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
据师哲回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没等毛泽东说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插话使得毛泽东的心里话没有说出来。但事实的确如毛泽东所言，他是长期受到打击和排挤的。毛泽东所受到的处分、打击和排挤，主要发生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至遵义会议前的时间段内。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也曾多次提到。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说，我“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说，“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
毛泽东所受过的处分、打击和排挤有哪些呢?
“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下简称秋收起义)。在起义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湖南省委抛弃了国民党旗帜，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并且在借助军力、暴动区域、土地政策方面均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与中央指示不同的方案。起义失败后，就在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时，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领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而“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做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又一次指责毛泽东：“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命令湖南省委派人前往井冈山，召集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并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后因湖南省委被破坏，改由湘南特委执行中央上述命令。
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代表抵达井冈山，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这着实吓了毛泽东一跳。毛泽东回忆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毛泽东向指战员发表讲话说：“上级让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都来当师长，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话说得貌似轻松，其实毛泽东内心压力不小。好在时隔不久，工农革命军就看到了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开除党籍”的误传，毛泽东后来说：“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一次离开红军队伍，外加两次“警告”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武装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井冈山，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不久，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红军第4军，又称朱毛红军。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之下，红4军在井冈山的斗争，获得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初步经验。
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意图以“围魏救赵”的方式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新一轮“会剿”，虽然最终没能解井冈山之围，却在事实上开启了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征程。
在赣南、闽西转战的红4军，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摸索着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在新制度形成过程中，各种争论纷至沓来。争论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集中和民主的关系等涉及建军的根本原则以及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上。由于红4军领导层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也不一致，所以争论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为平息争论，1929年6月22日，红4军党的七大召开。会议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由于当时水平所限，未能充分认识到毛泽东一系列主张的正确性，会议除对一些问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澄清和说明外，为了弥合争论，维护团结，采取了折中主义的办法，对争论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红4军党的七大通过的决议案，既批评了毛泽东，也批评了朱德。认为毛泽东肩负党代表和红4军前委书记职责，应该负较多的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大会选举产生了红4军党的前委。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央指定的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对调和折中的“陈毅主义”极不满意。会后，毛泽东离开红4军党的领导岗位，转到地方开展工作并休养。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他心情低落，在闽西从事政权和土改工作中因患疟疾病倒了，在农村缺医少药的环境中，一病就是3个多月。
1929年9月，红4军前委致信毛泽东要求他出席红4军党的八大。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这封言辞激烈带有情绪的回信送到红4军前委，结果前委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病中的毛泽东只好坐担架赴会，赶到时会议已结束了。
“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表现“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
随着中央“九月来信”的传达，红4军党内分歧得以化解。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4军党的领导岗位。1929年12月底，红4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召开，澄清了各种争论，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此后，红4军在朱德、毛泽东带领下艰辛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初露端倪。在实践探索的同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初期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又写出了一系列著作，对这条新道路作出进一步的理论说明。但这与十月革命模式即城市中心的武装暴动模式迥然相异，不仅难以得到中央的认同，反而遭到很多批评。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指出：“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朱毛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朱毛红军的“兜圈子主义”。4月2日，中央领导人发表文章指出，“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4月15日，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要求红4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是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表现“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立三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他说：“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决议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和“城市中心武装暴动”的极端重要性，再次批评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6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致信红4军前委，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认为红4军前委的“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是错误的，要求红4军前委立即按照中央要求转变路线，攻占南昌、长沙等大城市以配合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暴动计划。指示信还指出，“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1937年5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此前毛泽东、朱德面对中央的指示，还有腾挪闪躲的余地，即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又力所能及地加以灵活变通，尽量减少不应有的损失。但这封措辞强硬的指示信给毛泽东、朱德以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去攻打南昌、长沙等大城市。虽然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是因为当时上海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尚未建立电信联系，所以会议精神直到12月才传递到红一方面军。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军10月开始“围剿”红军，红一方面军立即投入反“围剿”的准备中，事实上停止了冒险攻打大城市的计划。
