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是在讨论张旭东教授文章时的发言，部分内容曾经在观网以跟帖发过。后续在微群讨论中间，一再涉及到相关话题，相关发言集结整理之后，就形成本文。
原题：毛教员说他与鲁迅的心灵是相通的：从鲁迅的“无物之阵”看左翼文青内在的自发性问题
鲁迅的深刻，以及至今不过时的地方，在于他们深刻看到阶级社会的政治奥秘：铁屋万难打破是真的，这不仅在于正人君子者流的强大——他们一方面掌握镇压机器，另一方面还时刻经营“瞒骗艺术”以维持群众的自发性。但是，正人君子者流的强大，更在于阿Q、祥林嫂、华老栓、成年闰土等人不起来反抗，从反面所赋予的。所以，统治的辩证法与力量源泉，不能够单从一个方面去分析。
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普通群众，深陷自发性难于实现自觉——这就没有了觉悟和组织奋斗力量，所以，呈现出那种大家都睡着了的状况，此时，铁屋当然难以打破；而那些没有既得利益的孔乙己之辈，其自发性深度，比普通群众还要严重许多倍，自居知识人的觉悟难度更大，这使得即便革命潮起也会走的歪歪扭扭——鲁迅从四条汉子等人身上看到了具体的自发性深度（哪怕他们是以革命者的名义出现的）；其结果，民众与知识人这两个方面，就难于结合起来形成自觉的推力，甚至，知识人的自发性深度，还往往是革命大潮中间“拖后腿”的倒退力量，这更加深了打破铁屋的难度。
在鲁迅之后的一个世纪中间，世界历史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又一次出现了铁屋的复制与回归。我们今天阅读鲁迅，有条件加上这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理解环节。
鲁迅后期为什么喜欢写杂文
张旭东出版了鲁迅研究著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观察者网站就此做了一个专访，内容很丰富，也非常有新意；确实，鲁迅是常读常新的。【文章链接：
https://www.guancha.cn/ZhangXuDong/2024_02_17_725459.shtml#comment】
鲁迅在后期，选择以杂文为武器，展开战斗。这个选择的背后，从纯文学角度去思考，可能所得无多；反过来，如果从鲁迅想要针对怎么样的社会现实，针对潜在的听众讲述些什么，然后，再看看鲁迅能够找到的讲述方式，这样，可能更具有启发性。
从这个倾斜的角度出发，毛教员为什么会对鲁迅给予毫无保留的肯定态度，就很有参考价值；说到底，毛教员和鲁迅一样，都在寻求一个打破铁屋的颠覆力量，思考如何组织起这样的力量，为此，就需要琢磨这现实世界的人，及其身上附带的种种不足。
以此而论，鲁迅显然并不适合用纯文学视野阅读——只从文本内部去狭隘地进行观察和分析。网友们在访谈文章后面的跟贴水平都很高，许多人都提到鲁迅的政治抱负及其言说的社会现实针对性：鲁迅铁心要扫荡吃人的宴席，这就需要联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思考；而且，鲁迅先生很彻底，真的完成了世界观的革命，所以，他能够对那些翻着筋斗的小资文青（其中一些人还往往以革命家的面目示人），给予降维批判和无情的剖析。
张旭东文后的部分跟帖内容
鲁迅笔下的文学典型人物，通常有两类：一类知识分子是深陷自发性泥坑的自在状态（孔乙己等），第二类的普通民众也表现出自发性阶段的无觉悟者（阿Q、祥林嫂等），鲁迅对于普通民众虽然有所期待，但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两种自发性都是迫切需要改变的，但是，改变的难度显然大有不同。
鲁迅很厉害的地方，一百年之后还不过时的地方，就是他始终抓住底层群众和知识人的自发性不放，从各个方面呈现他们远低于自为的自在表现；这个倾斜的视角，在新的普遍觉悟或者大同实现之前，肯定还是有效的。以此而论，鲁迅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致力于揭示人们的自在状态下，与公共性状态之间的差距，目前的多数公知不过时借助强势力量和话语，倒过来去经营自发性的犬儒而已。
鲁迅文字生涯所记录的现象，与他深处黑暗中国“上流社会”附近的结构位置有关，他所接触或者愿意提挈的后进，很多人也属于攀爬在“上流”边缘位置上的非觉悟者——他极端厌恶的对象群落不仅有正人君子者流，还包括冒充革命或者激进的文青——翻着筋斗的小资革命家或者革命话语经营者——此种基于结构位置竞争而操持着激进话语策略的投机者，属于布尔迪厄笔下那种以改变边缘结构位置为目标、而采取激进话术的场域位置竞争者流，这些人的激进外表仅限于话语话术，而不关心建设真正的新社会或者寻找新的公共性。这些，都构成鲁迅的孤独体验和言说底色，以至于自以为深陷“无物之阵”，身处看不到出路的暗夜，鲜有亮色。
