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网络平台上连篇累牍的推出赞美“民国社会制度”、赞美“民国文化名人胡适”、赞美“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文章。有些著名的“公知”、“网络大咖”和“民国粉”及“恨国党”们，不顾信誉，不顾廉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信口雌黄的吹嘘：“民国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制度最好、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年代”;“胡适是中国最有学问最有良心最爱国的知识分子”;“蒋介石是抗日领袖，一代伟人，消灭军阀，反对台独，爱国爱民”等等，并且一口一个“蒋公”叫得非常真切，非常起劲，非常谦诚，非常肉麻。
然而，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是一位虚伪自私，目光狭隘，无才无德，阴狠手辣，腐败贪婪，独裁卖国，与人民为敌的历史罪人。他不是一代伟人，而是独夫民贼;他不是抗日领袖，而是日本人的走狗;他不是消灭军阀，而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他不是反对台独，而是名符其实的台独领袖;他不是爱国爱民，而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屠夫。蒋介石的罪行虽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但是，他作为历史罪人，早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任何人以任何卑鄙的手段和伎俩，企图虚无历史，颠倒黑白，粉饰蒋介石的一生，都将是徒劳的，都将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和谴责，最终成为全国人民的笑柄。
蒋介石的“卖国贼”头衔不是人们强加给他的“荣誉”，而是他通过一系列的卖国行为换来的称谓。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奉天(沈阳)守备队，故意制造事端，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奉天北大营。也许很多人直到如今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那个晚上，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兵力仅有105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守军是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有三个整编团，兵力约10000人左右。事发之前，第7旅的二个团已经提前接到撤退命令，撤出防区;只有620团王铁汉部未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进行还击。双方激战约3分钟，团长王铁汉即率领全团突围，日军占领北大营。其实，“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并非是偶然的，此前，日军曾经制造多起事件，妄图挑起战端。对于日军的阴谋，国民党上层和东北军张学良部早有发觉，却装作视而不见，没有做出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向每一名军官发放了东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将日军第二师团调往东北并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制造摩擦;利用“万宝山事件”抹黑中国;对张学良进行劝降和武力威慑等等，战争迹象十分明显。可是，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却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电请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在“铣电”中给张学良的指示只有六个字：“忍耐，顾全大局。”“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9月21日，国民党驻烟台守军师长熊士辉电告蒋介石：“闻日本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行省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船一艘开进烟(台)港，有日军于今日买菜登岸的消息，除饬严加戒备克忍，应取如何态度，乞示方针。”蒋介石电令：“日军侵吾已据告国际吁请。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贵民束守秩序，履遵公法，勿作排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行动。如果日本海军登岸，我方让出一地，严时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国民书：“余以下令全国军队，避免和日军冲突……”。10月中旬，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谈判，代表蒋介石向日方表示：“只要日本担保中国18省的完整，国民政府则可承认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此后，在蒋介石的授意和默许下，中日之间签定了多个不平等协定：1932年5月5日签定《淞沪协定》;1933年5月31日签定《塘沽协定》;1935年7月6日签定《何梅协定》;1935年6月27日签定《秦土协定》。在抗日呼声高涨的情况下，蒋介石恼羞成怒，严令军政当局、军警特务，“凡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充分暴露了蒋介石“卖国贼”的无耻嘴脸。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向中国第29军驻宛平守军开枪射击，又肆无忌惮地炮轰宛平县城。驻宛平守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开启战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9日，责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照会，请求与日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战事，但遭到日本方面的强硬拒绝。中日双方战端已开，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岌岌可危。由于蒋介石不能正确判断日军的战略意图，对即将扩大的中日战争报有侥幸心理，因此在是战是和的决策上，一直犹豫不决。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做好与日本开战的准备，此时与日本开战不是最佳时机，开战将对我不利。”