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23户贫农，以“三条驴腿”起家，创办了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成为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面旗帜。然而，在生产资料极度匮乏、无机械化支撑的艰苦条件下，这群“穷棒子”究竟凭借什么，书写出中国农民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
长期以来，不少研究将毛时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片面归结为农业生产资料从个体私有制向公有制的简单转变。事实上，这种说法极度简化、片面地解读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绝非单纯的所有制变革，而是一场涵盖生产组织、劳动方式、思想观念与治理逻辑的社会革命。
穷棒子社的诞生与发展，回应了“落后条件下能否办好合作社、能否实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历史命题。它将分散孤立的个体农民组织成紧密团结的集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干模式下农民势单力薄、抗风险能力薄弱、极易返贫且陷入两极分化的困境。这群“穷棒子”不向国家伸手、不依赖外部援助，以集体力量统筹调配劳动力，弥补资源短缺的短板，凭着抱团苦干、自力更生的劲头，在短短数年间实现了从绝境求生到连年增产增收的历史性跨越。
穷棒子社的创业史，更是一部精神史、制度史。其中所承载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底色，跨越时空却历久弥新。穷棒子社的社员们用实践证明：组织起来的力量，足以战胜物资匮乏与艰难险阻，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一旦被唤醒便能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强大动能。
本文节选自《遵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专辑》，由王国藩同志、陆占山同志回忆、撰写而成，本公众号将分“上”“下”两期推送。该专辑系统收录了遵化县参与办社工作的领导干部及办社骨干的回忆性史料，再现了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群众办社热情。
作者｜王国藩、陆占山
责编｜ཐར་ལམ་འཚོ།、侯Q
后台排版｜净怡
1952年，西铺村最穷的23户农民组建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称“穷棒子社” | 图片来源：公众号“党史博采”
三、全村合作化的前前后后
“穷棒子社”增产增收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西铺和全十区，激起强烈反响。二十三户办社以成功的典型示范，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充分证实党中央一九五三年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无比正确，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农村主要通过办合作社，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总路线的宣传贯彻，鼓舞着社员们办社的信心，也使西铺更多农民渴望“第二次翻身”。“穷棒子社”自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社外农户。
夏末秋初，霍雨连绵，下中农杜芳挨着社的七亩庄稼，草长得比苗高。互助组锄不过来，眼看就要大减产，贫农温自全的三亩白薯，温永全的三亩粳稻，因为收捡不出来，赌气说不要了。社里为了带动大家一齐增产，就插工夫及时帮他们抢锄出来。他们望着社里堆成小山似的粮食，数着我们用劳动换来的骡、驴、牛、羊，打心里羡慕极了，都打定主意要求入社。以前认为“跟穷人组织在一起吃亏”的一些中农，这时也改变了看法，佩服贫农是全心全意办社的骨干。
建明公社的一个场院里的丰收景象