可见，第一类处于自发性状态的知识分子，是很难改变的，这是旧世界最顽固的守护力量。而阿Q、祥林嫂走出自发性的难度，远小于前一类人。
破坏旧世界的外部阻力与内部阻力
汪晖教授以“反抗绝望”来表述鲁迅毕生文学努力的总趋势，之所以是对绝望的反抗，当然是因为黑暗现实的支持力量或者庇护力量，过于强大且难于克服。绝望的根底，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和顽固，还在于自己人的缺陷更难于超越，这就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战斗了。
在辛亥年之后，未庄的绅士们，也花了几块大洋买一块“银桃子”挂在胸前，显示自己“咸与维新”；问题是，这群人自身就是旧的载体，他们还用符号行动垄断了维新合法性与地位；辛亥革命超越不了这群绅士们的裹挟，所以，就什么都改变不了。然后，阿Q梦想中间的革命，无非是借助“革命就是造反”这个“杀头的罪名”，借助官府的力量把赵家钱家人干掉，再把赵家钱家的财物搬去土谷祠。何况，阿Q据说原本也姓赵，祖上还曾经“阔过”；这样的革命设计，即便是成功了，最高成就也不过是换一拨统治者而已。
看起来，铁屋万难打破是真的，不仅赵家钱家的老爷们有钱有势，能够维护旧秩序；而且，未庄内部的否定性力量，也没有新的想象力——即便他们成功了，也就是换一群人做正人君子罢了。
未曾被触动过的旧世界，坚如磐石，还有能力在各种不彻底的否定性中间，实现自我的抽象肯定。如果，继续观察土共革命时代的内部争论，特别是毛教员长期面对的强大反对力量，那些对立面身上所体现的知识人的自发性状况，就知道超越自发性的难度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业了。
这样来看问题，鲁迅的观察、体验与思考，就与作为革命家毛教员，具有相同的观察对象群体和同样的角度了——他们都深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处处遭遇到这两种深具“自发性”群体的限制。毛教员在革命队伍和红军中间，具体遭遇到的是：一是不觉悟的农民群众，二是无法自觉实现世界观革命的激进文青（旧世界的第一批批判者，大多数也是激进文青的一部分，毛教员遭遇到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文青，此时还都处于共产党领导岗位上）。
就打破铁屋的革命而言，农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是最后出粮出兵对旧世界开展武器批判的凭借；左翼文青的种种不足，本身体现了领导团队或者革命领导团队的精英成员及其再生产机制的内在缺陷，毛教员就此提出世界观改造、积极的路线斗争与思想斗争问题——这意味着对于小资文青的主观世界改造要求，会远远超越他们自愿接受的最上限，为此不得不寻求各种非自愿改造的压力与动力机制。
晚清以来，文青们多少还有些自觉，想要转向有机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和随后的“到民间去”热潮，喧嚣的文学革命以及白话文写作，这些都算是文青们应对中国晚清边疆危机的反应；在对满清政权绝望之后，文青们就开始寄希望于人民大众的觉悟与有组织斗争过程，迈出了走向“有机知识分子”发展路径的最初几步。至少，他们现在主动想要与底层民众对话并影响他们，从而展望一种自下而上地造就新中国的可能性。
但是，要真正侪身有机知识分子行列，文青们又割舍不了诸多尾巴。由此，鲁迅的彻底性一经表现出来，就遭遇到两面夹击，不仅有来自正人君子的诽谤与攻讦，还有来自各路翻着筋斗的小资革命家的暗箭，鲁迅不得不“横站”，自感深陷“无物之阵”而难于挣脱。
不同于鲁迅见到的上海亭子间的那些小资革命家和革命话语经营者（典型代表人物例如四条汉子和托派等），在革命根据地中间，已经参与革命还处于领导岗位的左翼文青们，除了有了初步的有机化展望之外，还有些人已经下了拎着脑袋干革命的决心，但是，他们多数也长期站在毛教员的对立面和错误路线上，依然是不愿意改造世界观的不合格管理团队，属于长期拒绝迈入政治现实主义门槛的盲动主义者多数。这个多数，在共产党革命早期占据主流地位，他们选择革命道路和战略战术，都是扭来扭去的，建党之后十多年的早期革命实践期间，先搞了一次右倾投降，继之以三次左倾路线，忽左忽右乃至于极左极右，从没有消停过。
