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提出实行包产到户。毛主席坚决反对。这不是一时之争，而是毛主席从农村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作出的原则性判断。今天回过头看，毛主席是对的，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

　　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可以从几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从所有制和方向上看，包产到户动摇的是集体化的根基。毛主席始终认为，个体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一家一户经营一旦成为基础，农村就会重新走向分化。1962年面对邓子恢的保荐，他反问得极为直白：“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此语据邓淮生口述、党亚惠整理《风雨十年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长子邓淮生访谈录》（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月23日）。

　　同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再次提出这个追问，并指出“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有人讨小老婆”，相关记载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并参见《邓子恢传》相关章节。在毛主席看来，革命的目的就是让农民摆脱这种命运，如果共产党领导之下仍然穷的穷、富的富，那便背离了初衷。毛主席更担心的是出现两极分化、出现资本主义，这是方向问题，不是方法问题。

　　第二，从国家工业化战略上看，包产到户与全局部署存在结构性冲突。新中国在十分薄弱的底子上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需要农村集体经济充当稳定的资源提取和统筹保障机制。集体化不仅是生产关系，更是计划体制的基础环节。包产到户把经营和分配的重心放回家庭，在毛主席看来，这等于从根基上松动国家统筹农村资源的能力，与整个工业化部署无法兼容。毛主席不是不懂农民想多打粮食，而是他必须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来考虑农村制度的走向。

　　第三，从道路之争上看，毛主席把包产到户直接指认为“单干”。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对困难形势的判断本已存在张力，包产到户被一些同志视为恢复生产的办法，但在毛主席那里，它被上升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抉择。他批评邓子恢“马克思主义飞走了”（见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对邓子恢的批评，相关记载见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及《邓子恢传》相关章节），将“责任田”提到道路高度来认识。毛主席的态度十分明确：调整只能在集体化框架内进行，家庭经营一旦成为基础，方向便不可逆转。

　　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不是因为他看不到集体经营中的平均主义弊端——他恰恰支持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但他坚持认为，调整不能离开集体化这个大方向。毛主席的判断，是从几十年、上百年来看问题，而不是只看眼前一时。

　　改革开放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也是包产到户，实质上就是分田单干。对它应当作历史的具体评价：初期确实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历史作用要肯定；但不能笼统地说它成功了，更不能把它说成农业发展的终极方向。随着经济发展，一家一户、条条块块、地块细碎的经营方式，已经严重制约农业发展，越来越不适合于现代农业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的发展要求。

　　小农经济能解决温饱，却难以解决农民致富问题，更难以自动通向共同富裕。要走向小康、走向富裕，必须改变目前一家一户单干的局面，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当年对邓子恢的批评站得高、看得远。王震同志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放在农村发展道路的争论上，尤其发人深省。现在证明，毛主席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