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期间，我先任冶金部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1960年6月又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物资总局第一副局长。作为经委副主任，仍分管冶金工作。这期间，我列席或参加了一些中央会议，亲身经历和参与了“大炼钢铁”的全过程。在那个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的年代，我也满腔热情地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全民关心钢铁，对从事钢铁工业的我来说，的确是喜出望外。我们都很想借此“东风”作出一些成绩来，所以做了许多头脑发热的蠢事。最深刻的教训，就是片面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忽视现实可能性；片面强调重点突破，忽视综合平衡；一味强调高速度，追求数量指标，忽视质量、成本、效益。

　　我国钢铁工业在“一五”时期取得了巨大发展，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1957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编制的1958年钢产量指标是610万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国家经委提出的1958年计划草案把经济发展指标分为两本账：第一本账是必成的指标，即钢产量624.8万吨，生铁产量739.6万吨；第二本账是期成的指标，即钢产量700万吨，生铁产量800.1万吨。南宁会议后，1958年的计划指标第一本账未变，第二本账则改为钢产量711万吨，生铁产量895.3万吨。此外，又增加了第三本账，即钢产量883万吨，生铁产量940万吨。如此高速发展的指标，不仅外部条件不具备，在钢铁工业内部，如原料供应、机械、动力、运输设备等许多薄弱环节，都保证不了钢铁企业正常生产。

　　1957年3月，我为《冶金报》撰写的社论《采取积极措施克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重点强调了当时钢铁工业内部存在的这个问题。但是在当时那种态势下，钢铁工业只能带着“病”，跛着脚开始“大跃进”。1958年钢铁工业“大跃进”的目标，就是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这个指标更加严重脱离实际，是当时生产能力的两倍。最后的结果说明，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头脑发热的典型表现。

　　1958年3月初，王鹤寿部长召集冶金部党组成员和部分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开会，连续务虚一周。大家对我国1958年的钢铁生产形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钢铁工业还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3月21日，王鹤寿在成都会议上作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报告，提出把红与专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二五”计划期间可争取达到1050万~1200万吨钢。

　　毛主席对这个报告非常赞赏，号召其他部门也要像冶金部一样，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克服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此后不久，毛主席提出了“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的目标。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从字面上讲并没有错，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也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与建设的热情。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指导思想实际包含了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成分，加上在宣传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实际是助长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思想和做法。

　　八大二次会议修改的“二五”计划指标，较之八大通过的计划指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生产提高了20%~50%，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工业生产提高了一倍，钢产量由1050万~1200万吨，提高到2700万~3000万吨。这次会议以后，各地区、各部门继续修订计划指标，又提出了更加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五年以至三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第四十条规定的粮食产量目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求五年以至三年内实现赶上英国的目标。

　　1958年6月7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的《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中，乐观地预计1962年钢的产量为6000万吨，比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指标提高了一倍。6月中旬，国家计委汇总各地报上来的数字，向党中央提出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850万~900万吨。

　　在中央领导讨论提高钢铁生产指标的同时，各协作区也在开会研究修订计划指标。6月16日，华北协作区会议在山西省太原迎泽宾馆召开，会议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主持，研究了华北地区钢铁“大跃进”的规划和布点。我代表冶金部参加会议，部长助理徐驰、计划司副司长赵岚也一同参加。会上，大家思想解放，敢想敢说，开了有大半个月。在生产指标层层提高的情况下，这次会议也不例外。1958年初，按全国产钢711万吨的计划（第二本账），华北协作区的计划是106.25万吨。从华北地区钢铁工业能力来说，这个指标已经很高了。但是，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把1958年华北协作区的钢产量计划指标提高为138万吨，1959年预计达到600万~700万吨，1962年预计达到2000万~2180万吨。

　　为了达到这些“大跃进”的目标，华北各个省市在会上都强调自己的条件好，要求加快发展。北京要发展首钢；天津已开始建设北仓钢铁基地；内蒙古除了包钢之外，还要新建呼和浩特钢铁厂；河北的口气最大，南有邯钢，北有承钢，老钢铁厂唐钢也要大发展；山西除了太钢以外还有阳泉、长治，又要在临汾建设钢铁厂。这次会议规划华北协作区钢铁工业发展的具体布点为：建设包头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石景山钢铁公司、唐山钢铁厂和天津钢铁厂5个大钢铁厂；搞18个中等钢铁厂，包括邯郸钢铁厂、长治钢铁厂等；搞100个小钢铁厂，实际上就是100个小铁厂。记得当时全国有种说法叫“三大五中十八小”，华北则叫“五大十八中一百小”。

