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因为空军力量较弱，故在文字材料记载和影视编剧中都较少体现。但是，并不表明中国没有空军，也不表明没进行过空战，除苏美两国的空军援助外，中华民国的空军将士也做出不少贡献，即使他们不能决定战争走向。
中国抗战的最大被动之处在于，中国没有飞机制造能力，只要外国的飞机没到，飞机被打一架就少一架，不像其他大国都能大批量生产飞机，空战是他们的主要战略战术。中国没有独立的光荣空战史是二战中的痛点，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使命。
本篇内容均为抗战经历者或档案出版社叙述的原文和原作，主要内容写于1960年，部分写于1994年，基本没有本人的论述，历史的真假全由读者自己去品味。篇幅太长，一定会存在许多错误，没时间细细校正，请大家多加包涵！
撰稿人一：杨正凡。
抗战时，任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参谋长。
撰稿人二：徐国懋。
1932年回国，任金陵女子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兼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英文教授。1934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专员室主任，办理国际技术合作事宜。1936年任汉口金城银行副经理。1938年在上海金行总处办公，兼菲律宾友联投资公司经理。1941年任重庆金城银行经理。在徐主持下，金城为抗日后方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徐同时兼大成酒精厂常务董事、交通部专门委员、重庆缆车公司常务董事、民生实业公司董事、渝鑫钢铁厂董事等职。
撰稿人三：程藩斌。
国民党空军干部，1935年1月任江西永丰飞行场空军少尉本级代场长，同年9月赴南昌空军教导总队空军站务训练班受训两个月。1938年1月，任空军河南内乡航空站空军中尉本级站长。1941年任空军第一总站第三课上尉三级课长，1942年10月任空军汉中总站上尉一级总站，同年11月兼任空军特别党部第五分部第五区指导员，1944年1月任空军汉中招生办事处空军上尉级总干事，后历任空军宁夏地勤队空军少校三级大队长、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运输科科长、空军第八总站少校三级总站长、空军第三供应处少校一级副处长、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附员、空军西安招生处总干事、联勤总部运输署直辖空运科空军少校一级科长等职。
撰稿人四：中国档案出版社。
部分内容摘录于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出版时间为1994年6月。
下面按十个部分展开记述。
一、中央航空学校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先后设立南苑航空学校、保定航空学校、东北航空学校、云南航空学校,为时不久，先后停办了。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了培养革命武装力量，在广州大沙头设立广州航空学校。学校的所有教练飞机、器材、弹药等都从苏联运来，飞行教官系由苏联人担任，学生则由黄埔军校选送受训，办了一、二期后停办。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在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航空队，从军校六期学生和军官团学员中，招收航空学生七十四名,以张静愚为队长，历如燕为队副。一九二九年六月,蒋介石为了要建立一支嫡系航空部队，把航空队扩大编制，改为航空班。以后，把教导师航空连并入航空班,以黄秉衡为主任，历如燕为副主任，飞行教官大部分是南苑、保定、东北、云南各航校毕业的飞行人员，一部分是从外国留学归来的飞行人员。航空班学生于一九三一年一月毕业，称为航校第一期，毕业生都分配到军政部航空署所属七个航空队工作。
为了扩大空军力量,蒋介石曾与美国订立合同，请美国人为顾问,并派毛邦初到日本观操、视察，回国后选择杭州笕桥作为空军训练基地,由毛邦初负责筹建中央航空学校。不久蒋介石宣布中央航空学校成立，自兼校长（实际由宋美龄在掌管），派毛邦初为副校长负责日常工作，并将南京中央军校航空班迁到杭州航空学校，将航校组织大加扩充。其编制如下:校长办公室，以蒋坚忍为主任;教育处，以谈昌祚为处长;政治训练处,由蒋坚忍兼主任;顾问,由裘伟德(译音)上校充任。此外,还有秘书室、管理科、教授科、飞行科、经理科、会计室、医务科、机械组、照相组、编译组、电讯技术组、气象观测组、体育组、学生总队、入伍生队、附设工厂、掩护营、航空子弟学校。全校工作人员达三百八十余人。（注：毛邦初是蒋原配妻子毛福梅的侄儿，蒋坚忍是蒋介石的堂侄）
航校筹备就绪后，即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二百名，其中机械、飞行各一百名。飞行学生大部分是南京中央军校八期毕业生，一部分(三十名)则从全国大中学校毕业生中,挑选身体健康、通过航空医官严格检查身体合格者入学。这一部分人录取后，先进入伍生队接受陆军基本训练,一年结业,再升入航空班学习飞行。
一九三二年以航空署署长葛敬恩为代校长,一九三四年被派出国考察，并率领二期飞行班一部分毕业生到意大利留学。葛敬恩虽在陆军大学毕业,但对空军是外行,同时由于航校的经济问题,常受宋子文、孔祥熙压制,感到难以应付,向蒋辞职。蒋介石即将葛调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以徐培根任航空署长,而以十八军副军长周至柔调任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周至柔是浙江临海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曾到欧美考察航空事业,是陈诚十八军系统的重要人物之一。
中央航校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先后毕业了四期学生。一九三五年在校学习的第五期学生二百八十人，分甲乙两班。甲班大部分是中央军校第八、九期毕业生，在南昌接受意大利顾问训练。乙班以全国大中学校毕业生招考录取后，在杭州笕桥接受美式训练。由于接受意大利式训练,不适宜使用,以后甲班仍调回杭州笕桥接受美式训练。一九三六年招收第六期学生二百九十名。一九三七年招收第七期学生一百九十名,在昆明进行训练。
1934年5月，蒋介石为了“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航空署由杭州迁至南昌，并改名为航空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空军的最高领率机关，由蒋介石亲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后又将4个航空队扩编为8个航空队，即两个轰炸机队、两个驱逐机队、1个侦察机队、3个混合机队。国民党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共调动了5个航空队的51架各型飞机和广东陈济棠部空军(有飞机54架)，一起对苏区进行侦察、轰炸。国民党空军以南昌为大本营，设立了空军指挥部专责调遣和补给事宜，以临川、南城为前进基地，并在南丰、吉安各设有着陆场。
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广东空军驾机投罪南京政府后，蒋介石将航空委员会主任陈庆云调任空军第一路总指挥，林伟成任副总指挥，并将航校教育长周至柔调任航委会主任,将黄光锐调任航校校长,将丁纪徐调任航校教育长。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央航校由杭州迁到衡阳,后又迁昆明巫家坝,改称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任陈庆云为校长。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军空袭武汉后，蒋介石将航委会改组,以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任航会主任，调周至柔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这时周至柔虽晋升了一级官阶,但要受军令厅毛邦初和军政厅黄光锐的指导,内心闷闷不乐，迟迟不愿就任，经蒋介石当面训斥，才勉强到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工作。
中央航校从杭州迁到昆明,改称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后,编制扩大,周至柔调任教育长。
除本校外，设有两个分校：一个是蒙自分校中级班，一个是云南驿分校初级班。在校学生有第七期学生两个队，第八期学生一个队。此外，还有机械士队。在校学生根据飞行训练的进度，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飞行训练时间平为六十小时。初级班是进行飞行基本训练，中级班是进行初级飞行各项课目的基础技术训练;高级班则分别进行轰炸组、驱逐组、侦察组、攻击组等的飞行技术训练。各班使用的飞行训练飞机各不相同。初级班使用弗力得飞机，中级班在桥时使用道格拉斯1机，在昆明时使用小北美式下单翼机。高级班侦察组使用可塞机;轰炸组在笕桥时使用450马力的道格拉斯飞机及意大利的勃罗尼飞机,在昆明时改用大北美式下单翼飞机;驱逐组在笕桥使用塞克Ⅱ，I式双翼机不能收腿架者，在昆明时使用霍克式机攻击组使用美制许拉克下单翼机。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加强昆明巫家坝机场防空力量，增加了些E15式及法国地瓦丁驱逐机，组成暂编驱逐队，由张伟华倬负责训练和作战。由于飞机数量少，质量差，国民党空军的作战实力远不如日本侵华空军。淞沪战役后，国民党空军只剩下十余架飞机。于是航空委员会西迁，飞行人员一部分调往武汉、南昌等地，一部分赴兰州地区接收苏联政府紧急援助的飞机并接受苏联教员的短期培训。1937年11月底，苏联援华飞机陆续到达中国，国民党空军得到了新的补充。1938年2月21日，国民党空军飞机总数增至217，架，其中И-15型飞机97架，И-16型飞机62架，CБ型飞机47架，其它型号飞机11架。这些飞机分别驻扎南昌、武汉、西安、兰州、武威、酒泉、襄阳等地机场。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苏联自顾不暇，中断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此后，国民党又从美国得到了大批飞机、航空器材、油料、弹药等。据统计，除获得的援助飞机之外，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先后从苏、美、英等国，获得各型飞机2351架，其中从苏联购买885架，从美国购买1394架，从英、法等其它国家购买72架。