图片来源：学习强国
王凤仁说：“若不是这伙挑扁担、抢斧子的，这个社可办不起来”。我们还出人工、畜力，无代价地替社外户送粪、收割，决不叫一户撂荒，也不让种“白点地”，使他们人在社外，亲身感受到合作社的好处，望盼尽早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佟富媳妇特意向社里作保证：只要批准他家入社，往后一定改了自己爱骂街的毛病。贫农社员王贯洲，恨不得一头扎进来，人没入社，铺盖已经悄悄搬入社的办公室，起早贪晚，帮社里铡草、赶车。刚创办社时，温永和曾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他认认真真观察一年，心服口服了。时常跑到打谷场，跟二十三户社员们坐在一块儿剥玉米，或者牵牲口轧豆子，简直分不出里外。
一九五三年秋后，大量的社外户争着朝我们农业社靠拢，申请跨进门坎。等拿到会上一讨论，二十三户大都不乐意，尤其是老贫农王荣更想不通。他是觉得“办社虽骑着两个年头，满打满算仅是一年光景，这一年可顶十年过。当时，那么困难，咱苦熬死拼过来啦，有谁拽过咱一把，不是观望动静，就是听信王悦的鬼八卦，王悦他要是能把咱社给抄攉散了，他们也就顺那边去了。江山基业是我们打下来的，谁也甭想投机占便宜，我们二十三户摽膀儿干几年再说吧！”
这种思想有一定代表性，别人只是没明唱罢了。王荣却没有任何顾虑，敢于推横车。一次开会，他朝我和杜奎说：“他们如若死缠腿，硬要求，你们两个主任不好答对，就让他们找社员，找我！”这么一支架，有很长时间，我们一户也没有吸收。
县委扩大的三级干部会议一散，县委书记曹寿山就带几名县干部和区委领导同志骑自行车来到西铺，向我们社贯彻总路线，批判关门主义，动员帮助扩大农业社。
几天过去，调查访问的结果：二十三户谁也不表示同意扩社。大家暗地里看王荣。王荣憋不住劲儿，就代表大伙申述了全部理由。曹书记听罢，脉相才摸清：“你们还怕人多？人多好办事嘛！为啥土改后分了房子、土地，靠单干没弄好，入社头一年就变化这么大？这是集体化的优越性嘛！现在以你们二十三户为基础，再根据自愿互利原则，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再吸收一批新生力量，只能对你们有利、对社有利。你们入社第一年过日子不愁吃穿，兄妹得到团圆，旧债全部还清，确实了不起。但这离真正过幸福生活还差得远呢！将来还得用机械作业、汽车运输，搞电气化呀！刚办一年就满足现状，应该不应该？闹关门主义应该不应该？”
“穷棒子社”互助翻身记 | 图片来源：德州新闻网
曹书记的讲话特别强调一定要坚定执行“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他们是农村贫下中农的可靠同盟军。很多人在组织起来以前，特别在解放前是劳而久苦的。他们原来存有疑虑，甚至受富裕中农王悦的迷惑、拉拢，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他们用眼睛看着合作社，看到后来，明辨了是与非，站稳了脚跟，产生了向心力，决心要求入社。我们欢迎，这才是正确态度。
木不钻不透，理不辨不通。一片话，既鼓励，又开导，大家点头称是。王荣巴答着旱烟袋，也没再言声。
中农户涌进社里来，“穷棒子社”扩大到八十三户。社的经济条件显然更“风光”了，随着就产生思想分歧。个别老社员和新入社的中农认为社大业大，应办得“像个样子”，杜峰、王秀森家有牲口、车辆，他们主张把这些全部折价归社，说“这样才显得气派”，社里有使的，中农户也不致“吃亏”；而以我和杜奎为代表的老社员就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前一段，由于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增加了收入，现下经济虽然好转，仍应该精打细算，大日子当小日子过。
十区区委副书记李继增，在“穷棒子”办社最困难的时候，根据区委分工，来这里蹲点。工作上给我和杜奎当参谋，怎么自力更生，民主办社，怎么厉行勤俭，团结大伙，既管人头的思想，又管地头的锄耪。二十三户体会到，这个李书记办事认真，很善于掌握政策；农业技术在行，打头干活是头把手。住在贫农家，天天吃“号饭”，号到哪家埋汰不埋汰（脏）的莫论，几乎顿顿菜粥。我怕李书记吃不好也吃不下去，老想找个地方给他单做，跟继增同志一说，接连三天，他说了三个“不用”，我也就不敢再张罗了。社员对李书记这种清廉的公仆作风，打心里佩服。
