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网络都在谈论少林寺的释永信，话题热度比一个落马的大老虎官员影响还要大、还要持久。这种现象是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释永信之罪，不仅在刑事，更在于断了中国人的精神后路
和尚和大学老师一样，在任何社会都代表一种贵族身份。中国也概莫例外。作为贵族并不一定拥有更多的财富，仅仅代表社会地位较高，是一种精神贵族。
但是作为社会贵族，他们也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严格在社会约定俗成的框架内做事，一旦逾越了这个框架，就打破了社会心理期待，很容易引发社会的质疑，由此不光个体的形象坍塌，而且还容易引发社会信任的风险。精神贵族是个文明契约现象，需要彼此遵守，彼此尊重。
比如大学老师，需要守住知识分子的人文底线，如刚正不阿、人格独立、传道授业、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乃至“君子固穷”等，一旦冲破这个底线，人们看待知识分子的眼光就变了，如果知识分子当了官或者发了财，人们也就不再把你当做知识分子了，视你为官员或者企业家了，那又适用另外一种标准了。社会大众敬仰精神贵族，但是由此提出的要求，其实是很苛刻的。
再如和尚，你的责任就是念好经，守戒律，做善事，为世人守护好一个“精神后花园”。
所谓“后花园”，就是一条精神后路，人们如果在尘世受挫，起码还有个地方可以成为精神庇护所，即便不能剃发出家，身入空门，但是可以常来寺庙走走，感受深山古寺的脱俗气息，或者可以居家“调素琴，阅金经”，从而获得一时的栖息之所。
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儒释道”三教合一，这构成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受到挫折时候能够出世以逃避现实，独自疗伤，精神恢复之后又能积极入世以经世致用。这种进出自如、自我调节的精神机制，苏轼是个典范，他命运多舛而一生豁达，所依赖的，不过就是儒释道，这使他成为儒林领袖，成就了他的生前身后名。中国人历来相信，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但是凭借“儒释道”构筑的“狡兔三窟”的进出机制，人们可以自如地应对各种磨难。
但是释永信之罪，在于破坏了这种精神通道和人生自我救赎机制，让人们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的时代，突然发现被切断了精神后路。如果说，城市化对于乡村的摧毁，在于让人们失去了故乡，那么释永信对于佛门的商业化，则让人们在内卷的时代，精神无处可逃，沦为焦虑的精神囚徒。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万物皆可商业化，被兑换为货币，人们对此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但是人们认为佛门是一方净土，是尘世的精神寄托。当释永信对于佛门下手的时候，人们就突然感觉有些过分了。可以说，正是释永信触及了这个商业禁地，触动了很多中国人的文化禁忌，由此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敏感人物。有些人夸奖释永信的商业才能，但是显然用错了地方。在这个禁忌之地，才能越大，带来的伤害也越大，正如弓箭如果瞄准了错误的方向，力气越大，偏离越远。
但是人们又难以确认，释永信的商业化是否真的不对？
其实，宗教和商业的关系，早就有了答案。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了新教伦理如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西方社会的宗教也激励人们以勤奋工作、赚取金钱来回报上帝。中国的“儒释道”并不排斥商业，寺庙的香火，是一种经济心理交换的生生不息。
但是释永信不同之处在于，他将佛门的角角落落、一香一册都进行了明码标价，并没有促进人们对于佛法的信仰，反倒让人们由此失去了敬仰之心。从此之后，社会再无精神后花园，都沦为世俗之地。
二、释永信出事，验证了一条网络舆论规律
释永信今天出事，之所以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于网民在心理上一直在期待这一天，如同在期待第二只靴子的落下，而这一天等得太久。所以当它终于落下的时候，网络争相传播，本质上是奔走相告。
为什么说是第二只靴子？第一只靴子什么时候落下的？是在他大规模启动了商业化、切断了中国人的精神后花园之后，就已经严重地冒犯了社会大众，成为大众公敌，再加上网络上的各种情妇、私生子的传闻，以及豪车出入的场景，完全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少林寺方丈的固有想象，这种信息和图文视频，使得人们将其和世俗腐败直接联系了起来。那个时候，第一只靴子在人们心理上已经落下了。第二只靴子，不过是人们希望看到实锤，或者看到相关部门出手的那一天。
他的经历，验证了一种普遍的、但是人们又习焉不察的网络舆论规律，那就是当一个人被网民普遍质疑，而且这种质疑从未消散的时候，那么网民的质疑大概率是对的。
正如人们一直质疑释永信是有问题的，但是一直没有确切证据，即便多年前相关部门为他正名过、证明情妇和私生子都是“假新闻”，但是这种网络质疑从未消失过，他的形象一直是灰色的，直到今天，随着相关通报的出现，才最终证实，网络此前所有的质疑都是对的。
所谓网络舆论，可以认为是相当数量的网民对于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持有的共同观点或者类似看法。网络舆论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当相当数量的网民持有差不多看法的时候，他们人多势众，无论是喧嚣还是沉默，其带来的后果都是惊人的，或者总会带来后果的。这有点类似古人所说的，“前夫所指，无疾而终”。
为什么这个网络舆论现象基本是对的？我们可以进行如下论证。
论证一：如果一个人的言行遭到网民普遍的质疑，那么他大概率冒犯了普遍的道德伦理，违背了生活常识。道德是群体的约束力，冒犯道德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生活常识具有真理的力量，因为它是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人生经验，在代代相传中如同基因一样坚如磐石，当下的观点和做法如果违背它，无异于以卵击石；
