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人文社科，有用还是无用，除了一般性理论学术的共同缺陷之外，还存在着与这个特殊时段政治需要有关的内在特征。在每一个大的转折时代，往往会有那种否定一切学术与政治公共性的意识形态宣传需要，目的是快速实现并干预人们思想转型过程。
应该说，对于这个特殊的时代特征与政治需要，及其对学术公共性追求的巨大影响，目前还少有认真的观察与反思。
一、人世间的“道”与学术公共性问题
古人说过：道在伦常日用之中；这个说的有点玄，不太容易理解。
可能，迄今为止，只有马大胡子的注解，是最为浅近的，与人类生产生活最紧密相关的“道”——首先是人们赖以完成生存资料生产的生产关系样式和内容，在这个基础上，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才得以延续。这个，可能还只是一阶的“道”，二阶的“道”则是，据以完成生产关系和人口再生产的那些制度及其内在的公共性所在。
照说，学者和学术的任务，就是发掘和探求“道”的存在、内容及其运作方式。但是，干仕干禄的主观动机，对于“俗人求道”的影响可不小，个人求道得到的结果，就会有各种包装或者吹嘘，例如说自己发现了真理，自然科学繁荣之后，就说自己发现了规律；如果真有这样的发现高度，那就一花开后百花杀了，权威只有一个，真理可以由个别人垄断和发现了。
在人文社科领域，已经没有人能够吹嘘他们发现了真理或者规律了，就是说，个体完成认识过程和垄断真理，那种一花开后百花杀的幻想，已经不再成立了；谁要是继续这么说，肯定会被视为精神病或者门外汉。但是，社会科学并没有因此瓦解和归零，而是更加繁荣起来了，人们不再宣传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压倒一切假理，而是宣称，基于科学的方法，占有大量经验材料，经过归纳和演绎，能够进行或者完成“机制研究”——寻找一些共同性的理路与可能性。换言之，社会上，海量人数之间的无规则相互作用中间，还是具有“公共性”存在的，人们透过观察研究，能够得到或者把握这些内在的“机制”，在条件相同时，机制还往往能够得到验证或检验。
学术生产者，有自己的私人目标和利益，这会显著介入探寻公共性的各个环节中间去；同时，现代社会的普遍分工协作机制，是组织权力与金钱掌握着多数人的命运，大多数人陷入工具化和客体化地位，怨气和不甘充斥着整个社会，任何机制运作都免不了这些干扰因素的扭曲；显而易见，认识乃至于接受公共性规约的难度是更大了。
二、大转折时代的意识形态策略与否定公共性的需要
资改派时代的学术特色，是从否定革命政治的公共性开始，也无从确立资本社会的新型政治公共性——1980年代的所谓“新启蒙”热潮只能够体现为抄书和抒发读后感——这并不能照搬西方的历史与社会演化经验，从而与制度运作的公共性关联起来，由此就成了一种没有公共性根底的纸面空转；所以，看起来无比热闹的学术，其实都属于那种无视或反对制度公共性的纯粹意识形态话术。这种无视乃至于否定一切政治公共性的学术发展状况，主要是存在于大转折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是要彻底“破旧”另一方面是没有依据与可能“立新”，在公共性方面就彻底踏空了。
资改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腐朽堕落，对于学术的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否定一切公共性的存在与运作，这实际上相当于取消了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与发现的可能性了。当然，资改派并不是人品特别坏，而是体现了历史与政治转折时期那个无法克服的难题——为此不得不否定一切公共性存在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够在智慧与学术储备不足的前提下，颠倒黑白和混淆是非。换言之，资改派的意识形态套路是：既否定旧的公共性存在，也不能够直接就宣讲和支持新的公共性，而为了制造和传播谎言，不得不否定一切公共性，这样一来，就没有了政治操守、道德底线和学术规则了。这个特色主流学术界的表现，早就被人概括为“精致利己主义”了——此种人格类型否定一切公共性和规则、底线的存在。
因为学术界的特殊状况，是其成果表现为白纸黑字的积累，所以，精致利己主义的特色就非常鲜明。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操守、道德底线和学术规则，除了党同伐异的小圈子经营之外，就再也没有他们在乎的了。换言之，资改派要搞意识形态快速转折，其起点和基础逻辑，就是要否定一切公共性的存在，这就戒掉了求道的任何可能了。资改派的各路意识形态拥趸，当然也只能够局限于这个意识形态策略与桎梏之内行事了。
