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只要我们谈到中国农业和农村，总能听到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

　　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农民没有积极性，粮食生产低效;八十年代一搞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粮食迅速增产，农民终于吃饱了饭。

　　这套叙事被重复了太多年。久而久之，仿佛只要把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农业生产力就会突然爆发。

　　可是同志们。

　　历史不是故事会，粮食不是从口号里长出来的，生产力也不会因为一纸合同就凭空出现。

　　真正的历史，应该拿数据来说话。今天，我们就把数字摆出来。

　　一

　　先看粮食产量，所谓“单干奇迹”究竟有多神？

　　先看一个最基本的数据。根据历史统计口径：

　　1970—197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速约为2.7%;

　　而到了所谓“包产到户创造农业奇迹”的八十年代，即1980—198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速约为2.4%。

　　同志们，看到这里，至少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果“包产到户”本身就是粮食爆炸式增长的决定性原因，那么为什么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速反而低于七十年代?

　　难道数据也“不懂经济学”?当然不是。

　　真正的问题在于：农业生产从来不是一个单变量方程。不是把土地从集体分到农户，粮食就自动增产。

　　农业需要化肥，需要水利，需要良种，需要农机，需要电力，需要交通，需要整个工业体系提供生产资料。

　　所以我们再看第二组数据。

　　二

　　化肥增长速度，恰恰说明农业背后真正发生了什么。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970年代，中国化肥折纯产量年均增速约为17.8%;

　　到了1980年代，这一增速下降到约5.6%。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七十年代，中国农业背后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在快速扩张。大量化肥工业开始建设，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能力不断提高。

　　而这些东西，绝不是包产到户以后凭空出现的。

　　你今天给一块土地签上一份承包合同，它不会自动长出化肥厂。你把土地分成一家一户，也不会自动修出水库，更不会自动生产拖拉机。

　　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背后必须有工业生产力的支撑。

　　毛主席早就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毛主席看到的从来不是一家一户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整体关系。

　　没有工业，农业就缺化肥、缺农机、缺电力;没有水利，农业就要看老天爷脸色。

　　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头看八十年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时，不能把此前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工业基础、水利基础和农业技术积累全部抹掉，然后一句话宣布：“都是因为包产到户。”

　　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把复杂的生产力发展过程，粗暴地压缩成了一个政策神话。

　　三

　　再看看卫星数据：土地不会替任何政治叙事撒谎。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关研究利用Landsat卫星的NDVI植被遥感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对比了包产到户推行前后的农业植被变化。

　　研究结论被概括为：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后，卫星观测到的农田植被指数并没有出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抬升。

　　同志们，为什么这个问题有意思?

　　因为卫星不会听经济学家的演讲，也不会看谁的政绩报告。它只看地表，看植被，看光合作用，看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至少提醒我们：不能把农业产出的变化简单归结为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真正的农业增产，必须放回整个物质生产体系里研究。

　　土地是什么情况?水利是什么情况?化肥供应是什么情况?良种推广、气候条件、机械化程度、农民劳动投入是什么情况?

　　这些因素全部需要进入历史分析。

　　如果把所有成果都归功于一个制度变化，那么此前几十年数以亿计劳动人民创造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究竟算什么?难道那些修水库的人没有贡献?那些建设化肥厂的人没有贡献?

　　那些在土地上辛苦劳动几十年的农民没有贡献?

　　当然不是。

　　历史不能因为后来换了一种经营形式，就把此前的积累一笔勾销。

　　四

　　“吃上肉”也不能只讲一个包产到户。

　　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包产到户以后，农民不仅吃饱饭，而且开始吃肉了。”

　　那么我们继续看数据。根据中国农科院相关资料：

　　1970年代，全国饲料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约为13%;

　　到了1983年，这一比例提高到约19.5%。

　　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一个非常朴素的事实：畜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粮食基础。

　　没有足够的粮食，你拿什么养猪?

　　没有足够的饲料，你拿什么养鸡?没有农业生产资料的增加，你拿什么扩大畜牧业?

　　所以，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粮食供给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不是简单说：“因为农民突然变勤快了。”

　　难道七十年代的农民不勤劳吗?那个年代的农民不干活吗?

　　当然不是。

　　中国农民从来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劳动群体之一。他们的问题从来不是“不愿意劳动”，而是：生产条件怎么样?生产资料够不够?水利怎么样?技术和组织方式怎么样?

