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在1926年初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这段时间里，湖南掀起了一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
在近代史上，湖南曾掀起过两场农民要求翻身做主的浩大的农民运动，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时候，一次就是1926年的农运。然而就其规模、深度和影响来看，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农运则远逊于1926年兴起的这次农运。
那么，1926年这次湖南农运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遭到镇压以后又演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这篇文章就来聊聊这两个问题。
一、
湖南农运是怎么兴起的？
由于旧中国农村个体经济分散、落后的特点，因此农民自发式的反抗一般也都是零星和分散的。比如澎湃回忆，1895年间，一个海丰县的失业农民号召了数千群众，搞海丰暴动，其实就是没饭吃了，只能去抢；教员本人也有过类似的回忆，比如他说自己17岁那年，湖南闹粮荒，长沙的饥民成群结队地到巡抚衙门去闹，结果巡抚却对这些饥民说了这样的话：“为什么就你们没饭吃，人家都有得吃”？这样的话激怒了饥民，他们联合起来冲击巡抚衙门，搞了一次长沙暴动。
类似这样的分散、零星，且规模较小的农民反抗时有发生，有的农村游民还通过加入三合会、哥老会这样的团体组织来寻找经济出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还利用过类似三合会、哥老会这样的群体组织参与暴动，但是一旦他们取得了政权，就不可能再容忍这样的组织，于是招募的招募，解散的解散，枪毙的枪毙，这些组织又只能转入地下。
这些都说明了，由于阶级压迫的存在，因此农民的反抗要求一直是存在着的。但是由于没有有效正确的组织，因此自发性非常明显，且规模很小，零零散散的。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桎梏，类似于祥林嫂那种死了也不知反抗为何物的麻木现象，更是根植在多数农民的脑海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党成立之初，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农村的重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分散的农民有了组织呢？
其实从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之初就开始了，1921年9月，在浙江萧山的衙前村，早期共产党人沈玄庐等人就在这里组织起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农民协会。
1922年中旬，澎湃又在自己的家乡海丰县的乡村中搞起了农民协会，且发展得很快，到了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个县都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一度发展到20多万人。
同一时期，湖南的衡山县白果乡，农民受到该地区水口山矿工罢工的影响，也自发组织起来支援工人，随即我党便去那里帮助这些自发的农民组织起了农民协会。
但是很快，这些农民协会都遭到了当地军阀的残酷镇压，于是只能转入地下。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了，这样一来，在国民党统治的范围，农民协会就不再是非法的，而是合法的了。那么随着1925年国民党军队两次东征陈炯明，并取得胜利，国民党控制的广东大体上就实现了统一。农民协会在广东也就完全合法了。我们之前聊中山舰事件的时候，还提到过，这段时间蒋介石还帮助过农协的发展。
但这个时候，广东农运的发展规模和深度都还不算很大，这是因为出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对农民运动的引导，主要集中在抵制苛捐杂税、处理邻里纷争、打击恶霸盗匪这些事上，对地主的斗争，还没有深入到后来湖南那种激烈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到了1926年湖南农民突然就大规模兴起了呢？
这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1926年北伐开始了。
原本1926年初，湖南农民协会还处于秘密组织的状态，因为是不合法的。但是到了这一年的7月份，情形就完全变了，原本秘密组织的农协，开始公开活动起来了。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北伐军在1926年的7月11日攻克了长沙。北伐军因攻克长沙而一战成名，全国震动。
因为这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农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是合法的，因此北伐军攻克长沙后，湖南农民受到巨大的鼓舞，开始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这一时期，农民协会还没有对地主展开激烈的斗争，相反，在北伐军进军过程中，农民还积极帮助北伐军当向导、作侦探、作挑夫，支援北伐军作战，所以北伐军官们也往往说几句农民的好话。
由于可以公开了，又受到了北伐胜利的鼓舞，因此农会迅速开始发展和蔓延起来，这是其一。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湖南农运深受毛泽东的影响。
这就还得从湖南农运的源头说起。1922年11月，由于受到湖南水口山工人罢工运动的影响，衡山县白果乡的农民也自发组织起来支援工人，随后成立了岳北农民协会，开展一些开仓平粜，减租减息的斗争。但是很快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镇压，杀了一批，逮了一批，于是只能转入地下。
