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有网友让我谈谈灵活就业群体为什么这么庞大，而且越来越多？这难道就是我们未来就业的基本形态吗？其实后面这个问题我曾经在生计模式的题目下谈过（孙立平｜生计确定性消失：AI对我们的最大现实冲击），今天主要谈第一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清楚了，第二个问题自然也就明白了。

　　经济低迷期的劳动力溢出

　　香港理工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Yang Zhan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灵活就业“不再局限于农村移民，已扩散到中产阶级和大学毕业生”。一位30岁的前软件测试员，现在北京开网约车，每天从早7点工作到近午夜，月收入约6000元。还有不少原来的企业主，在关闭了公司后，转而成为网约车司机。类似的消息我们不时有所耳闻。

　　经济低迷当然是基本背景之一。经济低迷对正规就业的冲击，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传导过程。

　　首先，经济低迷意味着终端需求萎缩，并形成订单-用工的链式收缩，这是最直观的冲击。需求减少导致企业产品滞销、库存积压，为控制成本，企业首先缩减生产规模。但在开始的时候，企业不会立刻直接裁员，因为有经济补偿的压力，而是采取降工时、砍加班的办法，促使在岗者主动离职。

　　但随着压力的加大，企业不得不主动裁员。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在通缩中，有三个重要的心理锚点，其中之一，就是工资锚点，即劳动者对自己的薪酬都有一个强烈的心理锚点，如果击穿这个心理锚点，就会引发全员的士气崩溃和优秀员工流失。这时，企业老板的选择往往是，宁可裁员20%，也不愿全员降薪20%。

　　接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扩产-招聘”计划的冻结。预期的悲观导致企业暂停所有扩张性投资。这意味着新增的正规就业岗位源头被切断了。我们每年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原本是依赖这些新增项目和新增岗位来消化的，但当扩产计划冻结，众多企业甚至头部企业不得不缩减校招名额，大量毕业生就只能被迫降维进入非正规或灵活就业市场。

　　再次，经营成本刚性挤压 → “正式-非正式”用工转换。我们知道，正规就业对雇主而言成本极高（包括五险一金企业部分、带薪假期、经济补偿金等）。当经济低迷、利润变薄时，企业为了活下去，企业往往不但不再增加正式编制，反而会减少正式用工，而是将原本由正式工完成的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或引导正式工转为平台合作者。

　　即便是留在企业内的，也可能通过“重新面试、降薪续签”等方式变相剥离其正规身份。这种去雇主化的过程，无疑会造成非正规就业的相应增加。

　　服务业是非正式就业的蓄水池

　　我们一定要知道，正规就业（即签订劳动合同、受劳动法保护、享有完整社会保障的标准雇佣关系）并非自古以来的劳动常态，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现代社会为了适应大机器生产而构建出的一套就业制度体系。

　　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工业化发明了正规就业，而服务业和数字化正在解构它。这是一件正在当今世界上到处发生的事情。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就经历了一次去工业化并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正是这个转型的过程，打破了战后以大规模制造业为核心的标准就业关系（SER）。

　　这个过程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服务业，特别是零售、餐饮、住宿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蓬勃发展起来，但这些行业的生产率通常低于制造业。激烈的价格竞争使企业更倾向通过压缩用工成本来维持利润，这就直接催生了对非标准用工的需求，特别是对女性非正规就业的需求。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服务业中7% 的员工没有书面合同，而部分欧盟国家非自愿的非标准就业率在2015年一度高达12.7%。所谓非自愿的非标准就业，就是迫不得已呗。

　　其实，现在美国人不断抱怨的就业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从官方数字看，现在美国的就业数据是不错的，但在人们的感知上，又说美国的失业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原因就在这里。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美国正规就业的比例达到人口的约80%，家里一个人就业往往能养活五口之家，而到了2024年，服务业已经占美国总就业的84%，其中有890万人要干两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生计。

　　其实，中国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而我们这个过程更具压缩性。我们通常说，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这话不错，但我要告诉你，我们产业结构和就业形态的转型，也是同样的逻辑与过程。2000年至2020年，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已从1.16亿增长至2.48亿，并明显向生活性服务业集中。

　　这也就意味着，服务业中的非正规就业在成为最后的就业蓄水池。

　　信息革命和AI正在重塑社会的就业漏斗

　　有两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蓝领和白领。而蓝领和白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规就业的主体。

　　前面说过，蓝领是工业革命正规化的产物。因为工厂制度需要大量脱离土地的劳动力，进行集中化、标准化的体力输出。正是为了稳定这支产业队伍，德国俾斯麦时期首创了现代社保（疾病、养老），二战后福特主义更是把长期雇佣与社会保障变成了蓝领工人的标配。

　　而白领则是两个过程的结果，一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管理革命，二是信息革命。

　　首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铁路、电报和大型托拉斯企业的出现，企业规模急剧膨胀，需要大量从事文书、核算、打字、档案管理的人员来维持科层制运转。这就是最早的白领。而信息革命则极大地扩张了白领的数量，特别是催生了数码白领的出现。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大厂。在工业时代，那时候没有产品经理，没有算法工程师，没有UI/UX设计师，没有用户运营。但信息革命创造了这一系列的新岗位。这些岗位不生产实物，只处理信息、优化代码、分析数据流量。同时，在移动互联网黄金十年，大厂以高薪、期权、补充医疗、免费食堂把“正规就业”的福利卷到了极致。

　　这样，大厂也就定义了白领的新标杆。在那个时候，拿到大厂的Offer就意味着进入了最稳固的白领阶层，其薪资结构（底薪+高额年终）本身就是信息时代人力资本定价的典范。

　　然而，吊诡的是，信息革命的上半段塑造了数码白领的巅峰，而到了信息革命的下半段，这里又成了解构这些白领工作的主战场。如果说现在自动化在大批替代体力劳动，人工智能则在迅猛地替代着认知劳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信息革命和AI对正规就业的打击，还不仅仅表现在把岗位变少，更重要的把岗位变碎了。过去，一个正规岗位需要企业长期雇佣一个人来完成一系列完整的任务，而现在，AI和协作软件把一个岗位拆解成了无数个零散的订单。

　　这意味着，认知和智力工作在开始以订单的形式开始外包。

　　当然，信息革命的下半场，即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在摧毁大量的正规就业的岗位，另一方面也为更大量的非正规就业提供了可能。从现实和逻辑中我们发现和推断，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正在或即将催生出大量的新业态、新岗位，推动服务业就业形态向轻量化、碎片化、灵活化全面转型。

　　在这样的时代，打个比方，就仿佛有一个巨大的漏斗，在重塑着我们的工作形态和生活形态。在漏斗的上方，是源源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包括每年上千万的大专以上毕业生，以及被AI替代的中年白领；而漏斗的中间，即正规就业则是一个越来越窄的口子，装不下这么多人；在漏斗的下方，有可能是一个广阔的、非正规就业的海洋。

　　这就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未来。

　　最后说句大家也许不爱听甚至会挨骂的话，我现在虽然也知道应该并赞成往改善灵活就业的就业质量和社会保障的方向努力，但我同时更担心技术进步对非正规经就业的挤压。说一个数字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无人配送车保有量达4.7万台，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200万台。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发泄情绪虽然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深化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探讨与理解，尤其是那些有话语权的人。蹭情绪的流量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