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都会出现卖国贼，这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却出现了大量的汉奸，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谈谈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现象及对我们的警示。
一、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的主要成分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汉奸主要有以下五种成分：
（一）满清废帝、反动官僚及军阀政客建立傀儡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满清废帝、反动官僚及军阀政客卖国求荣，先后在各地建立了6个伪政权，充当日本侵略者欺压中国人民的帮凶。
1、伪“满洲国”
这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很快占领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扶持下，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1945年8月，日本本土受到美国投下的两枚原子弹的攻击，苏联红军对驻守在“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伪满军）发起大规模进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溥仪在通化临江县（今属白山市）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伪满灭亡。之后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战犯被苏军抓获，并于1950年被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改造。
2、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内蒙古上层反动分子成立的傀儡政权。1939年9月1日，经过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等精心策划，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组而成。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1945年，随日本战败而垮台。
3、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扶植的傀儡政权。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策动下于通县成立。
殷汝耕（1883年—1947年12月1日），曾留学日本，早年在军阀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黄郛。1927年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名义，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参加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1935年1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制造冀东事变，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任主席，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1938年2月并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期间名义归属冀察政务委员会但仍保持独立运作。殷汝耕后又投靠汪伪政权直至日本战败。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捕，被判处死刑。1947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
4、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又称“华北临时政府”、“北平临时政府”，是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建立的汉奸傀儡政权。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平津后，策划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汤尔和、董康、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委员，下设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继续用中华民国年号，北平为首都。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组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王克敏（1876年5月4日-1945年12月25日）， 1900年以清国留学生监督的名义到日本，并担任清国驻日大使馆的参赞。回国后也于外交部任职。中华民国成立后，王克敏曾经于1917年段祺瑞执政期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且在以后三度出任财政部长。后曾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等多项要职，其本人是对日妥协派的一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克敏在同年12月14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1940年3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入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上王克敏归汪精卫管辖，事实上自成体系。后来王克敏又出任汪伪政府的内务总署督办、中央政治委员等要职。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王克敏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5年12月25日于狱中畏罪服毒自杀身亡。
5、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1938年3月，日军选中曾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下辖苏、浙、皖3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2个“特别市政府”。1940年被汪伪国民政府吞并。
梁鸿志(1882—1946)，抗战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破坏抗日战线，从事卖国活动。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6年被处决。
6、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简称“汪伪政府”。1940年3月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于南京，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等为主要成员，1945年日本战败后解散。
汪精卫 (1883年-1944年)，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7月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1939年投靠日本，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满清废帝、反动官僚及军阀政客是高层汉奸的主要来源。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其投敌原因多为政治野心受挫（如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权力斗争），对抗战前景感到悲观失望，或试图通过“曲线救国”的借口与日本合作，企图在日本的秩序下保住权力和地位。他们组建了伪“国民政府”等傀儡政权，为日本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外衣，危害极大。
（二）失意军人与地方武装投敌充当伪军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反抗侵略的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中国军民的反抗，牵制了日军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日本侵略者帮助傀儡政权组建伪军，以负责占领区的治安，对付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伪军大致上属于四个系统：