扩社结束，李书记着手总结二十三户办社经验，显然文化浅，写材料吃力，但他熬了几宿夜，还是写出来一个好总结。我念给社员听了听，大家都说很好，都是大伙实际做的，都挺受启示鼓舞和教育。对我们合作社开展“两种主张”的大讨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党、团员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群众的意见一致了。社员们说：二十三户办社经验总结了“勤俭办社，艰苦奋斗”这个传统不能忘，忘了准败家。
穷棒子社宣传广告片 | 图片来源：腾讯视频
在李继增同志指导下，社委会、党支部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对目前面临的问题，作出如下分析：第一，社还没有腰力，一下子添置那么多家当，若是硬添置，势必造成集体负债过重。这些债务，大体需要社里出五百亩土地的收获量才能偿还，会影响绝大多数社员安排来年生活；如不偿还，中农户肯定不满。还债与否，都关系合作社的巩固。第二，部分新入社的，尤其是中农户，要求牲口、车辆、农具全部作价归社，也不尽是为社打算，往往图个人省心。大批地投进来，管理不善，社里注定遭损失。第三，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私有伙用，付给一定报酬，个人并不吃亏。
社里生产，要拉土、送粪、改良土壤、春种秋收，常年用牲口、大农具。按每用一天牲口付给报酬五至六角钱计算，一头牲口一年让社里使用二百天，牲口户就能得到一百到一百二十元。自己推碾、走亲、垫圈仍可使用。圈粪、猪粪，勤垫勤出，一年最低积十五车粪，按中等粪，每车两元五角计价归社，还能收入三十七元五角。有牲口的新社员户每年就能增加一大笔收入。有牲口的中农户拥护采用私有伙用的办法。温自礼说：“咱们办社和一家过日子一样，有一分置一分的家业，等把社的生产搞好了，再添车买马也不晚。让‘馒头蒸得比屉大’办不到”。
不过，具体实行起来并不简单。有的社员提：牲口私有伙用，在公与私发生矛盾怎么办？牲口这么多能不能在伙用上出现不公平现象？“牲口是谁的谁经心”，怎样才能使伙用的牲口得到保护？再有，大农具、车辆私有伙用，损坏了怎么处理？照区委倡导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经过充分讨论，办法有了：先由有牲口、车辆、农具的户自报出勤率。在伙用与私用发生矛盾时，只要没超过自报出勤率规定的劳动日，要尽先由社使用，按日数计酬。牲口随本主调配在同一生产队，是谁的牲口，由谁使役，繁殖幼畜归本主。农具、车辆坏了，由社按照耕地亩数确定适当比例，向生产队拨发费用，负责修理。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使牲口、车辆、农具的使用、管理同社员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防止在新形势下不顾实际需要与可能盲目扩大公有化程度的倾向发生。
李继增同志拎着手提兜，匆匆赶回鸡鸣村区委机关，一五一十汇报了“穷棒子社”扩社后的新规定。区委书记赵涌兴听过后，肯定了我们量力而行的具体做法。接着又问到本年度各项生产计划和增产增收指标落实得如何。
这个完全能叫领导放心。我们社扩大了，人多势壮，但没抱那种“一口吃个胖子”的奢想。说服了社员，不急于操办像运输、榨油等类副业，尽量把步子迈得稳当些，除了抓好积肥、改土，整修梯田这些生产项目外，还是发扬老传统，组织社员打柴、割草、编筐、养殖牲畜、开豆腐房、粉作坊，不花大本钱，干起来有把握，付出点辛苦，保障增加收入的农副业生产。
记者在1967年拍摄的“穷棒子社”已用手扶拖拉机
代替驴干活的老照片 | 图片来源：人民网
老传统不改，“穷棒子社”的社名可要改。这是多数社员的要求。其实，与其说是改名，倒不如说是正式起个名字。意思是由二十三户发展到八十三户，牲口车辆增多，家底也厚实了，五三年又闹个全年大丰收，总叫“穷棒子社”不相宜了。还是王荣抢先出了主意：“依我看咱这社是党中央发布的总路线灯塔照亮的。咱要建设社会主义，前途会越照越亮，越照越宽，干脆就叫‘建亮社’吧！”
一起开会的社员都动了脑筋，认为这名儿起得好，有讲究，符合大伙心思。正热热闹闹地表示赞成时，会计佟启插言了：“我提个意见。‘亮’字不顺耳，‘明’字好听。‘明’也当亮讲，就叫‘建明社’吧。”王荣半认真半逗趣地铆上一句：“这‘明’字要是不当‘亮’讲，你这当先生的得负责任。”佟启他有把握：“到啥时候我也敢负责！”从此，我们建明社的大名就叫开啦。当然全称是“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一家过日子，八家了高”，建明社办得红红火火，周遭人全睁大眼瞅着呢。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对立势力不甘失败，甩出最后一张王牌。王悦感到以前使弄那一套手段不灵了，便来个挂羊头卖狗肉。
