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有两个非常尖锐的历史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出公正的回答。这两个历史问题，分别是怎样认识毛主席1940年10月底11月初对形势的判断、怎样认识毛主席在皖南事变后的善后工作。以往相关专题研究中，不乏脱离全面事实、宣传别人的正确太多、宣传毛主席的正确太少的非毛、贬毛的错误倾向。逄先知同志指出：“比如对党和党的领袖进行造谣诬蔑的，就要澄清，不能怕‘炒热’而置之不理。人家早就把谣言炒热了。谣言不胫而走，搞得沸沸扬扬，以讹传讹，信谣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就不能以怕‘炒热’而束缚了自己，就要理直气壮地拿事实进行辟谣。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收到好的效果，谣言销声匿迹。”（《关键在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认识毛主席1940年10月底11月初对形势的判断。
1940年10月底，毛主席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国民党英美派‘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1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同日，主席再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1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0月29日，主席进一步指出：“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19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之后，11月3日，主席致电彭德怀，表示：“蒋已令汤恩伯率十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率五万人向皖东进攻，判断其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纵深封锁线(边区周围的封锁线是五道)，第二步配合日寇夹击消灭我军，中日妥协与日蒋联合反共的危险是严重的存在着,虽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投降是主要的，目前作此种估计甚为必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6页。）11月4日，主席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也表达了相同的含义。主席认为，蒋介石有投降日本与继续亲英美、抗日两种可能，但是对当时的中共来说最有必要的主要估计是最困难最黑暗的估计——蒋介石降日。主席的判断对不对？在当时，主席做这一判断，实际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实力薄弱的中共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一方面，蒋介石方面确实有勾结日本的证据。1940年，蒋介石曾希望以满洲的局部投降与华北、长江下游的半投降换取中日停战、国民政府与日本联合反共。日本方面的意见：“第一条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在恢复和平后)，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的独立及领土的完整。又不干涉其内政。”“第二条中国要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的同时，发表此项声明。”“第三条日华两国为了实现共同防共，缔结防共协定。其原则及内容以及日本在内蒙与华北若干地区，在一定期间内驻扎所需军队的要求，将以秘密条约缔结之。(本条款在恢复和平后协议之)。”“第四条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应取得日华经济合作的实效。关于华北重要资源，中国对日本应提供便利，共同进行开发(中国自然处于主人地位)。”（今井武夫：《桐工作》引“备忘录”资料。）国民党方面基本表示同意。国民党方面的“和平意见”中包括：“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第二条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此条应包括在第三条范围内）”“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第四条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原则上同意”（今井武夫：《桐工作》引《和平意见(中国委员)》原文。）可见，国民党政权基本接受了日本备忘录的侵略要求。后来，由于日方坚持国民政府必须公开承认“满洲国”，会谈暂时中止。1940年10月4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了伪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的任命提案:‘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唐生明是奉蒋介石之命派遣到南京的。”（《蒋介石年谱》，第283页。1995年版）蒋介石不仅勾结日本，而且大肆反共，向中共提出了无理要求：“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皓电,要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移至黄河以北。”（《蒋介石年谱》，第283页。1995年版）可见，蒋介石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局部投降与华北、长江下游方面的半投降为代价换取国民党、日本联合反共的利益——这件事确实存在。
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共的实力所决定的。面对蒋介石确有勾连日本的情况，1940年后期，毛主席做出以估计蒋介石投降为主、做最困难准备，是很有必要的。1940年的中共和1949年的中共可不是一个概念——1949年的时候中共拥有大军三百万、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在世界上也是美帝都忌惮的，所以剩勇追穷寇、不必采取迂回手段推迟胜利的时间。1940年的时候，我们中共的军队不仅装备上极端落后、与国民党装备根本无法相比，而且兵力上也远远少于国民党军队——这点家底根本赔不起。所以主席在11月3日表示：“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着，就不会重踏陈独秀的覆辙了。”（《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2-223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面对蒋介石勾结日本是确切情况以及当时我们的家底极端薄弱，毛主席没有理由不以做好应付蒋介石投降的最困难准备、防患于未然为出发点。
毛主席做出以蒋介石投降为主的局势判断同时，做出的对策也是以尽可能反对内战、反对分裂、捍卫统一战线为目标。正如主席11月3日所说：“目前中心问题是反对投降反共的具体策略问题”（《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6页。）“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要立即强调反对投降。目前的投降危险是直接的投降危险，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以上估计速告南方各省党部及党外人员。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3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也正如主席11月4日所说：“现在我们在全国加强反对向日本投降和反对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9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围绕这一目标，毛主席确定了政治上攻势——对反共与投降主义发动政治攻势。所以主席指出：“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而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坚持抗战国策，撤退反共军，给人民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恢复国内和平，召开国民大会等条件”（《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2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这就是政治上反对投降、反对内战、捍卫统一战线的攻势。另一方面，主席在军事上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军事上防御，不打第一枪，保证政治道义有利地位，但是有军事上被封锁致死、大量损失我军有生力量的严重危险。