随着作战规模的扩大与装备的增多，国民党空军加速了对其空军航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1937年，中央航空学校本部由杭州迁往昆明。1938年1月，洛阳、广州两个分校迁到柳州与广西航校合并，改称中央航空分校。1939年3月1日，分校改为初级班，随后增设中、高级班。1943年，初级班迁往印度，翌年航校本部也迁至印度，抗战胜利后又迁回杭州。1940年12月1日,在成都创办了空军参谋学校，培训各类参谋人员。此外，还创立了空军幼年学校。
一九四〇年日军飞机数架从越南起飞到达云南驿机场上空时,云南驿机场既无防空准备，又无防空警报，把停在机场的教练飞机数架扫射焚烧后,扬长而去。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下令把空军官校教育长张有谷及云南驿分校初级班主任徐康良撤职查办，而以成都空军军士学校教育长王叔铭升任空军官校中校教育长,以王卫民为教育处少校处长，陈嘉尚为少校副处长，张之珍为高级班主任(军阶不详),李怀民为中级班中校主任,龚颖澄为初级班少校主任。担任云南驿机场地面警戒部队特务团第一营营长的党维清因对此次日军袭击事故没有责任,未受处分。
一九四四年空军官校教育长兼昆明第五路空军司令王叔铭调任成都第三路空军司令，晏玉琮调任空军官校教育长兼昆明第五路空军司令。到一九四五年抗战后期，刘牧群调任空军官校教育长兼昆明第五路空军司令,至抗战胜利。
在抗战后期，由于汽油补给困难,中央航校先将初级班迁到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腊哈尔进行初级训练，然后全部迁往。同时为了加速训练飞行人员，曾先调一部分飞行人员和学生分批赴美训练。抗战胜利后,才把空军军官学校搬回杭州笕桥原址。
二、其他航空学校
一九三六年初,在广州白云机场设有中央航校广州分校,以刘芳秀(即刘牧群)为主任，陈栖楼为教育科科长，严希为政训科科长。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航校学生即并入昆明空军官校第八期受训。
抗日战争前，在杭州笕桥还设有中央防空学校，主要训练高射炮干部，以陆军中将黄镇球为该校教育长。此外在南昌设有空军机械学校,主要训练空军机械技术人员(校长人选不详);在成都没有航空通讯学校,方朝俊曾任该校校长。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在云南设有测候训练班几期，主要训练对空情报人员，毕业后派到对空监视所工作，组织云南地区对敌空军情报网。在成都设有空军参谋学校，从空军现役上尉以上军官中经过考试,择优参加受训。陆军大学毕业的航校一期毕业生罗机先后担任该校教育处长及教育长，抗战胜利后徐康良曾任该校校长。在成都还设有空军军士学校,晏玉琮、陈有维曾先后任该校教育处长及教育长。该校主要训练飞行军士，毕业后只能充当飞行军士,不能当军官。但所招收的学生中，多数文化水平较高，飞行技术水平与军官不相上下,与军官并肩作战，毫无逊色，但是待遇差距悬殊。为了消除军士与军官之间矛盾，蒋介石曾把军士学校第一、二期毕业生改称为军官学校十一期、十二期毕业生,此后空军军士学校即停办。
抗日战争中,在四川灌县办有空军幼年学校,以从空军子弟中招收十二岁左右的小学毕业生为原则。主要进行体格训练与讲授普通科学知识，生活待遇和飞行人员一样供给营养品。高中毕业后，送入空军学校学习飞行。王可赞曾任该校教育处处长及教育长,抗战胜利后改为校长。
三、航空部队
一九二六年北伐,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总司令部设有航空处,林伟民任处长。当时空军飞行人员很少，空军力量微不足道。一九二八年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为了建设和发展航空事业，设立航空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以宋美龄为秘书长,陈庆云为主任负实际责任。在“航空救国”的口号下，向海外侨胞和国人士捐募巨款，购买飞机。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设有航空署，除向德国购买飞机三十余架外,并从各方面拼凑陈旧飞机几十架，搜罗一批航空军官，组成七个航空队。概况如下，航空第一队，队长晏玉琮，贵州人,云南航校毕业;航空第二队,队长张建孟,广东人，广州大沙头航校毕业;航空第三队,队长刘芳秀(即刘牧群),福建人，保定航校毕业;航空第四队,队长杨鹤霄;航空第五队，队长田曦;航空第六队,队长丁纪徐,广东人，曾在德国学习飞行;航空第七队，队长张有谷,贵州人,云南航校毕业。
航空部队的成份、素质,均甚复杂,地域性的派系矛盾很大。其中只有第二队队长张建孟系广州大沙头航校毕业，同时是黄埔三期学生,其余六个队队长都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同床异梦。蒋介石为了培养嫡系航空力量，于一九二八年始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航空队,一九二九年扩充为航空班。一九三一年一月又在军校三期中抽调人员;成立航空班,毕业后(即航校第一期)分派到军政部所属七个航空队工作,作为航空骨干飞行人员,另一部分派到航校总校任飞行教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张有谷任参谋长,罗机任参谋处处长。总指挥部下设驱逐司令部,由高志航任司令官(一九三七年七月在河南周家口战役阵亡);轰炸司令部，由张建孟任司令官;侦察司令部,由毛瀛初任司令官。这时第一线作战飞机有百余架,编为八个空军大队。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空军袭击汉口机场时,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把所有驱逐机包括苏联志愿队总共七十余架，集结于汉口飞机场,与日机群七十余架次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空军攻守战。我国空军第四大队的作战部署分为高低二层,高层为苏联E16式战斗机低层为苏联E51式双翼战斗机,苏联志愿队则布置在中层作战军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月击落敌机多架后牺牲，二十三队队长日基淳继李桂月指挥作战时阵亡,飞行员陈怀民居临下,俯冲与故机相撞，同归于尽。这次空战,击落敌机十九架，我空军部队死亡三人，损失飞机三架,取得了较好的战果。此后蒋介石把周至柔调任中央航空军官学校教育长，以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少将主任，同时整编航空委员会，设立五个厅:军令厅,负作战任务,以毛邦初为厅长;军政厅，负行政方面任务，以黄光锐为厅长，总务厅，以黄秉衡为厅长;防空厅,以黄镇球为厅长，政治部，先以简扑为主任,后由雷震继任。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蒋介石在成都召开空军会议时，钱大钧因私事牵涉离职,周至柔再度任航委会主任，黄光锐为副主任，秘书处处长张有谷调任空军官校教育长，由空军官校秘书室秘书周鸣湘继任。这次航委会人事调整后,周至柔脚跟站稳,加强了对航空部队的控制。
一九四一年为了加强各地区防空力量，先后建立五路空军司令部:重庆第一路空军司令部，以张建孟为司令;桂林第二路空军司令部，以邢铲非为司令;成都第三路空军司令部，以罗机为司令;兰州第四路空军司令部,以石邦藩为司令,后由李瑞彬继任;昆明第五路空军司令部，以空军官校教育长王叔铭兼任司令，空军官校初级班主任龚颖澄任副司令，章杰调任参谋长，后由毛瀛初继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对中国的援助加强,美国总顾问陈纳德组织美国自愿航空队(俗称“飞虎队”),由租借法案中购得BP40型驱逐机四十架为基础，飞行人员从美国闲散空军人员中征集而来,每人月薪美金五百元。虽说是志愿，但都在要中国领薪水，并且都很高，跟苏联志愿军不一样。设有“美国自愿航空队中国人员管理处”,由王叔铭兼主任,下设六个室组:秘书室主任石隐,军务组组长张某(名字忘记)，总务组组长王倬，机务组组长梅龙安,翻译组组长舒伯炎，另有经理组及会计室，负责人姓名记不起了。
一九四二年陈纳德任十四航空队少将队长，原美国自愿航空队隶属该队。七月四日在重庆歌乐山林森官邸庆祝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成立，宋美龄以航委会秘书长身份,身着空军中将制服参加庆贺。该队大部分驻在昆明,一部分驻在桂林、重庆白市驿等地,这时由美国购来新式F51型等战斗机，加强了空军实力，美国并派第十航空队与我国空军组成混合大队,大队长是美国人,大队副是中国人，实际上一切权力都操在美国人手里。
抗战胜利后,航委会改为空军总司令部,以周至柔任少将总司令，毛邦初任少将副总司令，王叔铭任少将副总司令兼总部参谋长,陈嘉尚任总部上校参谋处处长。除总司令部设有五个署外，另设两个司令部:空军训练司令部,由刘牧群任司令;供应司令部,由王卫民任司令。全国划为五个空军区:沈阳空军军区,由张廷孟任司令;北平空军军区,由徐康良任司令;西安空军军区,由徐焕昇任司令;重庆空军军区,由晏玉琮任司令;汉口空军军区，由罗机任司令,另设有十二个地区司令专管补给。
四、航空地面部队
一九三二年周至柔接任中央航校教育长后，即在航校成立掩护营，先以黄焕荣为营长,后以郭荣为营长,李峰连为营副,方耀、胡牧球、胡某、何畏为连长。一九三六年六月周至柔调任航委会主任后，为了建立和统一航空地面部队，成立航空特务团，李良荣任上校团长,万用霖任中校团副,以军事委员会特务团特务大队十二个连为基干，编为四个营,高滴山为第一营营长，杨熙宇为第二营管长,中央航校掩护背营长郭荣为第三营营长，广东陈济棠航校特务曹营长鄘某为第四营背长。李良荣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三十六师少将旅长,因犯错误，降为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后任特务大队大队长。周至柔有意识地培养李良荣为航空地面部队的头头,他的侄儿航委会秘书处处长周鸣湘曾说,“天上是他们的天下,地上是我们的天下。”这正说明周至柔建立航空地面部队是为了护充自己的实力。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空军袭击汉口后，蒋介石把航空地面部队特务团扩充为特务旅,以万用霖为少将旅长,侍从室随从副官吴雄良为上校副旅长兼第一团团长,高瀛山为第二团团长,杨熙宇为第三团团长,范志麟为旅部参谋长,曹觉时为军士营营长。一九三八年周至柔调任昆明中央空军官校教育长时，把特务旅第一团第四营营长方耀调任昆明中央空军官校特务营营长。方耀是周至柔十八军的老部下，该营所属部队计步兵十二个连，重机枪两个连，还有一个通讯排,均隶属空军官校建制。