第二次被迫离开红军队伍
1930年10月，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转过头来开始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此之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从此，以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著称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会后不久，中央向赣南、闽西根据地派出代表团传达和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直接影响农村革命根据地。如此一来，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各种政策不可避免地与“左”倾教条主义的各种主张“狭路相逢”。在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面前，毛泽东的政策措施自然成了“离经叛道”的“右倾错误主张”。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会上按照中央指示强调集中火力“反右倾”。从此，毛泽东的处境开始一步步恶化。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虽然不满意毛泽东的右倾表现，但又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重大贡献和声望。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紧接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同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的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在被擢升的同时，又被排挤出红军的直接领导行列。11月25日，根据临时中央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仅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成立后统一指挥全国红军，取消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职务自然被免去。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被迫离开红军队伍。这种状况的发生，很大程度源自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临时中央要求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而毛泽东则坚持在苏区内部一边休整、筹款，一边打土豪的土围子和炮楼有关。
1932年3月上旬，因围攻赣州未克，情况危急，红军有被敌人分割消灭的危险，中革军委急电失去军权正在休养的毛泽东赴前线参加决策。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革军委起用刚刚起义不久的红5军团，解除了红军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苏区中央局面临着尴尬局面，即在红军身处险境的时候，则急召毛泽东参与戎机，如危险一除，就将毛泽东一掌推开，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因此，毛泽东又可以领导红军了，但是没有正式名分，只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名义随军活动。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不久，按照临时中央指示，红军分为西路军和中路军，夹赣江北上，夺取中心城市。毛泽东跟随中路军活动。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后又直下东南，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攻取漳州收获很大，既筹款100多万元，又扩大了红军。但是这一行动后来受到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6月上旬，毛泽东随东路军奉令回师赣南，准备打击侵入赣南的粤军。6月中旬，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前一直由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却付之阙如。毛泽东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之所以迟迟不恢复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历次攻取中心城市的指示不积极执行，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其实，不是毛泽东不想占取中心城市，只是毛泽东认为红军力量弱小，攻坚能力差，硬去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只能是徒劳无功且招致自身巨大伤亡。
第三次被迫离开红军队伍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击溃粤军15个团，自身也付出极大代价，但稳定了南部战线。7月1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休整命令，并指出今后目标是北上消灭敌军，夺取赣州或者吉安等中心城市，以实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积极进攻路线。为了确保中央指示的落实，7月21日，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赴前方，书记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当天，周恩来听取前方汇报后，致电中央局提出红一方面军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上。在周恩来抵达前方后，苏区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军总政委。7月25日，周恩来等联名致电中央局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级”，以“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红军总政委”。但是苏区中央局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军总政委。7月29日，周恩来致信苏区中央局再次提议毛泽东任总政委。周恩来认为，对于毛泽东，一方面要“督促他改正错误”;另一方面还需尽量发挥他的经验与长处，“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照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由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周恩来还指出，“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政府主席是政权机关的代表，政治部也是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代表，“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况且，“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
1933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讲话
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红一方面军行动计划，即北上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然后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以配合鄂豫皖等地的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委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8月8日，正式发出对毛泽东的任命通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终于恢复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此后，红一方面军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自8月17日开始，一周之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8月24日，准备攻打东北方向的南城，后因南城敌军密集，且有援军开来，红一方面军为保持主动，遂放弃攻打南城计划，后撤休整待机。稍后，红军寻战机未果且处境不利，为改变不利态势，调动敌人，周毛朱王再次决策红军后撤，先撤至根据地内东韶、洛口一线，后又撤至宁都青塘地区。
从这时起，处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与前方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在行动方针上发生严重分歧。苏区中央局对周毛朱王一撤再撤极不满意，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决定”，要求前方积极主动出击，执行中央既定的进攻路线，同时配合湘鄂西及鄂豫皖的反“围剿”斗争。而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则认为出击应建立在有把握消灭敌人的基础上，急于求成反而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在目前条件下应该做一时期的群众工作，赤化南丰河两岸，求得敌情变化，威逼敌人中心城市。
