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发了《大寨，挡了谁的路》一文。然后发现了相应的链接，文字是关于大寨的，作者不详。但希望读者对其言论进行评价。现拿来与朋友们分享，共同探讨。

　　链接内容：大寨精神并非被完全否定，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其部分做法和模式被批判和调整，主要原因如下：

　　1.“左”倾错误泛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被过度政治化，成为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其代表人物陈永贵等人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提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等口号，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量冤假错案，严重伤害了干部和群众。

　　笔者：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大寨是个经得起考验的好典型。这个典型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所谓文革的产物，更不是什么政治需要。大寨面对艰苦条件，不向国家伸手，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了落后面貌。事迹真实过硬，感人至深，其精神不仅在艰苦创业的年代闪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解的是竟然被某些人贴上了“左”倾路线的标签，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在困难面前不思进取，躺平吃救济，或者成群结队去沿街乞讨才是不左不右正合适?再者说，大寨的这种干法完全符合小平的“两猫论”，现在怎么就“左”了呢?话只能点到为止，其实都懂的。

　　至于陈永贵提出的那些口号，并非他的原创，而是全国性的。如果真的讲实事求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些口号不仅陈永贵喊，只要查查历史资料就会发现，今天可劲批判这些口号的人照样也在喊，甚至比陈永贵喊得还要响亮。

　　不过把话说回来，“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这些口号，并没什么毛病。即便用今天的视角来看，恐怕也找不出什么问题。下面咱们就一条条地分析：

　　苏联搞修正主义，下场是亡党亡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其进行严厉批判大有必要，如果不是修正主义者，应该没人反对。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否认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如果不承认那是睁着眼说瞎话。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对开历史倒车的思潮和行为进行批判完全正确，无可非议。而且反对资本主义是一项长期任务，今天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也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思想泛滥，不信就看看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吧。

　　最后，大干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过错。实践证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任何人施舍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没有当年全国人民甩开膀子大干，后期改革开放的基础从何而来?即便是在物质相对充足的今天，经济建设仍是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所以，大干社会主义的口号，不仅昨天喊，今天喊，而且明天还要喊。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口号别人喊得，偏偏陈永贵喊不得，喊出来就犯规，这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

　　至于陈永贵提出的这些口号，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之说，更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喊几句并没毛病的口号，竟然能给天南地北的人带来灾难，很有点科幻小说的味道，这种事别说别人不信，恐怕提出这个说法的人自己都不相信。这种说法真的过于滑稽，如果要实话实说，别人冤不冤暂不得而知，陈永贵可是真冤，比窦娥还冤!

　　2.经济模式僵化

　　大寨模式强调大队核算、平均分配，反对按劳分配，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和农民的实际利益，导致农村经济活力不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笔者：实事求是地讲，小岗村人均四亩良田没人种，伸着两手向国家要救济，甚至宁肯沿街乞讨也不干活。那不是体制问题，而是管理拉胯。在同一个政策之下，大寨不但把大家组织起来了，而且还干成了大事，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寨的管理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靠集体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建立了一套相对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了不干不行，不好好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的劳动氛围。这叫管理水平，不是谁都具备的。经济学家阳和平曾讲过一个眼见为实的故事，美国一家具有几十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公司，在分配年终奖的时候，都感到有些棘手，不料他们竟然采用了大寨“自报工议”的办法，使难题迎刃而解了。

　　可见，所谓大寨反对按劳分配纯属无稽之谈。他们不但没有反对，而且把按劳分配运用得淋漓尽致，并形成了先进经验。如果真如文字所说，当时大寨村民的积极性遭到了扼杀，导致生产效率低下，那么有人不禁会问：大寨是如何做到十年磨一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呢?

　　3.生态破坏严重

　　大寨为追求粮食产量，过度开垦山地、砍伐森林，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这种“以粮为纲”的极端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长期来看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笔者：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意思。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人说错了，这么多年大批特批。怎么大寨人以粮食为纲也不对了，也极端了呢?