一九三九年七月空军官校特务营扩充为特务团，方耀升为上校团长,金保民、柳杰为中校团副,扩编为四个营，每营四个连，还有一个军士连,两个高射炮连及特务排、通讯排。除调派两个营担任蒙自机场及云南驿机场地面警戒外，主力部队均驻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担任航空基地警戒任务。
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昆明绥靖公署龙云的警卫团十一连连长率武装部队闯入昆明第五路空军司令部内，抓拿逃兵,与特务团的士兵发生冲突,当场将绥署警卫团的连长及士兵等三人击毙。当时蒋介石适到昆明空军官校休息，该校教育长兼昆明第五路空军司令王叔铭当面报告蒋介石,即把特务团团长方耀撤职查办。事后王叔钻苦于空军内部没有适当陆军人员接替特务团团长的职务，要求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把我由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参谋长调任空军官校特务团团长。我到特务团工作后，将该团由四个营扩充为五个营，共二十一个连，但仍感到兵力不足，尚有多处机场地面警戒交由驻在机场附近的陆军部队担任。
一九四四年该校特务团改编为特务旅第五团，由空军官校建制改归航空特务旅建制。一九四五年正在积极准备反攻滇西日军之际,我曾服役过的三十六师部队也准备扩充,宋希濂总司令把我调回三十六师工作，航空特务旅旅长万用霖，第一团团长范志麟调任第五团团长。我在航空地面部队工作二年多，由于空军各级领导成员多系黄埔及陆大同学，在进行工作时感情融洽，相处无间,对空军情况也比较了解。
五、航空工厂
航空委员会附设两个飞机制造厂。杭州第一飞机制造厂是中英合办的,厂长邢契华,留美学生,浙江人。南京第二飞机制造厂是中德合办的，厂长陈某,留德学生,是汪精卫之妻陈壁君的侄儿一九三九年逃到南京充当汪伪的航空署署长。这些飞机制造厂由双方投资，外国人掌握权力,中国人供应劳力。
第一飞机制造厂实际上是飞机装备厂，所有飞机装备，发动机、机件、配件、机翼、机身半成品,以及武器弹药,甚至木料、布料，都由外国进口。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该厂由杭州迁到滇缅边境。同时第二飞机制造厂由南京迁到昆明郊区群山之间,实际上是个修理厂，只能修理云南境内损坏的飞机，并无制造飞机的能力。
六、空军级别和空军待遇
蒋介石为了发展航空事业,对空军级别掌握严格,而待遇则特别优厚。同陆军级别相比，空军少尉等于陆军上尉,空军少校等于陆军上校,空军少将等于陆军上将。在待遇方面空军少尉本级薪金为一百元，上级薪金为一百五十元;中尉本级薪金为一百五十元,上级薪金为二百元;上尉本级薪金为二百元,上级薪金为二百五十元;少校本级薪金为二百五十元，上级薪金为三百元;中校本级薪金为三百五十元,上级薪金为四百元;上校本级薪金为四百元，上级薪金为四百五十元。凡是飞行人员照薪金总额增加二分之一。至于陆军上尉薪金只八十元,比之空军少尉薪金还少二十元。飞行人员伙食由航空医官指定，每日不少于二千大卡的营养。所有这些，对抗日战争前后发展航空事业,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个普通陆军士兵的待遇是每月二元薪水，再加五毛钱的草鞋费，与空军比是天壤之别。所以，空军飞行员的家庭出身一般都较为优越，普通人进不了航校。
（注：网络上有许多文章说国民党官员和富人最为爱国，说许多飞行员都出自非富即贵的家庭。事实上，一般家庭的孩子起初根本当不了空军，因为待遇太好，只有非富即贵的孩子才能进去，普通人家的孩子只能当陆军。在“七七事变”之前，那些空军也并未想到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大家都想着“中日提携”。当然，这些军人最后还是为国做出了贡献，功劳不能抹杀，只是不宜回避当年的真实历史故意带节奏。）
七、国民党空军内部黑幕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汪精卫再度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长,朱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蒋介石以军委会委员长名义实行军事独裁。 时值“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全国各方面一致提出加强国防建设、首先建立空军的要求。在这一形势下,蒋扩大了航空署的组织,以葛敬恩、徐培根为正副署长,同时又派葛兼任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校长名义由蒋自兼)。葛为浙籍军人，日本陆大毕业,曾任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的参谋长,北伐期间投降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兼参谋本部次长,因为浙江同乡的关系,颇为蒋所信任。以上两职发表后,葛以为自己不是航空人才,躊躇不肯就任。朱子文劝他不要多所顾虑,幷且答应在财政上予以支持。航空学校所聘美国顾问裘伟特也见葛打气说,美国航空署长也不是学空军出身的。得到这样的有力支持，葛就走馬上任了。
航空学校设在杭州,美国航空顾问团驻在校中。葛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就也将航空暑设在杭州。当时谈不上自造飞机，建立空军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向国外订购飞机;这就首先发生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推销军火的爭夺战。
蒋介石在军事上本来迷信德国，当兴登堡任德国总统时期，已经聘用了以鲍威尔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主持所谓建军计划。不久鲍威尔病死，希特勒已上台,改派以佛朱尔为首的顾问团来华,人数较前增多,权力更为扩大。
蒋处处模仿德国,除在政治上加强法西斯化外,在军事上无论购买军火、聘用人才等方面,主要也倾向德国。但佛朱尔是个飞扬跋扈的军人,不把蒋家军政大员放在眼上,引起了大家不满。宋子文素来亲美,竭力主张改聘美国军事顾问团。
蒋既想结交德国,又要依靠美国，于是假口德国合同尙未屆满,未便中途解约，同意未以行政院名义，在航校聘用美国教官。随后以裘伟特为首的美国顾问团就来到了中国。美国顾问团的任务只是主持航空教育，但帝国主义者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象主人对待奴才一样,什么事情都要管,尤其是不肯放松推销军火这笔买卖。另一方面,德国军,事顾问团认为他们主持全面建军,空军也包括在内,坚持向德国购买飞机。
德、美两国顾问团矛盾重重,首先表现在德国顾问团介紹购买高射炮的问題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不准进行军火生产,于是德国人用借尸还魂之计,在他国设立军火厂,如瑞典的博伏斯军火厂、匈牙利的轧买优阿斯军用探照灯厂，资本和技术人员都是德国所提供的。德国顾问团介紹中国在博伏斯厂买进过二百多门重山炮，根本不适用于公路不发达的丘陵地带。航空署防空部成立,又代订购二十门高射炮,亦由博伏斯厂承造,而应该与高射炮配合成套的牵引车和探照灯,却要分別向德国及匈牙利订购。当牵引车图样送到航署审核时，美国顾问裘伟特发现是农业用的拖拉机，因此用讥讽的口吻说:“这种东西我们美国农村多的是,怎么可以牵引高射炮呢?”经葛查明,原来高射炮牵引车也在凡尔赛和约禁止制造的范围内，德国顾问认为南京政府一团糟,蒋家不识货,就想魚目混珠,用改头换面的拖拉机来代替它。
骗术戳穿后,葛敬恩坚持要退货,改向英国维克斯兵工厂订购。同时避免在美国订货,以减轻德国顾问团的反感。由此可见蒋介石政权事无巨細,必须向帝国主义面面讨好，根本算不上什么主权国家。其次,中国官吏在订购军火上贪图佣金,你手我夺,又发生了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内部矛盾。朱子女支持葛敬恩上台，目的是在购买军火上与葛狠狽为奸。
宋曾以财政部名义，向美国佛利特飞机厂购买教练机十架,货到之后，即交与航校使用。裘顾问一看不是自己介紹的出品,心中很不自在,假意对航校副校长毛邦（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亲侄子）初说:“这批教练机质量是好的，比德国出品好得多,只是价钱太貴了，你们国家受到损失,我心里很难过。”原来美国军火工业由各个系统的寡头金融分別掌握,互相竞爭,佣金也有厚薄。朱子文订购的教练机,幷不属于裘伟特所指定的一家。同时毛邦初也想染指佣金，不满意宋子文越俎代庖把裘伟特的話告訴葛敬恩,幷建議彻查一下。葛当由航署函达美国佛利特公司查对，結果该公司开来的购价与宋开来的价格有百分之二十的差額，显然那百分之二十被宋中飽了。
葛根据佛利特公司来函向财政部提出貭问,宋派机要秘书邓勉臣(邓在抗战期间因贪汚案被枪毙)到航署解释说,美国厂商林立,竞争剧烈,早晚时价不同,航署如再向该公司订貨,当然比过去低廉得多。这种抵賴之詞,既出于“貴成”之口,此案只能以不了了之。
一九三二年十月，孔祥熙以“考察实业专使"名义到欧美有所活动，也想在购买军火上大捞一票。孔到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经过几度接洽,购到了大批飞霞式裹炸机,幷且延聘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
孔回国后对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拨，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郎扩充为部，并且开门见山地向葛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負实际責任。
葛不愿受孔支配,借口中国航空建设,向无倪,署已或多余，政部实无必要，表示不同意。不久意大利飞霞式裹炸机二十余架运到,航署接收后,经美国顾问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中的来复栽都已磨光,如何能用”。于是裘顾问振报有詞地主张退貨。葛敬恩既不能不理美国顾问的意见,又不敢开罪孔祥熙，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请示。蒋介石表面说要追究責任,但是以后井无下文。不过航空署改部之说,孔祥熙再也没有提起过了。