　　为了在华北五省进行大规模的钢铁工业建设，各省都成立了冶金局。在会议期间，我和赵岚都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搞这么多项目，必然要向我们要投资，可我们哪有这么多资金呢？

　　1958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头，面对夏粮大丰收的形势，农村刮起了高估产、“放卫星”的风潮。“敢想、敢说、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农业“大跃进”的形势给工业“大跃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1958年6月18日晚，毛主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等谈话。主席赞成提高钢铁产量指标，经过讨论研究，提出1958年产钢预计数为1000万吨。

　　第二天，即6月1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又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继续商量。毛主席问王鹤寿：“去年钢产量是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就在这天晚上内部商定1958年钢产量为1100万吨。

　　8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我作为冶金部部长助理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对浮夸风造成的农业大幅度增产的假象异常兴奋。会议不仅没有纠正已经出现的浮夸风，反而认为1958年粮食产量预计可达到6000亿~7000亿斤（以后经过落实只有40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亿~10000亿斤。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写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已经很高的指标又翻了一番，要求1959年产钢2700万~3000万吨，1960年产钢5000万吨，1962年产钢8000万吨到1亿吨。头脑发热到天上去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究竟应该定为多少？北戴河开会时气温高，人的热情也高，冶金部的同志又惊又喜，喜的是钢铁地位捧上来了，惊的是产量真能上来吗？因为这个指标远远超出了现实。冶金部副部长刘彬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汇总各大协作区上报数字，当年产钢1240万吨有保证。会议决定：内部计划指标1100万吨，公布指标1070万吨。

　　对1070这个数，毛主席虽很高兴，可心里仍不踏实。会后，他专门找有关地方和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太原市委书记麻书贵、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和重庆市委书记阎红彦，还有鞍钢、武钢、太钢等大型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中央各部门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王鹤寿、刘彬和我。

　　毛主席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报的数字究竞行不行？他一个一个地问大家，会上没有一个人说不行的。毛主席问王鹤寿，王鹤寿讲：“主席亲自抓，看来可行。主席号召，大家动员，潜力可以发挥出来，完全可以做到。”毛主席问刘彬，刘彬也说行。毛主席问我，说实话我很难回答。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人，头脑虽热，但心里不托底，说行，完不成怎么办？我只好讲：“我们冶金系统的10个生产环节里，每一个环节都有一面红旗，矿山、耐火材料、炼焦、炼铁、炼钢、轧钢、机械、辅助单位都有，只要大家都能够达到10面红旗的标准，完成钢铁任务就没有问题。”毛主席问薄一波，薄一波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主席，大家都认为可以，而且汇总的数字超过了翻一番，请主席考虑是否把数字在报纸上公布，登报以后，让全国都知道，大家奔着一个目标去，有可能完成。”实际上薄一波有看法，他信心不足，但毛主席又强调一吨不能少，而且关于这个指标国外也知道了，已经骑虎难下。听了大家的回答，主席说：“好，发表还是1070万吨，剩下的几十万吨装起来，作为准备。”并说：“公布也有道理，有利于动员群众。”当场薄一波拿起电话告诉起草公报的胡乔木：“明天见报。”于是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就写进了会议公报，从此，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就成了钢铁工业“大跃进”的动员令。

　　后来，毛主席问陈云1070万吨究竟怎么样，陈云很谨慎，说要调查研究一下。他对会议确定的1958年钢产量计划指标持怀疑态度，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他找王鹤寿和我谈话，仔细询问了钢铁生产情况。我们向陈云介绍小高炉、小转炉的技术情况，告诉他“两小”技术上能过关，还举了唐山钢厂、上海钢厂搞转炉的例子，同时也汇报了建多少小高炉、多少小转炉，需要多少钢材和耐火砖等，并且说鼓风机、卷扬机已经开始大量制造。陈云听后，打消了疑虑。他对毛主席说：原来有点怀疑，听了冶金部算的细账后，看来“1070”有可能。

