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记录封存事件已争论多日，汹涌民意的反对意见中，不少也是专业人士所提出，清华大学法学院劳春燕教授也别再扯什么法律界“共识”，共识与否也不是一家一人能够定义。北京大学法学院赵宏的辩解也遭到不少质疑及批评。笔者思考的是为何这样轻率的立法议案这样轻率地推出，有人谈到立法程序瑕疵，三审稿被加私货，这不是本文话题，就此略过。笔者认为推出这样轻率立法的部分法律人事有认知不足，特梳理及总结。
一、对吸毒行为性质认知不足
把吸毒与一般治安处罚行为混为一谈，把吸毒雷同于打架斗殴酒驾完全忽略了吸毒在医学上的病理特性。
毒品之所以无法用意志力对抗，是因为毒品直接劫持并毁掉了人类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地方，即劫持和毁掉了人类的意志力中枢控制系统。对于吸毒导致的大脑结构性改变，目前人类科学家给出的结论是“不可逆损伤”，即以人类目前的科学力量是无法还原和修复的，医学上称之为“永久坏死”。毒品对大脑结构造成的“不可逆损伤”，就是毒品“心瘾”的核心来源。
法律人士，尤其参与立法对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对象没有科学认知，其提出的解决对策当然值得怀疑其法律调整方式手段的科学性。
二、对吸毒的社会危害性认知不足
为吸毒记录封存辩解的理由常说吸毒是违法，不是犯罪，意即违法危害性远远小于犯罪；或言之，吸毒者是“自害”，这些辩解仅在教科书学理范畴有意义，忽略了吸毒危害的社会性，静态于书斋理论演绎，忽略活生生动态社会环境中吸毒的危害性后果，一吸成灾，灾及一生，灾祸一家，灾殃一群一片。人非个体静态，人有社会性，灾害的连带传染引发的是多米诺骨片效应。
法律人士不是很崇洋吗？来给你们讲讲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有关社会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考量法律条文背后的社会基础、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社会原因。连基本社会事实都认知不清，你何以立法做到有针对性，何以做到让法律调整手段适合对应调整对象及要解决的问题？你拿处理打架斗殴寻恤滋事的手段处理吸毒怎能科学合理？
三、对吸毒具体场景化细节认知不足
即缺乏实践，不能使法学理论联系实际。鉴于吸毒特性，一般吸后两三年内需多方力量合作戒毒，可能涉及警方、家庭、社区、学校等等，在上述场景需信息沟通，封存性的信息阻梗让上述多方合作戒毒技术上实践上不可行。所以法律人士立法要深入实际，走基层调研，不能在文献论文中推演“创新”法律条文与制度。
四、对保护公民知情权及公民个人安全认知不足
公民有理由怀疑自家保姆、儿女结婚等等是否有吸毒史。如有吸毒史其潜在危害所涉及的人口基数远远大于吸毒人数。被网友调侃的法学教授妄谈的每年治安处罚800万人，逐年滚动会造成人均违法，且不说其统计学意义上的谬误。且看近三年官方报道的吸毒涉案人数，2023年：抓获犯罪嫌疑人 6.6万名；2024年：抓获犯罪嫌疑人6.2万名；2025年前三季度，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人，当然实际吸毒人数远比此高。
但可见，吸毒人数与一般治安违法行为人数（人次）之比有悬殊，吸毒人数与广大守法民众人数之比更为悬殊，显然不能只保护吸毒的少数人，置广大民众利益于不顾，若此显然不是良法。
尤其广大民众结婚登记能否查对方是否有吸毒史，将是明年一月一号以后马上面临的现实问题，应该补充相关规定保障民众婚姻登记中的知情权。此处不要再演婚检中不许医生告知婚检一方已染艾滋病，结婚后被染离婚之悲剧。
五、对其他国家应对吸毒的法律制度及效果认知不足
一是，法律人士总扯吸毒不入罪不入刑仅是违法，制毒运毒贩毒才入罪入刑，实际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吸毒是入罪入刑的，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
二是，法律人士似乎不知欧美就是从吸毒记录封存而溃败今天的乱象，尤其加拿大美国，信息时代她们真的不知道美国一些城市丧尸大街，人间鬼蜮？这也是刚才所言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说的法律的社会效果，躺平、开放、无罪、合法、自由放任吸毒的法律必然带来今天的美国吸毒“盛象”，3200多万吸毒，每年死亡10万。清华教授劳东燕还要与国际惯例接轨，接这样的轨？
六、对吸毒及毒品毁国亡国的历史认知不足
历史惨痛殷鉴不远，民族伤痕不可遗忘，前师有晚清，近教有美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点放开可能全面崩溃。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同河道堵塞，终有一天堰塞湖决堤。法律人士参与立法过程除了接触实际实践，也要读读历史，有点历史思维。
七、对保护吸毒者权利与国家治理之关系认知不足
只单一思维保护少数人权利不够，要与保护公共利益协调，应认知潜在风险对公共安全的不利因素，要将保护局部利益与国家治理整体安全之利益保护相协调相平衡。如果吸毒记录封存，危及社会安全、公民权益必须调整补充新规定以限制消解封存带来的负面后果。
最后警示，任何企图将吸毒洗白化、轻罪化、合法化的言论与行为，我们都应该及时回应阻击，一露头就坚决回击，不给这种妄念一丝可乘之机，守护家园，守护国门，守护子孙后代幸福安康。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