一九五四年三月，“独眼龙”王悦串联了十四户中农和富裕中农，策划着也闹它个农业社。一些人还在观望，想再看上一年。王悦说：“甭再看啦。往后账也不好放了、地也租不出了，活计忙了想雇短工也没辙了，只有闹个社算是出路。”王悦看大伙仍犹犹豫豫，闷闷吃吃，嘿嘿地笑了：“咱有咱的办法，地，牲口是谁的还归谁所有，粪都往自己地里使，秋后打粮谁种谁收”。这十几户中农、富裕中农此时的神情：有的惊奇，有的反感，有的显得心不在焉，有的反问：“办社就是办社，还能作假？人家建明社可不兴这个！”王悦马上补白：“管它真的假的，咱赶赶时兴、闹个社就可以向政府贷款，咱们照常过宽绰的日子”。结果，意见也没统一。
尽管这样，王悦居然在村里大吹大擂，说他们也组织起来办了个农业社。可他那个“社”里却有人提出：“你说成立社，没得正式批准，这算数吗？”王悦早料到这个，他说：“咱们是肥肉，有肉没骨头不要紧，拽过一个党员当社长，没挡儿！”他从我和杜奎身上根本不敢打主意，却盯上了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党员温化之。温化之当时还没入社，想拉他进来充门面。
王悦试探着去找温化之，没成想温化之竟一口答应，而且谈得合拍。王悦十分得意。一切似乎俱备了，责成温化之去区里申请批准。哪知这时温化之心里有底。自从十区区委副书记李继增到我们社蹲点以后，曾找他谈过几次话，明确一个共产党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应怎样起模范作用，又亲眼看到我们办社一年巨变的事实，对王悦左三右四的“摆邪”，业已悟出他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脚跟站稳，不再摇摆。所以一到区里，根本没办啥申请批准手续，却来个“竹筒倒豆子”，把王悦办假社的前前后后报告给区委。县公安部门，根据王悦历史上的罪恶及现行破坏活动，经查证核实，在这年五月十七日将其逮捕判刑，劳动改造。
踢开绊脚石，建明社大步前进。我们按计划兴修水利，增施肥料，亩施粗肥三千斤左右，化肥达五十斤。铺开各种小型水利工程，到一九五五年初，打井三眼，开始引水浇地。我们庄南岭子山南北的耕地，多是黄粘土，沙河两岸的滩地多是沙土。依照当地农谚“粘土掺上沙，赛过描油渣”、“沙地掺黄土，一亩顶二亩”，对一些地块进行土壤改良，扶壮地力。社员们不论男女老少都把心贴紧集体，春季多流汗，秋季多收粮。到了秋收时节，我们又响亮提出“精收细打”的号召，强调一年辛苦不白费，保证颗粒必还家。我给大伙算过一笔账：全社三百亩花生，按每撮丢一颗计算，总计就要少收五千一百斤，数目够惊人的，社员们都重视起来。男女社员在锄耪上下功夫，来它个“三面见铁”。有的女社员发誓：坚决要从精收细打中给建明社扒拉出一辆胶轮大车来。这话真应验啦，我们通过精收细打，再加上打柴、割草、编筐，为供销社搞副业加工等项生产收入，没向国家伸手，一下子添置了价值一千五百五十元的两头骡子，两辆胶轮大车，二百元的肥田粉和一百八十多元的牲口饲料。
一九五四年秋上，我们建明社可说双喜临门，农林牧副各业增收，社又扩充增员，由八十三户发展到一百四十八户，除一户住在偏远山沟的，凡能入社的全取得资格，实现了全村合作化。
图片来源：公众号“贤愚摄影日记”
自从实行农具私有伙用之后，我们很快发觉这办法容易造成财务上的漏洞，社员杜良下地干活，把锄头弄坏了，社里开支四元钱给他买了张新的。有些社员认为反正自己的农具坏了社里负责修理甚至赔补，使用时就不经心。针对这情况，我们学习河北省饶阳县五公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建立财务包干制。在全社四个生产队，首先试行小型农具修理包干，每队发三十元钱，不够自筹，节余归队。结果到年终都没用完。大型农具呢，当时暂未分包到队，破损率就蝎虎了，全年光修理费就销去一百二十多元。总务摊也没有包，会计室的纸、墨、煤油，被乱拿乱用，到一九五五年春季，我们另立章程，把所有农具的修理全包到队，对财会人员、牧羊人、运输员都实行财务定额包干。社务管理委员会把初步方案交给全社八个生产队讨论，让大家提建议再修改。
终归老社员坚持老传统，屈焕说：“只要家俱不坏，入社前能用，现在还能用。咱应该有啥使啥，得将就就将就，一动就买新的，社里多花了钱，也等于你个人往外掏了”。王荣又作了补充：“家俱在人使，只要精点心，那铁器物件轻易用不坏，大伙全对社里负责，定额修理费足够啦！”正确意见占了上风，思想很快统一了。我们的财务定额包干制度推行开来，勤俭办事业自然紧上了几扣。