正如主席对彭德怀所说：“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对反共军只在我之根据地附近加以反击,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蒋投降面目为全国了解时再向彼后方反攻，如采取此方案，则目前我调五万人南下即够，我主力仍坚持各抗日阵地。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的一个方面是有利的，即可以剥夺蒋的政治的借口,但在政治的另一方面是不利的,即不能以实力制止投降。在军事上是不利的，因为待蒋纵深重层封锁线完全成功后，我军必遭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7页。）一是军事上采取攻势，为预防蒋介石和日本蓄谋联合“围剿”、完全封锁我们这一严重危险，在封锁未完全形成之时打到外线，以免兵力大规模损失。这样在军事上有利于避免我军大量伤亡和严重被动、避免战士们大规模覆没危险，在政治上又是存在不利因素的。仗如果打得好，也有震慑蒋介石、制止其投降的可能。所以主席指出：“即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上一个方面是不利的,因为给蒋以政治资本，在政治另一个方面也许有利，因为可能制止投降(但不一定)。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因为可制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夹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严重性可减少)。”（《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7页。）主席还询问了彭德怀的意见。这就是主席的“两手准备”。
对于军事上攻势在政治上的代价，主席是深刻认识的。所以，主席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在日本人和蒋介石联合进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军事措施,那就无法防止他们的进攻,而我们的阵地就会很危险，但要提防的是,如果我们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那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必然指责我们破坏抗战。其结果可能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彻底决裂。因此这在政治上对我们并无好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9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席还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在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但最后的决定还没有作出。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解决不好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特向你们作出通报并请尽快作出指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98-9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可见，主席多谋善断、惊人精细缜密。一方面，主席为避免我军出现大规模损失而做出了两手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当时中共实力薄弱、蒋介石又有联日反共的确切举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为了广大战士们生命安全考虑而提前考虑到日蒋联合封锁绞杀我们的最严重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代价的严峻性，我们也只能观察形势、做这一准备，而没有决定迅速实行。正如主席在11月30日所说：“我们也在采取行动,积极做准备,但暂时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0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不做军事攻势准备，一旦日蒋合流——一旦我们真的遇到军事上灾难性的蒋日全面封锁局面、面对蒋介石和日本对我们联合“围剿”、面对我们不得不发动攻势的时候却毫无攻势准备的处境，就是对战士不负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提前发动了军事攻势，政治上又有危害。所以，主席采取了最稳妥的办法——既做避免全军覆没的对抗日蒋联合“围剿”的军事攻势的准备，又不提前发动军事攻势、时刻观察敌人的情况变化。这就是主席说“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1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重要内涵。
于是，主席一方面要求我军防患于未然、做好军事攻势准备，同时尽可能拖延内战、尽可能避免分裂。11月6日，主席致电周恩来，表示：“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有这种时间。”（《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4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之后不久，11月12日，毛主席得到了新的确切情报，从而对局势做出了新的判定——蒋介石虽然顽固反共，但是已经放弃对日投降。于是，主席致电周恩来，先后强调：“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目前苏北业已和平,如又发生战争，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衅由彼启，我们不能负责。你们应向各方奔走呼号，为制止内战挽救危亡而奋斗。”（《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6-227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3日，主席指出：“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只能作防御的自卫战。”“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兵力上除陈、罗调动一部外，华北各部暂不调动。另在重庆及各方进行统战活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有理有利地位，并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这种可能性还未丧失。”（《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7-22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4日，主席表示：“根据七日中央指示及朱彭叶项‘佳电’所取政治立场，军事上亦取完全自卫的防御战，并力求不爆发大冲突。”（《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有了国民党已经不会投降日本并全面“剿共”的确切情报，主席最终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放心，并集中精力应付国民党至今顽固反共的问题。
11月15日，共产国际还没有对国民党真实态度做出最终判断。于是，季米特洛夫致电毛主席说：“鉴于问题特别复杂,我们只有在研究一些重要因素之后才能给你们作出答复。你们做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0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直到11月25日，季米特洛夫才最终发出了关于国民党不敢投降日本的电报，表示：“至少不能像你们认为那样:蒋介石已彻底决定向日本投降。相反，有材料指出,尽管他通常摇摆不定,但还没有下决心走这条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02-10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电报还分析了蒋介石不敢投降日本的原因。但是，第一，早在11月12日，毛主席就根据新的情报对国民党的态度做了新的判断，比共产国际要早得多；第二，中共得到国民党第二十四号情报之前，为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做最困难准备——而且当时中共的对策也全部是以反对内战、反对分裂为旗帜。共产国际得到新情报、综合新情况之后做出的国民党不会投降的判定，不仅比中共晚，而且令人读起来有“事后诸葛”之感。
