局走廊里对白成国的讥讽，他有些后悔。他觉得不该不冷静地将自己对刘兴中即将晋升局长，白忠仁落伍的兴奋心态这么露骨地表现出来，当领导的还是应该言辞谨慎一些为好。

　　周六下班以后，王呈祥厂长到设在粮贸大厦的厂基建科找陈占辉科长打麻将。王呈祥和陈占辉原来在一个车间一个生产班组，两人私交颇深。王呈祥刚上任当厂长时尚不敢将自己的亲信一一提拔上来，只是现在觉得厂里各重要科室没有自己的亲信不行，办什么事都不方便。陈占辉曾告诉他：“厂里不能组建自己的建筑队，自己的建筑工程队不便于在工程预算上做文章。”去年王呈祥一度曾对张志全的建议感兴趣，也曾有过这方面的打算，只是当时主管基建的陈峰副厂长坚决不同意，他觉得自己厂长的位置还没坐稳，不便坚持己见。后来他的厂长权力巩固起来，扩大起来，他将在车间当副主任的陈占辉调到基建科任科长。虽然陈占辉也不懂基建这一摊业务，但是陈占辉是肯忠心为他效力的。陈占辉几次劝他放弃组建工程队的想法，他也明白其中的用意。他原来也曾有意将张志全提个副科长，但是陈占辉几次说这小子不行。前几天市土地规划局施处长来厂里拜访，谈到他和张志全的父子关系，他才重新想到启用张志全。这一次陈占辉没有再阻拦，他也知道王呈祥厂长准备再申报建几栋宿舍楼的事，他还听王厂长说要准备成立一个粮食系统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到时候还要利用张志全与他生父的关系;只是这件事需要往后拖一拖。王呈祥近来工作不比以前那么忙，他有时到了周六晚上约上几个亲信牌友到粮贸大厦招待所去打上几圈麻将。他来到设在粮贸大厦的厂基建科，见到正在招待所水房洗衣服的张志全。张志全侧着身子搓洗盆子里的衣服，没能看到他，于是他主动向张志全打招呼：“小张，怎么还没下班回家?”

　　张志全转过身来，有些腼腆地解释说：“王厂长，我已经征得陈科长同意，暂时在基建科办公室借住一段时间，家里弟弟刚结婚，实在没地方。”

　　“是嘛，你家里住房那么紧张?”王呈祥显得很关心，他想到张志全有那么一个有权势的生父，却没有一个安身之处，真有些为他感到遗憾。然而他现在又无法立即向他说明这一点。

　　关于家里住房张志全没有再说什么，反而关切地问起王厂长：“您有事找陈科长吧?他在办公室没走，您下了班还在忙工作?”

　　王呈祥吱吱唔唔地应着：“是，我有事要找他。”

　　推开基建科科长办公室的门，几个要找的亲信部下都在。他对他们说：“换个房间，招待所有的是空房间，晚上小张要在这儿休息，你们派个人先弄点吃的喝的，肚子饱了再玩。”实际上王呈祥考虑影响张志全休息是假，担忧让张志全看到他一位堂堂大厂长也在玩麻将赢钱是真，虽然不久前他已安排陈占辉写了提拔张志全为副科长的报告，他不愿在局外人面前轻易地撕下自己平日里威严的面具。

　　别人都离开厂基建科的办公室，王呈祥走时又特意到水房跟张志全聊了几句。

　　“小张呀，只要你好好干，你的住房好解决。下一步你还得跑地号，咱们厂又有一笔经费建宿舍，我不会让你白跑的。提你当副科长的提议已经在班子会上通过了，你还年轻，年轻有为嘛!”

　　这时张志全停止搓洗，心情愉快，笑吟吟地向王呈祥厂长表示感激之情：“谢谢王厂长，谢谢。我一定好好干，努力报答领导对我的……”他想说“信任”，又想说“提拔”，但认为这两个词都太俗气，一时又想不出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所以停顿在这里打住。

　　王呈祥微微笑着招招手，到别的房间去了。

二十六

　　为了筹备今年第二期宿舍的建设，张志全开始了又一轮跑地号。他先跑市粮食局，市计划委员会，报批有关文件，隔三差五地到厂区办公大楼盖章，开介绍信，向有关部门及领导请示。

　　有一次他到厂部办公大楼里办完事匆匆忙忙下楼梯，在走廊里遇到齐燕。他注意到齐燕已停住脚步等他，自己因为有急事只想向她打个招呼后走开，齐燕却一把拉住他，然后把手伸到他面前，意欲跟他握手，弄得他真发愣。

　　“向你表示祝贺，张科长!”齐燕直到与张志全握了握手才说明了她的用意。

　　张志全显得有些发慌，不知所措地说：“你别瞎说，我啥时候当上了科长，你委任的?” 齐燕面对他，格格地笑着，大声地吵嚷着：“怎么，对我还保密?用不了几天文件就下发。基建科副科长张志全，祝贺你不对吗?”

　　“你小点声，别让人家听着，不是还没下发吗?到时我保证请你下饭店。”

　　“说定啦，真的请我吃一顿?算了吧，哪天我请你到我家吃一顿，我爸挺欣赏你的才干，他总想让我找你去我家串个门，认识认识你。你能给个面子——这个星期天行吗?”说到这里，一向性格爽快的齐燕却羞红了脸，深情地瞟了他一眼，脑袋低了下去。

　　一瞬间，张志全倏地领会了齐燕的心思，他觉得自己不能玩弄对方的感情，虽然对方并未直接向他表白。

　　“齐燕呀，我最近太忙，正在跑新的地号批文，事太多，没时间，再说也不一定非得去你家吃饭，我，我……”他想告诉她，他的女朋友这个星期天约他去，但是他有点窘促地说不出口。

　　面对张志全这么尴尬的语态，齐燕这时又抬头，格格地笑了一阵：“不吃饭也行，哪天你到我办公室里来，我跟你说点事好吗?”

　　说着，齐燕情不可却地瞅了他一眼，不等他答复就转身走开。

　　这些天下班，张志全或者骑车回家吃饭，或者就在基建科办公室里用电热杯煮一点面条对付一顿，也有时张志强开车给他送一饭盒热乎乎的饭菜。总之，自从志强结婚，他不在家住，就不能按以前那样天天回家，吃饭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不像以前那么方便的负担。因而这一段时间他暂时在单位办公室里借宿，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地对付着。

　　自从齐燕上次跟他特意聊了几句颇带感情的话，这几天张志全再没去过厂办公大楼，也没跟齐燕联系。他没忘记自己曾对齐燕有过好感，如果是自己跟严莉处对象之前，齐燕对他像现在这样情有独钟地表白，自己或许会跟她好起来。但是现在不行，他不能将自己的爱再转移给别人。他现在已经深深地爱着严莉。

　　每当他参加同学同事的婚礼，每当有人问到他何时结婚时，他总是不以为然地说：“早着呢，对象还没有。”其实他心里并不轻松。在他看来，问题不是没有对象，而是没有可用来结婚的房子。他多么希冀这时候能有人出面帮他一把。前几天他回家吃饭，回去晚了些，他妈特意给他煮了一大碗卧了两个鸡蛋放了海米的面条。他妈一边坐在他对面逼着他把这碗油汪汪香喷喷的手擀面条吃完，一边询问起他和严莉的婚事打算何时操办。老太太夸严莉是个好姑娘，懂事能干，不跟吴美萍那样嫌贫爱富。说着说着，他妈哭了起来。她觉得有些对不起自己的大儿子，对不起未来的大儿媳，因为家里再没有一间可供他们结婚住的房子，她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因而自从那次他妈当着他的面哭了以后，张志全就克服着，尽量晚上不回家吃饭。

　　张志强昨晚给他送了十几个用手巾裹着的牛肉馅包子，并且告诉他，他跟朱桂琴准备买一个平房搬出去。他现在手里有几千块钱的积蓄，不够还可以再借点。张志全告诉弟弟，他自己的婚事不着急，严莉的夜大尚没有毕业，况且他单位正在建职工宿舍楼，到时候他得不到新房，也有可能分得别人腾出来的旧房，他会争取的;他现在即将被提升为基建科副科长，即使工龄不够条件，论级别分个旧房还是可以的。

　　“任命书啥时能下来?”张志强满脸欢笑地问他，并且劝告他，“哥，这一把你可不能白了你们厂长，该送得送，你可不能装傻，你要是不送，你这官就不好干，也干不长远。” 张志全不以为然地笑笑。直到现在，弟弟仍不知道施德安处长和他的父子关系。他只是听他说过一次，他和他不是亲兄弟，但是弟弟从来没把他当作家外人，而且从来不问他是否找到他亲生父亲的事。弟弟结婚，他给弟弟二百元钱，可是上个星期弟弟给他买了件皮夹克，不说多少钱，给钱也不要。后来他到商店问过价，像弟弟买的那种样式那个质地的，少说也得三、四百块。弟弟要买房子搬出去住，显然是要赶快让出地方给他结婚用。但弟弟手头的钱也很拮据：他修理那辆被劫损坏的出租车，至少也要一千块，结婚至少也要五千块，现在还要买间平房，他哪里能有那么多钱，还不是到处借。虽然他开出租车能够挣点，但是他这个人花钱出手大，常常入不敷出，不知他什么时候能还上欠债。所以张志全不同意弟弟这么早买房子搬出去，他告诉弟弟至少自己还可以等一年以后结婚，他还可以再积攒一年的钱。张志强做了个鬼脸笑笑，推他一把：“这事你就别操心啦，哥!我自有办法挣钱攒钱，别看你快当科长了，你还挣不过我这卖手腕子的!”

　　“那不一定，你开出租车除非宰乘客，不然你挣的钱也是有数的，你可千万不能宰乘客，那可是丧良心的事。”张志全警告弟弟。

　　“宰乘客又不是宰他们的命，你放心，宰一两把问题不大。况且我不是常宰乘客，我是晚上十一、二点以后接大款，拉小姐，价码肯定要高。而且那些大款、小姐都认识我的车，乘我的车他们放心，绝不会出事。”

　　“那么，什么样的大款，什么样的小姐深更半夜打车办事?”

　　“哈哈，这你就不明白啦，我管他什么样的，他们的钱也不是好来的。我是出租车司机，他们的钱不挣白不挣，他们给钱我开车，管他们深更半夜干什么事?”