初级社集体生产开始是拉大拔，接着改为“死分活评”。佟启这个会计锻炼得够精干的，社里人多每天记工都要忙乎到后半夜。他答对了这户叫那户，社员排号等着，熬得人困马乏。而佟启第二天照常出勤劳动，夜里依然一日一记工，一季一评工。很快，发现他脸瘦得挂骨连腮，气色发灰发暗，唇边总不断火泡。但他毫无怨言，拉套股是一个劲的。那佟启聪明，他从财务定额包干受到启发，就借用到生产劳动上来，琢磨出一个小段包工、季节包工，以至作物包工，全都实行定额。这么一变，解放了佟启，也解放了社员们。比如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有了小段包工，睁不开眼的活计，三下五除二就干出了眉目；作物包工，从种到收一包到底，其中已含包产的成分。社员按劳取酬，多收厚酬，个人集体全得利。这种制度一推行，农业生产形势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社员们在看工分 | 图片来源：公众号“长安策”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建明社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单就粮食而言，1955年平均亩产318斤，相当1952年互助组产量的两倍多，比1953年社的产量增加20%以上。
林业建设突飞猛进。年年绿化南山，河滩造林。1955年比1953年集体林木面积增加到一百零七十亩。从1955年起栽种果树五千三百五十多棵。西铺村边沿河营造了六里长的防洪林。
畜牧业一派兴旺。猪只实行公养与私养并举，以农户私养为主。社累计繁育购养十二头牛、两头驴、三匹骡子。生猪发展总头数1955年达到三百六十头，相当1953年的一倍半，年底存栏头数近两倍。1955年底羊的存栏量一百零八只，相当1953年三倍。
副业也有适当发展。根据山区特点，适当发展了垫本少、收益多的副业项目，季节性的如打柴、打草等，常年性的如漏粉、磨豆腐、钉充、开铁匠炉（锻造农具铁器）等。
集体收入大幅度增长。1955年全社总收入五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元，比1953年增加六点七倍；其中以农业收入增长幅度最大，1955年达到四万七千零五十元，比1953年增加八点四七倍；副业收入四千八百零二元，比1953年增加近一点七倍；牧业收入七百一十五元，尽管绝对数较少，但相对数增加很多，比1953年增加十一点七七倍。
光景好了不忘国家。西铺历史上一直是缺粮村，从1955年开始，用本社五辆大车和驴骡驮运，向国家卖余粮五千四百五十五斤，棉花一千九百四十三斤，花生十三万一千五百五十五斤，猪只五十头。棉花、花生和猪只的交售量分别比1953年增加187%、158.12%和25%。
较多地提取公共积累，落实收益分配。建明社初办的两年，为提高社员收入，没有提取公共积累。1955年提取公益金四百零四元。社员收入，1955年户均分配金额二百四十七元七角，比1953年的一百九十六元增长25.9%。1955年平均每户分配粮食一千九百四十三斤，比1953年的一千四百一十二斤增长37.1%。
水涨船高。三年间，建明社社员户盖起新房三四十间，居住条件有了初步改善。自行车、钟表进了农家屋，缝纫机、收音机把我们的生活节奏转换。全村存款户和储蓄额都大幅度增加。初办社时选拔个会计那么作难，此时，西铺已涌现出一批中小学生。该出嫁的姑娘，再不愿离开乡土；到年龄的小伙儿，个个能从外村引来“凤凰”。一九五五年底，西铺成婚和准备成婚的青年男女就有二十六对。梧桐树下，可说人财两旺。
1960年，王国藩带领建明人民公社成员进行春耕播种 |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建委网站
单说“财旺”。这对讨过二十四年饭的二十三户的苦头王生，此时，他那间不挡风遮雨的破草房的西北面，一拉溜五间砖石平房拔地而起，宽敞又美观。破草房跟新平房两相对比，使它的主人思前想后，总觉得苦辣酸甜不是滋味。新房盖好的那天，王生特意让老婆做顿猪肉水饺。二两烧酒喝下，吃罢香喷喷的水饺，“腾”地下了炕，抄起一把大镐，家人问他：“干啥去？”他头也不回：“拆，拆那个‘伤心房’去！”
破草房并没拆了。为啥？让我给拦了。只因近来社里青年中间冒出的“歪芽子”挺使我伤脑筋：社扩大了，有的人嫌自己的社“太土”，门面上得有点“气派”，老牛破车疙瘩套，应该统统换个“一色新”。那十多户结婚的，也觉得光景不比过去了，应该好好庆贺庆贺，条件刚变化一点，竟比着大操大办。摆阔还不算，婚后，不是小俩口齐心务生产，却讲究穿哪、戴呀，今儿个请假赶闲集，明儿个塌工进趟城，要么下地晚，收工早，队长说他们：“秫秸戳起来是卖的，出勤就得像干庄稼的”。青年人却回答：“存了吃的、穿的、花的，少干点不碍事。”