11月30日，毛主席在给季米特洛夫的回电中指出：“日本和蒋介石暂时还没有达成真正的一致。大资产阶级亲欧美派和大资产阶级亲日派之间、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资产阶级之间都有矛盾，民族工商资产阶级不赞成投降和打内战。极其反动的大地主和中等进步‘绅士’之间有矛盾。广东、云南、四川、热河等省拥有实力的地方集团同蒋介石也有矛盾。以白崇禧和何应钦为首的两个集团已经完全投降蒋介石,一致反共。而像冯玉祥、孙科、于振瀛、卫立煌等国民党左翼首领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与战前相比,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大大削弱,蒋介石的财经状况非常困难。1941年的财政预算规定支出为750亿,而收入仅为5亿。这等于破产。物价飞涨,原一担米(约140俄磅)10中国元,现在是100中国元。国民、政府职员怨声载道,极为不安。英美虽然主张限制中共,但不赞成打内战。蒋介石很怕苏联支持中共。因此蒋介石在未向日本投降之前不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1.对我们采取温和态度，我们就准备作出一些不大的让步,如从长江以南地区撤出军队,其目的在于争取中间派,也是为了不给内战挑拨者提供借口......准备实力，一旦蒋介石发起军事进攻,要实行坚决自卫的政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比两封电报来看，毛主席对蒋介石不敢投降日本的判定和原因分析，比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更深刻、更透彻、更具体、更明确。但是，即使中共这方面有再多符合逻辑的理由，在中共得到国民党的第二十四号情报之前，也就是在蒋介石已做出对日妥协、联日反共确切举动以及中共方面没有得到蒋介石放弃降日的确切情报之前，实力薄弱的中共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提前做最困难的准备、以应对最黑暗局面为主要出发点——客观实际才是检验真理性的最终标准。正如主席11月29日所说：“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仍不可松懈，我愈有准备，蒋愈不敢进攻，各办事处亦然。”（《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34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这也是毛主席决策的正确所在。
总之，在中共得到国民党第二十四号情报之前，毛主席关于以最黑暗局面——蒋介石降日为斗争主要出发点的判断与做最困难准备决策是对中共来说完全必要的、符合实际的，同时毛主席决定采取的政治攻势方针与军事攻势准备也是必要的、稳妥的；中共得到国民党方面确切的24号情报之后，毛主席就在11月12日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改变了对局势的判断、做出了蒋介石不敢投降日本的新的判断，而共产国际15日还处于对时局的研究状态，直到11月25日才向毛主席发出了与毛主席11月12日判断相一致的判断。之后毛主席在11月30日对蒋介石不敢投降日本的原因分析，也比共产国际的原因分析更为深刻、透彻、具体。也就是说，在对1940年形势的判断和决策的选择上，毛主席丝毫不需要任何外部势力的“犯颜直谏”。
第二个问题，就是认识皖南事变后毛主席的善后工作的问题。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向毛主席提出这一建议：“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0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主席采纳了这一建议。1月20日，毛主席向国民党提出12条意见：“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3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席指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3-264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进行反磨擦自卫斗争，并不等于取消统一战线政策。愿意投降、愿意分裂、制造内战的顽固派只是极少数人，在国民党中也是极少数。因此，我们只反对那些进攻我们的反共顽固派及亲日派，而同一切愿意继续抗战、不反共的人继续合作，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中国的抗战到最后。”（《刘少奇年谱（第一卷）》（增订本）第364-365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月4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全文如下：“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请重新考虑一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3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正确的一面，也就是不能国共以破裂为出发点，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专利——这是早在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就向毛主席提出的建议，后来得到了毛主席的采纳；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错误的一面，就是丝毫没有提出应该采取政治上的攻势、丝毫不提斗争才能求团结，存在右倾因素。
毛主席对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做出了回复：“您的来电收悉。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您的指示，与您的指示没有分歧。但是达到团结的方法在于，必须改变我们对蒋介石向我们施压的态度。我们越坚决,蒋介石就越有可能作出让步,我们越对他作出让步，他就越会进攻,那时决裂将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欺软怕硬,你对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软越让步，或者相反。因此我们打算对他实行硬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输了。”“我们认为,国共分裂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对蒋介石采取软的态度,那肯定他将继续进攻,如果我们在军事方面遭到失败,那就有分裂的危险。而如果胜利了,那他就会知道进攻我们的困难。这是一个不止一次得到验证的规律。”（《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50-15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主席显然是对季米特洛夫只提团结不提斗争表示不满。之后，随着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治攻势斗争逐渐取得胜利，毛主席在3月25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一句话,周围是一片停滞状态。再过两个月，欧洲战事展开时,南海形势将会紧张,那时蒋介石可能被迫同我们妥协。蒋介石是个大骗子,但他胆小如鼠。他确实是欺软怕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8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浙大历史教授桑兵在他的研究中认为：“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判断比共产国际更加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在尘埃落定、胜利在握时,于3月25日电告季米特洛夫:‘蒋介石是个大骗子,但他胆小如鼠。他确实是欺软怕硬。’不无向共产国际争胜之意。”（桑兵：《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浙江学刊》2024年第5期）笔者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在对待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上，中共党内干部例如刘少奇早有与国民党不破裂、捍卫统一战线的意见，并得到了毛主席的采纳，这一建议并非共产国际的专利；在争取与国民党不破裂的办法方面，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斗争求团结、以政治攻势强迫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与中共团结的政策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存在片面性、存在右倾错误的，这也是毛主席后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不无与共产国际争胜之意的原因。面对欺软怕硬的反动派，我们越加紧斗争，他们越害怕分裂；我们越强迫他们，越不会被他们强迫。“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