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彭宇案”、‌青岛“行人相撞案”等杂弹起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所显示出来的是制度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用来对待所有人，无人能保证自己幸免。”

　　2006年“南京彭宇案”中，王浩法官那句“既然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的反问，将“自证清白”强加于助人者，让“扶老人”成为高风险、高成本、高危险的善举。

　　2014年“北京刘振智案”中，女检察官闫芳那句“你为什么要反抗？为什么忍不住？”的反智反常识诘问，让刘振智和普通民众一脸茫然，在自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和不法侵害时，无所适从。

　　2023年5月‌青岛“行人相撞案”中，韩继升庭长那句“未保持安全距离”的“创新”，让寻常老百姓的“正常行走”随时随地都可能陷入责任陷阱。

　　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

　　王浩法官“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的“质疑式审判逻辑”严重削弱了社会互助的善意，导致“扶不扶老人”成为长期无解的社会议题。

　　闫芳检察官“你为什么要反抗？”那种“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道德和法律制高点，不仅毁了刘振智的一生，也让中国传统道德观至少倒退了五十年。它让人们开始怀疑：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我们还有没有勇气去反抗？当面对不法侵害时，我们还有没有底气去维护自己的尊严？推而广之，如果外敌再次入侵我们时，中国男儿还有人还有血性去做殊死抵抗吗？

　　韩继升庭长“未保持安全距离”的司法解释，让普通人疑惑走路时是否随身要携带测距仪，由此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修复。

　　司法判决作为社会行为的指挥棒，其价值导向往往比法律条文本身更具穿透力。每一个判决，都应该基于事实和法律，而不是法官的个人主观臆断。

　　彭宇案以“反常行为推定责任”突破证据规则，刘振智案闫芳检察官机械套用法律条文，漠视公民合法的正当防卫权利，青岛案则将机动车“安全距离”条款强行移植至行人场景，引发“行人如何界定安全距离”的质疑。这种法律类推的荒诞性，本质上是用技术正确掩盖实质不公。法律的尊严，绝不应该被这样轻易而傲慢地践踏。

　　法律与法官固然代表公平正义，但如果因循旧规、格格不入，无法体谅普通民众的切身遭遇与困境，执法理念就可能背离初衷。在一些特殊场合，如果过于死守法理会产生反效果：有人摔倒时无人敢扶，有人落水无人敢救，有人要你命你却不敢反抗…

　　我们不禁要问：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是为了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为了查明事实真相，还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利益？

　　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法律工作者深思。司法审判，应该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温床。每一个判决，都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不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

　　《奇葩法律人奇葩法理咏叹调》

　　南京扶人谁举证？

　　青岛相撞未测距，

　　闫检妙问显神通：

　　“被打之时莫还手！”

　　“打赢坐牢输住院！”

　　奇葩法官奇葩论，

　　葫芦僧判葫芦案，

　　公道秤杆两头空，

　　善良秤砣压箱笼。

　　法律条文变钢丝，

　　百姓走成杂技功。

　　不如躺平学树懒，

　　风吹雨打装耳聋，

　　信任危机遍神州，

　　不管他人瓦上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