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众号编者按
「本文依托公开权威史料,客观还原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宣传叙事与历史进程,以史实为据,以供读者反思与借鉴。」
历史往往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真相:任何对既有制度的颠覆,都不会直白地亮出最终目的。戈尔巴乔夫推动经济转向、实施私有化的全过程,自始至终没有公开宣告“瓦解公有制、把国有资产转移给少数人”,而是借助官方著作、党代会报告、法案说明和主流报刊,用一套看似关怀民生、追求公正的话语,一步步诱导社会,最终完成对苏联社会主义根基的侵蚀。
一、改革初期:用“加速与民生”包装调整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最先推出的是“加速战略”。这一阶段尚未直接提出私有化,而是以“完善社会主义”作为外壳,把改善民生、恢复社会公正作为最核心的宣传支点。
在 苏共二十七大(1986) 的报告中,反复强调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宣称要打破长期形成的停滞、官僚主义,改善住房、消费品供应、医疗与社会保障,让劳动报酬更加公平,消除特权,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分享发展成果。史料出处:[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6、80 页。报告提出,要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的福利,恢复社会公正,使劳动真正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尺度”。」
戈尔巴乔夫在 《改革与新思维》(1987) 中进一步系统化了这套叙事。该书当时被大量印刷、广泛发行,既是改革的理论纲领,也是面向全社会的宣传读本。书中反复申明,改革的目标是“使人的价值得到尊重”,要摆脱僵化体制带来的物资短缺、效率低下,释放经济活力,最终让全体人民过上富足、有尊严的生活。史料出处:[2]「[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22、127 页。书中提出,改革“是为了人的利益,为了社会公正,为了使人民能够真正享有劳动成果”,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宣称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更新与完善。」
这一时期,《真理报》《消息报》等主流报刊配合宣传,不断渲染“停滞时代”的弊病,把排队、商品不足、分配不公等问题归因于体制本身,引导社会形成一种印象:只要放开经营、扩大自主权,民生困境就会迅速得到解决。宣传中刻意回避所有制的根本转向,把改革描绘成一次“纠偏、革新、为民谋利”的行动。
二、转向阶段:用“公正机会”诱导所有制松动
从 1988 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始,改革的方向逐步由“完善公有制”转向承认多种所有制、租赁制、合作制,直至为私有化开辟道路。此时的宣传话术也随之调整,不再仅仅强调“改善管理”,而是开始提出“机会均等”。
在会议文件与随后出台的《国有企业法》《合作制法》的说明中,官方宣称:国家垄断压制了普通人的创业权利,限制了个体、集体的积极性;允许租赁、股份制、私营经济发展,就是打破官僚垄断,让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经营、占有财产的机会,让财富能够根据劳动和经营能力公平流动。史料:「[3]《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 年,第 38 页。会议提出“经济民主化”“多种形式所有制平等竞争”,宣传要为劳动者开辟独立经营、自主创造财富的途径,消除分配上的官僚特权。」
《真理报》等媒体持续放大这一论调,反复论证:旧体制“低效、僵化、吞噬财富”,只有引入市场竞争,才能激活生产,结束长期的商品短缺,让货架上摆满商品,让普通家庭不再为日常物资发愁。这里所说的“富裕”,并不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发展,而是转向“市场创造机会、个人凭借资本致富”的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官方始终没有直接使用“全面私有化”作为公开口号,而是使用“所有制非国家化”“多种所有制平等发展”“解放生产力”等相对温和的表述,把资本的进入包装成“为民松绑”。
三、激进时期:许诺“繁荣”,推动私有化落地
进入 1990 年,随着《所有制法》、“500 天计划”等方案相继推出,私有化由局部试点转向全面推进。此时的宣传,一方面继续保留“社会公正”“改善民生”的承诺,另一方面开始直接论证国有资产“非国家化”的必要性。
