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族革命到现代国民国家……”

　　作 者 |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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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网络舆论空间中关于他民族思想与建国构想的讨论又多了起来。

　　但在部分讨论中，存在一种片面化解读的倾向：只截取其早年“反满排满”的革命口号，孤立放大这一阶段性主张，忽略其民族思想随时代不断演进的完整脉络，造成对中山先生民族观的认知割裂，也引起了思想混乱。

　　实际上，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与建国构想并非一成不变——从同盟会时期“驱除鞑虏”的种族革命，到民国初创“五族共和”的疆域整合，再到20世纪20年代熔铸统一中华民族的国族构想，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思想转变。

　　02‍

　　1905年，中国同盟会确立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此时的民族主义，核心矛头对准满清贵族主导的专制政权。

　　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革命党人将清王朝视为国家衰败的总根源。

　　孙中山早年提出，“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

　　这一口号在革命动员层面有极强的现实功用，能够快速凝聚反清力量，唤醒民众反抗专制统治。

　　但是，这一阶段的思想带有明显局限性：它将“满清贵族政权”与整个满族族群混在一起，带有汉族本位的种族革命色彩，预设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是单一汉族国家，并未充分考虑清王朝长期治理下，汉、满、蒙、回、藏共同构成的广袤多民族疆域，没有思考蒙、藏、回、满等边疆族群在新共和国中的位置。

　　不过，即便如此，孙中山也并未将“排满”等同于消灭满族全体。

　　1906年，他在《民报》周年演讲中特意澄清：

　　“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可见，孙中山的目标是推翻满清专制政权，而非屠杀满族民众，这也为革命胜利后转向“五族共和”预留了思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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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帝退位，局势发生根本性翻转。

　　此时，最大的危机不再是清廷镇压，而是国家解体——外蒙古、西藏在外部势力策动下，分离势力抬头，边疆王公人心浮动。

　　为了守住清朝遗留的统一疆域，孙中山的民族叙述由“排满革命”转向了“五族共和”。

　　这次转向，在同盟会内部引发不小争论，不少元老党员提出反对意见。

　　质疑者中，刘师培具有代表性，他长期持“满汉异种”的看法，信奉单一民族建国理论；

　　共进会一批湖北革命骨干以十八星旗为革命符号，原本的建国构想只包含关内汉地十八行省。

　　刘师培及共进会骨干等提出质疑：多年革命流血，目标就是推翻满洲统治，如今革命胜利，反而承认满族与汉族平等、共同立国，等于放弃“驱除鞑虏”的革命宗旨；

　　还有部分革命党人坚持，中华民国本就是汉族革命所缔造，蒙、藏、满本不属于“中国本部”，不必强行纳入新共和国框架，若坚持五族并举，会稀释革命成果。

　　面对党内的质疑，孙中山没有回避争论，而是反复阐释现实利害，作出回应。

　　他指出，革命推翻的是满清贵族的专制政权，不是满族这一整个族群。如果胜利之后继续延续排满叙事，满、蒙、藏、回边疆各族会心生恐惧，极易在列强煽动下脱离中国，偌大国土将四分五裂，革命换来的不是统一的共和国，而是国家分裂。

　　孙中山强调，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而非汉族对其他族群的复仇。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一转变，是从种族革命到现代国民国家建设的关键跨越。

　　所谓五族共和，有两层核心内涵。

　　其一，法理上承认汉、满、蒙、回、藏五大族群平等，中华民国不再是单一汉族政权，而是五大族群共同的国家。文中“回”，是当时的统称，泛指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诸多族群，并非仅指回族。

　　其二，以“诸地为一国”优先，把从清王朝继承下来的全部疆域完整接收，把边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一并纳入共和国家框架。

　　孙中山专门致电蒙古王公，明确说明革命“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意在安抚边疆上层，打消他们对革命的恐惧。

　　但五族共和本身存在内在局限——

　　采用并列式的族群框架，将五大族群并排陈列，相当于承认族群边界固定化；

　　简单划分五大族群，忽略国内还有众多其他少数民族；

　　各族并列的构想，重在“共存共处”，却缺少能够凝聚全体国民的更高一层共同体认同。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边疆危机持续，让孙中山逐渐意识到，仅仅做到各族并存，不足以抵御外来分裂势力，不足以形成稳固的国家凝聚力，由此催生他下一阶段的思考。

　　04‍

　　经历民国初年的政局动荡，加上帝国主义不断利用族群问题分裂中国，孙中山开始深刻反思“五族共和”的短板。

　　他批评简单的五族划分固化族群界限，容易滋生狭隘的族群意识，被外部势力利用，撕裂国家。

　　1920年，孙中山提出：“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应该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这是其民族思想的重大升华。

　　这里的核心，就是近代意义上的“国族”构想。

　　国族，超越传统血缘、文化意义上的族群，以共同国土、共同历史、共同国家主权为纽带，塑造全体国民统一的身份认同。

　　在他看来，“五族”只是对国内主要族群的粗略概括，中国境内族群繁多，远不止五类。

　　如果始终以五族分立的视角看待国民，各族人民首先认同的是本族群，而不是统一的中国。

　　因此他主张，国内所有民族，消弭彼此之间的隔阂，融合凝聚，共同形成一个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国族。

　　在后续《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进一步阐释这套国族理论。

　　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对内要团结国内所有人民，对外争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独立与平等。在帝国主义环伺的世界格局下，只有国内各族凝聚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统一的国族力量，中国才能摆脱被列强瓜分、奴役的命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需要厘清的是，孙中山所说“把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是近代救亡背景下的国族建构方案，和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存在区别。

　　孙中山的构想更侧重“融合为一体”，强调国族的统一性；

　　当代多元一体理论，则辩证统一：中华民族是共同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充分尊重、保护各个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语言与身份，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一体框架之下包容多样性，是更为成熟完备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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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三阶段变迁，孙中山民族思想始终围绕一个根本目标：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凝聚国民力量，挽救民族危亡。

　　从革命年代用以动员群众的“驱除鞑虏”，到民国初期顶住党内质疑、转向维系疆域、缓和族群矛盾的“五族共和”，再到晚年提出熔铸统一中华民族的国族构想，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深化的思想历程。

　　这一系列探索，开启近代“中华民族”的自觉建构，深刻影响此后国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认知，为后世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