　　张志全知道弟弟晚上在挣辛苦钱，但他仍然不同意弟弟晚上去挣大款小姐们的钱，他知道那不是干净钱。但是他确实管不了弟弟，弟弟许多方面很通情理，很对得起他。同时也有一些事情，他跟他不能讲得那么清楚，他们俩毕竟不是一个思想层次上的人。

　　中午，张志全从食堂多买了几个馒头，买了点咸菜。晚上，他把小铝锅放在电炉子上准备热一热剩馒头，再加上点咸菜，权且当作一顿饭。他把门从里面插上，怕值班人员查违章用电。这时门外有人敲门，他以为是弟弟张志强又来给他送饭，但又怕是外人来，旋即将电炉子的插销拔下来推进床底下，这才将门打开，看到出现在他面前的齐燕，他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没想起应该快请人家进门来。还是齐燕大方、爽朗，使劲推了他一把：“堵门上怎么让我进去?”自己不请自便地主动走进来。

　　然而不巧的是，当齐燕头一脚迈进屋里时不知怎么的脚底一滑，差点摔倒，手里端的一个饭盒整个掉到地下。

　　张志全眼明手快地扶了齐燕一把，然后看到齐燕脚下踩到的是他刚才匆忙中碰到地上的半个湿馒头。齐燕由于脚下滑了一下，身体向一旁倾斜，张志全过来搀扶她，于是她趁势靠在他的身上，两人同时也难为情地调笑起来。

　　过了片刻，张志全先止住笑，故作生气而疑惑地问：“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齐燕弯腰把饭盒从地上拾起来，打开盖，说：“你自己看看。”一饭盒热气腾腾诱人胃口的饺子放到桌面上。

　　“三鲜馅的，海米、韭菜、乌鱼，快吃吧，该我关心你啦!”

　　张志全走过去将饭盒盖扣上，一脸严肃的表情，用一腔生冷的口吻说：“我已经吃过了，请你拿回去吧!”

　　齐燕立刻感觉到他的表情和语气的异常，急于弄清缘由地问：“怎么，咱俩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吗，我给你送盒饺子都不行?”

　　张志全注意到齐燕那很快由兴奋而变得困惑难堪的脸，不忍心再刺激她，伤害她，于是舒缓了口气，也舒缓了刚刚形成的紧张气氛，微微一笑说：“行!老知青啦，吃顿饺子没什么不行，我得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齐燕又把随身带来的一个装酱油醋的小瓶，放在饭盒旁，看着张志全吃起她亲手包的三鲜馅水饺。于是她又笑逐颜开兴奋起来，嘴里滔滔不绝地跟他聊起来。

　　“你了解我老爸跟王厂长的关系吗?”齐燕自问自答地介绍起来，“我老爸工作方面是咱厂的总工程师，私人方面是王厂长的老铁，他们的交情可深啦。王厂长有什么事都跟我老爸讲。王厂长爱打麻将，每次玩我老爸都是牌友。前几天，他们本来想聚在这个办公室隔壁玩一个通宵，后来怕影响你休息，就转移了地方……”

　　张志全一边吃饺子一边听齐燕近近乎乎地跟他絮叨，感到齐燕说的都是实话。他会意地点头应承着，内心里却起了波澜，原来在他的印象里，王厂长是一个很有敬业精神，很完美的人;但自从上次王厂长和施德安接触并做了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明的交易以后，他开始怀疑王厂长并非完美。最近王厂长提拔他，他感谢王厂长，但心里又有一股说不清的被人利用的感觉，尤其是齐燕说到他对麻将牌的爱好，张志全觉得一个厂长的形象应是与麻将牌格格不入的。

　　“那么说，那天你老爸也在基建科?”张志全心不在焉地问。

　　“对呀，我老爸回家说，他对你的印象特好。”齐燕真诚坦率得俨如十几岁的孩子，言语不免又激动起来，“我老爸说，王厂长跟他说出一个秘密，一个关于你张志全的秘密……” 这时张志全警觉起来，他停住咀嚼，屏息静气地听下去。

　　“我老爸告诉我说不要跟任何人讲，当时王厂长也说不要跟任何人讲……”

　　“什么事?什么秘密?”张志全忍不住问。

　　齐燕此时瞪起眼睛，深情地看着张志全，语气柔和地说：“王厂长说市土地规划局的施处长是你的亲爸，施处长来咱们厂找王厂长时说的。但是暂时不能跟你相认，据说你去规划局办事与施处长争吵过，你对他印象不好，你可别这么固执，有那么一个有权有势的好爸，你可别放过，王厂长将来会重用你，你可要飞黄腾达了!”

　　张志全松了一口气，轻蔑地一笑，对齐燕说：“得了吧，齐燕，你别给我编排了，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亲爸，他姓施，我姓张……”

　　“你从小是抱养的，你回家问问你妈。”

　　张志全又一次轻蔑地笑笑，他心里愈加鄙视隐藏在齐燕坦率真诚后面的势利、浅薄和俗气。委婉地对齐燕说：“我是一个寒门子弟，我不想攀附什么权贵。我一直珍视我同你一起下乡的友情，你也帮过我许多次，我想过几天找个时间请你下饭店，同时让我的女朋友陪陪你。”

　　“你有女朋友，我怎么没听说过?”齐燕感到震惊，一下子变得萎靡不振，过了一会儿，又不甘失望地问：“你说的都是真的，你不是在吓唬我吧?”

　　“真的，齐燕，我这个人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要是有心跟我，等我跟我女朋友黄了咱俩再处。现在我可不要求你等着我，你要有合适的，你千万别等我。我和我女朋友这辈子黄不了，你不吃了大亏吗?”

　　张志全吃完饭盒里的饺子，站起来找来暖瓶，倒些开水涮涮饭盒，然后将涮过的饭盒交给齐燕，说：“谢谢你，饺子是真香。”

　　齐燕接过饭盒，低着头，眼窝里噙着泪花，嗫嚅地说：“不用谢，我走啦，有事你尽可以找我，再见。”

　　张志全把她送到门外，在楼梯口，向她招手：“再见，有事你也找我!”

二十七

　　齐燕走后，张志全找出几本严莉借给他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看了几页，心不在焉，脑子里总想着齐燕刚才告诉他的事。

　　“这么说，施德安现在已经知道我是谁，掌握了我与他的关系，怪不得我前几次去市规划局办事他显得那么热情、亲切呢!”

　　最近张志全去了几次市土地规划局，办事都很顺利。

　　那一天，天空灰蒙蒙的，远处刮来一阵阵裹着黄沙的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吹得街道两旁的小柳树一次次地弯腰摇曳着。已经骑上自行车驶过一趟街的张志全不得已又转过头骑回去，将车放回自行车棚。因为事情紧迫，张志全不得不走一段路乘公共汽车去市土地规划局。

　　进了局里大楼，他觉得眼角干涩，眼睑有疼痛感。他伫立在走廊里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揉拭眼睛，没有注意来来往往从身边擦肩而过的人们。

　　“怎么啦，迷眼睛啦?”

　　听声音，他知道是施处长走过来向他招呼。

　　“是，迷了眼睛。”

　　“你来你来，我找个人给你翻翻眼皮。”施处长说着把他拽到一个办公室。

　　“小刘，你们谁会翻眼皮，帮我这位年轻朋友点忙。”

　　一位张志全认得的中年刘女士用指甲涂满红油的手给他翻了眼皮，抹去了眼睛里的脏东西。正当张志全向这位刘女士表示感谢时，坐在一旁的施处长关切地问他：“小张，你今天来局里有什么事吗?”

　　“有，我带来我们厂的申报材料、图纸，得交给你们处。”张志全说着拿起放在一旁的皮包，将皮包里的材料取出来。

　　“好吧，你跟我来!”

　　于是张志全跟施处长去另一个办公室王胖子那里交上了申报地号的材料。临走，施处长用慈爱的眼光打量着他，十分体贴地说：“你等一会儿，你乘我的面包车走吧，我打电话让司机送你。”

　　张志全婉言谢绝了施处长的好意，从规划局大楼出来，走上风声大作黄沙弥漫的街道。过了几天张志全再次去市土地规划局，几位负责接待的同志对他也很热情，虽然施处长当时没在场，但是接待他办事的同志以前那种冷漠威严的态度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俨然他是这个局的座上宾，个个对他都那么主动、恭敬、热忱。

　　再去一次，张志全已经把以前需跑十次的事情办得利利索索。那个接待他的刘女士特意打电话将施处长叫来，那个个子不高胖胖的王工特意为他找了一个纸口袋装那些返回来的批复材料。施处长笑容满面地与他握手，让他给王厂长带好，告诉他有什么事尽管来找他，最后将办完事的张志全送到楼梯口。

　　放下杂志，张志全躺在临时搭起来的折叠床上久久睡不着。他揣度施处长确实如齐燕所说，已经掌握他和他的父子关系，已经在有意识地培养他与他之间的父子感情。然而，施处长是通过什么途径掌握他们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呢?谁向他提供的线索呢?

　　第二天下班以后，张志全骑自行车来到严家。严玉柱正躺在床上小憩，不知睡着没有，张志全蹑手蹑脚地坐在旧八仙桌前看报纸，严莉的嫂子在厨房炒菜做饭。

　　小胜利放学回家，撂下书包问他妈妈饭好没有，声响大了些。严玉柱翻转起身时，才发现张志全坐在屋里。

　　“什么时候来的?”严玉柱问。

　　“刚到。”张志全将埋在报纸上的头抬起来，用轻柔的语调说，“严大爷，我问您点事，最近施处长来找过您吗?”

　　严玉柱咳嗽了一阵，回答：“没有。”又咳嗽了一阵，问：“有什么情况吗?”

　　张志全又低下头看报纸，说：“没有。”

　　后来严莉下班回家。大嫂将晚饭做好，吃过饭，张志全约严莉出去走走，散散心。

　　俩人刚走出家门不远，张志全便急切地将齐燕找他的事向严莉说了。

　　严莉挽着张志全的胳膊，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向前走。

　　“你快当上副科长就那么傲慢地对待人家，你们以前不是关系还不错吗?”严莉戏谑地责备张志全说，“人家齐燕送三鲜水饺给你吃，比我强多啦。我哪会那么上心地关心你，体贴你，你可得好好想想，跟我值不值?”

　　“咳!吃什么醋，开什么玩笑，我找你是想问问你，施处长怎么会掌握我的情况，谁能向他提供线索?”

　　注意到张志全一本正经的神色，严莉不再开玩笑，咬着嘴唇想了好一会儿，才揣测地说：“可能是我哥?最近他在家里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报社过些日子会分给他一套二室一厨，我怀疑这房子不是他们报社分的，会不会他去找过施处长?”

　　“有可能。”张志全说，“你哥哥跟你不同，他身上怎么总有一股市侩的俗气，他怎么和你父亲和你都不一样?我跟他谈了几次都谈不来，他自以为看破红尘，一切为了眼前利益，一切为了个人得失，亏他还是个报社记者，搞意识形态的，这么俗气，这么卑劣!”

　　严莉对张志全这么评价她哥哥有些不高兴：“你先别这么说，等我找机会给你核实一下，还不知是不是他干的呢?”