在法案说明、最高苏维埃辩论以及报刊评论中,改革的辩护者宣称:只有把大量国有资产转为股份、租赁和私有,才能打破国家对经济的垄断,让经济重新运转,迅速抑制通货膨胀,实现普遍富裕。“500 天计划”更是许诺,通过快速的所有制改造,在短时间内恢复市场活力,让居民能够拥有自己的企业、房产和资产,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史料:[4]「《苏联所有制法》(1990)立法说明,苏联最高苏维埃文件,主张“各种所有制形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宣称放开所有制限制是消除经济停滞、保障居民福利的必要途径。
[5]“500 天计划”(沙塔林计划),提出大规模“非国家化”与私有化,宣传通过产权重新分配,为民众提供财产机会,实现经济复苏。与此同时,舆论宣传持续对旧体制进行批判,把公有制描绘成“低效、浪费、阻碍个人发展”的根源。《消息报》等报刊上大量文章声称,私有化不是“掠夺”,而是“把资产还给劳动者”,让长期被国家垄断的财富回到普通人手中。」
历史的事实却与宣传形成尖锐对照:这套“还给人民”的话语,并没有让普通劳动者真正获得国有资产。大量优质企业、矿产、能源、流通资产,迅速流向长期掌握权力、熟悉体制通道的特权阶层和新生寡头。普通民众手中的储蓄在恶性通胀中急剧贬值,生活物资价格暴涨,失业、贫困、贫富分化接踵而至。曾经许诺的“普遍富裕”,变成少数人迅速聚敛财富、多数人承受代价的现实。史料:「[6]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书中指出,当时推动私有化的精英群体,其目标之一就是将原本作为管理者掌握的国有资产转变为合法的私人产权。」
四、宣传手段:层层递进的话语陷阱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宣传,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口号欺骗”,而是一套循序渐进的叙事策略。
首先是淡化目标,分步推进。初期只谈“完善社会主义、扩大自主权、改善民生”,不直接提出私有化;等到社会舆论逐步接受“旧体制必须被改造”之后,再提出“所有制多元化”“机会均等”;最后,在“恢复经济、拯救国家”的名义下,推动大规模的产权转移。每一步都保留“人民、公正、富裕”等具有感召力的词汇,用以掩盖方向的转变。
其次是制造对比,放大焦虑。宣传一边反复渲染物资短缺、官僚弊病、分配不公,一边许诺市场、产权、竞争能够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它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为“所有制一变,民生就好”,引导民众对旧体制产生失望,对尚未明确的“新道路”抱有幻想。
再者是利用“公开性”重塑舆论。随着“公开性”政策放开,媒体在“民主化”的名义下,不断重新解读历史、评价体制,把经济困境归因于制度本身,为所有制的根本转向营造舆论环境。原本用于监督、批评的“公开”,逐渐变成瓦解原有价值共识、为私有化辩护的工具。
最后是偷换概念。宣传中反复使用“社会公正”“富裕”“劳动者的财产权”,但悄悄抽离了其原有的内涵。它不再强调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发展,而是把“公正”解释为市场竞争中的机会,把“富裕”解释为个人凭借资本获得收益,把“产权”描绘成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私有化获得的财富。
五、口号与现实之间的历史落差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清晰看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中那些“为了人民幸福”“追求社会公正”“通向普遍富裕”的宣传,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指向,而是在推进过程中逐步变成了遮蔽真实目的的外衣。
它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同富裕,也没有真正把国有资产交给广大劳动者。当私有化大规模落地之后,曾经许诺的商品充足、分配公平、共同繁荣并没有如期到来;相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经济陷入剧烈动荡,最终加速了苏共政权和苏联国家的崩溃。
历史留下的警示十分明确:任何改革,如果仅仅依靠温情的口号、漂亮的承诺,却在实践中不断偏离维护绝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方向,那么无论它使用多少“公正”“幸福”“富裕”一类词汇,最终都将在现实面前暴露其本质。那些曾经用来动员社会的宣传,也会随着事实的展开,成为后人识别话语陷阱、认识历史演变的重要史料。
参考文献汇总
[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2][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3]《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
[4]《苏联所有制法》,苏联最高苏维埃,1990 年版
[5]沙塔林小组:《向市场过渡:500 天计划》,1990 年版
[6]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7]《真理报》《消息报》1986—1991 年相关社论、立法报道,转引自《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