论证二：如果质疑一直存在，那么表明支持他的正面信息太少或者没有，表明他获得的社会肯定也非常少，或者正面的信息不足以覆盖和压倒质疑的信息，这意味着他的社会正面价值的比例是小的，而负面比例更大；
论证三：如果质疑一直没有消失，那或许意味着他的行为一直都在增加人们的质疑，一直是作为网民群体的对立面，加剧了这种冲突；
论证四：这种群体的质疑是一种群体的诅咒，网民在群体心理上希望看到他出事，并推动这种期待自我实现；
论证五：质疑信息，意味着他并未获得相关部门或者有力部门的高度信任，甚至可能也在抱以观望，否则出于声誉形象的保护之需，可能会为他改善网络不利信息；
论证六：一直以来普遍的网络负面信息，会令他认识并接受了自己在网民心目中的这种网络形象，并在社会压力下和潜移默化中，将此形象确认为自身气质，无形中影响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由此又恶化了他的网络形象，类似于“破罐子破摔”，这又增加了质疑性信息。
通过这些简单的论证，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网络舆论实际会推动自我实现的，从而成为一种规律。这种舆论现象的本质，是网民群体的情绪和心理是一种力量，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合力。
就以释永信来说，多年来网络质疑从未消失，而且他动辄出入豪车的视频图文，更加增加了这种负面的不利信息，他也接受了这种质疑性围观，并习以为常，逐渐将之合理化、正常化，甚至认为是一种“名人效应”，他越发地按照这种性格逻辑行事，最终其自我认知和网民的道德要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在他将一切都合理化的时候，网民却在等第二只靴子落地。他的最后出事，不过是验证了这个网络舆论，真实而有力。
三、释永信带来的风险，以及给我们的警示
释永信在网民质疑性的围观中，历经多年不倒，时间长度跨越十年，网络质疑从未消失，他生活于网民的复杂目光中，不一定惴惴不安，也可能心安理得，但是群体围观构成了一种环境，环境终究会改变人。如今他终于倒下，网络舆论表现为民心大快。他由此带来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首先，释永信和宗庆后的先后“倒下”，客观上冲击了人们心底的道德秩序。
此前，宗庆后在生前主动和被动塑造的“布衣首富”的形象，轰然倒塌。他的主动言行，证明他看到了道德的力量，他的被动，证明公关部门塑造的公众形象，是可以架空他的。虽然人们在心底接受宗庆后作为富豪和企业家，其私生活未必像普通人那么传统，但是他的日常言行和宣传人设，和身后的真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跌下神坛，对于社会大众的心理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时隔不久，同样作为社会知名人物的释永信也出现形象坍塌事件，即便人们对此猜疑已久，并且乐见实锤落下，但是真到了这一天，人们依然感到了巨大的震撼。
两件事情一前一后，分别冲击了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伤害了人们关于道德的信仰，对于形象宣传和道德说教，或许会出现严重的抵触心理。再加上他们都有官方的荣誉和身份，无疑对于公信力也有冲击。
稳定的道德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秩序。但是近期两个社会名人在此领域先后出现问题，无疑会威胁这种社会秩序。网络的猜疑论、“阴谋论”会因此形成更肥沃的土壤，社会的诚信体系、营商环境、舆论宣传，会成为牺牲品。
其次，人才人事考察，网络的负面信息具有参考的价值。
今天的大数据时代，一个社会名人在网络上常常有较多的相关信息，梳理一下全部信息，从中找到正负面信息的比例，再对照一下现实中的评价体系，可能是具有价值的。
这种负面的信息，其实就是网络舆情，他在线下社会的所作所为，都会引发关注，从而成为网络上的正负面信息。中性的、负面的信息更容易引发围观。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容易以宣传、包装为自己拓展影响力，但是它初衷是自私的，那就很难直面道德的直视。人们的道德直觉是敏感的，也具有洞察力，当他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的时候，这种反差之间，会暴露出人性的很多真相。围观者的猜疑，本身是一种社会监督，表现在网络上，就是网络舆情。
当然，有的舆情是同一批人反复制造的结果，但是基本是可以进行信息的清洗和甄别。
其三，要敬畏网络舆论和群体的道德直觉。
一般而言，网络舆论形成的背后，是一种群体的心理和情绪在起作用。他们在现实社会不一定有机会发声，也可能不敢或者无力发声，但是网络是弱者的武器，他们可以在网络空间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更多的人表达了同样或者类似观点的时候，网络舆论就形成了，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线上展示力量。
这种网络舆论，可以是喧嚣的，也可以是沉默的；也可以是有形的，比如留言、跟帖，也可以是无形的，比如只看不说。但是道德是坦率的、赤裸裸的，人们如果支持一件事，在围观的时候总是大声说出来的，如果人们反感一件事，那么围观的时候可以是沉默的，沉默中有千言万语，震耳欲聋。
这种道德直觉并不意味着它在当下和未来就是对的，因为道德具有时代性，也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社会发展，反倒是经常牺牲道德。但是在社会的某个发展阶段，集体道德就是一种社会秩序，如果某个做法冒犯了集体道德，引发众人不满，会形成严重的冲突。
这提醒我们，如果某个改革创新的做法在出台的时候，可能过于超越，会不合时宜，这时候就需要研判后果，或者做好知识普及、舆论宣传，获得民众的理解、谅解。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和民心打交道。和民心打交道，是政治社会领域永恒的挑战性话题。
少数公众人物，包括地方领导干部，可能会面对这种网络舆论现象。在干部选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要求下，这种网络舆论具有群众监督的意义。在走过数十年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之后，今天的人才考察、干部选拔需要“以德服人”，更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