　　钢产量要翻番，如何翻？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就是大量建设小高炉、小转炉，走“两小”路子。实际上，当时在冶金部党组和大企业负责人中，对“两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1958年3月初，冶金部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多数人认为，小高炉、小转炉技术已过关，建小高炉有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搞小高炉的经验，鼓风机、卷扬机、耐火砖搞起来也比较容易。小转炉有大转炉经验，不用煤气，吹风就可以使原料自身的杂质氧化转化成转炉的燃料，比较容易建。所以，多建小高炉、小转炉，可以大幅度地增加钢铁产量，计划到6月在全国建成一万座小高炉、200多座小转炉。正因有了这个基础，冶金部才敢于拍胸脯。我们向陈云汇报的依据也是这一点。毛主席后来在武昌会议上说的“两小无猜”，就是指的小高炉、小转炉。

　　另一种意见虽属少数，可态度坚决。就是以鞍钢副总经理马宾为代表，并得到包钢总经理杨维等人的支持。马宾认为，炼出合格的钢铁是有条件的，这是客观规律，不能违反。他说大量搞小高炉、小转炉，在技术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不合算。对马宾的意见，当时大部分人听不进去，为此，治金部曾召开会议想说服他，但最后也没能说服得了。后来被点名批评，并被免职，1959年调到辽宁朝阳地区办钢铁厂去了。在东北批判马宾的时候，内蒙古也在批判杨维。此外，时任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高扬也提出反对意见。一次高扬到河南调研，参观炼铁先进县一禹县，发现农民炼铁，一是炼出的铁质量太差，二是浪费太大。他向河南省委提出意见，说不能再这样干了。河南省委把高扬的话报到北京，于是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批判高扬，高扬不服被撤职，下放到贵州矿山机器厂当了个副厂长。

　　经过这一系列批判，许多懂技术的领导于部和技术人员都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本来小高炉、小转炉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合理，是一个技术和经济问题，不应用政治标准来评判。以后的实践也证明，马宾、杨维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人们都是以政治标准来衡量。况且“1070”已经公布，冶金部话已说出，重任在身，不上“两小”怎能完成，完不成，政治影响太大！

　　“1070”公布后，我们感到既兴奋又沉重。兴奋的是有毛主席亲自抓，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钢铁工业可以大发展；沉重的是作为专业部感到任务太重，担心完不成。毛主席也坐不住了，他亲自下去调查研究。他先是到了武钢，一看形势很好，武钢正处在即将投产尚未正式生产的时刻，厂里干得热火朝天，毛主席很高兴，说：长江下游看了一下，心里托底了。从武钢出来后，紧接着到了马鞍山钢铁厂，看到形势并不像介绍的那样好，那里面临的困难很多。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说：从马鞍山的情况看，“1070”有问题，究竟行不行，我有些怀疑了，睡不着觉了。王鹤寿知道这一情况后，压力更大，多次找我们谈话。他说：“完不成任务，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事关党和毛主席的威信。大家动手，全民动员。”大家表示，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也要拼命干，想什么办法也要完成“1070”。

　　可是，热情代替不了科学。1958年1一8月全国仅生产钢400万吨，也就是说，要用剩下的四个月时间生产600多万吨钢，靠现有钢铁厂，包括治金部安排的小高炉、小转炉（人称“小洋群”），也没法完成这么多钢铁生产任务，只能靠土法上马了。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动员并开展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据后来的统计，全国有6000万人上山找矿、采矿、挖煤、砍树，建起了上百万个小土炉、小土焦炉，土法、洋法一齐上。一时间“小土群”遍地开花。

　　严峻的问题出现了：本来寄予厚望的“两小”（小洋群），先前虽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由于配套产品质差、量不足，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如耐火砖质量差，本来一座小高炉建成至少应该使用一年，可当时建的小高炉十天八天就烧穿了；小高炉建了那么多，没有焦炭，就用煤和土焦代替，炉温达不到1600度，结果炼出的铁人们叫它烧结铁，含硫也很高，用这种铁炼出的钢轧出的钢材很脆，不能用。

　　当时治金部除了拼命抓“两小”还有一张牌一抓大钢厂，派人下厂督战。我一年去了四次鞍钢坐镇。那时鞍钢的设计能力为年产钢600万吨，当年实际能力不过300万~400万吨，要求它产钢600万吨，只能顾数字。于是大家只好想办法，在炼钢的平炉里“多装快炼”。“多装”要装到什么程度呢？最紧张的时候，装到不是从平炉“耳朵眼”向外流出铁水，就是从吹煤气口往外流铁水。厂长何进比较实事求是，他一看到这种情况，大喊大叫着冲上去了，说可不能这样装了。可是，不多装怎么能多出钢呢！那么，“快炼”又是快到什么程度呢？炼钢必须造渣，而且要造几次渣，要有氧化期、还原期，这样才能把钢炼出来，但提出“快炼”以后干脆把这个过程简化了，只要把炭脱掉了就行了。