开过社委会、支部会，决定对青年们进行一次今昔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让这些晚辈后生从老一代的亲身经历中，明白现今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满足现状不求进取对不对？我们请示区委给选些好教材。区委回话：光从书本到书本不行啊，光动嘴板子说道说服力差，最好是身边的真人真事，来个“现身说法”。好，“现身说法”！一下子提醒了我，还转悠个啥？我们西铺就有现成的活教材！
王生的举动，恰巧被我瞥着影儿。刚扬起的镐柄叫我给猛劲拽住了。王生见我上前制止，激动地表白了心里话：“拆掉这‘伤心房’！我新房盖成了，出来进去看见它，就想起早先，我跟它一块儿受了半辈子罪。不如拆去倒心净，把从前的苦日子忘它个溜光”。
其实，恰恰是王生讲的这些，我才制止拆破草房，后代人要是忘了本，就如同断根的树，刮风下雨准倒。叫他们听听王生在这破草屋怎么熬过的旧社会，再想想住进这新盖的平房是谁给带来的幸福，难道这还不是应狠补的必要一课吗？
王生领会了我这番意思，感动得把大镐扔开：“好，叫你一说，留着！不只年轻人，我们上岁数的也不许忘本噢！”
过些天，电影制片厂来建明社拍纪录片，选定在王生家采几个镜头。摄影机旁聚集了全村男女老少，几乎所有姑娘小伙子都来瞧新鲜。我挤在人群中间，当上义务“导演”。发现有个青年望着找出来的讨饭棍、讨饭碗抿嘴发笑，借这机会，我就给在场的人出了个考题：“你们知道王生一家子在旧社会怎么要饭？为啥要饭？他的眼睛是怎么瞎的？这些跟破草房有啥关系？究竟谁给他治好了眼？他家为啥能住上新房？”青年人一听，全直楞楞地瞅我，哪一问也答不上来。我就叫过来王生两口子，让他们“现身说法”。从这天起，今昔对比、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全社开展起来，制片厂也随着圆满地完成摄像任务。
趁热打铁，我们不失时机地把青年人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焕发出的思想觉悟引导到勤俭创业上来。村里成立民校，扫盲学文化，大伙心气很盛。夜间上课，教室点几盏小油灯，光线昏暗，对着黑板写字、看书费劲。年轻人嚷嚷买汽灯，依照建明社的传统规矩，凡动经济开支都得发扬民主，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王生说话了：“汽灯倒是比油灯亮多啦，买两盏都行，看是咋个买法？”年轻人追问咋买好，王生反问一句：“三条驴腿办社，那牛、羊、车、骡都是咋置办的？”青年们一听，马上心领神会：“对，咱上山找汽灯去！”他们第二天果真拉队上了北山，男的打柴禾，女的采药材。几天辛苦筹足资金，不但教室挂上雪亮的汽灯，上民校的其他费用也解决了。
西铺村老照片。左一是社长王国藩、中间是副社长杜奎，右一区委书记赵涌兴 | 图片来源：公众号“长安策”
勤俭，是“穷棒子社”的传家宝，当年艰苦创业的老一辈人珍惜它。他们确实没忘本，常对晚生后辈说：勤是耙子，俭是匣子，耙子不能掉齿儿，匣子不能漏底儿。只有这样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才能凭劳动的双手积累财富。我也有个体会：坑里的水是一滴一滴积攒成的，社的财产没有少就不会有多，开源节流，集体经济就不愁发展。老保管屈福常正给大伙做出榜样。
我们刚成立社的时候，社办公室炕上没一领整席，地上没一条板凳，头一年办下来可就天上地下翻过个儿了。小戴存赎回房子和土地，接回四个妹妹，全村轰动了。组织起来真好比一步登天。社扩成八十三户，屈福常便进了社，那年他五十四岁。这时的“穷棒子社”风光起来，院里院外，家具物件多的是。他干完活计，总爱到社里转转，一进门就拔不开脚，眼前几绺麻绳头儿，他弯腰拣起来；身后横七竖八的筐箩、簸箕，他收拾到手挂在墙上；连地面上的毛柴碎草，也都扫在一起归置到炕膛里去，好像这些差事都留给他做似的。
我留神观察一段时间，心里就思谋：农业社正缺这么个可靠的好管家呢，就委任他当了社的第一任保管员。屈福常也是个苦人，蒙得“第二次翻身”，他打心眼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了经管社的财物，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全村合作化，他肩上担子更重。社部搬到原地主的宅子里，牲口、车辆、猪圈、羊圈全在一块儿。羊倌、猪倌、饲养员、车把式，也都住在一块儿。他经常帮助他们铡草、添料、温食、垫土，连干草里夹带的谷穗都挑捡出来，积攒多了碾出一斗米，交给队里。屈福常原来不识字，经手东西多，光凭脑子记不行。开始时，谁借一张犁，他就在墙上画张犁，后来不画了，请人写个“犁”贴到犁把上，就这样借物识字天天对号，靠笨法儿抽空学起文化来。
