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组织人事报》一篇题为《扫除能下的梗阻》的署名文章,反响强烈。该文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那就是现在干部存在着一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干部存在一个“不愿下”“下不来”“下不好”的普遍性问题。还有的地方是怕得罪人,抹不开情面,有一种“上荣下辱”的耻辱感。
其实,能上能下,这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就不存在干部上和下的问题,关键是工作需要,是组织安排。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原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来很多级别很高的干部,比如当军长师长的,有的只能当个团长营长的,有的甚至职务也没有了,可照样干革命。

我的老首长李聚奎井冈山时期就是红军第一师师长,他资格很老,参加过北伐战争、平江起义,第三次反“围剿”时曾任红八师、红七师、红九师师长,1933年当了红一师师长,这可是红军三大主力师之一,一直是长征的开路先锋。过草地时,毛主席调他去四方面军先后当了第31军和红九军参谋长,但到了抗战时期军队整编,却一下子安排他当了129师386旅参谋长,多么大的职级差别啊,李聚奎二话没说,立即就职赴任。到了授衔的时候,因此前他到了石油部工作几年,是补授军衔,按照评衔杠杆条文规定,李聚奎可以授予大将,不论哪方面都是可以的。可十名大将十名元帅名额早已用完,毛主席请周恩来去向李聚奎说明情况。李聚奎一听,马上回答周总理:不就是军衔问题吗?总理你们不要操心了,就低不就高。一句话,解决了毛主席担心的问题。那一代革命家,把一切个人名利地位,看得如此简单。这就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良好作风。

但是,这个良好作风似乎这些年起了变化。什么变化?一是为官者似乎只能上不能下。很少听说哪个干部不犯什么错误直接从厅局级省部级降到下一级或者更下一级。而在过去,这似乎是常态,不是问题。现在降级使用的,一般都是贪污受贿搞了不正之风犯了错甚至犯了罪的。这就非常不正常了。
能上能下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党的干部问题就像前边那篇文章所写的,就会成为“梗阻问题”。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当官不就是要向上爬吗?比如科级、处级、厅级、部级,或者更高级。这一弄,好像那些更高的职务像赛跑的目标似的,永远只能向上向前。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干部们两眼瞪着前方,向更高目标不断在爬、爬、爬,爬不上去怎么办?有的就开始“想办法”。没有那么多岗位怎么办?现在弄了无限多的调研员,什么县级调研员,什么厅局级调研员,还有一批省部级调研员,这些数量庞大的调研员队伍,说穿了就是给了级别坐了冷板凳的高级别“闲差”。
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坏处多得很呐,比如一个县的书记,因为老在那盼着提拔,因此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搞政绩。三两年出政绩的事情可干,5年出政绩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因为5年政绩那政绩就是给别人铺路当台阶了,5年才出成果,自己任期满了,是给别人作嫁衣。那是不能干的。于是大批“短平快”的速效项目,一些大批没有屁用的面子工程,也包括快速见效果的豆腐渣项目,便开始层出不穷。所以害处很大很多,老百姓最恨。

这个“梗阻问题”太大太危险,因为干部如果一味盯着前边的椅子和台阶,就没心思干工作。就把心思更多地思考怎么向上爬了。常常遇到一些县处级干部到了一起,没有别的话,议论话题就是班子里头,谁是哪个年龄段,谁该到龄了,谁可能有接班希望,弄得干部配备群众比组织部门还要清晰。当一个干部把自己的未来算得“门儿清”的时候,若知道自己的未来的可能性,那就开始想办法了,于是各种走关系,跑路子的情况就出现了。这时候如果管干部的那些人再心眼一歪,官帽子也就变成了可以交易的证券,权钱交易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种歪风如果蔓延下去,整个干部风气便成了能上不能下的一种顽症,一种非常严重的“梗阻”。
本来干部上上下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把你放在哪个位置上了,试验一下,如果不行,那就赶紧下来,这是规律。就像当年我们军队打仗,一看不行,或者品格不行或者能力欠缺,那就赶紧让位。如果认为自己当上了一个什么官,就只能向上走,不能向下来,如果带兵打仗,那就是一将不行,害死三军。如果当了一个县市书记,明知道品德能力都不行,还在那里强撑局面,那就会害了一方百姓。比如我们老家那个县,属于地厅级别,干部超配,干部一调来就盘算怎么用好这个台阶,想着怎么走并且快走。这不就苦了那一方百姓。因为谁也不想在那里打持久战。每一茬干部都是这样思维,到了就想走,地方百姓非常头疼这样的干部,当然也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干部。

解决不能下的“梗阻”问题,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从用人制度上解决。旧中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在想办法的,科举考试只是其一。另外一个,任命你为一方官员,并不是要叫你一直往上走。不行的话,你这人只是当七品县令的料,那就在七品县令上一直干下去,一直干到终老还乡,不一定非要干到地市级的六品五品。今天也是一样,为什么你一定要干到地市级、省部级和中央政府呢?这个观念好像现在天经地义似的。这种思维不可能出优秀干部。如果你的能力水平干个县级就勉强,叫你到了地厅级不就祸害了更大范围了吗?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管干部的干部,比如组织部门、一把手书记,都是掌握干部生杀大权的人。这些干部如果也是见钱眼开,给他一个大红包一个大元宝便把组织上交给他的权力“变现”了,这个干部不能下的“梗阻”问题就别想解决了。主要在于管干部的干部,这个岗位特别关键,一碗水端平,替我们的党替国家把好干部使用这一关,就必须把心放平放正。如果这样的干部贪心膨胀,贪欲不减,见钱眼开,送者上,不送者下,那么我们的干部工作要搞好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前边说的那篇文章写了那么多,不说这个根本问题,就没有说到根本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重疴当须下猛药,管好用干部的干部,是当下解决干部“不愿下”“不能下”的关键。也是当下腐败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