　　这样炼出的钢质量很差，好多钢不能轧钢材。“多装快炼”还导致炼出的钢水多，钢锭模子少，没有地方倒钢水。钢锭模子原本是铸铁做的，因为缺少钢锭模子，大冶钢厂发明用沙模代替钢模，就是在地上挖个坑，填上沙子，打个洞作为模子，钢水就往沙模里倒。结果钢锭浑身都是眼，根本不能轧钢。

　　我们还到全国各地去督战。虽然各地大办钢铁热气腾腾，可是生产都不理想，小高炉真正顺利的没有几个。小炉子的炉温本来就低，达不到1600度只能连渣子带铁一起出来。我们看了以后心里很沉重。

　　广西鹿寨县的农民群众没有炼铁知识，可是又要完成分配给他们的炼铁任务。他们就想出个奇招，选了个山沟，把两个山口堵住，把山上的树砍下来，山沟里放上矿石，然后点火烧，烧了三天三夜，说炼出了多少吨铁。冶金部副部长夏耘到那里一看，说这哪里是铁呀！听夏耘这么一说，当地老百姓抱头痛哭，说辛辛苦苦几昼夜，炼出来的竞然不是铁。夏耘一看这种情况，也不敢说这不是铁了，只好违心地说是铁。农民群众听了就说，冶金部副部长说是铁，那就是铁。后来冶金部的电话会议上把这种做法作了介绍，鞍钢的总经理袁振听到这个消息后，明知没有道理，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于是就在大孤山铁矿附近的一个小山沟里堆了些矿石，放上焦炭封起来烧。大家都明白，这是烧不出铁的，无非是应付一下。

　　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江西吉安县的农民挑着担子给一个炼铁的高炉送矿石，每次送去矿石，都要写“今天收到××担矿石”，炼铁工人问农民：“一吨是多少？”农民回答：“一吨就是一担”，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挑子。所以，那个地方报多少吨，实际可能就是多少担。

　　那么土法究竞能不能炼钢？能，但要有条件。1958年12月，我参加武昌会议时，听说湖北省麻城县有几百年土法炼铁炼钢的经验。会后，我专门去看了一看。他们是用铁砂和木炭炼铁炼钢。铁砂是从河的上游流下来的，经过自然淘汰，到了麻城，河里有一层层的黑砂，再经过水淘洗，是较纯的铁砂。铁砂与铁矿石不同，它的接触面大，容易还原。木炭又是很好的还原剂。炉子是两节，人力鼓风。人们一边拉着风箱还一边唱山歌，真像李白诗中所描写的情景：“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炼出的铁水倒在坩埚里，但实际不是炼钢，而是炒钢，经过搅拌就成了带杂质的钢，稍成形就拿出来锤打，目的是把杂质锤打掉。这还算是不错的钢，因为是千百年形成的传统工艺，拔出的铁丝也不错。

　　专家们认为这是成功的经验。但是没有麻城的特殊条件不行，而且这种生产方式规模很小，不可能扩大。我的家乡河南南召县，原来也有个炼铁厂，是铸锅炼铁，也是用河里的铁砂和木炭炼铁。1958年冬，这个县建起许多小土炉子炼铁，群众都到山上伐木烧炭。当时《冶金报》报道这个县日产1000吨铁，我大吃一惊。“大跃进”把我家乡伏牛山上的树基本上都砍光了。

　　“大跃进”造成了整个冶金工业的破坏，不仅设备，连“软件”也在劫难逃。在那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年代，笑话闹了不少。鞍钢一位负责人突发奇想，他认为破除规章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提出要像烧地主的地契一样把所有的规章制度全部烧掉。此事被中央工业工作部一位处长反映给李雪峰，李雪峰告诉王鹤寿，要冶金部派人去鞍山检查处理。王鹤寿让我去制止，可是晚了一步。当我到鞍钢时，辽宁省委书记喻屏已在那处理此事。烧毁规章制度这件事，使鞍钢遭受了很大损失。规章制度是客观的东西，是科学，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用血的教训写出来的，怎么会阻碍生产力了呢？鞍钢大石桥镁矿的大转窑是苏联帮助设计的。