从走上井冈山时期开始，那个到处都占据多数的盲动主义者群体，就各种擘画着“非毛化”事业。第一次非毛化事业出现在红四军内部争论中间，体现为红四军七大到九大的激烈争论与分歧，在红四军七大上，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教员落选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非毛化，则是上海中央进入苏区之后，王明宗派导致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之后，家当差不多都败光了，之后湘江血战红军被极度削弱——他们自身现在也面临着切实的生存危机，这才在遵义会议上部分接受了新的决议——这个决议算是部分否定了第二次非毛化的成果（只涉及军事路线错误而避免提及政治路线错误问题）。
革命时代的内部阻力发展为革命后社会的复辟动力
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小资革命家又当然成为执政团队的多数，不得不催生毛教员的晚年“错误”——认真思考和应付小资革命家身上的种种倒退趋势，此后，鲁迅生前的所见与分析，同样得到了验证。
到了197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逝去，“刮民主风”进入革命队伍的文青群落，与设计师紧密合作，这一次他们搞成了彻底的“非毛化”，就历史顺序而言，这应该算是第三次非毛化了。显然，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左翼文青，对于自发性的执着，才是他们心目中间的正道，所以，他们把毛教员要求他们走出自在状态实现自为的要求和实践，称之为“极左空想”和“乱”，回归自发性才算是他们的“拨乱反正”。
1980年代之后，我们能够学习的党史国史内容，就完全内化了小资革命家们的非毛化底蕴，用一种去政治化和去阶级化的行政设计师僭妄，而强作解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要如其所是地理解鲁迅，困难是多了一些，而不是少了。鲁迅选择“横站”的姿态，及其深陷无物之阵的困境，恰好是毛教员不得不设想认真开展路线斗争与思想斗争的现实针对性所在。
大体而言，对于不觉悟的农民群众，乃至于对各路流氓无产者的改造，毛教员以及革命时代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在这个路径的延长线上，已经出现了国家消亡的趋势——觉悟了的群众参与政治过程与秩序生产，社会对于强制性国家的需要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在改造小资文人方面，毛教员从未取得说得过去的成绩，革命时代的努力包括延安整风的部分成功，那是强敌从外部施加生存威胁，小资革命家们临时委屈自己，勉强矮下身段，算是接受了群众路线而已，执政之后，这个妥协前提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化消极被动的分散群众，为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人民，这个就需要提升群众的觉悟与组织斗争能力——这两者构成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个事情做起来虽然不容易，但还不是最难的，群众自身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间，本身就具有朴素的体验，再叠加先锋队深入群众把他们分散和零散的体验提升为共同处境，这个工作成就就很可观了——只要有3-%%的成年人口觉悟过程了，就会带来天下大势的根本性改变。列宁所说的“输灌论”和“先锋队”，说的就是，群众的普遍觉悟与有组织斗争能力提升，需要一个外在的中介环节——党的教育与组织作用，党经营的唯一主营业务，当然就是“领导权”——提升群众觉悟和组织过程了。显然，深入群众做动员与组织工作的党员，就是一种遵循特殊路径与方法的知识人品种——这要求他们自己率先走出自发性的笼罩，然后帮助劳动群众也走出自发性实现自觉。
但是，列宁那样的政治眼光，太难得了，作为列宁革命战友的斯大林，虽然在推进革命事业前进的方向上，毫不动摇，但他本人的行政眼光局限太大了。卢卡奇说斯大林，总是把眼前的行政目标，进行盲目的整体化提升，从而机会主义地对待理论与策略问题。毛教员也认为，斯大林同志虽然大方向正确，但是，看不到群众和政治，则是“缺了一条腿”。而中国革命进程中间的小资革命家们，同样是始终拒绝自觉改造世界观，自居无机知识分子所附带的精神贵族地位，也依然处在斯大林那种狭隘视野里，只看得见行政而看不见政治建设及其务实路径。