前后方电报往还，争论不已。为了解决存在的分歧，前方几次提议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但因为委员分散各地，一时难以集中。就在问题还未解决之际，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苏区中央局收到9月26日训令之后，又收到7月21日临时中央批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的长信。苏区中央局于9月29日致电前方，认为9月26日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前方，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同一天，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汇报即将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诸问题。电报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此即宁都会议。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坚持不能盲目出击的观点。会议批评毛泽东有“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把他总结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上，有后方中央局成员还主张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但是周恩来提出要毛泽东在前方助理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负监督责任。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最后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留毛泽东在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1934年，毛泽东(左一)和警卫员在瑞金。左二起：吴光荣、陈昌奉、戴田福
宁都会议召开期间，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在10月6日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认为他“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名字”，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时，毛泽东已离开前线，留在宁都的中央局成员继续开会，决定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后来又明令发布毛泽东调回后方、由周恩来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通知，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的军职。1933年6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但是，博古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1932年10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前线回到后方，住进了福建长汀医院，在这里遇见因跌伤腰部来养伤的福建省委(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在同罗明谈话时概括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指出福建应该和江西一样，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
罗明出院后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和闽西的实际情况，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报送省委。他认为，红军应该向薄弱的地方发展;处于根据地边缘的地方武装不要同国民党正规军硬拼，应该采取游击战、运动战方式;边缘区、新区应该采取不同于核心区的政策等。
这一套从实际出发形成的正确政策，很快被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定性为“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敌人大举进攻表现张皇失措”，“是完全脱离党的总的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发源自福建的“罗明路线”，很快被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如博古后来所言：“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此外，还有军队中的罗明路线。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使得一大批拥护和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错误打击、批判和撤职处理。
反“罗明路线”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实际上指向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后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时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1941年9月，毛泽东曾说，1933年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右倾机会主义”(即江西罗明路线)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1945年4月，毛泽东也提到：“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李维汉认为，“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以消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进而贯彻进攻路线。
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
用张闻天排挤毛泽东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在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政策主张和毛泽东本人问题上，始终处于矛盾当中。一方面，毛泽东的主张在他们眼里是应该给予“无情打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按照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的指示来任用毛泽东。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22日，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开幕。2月1日，大会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原来由毛泽东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接任。
“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李维汉还回忆说，曾听博古说：“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加里宁所担任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个虚职，故博古把毛泽东比作加里宁。张闻天也回忆说，当时他与博古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派他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
毛泽东说：“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除受到各种处分外，还被扣上了很多帽子。毛泽东曾回忆说：“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比如“枪杆子主义”、“山上不出马列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游击主义”等。其中“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与“狭隘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上山主义”“东北路线”和“游击主义”都包含在“右倾机会主义”内，所以，本文主要梳理毛泽东“枪杆子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4顶帽子。
“枪杆子主义”
1927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然后进攻武汉事件，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的马日事变，毛泽东开始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毛泽东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8月18日，湖南省委在讨论秋收暴动计划时，毛泽东提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这是毛泽东从血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这种主张不符合十月革命模式。十月革命的暴动模式是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工人、农民、士兵以突发方式一举夺取政权、迅速取得成功，而不是主要依靠军队。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那种“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而是要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才得以成功。但这在当时还未形成党内共识，大家相信的依然是十月革命的暴动模式。因此，8月23日，中共中央复函指责湖南省委“偏重于军力”，“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央指责湖南农民暴动是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湖南省委也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主义”。
毛泽东回忆说：“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
“狭隘经验论”