资改派的意识形态经营大法，是以否定一切公共性为起点，由此，也不会承认制度本身自带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各种私人性及其对制度公共性的损害，丧失了制度实际运作的观察视野。所以，资改派的意识形态与学术，多数是低于门槛水平的胡说——往往以一套人为编造的说法，去作为定论，成为智慧与学术发展的天花板。资改派的意识形态拥趸，也大体是这个德性。
既然公共性本身不作为学术圭臬，最可能的意识形态话术或套路，就只剩下鲁迅先生描述的“乏走狗”模式——见到阔人就驯良、见到穷人就狂吠，最后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立场贩卖话术了——“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察其瘢痕”。在任何制度运作中间，机会主义行为都不为零，资改派的话术往往会列举机会主义，去举例证明老路如何不行，但是，反过来列举可能的正能量或者正功能，去举例证实邪路的合法性，这样的套路，说白了，远远低于学者或者学术的底线和门槛。
日常的网络辩论，或者左右互啄，往往陷入那样的单方向证据列举。其实，硬要说服谁，也没有多大必要与可能，毕竟都是成年人了，思维模式与隐含的立场，都已经相对稳定了；但是，对话的必要性还存在，毕竟，喜欢或者支持什么样制度，需要从制度的公共性视角，去进行讨论；需要讨论各种制度的公共性及其存在方式，实现条件；不能够简单地列举某种制度下有某种机会主义表现——就说这个不行，或者反过来，说某种制度可能具有某种正能量或者正面表现就加以肯定，对于这种宣传干事的廉价话术，需要保留一份刻意的自觉，这样能够提高对话与交流的效果。
三、制度实际运作的公共性效果，需要减去私人性的投机损耗与扭曲
同时，要观察阶级社会的公共性，是很难的，因为制度哪怕是以成文法形式存在，只要是妨碍了人们的利益，就会遭遇到反对，如同列宁所言，几何公理也被人反对的。
基于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观察——目前西方学术界就只有这一派人，还在寻求宏观的制度演变与观察并认真地提供解释——制度分析需要引入博弈论方法，这样来看问题，静态的规则与公共性就不可能存在。在制度形成与运作过程中间，博弈者、博弈（结果）均衡与博弈规则，都属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都需要纳入制度分析与观察；结果，公共性就不止一种，至少存有两种不同的公共性，时刻处于相互博弈之中，各种公共性的实现程度都无法静态给出描述；同时，信息成本不为零，监督成本不为零，博弈者自身的机会主义空间也不为零，故此，制度本身就有一个任务——应对或者规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干扰，保证制度的实施。所以，制度公共性的实践及其效果，最后要体现为制度公共性减去私人性干扰扭曲之后的差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普遍的机会主义，极大地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潜能与生产性；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会带来“道德风险”等等，由此，制度并不能由其名义上的公共性去评价，必须要减去机会主义带来的可能损害。制度本身的生产性与潜能，也要由其克服机会主义损害的可能性，在反面加以评价。
即便是在政策与法律执行的核心链条上，各种以私人性关联替代公共性塑造的机制，也广泛存在。诸如“地方政府公司化”“诸侯经济”的广泛存在，显著地扭曲国内市场竞争条件，更何况，一些明星省委书记公开提出“要做好企业家的保姆与店小二”，这就背离了作为政府机构的监督与政策执行角色。
马克思说，国家应该成为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政府公权力不应该陷入保姆式的一对一服务；国家应该保障资本积累的共同条件，而不是具体介入个体资本积累的微观过程。保姆式服务与这样的权钱直接结合，其后果是什么，到底是私人性还公共性会优先得到体现？体现国家意志的政策和法律的公共性，谁来监督执行？企业家的店小二吗？