　　这才是唯物主义应该研究的问题。

　　五

　　“农民被解放进城”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个故事：“包产到户以后，农民获得了自由，可以进城务工。”

　　可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早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劳动力就存在跨地区务工、参与建筑和手工业生产的现象。

　　也就是说：农民外出劳动，并不是八十年代以后才突然出现的。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八十年代以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到底获得了怎样的待遇。

　　1985年以后，随着身份证制度等逐步建立，流动人口管理进一步制度化。到了1990年代，暂住证、务工证等管理措施，与收容遣送制度相结合，给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压力。

　　而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更让这种制度安排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强烈反思。

　　所以，当我们说“农民进城”时，不能只说一句：“他们获得自由了。”

　　还应该问：他们有没有城市户口？子女能不能平等接受教育？能不能享受完整的医疗保障？能不能获得稳定住房？劳动权益有没有保障？他们创造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能够真正转化成自己的生活保障？

　　这才是问题。直到2000年，真正能够脱离农业、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比例仍然只有约12.7%。

　　这意味着：几亿农民进城，并不等于几亿农民真正完成了城市化。

　　人可以进城，但身份、保障和社会权利，并不会因为你进入城市的一瞬间自动改变。

　　六

　　真正应该被重新认识的，是人民公社留下的“组织能力”。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集体到底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一说人民公社，就只想到“大锅饭”。

　　可是一个真正的集体，最重要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大家一起吃饭”，而是：组织。

　　一个村庄可以集中力量修水渠，兴修水库;可以组织农机，统一进行技术推广;可以承担一部分公共事务。可以让一个单独的小农户无法完成的事情，通过集体力量完成。

　　这就是组织能力。

　　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为什么要强调“人民”?因为人民不是一群孤立的原子。劳动人民一旦组织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一个农民没有能力修一条灌溉渠，十个农民也未必能做到;但一百个农民组织起来，就可以做到，一千个农民组织起来，就能够改变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这就是集体的意义。我们不能简单把“集体”和“个人”对立起来。

　　真正应该研究的是：怎样的组织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

　　七

　　别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全部写进某一个政策的功劳簿。

　　我最反感的一种历史叙事，就是：

　　过去什么都不好，某一年政策一变，于是奇迹发生。所有人突然吃饱，所有人突然富裕，所有农业基础突然出现，所有生产力突然爆发。

　　同志们，历史哪里有这么简单?

　　中国农业的发展，是一条连续的历史长河。

　　里面有农民的劳动，有水利建设，有工业化积累，有农业技术进步，有化肥工业的发展，有良种推广，有生产组织形式变化，有价格改革，有市场需求变化，有国际环境变化，更有几亿劳动人民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

　　把所有成绩归结给某一个政策，是对历史的偷懒，更是对劳动人民的忽视。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读。

　　因为历史真正的主人，从来不是某一个经济学家，不是某一个文件，也不是某一个时代的宣传口号，而是人民群众。

　　跋

　　今天我们重新讨论人民公社和包产到户，不是为了把历史简单倒退回去。也不是为了说：“过去的一切都完美无缺。”

　　真正需要反思的是：

　　为什么一个曾经拥有强大集体组织能力的农村，会一步一步走向高度分散?为什么农民获得家庭经营权以后，又在市场、资本、户籍和城乡二元结构面前承担了大量新的风险?为什么农业现代化之后，我们仍然需要不断讨论农民养老、农村医疗、农村教育和农民工权益?

　　这些问题，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研究的。

　　如果只告诉农民：“你现在自由了。”却不告诉他：“你失去的组织保障怎么办?”那么这个“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只告诉农民：“你可以进城了。”却不告诉他：“进城以后，你的孩子能不能上学，你有没有住房，你有没有养老，你有没有真正平等的社会权利?”那么这种“进城”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

　　从物质生产出发，从生产力出发，从生产关系出发，从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而不是从神话出发，不是从宣传口号出发，更不是先写好答案，再去寻找数据证明答案。

　　毛主席曾经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那么今天，我们就应该重新调查，重新统计，重新研究。

　　把那些被一句话带过的历史重新翻出来，把那些被忽略的数字重新摆到桌面上，把那些曾经默默劳动的农民重新放回历史的中央。

　　因为我们真正要追问的，从来不是：“谁的功劳最大?”而是：“中国农业的生产力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亿万农民究竟付出了什么?”“改革改变了什么，又没有改变什么?”

　　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我们才是真正在研究历史，而不是背诵历史。

　　人民创造历史，这句话不应该只写在书本上，更应该落实在我们观察每一项改革、评价每一种制度、计算每一份历史功劳的时候。

　　因为归根到底：

　　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

　　水库是劳动人民修出来的。

　　工业基础是工人农民共同建设起来的。

　　共和国今天的一切物质财富，都不能绕开“劳动人民”这四个字。

　　所以，历史的账本可以重新打开。但无论怎么翻，“人民”二字，都不应该被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