　　严莉平时对他哥有意见，总是不愿意说出来，跟张志全在一起时也很少说到她哥的事。 父亲严玉柱作为一家之主，在家里立的规矩很多，家教很严，他规定哥哥严东必须交足他们夫妻及儿子三口人在家里的有关费用。父亲负责每天买菜，每月买米、面、油，交房费、水电费。严东每月的零花钱需向他妻子要。严莉以前每月也是工资全部上交给父亲，后来父亲悄悄地对她说：“你还没结婚，我也没给你攒多少钱，你自己每月留几十元吧。”

　　可是她每月这几十元基本留不住，除了她每月给自己买点化妆品，买点简单用的穿的，平时她很少逛商店，很少给自己买时兴的衣物。作为一个年轻姑娘，她不是不喜欢穿戴漂亮点，不是不愿意多买几件或多做几件时髦的衣服，只是她舍不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她倒是常常给侄儿或者给嫂子、给自己的父亲买块布料、买双鞋，星期天去菜市场买点肉，买几斤青菜。

　　她发现哥哥和嫂嫂从来不往家里买东西，嫂子说她的钱每月除了交给父亲以外，大部分被哥哥要去，她自己口袋里常常剩不下十几块钱。如果她不给他，他晚间就小声嘀嘀咕咕地骂她，嫂子为了不惹是生非，不让父亲知道了生气，就只好忍气吞声地迁就着，不敢大声争吵。有一次嫂子偷偷地让她看被她哥哥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于是她气不过到报社去找哥哥讲理，发现哥哥正在办公室里跟同事玩扑克，桌子上每个人的牌下都摊着几角几块的钱币，知道哥哥也在参与这种小型赌博活动。

　　“严东，你的相好的来找你!”有一个人叫他。

　　她哥哥抬眼看到她，气恼地对那个人骂道：“滚你个王八蛋!那是我妹妹。”

　　自从那次以后，严莉怀疑哥哥在外面有外遇。她有一次下班很晚，发现哥哥和一个比嫂子更年轻的女人手挽着手走进一个饭店。她不敢跟嫂子说这件事，更不敢向父亲汇报这件事，只是第二天在四周没有别人的幼儿园办公室，她操起电话找严东，语气严厉地质问他：“你昨晚跟谁在一起，你自己要检点自重，你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你要是这样下去，我就告诉咱爸骂你!”

　　严莉知道她哥哥内心里不满意父亲，但是表面上他有些惧怕父亲的唠叨，尤其惧怕父亲瞪起眼珠时的那种狠狠的斥责，每遇到这时，他就委琐地待在一旁，低着头不声不响，不敢出一口大气。

　　严东也有关心妹妹的时候：前几年严莉没跟张志全要好以前，严东给严莉介绍过两次对象，可是那是两个什么样的对象呀。

　　第一个对象介绍前，严东说他有1米70左右的个子，长得可以;父亲是某科研所的所长，处级职务;他本人是大学毕业生，也在父亲的单位上班，会俄语;几月前去过苏联，倒卖过旧船上的废钢铁，发了大财，手里有三、四万块美金，存在外汇银行里。严莉说她不注重这个人有没有钱，不过可以见见面看看人长得怎么样，人品如何。于是她和那人见了面，见面的结果让她大失所望。哥哥所说的根本不对，这个人穿着高跟男皮鞋也没1米70，一只眼睛有点斜视，虽然戴着眼镜，也被严莉敏锐地发现了。更重要的没说上几句，就无边无沿地夸口说，他跟好几个中央首长的儿子、省长的儿子一起做买卖，开公司，去年一年挣了几百万元，他到深圳吃一顿饭花了上万元等等，说着就要请他们兄妹俩去一大酒家吃一顿。严莉当时藉口有事推辞离开，严东却恬不知耻地跟那人一起走了。

　　介绍第二个对象时，严莉说啥不去看，严东劝她给他个面子，已经跟人家约好了时间和地点，不去不好，又不是看了必须相处。这样严莉跟随哥哥到了一个他的朋友家。说是他的朋友家，其实就是要去看的对象家，家里装修得富丽堂皇，家具也是高档的，这个对象不像三十岁，倒像四十多岁，年龄显得很老。一了解，他是离了婚的男人，膝下有个十多岁的男孩，他叔父在新加坡有产业，他准备过几年去新加坡定居。他现在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有几年没上班了，他正在替叔父办一个代理公司，以后可以赚大钱。

　　严莉当时就告诉哥哥，她不能跟这样的人处对象。哥哥很不高兴，他一再让严莉好好考虑，有这样好的经济条件的不太多，别错过了机会，不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

　　严莉从此再不听信哥哥的话，凡是哥哥给介绍的对象，她一概不去见面。严莉跟张志全处上对象以后，哥哥找她谈过。哥哥说张志全以后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不希望她能跟张志全处下去。但是严莉喜欢张志全，敬佩张志全，在张志全身上，她发现了社会上许多人所不具备的好的品质，美的所在。她把自己对未来的向往寄托在自己与张志全的结合上，她深深地爱上了张志全。

　　听了张志全的分析，她决定找个机会问一问严东是否找施德安联系过。在家里她不敢问，怕父亲听到。明天一上班，她要给他打个电话，如果他承认有这事，她决不会饶过他。

二十八

　　由厂长王呈祥签发的红头文件已经下发到各个科室，大家都知道厂基建科又多了一个副科长，张志全这几天在科里、在厂里每遇到熟人，都会受到恭维、祝贺。

　　“张科长，升官发财，恭喜恭喜。”

　　“你小子好运气，前程远大，什么时候请咱们哥们吃一顿?”

　　“你可是实打实地干出来的，好学习、有技术、有文凭、又年轻，小伙子行呀!哪天得摆上一桌请请客啦?”

　　张志全每遇到这种场合，总是腼腆地笑着，乐滋滋地点着头应酬着：“好，不就是请客吗?哪天我安排。”

　　他算了算需要邀请的人数，除了基建科的人，还有厂里的，两桌坐不下，三桌坐不满，那就按三桌定吧。回家把这事跟他妈说了，他妈把刚从储蓄所取出来的二百块钱给了他，他对妈妈说：“这算我借家里的，我以后有钱一定还给家里。”

　　他妈说：“谁让你还呀，你每月都往家里交钱，留几个也不多，你拿啥还呀?该请人家就得请，别心疼这几个钱，你妈明白这个理儿。别看你妈不出去办事，你妈知道外面社会上都时兴请客吃饭这风气!咱家现在不差这几个钱!”

　　晚上张志强开车回家，听说这事，主动拿出三百块钱。

　　“哥，你先拿去，这三百块够不够，请客吃饭别抠抠搜搜，该花得花，该捞得捞，先花后捞。”

　　张志全不想要弟弟的钱，他知道志强因为修车、结婚，外面欠债不少，手头不宽裕，但志强执意让他收下。

　　晋升副科长和别人让他请客的事，严莉听他讲过。那是任命状发下来的当天晚上，他特意到严家去了一趟，严莉以为他来询问她哥哥是否找过施德安的事，便把他带到外面街上，两个人依偎着在僻静的胡同里漫步。从狭窄的胡同走出来便是宽阔的大街，夜晚的街道上，车来车往，穿梭似的行驶着，几对调侃说笑的情侣从他俩的身旁擦肩而过，夜空中的星星月儿皎洁明亮，安谧温馨的夜晚有些让人陶醉。

　　严莉对他说：严东现在不否认与施德安联系过;严东说，连他父亲都已经同意让他们父子相认，张志全还装什么斯文，他严东把这一线索向施德安透露一下，也是为了给他们父子相认搭个桥，没有什么别的意图。“哼，什么没有别的意图，他准是为向施处长要房子才这么干的!”严莉气愤地说。

　　听了严莉的反映，张志全却没有恼火，俨如严莉在说别人家的事。紧接着，张志全跟严莉谈了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语气里带着欣悦和兴奋。

　　“这么说，你大小也是个官啦，张科长!嘿嘿。”严莉喜形于色地向他调笑着。过了一会儿，严莉又严肃起来，关切地问，“你手里的钱够不够，明天我去储蓄所给你取几百块。” 张志全将严莉的肩膀搂得很紧，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很感动地说：“钱已经凑够了，你的钱攒得不容易，而且都是定期存款，提前取出来，利息要受损失。”

　　请客的饭店是陈占辉科长帮他联系的，三桌酒菜在内二百四十元，价格不贵。张志全将二十四张拾元票数好后要交给陈科长，陈科长说：“不忙，饭后结账。”

　　酒席虽然不是很够档次，但是鸡鱼肘子都齐全，菜码不小，大家吃得很尽兴。各桌上的人不时举杯向张志全表示祝贺，张志全没敢喝白酒，但是他的啤酒杯被斟满了一杯又一杯，他不得不一一干掉，不时地向大家亮亮杯底。

　　“张科长，我代表基建科敬你一杯!”

　　“张科长，我代表厂办敬你一杯!”

　　“张科长，你应该跟陈科长干一杯!”

　　张志全跟陈科长干了一杯后，发现陈科长离席出去一次。他可能如厕方便，张志全没有在意，可是当他后来找饭店女老板结账时，女老板笑着告诉他，陈科长已经替他付过款。

　　第二天上班，张志全要将二百四十块酒饭钱及几盒“红塔山”香烟钱还给陈科长时，陈科长拿出一张用餐的发票，并把他的钱返还回去。

　　“你在这后面写上经手人张志全，别的不用你管，我给你全报销。”陈科长说。

　　“那怎么行?这是我个人请客。”张志全不同意。

　　陈科长一挥手，将发票放在桌面上用教训的口吻郑重地对他说：

　　“小张，你得听明白，你从现在起给我当副手，大小也是个副科级，以后花钱报销的事多着呢，这点钱哪儿到哪儿?你得学会适应环境，签上你的名字吧，没毛病。你签经手人的名，我签审批人的名，这科里的事就咱俩说了算。”

　　发票放在桌面上等待张志全去签字，张志全将发票取过来，看了一眼上面开的价码是四百五十元。陈科长解释说，他前几天请几个朋友吃饭，没开发票，这次合在一起开出来。陈科长说这话时，有些疾言厉色地使性子。

　　张志全只是考虑到以后还要跟陈科长在一起工作，相互之间要多加照应，于是来不及再作其它思考，拿出笔来在发票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可能不算个事，白白省了二百五六十。这可能是当了头头以后常常会得到的待遇。”张志全思忖着，心里多少有些洋洋自得，沾沾自喜起来。

　　人要升了官，好事连着来。

　　临下班的时候，陈科长悄悄地告诉张志全：“今天你回家一趟，这几天让你妈没事别出门，厂里工会和分房委员会可能要去你家看房子，调查了解一下你家的常住人口和居住面积。”

　　“凡是要房子的都去看吗?我还没写过要房申请呢!”张志全诧异地说。

　　“哪能呢，凡是要房的不一定都去看，再说看不看也是走走过场，搞搞形式，关键是厂领导这一关，愿意给你，就给你，不愿给，看了也没用。”陈科长解释说。

　　张志全仍然不解地问：“厂里不是有分房标准吗?怎么也得八九不离十。”

　　陈科长摊开两手，继续发挥他的见解：“这就得两说着啦，够条件的不一定能得到，不够条件的不一定得不到，事在人为!”