保管员屈福常识字后，不仅把支领物品弄得井井有条，手底下还非常勤快。他见水桶、水箱漏了，就跟白铁匠学会焊活，自己动手补；套包、麻袋破了，就从家里找来针线，自己动手缝；羊圈、猪圈门子散了，就学会木匠手艺，锯子斧子一齐来，及时修理好；驴棚、仓库该抹的抹、该砌的砌，泥瓦工也在行。秋收的果筐、大车用的插兜，牲口戴的箍嘴，能不花钱，分文不动，用自己养的条子编制。他兼管猪、羊繁育，成活率很高，经他细心照料，很少糟蹋。他主管的粮仓果库，从来没出现过霉烂、丢失。他自当上保管员，寸步不离社部，回家吃饭，也得到处查看安顿停当才肯走，时常睡在保管室里。有一回，老伴闹病，叫他回去，他不放心晾在房上的一千来斤棉花，临走，仰头看看，响晴的天，考虑没事，这才回家。不料睡到半夜，雷轰电闪闹起来。他顾不得穿好衣裳，紧起快跑，到了社部三摸两爬，登上房顶，一趟一趟抱下来棉花，锁好库房，才松了口气，可回到家里，老伴正生气呢，指着他脑门子叨咕：“你的心里光揣着公家，你看看咱家晒的薯干吧，全泡汤啦！”屈福常没计较这些，先公后私，他哪能撇开社里棉花不管呢？人心要知足，福中要知福，他家熬到这步田地，还不全仗着办社吗！论功行赏，念他四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爱社为家，我们社一致推选屈福常为劳动模范，后来又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当上了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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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穷棒子”，个个都是建明社的台柱，人民群众给予他们崇高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而我们建明社，只不过遵照党的指示发扬“穷棒子”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巩固了自己的农业社。论事迹和经验，本属平常，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些工作，但上级却给了充分肯定。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唐山农民报》发表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同年五月四日，《河北日报》又发表了《勤俭办社》。年底，中央、省、地区三级调查组来西铺进行了实地考察。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入这两篇专题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分别写下光辉按语。
按语指出：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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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出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地委、县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亲临西铺，在西铺举行空前的盛会，满怀激情地听取传达毛主席的光辉按语。党中央、毛主席这样关怀我们建明社，给了那么高的评价，我们应该拿什么实际行动来回答呢？西铺人没有在荣誉面前停顿脚步。
经杜奎等人介绍，刚入党的团支委戴存，牢记着他在红旗下举手宣誓的庄严时刻。他向党组织表示：我从前是孤儿，现下是党的儿女了，党是我的爹妈！以前我流浪、讨吃，受欺侮，没头没脑混日子，生活见不着希望，爬树上高，钻山逮蛇，头发不剃，手脸不洗，不知啥叫冷热，就知道一宗事：人活着要吃饭！一九五三年我回到西铺，乡亲们怜恤我，拉帮我，接受党的教育，我心里亮堂了。我认清受过苦的“穷棒子”只有一条道，那就是照毛主席说的做，向社会主义大道走。
