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驳“整人”之说
在《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报告中，毛泽东专门用了一个章节写了在革命阵营内部，在党内，应该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的问题。其中有许多句子堪称金句妙语，蕴含活的辩证法，反复阅读回味无穷，也让人清楚认识到那些往伟人身上泼“整人”污水的论调是多么荒谬和卑劣。
毛泽东说：
——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毛泽东在这里举了高岗的例子。高岗在革命战争中曾经有过大功，是一个能力很强的高级干部，因而深得毛泽东的器重（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高岗被认为是西北根据地的正确代表，这本是他的优势，可是他却因此“尾巴翘得高”，野心膨胀，结果走向了反面）。新中国建国之初，高岗对于薄一波搞的“新税制”以及相关人员违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观点提出批评是正确的。如果他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纪律，站在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批评错误倾向，那他就能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可是，他却不是这样，而是进行地下活动，搞串联，拉帮结派，煽动别人跟他一起，企图利用对方的错误，彻底把对方打倒，以达到篡夺更大权力的目的。他的这个行为，引起了包括陈云，邓小平等众多党内重要干部的反感，并且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毛泽东意识到高岗的行为有造成党内分裂的严重危险。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有不同意见，甚至出现错误的思想倾向，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党内不怕有公开的反对意见，但绝不能允许暗底下的派别活动，不能允许搞阴谋诡计，尤其不能允许里通外国，企图借助外部力量来进行党内的权力斗争。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针对高岗等人错误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这件事中，本来站在正确意见方面批评错误倾向的高岗，因为其阴谋分裂活动和以打倒对方来篡夺权力的罪恶企图反而陷入了孤家寡人的境地，最后在绝望中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本可英名留史的一生。
为什么事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由整人变成整到自己头上，关键就在于这里有“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说，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者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而与毛泽东这个态度呈鲜明对比的那个对立面就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所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史，就是我们领会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最好的教科书。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革命人士后，革命陷于低潮。毛泽东离开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走进穷乡僻壤，爬上深山老林，当上了红色“山大王”，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拉起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打出了第一块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正在毛泽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开辟了中国革命一片新天地的时候，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篡夺了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却下令批判毛泽东“违反国际路线”的“极严重错误”，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一下子给毛泽东扣了一大堆帽子：土地改革中的“富农路线”，军事上的“游击主义”，思想上的“狭隘经验论”，等等。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更是剥夺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他们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意在肃清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威望。当时的毛泽东处境十分困难，还患上了严重的疟疾。据他后来的描述，“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鬼都不上门。”
处在逆境中的毛泽东是个什么态度呢？他在党的会议上据理力争，但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坚守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错误路线一再造成严重损失，无权过问军事的毛泽东，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心，几次不顾自己的处境，直闯司令部，犯颜直谏，却屡遭拒绝。
众所周知，这种情况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有了根本的转折。其中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
其一，毛泽东早就认识到错误路线的危害，为什么不早一些提出变更错误领导呢？有人事后问过他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①
其二，为了改变错误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花了很大的精力，努力使尽可能多原来错误路线上的同志觉悟起来，做了大量细致的，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他首先团结了已经有所觉悟的王稼祥，又努力争取身为中央核心人物的洛甫（张闻天）。他设法与张闻天、王稼祥合编在中央纵队担架队之中，一同行军，做了一路的思想工作，终于达成了共识；再加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20位代表中除博古、李德、凯丰外所有人的热烈拥护，这是毛泽东善于团结多数，以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赢得人心的结果。其中，王稼祥的讲话和张闻天的反戈一击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后来多次讲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其三，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和洛甫曾建议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毛泽东坚辞不就，并力荐洛甫为总负责。毛泽东不是谦虚，而是顾全大局。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纪律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洛甫深得共产国际的信任，原来就处在领导位置上，在遵义会议上又赢得大家好感，是一个容易被各方面的人所接受的人选。毛泽东自己则可以集中精力去解决当时关系红军存亡最紧迫的军事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已当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率中央领导一行人的热烈欢迎。可王明一到就摆出一副“钦差大巨”的架势，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对毛泽东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横加指责，宣扬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新路线”。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背景，又以一副理论权威的面目唬住了许多工农干部，所以他一时间在中共上层占据了主导地位，毛泽东又一次陷于孤立。他曾愤而感慨：“我的讲话出不了延安的窑洞”。王明则利用他的优势，多次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公开讲话，同时压制毛泽东的声音，甚至连《论持久战》这样重要的文章都拒绝在中共机关报上全文刊登。王明企图再次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意图十分明显。