　　下班以后，张志全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往家赶，听了陈科长的话，他揣摩着厂里可能会帮他解决一下房子问题，至少给他解决一个临时住的地方。得到这个消息张志全心里很激动、很欢快。他本来是出于不得已才暂时住进厂里来，并非期冀着厂里领导能给他解决住的问题。他觉得暂时住办公室也不会给厂里的领导带来什么压力，因为基建科不在厂区办公，影响不大，所以做梦也没想到厂领导在近期内去他家调查住房情况，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家，他在厨房里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做饭的妈妈。

　　“这几天没事你别出去，在家等着，我们厂领导来咱家看房，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 “那当然，那当然，我肯定不出去，这几天我多买点菜，少去几趟商店。”他妈兴奋地应着。

　　刚下班的张志红和刚放学的张志刚姐弟俩听到这消息，也都高兴得跳起来。

　　张志红说：“没想到我大哥干的还真行，厂里领导来看房，肯定不会白来。”

　　张志刚问大哥：“能给你一套两屋一厨，还是一屋一厨?大哥，咱们得要带阳台的，家里有个阳台多好!”

　　独自在一旁洗衣服的弟媳朱桂琴说：“别想得太好，住不上楼房，住上平房也行。”

　　张志全也笑着说：“还想要带阳台的呢，给你一个平房就不错啦，新房子带阳台，早就分完啦，也可能光是来看房子，给不给不一定保准。”

　　因为张志全回家来吃晚饭，他妈特意多做了一个洋葱炒鸡蛋，大家坐下来吃得很香。

　　一连两天，志全妈确实没事不出门，一下子买了够好几天吃的菜，也没去邻居家串门，连牙疼都没去牙科医院治疗，耳朵特别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动静。

　　第三天下午，刚吃过午饭，厂长王呈祥带领工会以及分房委员会的一共十来个人，乘着一辆大客车来到张志全家的街口。

　　一个邻居的小男孩子把这伙人领到张志全家。志全妈乐呵呵地欢迎前来看房的客人们，又是沏茶又是递烟——几天前她特意向志强要了盒好烟。

　　有人给她介绍说：“张大嫂，这是我们的王厂长。我们王厂长特别器重你家的张志全。

　　志全妈感谢地说：“托王厂长的福啦，王厂长多帮助，我家志全才能进步。”

　　“哪里哪里，张大嫂不要这么说，还是你儿子为你争气，工作努力。”王厂长显得很谦和、平易。他坐在张家的小床上，吸着志全妈为他点的香烟，打量着张家的屋里屋外，说：“你家房子顶多能有二十几平米，人多不够住。”

　　坐在一旁的一个中年人接着王厂长的话问：“张大嫂，你家几口人?我们看看户口好吗?我们是分房委员会的，既要看房还要看户口、房证。”

　　志全妈把早已准备好的户口、房证从抽屉里拿出来。

　　那个分房委员会的中年人一边看户口房证一边念：“六口人，二十二点七平米，一个大屋一个小屋，一个厨房。”

　　王厂长点点头：“太小啦，确实不够住呀!”

　　大家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会儿，王厂长领着十来个人要告辞，已经走出门的王厂长不知为啥又返身走回来，他对那几位分房委员会的说：“你们先上车等我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跟张大嫂说。”

　　于是志全妈陪着王厂长回到屋里，屋里只有志全妈和王厂长两人。

　　王厂长对志全妈说：“我想借今天来的机会，向你打听这么一个事：前些天市土地规划局的施处长来我们厂，他说他有个儿子从小过继给别人，二十几年已失了联系，现在想让我帮他找一找。我很冒昧，不知能不能向你提个问题?”

　　志全妈很坦然地说：“你提吧，是不是想问我家张志全的事?”

　　“对呀，你能说说吗?”

　　于是志全妈东一句西一句地将张志全的身世讲给王厂长，并且说：“这件事我已经跟张志全说过。我老头去世前跟我交待过，找个机会将这件事告诉志全，帮助他找一找他亲生的父亲。我只听说他亲生父亲姓石，还是姓史，这下好啦，他父亲找到啦，他亲生父亲还是个处长。你想想，王厂长，我老头活着的时候是个工人，我是家庭妇女，我们家没关系没门子，没人能帮助他……”

　　王厂长同情地小声说：“你家张志全是个好孩子，如果有人拉他一把，他会有出息的;反过来说，他认了他生父他不会忘了你们的养育之恩。我听说他可能知道谁是他生父，但是他现在不想去认，不知为什么，他跟你提过这事吗?”

　　“没有，他从来没提起过他已经找到他生父是谁，我前几天还问他找到没有，他没说找到。”

　　“嗯，是这样，你能不能问问他，为什么呢?”

　　“好，我问问他，谢谢王厂长你这么关心他的事。”

　　“没什么，房子嘛——新建的不太可能了，我想从倒出来的旧房里给你家解决一套一屋一厨，等明年的新房子下来，再给你家调一调，好吗?”

　　“那太谢谢王厂长，这就挺不错啦!”

　　王厂长温和地笑笑：“没什么，没什么，有事让张志全找我。”

二十九

　　回到厂里，王呈祥厂长掏出他那记满电话号码的小本，准备给施处长挂个电话，一是说说下午到张志全家向他养母打听的事，这是上次施处长来时委托他王厂长代办的;二是前几天市粮食局已升为正局长的刘兴中向他交待的，让他找施处长为局里批一个地号。局里打算在原来机关大楼的一侧再建一栋十几层的高层建筑，那里地处市中心繁华地段，刘局长准备租出去办第三产业，对局里对他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那天王厂长坐在刘局长办公室里，听刘局长讲他建新机关大楼的打算。

　　“现在粮价还没有放开，各粮库、粮油加工厂还可以使点劲收上来几千万，以后粮价放开以后恐怕国营粮库、粮油加工厂就没这个条件啦。我要抓住这几年的好时候，在繁华地段再建一栋新楼——十几层的高层建筑，我不卖不炒，可以租楼，租新楼租旧楼都可以，租金可以用来搞福利，搞贸易，可以作预算外资金嘛。”

　　王厂长对预算外资金的提法是能够心领神会的。他知道局长这么热衷于建新的机关大楼就是增加与个人利益相关的预算外资金。因而他必须努力加餐地为刘局长办好这件事。

　　打给施处长的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没人接，王厂长又给基建科打电话，让陈占辉和张志全到厂部大楼来一趟。

　　陈占辉一个人来到厂长办公室，他说张志全出去办事没回来。

　　王厂长谈了到张志全家里看房的情况，又谈了市粮食局刘局长交待的新任务。他让陈占辉转告张志全，明天上午八点到厂办他这里来一趟，他想继续落实一下施处长委托的事。

　　“张志全这小子怎么能不认他亲爹呢?”陈占辉听王厂长说这事后感到蹊跷。

　　“是呀，他亲爹现在可是个又有权又有势的人物。他是真不知道施处长是谁还是对施处长有想法、没感情，不会呀，施处长说当年介绍收养的人就是张志全对象的父亲，他对象的哥哥亲自找施处长谈的，张志全怎么会不知道?明天我好好问问他，那就什么都明白啦!”王厂长谓叹地说。

　　“明天是不是还得让张志全到市粮食局去一趟?”陈占辉问。

　　“对，明天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王厂长说着又操起电话，“我得向施处长通报一下张志全养母说的情况。”

　　电话拨过去，王厂长热情地向施处长诉说起来。

三十

　　又有两栋职工宿舍楼的有关建设手续正在申办，要办的事很多。张志全这些天忙着跑市计委、园林、市政、消防、防疫，动迁办等部门，去这些单位办事不会一帆风顺的。下午回到厂基建办公室，有人告诉他王厂长今天去他家看房，他向陈科长请假提前半小时下班。

　　妈妈把王厂长来家的情况向张志全说了一遍，张志强晚上回家也比平时早，他妈又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太太说起这些乐得合不拢嘴。她说：“志全，你这回可有出头之日啦，你这可是双喜临门呀，又给房子又找到了你亲爹。你亲爹可比咱家有条件，往后你要有个大出息，你可不能忘了你妈，忘了咱家这些人呀!”

　　张志全故意坐到他妈跟前，拉着他妈的手说：“妈，你和我爸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忘了你们，还是你们对我的恩情大。”

　　志红、志刚以前从没听说过哥哥的身世，今天听妈妈说起这事，反而觉得事情来得突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大哥与他们不是一奶同胞，但他们为大哥找到一个有权有势的亲生父亲而感到高兴，他们都希望大哥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志强说：“大哥，你最近得去你们王厂长家表示表示，人家又提升你，又要给你房子，你不去表示表示太不近人情。”

　　他妈问：“那得多少钱呀?”

　　志强说：“怎么也得四百五百的，照半年工资送，这是少说，多说也得一千。”

　　张志全不同意地笑着说：“要送这么多，至于呀?提升和给房子又不是我主动要求的，他们愿意!”

　　张志强也笑着反驳说：“哥，我发现你最近脑筋不开窍，你是不明白事理，还是故意气我?人家王厂长上赶着优待你一个小白丁，你却偏偏要两分钱小葱拿一把，这是怎么的?” “怎么的，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自己是凭能力，凭劳动吃饭，犯不上去搞歪门邪道。”听到这话，张志强生气，圆睁着眼睛狠狠地瞪着哥哥，过了一会儿嘲讽地说：“嗬!好一个正人君子，你当你是谁，现在有几个不送礼能站得住脚的，能办成事的，你要说你没钱我帮你，我给你出，你别这么说话气我!”

　　正在写作业的志刚说：“大哥，你在社会上工作这么多年，怎么没我二哥明白事，连我们学校都讲究跟老师搞好关系呢!我们语文老师有病住院，我们都一帮一帮地去看，哪一个不买点水果点心什么的。”

　　在厨房帮妈妈洗衣服的张志红也过来插嘴调侃说：“二哥你知道啥?人家我大哥跟咱们这几个不一样，人家大哥有个当官的亲爹护着，用得着送礼吗?人家大哥等着别人来给他送礼呢!大哥，你以后要是收礼收不过来，找你小妹帮忙，时不当地匀给小妹小弟一份。咱们好歹在一个家生活这么多年，你总不能把我们这几个弟弟妹妹忘了吧!你忘了弟弟妹妹，怎么也不能把咱老娘忘了吧!我们可是等着沾你的光呢!”