1930年5月，为了反对红军内部存在的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盲目执行写在“本本”上的决议和上级指示的“形式主义”态度，毛泽东写成了《调查工作》(1961年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等口号。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的通知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1931年4月上旬，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出的以任弼时为负责人的中央代表团抵达江西根据地。任弼时回忆：到中央苏区后，感觉“毛泽东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任弼时认为“只凭调查的情况，而不是根据一定原则去解决问题是会走入偏向，离开原则”的。1931年11月1日至5日召开的赣南会议将上述认识写入决议案，把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定性为“狭隘经验论”。决议案指出：“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隘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从此，“狭隘经验论”如同一个标签一样贴在了毛泽东身上。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指挥红军发起土城之战，结果出师不利，有人当时就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早在1931年4月中旬召开的青塘会议上，中央代表团成员就提到“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狭隘经验论”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如出一辙，其意为在农村环境里产生的一些“土”办法、“土”政策，只是一些反映着“农民落后思想”的狭隘经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说：“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就因为“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修改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
“狭隘经验论”深深刺激了毛泽东。毛泽东回忆说：中央苏区时期“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以至于“睡不着觉”。1936年12月，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既是为了总结十年内战产生的军事斗争经验，也是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诘难。文中写道：“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1956年9月，毛泽东说：“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学鲁迅的办法，就是把别人射向自己的箭接过来，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1939年10月，毛泽东还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1941年春，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又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作‘狭隘经验论’的”。在毛泽东笔下、口中多次出现的对“狭隘经验论”的辩白，足以说明这个称号对他刺激之深。
1960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和有关同志研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右起：姚溱、毛泽东、逄先知、许立群、康生、田家英、胡乔木、熊复
为了甩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毛泽东开始发愤读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后来说，“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刺激我切实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32年开始，毛泽东从“漳州以及从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统统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然后“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而且在长征路上坐在担架上都抽空读书。到陕北后环境相对稳定，花在读书上的功夫更多了。斯诺曾经提到，他采访毛泽东时“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心读了这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1937年8月间，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马列主义书籍，赞叹毛泽东下功夫读书时，毛泽东说，“不读书不行啊，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嘛”。
毛泽东曾说：“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很感谢他。”应当说，“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泽东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泽东由军事领袖向军事、政治领袖，再向军事、政治、思想领袖的转变。
“富农路线”
毛泽东在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在《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基础上，吸收闽西和赣西南地区土地革命中产生的创造性做法，到1931年春基本形成了一条完备的土地革命总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但在“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央看来，这条路线存在着严重错误。
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最先提出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原则。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信中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还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对于富农只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11月，中央代表团按照中央指示在赣南会议上从“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观念出发批评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二七会议’(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地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要坚决地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此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逐渐代替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并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
1941年9月，毛泽东说：“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批评当年“左”的土地政策时还指出，“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这种极左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才得以改变。
“右倾机会主义”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左”倾路线错误是以正确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在他们眼里，凡是与这种路线不合拍的政策措施，很容易被认定为右倾表现。标志着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更是强调“右倾是目前党内主要的危险”。处在一线的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对来自上级的方针政策往往采取“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这在“左”倾中央看来，自然是右倾的表现。所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被派往中央苏区的任弼时就曾回忆说：“在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以下称《紧急任务》)。毛泽东后来曾说，此文是“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紧急任务》提出，“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按照中央指示，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于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通过决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其矛头所向，直指毛泽东。
《紧急任务》一文指出“富农路线”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之一，而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办法，被认为是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紧急任务》还认为，“对进攻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以此标准看，毛泽东的确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对此，有人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批判的毛泽东一言不发，以沉默应对，以致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