戴存响应党支部的号召，每到冬前和入春都带领一伙青年突击队到南山植树，这些树大部分成活了。听了传达毛主席给“穷棒子社”写的光辉按语，这个“植树迷”更呆不住，参加华北五省青年植树造林模范大会通知握在手里，他的心早已飞到张家口，盼望着尽快和各地模范见面，再取回真经，为建明社的绿化献出更大的力量。
二十三户贫农里的屈恩，从入社那天起，就当羊倌，我们最初买的十九只羊，被他放牧得又肥又壮。后来社里的羊成群结队，也从没有啥伤耗。问屈恩有什么神招、妙法？他只讲两个字：精心。他疼爱小羊羔像疼爱自己孩子一样。一九五三年冬季，母羊在山上生了羔子，冻得不吃奶，他揣在怀里抱回家，放在热炕头上让他媳妇给喂奶吃，要不是忠诚爱社，谁能办得到？那时候社里困难多，他什么也不肯向我们张嘴。发给他一件棉大衣，他哪舍得穿？赶羊用的鞭梢，除了实在不能结疙瘩了才找保管员领条新的。他随身带着雨布，到山上放羊，赶上下雨，他宁愿自己挨浇，也要用雨布包住小羊。有人问他：“真不怕浇出病来？”他笑着说：“越浇身子骨越硬朗”。后来看着年轻人全起来了，他也曾产生“换班”思想，学了毛主席光辉按语，又坚定了意志。他放羊上山，遇到山上清除地界乱石堆的社员，大家让屈恩坐下歇会儿，屈恩拢着嘴借着山音说：“不啦，羊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羊啊！”他下定决心：只要社需要他继续把鞭，他要放一辈子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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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光辉按语鼓舞下，西铺的长峪山下的坡地梯田上，出工的人群比往常更密，倒换坝阶，清除边石堆。虽说天寒地冻，干活比往常更欢。我们喊了第三遍，人们才把镐抛在一边，把筐放到跟前，歇息了，大家各找个地方坐下，没有笑闹，而是严肃地讨论新的一年的生产计划，出谋献策，主要是多种粮，多打粮。一队队长屈福万算过一笔账：通过倒换坝阶，清除地边石堆、刨地边，至少可以扩充耕地三十多亩，加上其他三个队，全村就是一百好几十亩，种上粮食，就可以多打五六万斤。这还不是报答党中央、毛主席对建明社关怀的最好实际行动吗？议来议去，大家深感到今日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特殊”在哪儿呢？我们办的初级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实行土地入股分红。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土地分红数额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只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即使劳多地少的户，也同样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实际上建明社内的土地分红在社员分配总额中，所占比重已呈逐年下降趋势：一九五三年占33.2%，一九五五年再降为22.2%，其中贫下中农的约占20%，中农和富裕中农只占25%，显然土地报酬在社员收入中居于次要地位。大部分社员土地私有观念减淡。要不然，这倒换坝阶、清除地边石堆，铁准难办。眼下，老贫农王荣的心气早顺畅了，他冲着大伙的面儿说：“我看不用依靠那点土地了，就凭咱的双手劳动，日子也能好过！”屈福万想得更远：“土地分红可以取消了，地收归集体，大小地块平整连片，咋治理咋好办，将来还得使用拖拉机呢！”
顺应农村形势的发展，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经过几上几下的酝酿，“穷棒子社”扩展为一村一社，并没就此停步，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我们又升了级，与相邻的东铺、白马峪和大于家沟三个初级社携起手来，组成建明高级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历史从这里又揭开新的一页。
图片来源：公众号“贤愚摄影日记”
文章来源：《唐山文史资料 第14辑：遵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原标题：毛主席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