葛敬恩在矛盾重重下,不想再干，一九三三年七月，调为浙江省政府委员,航校校长卽由毛邦初代理，航署署长以副署长徐培根升任。毛为蒋的内亲，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徐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并留德有年,接近蓝衣社，自视甚高，除对蒋恭顺外，一般人都不在眼中，尤其是看不起军需系与军委会管理财务的军需人员。航空署从熊斌、张惠长的时代起，向外国行家购买军用品,包括飞机汽油等等,都有回佣,結账时由外国行家送交会计处，全署员司按級分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葛敬恩接任时本想革除此項隔規,但是对于合同未满的貨款，必须如数照付,如果放弃回佣,徒然便宜外商,因此将已订合同应付货款的回佣近二万元移作航署福利经费,但仍然引起署内员司的不满。
这年十一月,蒋介石合航署战斗人员迁往南昌，以副署长曹宝清余任南昌行营航空处处长，徐培根亦到江西指揮空军屠杀人民。不料从意大利购来的飞霞式裹炸机就象害了痨病的一样,飞不多时,就要大修。有一天一架飞机发生了故障,送往机械处修理，拆卸后尙未兴工，晚间突然着火焚毁。起火原因,说是出于红军地下人员的破坏,有说是徐培根在沪投机失敗，亏空公款三百万元,故将飞机焚毁，以少报多,以旧报新,借以弥补亏空。当时曾有人为此事见蒋，主张严加查究。蒋被迫下令将徐逮捕，发交军法处审讯。徐在供詞中说到曾挪用航空署葛敬恩任内移交的福利基金。蒋电令浙省府召葛到案貭询,葛抵南昌卽被拘禁。直到红军离贛北上抗日,南昌行营移设重庆,葛才被释放。至于徐培根一案，拖延很久，也无下文。
八、陳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
（注：陈纳德，既是一个军人，又是一个商人，他来中国，既帮助了中国，同时，从一开始他就做好了发战争财的准备，边打仗，边发财，一切都在计算之中，对一个曾经退役的美国军人而言，也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发财思想都被视正常行动。要记述国民党空军和空战史，不能不提及陈纳德的赚钱史。）
民用航空公司原名空运大队，在全国快解放时才改用公司名义,英文名称Civil Air Transport,简称CAT。它虽然是一个中美私人合伙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注册,但它主要的負責人却是陈纳德。公司的资本額定为美金一百万元,每股美金一万元,美方股东占七十五万元，中国股东占二十五万元。美国股东究竟是哪几个人，从来没有披露过，也从没造过股东名册，出面代表美国股东利益的只有三个美国人，代表中国股东利益的也只有三个中国人。这六个人組成了空运大队的董事会。
我先把三个美国董事的简历叙述一下:
(一)陈纳德(C.L.Chennault),是一个美国军人,得过美国空军少将的头街,在太平洋事变之前,他已经退伍。他很会投机,由于在美国一时很不得势,他以志愿军来到东方，捞了一笔钱，把中国作为他的险家的乐园。他的一伙飞虎队员也都是美国的失业军人，自从参加了志愿军后，获取了高工资，也同时在中国投机倒把,个个走私舞弊,人人致富发财。
在太平洋事变后,美国才和日本开战。陈纳德被任为美国第十四飞行队司令，驻在昆明，受美国在华的最高军官史迪威(Stilwell)的指揮。史迪威和蒋介石闹意见,陈纳德也和史迪威有意见,于是陈纳德乘机讨好蒋介石，并进一步和蒋介石发生了私人关系。陈纳德极力拉拢宋美龄，因为他和蒋介石见面时，总是由宋美龄担任翻译，同时宋又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和陈接近的时候较多。胜利之后,陈纳德又快要失业,他的一批旧飞虎队员回国后也势将被投入失业大军,于是他想借着宋美龄的支持在中国组织一家航空公司，以解决他和他一批旧飞虎队员的职业问題。
陈纳德在美国原来有老婆儿女,但来中国后,和一中国女子广东人陈香梅发生恋爱并正式結了婚。陈香梅原来在“中央通訊社”英文部担任记者，抗战初期住在昆明,经常到陈纳德处采访新聞，日久发生关系。陈香梅早已结婚，和陈纳德恋爱后,向她的丈夫提出离婚，同时介绍她的丈夫在空运大队工作。她和陈纳德生了一个儿子,解放之前,同住在上海虹桥路美丽村。
(二)韦乐尔(Whiting Willauer),是一个脆计多端的人，年龄比陈纳德小十多岁。太平洋事变后，他被派驻中国,担任远东经济计划工作。胜利后,他和陈纳德合伙,共同准备组织航空公司。陈纳德在美国军事人员方面有些关系，而韦乐尔则对于美国政治的人比较熟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公司成立，陈纳德任总经理,韦乐尔任副总经理，所有一切业务、用人、财务都操在韦乐尔一人手中。陈纳德对大队的事过问不多，遇着有些须向中国官场出面的事,才自己出面联系。
韦乐尔在公司中事事包揽,手段狡猾,美国方面的公司股东都由他的关系拉来。在公司迁移到台湾后，有一次我在一本美国出版的《时代》杂志中,看到一段关于韦乐尔的记载,他竟充任了美国驻拉丁美洲洪都拉斯的大使，可见他和美国政治方面的头面人物有相当联系。听说他的老婆家里很有钱,他可能通过老婆的关系，在政治上有所活动;因为在美国政治上如要有所活动，没有钱是不行的。
(三)泰勒(L.K.Taylor),住在中国的时间，比陈纳德和韦乐尔都久，对于中国各方面的情形也较为熟悉。我第一次在汉口遇见他是在一九三七年，当时中国已经抗战，许多中国有钱的人都想请求外国人保护他们的产业,特别希冀得着美国人的保护,避免遭到日本人的征用或没收。当时日本人还有些买美国人的账,不愿得罪美国人，有些美国人也就乘机开设公司包攬这类生意。凡是中国人提出请求保护的财产就暫时过户給这些美国人所办的公司,名义上作为美侨财产。在过户的时候要交纳一笔很大的过户费,这样,便可以在房屋上挂上美国国旗，而托庇苟安于旗下。
当然，做这些买卖的美国人都是流氓出身，勾桔当地美国在华領事馆人具和日本人打交道。例如，招商局这样大的企业就过户給卫立韩公司(William Hunt Co.)作为美国公司的产业，招商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卫立韩也从此发了一笔大财。上海的一个美国律师阿乐满(Judge Allman)看到五立这笔生意眼，也照样地开设了一个公司，接受中国人的产业，代办过户事宜。泰勒在汉口也开设了一家美国公司,承办过户挂旗交易。到了日美战事发生后,这些公司自身不保,当然对过户挂核的中国企业，更不能給予任何保护了。
太平洋事变发生后，他跑到昆明，竟充任了西南公路局的顾问，他和该局局长陈地球很有关系，所以谋到这份差使。因为他常驻在昆明,而当时昆明又为美国军政人员活动頻繁的场所，于是他和陈纳德及韦乐尔也拉拢得很好。他时常跑仰光,利用他职务上的便利,做些走私投机的勾当。西南公路局隶属重庆交通部，交通部人事司司长文山是我在美国时的朋友，和我頗有交谊。陈地球常带泰勒到重庆交通部接洽事务，因此和王文山相处得很好。王文山在抗战快結束时经我的介紹,参加了金城銀行工作,胜利后担任南京金城銀行经理。泰勒也在胜利后迁来上海,但他和交通部藕断丝连,还不时跑往南京，和交通部有所联系，每次去南京时，总要和王文山周旋。王文山也常来上海接洽行务，当时我任上海金城銀行经理，他又介紹了泰勒和我见面。
现在再谈谈公司里两个中国董事:
(一)王源麟，又名维新,东北人,曾经充当过张学良的秘书。听说他本人起初并没有多少钱,后来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他在政治上才活跃起来，同时在经济方面也有了些基础。
在抗战期中,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在陕西西安的左近开了一家“秦丰烟厂”，那时办厂积原料，最容易发财，尤其是纸烟厂利润很高。他很机巧，也很设踪，很会做生意。他另外又开设一家字号,专门经销秦丰的出品,再以这些新烟向四家银行押款，扩大他的活动。他很会敷衍人，在交际方面很肯花钱,这就更利于经营。他拿了銀行的贷款,以法币二十元折合美金一元的价格购买了美金储蓄券，再以多余的钱向重庆美国教会机关买进美金汇票。这样他的钱财好象滾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抗战結束时，他个人美金本位的家当要合到将近美金二百万元左右，可以算得上一个暴发户,一个发国难财的典型户。有了这么庞大数字的美金家当,他当然越想继續很好地运用，于是向美国订了一套制造纸烟的机器，在汉口开设了一家宇宙实业公司,开始先制纸烟，并且置下了一幢极讲究的房屋，在怡和村还有极漂亮的房子,极好看的花园。
此外,他又以六十万美金的代价向美国订购了一套制面粉的机器,原来准备也在汉口设厂,不料机器刚运到上海,上海已快要解放,于是他把全套未开箱的机器又运往拉丁美洲的巴西。
在解放前,他带着全家到了巴西,在那里开设面粉厂。替他帮忙办护照的是一个外交部的钱科长，因此他也把钱约去巴西,在自己所办的面粉厂里工作。他和王文山也是朋友,在陈纳德组织航空公司的时候,经过文山的拉撒,他参加了这个空运大队,并投资将近二十万美金。在胜利后,经过泰勒的介紹,他又在上海虹桥路美丽园向美国一个卖酒的商人买进了一幢花园洋房，代价花了十五万美金，仅仅佣金一項,泰勒就赚了他美金一两万。
(二)王文山,湖北人，在武昌文华学院图书馆系毕业后，做过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随后留学美国华盛頓大学,并在美国国会图书航中文部担任过工作，我在那里认识了他,并且一道同事将近两年。他又当过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一九三一年回国,充任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一九三四年,他离开清华，改任南京賢源委员会的专员;抗战时随同胲会迁移重庆,又桃潘光迥的介绍，担任交通部人事司的帮办,后升任司长。
我因为和他在华盛顿图书馆同事,又同属仁社的社员,友谊很深。当时在重庆机关工作,待遇很低,他想改行,所以我介紹他参加重庆金城銀行工作、胜利后他担任南京金城銀行的经理。因为他做过交通部的人事司司长,各方面关系很多,所认识的人也很多。王维新和我参加空运大队都是王文山拉的。解放前他离开大陆随公司到台湾去了。
他们想在中国创办一家航空公司。首先他们遇到两个问題：其一是既然在中国创设航空公司,就得物色几个可以合作而资金雄厚的中国人在公司投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既然设在中国,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
关于这两个问題,他们是怎样得到解决的呢?我要谈一下,关于第一个问题:陈纳德和韦乐尔都是抗战后才来中国的,他们虽然和中国的官府中人有些熟悉，但和中国的资本家们却打的交道不多。可是泰勒却是个“地头蛇”,“中国通”，在中国多年，各方面的关系多，对中国的情况也比较熟。他两人和泰勒原来在昆明认识，就把想在中国创立航空公司的计划和需要物色中国的投资对象这一点和泰勒商量。泰勒毕竟财力不够，他们就向泰勒许愿,如果泰勒能促成这件事，他们甘愿送他一些干股，并许他担任公司董事。因此泰勒到南京去找王文山，希望金城銀行能参加投资,因为当时王文山是南京金城的经理。王说他没有权参加投资，但愿意专为此事到上海找我谈谈(我当时是上海金城的经理)，希望说动我，并且通过我的关系拉拢金城参加投资。
