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号《人民日报》登了导演刘家成的文章，说他拍《生万物》是靠“真实”“反脸谱化”“温暖不卖惨”搞出了新意。可我看完只觉得，这哪里是“耳目一新”，分明是用“真实”当幌子，把历史揉成了软乎乎的棉花——看着暖和，其实啥骨头都没了。说是“生万物”，最后倒把历史的根、阶级的理、农民的声音全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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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说刘家成最得意的“反脸谱化”他举地主宁学祥、费左氏的例子，说要写出“人性复杂”。可原著里宁学祥是私设公堂逼死人的恶霸，到了剧里，这些全没了，改成他半夜打打算盘、省吃俭用送儿子读书的“好爹”模样。这哪是“复杂”？分明是把地主的剥削本性藏起来，用“勤俭”这种小优点偷换阶级属性——好像只要省着花钱，压迫农民的事儿就不算事儿了。再看费左氏，剧里拍她举着火把护祠堂，镜头仰着拍，音乐煽情得不行，把她塑造成“家族英雄”。可土改时的祠堂哪是光祭祖的地方？那是地主乡绅管着收租、断案的“封建衙门”。现在倒好，把农民拆祠堂的革命行动，拍成了“欺负老太太”，把反宗法制度的阶级斗争，偷换成了“性别对立”——这哪是“深明大义”？是把历史的是非都搞反了。说白了，这剧的“立体人物”就是个骗局：不是在阶级底色上添层次，是干脆把阶级底色刮掉，用“人性论”代替“讲政治”。人都成了没根没据的“好人坏人掺着来”，历史自然也成了没头没尾的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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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完人物，再说说那套“温暖叙事”的鬼把戏刘家成说要“把苦日子过成花”，大结局还搞了个老年绣绣和青年绣绣对话的浪漫戏码。可这“浪漫”背后全是猫腻：老年绣绣走进改成民俗博物馆的老宅，当年农会写的分地标语，居然和纺车、蓑衣摆在一起当“老物件”展览。这一下就把革命史缩成了“乡土纪念品”——斗争的劲儿没了，只剩供人怀旧的情调。更离谱的是绣绣的转变。原著里她土改后带着妇女识字，和地主父亲彻底决裂；剧里倒好，有一集里父女俩在麦浪里抱头痛哭，字幕还打“土地不会辜负任何人”。合着土地革命不是推翻剥削，是“父女和解”？阶级矛盾全成了“一家人的误会”，革命的意义被偷换成“人和土地的感情”——这哪是升华现实？是把历史的骨头都炖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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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那套“不卖惨”的伦理歪理刘家成说要“寓教于乐，乐在先”，可这“乐”是建立在消费苦难上的。就说土匪洗劫村庄那场戏：镜头拍着烧着的房子、哭着的婴儿，背景音乐却是古筝笛子吹得慢悠悠的，弹幕还一群人刷“大片质感”。把暴力拍得像风景片，把受害者的创伤变成观众的“审美享受”，这哪是“不卖惨”？是根本没把苦难当回事。还有那些无人机拍的麦浪、梯田空镜，看着挺“接地气”，其实全是装样子。剧里有人说“你对土地真心，它就对你好”，可镜头里从来没提农民要交多少租、还多少高利贷，只拍劳动多“诗意”。农民成了衬托风景的道具，不是种自己地的主人——这哪是“回归土地”？是把土地变成了没血没肉的背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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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让人不舒服的，是刘家成嘴硬说“请了当地农民当顾问”“这是农民听过的故事”可片尾字幕里，农民顾问只在“感谢名单”里露个名，核心编剧还是两个职业文人。说是“听农民的”，其实还是文人替农民说话；说是“口述史”，其实只捡那些符合“温暖叙事”的回忆——雇农怎么被剥削、贫农怎么闹革命的事儿，提都不提。农民还是那个“被人代言”的物件，从来没真正握过讲故事的笔。不妨看看去年英国导演肯・洛奇的《老橡树》，同样拍“土地与记忆”，人家让矿工家庭一起改剧本，结尾没搞什么“大和解”，就留着一群人继续为土地斗争的劲儿。对比之下，《生万物》的“温暖”多廉价？用浪漫堵上历史的口子，用人性抹掉阶级的棱角，说是“国际视野”，其实是越拍越倒退。说到底，刘家成找的“关键”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反脸谱化变成了“和稀泥”，温暖叙事变成了“卸磨杀驴”，不卖惨变成了“消费苦难”，农民顾问变成了“摆设”。所谓“耳目一新”，不过是把历史里的刺拔掉，把苦日子熬成甜鸡汤，让观众看得舒服，却忘了日子为什么苦、当年的人为什么要革命。真要拍好年代剧，不是把灰色“调亮”，是得把历史里藏着的灰色、黑色都摊开；不是让观众“轻松共情”，是得让当年被压迫的人真正说出自己的话；不是唱“生万物”的田园歌，是得问一句“为什么有的人连土地边都挨不上”。不然的话，拍出来的不是“生万物”，是“丢万物”——丢了历史的真，丢了阶级的理，最后连自己是谁、从哪来的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