《紧急任务》还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但毛泽东没有机械执行中央指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将红一方面军的工作重点转向消灭和拔除分布在苏区内部的土豪劣绅的土围子和炮楼。1931年10月22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向外发展”，并将向外发展的成绩告诉中央。10月24日，毛泽东复电指出，红一方面军难以立即向外发展，“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后来，毛泽东在苏区内部打土围子、巩固根据地、布置新战场的做法，也被扣上右倾帽子。1932年4月，中央领导人在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苏区中央局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党内机会主义动摇”。“党内机会主义动摇”会“走到悲观失望与消极怠工的道路上去”，这自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对此，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针对当年对自己的批评提出反驳：“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之际，日本侵略者挑起九一八事变。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基于形势的变化，在1931年底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应该向外扩大苏区，但不是按中央12月6日指示电中所说“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而是应该“沿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上的三山建立苏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上山主义”。结果毛泽东的主张遭到反对，苏区中央局有成员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这是规避占领大城市”，“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再次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决议指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而且决议还指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而右倾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苏区中央局据此开会讨论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红军不具备攻坚能力，反对打赣州，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主张打赣州。会后有人说：“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算什么账呢?这个“账”就是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的“账”。结果攻打赣州耗时30多天，未能攻克。在3月中旬召开的总结攻打赣州经验教训的江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攻打赣州的错误，“认为攻打该城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会后不久，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训令》指出：“如果认为这次攻赣是立三路线”，“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苏区中央局5月11日决议还指出：“在革命战争的进行上，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地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是最严重的右倾主义的错误。”
在江口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打赣州的错误的同时，认为红军主力应该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这在后来被称为“东北路线”。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设想，是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而产生的。会后苏区中央局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毛泽东的“这条政治路线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势，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
江口会议后，项英赴上海向临时中央汇报工作。4月11日，当项英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汇报赣南会议情况说到“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时，中央常委插话说，与其说是“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显然，他们认为赣南会议仅仅批判狭隘经验论是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该信重申1月9日决议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第一，“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反苏战争的危险性是箭在弦上”;第二，“帝国主义直接的武力进攻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危险是异常地紧张起来了”，“屈服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国民党卖国政府，正在积极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由此政治形势决定的党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指示信最后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苏区中央局收到这封信后，将该信的要点转发给率领东路军在漳州前线的毛泽东。5月3日，毛泽东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敢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虽然毛泽东指出中央犯了错，但他回避了中央文件中所说的反苏战争问题，因为谁反对这一点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仅指出信中所说的国民党“正在积极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暂时没有了。此分析不无道理。三次“围剿”失败过后，国民党军自然需要总结和调整。另外，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以及此后日本侵占东三省的行动，还有1932年日本在上海挑起的“一·二八”事变，注定会牵扯国民党不少的精力，让它很难在短时间内发动对红军的“围剿”。当然，毛泽东的判断很快被现实所否定。因为国民党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采取让步措施，将东三省问题上报给国际联盟处理，1932年5月5日又同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作为“一·二八”事变的善后。在这一番操作之后，又开始“围剿”苏区了。但是毛泽东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是在5月3日，此时国民党尚未同日本人达成《淞沪停战协定》。因此，毛泽东正是基于上述形势的分析得出了中央的政治估量是错误的，进而认为中央依据不正确的政治估量产生的军事战略也是错的。中央指示信所说的“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在毛泽东看来反而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内线作战战略。毛泽东认为，在敌人无力进攻苏区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战略”“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作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指内线作战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毛泽东在这里一再提及的外线作战战略，实际是所谓的“上山主义”和“东北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的政治估量和外线作战战略，很快又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毛泽东缺席)，讨论4月14日中央指示信。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并作出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特别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主要根本危险”，“不了解红军积极的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的复电中没有一句提到反苏战争的问题，在苏区中央局眼里这自然符合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危险的右倾表现。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的右倾表现，显然针对的是毛泽东的外线作战战略以及此前的“上山主义”及“东北路线”。“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正式”命名的，苏区中央局将其视为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体现。对此，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作出反驳：“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及‘东北路线’是错了的。”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决议还指出：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探诸史册可以发现，除毛泽东外，苏区中央局委员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政治形势估量方面同临时中央有任何不同意见，所以，这个“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针对毛泽东而言的。