约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冬之季,有一天王文山由南京来上海看我，告訴我陈纳德要创立航空公司,想邀请金城参加,并且又说了一大套“道理”,说航空事业将来大有发展,如果金城参加，日后的生意是做不尽的，存款一定很多,可以和金城独家往来,我们两个人在公司里也可以有相当的地位。我听他说了这一套話,心里有些癢癢的,因为我过去对陈纳德有过迷信,认为他的飞虎队在抗日期间立下了“功勛”,他可算是一个“英雄”,我能和他合作,我的社会地位可以提高很多。我对美国人一貫是抱着幻想的,我以为美国人经营的事业是“大有可为”，不会失敗的。何况航空是个新兴事业，特別在久经创伤后的中国，因几年的抗战搞得焦头烂额，交通一时难以恢复，航空运輸正是适合中国的需要,赚钱一定很多,前途真是无可限量。我这样就被王文山说动了。
同时,我又顾虑到因为我初由重庆调来上海，过份大的投资我还未做过,不免又有些缩手缩脚。经过考虑后,我对文山说:“原则上我很贊成,金城可以参加，但数目不能太大，如果有别入参加，金城的投资可以附在这个人的名下。"我又说，“不《金城要参加,我个人也愿意投入些股木。”王文山听了我这一番瓜,便回南京,恰巧那时王维新因事也到南京,碰上了文山,文山知道他很有家当，就把陈纳德要在中国创设航空公司,正在物色中国股东等等又向他说了一遍,希望王维新能参加投资。
王维新乍听之下,极感兴趣,因为他一向也是崇美的,对陈纳德虽未见其人，却老早“久仰”了,况且他暴发了这么多的美金,正苦没有好的办法运用,经过文山一番鼓吹，想到航空事业有这样的前途,岂不是机辣凑合，又可捞上一笔,于是他决定同意投资。但同时他也提出要求,希望金城银行和我个人都能参加,他认为这样“合作”，我们一班气味相投的朋友在这項工作方面定有所发展。于是王文山特地又来上海回复泰勒的話，把王维新和金城愿意参加投资的事告訴了他，泰勒接着向陈纳德和韦乐尔作了报告,他们二人当然喜出望外。他们说，公司的资本准备美金一百万元，每股一万美金，希望中国股东方面出资四分之一,即美金二十五万元,美国股东出资四分之三，即美金七十五万元。王文山又来约王维新和我一道会谈,我说金城可以投资五万美金，我个人一万五千美金，我劝文山也投资五千美金,如果他没有钱，我可以借給他，文山也乐得同意了。
因此，除了金城以及我和文山所担任的七万美金外,王维新同意投资十八万美金,我们的股份附在他的名下,凑成二十五万。这是我们参加投资的经过。我们繳股都用美元现金，至于陈纳德和韦乐尔方面是否收足七十五万美金,我们始終未能肯定,是存在着疑问的,因为公司会计由美国人管着,眼目亦从未公开过。陈纳德先拿我们的钱由他们个人承购了剩余物资項下报废的几架飞机，出了很少的代价，然后他们把这些报废的飞机作价卖給公司，价作得很高，这项差价就算他们的投资。陈纳德为了要沾这个大便宜，亲自去过几次冲绳鳥和马尼拉。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是向中国政府申请的问题，也是屠用了一番手段才得着解决的。陈纳德既然要在中国创立航空公司，当然，少不掉向南京政府注册,这是一表面做作。他与交通部接治,交通部表现出难于措施的态度，这由于一方面了解到陈纳德和蒋介石、宋美龄的关系,不能不数衍,但另一面,当时国内已有两家航空公司,如再增设一家，事实上没有需要,怕找麻煩,又不便同意。
上文所说的两家航空公司都归交通部管,一家是中央航空公司,一家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原名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樅是雷德学生,这公司原来是由中德合资经营,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德国的财产被没收，乃改由国民党政府独资经营,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这家公司业务很小,因为飞机很少,有一时期只有一架,在抗战期间专飞昆明、重庆等地。
中国航空公司系中美合资经营,中国方面是南京政府，美国方面是泛美航空公司，中国方面的股份比例略多,但实权却都操在美国人手中;它的业务较多,飞机也多一些，航钱逼及全国各大都市。事实上旣有以上两家航空公司,要再添一家航空公司当然会引起问題。那又怎么办呢?当时很伤脑筋，最后却想出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来,准陈纳德公司的飞机在中国飞行，又不会使交通部为难。那就是一方准许陈纳德的公司注册,但同时又限制它的业务范围,使它不会和那两家航空公司竞争;把它的业务仅限于空运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由上海飞往指定的地点,在回程中可以航运急待出口的物资,但不能招攪其他业务，更不能装载旅客。于是注册的难題也就順利地解决了。这是中外流氓和中国官僚们勾結之后所耍的一套把戏。事实上这不的主管物资调配人具,尽量招揽更多的业务，同时派出了业务人员前往兰州、沈阳、昆明、青岛等地向当地商人承攬回程空运的出口货物,以便来去都是满載，而且可以选择运费最合算的货品承运于是，大队的业务和利润就不断地扩大提高。
不久，救济总署来源逐渐减少，它所交运的物资虽然比较少了一些,但其他方面交运之貨却大大堆多,非但承担了貨运,同时也造成了公然承担客运的既成事实，便轻轻巧巧地把空运大队这个名称改换为“民用航空公司”。这时的交通部人员也就无意挑剔了，这是大队改换名称的一段经过。
九、陈纳德航空队参加内战
陈纳德在抗日战爭期间曾以援助抗战为名，組织过飞虎队参加作战，也利用空中交通,大做生意,包庇走私，无所不为。后来他又进一步骗得了美空军驻华十四航空队司令的名义。日本投降后，十四航空队撤销,陈纳德又购得美空军剩余的一批C46型运输机，组织了陈纳德航空队(简称CAT),成为美帝在华掠夺我国人民财富的“合法”工具。
在内战爆发后,陈纳德就积极地参加内战,每役必与。1949年间,陈纳德向蒋介石请求恢复他的飞虎队,屠杀中国人民。据当时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刘国运告訴我，蒋介石初有意应允，交周至柔、王叔銘研究。周、王因本身利害关系,表示不顾意，同时空军内部反对的人也不少，因此陈纳德野心未能得逞。
当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遭到节节惨敗之后，被解放军包围的部队要求空运、空投者日益增加。空投的物资,均由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供应，但联勤总部本身又无空运队，完全依靠空军的空运部队。空军总司会周至柔为了保全实力，除直接受命令于蒋介石或陈誠外,对于国防部长及参谋总长所下的派机命令,多不接受,就是接受也是拖三推四，不能及时达到要求。所以联勤总部的一般空运、空投，多向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及陈纳德民航队租用飞机担任。
我于1948年冬调任联勤总部运输署空运司副司长后，因业务关系,时常与三个航空公司接洽,并亲身参加議定租约合同。凡是任务较为困难而中国、中央两公司又不顾接受时,多由陈纳德航空队担任。现在就回忆所及，将陈纳德民航队参加的几次空投空运的情况略述如下：
陈官庄空投
1948年12月7日，由徐州突围南逃的蒋军在陈官庄地区被解放军包围以后,要求空投粮弹补給的电报如雪片飞至南京。蒋介石即下令调空军总司令部、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陈纳德民航队等大部分运输机参加空投,规定每日共投四百吨物资(原定五百吨,因运輸力不够，后改为四百吨)，其中粮食、副食等二百四十吨,弹药、汽油、药品等一百六十吨。这四百吨物资,每日要用一百六十多架次飞机运输。当时抽调的C46型、C47型运输机共约三、四十架，由联勤总部在大校场飞机场专门組织空运指揮部,调齐所有汽车运輸力量,动员该部军械署、军需署、军医署、运輸署等各署站庫的人员参加,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銘每日在场督运,严令限定每日必须投足数量。蒋介石除令侍从室随时以电話向主办机关查询外,有时还派蒋緯国到机场査看,并有两次飞至陈官庄上空视察空投情况。
当时正值冬季,夜长昼短,而且时有雨雪,晴天不多,即或是晴天,早晨也往往有雾，不能空投。飞机要一架一架地輪流投擲，不能同时进行。空投物资，有的要带投物伞的，有的要装投物箱的，有的既要装箱也要带伞。直接投擲的物品下降速度比较快，但带伞的必须在空中经过一定时间才落到地面。这一批未落下，那一批又楼下,因而几批以后,空中都布满了投物伞。地面上的投物场虽有两处，但被空中投物伞遮隔,飞行员看不清楚,不敢乱投，必须等待，这样一来,时间就耽誤了。所以最初两天尙能完成每天四百的空投任务,后来投擲量就降低了。如果一天不空投,或者投量太少,陈官庄请求救命的急电，一小时内可以接到两三份，并要求低空投掷。因为高空投擲,往往因风向关系,或者因飞行员不敢低飞,任意投擲,以致每次投下的物资必定有一部分落在解放军陣地里,每天投掷物品与当晚陈官庄报来的收到数量有很大的差数。
当时流传一句笑話，说联勤总部是名副其实的“联合补給总司令部”。有些飞行员还说:“都是中国人,大家吃吃又何妨。”又据陈官庄逃出来的人谈，地面部队被空投物资压死或因搶夺物品互击而死的,每天有数十人。
12月22日以后,天气大变，雨雪連綿。中国、中央两公司只有三两架参加,空军也为了保全实力，借口有其他任务，参加的飞机更少。这时陈纳德民航队见有机可乘，于是派其副总经理伟劳尔向国防部、联勤总部提出，顾意将全部飞机参加空投，保证飞行员低空投擲,如果夜间天气好，并要求夜投，同时表示他们顾意参加大轰炸,来协助地面部队突围(夜投和参加轰炸均未成事实)。所以最后几天除空军有几架参加应付外，可以说完全由民航队担任,直到陈官庄地面部队全部被歼为止。
太原空投
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下令把美帝国主义运到上海待卸的一船武器(原来计划投在陈官庄的)，派联勤总部副总司令黄仁霖押运原船原載轉赴靑島，由青島空运北平交傅作义使用。1月14日,我奉派率同一个补给站和一个空投分队飞赴青岛，任务是协助将黄仁霖运到青岛的武器空运北平,并在青岛成立空运指揮部,以青岛补給分区司令兼指揮官名义粗织空投太原粮食的准备工作。17日黄仁霖到青岛，第二天就接到南京指示，停止空运北平，原船原载开赴台湾待命,20日北本即和平解放。
当时太原处在解放军重围之中，要从青岛空投粮食。从青島，至太原，每架飞机每日只能运送一次，每次只能装載3吨，因此青島机场待投的粮食堆集如山。当时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抽调的飞机很少,空军飞机又忙于作迁逃台湾之用,根本不能调用。所以这个任务全部由陈纳德民航队担任。阎锡山派太原兵站补給总监刘某驻青島联系。
