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制”这个概念，并非开始于改开之后，而是有着很久的历史渊源。

　　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中，专制、伪善的周朴园和亲生儿子鲁大海相遇，鲁大海怒斥周朴园，说他“承包”江桥的时候，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两千多小工，每个小工的命给他换来三百元的进账。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记忆里，社会就是所有人在一起做事，然后再一起分配粮食、食用油和猪肉。但长辈们闲聊，时不时会说到“三自一包”这个概念，觉得很新鲜，但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正含义。

　　大集体是1983年解体的，但“承包制”是1978年以后就出现的。先是在农闲的时候，允许社员到外面承揽一些私活儿，挣一些外快补贴家用，比如头脑灵活的人跑到广州贩运一些电子产品、服装鞋帽，到集贸市场销售，挣个差价。

　　大集体后期，生产队里也开始实行“家庭承包制”，土地耕种环节中，机械化作业，或者需要很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由集体来完成，其它类似锄草、松土、割麦等都可以|“承包”给社员自主完成。

　　大集体解体后的“承包制”，是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从耕种到收获的每一个环节，都由家庭独立完成。但是，这种生产体制有一个前提，以前二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农机具、水利设施，譬如水渠、水井，水泵还都是集体财产。如果这些基础设施不复存在，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

　　分田单干刚开始，的确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用队长吆喝，不需要保管会计，每个人都会算计自家的活计。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教师，只要回到家里，也会跑到地里干活。

　　时间长了，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水渠坏了，或者被人蓄意破坏，没人维护；水泵坏了，需要摊钱维修，有人不想出钱；纵横交错的田间道路坏了没人管理。直至到最后，每家每户都得购买一套农机具，所以一段时间小型农机具十分畅销。

　　至今，“家庭承包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不然的话，很多土地就不会撂荒。现在的农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要么进城生活，要么住在乡村，但基本上脱离了土地，而耕种土地的模式又换成了“土地流转”。

　　这些变迁，是生产上的一些尝试，好了就继续下去，不好了就改变一下。但这种生产模式，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及其深远的。公社的集体企业被“承包”，乡村的集体化企业被“承包”，由此产生的收益，基本上和普通农民已经没有关系，第一批先富者就是因“承包”而富的。

　　接下来，城市道路、住宅等项目都可以“承包”，承包者叫做包工头。在每一个工地，都有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农民工，他们披星戴月，一天得干上十几个小时，又制造出一大批百万富翁。

　　再接着，社会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集体时代，一家弟兄几个结婚后，很多还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而后来大家庭很少见了，社会上很流行小家庭，即结婚就分家。

　　人人只为自己，成为社会时尚，有利则上，没利则下。老人赡养，几个儿子平摊费用。儿子们不和谐，甚至把老两口分开进行“承包”。

　　街坊有一对儿老夫妇，夫妻恩爱几十年，晚年的时候，被两个儿子强行分开“承包”。因为弟兄不对付，所以老两口也不得相见，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这种社会理念进一步演化，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听一个到江浙地区打工的年轻人说，当地政府把很多事情都包给那些有背景的“外包公司”，诸如公安、城市管理，甚至监狱管理都由外包公司“承包”，再让打工者去干。“临时工”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

　　身边的环卫工人，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而这些人的直接管理者就是“外包公司”。真正注册的环卫工人，则是领着高工资，什么活儿也不需要干的城市人。

　　中国人，尤其是一部分精英，非常迷信。譬如春秋时期宋国那位呆子，看见一只兔子“触株而死”，就什么都不干了，日夜守着那个树桩，等待下一个兔子被撞死。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无法阻挡的。

　　每一项社会改革措施，也都有它的时效性。隋文帝的“科举制”在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到了1905年，还是寿终正寝了。

　　眼下，中国正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时代，社会的组织和管理，也得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而改变，否则将会有损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