　　在破除规章制度中，大转窑一位工程师悄悄把操作规程藏起来，这事被一个青年工人揭发出来，厂里要批判他，他只好拿出来烧掉。结果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很长时间大转窑无法正常生产。在“大跃进”那个年代，经验教训实在太多，真的是无奇不有。

　　1958年风调雨顺，本来是个农业大丰收的年头。可是到了秋收，由于强壮劳力都大炼钢铁去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结果丰产不丰收，一些地方粮食没抢收回来，棉花没抢收回来，白白烂在地里。那年秋天，我从南方回京路过邯郸，从火车车窗向外看，大田里棉花已经熟透了，棉桃却没有人摘，落得满地都是，令人痛心。

　　在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中，毛主席并不放心，他亲自下去做过许多调查，当时传达他的讲话也比较多。记得1958年11月1日，毛主席的专列在河南新乡火车站停留，邀请新乡地委及几个县的负责人汇报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办钢铁时的一段对话，令人深思。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毛主席：“林县有林吗？”

　　杨贵：“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树木，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

　　毛主席：“你们一天能炼多少钢铁？”

　　杨贵：“大体两三万吨，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

　　毛主席：“灰生铁有多少？”

　　杨贵：“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毛主席连连摇头，把目光投向在座的其他人：“这个情况可能有普遍性吧！”又问：“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杨贵：“地委让上15万，我们才上了五六万。”

　　毛主席：“五六万人怎么住？”

　　杨贵：“住在野地里。”又说：“今年庄稼长势好，是个大增产的年份，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毛主席：“怎么回事儿？”

　　杨贵：“强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

　　毛主席点了点头，接着问：“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现在还不多，但已有苗头。”

　　毛主席不停地摇着手说：“太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不敢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建设小高炉，其他人赶快撤下来。”

　　毛主席经过亲身调查研究，也冷静下来，率先提出纠正他已觉察到的“左”的错误。11月，他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到10月产钢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头脑里尽是钢了，农业没有人抓。现在支票开得太大，恐怕不好。他要大家读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头脑清醒点。他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否定商品、商品交换，否定价值法则和按劳分配等”急急忙忙往前闯的错误思想，提出“价值法则是一所大学校”，批评陈伯达提出的“按人口比例，我们中国必须生产4亿吨钢”的论调，说：“生产这么多钢，是能吃还是能穿？先不说可能不可能，首先是需要不需要。”

　　临近12月了，把全国产钢的数字一统计，离完成1070万吨钢还差一大截。中央领导很着急，治金部领导和地方领导更紧张。那时，冶金部几乎每星期开一次电话调度会，让派往各地的督战人员汇报情况。

　　我的印象里，电话会议就是从那时开始普遍使用起来的。为完成任务，冶金部想尽了各种办法，就连冶金部机关大院都盘起了小土炉子炼钢，其他部委的机关里也盘起了不少小土炉子炼钢，许多省、市、县等地方机关也盘起了小土炉子炼钢。不只是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也都投入到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全国到处都在收集废钢铁，农民把做饭的锅都砸了，可炼出来的都是废钢，真是劳民伤财！拼死拼活干，到年底全国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可是合格的钢不过800万吨。

　　这年11一12月，毛主席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要冷热结合、压缩空气。他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规律。头脑要又冷又热，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力图澄清当时思想认识的混乱。

　　实际上人们发热的头脑在怕右、不怕“左”的状态下，并没有冷静下来，在编制1959年钢铁计划指标时再次显露出来。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曾议定，1959年产钢2700万~3000万吨。实践证明，搞1070万吨钢都非常困难。那么，1959年的钢铁指标怎么办？毛主席说：要总结经验，搞这么一点铁，这么一点钢，要6000万人，我们中国究竟有几个6000万人？这个总不妙吧！他又说：我们这次唱个低调，把膨胀的头脑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但是在讨论中，大家发热的头脑并没有冷静下来，有人说可以定3000万吨，有人说2500万吨，有人说1600万吨就不少了；也有人说内定1800万吨，公布1600万吨。最后中央决定，钢产量指标由2700万~3000万吨降为1800万一2000万吨。后来的实践证明，这还是个高指标。当时虽然在“压缩空气”，但仍然没有摆脱对高指标的迷恋，后经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确定钢产量指标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会上，毛主席就生产指标问题，提出“计划要留有余地”，提出“质量第一，品种第一”。毛主席还作了自我批评，说：发生了错误，我也有责任，不能怪人家浮夸，我们听进去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于会议确定的指标能否达到，他仍不放心。