毛泽东坚持他的正确主张，并耐心地等待同事们的醒悟。到了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承认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在随后与蒋介石进行的“反摩擦”斗争，特别是皖南事变的发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和王明右倾路线的危害性。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空前高涨。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王明的野心完全破灭。
确立了全党最高领袖地位的毛泽东（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并不因此就认为全党的团结与统一已经实现，相反，他从王明路线两次以不同形态占据思想阵地，意识到只有从思想上清除错误路线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重蹈覆辙。为此，毛泽东主持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
就是在延安整风上，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充分利用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作为反面教材，通过事实对比，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让犯错误者自觉地，由衷地认识到错误的思想根源，达到“打倒两个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人留下来”的目的。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正确性。原来在错误路线方面的许多领导人，在七大后仍然在领导岗位上，并且在后来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在七大正式选举的那一天，毛泽东早早到了会场，了解有关同志的思想状况。虽然他已经反复做了工作，希望大家能够选上王明，博古等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但他知道大家仍然抱有很大意见。毛泽东在选举开始前再次对代表们说：“希望大家能以大局为重，将各方面的代表都选上来，特别对那些曾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同志要正确对待，要看一看怎样选举才对党的事业有利。因此，我请大家要郑重考虑，投好神圣的一票。唱票开始后，毛泽东两眼一动也不动地盯着那块小黑板上选票情况，直到看到王明等人的票数超出了半数后，他才如释重负地离开会场②。毛泽东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因为他知道这些代表人物后面有一大批曾经跟随过他们的人，团结了这几个代表人物，就能团结一大批人，就能够让这一大批人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这句话的意义所在。
王明的表现如何呢？他一直对整风采取抵制的态度，几次暗中向共产国际告状，还背后在曾经关系密切的同事中说些挑拨离间的话。后来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言不由衷地说些拥护毛泽东的话，背后却在自己日记里写下攻击毛泽东的诗句。毛泽东曾多次对他好言相劝，可王明始终拒绝执行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就自己的错误向中央写出书面检查的决议。直到1948年7月中央已转到西柏坡，毛泽东实在忍不住，对王明大声怒斥：“你还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但到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泽东仍然说服大家选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明1956年获准携家人去苏联养病，中共定期给他寄钱、物、药品、报刊等。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还特意派代表团成员去看望他。可是，后来中苏发生分歧之后，拒不回国的王明依附苏共立场攻击中共，其中对毛泽东用造谣中伤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回顾以上整个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好心还是坏心，说到底就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毛泽东每一步的行为都着眼于革命事业的大局，着眼于全党的团结，在待人问题上坚守他从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原则——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与之呈鲜明对比的则是王明处处以私利为出发点，为了实现个人权欲而不择手段，由此在待人问题上表现出结党营私、诛除异己的狭隘心胸。
只有出于公心，才能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惩前毖后，就必须在原则问题上坚持真理，决不做和稀泥的“老好人”。做老好人也是出于私心。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严厉批评那种“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的庸俗作风；毛泽东在许多关键时刻，为了坚持真理，不怕孤立而高扬反潮流的精神。
治病救人，则本着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出发点，为了革命事业而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到正确路线上来，绝不为个人权力之争而置对方于死地。
正因为此，毛泽东在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条件中专门列出一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毛泽东的这个做法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采取的是把持反对意见的人从肉体上消灭的极端做法。毛泽东早在斯大林健在时就坦率地提出过批评，他对1949年来华访问的米高扬建议苏共对待布哈林这样的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七年后的中共八大，米高扬再次访华，告诉毛泽东：他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传达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斯大林听后“不作声”,“他是不以为然的”。③
确实，像毛泽东这样对待“政敌”的方法和态度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就连曾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国民党战犯俘虏，他都能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相待，最后全部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还安排工作，使其中绝大多数人深受感化，改造成新中国的拥护者和建设者。没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襟，是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
在这些铁的历史事实面前，那些阴暗角落里发出来的阴阳怪气地诋毁伟人“整人”的论调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一大批英雄人物团结一心的共同奋斗。然而，为什么那么多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山头的英雄豪杰，都心悦诚服地聚集在毛泽东的麾下，坚定不移地追随他的步伐？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曾经有好些个自命不凡的人想当全党的领袖，可历史证明，他们就是不行，不能服众，只有毛泽东才能担此大任。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毛泽东经受了严酷斗争考验所表现出来的超人的智慧和战略眼光令人信服，同时也是由于毛泽东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容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具有团结各种优秀人才的巨大的凝聚力。
参阅有关文献：
①《知网》：《党史天地》 2007年7月：“毛泽东与博古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②《知网》：《学习导报》 2003年7月：“毛泽东的说服之道”
③《毛泽东传》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