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赶考”路上最沉重的问卷
1949年春天，在率领中共中央向北京进发之际，毛主席将此行喻为一次庄严的“进京赶考”。这绝非一时兴起的比喻，而是深植于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深刻洞见。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他深邃的目光里，真正的考验，那张关乎历史周期率、决定红色江山能否永固的终极问卷，才刚刚展开。这张问卷上，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一个让他牵挂了一生、忧虑了一生，甚至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尝试去解答的根本问题——接班人的问题。
他深知，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乃至世界革命史，无数英雄豪杰“打天下”易，“守天下”难。一个革命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枪炮，而是来自内部的腐化、官僚化和最终的背叛。这背后，是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即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阶级斗争也并未终结。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依然存在，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着复辟；同时，小生产者、社会上残存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旧的意识形态，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思想。
更让毛主席警惕的是列宁晚年的忧思。列宁在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很快就发现了苏维埃政权内部官僚主义滋生的危险。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苏维埃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旧的，“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实际上是由沙皇的官吏组成的”。他警告说，一个脱离了群众、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官僚集团，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内奸”。布尔什维克党如果不能战胜这个敌人，社会主义就可能失败。这一来自革命导师的警告，深深烙印在毛主席的脑海中。他所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打江山，坐江山”，而是如何确保这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永不生锈，永不变质。
一旦曾经的屠龙少年，变成了新的恶龙；一旦人民的公仆，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新老爷，那么，革命的意义何在？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岂不白流？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改朝换代的范畴，而是一个关于阶级背叛与信仰失落的根本性问题。他要寻找的，不仅仅是几个可靠的领导人，而是一条能够防止整个先锋队——共产党——从一个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蜕变为一个新的、压迫人民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道路。
从延安窑洞里的远虑，到晚年发动雷霆万钧的运动，毛主席的后半生，可以说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反复书写和修正着这份“接班人”的答卷。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不仅是一个人事安排的问题，更是一个决定着千百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是否会白流、决定着无产阶级事业最终是走向胜利还是付诸东流的、天大的政治问题。这关系到国家的颜色，关系到历史的方向，是他作为一名终身革命者，为这个他亲手缔造的国家和民族，必须承担起的最后、也最沉重的责任。
第一章：延安的窑洞与历史的远虑——“决不当李自成”
对接班人问题的忧思，并非始于毛主席的晚年，而是早在革命胜利的曙光初现之时，就已在他心中埋下了沉甸甸的种子。延安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性胜利，毛主席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军事和策略层面，深入到政权建设和巩固的根本性、长期性问题。他开始系统地思考，一个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如何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魔咒。
一、“窑洞之问”：历史周期率的警钟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访延安，在与毛主席的彻夜长谈中，他怀着对中国未来的殷切期望，也带着历史学家的深沉疑虑，坦率地提出了那个困扰中国历史千年的“周期率”之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对历史的感慨，更是对即将成为执政者的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终极拷问。毛主席的回答，石破天惊：“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著名的“窑洞对”，常常被后世简化理解为毛主席对西方式民主的某种承诺。但实际上，其内涵远比这深刻和复杂。毛主席所说的“民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群众路线。它并非指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而是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其核心要义在于“人民来监督政府”。这种监督，不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是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全方位的、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它要求政府的权力必须置于人民的监视之下，政府的官员必须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这与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的原则一脉相承：公社的委员（官员）由普选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并且，所有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毛主席的回答，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结合。他已经预见到，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将不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自身脱离群众、走向腐化和官僚化的倾向。而防止这种蜕变，确保权力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正是接班人问题的实质。因此，“窑洞对”不仅是他对黄炎培的回答，更是他对全党的警示：政权的合法性，最终来源于人民的拥护和监督，一旦失去这个基础，任何政权都无法逃脱历史周期率的宿命。
二、李自成的悲剧：“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如果说“窑洞对”是从理论和宏观层面探讨了政权巩固的道路，那么李自成的例子，则是毛主席用一个具体、惨痛的历史教训，为全党敲响了警钟。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让全党同志深刻理解这种危险的现实性，他生动地讲述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迅速腐败、最终兵败身亡的历史。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是纪律严明、深受百姓拥护的“义军”。然而，进入北京城后，仅仅几十天的时间，这个集团就迅速腐化堕落，将领们争夺财富、美女，沉湎于享乐，军队纪律废弛，对百姓的骚扰甚至超过了明朝的官兵。最终，民心尽失，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夹击下，一败涂地。