与这样的实际运作和扭曲相比，主流学术彻底脱离现实的状况，就更为突出。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例如吴敬琏2002年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中间，就列举过主流经济学认识的几个演化阶段——学界最初阶段以为真理是A，结果1985年“巴山轮会议”之后发现，A是错误的，正确的是B；到了1992年“京伦饭店会议”之后，学界发现B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是C。实际上，吴敬琏概括的这个状况，还会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发现DEFG等等都不会对。
这个状况，其实一点点都不奇怪，黑格尔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起飞”，中特走资时代的社会科学猫头鹰都是清晨起飞的，从来都没有见过太阳的；孔夫子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为了否定别人不得不甩开自己熟悉的事实和逻辑说话了，改开时代的人文社科，一开始就是从“深揭狠批的大批判运动”起步的，最后走到今日那种“马院反马、党校反党”的玩法。说的难听一点，那些人五人六的学界大佬，多数并没有形成实际的批判能力，而是充分地把握了跟风泼脏水的机会，最积极地谄媚权势而暴得大名的，学术及其公共性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的第一追求。
四、学术圈以及教育再生产机制的普遍异化
前几天，滕威教授谈到大学教育的种种异化，这个反映了改开时代重塑出来知识精英的想象力与天花板，也反映了异化社会在高校中间的异化链条如何实践的。【播客 | 滕威：把孩子生在竞争如此残酷的时代我很抱歉，载海螺Caracoles 微信公众号2025年09月05日】
滕威教授没有讨论的是，改开时代意识形态经营策略对文科的巨大影响，所以，一般的异化机制之外，还有时代的特殊要求在内，一句话总结时代影响，就是“无能无智的反革命狂飙”。这个时代的起点上，是从攻击和否定革命政治公共性开始的，同时并没有新的公共性出场和起到替代作用，人文社科领域的公共性基底被蛀空；然后，还是转折时代，顾忌最少和最能够投机的第一波聪明人，在各个领域当学霸——他们决定了行业的生态与竞争淘洗机制。对于这样的时代特色，至今没有反思，甚至还可能不方便反思，这恰好体现了学术进步的艰难。
在学术象牙塔之外的社会里，无节制支持资本家阶级的声音，往往很响亮，还打着支持改革开放或者拥抱普世文明的破旗，这也是一种没有公共性意识的盲目性输出。近几天还有人在转发易中天呼吁无条件和无节制保护私有产权的言论，其实不过是一种无节制支持流氓资产阶级及其犯罪式积累的纯粹立场兜售，没有丝毫制度公共性的问题意识含量。
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有公共性和规矩的，纯粹的精致利己，走资也会彻底走歪的——变得毫无规矩和底线了；许家印那样的，把暴利行业经营成一个个“窟窿帝国”，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极大不说，对于资本家本人也不见得有多好；许是流氓资产阶级的模范和样板，资改派是孵化流氓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的人格化，他们共同揭示出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掌握政治领导权）在中国绝对行不通。
所以，毛教员还是对的，哪怕是走资，也得是真共领导下的人民政治力量掌握领导权，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根本不行；既然只能够搞新民主主义，那么，流氓资产阶级就只能够在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之下，接受次等地位——“限制、利用和改造”，这才会有资本主义制度的良性发展，而不是流氓性发展。
以真正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规制流氓资产阶级，对于外围国家而言，相当于要实现一次旧制度的部分质变，这样的公共性运作，就不再那么纯粹和干净了，准此，理解和呈现这样的特殊政治公共性与制度公共性，也肯定会有相应的难度。
综合起来看问题，严肃学术没有公共性根基，长期不与制度运作的公共性要求结合，社会公众发言立场先于公共性要求，双方都陷入盲人瞎马状态，就成为这个时代学术圈与舆论场的显著特色。
五、认识革命政治公共性的特殊难度