　　对于弟弟妹妹们的规劝，张志全虽然不能完全接受，但又不好再争执下去。家里人都把改善家里条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对这个养育他二十多年的家庭也是充满了需要感恩报答的亲情。

　　吃过晚饭，妈妈提出让他到严家去一趟：“你问问你严大爷，啥时候跟你亲爸接上头，该去认得认。你严大爷当年是介绍人，你得找严大爷帮你接头联系。”

　　“对，有句话叫什么?”张志红在一边搭腔，“我想起来，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大哥，我严大爷也不是别人，将来是你老丈人，他也希望你将来有出息，有贵人相助。”

　　“哈哈，这小丫头，还是你有嗑唠。”妈妈被逗乐了。

　　张志全骑着自行车来到街上。仲夏的夜晚，没有一丝风，沉闷的空气里含着燠热。被街道两旁的建筑物遮掩着，只露出一条条狭窄空间的蓝幽幽夜空上镶满了一颗颗晶莹闪亮的星星，跟地面上各商家酒店的霓虹灯广告交相辉映。来来往往的车流人流匆匆忙忙地流淌在河床一般的街道里。万事万物都在按照各自的目标归宿运动着，变化着，目前的状态也促使张志全在自己的领域里轨道上运动着，变化着。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看清了一些，但尚不具体。他知道那是一个令人兴奋令人陶醉的目标。这个目标不仅仅对他个人有意义，而且对他周围的人群，诸如家里人、单位人都有关系，都有影响，因而他现在已经身不由己地向着这个目标迈进。况且父子亲情，这不啻是被利益驱动的关系，而且是被血缘牵连的关系，谁能无缘无故地否定这种关系，改变这一目标呢?

　　张志全的两腿用力地蹬着车子，自行车驶得很快，但仍赶不上旁边一辆辆疾驶而过的轿车、客车、货车。眼前的视野里不断变换着种类不同的车辆，变换着高高低低造型不同的建筑物，他对这些街道早已熟视无睹，只是今天感觉无数次熟悉的环境里有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气氛，有一种更深奥更玄妙的意味。

　　每次到严家来，只要伸过手去把门里的木插拨开，板皮钉的院门就可以从外面打开。但今天不行，下面的铁插销平时是不用的，今天却插得紧紧的，从外面无法拨开。张志全用手掌使劲拍了好一会儿板皮门，才有人从屋里走过来。

　　“谁呀?”听声音是严玉柱大爷。

　　“我，张志全。”

　　门被打开，严玉柱板着脸，不吭一声地转身回屋，看得出来他有些怏怏不乐。

　　严东不在家，大嫂一边织毛衣一边辅导小胜利写作业，娘俩默默无言地向张志全笑了笑算打了招呼，严莉无动于衷地正坐在桌旁阅读一本书，偶尔神秘地向张志全回眸一笑，俨然这里刚发生了什么秘不可宣的事情。张志全顾不得去诘问什么，只想着向他们谈自己的事。

　　“严莉，我们王厂长今天到我家来了。”

　　严莉抬起头，纳罕地盯着张志全，不知他要告诉她什么。

　　“王厂长来我家看房子，可能会给我一个一屋一厨的旧号。”

　　这时严玉柱走出小屋，手里拿着一个水泡豆饼渣的瓶子，准备去窗外的小院给他那几盆精心栽培的君子兰施肥，他对张志全的话题感兴趣，便停下来想继续听下去。

　　“王厂长跟我妈提起我生父施德安的事，我妈说有这回事。我上回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施德安到我们厂找过王厂长。施德安已经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他托王厂长来我家打听。”

　　严玉柱走进大屋，把手里那个已经启盖的臭烘烘的豆饼水瓶放到八仙桌上，蹙着眉头问：“施德安怎么知道你是他的儿子呢?我一直在纳闷，昨天施德安也到我这儿问起了你，他知道你现在的名字。谁告诉他的?我想你肯定不会跟他主动接头。”

　　“怎么，施德安也到这儿来啦?”张志全疑惑不解，“您老这一次跟他承认了吗?”

　　“有什么不能承认!这事也不能总瞒着人家，人家没通过我们也了解了底细。我答应过几天把你们父子俩都招到我这儿来聚一聚，认认亲。他终究是你的亲爹，你终究是他的亲儿子。这事主要是怨我，我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不该再像座山似的隔着你们，我多余担忧这个，担忧那个。你的路主要靠自己走，施德安即使是个官僚政客，还能把你影响到哪儿去。你们父子之情，认还得认，该处还得处下去!”严玉柱絮絮叨叨地说，有些引咎自责。 张志全拿起桌上的豆饼水陪着严大爷去窗外小院，同时劝慰老人家说：“这事不能都怨您，其实我早知道施德安跟我的父子关系。当时我也不想去认，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

　　严玉柱借着窗内的灯光给一盆盆绿莹莹的君子兰施肥浇水，他那外表的神情是很专注的。他似乎在很细致很周到地侍弄着他的盆花，但是他内心里起了一阵波澜，过了一会儿他语气明快地说：

　　“我现在觉得你还是应该去认你的亲爹，你在工厂待惯了，我也在工厂待了几十年，我们的思想观念难免与当官的不一样。但是这不能影响你们父子之间的骨血关系，亲情关系。至于以后怎么相处，我想你能够把握好，你决不会再学那个施光成为一个浪荡公子，我想你不会的!我想让你们父子俩在下个星期天，在我这儿正式见面，你要同意，我就让严莉打电话告诉他，行吗?”

　　张志全低下头，窘困地双手相互搓着手指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应承下来：“好吧，我来。”

　　当张志全从严家离开时，严莉陪张志全走到胡同口，张志全问严莉：“你哥怎么没回来?”严莉说：“让我爸给骂走啦。”

　　“为什么?”

　　“我爸已经怀疑到我哥去出卖了情报，但我哥不承认。我哥说他们单位最近分给他一套两室一厅一厨，我爸怀疑是他向施德安要的，但他不承认。我爸这几天总找茬儿骂他，把他给骂走啦，我爸说我哥嫂搬走后，让咱们俩结婚住在我家。”

　　严莉说最后一句话时，张志全扭过脸来注意到严莉的双颊羞得腓红。张志全趁势将胳膊伸过去搂着她的肩膀，坦率地表白一些想法：

　　“住你家是托你的福，可是你爸总是唠唠叨叨的，他说的道理并非全都正确，即使他好心，他正确，说的方法不对，也会适得其反。另外，你爸会不会像骂你哥那样动不动骂我?” “哪能呢，你和我哥人品不一样。”

　　“那好吧，我的一屋一厨旧号要分下来，我先让给我大弟弟。”

三十一

　　因为早晨直接去区园林处，张志全来到粮贸大厦楼前时，已经是上午十点钟左右，大厦的招待所门前停着一辆灰色的进口豪华轿车。陈占辉站在车前跟拿着抹布擦拭车体的青年司机聊天，转身看到刚刚锁好自行车的张志全，立刻兴奋地喊了起来：“你怎么才回来，粮食局刘局长的车来接你去办事，等了你一个多钟头!”

　　张志全感到纳罕地辩白：“粮食局长找我办什么事?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我今天上午去区园林处申报占地伐树问题吗?”

　　“唉，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位司机师傅挺着急。王厂长让你去一趟粮食局，刘局长找你。”

　　“刘局长找我一个人?”

　　“刘局长找你帮助批地号，局里要建一栋高层大楼。这位是给刘局长开车的司机。”

　　张志全向那位青年司机点点头，那位司机穿一件面料考究的夹克衫，里面打着花领带，脚蹬一双锃亮的红皮鞋。司机冲他笑笑，伸过手来主动与他握了握手，说：“现在坐车走吧，刘局长等着你呢。”

　　张志全打开车后门钻进车里，司机熟练地将轿车开上不远的大道。坐在平时难得享用的豪华轿车里，张志全身体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是身价倍增的舒适感，还是受宠若惊的优越感，这种深藏于内心的潜意识开始显现出来。

　　在繁华的街道上豪华轿车夹衬在川流不息的车流里穿行，车窗外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和行人流迥然与车里人并非属于同一个档次，同一个范畴。

　　开车的司机说：“刘局长指名让你一个人去，让我开车接你一个人。本来王厂长和陈科长要和你一起来局里，刘局长在电话里说，你们一大帮人都来干什么?你们谁能解决地号问题谁来。我听说你的社会关系挺硬，办这方面的事你最厉害，一办一个成!”

　　张志全在自我感觉的潜意识里将自己想象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对于本单位及上级单位有一种不同凡响举足轻重的作用。靠在沙发车座上他感觉飘飘然，他仿佛进入一种充满幻觉的梦境。

　　带着速度和惯性的轿车驶进粮食局机关大院，机关大楼走廊里一派肃穆森严之感。他知道自己是在凡尘世界，这个机关大楼对自己是陌生的，也是格格不入的，自己在这里的位置和作用也是极其轻微，无关宏旨的。于是他陡然警觉起来，对刚刚产生过的幻觉有一种批判的否定的意识。

　　在局长办公室，刘局长放下手里的文件，热情地迎到张志全面前与他握手寒喧一番，然后打电话叫基建处的人。

　　刘局长是个胖子，大腹便便笑容可掬的样子，使人感到随和、亲近。然而当他面对其他人时，旋即又显出一副养尊处优，威风凛凛的派头，脸上的威严俨如谁都不认识。

　　“小张呀，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繁华商业区的地皮相当难批，咱们要去批的地段就处在繁华商业区，这可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但是我们要建这个大厦也是定下来的，这是我们市粮食局近期发展的一大建设项目，一定要建成不可!怎么办?就得请能人，就得请有社会关系的，能办成大事的贤德之人，像你这样的……哈哈……哈哈……”

　　一开始刘局长就把高帽子给他戴上了。张志全坐在沙发上，对茶几上局长秘书给他沏的茶水连动都没动，他只是环顾着办公室宽敞的空间，典雅气派的书柜，写字台，舒适的大转椅，转圈的角沙发，知道自己的身份和气质与这里的一切设置没有必然的联系。

　　“请你来，也是为了以后重用你，你这一把办成事，局里不会亏待你。你要调到局里我就调你到局里基建处，你可得卖点力气。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些能量，你父亲在市土地规划局是个实权派，他肯定会起作用。哈哈……我们可是靠你啦!”