如果知道，社会现实中间，（只有行政眼光的）斯大林总是多数，（看得见领导权的）列宁是少数，很多难于索解的问题，就不在构成困扰了。1930年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后者以行政眼光反对政治眼光，这当然也意味着有机知识分子与无机知识分子之间的恒久政见分歧所在。鲁迅与周扬徐懋庸等人的争论，核心内容就是——作为左翼文青是否要选择以一种内在于群众觉悟需要的有机知识分子低姿态去言说，在这里，追问的还是，孔乙己要不要、以及如何去对接阿Q的觉悟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拒绝那些人以行政眼光去遮蔽并反对政治——行政眼光意味着我是教师爷管你教育你，为此鲁迅遭遇到很多身后的暗箭，不得不“横站”，这件事情中间，刘修养还特意下场去插了两脚。
说著名政论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间，背叛什么的涉及到动机揣测，难于定论；但是，土共内部，看不见领导权和无专的小资文青干部，也是绝大多数，这当然是最顽固的一种自发性所在。甚至，实际上的问题还要更加严重，小资革命家们自己看不见政治和领导权问题，执政之后，就本能不觉得需要政治和领导权建设，相信行政万能并能够操控一切，在这个“睁眼瞎”状态驱使之下，各种变修复辟的向后看的政策，就源源不断地生发出来了，还长期大行其道，得不到纠正。
而且，土共领导人民革命的那一次成功，也是农民群众付出了远大于必要限度的巨大牺牲之后，才赢得的；这个超额牺牲数量，是小资革命家拒绝改造世界观还长期处于“不合格领导者位置”的结果，这当然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不必要牺牲。然后，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各路小资革命家就施施然以革命功臣自居，开始各种扭曲政治的“倒退着的前进”了，他们还往往还是多数和主流，周扬自己说与鲁迅的争论是他身上“第二个癌”——这确属小资革命家或者各路投机分子的不治之症，关键是，周扬从未想过要治疗自己的思想癌症；所有的积极性都投放在揽功诿过、党同伐异或者反攻倒算方面。
不管是革命前，还是胜利后，（党阀与学阀）知识人身上难于克服的自发性，都是巨大的祸害与隐患所在。
在新的旧社会里如何学习鲁迅
1963-66年，文艺上有毛教员的两个批示，后来旗手同志搞了军队文艺座谈会，狠批三十年代黑线延伸到建国后，内在的对应性到底如何，还没有见到有人探讨过这个有趣的话题。
文革从狠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破题，恰好接续了鲁迅与毛教员所面临着的共同困境：试图从思想上破除某种形式的“无物之阵”而突围。当然，这个世界观突围的认真演习，并没有最后成功，所以，今日中国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活过来了，有些还混成了主流和权威。孔庆东教授在评述刘继明小说《黑与白》的时候，说更需要小心“没有叛变的蒲志高们”——这些人身上的自发性丝毫未加触动和改造，他们掌权之后的本能趋势，就经营和发展各种基于自发性的社会状况，这肯定就要走回头路了。
为此，我们今日还有必要时时事事都去访问鲁迅，不仅毫不勉强地能够与他共情，还需要汲取他的智慧乃至于刻薄态度（不妥协立场）。也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理解鲁迅，也算是有点优势，毕竟有各路不知疲倦地演绎鲁迅笔下人物的积极分子，在不停歇地现身说法。
革命需要破除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但是，这些前所未有的破旧立新事业，都得依靠旧社会里成长的旧人去担当。而破除旧人身上的自发性实现自觉，走出自在状态实现自为，才是组织革命队伍或者推进破旧立新事业的起点。鲁迅对于群众和知识人身上自发性的深刻体认，恰好是诊断自发性和实现自觉的现实起点，毛教员一辈子孜孜不倦地阅读鲁迅，在预备犯晚年错误的时候，还给旗手同志写信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此后，毛教员不得不再一次面对两种自发性，发起最后一搏，以免留下修正主义的尾巴。
从这里看，鲁迅的深刻与强大之处，还在于自发性的顽固性与持久存在，为了对此有所改变，毛教员临终之前都还为此奋斗不已。鲁迅看到的那些，恰好是毛教员一生为此奋斗不已而试图加以改变的“无物之阵”。毛教员并没有获得最后成功，只是他的奋力一搏，更加清晰地撕裂了帷幕，向我们揭示出真问题所在，让我们看的更清楚了，从而也能够更深切地理解鲁迅的言说。
二〇二四年二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日修订稿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再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