那时候因为党的主要精力都在城市，因此农运一直都很沉寂。
但是到了1925年初，由于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使得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几乎瘫痪，于是他请假回到了湖南老家韶山冲。在这里，他深入调查了农村的阶级状态，了解了农民中的阶级斗争程度，于是在韶山老家秘密发展和组织了一个中共韶山支部，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开始从事组织农民，宣传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的工作。很快，这批农协骨干深入农村，在20多个乡村建立起了秘密的农民协会。
后来，毛泽东回到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但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农民问题上来。很快，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公然分裂，他越来越觉得国民党这个联合战线的“朋友”并不靠谱，于是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强调农民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朋友，并预言了国民党中间派很快就要分化的局面。
果不其然，1926年3月20日，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曾经被誉为中间派的蒋介石公然发动对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团的政变，这就完全坚定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和农民问题上的判断，并且开始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如何组织农民上。因为随着国民党中间派的右转，意味着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仅仅需要注意的问题，而是一个迫切的需要组织的问题，否则一旦掌握了枪杆子的蒋介石派要发动事变，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危险。
于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开始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并主办了第六届农运学员的培训工作。这个农讲所之前已经办了五届，但是由于此前陈独秀等人考虑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因此对农民运动的诸多行动都采取了限制的策略，最典型的就是限制农民自卫军，限制政权组织，限制对地主的政治清算等等。
陈独秀希望通过主动限制农民的行动，来争取蒋介石的左转，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蒋介石并不会因为你限制农运他就左转，除非你完全抛弃工农革命的立场，自己跑到人家右派阵营里面去，否则他早晚是要分裂的。因此，对于农民不但不应该限制，反而应该组织，这样在蒋系要分裂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保存自己，并展开斗争。
而毛泽东在举办第六届农讲所的时候，对他的学员们，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培训的。他在给农讲所学员们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中，就突出的阐述了这种发动农民，而不是限制农民的思想和办法，并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了不应该因为顾忌北伐，而忽视和限制农运，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那么按照这种思想去搞农运，那些领导农运的农协骨干自然就不可能主动采取什么限制政策。
这一届学员在1926年的9月份前后陆续结束学习，纷纷回到自己家乡开始领导农运，其中就有30多名湖南的学员，包括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人。于是，从10月份开始，湖南的农运就一发不可收拾。
“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之所以从十月开始爆发，一是因为北伐军已经攻克长沙，农协已经公开活动了两个月，组织的会员大大增加了，二是因为9月份前后，一批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纷纷回到湖南，开始成为农协骨干，领导农运的发展。
于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借着北伐的东风，又有了农协骨干的组织和领导，便如疾风骤雨般猛烈的发展起来，造成了湖南农村一个空前的革命运动。
湖南的农运一起来，很快就突破了此前陈独秀主导制定的条条框框，他们开始组织农民自卫军，梭镖队，开始对地主搞政治清算，如罚款、质问、戴高帽子游乡、关监狱、驱逐等等，甚至杀掉了民愤极大的恶霸劣绅，并在经济上也展开了一系列斗争。
于是就出现了农村地主土豪们，一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的跑不了，在农村向农会投降的局面。
这些行为很显然都突破了此前对农运的种种限制，在乡村造成了一种似乎“恐怖”的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国共两党里面，于是就出现了“动摇北伐军心”、“过火了”、“痞子运动”、“糟得很”等等的议论。
