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道歉当了回标题党。

　　但严格来说其实也不算完全的标题党。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在对待所有制变革这一问题上，好与糟，显然不可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判断，国企私有化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得看站在什么人、站在什么阶级的角度来看。

　　“私有化好得很”，这句话若是出自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之口，那显然就是发自肺腑的欢呼了。对资产阶级和那些做着化公为私美梦的官僚资产阶级而言，国企私有化，就意味着将原本由劳动者辛苦创造的全民所有的财富据为己有，意味着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本应服务于人民的剩余价值，那自然是做梦都要夸一句好得很啦。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私有化意味着失去生产资料、失去主人翁地位、重新沦为雇佣奴隶，那么，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糟得很喽。这好得很与糟得很之间的差距，就是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所在，成都成量工具集团七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一斗争现实的缩影。

　　成都成量始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那时的中国，工人阶级刚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以主人翁姿态投身建设，为成都成量创造了产量第一、出口创汇第一、上缴利税第一、产品质量第一的业绩，川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时的成量，是人民的财产，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阵地，这难道不是“好得很”吗？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成量被推上了所谓“改制”的道路。1993年上市，1999年债转股，2002年重大资产重组——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之后，成量从国有企业彻底变成了民营企业，从人民的财产变成了私人资本的囊中之物。那些鼓吹私有化的人说，这将带来效率提升和机制灵活。但事实如何呢？企业发展得好了吗？人民获益了吗？并没有，相反，搞得是处处乱象，一地鸡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那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暴力分离。成量的私有化虽然没有动用赤裸裸的暴力，却以合法的形式实现了同样的结果。改制期间，原董事长夏义宝借机侵吞1200多万元国有资产，其管理层通过虚增债务、低价转让、违规担保等方式将全民财产逐步转化为私人资本。更令人发指的是，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裁员50%以上，更曾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将2799名职工全部解除劳动合同，仅支付人均2.2万元的经济补偿金，而与此同时，却有巨额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私有化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好处”——失去工作、失去保障、失去尊严。私有化后的成量，工人阶级从企业的主人翁沦为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有何区别？

　　毛主席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部分生产资料实际上还归个人所有”，“一部分人还在利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剥削别人的劳动”。他进而提出，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成量私有化的历史，完全印证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生产资料仍然有被私人重新占有的危险，剥削阶级在被消灭后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国企私有化之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基础上，人与人的关系也将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干群之间是同志式的关系，现在则变成了赤裸裸的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工人不再是企业的主人，而是资本家买来的劳动力商品和投入的可变资本，他们的劳动仅仅是资本增殖的手段。这不过是以牺牲多数人的积极性来换取一小撮的积极性，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换来极少数人的利益。

　　私有化还带来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腐败：四川锦鑫劳务公司案中，其实际控制人利用与成都成量改制小组成员的私交，以“劳务派遣费”为名截留国有资金170万元；成量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册多家公司，通过关联交易、低价采购、加价转售等方式将成量集团利润转移到个人控制的账户；大额资金以“预付货款”“短期投资”等名义流出，累计逾5000万元去向不明……人民创造的财富成了私人发家致富的财源，真是“好得很”啊！

　　然而，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过是私有制下资本逻辑的必然展开。当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成为制度基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必然压倒一切社会考量，什么国家利益、工人福祉，都只会被抛诸脑后。对工人阶级而言，这难道不是“糟得很”吗？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辩证法的。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私有化实验，成量最终还是走回了再度国有化。2026年5月，国家工业母机产业基金与四川富润集团联合控股成量，宣告这家老牌工业企业重新回到国有序列。这是客观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化期间的成量，虽然在某些年份实现了所谓盈利，但这种盈利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牺牲长远发展，弄虚作假，中饱私囊为代价的。其股权高度分散导致重大技术投入难以推进，企业长期徘徊在通用工量具领域，无法向数控化、精密化、集成化方向升级。当国家需要工业母机突破卡脖子技术时，其私人资本却因为投资大、周期长、回报不确定而裹足不前。这就是私人占有的局限性与现代工业社会性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早已指出，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一矛盾在成量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私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短期利润率最大化，它是无法承载振兴民族工业、保障国家产业安全这样具有重大外部性的战略使命的。而成量的再国有化，恰恰是对对私人资本局限性的克服。

　　在成量私有化期间劳资矛盾激化：确认劳动关系纠纷、社保缴纳争议、经济补偿金追索等案件层出不穷，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宪法总纲第一条怎么说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劳动力被当作商品买卖，当工人被当作成本而非财富，社会主义的初心就被糟践了，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就被严重压抑了。成量的再度国有化，是对这种被破坏的初心的寻回，是对这种被破坏的生产关系的必要修复，是被资本逻辑异化的劳动关系向相对协调状态的回归。

　　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告诉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量从国有到私有再到国有的螺旋式历史发展，正是这一论断的证明。当年那些借改制之名化公为私的官僚资产阶级，不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今天通过国家力量纠正私有化的弊端，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次继续革命吗？这说明，上层建筑并非被动地适应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应当运用政权的力量，在经济基础上限制乃至战胜资产阶级法权，唯此，才能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

　　那么，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成都成量的再国有化，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历史经验？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未来为了以新质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了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又该如何处理私有制经济？

　　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使我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制度基础。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将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实现人民的利益。而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在本质上与建国初期其实并无二致：是让生产资料服务于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利润追求，还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质生产关系的匹配。所谓新质生产关系，绝非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的生产关系，而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的生产关系。成量再国有化的启示在于：第一，必须坚决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战略性产业和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走私有化的邪路，而应当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改革内部治理机制，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落实“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第三，对现存的私有制经济，既然无法短时间内彻底消灭私有制，那就应当采取利用、限制、逐步改造的方针，如同建国初期对待民族资本主义那样，允许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适当存在和发展，但必须限制其剥削程度，并逐步引导其向公有制经济过渡。

　　国企私有化，对无产阶级来说，是糟得很，但对资产阶级和走资派来说，就是好得很。这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一个要不要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成量七十年两易其制，最终回归国有的历史证明：私有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