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间万物能够在特定环境里生长壮大,往往只是契合了当下的土壤条件,并不代表它天然具备有益于整体的正当性。病毒在人体内繁衍,依托肌体养分,等到侵入肌体深处、形成病灶之后,再想医治,往往费时费力,即便采取化疗等手段,也很难恢复原本的健康状态;投机资本游走于监管的空隙之中,追逐短期暴利,不断侵蚀公共利益;野草扎根砖石缝隙,无需人为照料便能蓬勃蔓延,却会挤占庄稼的生存空间。生命力旺盛,不等于它的生长值得放任。
看待资本与市场,同样适用这个朴素的道理。资本拥有强大的活力,能够调动资源、激活生产,这是它可以被利用的地方;但逐利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能,一旦缺少有效的约束与规制,放任无序扩张,等到态势成型,再想收束就格外艰难。当今不少社会现象,诸如大城市资源虹吸、生育意愿走低、贫富两极分化等诸多乱象,根源都能追溯到资本与市场的野蛮生长。教员这份跨越时代的审慎预判,并非凭空得来,而是源于他博览群书、终身不辍的学习,以及对历代治乱兴衰通透的体察。早在建国之初,立足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薄弱国情,他便看清了这一重深层矛盾,这份远见,在后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愈发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一、教员的清醒:早就看透了生长不等于正当
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一穷二白的底子。教员谋划建国之后的经济布局,目光不止着眼于当下恢复生产,更着眼长远隐患。他熟读古今史籍,看透历史上商贾资本无节制扩张带来的社会动荡,清楚我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市场规则薄弱、监管体系不足,这样的土壤,极易催生资本的野蛮生长。教员深知,资本的无序扩张一旦扎根蔓延,就如同病毒侵入机体,等到病灶稳固,再去纠偏治理,代价巨大、阻力重重。
当年打击投机、划定经济红线、推进所有制改造,不是看不到资本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恰恰是看得更远。他明白资本可以为发展所用,但资本天然的逐利本能,一旦失去约束,就会慢慢侵蚀社会主义发展的根基。他守住一条清晰底线:让资本干活,不让资本当家。这份审慎,是立足本国国情、贯通历史得失的深谋远虑。
二、改开后的转向:只看到了生长,没看住另一面
后来推进改开、放开民营资本发展,出发点是解放生产力,激活经济,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人们的想法朴素直接:资本能生长就让它长,经济体量做大,国家强盛、百姓富裕的目标就能实现。
这套逻辑在提振经济上成效显著,却容易忽略那个早已点明的前提:能生长的,不一定具有正当性。
资本的生长逻辑是逐利,而不是自发走向共同富裕。它本身没有普惠的责任,只要存在利润空间就会涌入。我们打开市场大门,资本就会蓬勃生长;如果制度约束留有缝隙,它就容易加速扩张。在放开活力的过程中,制衡、约束机制的建设一度滞后。不少人默认资本做大之后红利自然惠及众人,渐渐淡忘了早年那份对资本无序扩张的警示,忽略了一旦放任过头,后续收束的艰难。
三、野蛮生长的另一面:破坏作用逐渐暴露
这些年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正是前言这个道理的现实印证,也映照出当年预判的分量。
资本优先追逐利润率,并不天然顾及产业安全与长远发展。哪里来钱快去哪里,炒房、金融空转、平台垄断、流量变现层出不穷,实体经济持续承压,年轻人不愿走进工厂,高利润赛道持续吸引资源倾斜。资本驱动资源向收益更高的中心城市集中,形成大城市虹吸效应,县域、乡村持续流失人口、产业与财富;高昂的居住、养育、教育成本层层叠加,压在年轻人身上,进一步催生不婚不育等社会趋势;叠加分配机制的偏差,最终放大两极分化。
按要素分配天然容易拉大差距。资本拿利润,劳动拿工资,缺少有力调节时,财富容易向上集中。民营经济壮大的同时,部分领域劳资关系失衡,超时劳动、劳动者保障不足等问题挤压普通劳动者。邓小平当年讲得很明白:社会主义两条,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资本扩张速度超过规制能力,群体之间的差距就容易拉开。
社会价值取向也随之受到影响。“能赚钱就是本事,能做大就是正当”的观念慢慢传播,把生长本身当成正义。回到开篇的比喻:野草生命力再旺盛,也会抢夺庄稼养分;病毒增殖再迅猛,对宿主仍是伤害。资本不受约束的扩张,不会自动走向共同富裕,而是带来财富向上集中、城乡和县域资源外流、劳动者受制于算法、社会信任不断消耗等问题。当这类格局固化之后,再去调整,难度大增。
四、生长不等于正当:我们漏掉的那个判断
问题的根源,在于曾经把“能够生长”当成“应当鼓励放任”的充分理由。资本能在我们这片土壤快速扩张,恰恰说明环境给了它过大的空间:规则滞后、监管跟进慢、评价标准简单以收益为先。它能够肆意生长,是约束不足造成的;而我们一度抱有期待,以为资本会自发兼顾公共利益。
可资本没有向善的义务,只有逐利的本能。它的扩张只是顺着自身本能行事,无所谓善恶。对资本自身而言扩张是生存,对整个社会来说,不加节制的扩张,就会积累结构性矛盾。教员当年的远见,正是看透了这一层:本能的生长,不等于对社会有益。这份洞察力,根植于他常年读书学史,从漫长历史里反复看见资本、豪强兼并带来的民生凋敝,也明白这种趋势一旦坐实,就像病毒在体内扎根,后期治理往往事倍功半。
五、回看教员:他戒备的正是我们后来放掉的
教员当年防范的,不是资本本身,而是资本坐大之后反客为主。打击投机、划定红线、调整所有制、约束资本越界的整套布局,核心判断就是:以我们落后的生产力起点,市场和资本极易野蛮生长,放任下去,会损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份洞见不是凭空猜想,是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之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他早已预见,无序扩张一旦形成气候,再想遏制、纠偏,将要付出沉重代价。
今天我们看到的平台垄断、两极分化、脱实向虚、大城市虹吸、年轻人婚育意愿走低等一系列问题,恰恰验证了这份远见。改革开放本身没有错,出现偏差的地方在于,实践里有人把“利用资本”简单理解成放任资本自由生长,忘记了生长不等于正当,忘记了该划定边界、及时纠偏。
结语
能生长的未必是好事。资本和市场的生长,在中国一穷二白的起点之上,既有解放生产力的积极一面,也潜藏着失衡的风险。改革开放释放资本活力发展生产力,是正确的抉择;但只看见增长红利,忽视无序扩张带来的破坏,是值得深思的教训。
教员当年告诫全党:我们应该走“计划为主,价格为辅”的路。 全党同志在今天应该认真反思,真正该做的,不是全盘否定资本和市场,也不是把资本和市场神化。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份跨越时代的远见,守住最根本的判断:生长不等于正当。评判的标尺,不在于它能不能扩张,而在于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广大人民。允许它发挥发展生产的作用,同时持续限制它无序掠夺的一面,趁早设防,避免等到局面固化再费力补救。这道制衡的底线,什么时候都不能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