7月11日，蒋介石再次要求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愿与日本谈判，“以外交方式，谋和平之解决”。并派遣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前往华北，传喻宋哲元：“如宋主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时，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 接着，蒋介石又电告宋哲元：“无论战和，万勿单独进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幻想英美等国出面调停，表示“中国无意将日本从其已经占领的东北地区赶走，希望英国立即采取行动，否则一切都将太迟”。 7月14日晚，在国民党军政长官讨论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等，一致认为：“现在我方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不建议对日宣战。”在日军第二师团和第十师团威胁青岛，第十二师团进逼天津时，蒋介石仍认为：“日本虽有意夺取华北，但并无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日本行动仍为局部动作”的判断。7月17日，英国驻华大使告知调停失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提出解决“七七事变”的四点立场，希冀通过发表谈话，日方能够主动接受中国的条件而罢兵。7月19日，日本驻华武官会见何应钦、程潜，称：“如中国不将新进入河北之军队撤退，则局势必将急变，恐将引起中、日全面冲突”，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决定正式对外公开“庐山谈话”，但判断日军“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战争最多限于局部”的立场没有改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蒋介石一直不肯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正式表示对日宣战，这时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整整5年的时间了。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对日作战也由战略防御转入局部的战略反攻。在华日军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沉重打击下，处于战略被动地位，不得不将有限的兵力用来固守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沿线以及大中城市，已经没有兵力，也没有能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中国的抗战即将迎来最终胜利的曙光。然而，令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却因为前苏联承诺抗战胜利后，全力支持蒋介石统一领导中国，承认满洲地区为中国的一部分，并在满洲地区建立国民政府行政组织，由蒋介石的代表和苏联军队一同进入满洲地区等条件，丧心病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与前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独立，从而失掉156.6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意将中国的库页岛割让给苏联，从而失掉7.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意将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从而失掉1.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承认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其港口工事设备的一半，无偿地租借给苏联，为期30年;同意大连商业港口国际化，并保证苏联使用该港口的优先权;同意“中长铁路”为中苏两国共有，共同经营，为期30年。”从此，中国的版图像一块蛋糕被人咬掉了一大块，由一支美丽的“橡树叶”，变成了如今的“一只鸡”，成为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永远也抺不掉的伤痛。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二战”的四大战胜国之一，本应享受与美、英、苏三国相同的权利，收回被列强侵吞的领土，审判战争罪犯，追讨战争赔款，参与国际管理，保护抗战胜利成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然而，蒋介石却为了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围剿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竟然丧心病狂地主动放弃收回琉球群岛，出兵占领日本，袒护和释放冈村宁茨等侵华战争罪犯，放弃追讨日本战争赔偿等重大权利，丢掉了领土，丢掉了国格，丢掉了尊严，丢掉了民族大义，充分的暴露了他“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性，成为历史上不能饶恕的卖国贼之首。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放下武器等待审判的时候，蒋介石却给这些战争罪犯以超出正常军人的待遇，不仅保障他们吃好住好，还给了他们充分的活动自由，甚至在有的地方，日军的武器装备都没有被缴，随时可以用来对付共产党。在蒋介石的眼中，这群毫无人性、烧杀掠抢、造成3500万中国人死亡、掠夺中国无数宝藏和资源的刽子手，根本不是战争罪犯，而是应该举杯庆贺的大英雄，他们耍尽花样，百般袒护，故意让他们逃脱人民的审判。1945年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茨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指挥佩刀，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为了审判日本战犯，当时国民政府在1945年11月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南京、上海、北平等10个城市在1946年前后分别成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在上海虹口江湾路1号的“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俗称“上海军事法庭”，承担审判冈村宁茨等日本战争罪犯的任务。