显然，要理解和呈现革命政治的公共性，还是需要内在的世界观革命，这样一个内在的前提条件。如果实现了世界观革命，很多新的公共性事务，就跟摆在眼前一样；如果本能就排斥，无能怎么闪展腾挪，比喻类比，都接收不了那一份公共性表达的。这个差距客观存在，特别是理解马列毛的思想与相关的政治公共性，一开始就存在着世界观的隔阂——需要自觉地摈弃形而上学，引入辩证法看问题。
不要说刻意反共的人，就算是土共早期，党内高层的多数——他们绝对是不反共的，一样未能实现世界观革命，这样，就看不见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所在。从1927-1935年期间——共产党独立搞事的最初八年，就搞了一次右倾投降、三次左倾路线，忽左忽右就没有个消停的时候；到了中央苏区，那群人集体搞了三轮非毛化，反对正确路线或者革命的政治公共性；照说，这些人依然留在共产党内，四一二之后可是有杀头危险的，即便是冒着杀头危险干革命的人，世界观依然改造不过来。这个状况本身，就有认识价值，说明要认识革命政治的公共性，难度是不小的。
反过来，如果世界观转过来了，公共性就没有那么难以理解或者看见了。初中生都知道，给概念下定义，不能够用否定的方法，需要揭示概念的肯定性内涵，这个没有多么高深吧，问一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政治领导权概念，肯定性内涵是什么，这个就是新的公共性所在。不说那些本来就反对的人，就算是自居左派的人，几个人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连最基础的概念内涵与公共性所在，都不关心，怎么可能会理解阶级政治之外的新路径？
借用儒家的王道霸道两分法，很多人就是死抱着霸道的单一想象力不放，绝对不理解王道政治的可能性与路径的，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样的局限无所谓，本来就不期待被统治者会有自觉；但是，对于自居左派的人来说，想象不了如何自下而上的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形成路径，那不是连新的政治学中间，对于第一个概念都丧失了理解能力吗？这样的不理解，就会带来致命的盲点。
当然，另外的不足也是存在的，缺乏基于共识的概念，作为表达的中介，也就很难深入浅出地把问题说清楚，所以，一种新的公共性被普遍理解和看见，本来就属于认识的成熟阶段，或者基于公共性的共识已经存在了；总体上看，对于革命政治公共性的呈现难度，还体现为一种全局性的认识不足，理论发展处于零点附近的状况，不仅没有好的作者，连好的读者也很少。也许正因为如此，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毕生未能改造好世界观，就连毛教员也未能从理论或认识层面，说服教育好他们。
今日中国社会中间，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出路，左翼思维和思想，再一次重新出发，但是，拒绝与无专相关的政治公共性观察与思考，还是大量存在；结果，是王明那样的纯左派，不断地自我再生产出来。也许，作为旧世界的批判者，对于革命或人民政治公共性的存在，刻意保留一份自觉和探寻的谦虚态度，会有助于自己早日找到世界观革命的路径，把无专思维及其落地路径打捞回来，帮助自己看见革命政治的公共性内涵，避免张闻天那种到老改不过来的花岗岩思维。
很显然，改开时代公开而全面地告别革命，否定革命与群众政治的公共性，是与此种公共性认识的难度，有相关性的；那些看不见此种公共性的人，很容易转化为反对此种公共性的人，就这样，革命时代的错误路线及其认识论盲点，就成为改开时代告别革命的认识起点。认识不到革命政治公共性的同路人，与资改派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盲点上的一致性，即便他们没有成为最积极的资改派，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力识别和反驳资改派。
照说，真正的左翼眼光，应该兼容王道和霸道两种思维模式，理解并追问各种有缺陷的阶级社会公共性理路，从而具有在阶级社会与无阶级社会两种社会之间穿梭的理解力，也最具有高屋建瓴的宽广胸怀，应该能够达成对既有人类历史和经验的全面总结与理解——然后才谈得上展望从野蛮到文明的智慧提升与制度质变。很遗憾的是，我们见到很多自居左翼，却往往沉迷于各种强硬的否定性输出，这是一种缺乏新的公共性高度的简单逆反心态，迫切需要超越。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二五年九月七日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