一是伪“满洲国军”，1945年约有15万。
二是汪伪中央政府的“和平建国军”，兵力25万以上，最多时达 65万人。
三是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华北治安军，又名华北绥靖军，俗称“皇协军”，兵力10万以上。
四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蒙疆政府军”（伪蒙军）1.5万人，地方团队25万。
投向日军的部队大都是非蒋介石中央军嫡系，而是齐燮元、庞炳勋、孙殿英、李长江等带领的国民党杂牌军。他们长期受到排挤、克扣军饷、装备差，在日军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下，为求生存而率部投降。他们构成了伪军的主力，数量及其庞大（巅峰时期超过百万），直接协助日军作战、守备据点、扫荡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的帮凶。
齐燮元（1885年4月28日－1946年12月18日），民国时期直系军阀，后沦为汉奸。早年先后在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大学学习，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于 1920年任江苏督军、苏皖赣三省巡阅使，成为直系高层。1925年，齐燮元前往湖北，投靠吴佩孚，后因北伐战争再度下野，先后在天津、北平隐居。1937年，王克敏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齐燮元参加伪政府的创建，先后任临时政府治安部部长，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内政总署督办、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齐燮元以汉奸罪被逮捕，1946年在南京被枪决。
庞炳勋（1879年10月25日—1963年1月12日），原在西北军任职。1930年任国民党第六路军总指挥，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历任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3年5月10日，在山西陵川地区作战被俘，率所部投降敌人。后任汪伪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主任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与蒋合流，被委任为国民党先遣军第一路总司令。全国解放前夕去台湾。
孙殿英（1889—1947），早年不务正业，1925年入国民军，历任旅长、师长、军长。1928年挖掘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坟墓。1933年率军参加热河抗战，1939年任新编第五军军长。1943年5月公开投敌，并招庞炳勋降日，旋被委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豫北“剿共”军总司令、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投靠蒋介石，其部改编为新编新四路军，参加内战。1947年5月，解放军解放汤阴时被俘，不久在狱中病卒。
李长江（1890-1956），1912年投李烈钧部，历任弁目、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0年任江苏省保安第四团团长。1938年5月任苏北第二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12月任苏北第四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1939年4月任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并任第一路游击军指挥官。1941年2月投降日军，任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12月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2月特派为汪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三）地方乡绅与精英投敌充当伪基层官员
为了保护个人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和在乱世中延续家族的影响力，部分地主乡绅选择与日军合作，出任伪保长、伪乡长、伪县长等职。
如日伪时期，山东曹县的历任伪县长为：
第一任县知事孙诒叔，济宁玉堂酱园大老板的后代，爱抽鸦片。
第二任县知事田吉康，1937年“七七事变”前，曾任华北某县县长，当曹县知事期间，帮着日本鬼子加强治安，扫荡抗日根据地，挖隔离沟，组织保甲队，搞乡村清查。
第三任县长黄宗伯，以前是在西北军的文职官员。与曹州道尹朱经古是老乡，关系很铁。而朱经古的父亲朱桂山，当时是山东省联合准备银行的行长。
第四任县长朱晓堂，通过拉队伍赶走了黄宗伯,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八路军进攻曹县县城,朱晓堂带部队负隅顽抗七天七夜，后带着心腹逃走。1947年被解放军抓住后公审枪决。
又如湖北宜昌晓溪塔地区维持会长汤炳如，出身地主，人称汤三爷，家中常年雇有长工，每年收租粮130石左右。1927年当保长，也教过几年私塾。1940年6月，宜昌沦陷于日军之手，晓溪塔地区大部成为敌占区，汤炳如即投入敌人的怀抱，先后任过伪乡长、维持会长、合作社事务员、情报所长、密侦大队长等职，成为侵略者凶恶的鹰犬和臭名昭著的汉奸。
其他如江苏响水县丰大乡伪乡长兼维持会长王如璜，广东遂溪县豆坡乡伪乡长等也都是当地的大地主。
日本占领区的伪乡长和伪保长，其行为大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为日军征粮征税、维持统治，另一方面有时也会暗中与各方势力周旋，以减少本地损失。
在敌后抗日游击区，在我抗日军民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不少伪保长、伪乡长后来成为“白皮红心”的人，也有一些伪保长、伪乡长本身就是我党派人打入的。
（四）某些工商界头面人物和投机分子等积极充当经济汉奸
在上海，部分原有的资本家、银行家和实业家，为了保住自己的企业和财产，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他们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资本，为日军维持经济秩序，自己也从中牟利。
“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这三人是抗战前上海工商界的领袖级人物，在日军压力下，先后出任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等机构的理事长、理事等要职。
傅筱庵：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37年上海沦陷后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政治、经济双重汉奸。
投机起家的暴发户。战争和混乱创造了大量的投机机会，一批原本名不经传的投机分子，通过勾结日伪政权，获得特许经营权和物质配给权，倒卖统制物资（如粮食、棉纱、煤炭、药品），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迅速成为新的“大亨”。
与日伪政权关系密切的代理人。他们直接接受日伪机关委任，担任各类“统制会”“协会”“公司”的负责人，是日本 “以战养战”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这些人往往本身就是汉奸政权的官员，或与高层有密切联系的人。
（五）知识分子与文人中的败类充当文化汉奸
抗战期间，一些文化人士如周作人等，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周作人，著名作家，鲁迅的弟弟。1906年至1911年在日本留学。1939年1月接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0年11月8日任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此后，先后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
张资平，小说家，曾参与日本支持的文化活动，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起诉。
胡兰成，作家，曾为汪伪政权服务，担任过宣传部次长等职，战后因汉奸罪被通缉。
林柏生，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负责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护。
这部分人数量较少，但影响恶劣。其动机包括贪图安逸的生活，对日本文化的欣赏畸变政治上的认同，或在威逼利诱下丧失气节。他们的投敌行为为对民族士气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二、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多的主要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出现大量叛徒（汉奸），是多重因素交织的悲剧结果。
1、国家分裂与治理失效