在毛主席看来，李自成的悲剧，绝非偶然。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规律：一个在野的、受压迫的革命集团，一旦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就极易发生阶级地位的转化。他们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从人民的代表变成了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转化，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衰退或道德的败坏，更是一个集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迅速脱离了曾经赖以生存和胜利的人民群众，忘记了革命的初心，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成为了共产党人进入北京前的“第一诫”。它标志着毛主席对接班人问题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防变”意识。他要寻找和培养的，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能干的“储君”，而是一整套能够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永不变色、确保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永不割断的制度、机制和文化。防止“我们”变成“他们”，防止公仆变成主人，这是毛主席对接班人问题思考的一以贯之的逻辑起点，也是他后半生所有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核心主题。
第二章：建国初期的寄望与裂痕——“同路人”能否走到最后？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一批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考验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毛主席最初寄予厚望的接班集体。他们是共同浴血奋战的战友，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崇高的革命威望。在毛主席看来，由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战争年代那种高度一致的目标和纯粹的革命激情开始分化，思想上的裂痕，开始在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之间悄然出现。
一、“糖衣炮弹”的侵蚀与反腐防变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高瞻远瞩地警告，要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深刻地认识到，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和平环境下的腐蚀，其破坏力远甚于战场上的枪炮。建国后不久，这一预言就不幸应验。党内迅速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特别是1951年揭露出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的惊天大案，让他触目惊心。这两位都曾是战功赫赫的革命功臣，但在和平环境中，他们利用职权，盗窃国家资财，生活腐化堕落，迅速蜕变成了人民的罪人。
刘、张二人的蜕变，对毛主席的冲击是巨大的。这印证了他最深的担忧：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个人的腐化堕落，看似是道德问题，但其背后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侵蚀。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这种势头，党内就会出现一个利用特权为自己牟利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最终会背叛革命，成为新的压迫者。
因此，毛主席力排众议，以霹雳手段下令枪决刘青山、张子善。他用这两颗人头，向全党、也向全国人民表明，共产党决不允许任何人变成新的“李自成”，在反腐防变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功劳簿可以作为挡箭牌。他忧虑的，不仅是少数干部品德的变质，更是这种变质现象背后，党内一部分人革命意志衰退、阶级立场动摇的危险信号。他愈发深刻地意识到，仅仅依靠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革命自觉性，是靠不住的。在执政和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来防止干部队伍的整体蜕变，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二、路线分歧的出现与“同路人”问题
比贪污腐败更令毛主席忧心忡忡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深刻分歧。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必须“趁热打铁”，不间断地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阶段。这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消灭私有制。然而，党内一部分老同志在胜利之后，思想开始停滞，革命热情减退。他们更倾向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认为中国应该先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到生产力高度发达了，再谈社会主义。他们更看重用物质刺激、市场机制来发展生产，对于触及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则表现出消极甚至抵触的态度。
毛主席将这些人看作是革命的“同路人”。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他对党内思想状况的分析进入了一个新的理论深度。所谓“同路人”，是指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与党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为了这个共同目标，他们可以和无产阶级并肩战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然而，他们的思想基础，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当民主革命成功，革命要继续向前，触动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时，他们的世界观就与党的最终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他们就会停下脚步，不愿再往前走了，甚至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阻力。
这种分歧，在毛主席看来，绝非一般的工作方法之争，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他担心，如果这种“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路线占据了主导，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但实质上会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到那时，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会旁落到那些思想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干部，即那些实质上代表城市和农村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手中。这种“不拿枪的敌人”的和平演变，比武装颠覆更加危险。因此，如何识别并教育这些“同路人”，如何在路线斗争中确保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地位，成为了毛主席在思考接班人问题时，超越了个人品德层面，而进入到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和思想路线层面。
第三章：沉重的打击与危机的深化——“靠得住”的究竟是谁？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和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给了毛主席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他曾寄予厚望的一些接班人选，在他看来，接二连三地“变了颜色”，在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上，走向了他的对立面。这让他深感孤独，也让他对原有的、自上而下的“培养”和“指定”接班人的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一、“大权旁落”的现实危机感与“修正主义”的幽灵
在那段时期，尤其是在“大跃进”遭遇挫折之后，毛主席感到自己一些关于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正确主张受到了党内相当一部分高层领导的抵制，甚至被“架空”。他认为，党和国家机器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已经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他退居“二线”后，一些领导同志更专注于调整经济政策、恢复生产秩序，而对他反复强调的阶级斗争表现出不感兴趣甚至反对的态度。他将此视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表现。
