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如一片秋叶,在风中摇曳了许久,终于飘回了养育他的中原大地。
首先爆出他死讯的,是15年前“开胸验肺”事件的当事件人,现尘肺病公益人、公交车司机张海超。
他并不是自然飘落的。张海超说,他是忍受不住尘肺病的折磨,拔掉氧气管,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死是决绝的。死前,2024年12月2日凌晨5时53分,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向亲友作最后的告别。他发朋友圈时,有意把妻子、儿子和女儿的微信都屏蔽了。去意已决,他还在家族群里做了最后的交代:等他去世以后,不用火化,不用摆排场,后事越简单越好。他对家人有太多的愧疚,因为他这个病,家人没少花钱,没少吃苦。
首先发现问题的是他大哥家的儿媳,看到了他在家族群发的消息。等6点多大哥去他们家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此时,离他发完朋友圈不到半小时。
他并不是一向这么决绝。他想活着,他眷恋他的家人。他有一个清贫但和睦的家,他的妻子当天凌晨5点40多出门的时候,还在交代他及时吃饭、按时吃药。他的妻子在附近一个加工豆腐串的工厂上班,已经有四五年了,忙的时候凌晨两三点就得出门。他儿子在郑州打工,身体不太好,也要经常用药。
妻子与他的遗像
他表现得一直很乐观。在张海超的“尘肺患者在一起”群里,他经常去帮助其他尘肺病人,鼓励他们积极向上生活,好好地活下去,好好陪伴家人。
一位群友评价说,“他善良、乐于助人,经常为大家排疑解惑,是群里少有的知识渊博型人才!”
他的家人也都本分善良,生前有人帮助过他,他和家人始终铭记在心。在他离去后,家属主动提出要捐献三台尚能用的制氧机,其中一台是他今年8月份刚买的5升静音制氧机。
他为群友答疑解惑
天下尘肺病人是一家。就在今年8月份,他身体恶化且家中无钱买药时,群友们纷纷伸出援手,助他渡过难关。在侠义心肠的张海超的牵线搭桥下,大爱清尘基金会曾给他捐过两台制氧机,爱心人士曾经给他捐款捐药捐轮椅。
他与张海超聊天截图
听到他离去的消息,家人、病友们都感觉很意外。在他自杀的前几天,他还要求家人给他买一台二手的制氧机,他担心现在用的机器突然坏了,没有及时替补的机器,生命会受到威胁。
他用过的五台制氧机和一台呼吸机
今年夏天,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家人还给他买了一台发电机。在农村,夏天可能因为刮风、下雨、打雷等各种原因停电,停电后什么机器都用不了,他又会面临生命威胁。发电机是他生命的最后保障。
他的发电机
从眷恋到决绝,并不是突然转变的。离去的念头应在他心里一直挥之不去,决绝是最后挣扎的结果。他人生的悲剧,早在四十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他是河南登封唐庄镇人,今年63岁。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左右,他在当地的矿山上打工,工作主要是开采石头,老板们把石头卖到外地。当时也没有固定的老板,打的是零工,工资是计件的。他一共有弟兄5个,加上姐妹是7个。他的老五弟弟在2007年也因这个尘肺病已经去世了,去世时仅38岁。老五和他干的工种不一样,老五在硅石厂上班,工作是磨硅石,比起他在矿山开采石头,粉尘更厉害。
他所在的村庄不大,总共300多口人,当时村里人去矿山开采石头的不少。他们村,包括周边,前前后后有七八个得尘肺病的,其中已经有三四个去世了。他附近的村庄,有一个移民的小区,里边得尘肺病的大概就有五六十个,这个小区有好几个村庄的移民。
他以为能拿命换钱,最终却是人财两空。他上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能拿到500多,90年代最高的时候能拿1000多,当时算比较高的收入了。他在矿山上陆陆续续干了十几年时间,90年代家里就盖起了两层楼。盖楼并不轻松,一家人靠省吃俭用存下点钱,两层楼也不是一气儿盖成的,攒点钱就建一点,分好几次才盖好。在他们村,他家的房子当时还算是比较阔气的。
他也不是当时就发病的。他病情发作是在2015年,自此断断续续开始住院,买药成了日常生活一部分,医院买药、网上买药、药店买药,想尽各种办法买药。4年前,他终于卧床不起,这4年除了偶尔住院外,他根本无法走出过他那个房间。他在房间里长期保持坐姿,尘肺晚期患者仰卧时呼吸困难,一般采用坐着的姿势吸气,乃至采取坐姿入睡。
他坐在床上煎熬已四年之久
他会写诗,也写得一手好字。他在群里助人为乐,乐观向上,他的诗基调却大不相同。今年十月,他写了一首《着秋》,凄婉悱恻,满纸流露着伤痛之情。
风萧萧,雨绵绵,秋叶飒飒,芳草萋萋。朝霞落幕,残荷听雨。一纸春与秋,万家灯与火,浮生如梦魇,红叶诉情殇。
月影西,叶纷飞,光阴有痕,流水无意。夜未央,风不语,人间清冷,心事易伤。
他颇有文学素养。他评价《简》:《简》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有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那一世的长情,谱一首长相思,冷了多少凄凉,漫了多少青丝,化作多少烟雨,吹散了多少世间情!红尘,相思未尽,风起,花落无声。秋依偎,一语未尽,已成昔年,往事难追忆。
看他的文字,完全想象不出他是一位在矿山上工作了十多年、被尘肺病折磨近十年的年老体衰的农民工。他是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据他儿子讲,他上学时候成绩很好,他读完高中也考上大学了。他没有选择上学,按他儿子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兄弟姐妹太多。或许是矿上挣钱是更为现实的诱惑?上世纪80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麟角,妥妥的天之骄子,走上这条路意味着拥有了似锦前程,意味着拥有了体制的身份。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已经解体,进城或进矿山、进工地打工成了新的选项。最初,两者待遇上分化并不明显,甚至一度出现过脑体倒挂的情况。
但这是暂时的。越往后,精英与平民、体制内与体制外分化的趋势就越明显。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他的命运就注定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转折。当然这不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他的命运,只是千百万曾经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普通劳动者的缩影。
*本文素材由张海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