　　张志全诚惶诚恐地坐在那里，脸上挂着不自然的微笑，被动而嗫嚅地解释着他的情况：“刘局长，我从小没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他把我送给别人抱养，我们之间至今还没有相认……”

　　刘局长不以为然地说：”你的情况我听说一些，你们不是很快就相认吗?你亲生父亲欠了你二十多年的情——你今年有二十七、八岁吧，这也是你的资本嘛，你现在求他的事，他肯定会更卖力的，他更卖力才能还上欠你的情分，哈哈……哈哈……”

　　基建处的两个人敲门进来。刘局长向张志全介绍其中一个吴处长，一个李工程师，两人带来了申报批地号的有关材料。然后刘局长、吴处长让李工陪张志全乘车去市土地规划局。

　　穿夹克衫的青年司机再次启动轿车，把李工和张志全送到市土地规划局，两人在规划审批处综合办公室送交了申报材料。李工让张志全去找施处长谈一谈，张志全踟蹰不前地站在一旁发呆，他不想在下周日与父亲相认之前另外与他见面。他不知这种场合见面说些什么，而且他惟恐这次不正规的见面会冲淡下周日正式相认时的庄重气氛，会让严玉柱大爷失去作为介绍人的关键身份。

　　正在这时李工问一位办公室的女同志：“施处长在吗?”

　　“施处长最近几天出差，过一、两个星期以后能回来。”

　　张志全没有跟李工讲下周日，还有三天他要和施处长相认。他相信施处长会回来，那位女同志说的肯定出入很大，但是他不能对李工纠正这一出入。

　　两人走出市土地规划局大楼，张志全对李工说他自己要乘公共车回粮油二厂，李工说刘局长、吴处长已安排他这几天在局里上班，并且中午特意为他安排了酒饭。

　　中午的酒宴是在离市粮食局不远的商业闹区，一家档次很高的酒楼里进行的。酒楼被间隔成一爿爿互不干扰的雅间。张志全席间去卫生间解手，在过道口与白成国不期而遇。白成国对他一反常态地热情，张志全揣度他已经听说了他的事。

　　“今天我是请不上你，你不是每天在基建处吗?我明天安排你，你明天可要等我!”

　　第二天中午前，白成国如时来基建处找张志全，并且还是到刘局长安排过的酒楼，两人找了一个单间。张志全问：“你们局里请客怎么都到这个地方来?”白成国神秘地小声回答：“不瞒你说，这是刘局长妹夫开的酒店，我们到别的地方去难以报销，到这儿来是指定统一结账，并且可记名挂账，也是为了帮助店掌柜增加营业额，关系单位嘛，刘局长的面子嘛。” 以前张志全知道白成国在科里最轻规的就是自己，以往相互之间根本没什么共同语言，更少有酒席宴上的交杯和倾谈。今天白成国却一反常态和自己俨然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分开后初次见面亲热得很。两个人吃饭他要了六个大盘的菜，又是啤酒又是饮料，显得极豪爽、大方。

　　“我跟你说，张老弟，我现在不是你白科长，我是你的白哥。白哥劝你一句，你现在暂时调来局里，不仅仅是给局里办事，而且是给刘局长个人办事。刘局长批地号建大楼是想把局机关旧楼租给他家亲戚，不是他弟弟就是他铁哥们。一来他可以从基建款中得一把回扣，二来他可以压低租楼的租金个人得点实惠。你可要把握住自己，他不把你的关系从粮油二厂正式调来，你不给他办，他不给你解决二屋一厨的新单元房你别理他那个茬——局里有的是房子。他越着急，你就越拿他一把。你要把握住机会，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我是为你好，咱哥俩过去在粮油二厂还算可以。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实在，这你就赶不上形势啦，现在社会上的人谁不为自己多谋些福利，不能光去给人家办事，还要在给公家给领导办事的过程中先给自己办好事。你说呢?来，咱哥俩再干一杯。”

　　白成国醉眼迷离却来对张志全指点迷津，这个利欲熏心的家伙，张志全早就在心里烦透了他。虽然他对他的告诫和人生哲学抱着轻蔑的态度，但是他还是记住了其中一些有用的信息。志全佯装成洗耳恭听的姿态，学会了逢场作戏极尽周旋的本事。他说谢谢白经理的指点，于是同白成国又干了一杯。

三十二

　　星期天，这是张志全翘首期待的日子，也是他时而想起来感到困惑的日子。大约上午十点钟，张志强将他的的士开回家来，拉着妈妈、志红、志刚，带着一些水果礼品，陪伴张志全去严家。

　　当张志强开着他的的士刚刚驶入严家所在的胡同时，张志全坐在旁边告诉他慢开车，因为他看到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蓝色的面包车。面包车刚停稳，从里面走出来的正是施德安。张志全对妈妈及弟弟妹妹说：“你们看到了吗?妈，那个刚下车的就是。”

　　施德安没注意到后面开上来的的士车，他手提一个装满礼品的大塑料袋，目不转睛地走向严家小院。在小院门口用手掌轻轻拍了拍门板，然后不等有人来便径直走进去。

　　几分钟后张志全和他的家人也相继走进小院。在屋门口，大家看到正在与严玉柱谈着什么的施德安从座位上站起来，用和善友好的微笑来迎接他们。

　　严玉柱也站起来，一一给双方介绍，首先介绍的是志全养母，施德安彬彬有礼地向她微微鞠了个躬，感慨动容地说：“谢谢大嫂，你和张大哥、严大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志全妈红着脸，很不习惯地笨拙地伸出一只手与施德安早已伸过来的手握了握。

　　接下来张志全与施德安面对面地站着，相互之间只是简单地点点头。严玉柱很适时地给他们两人相互介绍：“这是你的亲爹，这是你的亲生儿子，小时候叫施阳，现在叫张志全。” 志全妈在一边拽了一下张志全的胳膊：“叫一声你的亲爸。”

　　张志全呆板地愣在那里，非常不自然地使尽全身力气从喉咙里蹦出一个音：“爸!”

　　这时候施德安已经是热泪盈眶，他微微抿着的嘴唇和颜面激动得抽搐起来，但是他还是做出笑脸，把胳膊伸过去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张志全的后背，以作为他对亲生儿子的拥抱和亲切的表示。

　　父子相认骨肉团聚，周围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令人激动而难堪的时刻终于过去，严玉柱和严莉开始安排各位就坐。

　　于是大家俨然一家人一样，叙谈起来。

　　施德安介绍了他当右派以后的坎坷经历，介绍了他现在的工作、家庭生活情况，同时也谈了他对儿子的思念。

　　志全养母讲了张志全在家里的老诚厚道，孝敬父母，谦让弟妹;讲了老伴去世前的嘱托和让他接班，他却让给了大弟弟志强。

　　后来不知谁提到张志全和严莉以后结婚的房子问题，施德安拍着胸脯打了保票：“这事由我来办，最起码给他们弄套单元房。”

　　严玉柱有意往前移了移身子，不同意地说：“房子弄太多了你要犯错误，他们在我这儿住也行。严东一家要搬出去啦，严东是不是找过你，为房子事情你和他有协议?”

　　施德安微微一笑，思忖一会儿，才否定地说：“没，没有协议，但他是找过我。”

　　严莉和她嫂子在厨房炒菜，一股股油烟味从厨房传到屋里来。

　　施德安岔开话题说：“严大哥，您这房子早就落后时代了，该调调啦。以后您要想跟施阳他们一起过，我给你们弄一套大点的房子。我是干这行的有这个条件，您就别推辞啦!” 酒菜一样样摆到旧八仙桌上，一张桌子移到屋里中心部位，就餐的各位除非早占好座位，否则进进出出十分不方便。

　　施德安说：“以后吃饭到我家去，我那后老伴虽说比大饭店整的菜差些，但一般的菜还能应付一阵，不然我请你们去饭店，弄个包间，吃起来唱起来，哈哈——其乐无穷。”

　　听施德安发了这么一通感慨，严玉柱绷着脸乐不起来。施德安跟他碰杯饮酒的时候，他的动作慢了好几拍，十分不情愿。施德安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合老头的心思，便转换话题，跟张志全谈起他们市粮食局申报地号盖高层建筑的事。

　　“市粮食局报来的材料我都看了，那可是黄金地段。凡是繁华市区黄金地段都由我们苟局长掌握着，我没有这个实际的审批权，据说苟局长对你们市粮食局申报的地段另有安排。”

　　张志全坐在他爸旁边，为了表示亲近，也为了表示他说的话题与别人无关，他跟他交头接耳地聊起来：“我们刘局长让我狠挖你的门子，一定要把事办成，现在刘局长亲自抓这事。他说送多少礼都行，一万两万的就怕你不收。”

　　施德安也小声地说：“当然不能收，别说这事不好办，就是好办我也不能要人家的钱、收人家的礼。要钱与要房子不同，现在商品房还没开始推行，这与弄房子两码事。”

　　“看来这事不能办，你们苟局长要是能给办，得开多少价?”

　　“多少价?我不当这个行贿的中介人，公事公办!不是我当爸的不给你面子，我的把握不大，我可先试探一下，过几天给你信。”

　　严玉柱注意到施德安和张志全父子俩在一起亲密交谈工作，天公地道不离谱，心情骤然间开朗起来，他殷勤地以主人身份给各位夹菜，举杯欣起又一个痛饮的高潮。

　　“来，干一杯!来，庆贺他们父子俩团聚!”

　　大家一齐举杯，连不饮酒的严莉、老太太也端起健力宝饮料。

　　三天以后，王呈祥厂长来粮食局办事，先到基建处找到张志全，问：“听说你已经跟你亲爸相认啦?”

　　张志全点头，又不解地问：“你听谁说的?”

　　“我给施处长打了电话，我请他千方百计帮局里把地号批下来。”

　　“他怎么说?”

　　“他说难，我说难才找你。你看你儿子面子得帮我们。”

　　张志全解释说：“这事不归他掌握，大权在苟局长手里。”

　　王厂长不在意地说：“大权不管归谁，我们可以疏通，由你老爸疏通总比我们强。人家苟局长认识我们老几，让你爸找他开个价，只要有价就行!”

　　王厂长说完到局长办公室找刘兴中，几分钟后转回来。

　　“走，刘局长陪咱们去市土地规划局，让你爸把苟局长叫出来，咱们在饭桌上会会苟局长。”

　　张志全低着头盯着脚下发愣，他面有难色好半天踌躇不决，后来他窘迫之下提出一个搪塞的办法：“还是让我先打个电话给我爸，不然咱们白跑一趟。”

　　王厂长不耐烦地说：“打个电话不行，不如咱们直接去，给你爸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但这时张志全已拨通了电话：“喂，我找施德安。爸，我们王厂长和粮食局刘局长现在要去你那儿谈谈，可以吗?好吧，改天也行，你们下午有个会议，时间不充裕。那好吧，再见。”

　　这时王厂长蹙紧眉头，十分焦急地问：“你爸说哪天可以?”