这种情况下，为了搞清楚湖南的农运到底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所谓的“过火”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火，于是才有了毛泽东到湖南农村展开调查，写下了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二、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后来怎么样了？
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运的时候，统计的是截止他考察时候的湖南农运情况，也就是1927年1月底的情况。这个时间点上，湖南农民协会已经发展了200万人，因一个家庭只统计一个会员，因此其领导的群众已经超过1000万。
但到这一年的5月份，也就是马日事变之前，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了451万人，领导的群众就超过2000万，相较于1月底又扩张了一倍还多，整个湖南全省的农民，几乎是都被组织起来了。这种速度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不仅是湖南，随着北伐军先后进入湖北和江西，这两个省的农民，受了北伐和湖南农运的影响，也开始依葫芦画瓢，迅速发展起来，湖北的农民协会到了1927年5月份前后，也发展出200多万农协会员。
江西由于缺乏统计数据，又主要受蒋系势力所控制，在1926年11月底的时候，也发展了5万多农民协会会员。如果按照湖南的策略去搞，其形势和规模也可能会很大。
农运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远远超出了国民党所能接受的范围和底线，尤其是湖南系的军官，简直觉得这是翻了天了。
那时候唐生智是湖南最大的军阀，一开始的时候面对农运，他显得左右为难。但是随着他的僚属们不断地向他诉说自己的家属在乡村遭到这样或那样的冲击，唐生智对湖南农运的反感也与日俱增。到后来，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说，因湖南农运造成军粮运不进来，财税收不上来等现象，已经影响到军队以后，唐生智便感到再也难以容忍了。
所以在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唐生智实际上就采取了包庇默认的态度。
其实还在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时候，他就已经感到分裂不可避免，到时候极有可能会发生武装冲突。他在去湖南考察农运之前，就对陈独秀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毛泽东传》
在考察期间，他与当地的农民协会的同志谈起局势问题的时候，就提醒大家，国共分裂可能很快就要到来。当别人问他，到时候怎么办时？毛泽东的回答是：“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可放弃武装斗争。我打算带人到安源去”——《井冈山的斗争》
当时就有一个工人对他说“你去安源做么子，江西有个井冈山，我有个表兄，早几年犯了事，逃到井冈山去，跟那里的绿林们干些劫富济贫的事，土豪派兵去剿，剿了半年连根汗毛也没伤到。那里山大得很，林子又茂密，你何不到那里去？”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从一个工人那里听说了井冈山这个地方，为后来秋收起义失败后引兵井冈山打下了一个思想基础，这是后话了。
湖南农运很快就遭到了军阀的残酷镇压，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趁着唐生智主力进入河南作战期间，在其他各路人马怂恿下，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
而在这之前，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随后广东、浙江、江苏、广西等地也纷纷开始清党，屠杀群众，镇压工农运动。
由于之前在武装工农，准备上山的问题上，党内始终没有达成共识，陈独秀甚至一度认为应该把枪主动交出去，以免遭来血腥对抗，这就导致在国共分裂的时候，工人武装和农民武装几乎完全没有思想和策略上的准备。
随着大量党员和农运骨干被逮捕和杀害，农民群众在这种剧变面前不知道如何应对，就这样，如山洪暴发式的农民运动，在马日事变后，转瞬之间又顿告消沉。
其实，在农运期间，湖南农民已经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各县自卫军有枪支数十到数百不等，每个县又有梭镖队，有的县有数万，有的县如湘乡县竟有十万余支，几乎每个青年农民都有一柄。
然而他们毕竟不是正式的军队，没有指挥系统，没有作战经验，没有任何训练，就这样数十万武装的农民，甚至不能有效地对抗许克祥的一个正规团。
正是这种残酷的经验教训，所以在八七会议上，才有了毛泽东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才有了后来建设红色政权的时候，强调必须要有正规红军的重要意义，也就才有了工农割据时，必须要坚持的武装斗争。
那么，马日事变后，消沉下去的农民是否就从此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并没有。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纷纷爆发。原先农民协会这样的组织，开始重新以贫农团的名义组织，原先农协的政权形式，被正式的工农政权（后改成苏维埃政权）取代，农民运动时组织的自卫军，后来被改编成乡暴动队、县赤卫队，以及编入正式的红军武装，曾经的梭镖队变成了根据地的民兵，青年和妇女还专门组织起了青年团和妇女团。
在湖南农运期间，提出的减租减息策略，也被更进一步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策略所取代。
很多年后，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论联合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