　　民以食为天。在当时来讲，粮食就应该是“纲”，这是主要矛盾。解决问题抓主要矛盾，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要求。人要生存，首先要有粮食，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另外，一个没有任何家底的农业国家发展工业，最大的支撑就是粮食，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所以，当时坚持“以粮为纲”无可厚非，也是必然的选择。那么，大寨人把眼睛盯在粮食上何错之有?假如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不搞粮食，而是集中力量去开饭店、开娱乐场所、发展旅游事业，那就真成了典型的瞎胡闹了。

　　大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改变命运，在治山治水的过程中，砍伐一些树木，开垦一些荒地，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竟然被扣上破坏生态环境的大帽子，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其重。这是稍有头脑的人就懂的道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寨人战天斗地，创造出的成绩有目共睹。如果用成绩与砍伐几棵树相比，所造成的那点损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根本不值一提。如果非要拿这个说事，那么大寨当年砍的那几棵树，开的那点山，比起前些年全国乱开乱采、乱排乱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吧?这种事不能往深处说，再说下去就没意思了，搞不好就犯规。

　　4.形式主义盛行

　　全国各地盲目模仿大寨的“人造梯田”“挑灯夜战”等形式，忽视本地自然条件和实际需求，导致资源浪费和生产效率下降。许多地方为了“学大寨”而学，只做表面文章，未真正解决农业生产问题。

　　笔者：这个问题更加十分可笑，言外之意是大寨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把别人带偏了。这个说法简直过于荒唐，典型的诿过于人。

　　大寨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些人学不到真谛，甚至闹出了笑话，那只能说他们智商有问题，跟人家大寨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好比有人买了螃蟹不会吃，咬盖子硌了牙，不说自己是个蠢货，反而怪罪卖螃蟹的人。

　　以前确实听人讲过类似的故事，有村干部学习了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以后，竟然让村民每天去挖山，还说要子子孙孙挖下去。于是有人批评愚公，说他把人带傻了。 首先，我们应该搞明白，到底愚公傻还是自己傻。现实中，学习大寨无疑是学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有些人却不得要领，机械地复制大寨的做法，放着手里的良田不种，非要找个山头造梯田。如果有人拿这种奇葩事埋汰大寨，只能说他跟吃螃蟹的人有很近的血缘关系。

　　当然，那个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在全国开展的轰轰烈烈，那种半吊子货终究是个例，效果还是相当显著的，很多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通过学习大寨艰苦奋斗的作风，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由国家的包袱变成了财富。

　　可是，有些人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对学大寨的辉煌成效视而不见，偏偏死盯着几个大脑迟钝的人不放，并以此往大寨头上扣屎盆子。真是无语了，都是成年人，除了说他们别有用心，还能说什么呢?

　　5.虚报产量与弄虚作假

　　大寨及昔阳县存在虚报粮食产量等问题，通过夸大成绩来维持“先进典型”的形象。这种行为不仅误导了决策层，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引发了社会对“学大寨”运动真实性的质疑。

　　综上，大寨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核仍有价值，但其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过度政治化、僵化和形式化，导致负面影响凸显。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主体地位、遵循市场规律和因地制宜，大寨模式因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请对以上观点进行点评。

　　笔者：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大寨是大寨，昔阳县是昔阳县，谁的问题归谁，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不可否认，有些地方在学大寨的过程中，确实存在数据造假的现象。但是，这跟大寨有什么关系呢?至今为止，官方并没有拿出大寨数据造假的证据。不知文字中的信息从何而来?

　　总之， 看了以上内容，整体感觉叙事比较清晰，只是观点过于牵强，有吹毛求疵、生拉硬套。

　　说到这里，不由想到有人在大寨“找茬”的一件事。文革后，某考察组带着“任务”到大寨调研，陈永贵现身说法，介绍当年由于缺乏治理病虫害的经验，曾造成了粮食欠收的故事。本意是说明种田要讲科学，否则就要吃亏。不料，这事被人揪住小辫子，玩起了文字游戏，不断上纲上线，说陈永贵不是农业专家，怎么能当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呢!

　　这件事跟链接中的观点很雷同，给人的感觉就是欲加有罪，何患词穷。如果按照这个人的说法，国家总统应该是个万事通，不但要懂宏观，还要精通微观，而且必须是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也就是说小到生孩子，大到卫星上天，每件事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门清，否则就不称职。

　　这是什么鬼逻辑?哭笑不得之余，只能感叹：如果让这样的人来评价事物，估计这个世界都得乱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