　　“过几天再临时联系，我爸说为这事他肯定会尽力而为。”

三十三

　　客厅里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的人，门口旁边的鞋架上堆满了被软底拖鞋所替代的各种式样的皮鞋、布鞋、旅游鞋。

　　志全妈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四处观赏着这么多豪华雅致宽敞的房间。

　　梁岩和韩乃霞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会儿给客人们沏茶、递烟、削水果，一会儿又要去厨房帮忙。

　　这是又一个星期天，施德安和刘梅枝决定在自己家里招待张家和严家人，让张志全和自己现在的家人们见见面、认认亲。

　　严莉因为忙于复习应付一个考试没有来，严东也没来。

　　施光主动走过去和张志全握手，甚至将身体倾过去与张志全拥抱了一下。这时梁岩不失时机地用傻瓜相机抢拍了镜头。

　　“过去咱俩是马路朋友，现在没想到是亲兄弟，双胞胎的兄弟，不是一般的兄弟呀!”施光亢奋地拉起张志全的手，像小孩子似的摇来摇去，然后又摆出各种姿态让梁岩抓拍镜头。张志全此时也被彼此热诚的亲情所感染着，被洋溢着团聚喜悦的热浪所陶醉着。他在这所房子里，早已没有初来时作为局外人所感到的那种拘束、窘迫，他觉得自己早已是这里的平等一员，甚至可以作为施德安家族中一个重要成员。

　　严玉柱在和施德安喁喁私语，他们谈的是党风不正和封建意识问题。

　　施德安侧着身子坐在沙发上，用一只手比划着说：

　　“现在党内一些人搞不正之风，老百姓有牢骚情绪;五六年反右时，也是因为有些干部作风不正，不少人有牢骚情绪。那时我是因为说了真话才被打成右派的，打我右派的那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党性，什么叫坚持真理，什么叫民主，他们听不得一个不字，一个反字，他们惟我独尊，搞一言堂、一面倒、一哄而起，没有头脑，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封建长官意识、专制意识太强。”

　　严玉柱呷了一口茶，提出问题说：

　　“现在呢，现在好多少呢?现在不少企业里不是仍然在搞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吗?我们现在就这个事难办，有的人天天念民主经，天天不让工人群众说话;天天讲党风，天天党风不正!”

　　说到这里，施德安无奈地苦笑一下，说：

　　“我说严大哥，中国是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共产党内的封建意识残余是娘胎里带来的，很难改。文化大革命时有，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现在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好一些，老百姓的日子好一些;但是在一个单位该受岐视还得受岐视，该不让你说话还是不让你说话;你别看不惯，你就认了吧。虽然现在不再打右派，但是你总是不服劲，没有什么好处。我现在是学乖了，没有年轻时的那股冲动劲，毕竟还有个人的利益要考虑。你坚持你的真理有什么用呢?到头来你还要谋生存，还要顾及老婆孩子……”

　　刘梅枝从厨房出来，看到两个老朋友在一起谈得津津有味，志全妈被冷落到一边，便提出陪志全妈到其它房间转一转。

　　志全妈高兴地在刘梅枝的陪伴下去别的房间。她见识了一些高档精致的家具、用具。阳面房间悬挂着一面墙似的海蓝色的薄纱窗帘，使房间里笼罩着一种朦朦胧胧影影绰绰的气氛，观赏什么东西都有一些雾里看花的感觉。志全妈感到新奇而陌生，以至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现实的存在。回到客厅以后，刘梅枝到厨房去主灶，志全妈也执意要到厨房去干点什么，被施德安和严玉柱劝了一阵没劝住，还是让她去了，帮着干点力所能及的零碎活儿。

　　施德安和严玉柱继续谈他们的话题，时而相互间争辩几句。

　　张志全和他的几个弟弟妹妹在争相传看施德安早年及这几年拍的留念相集，俨然回顾着他生父几十年走过的坎坷经历，寻觅着他生父几十年思想变化的轨迹。

　　门外有敲门声，随即一个年纪不轻，戴着金框眼镜的男人进入客厅。施德安忙起身给大家介绍：“这位是我们苟局长，苟局长大驾光临，深感荣幸之至!”

　　苟局长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颇有几分派头，几根稀疏的头发梳得光亮，西服领带很潇洒。他向严玉柱伸出手去，自谦而彬彬有礼地向对方致意并自我介绍：“苟力行，我跟施德安是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啦!”

　　几个人寒喧一阵过后，严玉柱恍然想起一件什么重大事情似的，蓦地收敛了笑容，提高了嗓门问苟局长：“如果我没有记错，施老弟当年被打成右派，也有苟局长一份‘功劳’吧!”

　　这句话开始弄得苟局长有些尴尬，但随后苟力行很快神色镇定地粲然一笑，不无诙谐地自我辩白说：“我这份‘功劳’算个啥，那个时代有这份‘功劳’的人物多得很!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多么幼稚，多么单纯啊!我那时也是一心听党的话，谁对党说个不字都不行，不管他说得对与否。哎呀也是太缺乏经验啦，没想到反右扩大化，整了好人嘛 ，不然施德安何苦下放到林区去改造，林春燕何苦搭上一条命，小施光、施阳何苦分离，互不相认呢?”

　　苟力行说到这里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他点燃一支烟缓缓地吸着，故作庄重而伤感的神态，恬不知耻地说：“那个时候，其实关键的问题是林春燕。她要是跟了我，我也不会把你整得那么狠，小林子也不会死得那么早。我是没想到，我很佩服她，你都戴了右派帽子，她还死心塌地或者说忠贞不渝地跟你去林区遭那个罪，这样的痴心女人、烈性女子，恐怕现在是难得一寻……”

　　这时施德安端起茶几上的水果盘向各位发放桔子、香蕉。他扭转苟力行的话锋，提起张志全托办的事情。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还得帮我办点实事，这可是最主要的。”

　　苟力行一边吞吐烟雾，一边纳罕地问：“什么实事?我这几年可是尽给你办实事啦，我这也是将功补过嘛。”

　　施德安向隅不欢地呆坐着听苟力行喋喋不休地说起往事早就感到厌烦，他尤其不喜欢苟力行这种大言不惭虚伪做作的腔调，他向他再次提起张志全所在粮食局批地号一事，也是趁他还有点自责还能念及旧情的时候将他一军：

　　“我可是跟你说过几次了，粮食局的地号你可得高抬贵手。”

　　苟力行闭着眼睛，抿着嘴唇，默默地晃着身子，不知是点头还是运动身体，过了一刻才表态说：

　　“这个事我知道了，我尽可能去办，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地号可不是好批的，申报的可不止他们粮食局一家。我给他们排第几号?不如这样吧，或者再换一个地段，或者将施阳——”他指了指坐在对面角落里的张志全笑着说，“你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听你亲爹说过你原来的名字叫施阳，你弟弟叫施光。你可不可以调个单位，你调到我们局来吧，我们下属的单位也不错，我帮你办这事，保证比你原来的单位好!”

　　“哎呀，那就谢谢你啦。”施德安感激地拱手致谢，然后转向张志全，“一会儿酒桌上你多敬你苟叔几杯!”

　　张志全不得不微笑着应答：“请苟叔多给些关照!”张志全向苟力行点头致谢，羞赧的笑容挂在脸上不知如何收起，环顾周围各位时遇到严大爷冷冷的眼光，觉得那眼光分明含着警觉和嗔怪的意味，心里蓦然想起点什么，感觉脸上发烧似的痛，便尴尬地收敛起笑意，低着头凝思起来……

　　过了几天，王厂长来粮食局找到张志全，并把他叫到一个空闲的房间，交给他一捆长方型的用报纸裹着的东西，非常神秘地低声告诉他：“这是两万块钱现金，你能不能通过施处长交给苟局长，或者你觉得该怎么办，只要能把事情办下来就行。钱不够，还可以再加，看来办事不通融不行!”

　　张志全感到很为难，他不想收下这捆四四方方的东西，虽然这不是给他的，他从来也没办过这样的事，但他不想在中间去充当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我看暂时先不送。我正在找我爸疏通，需要送礼时我找你。”

　　“那么这捆钱就先放在你这儿吧!”

　　“不!放在我这儿不安全。王厂长，还是放在你那儿吧!”

三十四

　　快有半个多月没和严莉见面，张志全今天接到电话，说她的应聘考试已经过去一个星期。张榜公布的名单没有她，但是她自信自己的成绩是不错的，至少比她们同一个单位那个找人替考的同事强。她为此到她们纺织局去找负责这次招聘考试的一个处长，要查她的成绩，结果她被口头通知，可以参加下一轮的面试。

　　电话里，严莉让张志全晚上到她家吃饭。

　　不知哪一天，严东一家三口已经从这套又暗又窄的平房里搬了出去。连个信都没通知张志全一声，至少他可以来帮一把，再去参观一下他的漂亮舒适的新居。严东有些不好意思通知他。严莉那些天忙于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复习应考的科目，也不知道哥哥要搬家。严大爷在儿子搬家时躲出去跟人家下象棋。

　　屋子里空荡荡的，虽然窄小，因为搬走了一些东西使人觉得其中的空间比以前扩大了不少。严莉不再睡在小屋上边的吊铺，大屋里放了一张铁床。铁床上方——严玉柱那一排大大小小的奖状依旧牢固地挂在那一面墙上，显得更醒目，更耀眼。

　　张志全以前曾听严莉说，她们纺织厂幼儿园有一个叫王雪的幼师，是她们市纺织局职工教育处处长的女儿，也参加夜大中文班。但是王雪常常缺课，有些作业经常是抄她严莉的，或者拜托严莉替她写，期末考试也常常找人替考。严莉碍着面子不好说她啥。市纺织局早在一个半月以前就下发了一个内部通知，准备在本局系统内招聘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其中有两名文秘，条件是21至30周岁的女同志，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一定的文字能力、公关能力。这个内部通知仅仅下发到厂部，没有在厂幼儿园内张贴传达。但是王雪从她父亲那儿知道了通知的内容，没有转告严莉，只是临到考试前考虑到自己水平恐怕不行，央求严莉去替她考一把。严莉对她在此之前封锁信息很生气，回家来跟她爸商量，并且跟张志全商量，她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迁就王雪，严莉决定自己去报名应聘，而不是去替别人做嫁衣裳。离考试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严莉请了假，天天去市图书馆复习应考的科目，所以她连施德安邀请的聚会都没能参加。

　　吃晚饭的时候，严莉说她考的各科都还可以。

　　“王雪呢，她考的如何?”张志全好奇地问。

　　严莉撇了撇嘴，不屑地说：“王雪还是找了个替考的。看样子她事先跟监考的打过招呼，不过那个替考的我也认识，她在我们班，她的成绩平时远不如我。可是今天一发榜怪了事啦，愣是有王雪没有我。我气得直接去局人事处找处长查成绩，处长不让我查，反而让我相信组织，说下次还会有应聘的机会。我气得没法就把王雪的事揭了，处长说他们会严肃处理，让我回去等处理结果。我想反正这么回事，就对处长说，这事不处理就要往上告，告到市里、省里。处长考虑了好一会儿，又找了几个别的负责人在一起研究了好半天，才破例让我参加下一轮的面试。我要求在榜上再补上我的名字。他说不用了，你个人知道就行了，这事我们已经请示过局长了!”