　　4月30日，周总理主持会议，再次研究钢铁指标问题。会上，邓小平、陈云都提出指标要退下来，要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退到可靠的阵地，然后再前进。5月2日至24日，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又研究这个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冶金部提出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可从1800万吨退到1650万吨。薄一波说，经委的意见，钢生产指标退到1400万吨。说实话，陈云抓这件事，我们都高兴。他和中央财经小组与我们座谈了一个星期，针对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以及有关情况，一个厂矿一个厂矿地详细询问。陈云十分认真、细致，他甚至询问到每一个矿山的地质储量、开采能力、运输方式、运输能力、路途远近、选矿设备、采矿的机械化程度等。最后根据综合生产能力，他建议1959年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陈云说：我总在想，与其把脖子吊起来搞1800万吨、1650万吨，不如脚踏实地搞1300万吨。会后，陈云向毛主席报告，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发言。他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群众会泄气，我看不见得。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毛主席对陈云的建议很重视，于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1959年生产指标调整为：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事实再次证明，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冷热结合方针的。这件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6月5日，李富春找我们冶金部的几个同志谈话，希望打通我们的思想。6月25日，彭真专门把鞍钢的杨士杰找来，要了解鞍钢生产情况究竞怎么样，王鹤寿和我参加了这次交谈。可见，中央领导都十分关心钢铁生产情况。

　　对完成1959年钢铁任务，大家仍寄希望于“小洋群”。在1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提出，要实行定点、定型、定组、定员、定领导的“五定”方针。冶金部也组织全国冶金设计力量对“小洋群”的资源、厂址、交通、动力、设备，生产、建设、成本，劳动力等做了全面调查，从经济的合理性对各地小型钢铁厂的发展前途做了研究分析，有区别地解决其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规划布点时，对没有生产条件的小钢铁厂限期下马，这样，1958年大办钢铁时建的小土炉全部停产。

　　小高炉炼铁含硫太高的问题，关键在于矿石和焦炭的质量。这时，黑色冶金设计院和钢铁研究院在河北涿州建了一座小焦炉叫红旗2号，设计比土焦炉先进一些，有推焦机能把焦炭从碳化室推出来。我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可以推广，回来商定拟限期建成1500座。不料，在我向国家经委汇报时，都不同意，说冶金部不接受教训，不顾实际可能，是劳民伤财。对这种批评我当时心里很不服气，认为不走技术改造的路子，小高炉很难发挥作用。

　　4月28日，薄一波主持经委生产会议，对1958年大办钢铁进行检查。他在会上严厉批评冶金部牛皮吹得太大，摊子铺得太大，建设那么多小高炉，用什么来“喂”它？算生产能力的时候，只数炉壳子，不讲综合能力。他认为小高炉、小转炉搞那么多，效果很差，毛主席说的“两小无猜”，那是原谅我们的话。接着，他批评治金部又要搞小焦炉的做法是错误的。他问：小焦炉的风机需要多少？小焦炉的煤炭没有经过洗选，能脱硫吗？焦炭里含硫那么多，能炼铁吗？汪道涵、李锐、彭涛等也都发言，批评冶金部，说冶金部在毛主席那里“打保票”，到处铺摊子，造成那么大的浪费。说实话，对这些批评，治金部也不服气。

　　1958年下半年冶金部铺了个大摊子，但1959年想收摊也很难，想下也下不来，因为指标还压着呢！把铁的质量搞上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焦炭上做文章。因为没有生铁的质量，就没有钢的质量，没有钢的质量，又怎能有好钢材？没别的办法，我在济南召开生铁质量会议，还是介绍了红旗2号焦炉，希望推动这个技术。

　　1959年，仍然是治金部紧张的一年。在部机关里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大家都下去督战了。我所到的工厂，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都在拼命干，许多人眼睛都熬红了。1300万吨能不能完成，我也有问号。难哪！一方面要义无反顾，尽力去争取：另一方面也实在担心，思想压力特别大。

　　1959年拼搏下来，产钢1387万吨。这才松了一口气。后来大家讲，这真是打了一场烂仗。

　　来源：《袁宝华回忆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05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