空投太原的粮食虽然装了几层麻袋，但投下时多有破烂，损失很大。因此阎锡山一再要求陈纳德命令空运飞机在太原降落,一来可以使空运粮食不致损失,二来回程还可以装运他的私人物资出来。他还規定每降落一次，給飞行员每人美金百元,现鈔付給。陈纳德见有钱可赚,自然答应。但当第一架飞机降落在太原机场后,解放军的大炮弹就跟踵而至,这架飞机馬上冒险起飞逃走，其他民航队飞机也不敢再降落了。
后来，阎锡山又派刘某邀我一同去上海找陈纳德，要求在太原机场降落，并允增加賞金。陈纳德不在,我们与他的副总经理伟劳尔协商,伟劳尔满口答应。但因太原机场被解放军的炮火严密封鎖,陈纳德虽费尽气力，很难找到可乘之机,因而始終不能实现。
1949年3月间,太原破城在即,这时李宗仁拟发表阎錫山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事前经过周密计划,请陈纳德民航队派飞机一架半夜由青島起飞,拂晓偷降太原,将阎及部分人员接到南京。
重庆最后一幕
1949年11月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重庆残留的蒋介石集团军政人员，纷纷逃往台湾、香港。可是当时空军运输机忙于撤运空军人员，无力顾及。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的飞机,大部分已起义飞向人民。这样就给陈纳德民航队造成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把全部飞机调到重庆。飞机票以美金、黄金计价，要以高于平时十倍到二十倍的价钱，通过黑市才能购到。九龙坡机场行李堆积如山,待机逃走的人坐以达旦，惟恐錯过了班机，逃不了。最后的几天,夜间也加班飞行，并采取分段运送办法，先将要逃走的人送至香港、榆林港、昆明各地，再轉送台湾。陈纳德又乘机发了一大笔横财。
十、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
1937年8月12日这天上午，蒋介石还是雄心勃勃。他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上海局势。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中央各军政机关首脑。与会者认为，虹桥机场事件以后，中日在上海战事已势所难免，于是决定先发制敌，以优势兵力扫荡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并且封锁长江的江阴要塞，将汉口江面的日本军舰截住并歼灭于长江之中。
蒋介石命令海军部长陈绍宽负责封锁长江。
与日本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简直不能望其颈背。1937年7月，日本海军有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驱逐舰97艘、潜水艇55艘、航空母舰6艘，排水量总计77万1千吨。
蒋介石知道靠海军的水面舰只的火力是难以阻挡日本军舰出入长江的，于是决定以数十艘军舰和商船在江阴水道一字排开自沉江底，阻塞航道，然后出动空军将被封锁的日舰全部炸沉。蒋介石一再叮嘱，与会者必须严守秘密，在采取行动之前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这个计划看来是切实可行的，蒋介石摩拳擦掌，决定动手了。正在这时，外交部的一个急件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上。美、英、法、意等国在上海的外交使团向南京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宣布上海为不设防城市，作为国际自由口岸，由外交使团出面斡旋，调解中日争端。这个建议是很有诱惑力的，蒋介石不由得砰然动心。于是，陆军和空军部队都得到命令，暂缓进攻。
“我们的进攻，因此延到14日午后3时才开始。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抗战作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开战是在8月14日。这样耽搁了两天，却给敌人一个从容布署的机会。”若干年后，张治中追忆往事，还对当初蒋介石临阵犹豫、贻误战机而深感痛惜。
8月13日14时，蒋问钱大钧："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钱大钧硬着头皮说道:“委座，上海方面出了点事情。”
蒋介石听完报告，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周至柔立刻示意，让人把音乐关掉。蒋介石半晌没有吱声，然后才神色严厉地说:“这件事就限于在座的人知道，绝对不能传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陈纳德也感到气氛不对头。
“没什么，一点不太愉快的小事。”宋美龄神情十分轻松地说。
原来，8月14日这天，由于中国空军的炸弹落入租界，连续发生了两起惨案。
下午4时左右，中国飞机在与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激战时，炸弹误落在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与汇中饭店之间的马路上，沙逊大厦楼下铺面花店、古董店、珠宝店的橱窗全部被炸得粉碎，汇中东楼被炸去一角。中外人士死伤100余人，被炸死的外国人多是饭店的旅客。
半个小时后，更为严重的惨案又在租界发生了。
4时30分，一队飞机飞临爱多亚路大世界游戏场上空。当时正是交通高峰时期，电车、汽车首尾相接，各种人力车穿插其间车辆在马路上缓缓移动。涌入租界的难民正在大世界门口听到上空的响声，纷纷抬头仰望，当看到机翼下的青天白日标志，马路上和各楼阳台上立刻欢声四起，许多人向空中挥手致意。开战才一天，上海市民对中国空军的热情就已经空前高涨。突然，其中一架飞机上落下1个黑乎乎的东西，越来越大，并且带着吓人的啸声。人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只听得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炸弹正好掉在大世界十字路口。街心的螺旋形铁架上指挥交通的越南籍巡捕被炸得无影无踪马路上出现了1个深约1丈多，直径约两丈的大坑。爆炸之后，东至杭州饭店、西至上海搬场公司、南抵恒茂里，北止虞洽卿路口，马路上象下了一场红雨一般，到处血肉模糊，遍地残肢断体。十字路口周围1000公尺范围内的墙壁、门窗和电杆几乎涂满了血肉和肝脑，当场炸死800余人，伤600余人。
1938年初的武汉，实际上成了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
南京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军事委员会、外交部、经济部、财政部、内务部、航空委员会等重要机关和军政首脑蒋介石、孔祥鹰、冯玉祥、何应钦、陈诚、张群、白崇禧等都暂留武汉;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往武汉,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并，加以扩大。由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博古)、项英、董必武、叶剑英、陈绍禹(王明)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来到武汉。
中国空军志航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29架歼击机在武汉地区上空构成空中保护伞，警惕地防卫着武汉三镇。
1938年2月24日夜，武汉豪华的宴会厅灯火辉煌，乐声悠扬，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举行感大宴会，为奇袭松山机场的苏联志愿飞行队庆功。宋美龄身着浅花旗袍、春风满面、光彩照人。她一手挽着蒋介石，一手挽着雷恰戈夫将军，谈笑风生，显示出第一夫人独特的外交魅力。
为了打击日本空军的凶陷鼓舞陪都市民的抗战意志，1938年6月，应中国方面的请求，苏联航空志愿队的两个歼击机大队在苏普伦少校指挥下进驻重庆机构。这个机群除了十余架“伊尔-15”外，其余的都是性能优越的“伊尔-16”歼击机。重庆的防空力量因而大大增强了。
6月中旬的一天,两个飞行队的日本中型攻击机来袭重庆，苏联歼击机群紧急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4架，击伤多架。日机携带的炸弹在仓促中全部扔到了郊野。在这一年的其他日子里，日机不敢再公然于白昼空袭重庆，只敢乘夜间来袭。
在机场没有夜航设备的条件下，苏联飞行员想尽方法克服困难、夜间起飞迎击敌机。6月20日、苏联飞行员第一次夜间出动飞行员科基纳驾驶装上了大口径机关炮的“伊尔-15”便击落了一架日机。在日机的另一次夜间空袭中，苏联大队长布戴齐耶夫大尉追击敌轰炸机时脱离了僚机，结果被敌机击落、跳伞落在山上。
下面对中华民国空军空战的详细事件全程引述。
空战大事记(1931.8.18-1945.8.14)
（注：大事记涉及的飞机数量，包括击落日机的飞机数量可能跟某些展馆的数量不完全一致，因为这里的数据没有把中缅边境作战中的空战全都列入进来，那是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战事，不能全算是中国国内的抗战。）
一九三一年
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兵突袭沈阳城，次日占沈阳机场，劫夺东北空军飞机262架。
十月五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辽宁省锦州市。八日，锦州再次被炸。
十二月，军政部航空学校由南京迁杭州笕桥机场，迁杭州笕 桥后拥有各式飞机约90架。
一九三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广东空军的15飞机北上助战。
一月二十九日，日本飞机轰炸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被炸毁。
二月五日，中日空军在上海附近首次发生空战，中国飞机被击落一架，飞行员黄航泉阵亡，成为中国空军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人。
二月二十二日，美国波音公司来华试飞员肖特激于义愤，驾驶“波音P-12E”飞机与日机空战，击落日机一架。肖特也被日机击落，不幸牺牲。
二月二十六日，日本飞机两次轰炸杭州笕桥机场，中日空军首次发生空战，中国飞机被击落3架，重伤2架。
二月二十九日，日军通告中国政府，将轰炸沪杭、宁沪铁路。
一九三三年
一月三日，日本飞机掩护陆、海军攻占山海关。
一九三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南京各界20余万人在明故宫机场举行“献机祝寿”大典。
一九三七年