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状态（如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权威薄弱，地方势力形成“独立王国”。民众对“国家”概念模糊，地域认同远高于民族认同。日军利用这一弱点推行“以华制华”策略，扶植伪政权（如伪满洲国、汪伪政府），许多地方势力为保全利益选择依附侵略者。
此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官僚腐败严重，民生凋敝。抗战时期国统区通胀率高达251%，士兵月饷仅够买半袋面粉，底层民众生存艰难。部分人为求生路或私利，被迫或主动投敌。如高达百万的伪军，多为饥民或溃兵，被日伪以粮食、金钱诱降。
2战争恐惧与敌伪诱惑双重绞杀
日军一方面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保甲连坐”株连家族，如抗联师长程斌因母亲被日军扣押而叛变；归屯并户政策切断百姓与抗联联系，迫使民众成为日伪眼线。
另一方面通过金钱、官职收买动摇者。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
3、传统崩解与道德溃败
一是民族失败主义与恐日心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形成“恐外崇外”心态。汪精卫等人片面夸大中日实力差距，鼓吹“战必亡国”，以“曲线救国”自我欺骗。毛泽东主席指出，这种“民族悲观主义”是投降主义的思想温床。
二是传统道德的崩解与投机文化。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文化和道德崩塌解体，但新文化体系未建立，导致思想混乱。部分知识分子以“文化保全”为由附逆，实则沦为日寇文化工具。
三是利己主义盛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识时务者为俊杰”等观念侵蚀民族气节。如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为权力野心背叛革命初心。
4、系统溃败与认同缺失
国民党政权内部溃烂，派系倾轧（中央军与地方军矛盾），吃空饷、克扣军饷成风。1943至1944年，58名国民党将级军官投敌，成建制叛变部队达60万人。
而日伪通过傀儡政权制造“合作治国”假象，弱化民众抵抗意志。溥仪的复辟梦和汪精卫的“和平建国”口号，迷惑了部分对民国失望的民众。
5、恐惧、投机与权力欲的增长
在日军绝对优势（如东北地区78万关东军对3万抗联）和酷刑威胁下，恐惧驱使部分人屈服。普通民众在屠杀中麻木求生（如南京大屠杀时指认藏身军人）。
汪精卫因与蒋介石争权失败，企图借日本之力重掌大权。低级汉奸则多为“养家糊口”，选择投敌。
三、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现象给我们的警示
1、必须维护国家统一，提高治理能力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状态，中央政府权威薄弱，加之缺乏国家治理能力，结果导致民族凝聚力溃散。日军正是利用这一弱点推行“以华制华”策略，扶植伪政权（如伪满洲国、汪伪政府），许多地方势力为保全利益选择依附侵略者。而抗战胜利后中共建立强有力政权，彻底终结军阀割据，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础。
事实告诉我们，维护国家统一和提高治理能力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中央政府权威薄弱，民族关系紧张，地方处于分散甚至割据状态，再加上社会贫富差距大，官场和公权力腐败，社会矛盾突出，必然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严重削弱，从而被外敌加以利用。
例如，在202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虽然拥有中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军事实力，但由于萨达姆政权在国内实行残暴统治，统治阶级奢侈腐败，结果在美英联军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很快就全面失败，最后萨达姆也被绞死。
又如，前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的超极大国，其军事实力连美国都很惧怕而不敢小视。但由于前苏联领导集团堕落成被广大民众仇视的官僚特权阶层，结果还没等到外敌入侵，就被国内的政敌搞垮了。
由此可见，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缩小贫富差距，坚决清除腐败，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关系极大。
2、必须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精神脊梁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国人爱国主义精神缺失，普遍存在“崇日恐日”情绪。特别是当时许多军政官员和文化界人士都有甲午战争后赴日留学经历，其中一些人接受了“洗脑”，有严重“崇日恐日”情绪，结果轻而易举地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如前面提到的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殷汝耕、王克敏、齐燮元和文化汉奸周作人、张资平等都有赴日留学经历。汪伪政权中三分之一的高官也都有留日背景。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对国内“崇日恐日”情绪的蔓延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全国开展了以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教育（简称“三视教育”），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敢打必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结果涌现了大量的战斗英雄和支前模范，对夺取战争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些年由于对外开放，不仅国内崇洋媚外思潮有所抬头，而且一些人被西方宣传“洗脑”，认为西方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成为“精美”“精日”分子，有的“精日”分子甚至为日本侵华罪行辩护。
此外，还有一些人被西方敌对势力和情报机构拉下水，向其提供秘密情报，成为内奸。近几年国家安全部门披露的几起重大间谍案件，如“央视记者”成蕾案，日本某咨询公司中国分公司高管涉嫌间谍案，某军工集团专家窃取并向境外情报机构提供我国防尖端武器核心机密案，“网络勾连”间谍案，某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被境外情报机构策反并出卖大量核心机密案，等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近年来的涉外间谍案呈现出领域多元化、手段网络化、目标精准化、掩护合法化的特点，反间谍工作日益艰巨复杂。这不能不使人担心：这些年境外敌对势力究竟在我国拉拢策反了多少人，埋下了多少“钉子”和隐患？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反间谍工作刻不容缓。
3、必须大力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坚决反对极端个人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有这么多人成为汉奸，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私心作怪：一些高官、富豪、乡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财产，不惜叛国投敌；许多社会底层民众与无业游民为了有口饭吃，也甘于为侵略者效劳。
这些年搞市场经济，人们的私欲得到“解放”，社会上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主义现象十分严重。我非常担心，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将来一旦遭到外敌入侵，还有多少人会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英勇献身，又有多少人会像汪精卫、孙殿英、“上海三老”和周作人那样投向敌人？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就会变成一片散沙，而“散沙”是不能战胜外敌的！
总之，认真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现象，会给我们有益而重大的警示。这就是：必须维护国家统一，提高治理能力；必须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精神脊梁；必须大力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坚决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只有做到这三个“必须”，才能在未来反抗外敌侵略时大大减少“汉奸现象”，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