从1946年5月起，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即着手审判日本各级战犯，可设在上海的军事法庭，一直到1948年还未启动对战犯冈村宁茨的审判程序，让那位罪恶累累的侵华日军总司令依然长期逍遥法外。日军投降后，蒋介石因冈村宁茨曾经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教官，还向蒋介石建议用尚没有遣散的100多万日军对付共产党，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和欣赏并有意为冈村宁茨开脱战争罪责。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一个“长官”的头衔，让冈村宁茨威风八面，日子过得滋滋润润。蒋介石政府对日军战犯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日本军人根本不像是投降了的战败国军人，更像是国民党的座上贵宾。投降的日军享受和中国正规军相同的伙食待遇，甚至还发放零用钱，让日军自行采购副食。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政府允许日本官兵与侨民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官可带500日元、士兵可带200日元的现款。 蒋介石不但把犯下滔天血债的200万日军“礼送出境”，还给许多日军将领开了“欢送会”，国民党将领与日军将领把酒言欢，洒泪而别。对此，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茨曾感叹道：“日本士兵从东南亚回来时，就跟乞丐一样，唯有从中国回来时，跟走了亲戚一样，毛毯、衣服、皮靴、手提包什么都有，还有现金。”
对于冈村宁茨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中共早在1945年11月就将其列为头号战犯。远东国际审判法庭也将他列入战犯名单，并三次要求引渡冈村宁茨回日本审判，但都被南京政府以各种理由拖延下去。更为夸张的是，1947年1月2日，冈村宁茨竟然穿着国民党上将军服，佩带青天白日勋章和领章，头带青天白日帽，出现在中国山东鲁南地区，成了鲁南战役国军最高指挥官。随着谷寿夫、田中久一等日本战犯被判处死刑以后，全国各界民众要求公审冈村宁茨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国际和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将头号战犯冈村宁茨送交军事法庭审判。1948 年7月7日，上海军事法庭发出传票，命令冈村宁茨出庭受审。在法庭上，冈村宁茨对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避重就轻，能推则推，能赖能赖，似乎在侵华战争中，他只是一个局外人，企图逃避战争罪犯的责任。而蒋介石集团则心照不宣的密切配合，公审大会后，冈村宁茨被收押在上海战犯监狱，不久便提出因病保释出狱。可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个还没有受到制裁的日本侵华头号战犯，要求立即惩办战争凶手的抗议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在全国民众的压力下，迫不得已，于1949年1月26日，对冈村宁茨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在开庭前，审判长石美瑜曾经收到一封来自国民党最高层的秘电，要求对冈村宁茨予以无罪释放。下午4点法庭正式宣判，审判长石美瑜按照上峰的旨意，宣告：“被告冈村宁茨无罪，当庭释放。” 话音一落，旁听席上立即发出一片愤怒的嘘声和抗议声。对于这样的审判结果就连冈村宁茨本人也没有料到，他在惊恐中缓过神来，立即趁乱从法庭专门留给他的后门逃出。一场所谓公审演变成了一场无耻、丑恶的闹剧，定格在中国的现代史上。
冈村宁茨被判“无罪”释放，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茨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要求立即重新逮捕冈村宁茨，押送人民解放军。警告对其他日本战争罪犯，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当时国民党代理总统李宗仁不敢怠慢，马上下达了重新逮捕冈村宁茨的命令，但是，冈村宁茨的学生、时任沪淞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却扣压了这道命令，并悄悄地派人于1949年1月30日清晨，将冈村宁茨送上美国轮船逃离了上海。次年，冈村宁茨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出任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通过战争和各种卑鄙手段从中国掠夺了难道数计的财富。“甲午战争”，日本向清政府索赔白银2.33亿两;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向清政府索赔白银2亿两;侵华战争十四年，日本从中国掠夺黄金21000吨、白银20000吨、银元2.5亿块、钻石500吨、铜矿石5亿吨、铁矿石1.8亿吨、铅矿石10万吨、稀土2亿吨、高岭土1.5亿吨、煤炭10吨、粮食8亿吨、木材7亿立方米、珍贵文物360万件、珍贵书籍1000万册、奇珍异宝无以计数。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该从日本强盗手中索要这些巨额财富，同时，还要向战败国日本索要战争赔款，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蒋介石视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却以种种理由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并单方面宣布放弃一切战争赔款，使中国遭受难以弥补的重大经济损失，将饱受百年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再次推向苦难的深渊，延缓了中国的发展和步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进程。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讨好日本，拉拢日本反对共产党政权。蒋介石于1952年，擅自以中国的名义彻底放弃了对日本的全部战争索赔的权利。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日本人感恩戴德，为此，日本人专门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中正神社”， 这是日本唯一为一位尚在世的外国人修建的寺庙，可见蒋介石在日本人的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然而，人们不仅要问：蒋介石凭什么在日本享受如此之高的地位?为什么日本人对蒋介石感恩戴德?答案就在蒋氏寺庙的碑文上。“中正神社”的碑文上写到：“本社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的一生是虚伪的一生，是自私一生，是罪恶的一生。他的确是一个目光狭隘，无才无德，独裁卖国的国贼，即使逃到台湾他也甘愿与人民为敌，完全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民的公敌!
2025年11月3日写于承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