这种“大权旁落”的现实危机感，与当时国际上的反修斗争紧密交织在一起。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在毛主席看来，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然背叛，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典型。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上台，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从内部发生了质变，无产阶级政党已经蜕变为“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变为“全民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已经开始。
苏联的教训，如同一面镜子，让毛主席看到了中国潜在的巨大危险。他忧心忡忡地发问：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就睡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不警惕，中国的领导权会不会也被这样的人篡夺？他认为，党内那些不重视阶级斗争、主张“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领导人，正是在走苏联修正主义的老路。他感到，一个由脱离群众的官僚所组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独立王国”，正在党内形成。这个阶层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反对继续革命，只想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待遇。
要从这个正在形成的特权阶层手中夺回他认为已经旁落的权力，依靠党内常规的、自上而下的会议和决议，在他看来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因为这个官僚体系自身，已经成为了变革的巨大阻力。他必须采取非常的、自下而上的手段，来打破这个盘根错节的体系。这种强烈的危机感，是他晚年发动一系列激烈政治运动的直接动因。
二、从“指定”到“考验”的逻辑转变
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和人事变动，让毛主席痛苦地认识到，革命的接班人，不是靠领袖个人的权威“指定”或“培养”出来的。在和平环境下，一个人可以表现得很好，可以高喊革命口号，可以做出忠诚的姿态，但这很可能是伪装。只有在最尖锐、最复杂、最剧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才能真正考验出一个人，看清他的真实面目，辨别出谁是真心革命，谁是口是心非的投机分子，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
这一逻辑转变，是理解毛主席晚年思想和实践的关键。它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一个核心的认识论原则，即“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这一口号在后来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他不再相信静态的考察和组织程序上的任命，而更相信动态的斗争和实践的检验。他得出一个结论：接班人，原来不是可以“选拔”和“安排”的，而是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自己“打”出来的。
因此，他要亲自发动一场“演习”，一场自下而上的、规模空前的大民主和政治运动，来对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中央高层的领导者，进行一次总的“考验”。他要“把水搅浑”，让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充分表演，让矛盾充分暴露。他要观察，在狂风暴雨中，谁会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谁会动摇，谁会叛变。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广大群众也学会辨别好人与坏人，学会自己起来捍卫无产阶级政权。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冒险的构想，即不再由领袖为人民选择接班人，而是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来选择和塑造自己的领袖。这一思想转变，直接导向了后来那场席卷全国的十年运动。
第四章：激进的社会实验——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培养千百万接班人
既然从上层按部就班地培养和指定接班人的道路，被证明是不可靠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毛主席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下面，投向了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从未经历过战争考验的青年学生。他晚年最宏伟、也最具争议的构想，就是打破少数“精英”治国的传统模式，不再将希望寄托于一两个“天才”或“储君”，而是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土壤，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出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一、“五条标准”的理论概括：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画像
1964年，随着中苏论战的白热化和对国内修正主义危险的忧虑日益加深，毛主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明确了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这“五条标准”分别是：
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第一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它强调的是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正确性，要求接班人能够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够洞察修正主义的欺骗性。这直接针对赫鲁晓夫之流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搞修正主义的教训。
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这条强调的是接班人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少数人，不是剥削阶级，也不是自身的特权集团，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客的根本标志。
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这要求接班人有宽阔的胸襟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能够搞“五湖四海”，而不是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这要求接班人既要发扬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又要能够实行正确的集中，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防止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的制度保障。
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条针对的是执政党地位容易带来的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危险。
这“五条标准”，绝非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毛主席对几十年革命与建设经验，特别是对苏联亡党亡国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理论结晶。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画了一幅清晰的“政治肖像”。这份“药方”的重点，不在于个人的才干或技术能力，而在于其政治立场、思想路线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要的不是一群听话的、会办事的“官僚”，而是千百万个懂得马列、联系群众、敢于斗争、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与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二、“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重塑新一代的灵魂
为了实现培养千百万接班人这个宏伟目标，毛主席发动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其重点领域就是教育和青年。他认为，旧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容易成为精神贵族和官僚主义的后备军。