除在对政治形势的估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和红军的任务上，毛泽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外，“左”倾教条主义者又把毛泽东从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总结出来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诸如诱敌深入、无固定阵线的运动战等原则，斥为“退却逃跑主义”“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游击主义”。“退却逃跑主义”“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属于右倾机会主义自不待言，而“游击主义”作为“国家已成立、军队已正规化”条件下的“正规战争”的对立面，自然亦是归入右倾机会主义行列的。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从1932年1月开始”，“‘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销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前的东西不能叫作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反对所谓“游击主义”，主张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三次“左”倾路线时期所受的处分、打击、排挤和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次数，的确如毛泽东所言有“二十次”左右。如果再细致一点，将毛泽东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次数也算入其中，则将远远超过二十次。
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处分、打击和排挤的
1956年9月，毛泽东曾经谈到，面对错误的处分、打击和排挤以及由此而来的“冤枉和委屈”，“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总体而言，如果将“从此消极”字眼去掉，则上述两种态度几乎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毛泽东遭受处分、打击和排挤之后的反应。具体而言，受到错误的处分和打击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很气愤，不满意”;时过境迁之后，毛泽东认为当年的处分和打击是有益的“教育”和“锻炼”。
从当时的情况看，一方面，在错误打击之下，毛泽东并没有“从此消极”，而是在自己负责的政府工作中积极履职，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查田运动等工作。即便在军事上被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岗位，但面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及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局面，毛泽东依然多次提出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其“不消极”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受到错误处分和打击的毛泽东，其“很气愤，不满意”也是真实存在的。毛泽东在红4军党的七大后离开红军队伍。1929年9月，红4军前委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红4军党的八大时，毛泽东回信将陈毅折中调和、维护团结的办法斥为“陈毅主义”，并有“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的愤慨。面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各种打击，毛泽东当时就曾经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到处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毛泽东后来也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应当说，面对错误处分和打击，内心深处“很气愤”和“不满意”，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的正常反应。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坚强性格和“独立意见”的人。他坚信自己从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中得出来的政策方法是正确的，不迷信所谓的“国际路线”和“上级指示”。不但“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而且在屡遭打击之后，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1932年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和中央局是否团结一致的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
毛泽东说过“我是犯过错误的”，但“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而且“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虽然毛泽东内心深处不承认和接受这些处罚，但是在现实面前毛泽东也开始发生些许变化。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在各种处分、打击和排挤的长时间痛苦磨砺下，毛泽东开始慢慢“转弯”。这种转弯的具体表现就是“忍耐”和“等待”。毛泽东后来说：“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多数人还不觉悟，还看不到，而不正确的路线却被多数人接受，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忍耐和等待终于结出了果实。
时位移人，在毛泽东成为军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当年的处分、打击和排挤在毛泽东眼中成为一种有益的“教育”和“锻炼”。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教育”和“锻炼”的益处就在于能促使人进步。1960年12月25日，在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毛泽东讲了苏秦故意羞辱张仪，促使张仪发愤图强的故事之后，加以引申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不出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而且毛泽东现身说法，说“我就受过压”，并以自己“受压”的具体事例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毛泽东在整理讲话稿时，引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引用司马迁的话，同样是为了说明“受压”能够使人进步。毛泽东说：“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自己同上述人物有相似的经历。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又曾说，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正是因为“受压”，“心里有气”，所以发愤努力。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处分、打击和排挤能够发挥“教育”和“锻炼”作用进而促使人进步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从处分、打击和排挤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毛泽东曾说“善于总结经验”“是领导者的任务”。毛泽东成为领导者之后，自己当年被处分、被打击、被排挤的经历，成为他总结历史经验的第一手材料。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推进党的事业，“很气愤”和“不满意”的个人情感要让位于冷静的客观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从中找到错误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他说：“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怨，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要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2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党内空前的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危害，树立了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扫除了思想障碍。
另外，毛泽东在受到错误处分、打击和排挤之下，服从组织、“忍耐”、“等待”和职务“能上能下”的个人经验，成为他后来所推崇的党性锻炼原则。1941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以上种种，显然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受挫经历中提炼出来的经验。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5年第11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