六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聘请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为中国空军顾问。
七月，国民政府设立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周至柔为总指挥、毛邦初为副总指挥。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命空军第二、第七大队进驻河南信阳、第四大队进驻河南周家口，警戒中原。第三大队进驻江苏句容，警卫南京。
八月十三日，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当天下午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进驻河南的空军部队转至江苏、浙江，准备增援陆军在上海作战。
八月十四日凌晨，空军第五大队从扬州机场起飞，追击向长江口逃窜的日舰、炸沉日舰一艘。从上午起空军各大队连续出动，集中轰炸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的各重要目标。下午，中国飞机飞越上海市区时炸弹误落于“大世界”前马路上，市民死伤惨重。日军重型轰炸机从本土起飞，对杭州、广德、南昌、南京等地机场进行“渡海轰炸”。下午2时，大队长高志航率空军第四大队在杭州湾上空与日机激战，激落日军重型轰炸机6架，自己无一损伤，取得“八·一四”空战大捷。
八月十五日，杭州河上空发生空战，击落日机乐木驶的2204号飞机，一举击落日机4架。南京发生空战，击落日机5架，中国空军继续轰炸上海的日军阵地和日舰。
八月十七日，空军第五大队轰炸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飞行员间海文座机中弹后，跳伞落入敌阵，阎海文用手枪击毙日军数人，然后举枪自尽。
八月十九日，空军第二大队轰炸长江口外日舰，分队长沈崇诲和轰炸员陈锡纯在座机发生故障后，驾机猛撞敌舰，与敌同归于尽。
八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作战飞机，并派遣志愿航空队来华助战。
八月二十二日，中国空军首次对上海的日军阵地发动夜袭，此后几乎每夜出动轰炸。
八月二十四日，日军航空母舰出动舰载飞机100架次沿长江轰炸中国。
八月三十一日，中国空军在半个月内，共击落日军61架。号称神勇的日军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被歼，广州首次发生空战，中国飞机8架迎战日本飞机8架，击落、击伤日机各一架。
九月十八日，中国空军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对上海日军目标进行彻夜大轰炸。
九月二十一日，日本飞机22架轰击太原，中国空军7架飞机起飞拦击。日军“驱逐之王”三轮宽的座机被飞行员陈奇光击落。
九月二十三日，日本飞机72架袭击江阴，与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发生激烈海空战，战斗中击落日机4架。海军“平海”、“宁海”二舰中弹沉没。
十月十二日，日本飞机15架空袭南京、中国飞机8架迎战。飞行员高志航、黄泮扬、刘粹刚各击落日机1架，刘粹刚创下累计击落日机11架的纪录。
十月十九日，经行政院会议通过，颁布《空军复兴荣誉勋章授与条例》，以激励空军将七奋勇作战，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营夜袭山西阳明堡机场，毁敌机24架，歼敌百余人。
十月二十二日，中国飞机作战飞机已损失大半，开战时的300余架飞机，至此仅剩81架。
十月二十六日，日本飞机150架对上海大场狂轰滥炸，中国军队死伤惨重。
十一月，“八·一四”空战以来，中国空军已击落日机139架，加上空军高炮击落的37架和陆军袭击机场炸毁的54架，共使日军损失飞机230架。中国空军开始分批赴西北接受苏联援华飞机，首批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随后兰州、武汉、南昌成为苏联志愿航空队的主要基地。
十一月二十一日，刚刚抵达南京的苏联航空志愿队7架伊尔-16歼击机迎战空袭南京的20架日机，击落日机3架，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在河南周家口机场突遇敌机，高志航正欲起飞迎战，被炸牺牲。
十二月一日，苏联航空志愿队在南京五次升空迎击来袭日机，击落日机6架，苏联飞行员安德列也夫牺牲，苏联飞机损失2架。飞行中队长刘粹刚率6架“霍克-3型”飞机赴晋北支援陆军作战，返航时飞机失事，不幸牺牲。
十二月三日，南京空战中，飞行员乐以琴的座机被击中，跳伞失事牺牲。
十二月上旬，苏联志愿航空队随中国空军撤离南京。
一九三八年
一月二日，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日军占领的南京机场，炸毁日机20余架。3名苏联飞行员阵亡。日机23架空袭南昌，中苏空军迎战，击落日机一架。
二月十八日，日机38架空袭武汉。空军志航大队与苏联志愿航空队歼击机29架起飞迎战，击落日机12架。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飞牺牲。
二月二十三日，中苏空军分别从汉口、南昌机场起飞，突袭台北松山机场。从汉口起飞的28架苏联轰炸机炸毁日机40余架，破坏敌机库，烧毁足够用3年的汽油。
二月二十五日，日机59架袭击南昌，中苏空军飞机30架迎战，击落日机8架，中苏空军损失7架。
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天长节(裕仁天皇诞辰)。日军为向天皇祝寿，以54架飞机空袭武汉。中、苏空军64架歼击机起飞拦截，击落日机21架。中苏空军损失21架。空战中，飞行员陈怀民的座机被5架日机围攻，陈怀民毅然驾机撞击敌机，与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同归于尽，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在空战中与日机相撞牺牲。
五月十九日，中苏空军越海对日本本土进行“人道远征。”空军第十四中队23时从宁波机场出发，次日凌晨飞抵日本九州长崎、福岗等地，撒下100万份反战传单。
五月三十一日，日本飞机54架空袭武汉，中、苏空军飞机43架起飞迎战，击落日机14架，中苏空军损失2架。
六月六日，日本飞机40余架狂炸广州，市民死伤2000余人。陈诚在广州向各国记者揭露，抗战以来，日机轰炸广东2000架次以上，轰炸广州800多架次，市民死伤超过5000人。
七月，中、苏空军连续出动，轰炸溯长江进攻武汉的日军舰队和沿江机场。共炸毁敌舰12艘炸伤29艘、炸毁敌机21架。
八月三日，日本飞机68架空袭武汉，中、苏空军歼击机52架起飞迎战，击落敌机12架。
八月十二日，日本飞机70余架狂炸武昌、汉口，市民死伤700余人。蒋介石官邸附近多处中弹。
八月，日军逼近武汉，中、苏空军撤离武汉。中国空军由于消耗严重,能起飞作战的飞机已不足100架。各轰炸机部队转至成都、温江、宜宾等地进行整训，各歼击机部队分驻重庆、梁山、成都、兰州等地，进行空防和训练。
十二月二日，日本天皇发布《大陆令第二四一号教令》，决定对中国大后方实施“航空作战”。同月，日本用于“华中方面航空作战”的陆海军航空部队在武汉完成了集结。
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陆军航空兵团第一飞行团两个中队共22架轰炸机从汉口机场起飞，实施了对重庆的第一次战略轰炸。该日，重庆上空大雾，轰炸基本无效果。
一九三九年
一月，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被撤职，周至柔重新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空军总指挥，黄光锐为副。
二月五日，中国空军轰炸总队的9架轻型轰炸机从成都起飞，在当日夜里突然袭击了山西运城的日本陆军航空兵基地。共炸毁和烧毁日机20架。
二月至三月，日机多次空袭中国空军兰州基地，中国歼击机队升空迎敌。在几次空战中，共击落日机18架，击毙日军飞行中队长3人，其他空勤人员近百人。
四月二十九日，中日空军在陕西南郑发生空战，日机两架被击落，中方损失飞机1架，华侨飞行员刘盛芳殉国。
五月三日，日军轰炸机45架从汉口机场起飞，对重庆实施轰炸。中国空军歼击机30余架升空拦截，在重庆上空击落日机两架。日机轰炸造成惨重损失，市民死673人,伤350人,房屋1086栋毁于大火，是为“五·三大轰炸”。
五月四日，日军轰炸机27架于当日黄昏再次飞临重庆进行轰炸。由于防空部门的错误造成了更为惨痛的损失。市民死3318人，伤1937人，建筑物3803栋毁于大火。是为“五·四大轰炸”。
六月十一日，日军轰炸机27架在日落前空袭了四川省会成都，市民死亡226人，伤432人，大火烧毁房屋4700余间。
六月，苏联航空志愿队两个歼击机大队进驻重庆，15日，在重庆上空与来袭的日本中型攻击机发生激战，击落日机4架，击伤多架。
十月三日，苏联航空志愿队的9架“ДБ-3”重轰炸机从成都起飞，突袭了汉口日军机场，炸毁日机60余架，炸死炸伤日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400余人。
十月十四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重轰炸机大队再一次空袭汉口日军基地，炸毁轰炸机66架，歼击机37架，汽油库一个，弹药库4所，车辆40余辆，击毙日空军少佐2名，空勤人员60余名，陆海军官兵300余名，在空战中，至少击落日歼击机3架。苏联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的座机被击伤,返航途中坠落于万县长江之中、库里中科壮烈牺牲。
十一月四日，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机54架空袭成都空军基地。在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日机3架，击毙号称“轰炸之王”的大队长奥田喜久司大佐和飞行中队长以下空勤人员共19人。中国空军损失飞机3架，飞行员邓从凯牺牲。
十二月十二日，日机6架空袭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祖居，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被炸死。
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日机连续空袭兰州基地，在三天的空战中，中国空军和苏联航空志愿队共击落日机10架。
十二月中旬至年底，中日两军在广西昆仑关一带地区发生激战。中国军队最后收复昆仑关。在这场会战中，中国空军在周至柔的亲自指挥下，多次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并轰炸了敌后方机关和后勤部队，共击落日机14架，炸毁日机15架。