因此，他大力推动“教育革命”。其核心主张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批判“智育第一”，强调“德育为先”（这里的“德”指无产阶级的政治品德）。他主张缩短学制，改革教学内容，让学校的大门向工农兵敞开，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破知识分子对教育的垄断，彻底改变教育培养“人上人”的状况，使之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
与教育革命相辅相成的是规模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毛主席号召成千上万的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更是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举措。他就是要让这些没有吃过苦、在“红旗下长大”的城市青年，到中国社会最基础、最广阔的农村去，拜贫下中农为师，在艰苦的体力劳动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磨炼意志，改造思想，洗去身上的“小资”习气，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建立起真正的血肉联系。
在他看来，这广阔的农村，就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最好的“大学”。只有真正懂得了农民，理解了中国的国情，与工农群众有了深厚的感情，这样的青年，将来走上领导岗位，才不会脱离群众，才不会背叛自己的阶级。这两项激进的社会实验，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伟大理想，从根本上铲除产生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土壤，为培养千百万红色接班人创造条件。
第五章：“血的教训”与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千秋大业的最后叮咛
毛主席晚年对接班人问题的一系列痛苦求索与激进实验，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最终升华、凝结为他一生思想的最后结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课题。这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也是最沉重、最具争议的理论遗产。
一、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回归
毛主席以他亲身经历的“血的教训”，特别是苏联修正主义上台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残酷现实，向全党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用最尖锐的方式再次阐明了一个被许多人忘记了的、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道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则进一步指出，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难。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焦点，始终是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
他认为，一旦政权旁落到修正主义分子或者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那么，无产阶级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成果，将会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轻易地通过一道法令变成事实上的官僚所有制或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工人农民将重新沦为被雇佣、被剥削的劳动者。苏联的教训，和他自己对国内形势的判断，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因此，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问题。
二、阶级斗争的“党内”新形式：理论的重大“突破”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和最重大的“突破”，在于它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式和地点的全新判断。毛主席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是以一种新的、更复杂、更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其斗争的中心，已经从社会上转移到了共产党内。斗争的焦点，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毛主席晚年思想的“题眼”。他认为，这些人身居高位，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巨大权力，他们虽然组织上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立场上已经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推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要少），对内搞“三自一包”。如果他们的路线得逞，中国就必然会改变颜色。
因此，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根本途径，就不是简单的组织调整或人事安排，而是一场又一场深刻的党内路线斗争和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希望通过这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即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向党内的“走资派”夺权，揭露和清洗党内的腐败、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从而保证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十年运动，正是这一理论的终极实践。他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全国性的“演习”，教育人民，锻炼群众，并“炸”出一批深藏的“走资派”，同时发现和提拔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真正“靠得住”的年轻接班人。
结论：一位孤独的“守夜人”的悲壮求索
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毛主席对接班人问题的毕生忧思？
那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一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在他生命的最后里程中，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情怀，为他所开创的事业进行的最后守望。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身后评价与荣辱，而是这个红色江山会不会变色，亿万劳动人民会不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斗争的，不是某几个个人的政敌，而是那个他称之为“修正主义”、并认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历史惯性和那个被称为“历史周期率”的千年魔咒。
他的一生，都在“造反”。早年，是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晚年，他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造他认为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他就像一位孤独的“守夜人”，在他亲手参与建造的宏伟大厦里，警觉地、甚至是焦虑地寻找着每一丝可能导致大厦倾覆的裂缝和蚁穴。
他的求索，从理论上看，是对列宁晚年忧思的延续和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苏联的蜕变）所做出的独立回答，形成了系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实践上看，他尝试用群众运动、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问题，来监督权力，来挑选和考验接班人，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或许，他所采取的方式过于激烈，承担了巨大的历史压力，但这正体现了他为确保人民江山永不变色而展现出的坚毅与胆识。他提出问题的深刻性、他探索道路的悲壮性，以及他那份为了确保人民江山永不变色的深沉忧思，共同构成了这位历史巨人留给后世的复杂而沉重的遗产。理解了这份忧思，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晚年的思想与实践，也才能更清醒地思考一个革命政党在执政之后所面临的永恒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