　　对女儿介绍她上访告状的事，严玉柱一直关注地倾听着，有时端碗的手停在半空，另一只拿筷子的手也忘记了夹菜饭，当他听到女儿凯旋而归获得面试资格时，他惬意地笑了。紧张的空气松弛些，他轻松地喘了一口气，放下筷子打着手势说：“小莉，你今天的行为像我年轻的时候。这就对了，原则问题不能迁就、妥协，不能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现在该做的事太多，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就要争，就要扫除不正之风!”

　　“但是那个处长不让我把王雪的事说出去，他说影响不好。”严莉兴奋地继续坦露她的心态说，“看来，王雪即使参加下一轮面试也不一定会取上，她要骂我恨我啦!我现在已经铁了心，把心一横，最后争不上也不能小瞧了自己，我可不自暴自弃。”

　　张志全为严莉的举动感到振奋，他激动地赞同说：“好!对!严莉你比我有魄力，没想到你表面是弱女子，骨子里是条硬汉子!”

　　听了张志全表扬自己的女儿，严玉柱也会心地笑了。他把吃净的饭碗递给严莉，说：“小莉，再给我盛点，我再多吃几口，听了这些我的胃炎好啦，胃部不疼啦。”

　　严莉收拾完碗筷，张志全拉她走出家门，用自行车驮她去江畔公园。

　　走到街外面，昂首将目光越过一座座挺拔的建筑物，向上看到墨蓝色天幕似的苍穹上闪烁着一颗颗晶莹皎洁的星星，星星连着星星，无数颗星星布满了天幕。墨蓝色透明的天幕向远处延伸着，扩展着，广阔得无边无际。空气湿润新鲜。地面的街道上车水马龙，街灯、霓红灯、车灯与天幕上的星星月亮遥相对应，夜的喧嚣热闹和夜的凝重静寂相互参照。无数个充满希望和生气的生命体在孕育着明天的辉煌，萌发着明天的力量。

　　江畔公园清爽宜人，水银灯和天上的星星月亮将清辉透过雾气洒向朦朦胧胧的江面。江面上波光粼粼，风儿吹起片片涟漪。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小巧玲珑的快艇飞也似的划破平静的江面冲来冲去，带着刺耳的马达轰鸣声，掀起一阵阵涌动的浪涛。

　　沿江而行的通道上有一对对情侣相依相伴，木条长椅上有歇息的老人和窃窃私语搂抱成一体的青年男女，甚至还有几个未成年的男女学生早恋在一起。

　　张志全推着车子和严莉在江畔公园的通道上漫步。他刚才还在为严莉应聘的事感到欣慰和庆幸，但是不知怎么的，他现在心绪有些烦乱，俨如这神秘的江面上隐藏着许多难解的迷团，他内心里也有一些难以解脱的烦恼。近来遇到的事让他感到忧心忡忡，情绪焦躁。他把严莉叫出来是想跟她谈一谈，然而又不忍心破坏她勇闯应聘第一关后刚刚进入的舒畅的心境。

　　望着波涛平缓涌动水域浩瀚的江面，听着远处的货轮汽笛声，他默默无声地迈着细碎的步子，不知自己跟严莉从何处谈起，应聊些什么话题才能与这江畔夜晚的景色相融合。

　　表面上他步履轻捷，内心里却心事重重，一些让他感到惆怅的事萦绕在他的脑际。

　　几天前王厂长打电话让他回厂里一趟，并且说他已派吉普车去局里接他。自从他上次借故回绝了王厂长委托他交他爸，或者说通过他生父转交苟局长的重金，他就预感到这事不会轻易解脱了结。王厂长让他回厂又不说什么事，并且用厂里的车来接他，他揣摩着与这事有关。他躲避不掉，只得翻来覆去地琢磨着这一次再如何推托。

　　到了王厂长办公室，王厂长非常随意又不失恭敬地给他沏了一杯茶，请他坐在沙发上;然后悄悄地将办公室的门推紧，扣上暗锁;接着转身走到装文件的铁柜前，轻轻拉开铁柜门，从里面拿出不久前曾想交给他的那个长方型的大纸包，接着又找出来一个皮包，很利索地将纸包装入一个皮包里。随后他又蹑手蹑脚地走过来，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意，表情很谦卑，仿佛在干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讨好地对张志全央求说：

　　“刘局长已经催我几次，一定让我将这点意思托给你，你看着办。无论你怎么处置都可以，只要能把事情办下来，绝不会让你承担什么责任，你就找你父亲帮帮忙吧。”

　　“不，王厂长，我不是不努力。”张志全再次强调说，“这事不取决于我爸，咱们局里要批的地段是由苟局长亲自控制，早就另有安排，据说划给的单位是市里的哪个银行部门，比咱们粮食局更有权势有财力，苟局长替别人贷款得求这个银行。你能不能跟刘局长商量一下，再换个别的地段。”

　　王厂长只得先将装有重金的皮包放到茶几上，自己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拍拍张志全的胳膊，不甘心地劝他道：“刘局长就相中那个地段，事情好办，还找你吗?办事哪能没困难，还得靠你去攻关呀，我不是说这钱给你，给你父亲，是让你们拿着去疏通，你别害怕呀，这都是给公家办事，你不用担心负什么责任。”

　　张志全为难地解释说：“我已经跟我爸谈过这事，他说他不能替你们转交这笔钱，而且他更不能自己收下，上次你给过他一笔五千块，他已经返给你。”

　　说完这句话张志全回眸瞟了王厂长一眼，王厂长无奈地用手掌支着前额，别无良策，没再辩驳。

　　张志全确实为此事去住宅找过他父亲。他父亲留他吃了晚饭，听他详细讲了一遍，然后思忖了好一会儿，才答复说：“恐怕不行，那个地段苟局长不会放手，不过他不是提出可以给你们再调一个别的地方吗?钱，我是不能要的，上次你们王厂长给了我五千块，我已退还给他。如果你感到为难，过些日子我把你调一个单位，有我照应，肯定不会比你现在的单位差。”

　　对于父亲这番话后面的意思，张志全是不会转达给王厂长的，但这种既希望于他又使他为难的处境让他有了调离单位的念头。

　　那么调到哪里去呢?这也是使他感到困惑的问题。

　　后来王厂长又跟刘局长通了电话，刘局长的意思是说可以另外调换一个相应的地段，但是那两万块钱无论如何让张志全“表示”出手。王厂长说这下你张志全应该收下了，张志全还是没收，他在考虑调离的问题。

　　江岸下面的小径上走来五、六个只穿游泳裤的小伙子。他们说笑着走到平静的浅滩，慢慢地潜入漪澜荡漾的江水中，悠然自得地向对岸游去，其中有两人在蝶泳，双臂和身体极其有力有节奏地拍击着水面，溅泼着水花，游得很快。

　　张志全将自行车停放在一个长椅旁，和严莉在长木椅上坐下。他们俩注视着那一拨一左一右不散伙的游泳者，渐渐地人影轮廓变小了，在月光下变得朦胧起来。只见那两个蝶泳者首先到达对面江中心的沙滩，站了起来，然后又在沙滩上躺下去，仰望着满天的星星和悬在头顶的皓月，接着其他几个也游到沙滩边钻出水面，在沙滩上跳着跑着嬉戏着……

　　这拨游泳的青年生活得自在、悠闲，张志全羡慕这些人无忧无虑地在江中戏水，在沙滩上玩耍。他们是没有等级差别的，没有社会标识的，他们仅仅穿着游泳短裤。谁知道他们之间的组合关系呢?

　　张志全搂着依偎在身旁的严莉，开始把这些天的几件大事讲给她听。他忍不住，他觉得讲出来心里更坦然，讲出来让严莉给自己鼓鼓气，他想听听她的意见。

　　两年以前，他和吴美萍曾坐在江畔公园的长木椅上发生龃龉。现在他仍然记得清楚，有如刚刚发生的事情。然而严莉和吴美萍不同，严莉绝不是一个市俗的姑娘，她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对人生的执着追求，有更崇高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他一边轻轻地摩挲着她的手背，一边讲着他的事。

　　“我现在是必须要调走，但是我不想让我爸帮我调。我明白自从我找到我的亲爸以后，人们看重我是因为我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我的能力。我怕被腐蚀坏了，沾他的光不见得那么适合我。”张志全讲完了刘局长和王厂长委托他找他父亲批地号的事，讲完了他拒绝王厂长几次欲送的礼金，讲完了他面临的两难选择;既不能收，又不好办，他将自己这几天考虑的结果坦然地说出来。

　　“那么你想到哪儿去呢?”严莉关切地问。

　　“前几天我们科小顾说有一家乡镇企业的建筑公司招聘建筑技术人员，我想去试试，我凭我的能力吃饭，我可以当个工长。”

　　严莉斜着身子将头靠在他的胸前，用她光滑而细润的手抚摩着他的脸颊和脖颈，然后勾着他的脖子吻了一下他的脸颊。

　　“你说我的想法怎么样?我去应聘前想听听你的意见。”张志全催问道。

　　严莉又亲昵地吻了他一下，温柔地答复说：“这是你的自由，你想去应聘你就去。我不干涉，不过那要吃不少苦，挨不少累，你受得了吗?你要完全靠自己，你可以去试试。”

　　那一拨游到对面沙滩的青年已经游了回来，走上岸边的台阶。银白色的路灯照亮了他们一个个健壮的胴体。他们开始穿各自不同档次的衣服，显出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然后有的骑摩托车，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步行，各走各的路离开这里。原来他们并不是一拨完全的同路人，只是游泳将他们暂时结合在一起，组成了靠游泳的技能彼此平等的一个小团体。

　　张志全默默地观察着这几个游泳的小伙子穿上衣服一个个离开，心里想自己也要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在人生的道路上开拓，在社会的海洋里游泳，不要有更多的依附。因为他曾经瞧不起那些没什么本事，仅仅靠父辈提携永远走不出父辈福荫影子圈的人们。

　　他亲热地拍了拍严莉的脸蛋，故作轻松地说：“我基本上想好啦，明天就去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