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晚年一直挂念着他老人家身后中国会走什么道路、中国人民会不会再吃二遍苦的问题。从1973年底开始，毛主席曾发动过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然而，对于这场运动，毛主席当时没有发表具体的阐述，以至于今天我们对它的作用和意义不甚明了。
近段时间，笔者翻看了几十年前“批林批孔”时期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林批孔”文章，感觉这些文章介绍了很多古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业绩，显得很“专业”（ 注：当时的人们都知道把批林与批孔联系在一起，是与林彪把孔子的“克己复礼”视为唯一为大的事情有关。林彪在1969-1970年间多次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字并作为条幅悬挂于自己的卧室。1973年该条幅被发现后，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却不能很好地诠释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这里不揣冒昧，试着阐述一下对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毛主席当年发动“批林批孔”的意义。
（二）
孔子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意即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这是一种耻辱。孔子进而还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 述而》）就是说，如果可求富贵，即使从事卑微的工作，我也愿意为之。儒家认为，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只要你肯干，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你就可以先富起来。这样，儒家就成功地把能否致富的关键，推给了个人；即使不能致富，也不要怪别人、怪社会。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产品支配着生产者，物质财富统治着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财产关系为核心。这样，就产生了阶级，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产生了阶级斗争。一部分有了“恒产”的“先富者”， 凭着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靠获取他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断致富。“后富”的劳动者却不能拥有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他们“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就是剥削产生的原因。试问，如果一个国家两极分化严重，这个国家还能算“邦有道”吗？底层群众在私有制经济下、特别是经济危机之下时，处于生活危机、生存危机的状态之下，这是被剥削者的耻辱，还是剥削者的耻辱？
儒家是极力为统治阶级“喂蚊”的，它当然不赞成奴隶们起来反抗。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奴隶大起义，一个起义领袖叫柳下跖、一个叫庄屩，孔子等儒家大知识分子都把柳下跖称为“盗跖”，认为奴隶起来造反就意味着做强盗。儒家希望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都能够“克己复礼”，即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要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虽然儒家也声称“民为贵，社稷次之”、“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其目的是希望统治者在维护家天下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永生永世统治人民。儒家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统治者可以告诉老百姓怎样做，却不可告诉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这就是儒家提倡的“驭民之术”（或叫愚民政策）。那么，在既有的剥削制度下，怎样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为统治阶级“喂蚊”呢？孔子曾经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只怕分配不合理；不怕人口稀少，而怕境内不安。“均”，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说孔子主张平均主义，其实大谬不然。汉代大儒董仲舒解释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大意就是说，富人太富了就骄横，穷人太贫穷了就要忧患，因此统治者的统治之道就是要调节，富人不要让他太富了以至于骄横，贫穷的人也不要让他太穷了以至于忧患，这样求得上下等级制度的平安。
宋代大儒朱熹则解释说：“谓各得其分”。这些解释，都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使贫者富者都能“各得其分”，不至于过富或过贫，以求社会的安定。由此可见，在贫富问题上，儒家主张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先富带后富”，这是儒家坚定不移的社会理想与伦理目的。儒家认为，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根本因素是什么？是私有制，这个根本问题是儒家永远都闭口不谈的），是社会乱源之所在。儒家除去主张“调均之”以求“上下相安”（即协调好贫富关系，防止底层群众造反，维持安定）之外，还主张“生财有道”，主张即使致富了，也要“戒奢寡欲，洁身自好”，即使掌握了剥削别人剩余劳动的条件，也要“以财发身，兼济天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向劳苦大众做一些施舍，更要做到“富而好礼”，即是要求为富者秉持敬畏之心、怀仁义之德、灭贪欲之念，强学达性、积善成德，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儒家认为，如果天下的商人和富人均能“好礼”，则乱源可绝，社会将趋于和谐，天下可平也（这是私有制下永远无法达到的封建梦）。
儒家的方案，描绘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最高治国梦想。儒家学说承认阶级差别、提倡阶级调和，号召底层群众“克己复礼”，同时号召“先富者”要“富而好礼，兼济天下”。孔子把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仁”。阶级调和、“先富带后富”，这是儒家“仁政”所追求的目标。
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就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致信张闻天时曾指出，孔子的所谓“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1964年8月，毛主席在同部分理论工作者谈话时又指出：“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毛主席晚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之一，恐怕就是要防止和杜绝走资派上台之后，一边实行剥削制度、推行等级制度，一边又高喊“仁爱”之辞，或者在保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搞一些改良主义，借此欺骗人民。
（三）
本来，毛主席批孔，是一以贯之的。有人说，毛主席“早年尊孔、晚年批孔”，这纯属胡说。“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口号，那时候，毛主席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革命者，他对孔孟之道的看法，肯定与五四时期的其他革命者没有差别。五四时期，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批孔，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那么，毛主席晚年为什么又专门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不是要给其身后的中国人民留下什么思想遗产？
据毛主席身边的人回忆，毛主席晚年曾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造反时批孔，建起封建王朝就尊孔。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抬出来，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或许，这就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四）
纵观孔子学说及整个儒家学说，可以概括地说，儒家承认阶级差别、允许阶级差别，但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儒家估计到社会可能会产生两极分化、发生贪污腐败，但它只允许对社会进行改良，不允许人民起来革命。在今天，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有的人一边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一边又把孔子那一套搬回来？我们说，这不是可能，而是现实中已经有之。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队伍里，就曾出现过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学者”，他公开叫嚣“尊孔”，他认为孔子才是最讲道德的，他甚至胡说中国近代、现代之所以出现那么多舍己为国的仁人志士和革命英烈，都是因为他们青少年时受了孔孟之道的教育。2014年，这位“学者”鼓吹道：“改良是历史的常态，造反、革命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充分暴露了这位“学者”的思想，跟孔孟之道如出一辙。
那位“学者”如小小苍蝇，几声抽泣，不值一提。可是，在2011年，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门前，突然出现一座孔子雕像。很快，有关部门赶紧打马虎眼，说是临时放在那里的。后来，在各界群众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那座孔子雕像被移走了。2017年，笔者到国家博物馆参观时，发现那座孔子雕像其实还在国家博物馆的院子里。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当时，如果没有众多老革命同志、各地网友以及全体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会不会有某些党内“健康力量”公然抬出孔子，然后再把孔子的观点塞进社会主义价值观呢？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把孔子雕像放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企图没能得逞，毛主席当年发动“批林批孔”、给全国人民打了预防针，恐怕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毛主席当年与他身边的人谈话时还指出：“如果共产党只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自己不革命了，也不许人民再革命了，那就要把孔夫子再请回来，尊孔、祭孔，这说明你的统治也难以为继了。”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史。一部4千万字的《二十四史》，留下了他200多处、4千字左右的批注，以及在2千多页上留下的画圈、划线等标记。1964年春天，毛主席读《二十四史》之余，心潮起伏、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作出伟大诗词名篇《贺新郎·读史》。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