一九四〇年
五月一十八日，日军开始实施1940年度对中国大后方的“航空作战”。从18日开始，日机对重庆外围的梁山、遂宁等空军基地实施了猛烈的“扫荡”。机场损毁严重，中国飞机13架被炸毁。
五月二十八日，日机94架空袭重庆，炸死市民1780人，伤408人，炸毁和烧毁建筑物700余幢。
六月十一日、十二日，日机共出动飞机226架，连续轰炸重庆，在两天之中，共炸死市民2867人，伤635人，损毁房屋1769幢。
八月十九日，日本“零式”战斗机12架为轰炸重庆的轰炸机队护航。这是“零式”飞机的首次投入实战。中国空军未起飞迎战，轰炸造成了山城大火。
九月十三日，日军13架“零式”飞机为轰炸机队护航，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的30余架歼击机起飞迎敌，被击落27架，日机无一损失。至此，日本空军已基本取得了大后方的制空权。
一九四一年
三月十四日，两批日本轰炸机在12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空装成都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的34架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结果，中方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著名空军英雄岑泽鋈牺牲，日机无一损失。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失当被撤职。
此时，苏联空军已经撤出，中国空军不堪一战，大部分飞行员被调往印度接受英美的培训，并准备接收美国援助的飞机。
五月三日，日军开始实施1941年度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
六月五日，日机空袭重庆，当天夜里，重庆较场口防空隧道发生室息惨案，死亡人数近万，是为“大隧道惨案”，重庆防空司令刘峙被报职。
七月二十七日，日机108架分四次空表成都，市民死伤达7700余人，是为抗战中成都最大的一次空袭惨案。
八月一日，陈纳德指挥的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在缅甸同古正式成立，该队共拥有P-40战斗机近100架。
八月三十日，日军重轰炸机27架突袭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一颗炸弹命中蒋的处所“云岫楼”，蒋本人未受损伤，侍卫被炸死2人，炸伤4人。
九月七日，根据日军大本营的指令，侵华日本陆海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飞行部队发出命令，停止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
十一月八日，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美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空军开始协同作战，美国称之为“美中肩并肩作战”。（注：并非单方面援助中国，是共同抗日，日本如果不冒险侵略美国，这个“肩并肩”也就不存在。）
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航空志愿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与日本空军作战。击落日机6架，击伤4架，自己无一损失，取得首战大捷。
一九四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中美空军联合出动，袭击越南河南日军机场，共投弹20余吨重创日军，中国空军二大队第十一中队少校队长郡瑞麟阵亡。
四月十八日，美军的16架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突然轰炸了日本首都东京和横滨、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大城市，给日本国民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是为“杜立德大表炸”。为了报复这次轰炸，侵华日军10万人对浙江和江苏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扫荡”，约有25万中国农民惨遭屠杀，两万妇女被奸淫。
五月，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空运总队中的联队开通，此后的3年之中，通过“驼峰”航线运进中国的物资共70余万吨（注：主要用于缅甸战场，此时，美国有两万多军人和后勤人员驻扎在昆明，生活物资和战争物资都靠空运。）盟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1557名美国机组人员在飞行中以身殉职。
五月四日，入侵云南的日军出动轰炸机50架，空袭滇西重镇保山，当地民众死伤达数万人。
五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国空军和美国航空志愿队连续出击，轰炸企图强渡怒江的日军，日军遭到重创，被迫停止向云南腹地的进犯。
六月十一日，美国航空志愿队在桂林上空迎击入侵之敌，共击落18架日机中的11架，自己损失两架。
七月四日，美国航空志愿队奉命解散，改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陈纳德任指挥官。在七个月的战斗中，航空志愿队共击落日机197架，自己在空战中损失了12架，在地面损失61架。
一九四三年
三月至四月，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师团连续出动大批轰炸机和战斗机，攻击浙江、江西、福建、湘西、湘南、广西、云南等地的中国空军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五月四日，美第十四航空队出动B-24、B-25轰炸机和P-40战斗机共54架，空袭了日军在越南河内、海防和中国海南岛的机场、码头、仓库和炼油厂。中国飞行员参与了此次作战行动。
五月八日，中美空军出动飞机20余架，轰炸了广州天河机场，在空战中13架日机被击落。
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中美空军参加鄂西会战，共出动飞机406架次，攻击了武汉、宜昌、沙市的日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共击落敌机41架，炸毁6架。炸沉和沉伤敌舰23艘。
七月至八月，中美空军同日军航空兵部队在粤汉铁路沿线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空战，双方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九月九日，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师团长中菌盛孝中将的座机在汉口附近上空被中美空军击落。
九月底，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已基本转入中美方面。
十月，中国空军的一、三、五大队同部分美空军组编成中美空军混合团，隶属中国空军建制，由陈纳德担任司令。与此同时，陈纳德开始担任中国空军参谋长。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美空军混合团出动轰炸机和战斗机共30余架，突然袭击了台湾新竹的日本海军航空兵基地，炸毁地面日机30余架，在空战中击落14架。新竹机场遭严重破坏。
十二月下旬，按照中美两国的协议，中国方面在四川成都附近动员了55万民工，开始修建4个供B-29重型轰炸机使用的大型机场。（注：主要是服务于太平洋战场）
一九四四年
三月，日本关东军的两个飞行团，3个飞行大队和7个飞行队奉命调入中国派遣军，与第三飞行师团合编为第五航空军，由山下琢磨中将任军司令官。
四月至五月，中美空军参加中原会战，共出动119次，击落、击毁日机166架。
五月至六月，中美空军参加长衡会战，共出动349次，击落、击毁日机122架。
五月下旬，第一批16架B-29重型轰炸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起飞，安全降落在刚竣工的成都新津机场。随后的几天中，100多架B-29降落到成都附近的几个大型机场。
六月十五日，第一批共63架B-29重型轰炸机从成都附近的几个机场起飞，在当天夜里轰炸了位于日本九州的八幡钢铁厂，从而揭开了盟军对日本本土大规模战略轰炸的序幕。
九至十二月，中美空军参加桂柳会战，共出动316次，击落、击毁日机94架。在多次出击中，中美空军还袭击了日军的机场、桥梁、铁路枢纽、运输列车、船只和仓库，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至此，日本飞机已经在华东、华中、华南的上空绝迹。
十二月二十八日，美第二十轰炸机集团的84架B-29重轰炸机和第十四航空队的72架B-25中型轰炸机对汉口日军基地和日租界实施了首次“燃烧弹集中轰炸”，战果辉煌。
一九四五年
三月至四月，中国空军参加鄂豫边会战，成功地进行了5次陆空协同作战，予敌重创。
三月十日，美第二十轰炸机集团出动B-29轰炸机共333架、对日本首都东京实施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燃烧弹集中轰炸”，大约13万东京市民被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烧死（注：这个说法没有在美国的二战其它资料中涉及，死亡人数相当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伤人数，存疑）。此后，美军又连续出击，轰炸了日本的其他大城市，基本摧毁了日本的工业能力。
四月至五月，中国空军参加湘西会战，共出击300余次，予敌地面部队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参加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
八月三日，中国空军一大队四中队飞行员颜邦定等人在随美机出击洞庭湖及湘江敌兵船时，被击中阵亡，他们是抗日战争中最后一批为国捐驱的中国空军人员。
八月十四日，中国空军五大队飞行员沈昌德从芷江机场起飞，到湖南宝庆上空进行气象侦察，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完成的最后一次作战任务。
编于2025年8月23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