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地主阶级洗白的方式，逾半个世纪以来大约无外乎两种：
一、鼓吹“地主阶级也可能是好人”，模糊是非黑白；
二、扩大化编排我党对地主的专政，大搞伤痕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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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案例早已数不胜数，以所谓“人性”为出发点，通过具象化的喜怒哀乐勾勒，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反派”——这套玩法不仅适用于为地主阶级招魂，也是90年代以来八成以上政治剧、历史剧、警匪剧总给人以“情不自禁同情甚至迷恋反派”之观感的深层缘由。
当年的黑色三部曲即《黑洞》、《黑冰》、《黑雾》皆循此道，乃至二十年后的《狂飙》、《扫毒风暴》等依旧能够看到此等路数。
本质，仍是力图摆脱阶级叙事。
也就是胡适近一百年前所张目的：
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约半个世纪后，「呼应」如期而至。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位大人物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
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
不到两年后的1980年2月，他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话会，有同志提出请他讲讲国家形势，于是他从当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讲起。
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中的个别句子形容当时局势，但他觉得不够完整，因此即兴现场发挥，将这首词重新编排组合，以新词来道形势。
辛弃疾的名作《汉宫春·立春日》原词是：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该词以立春为题，虽是写春已归来的欢乐时节，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岁月易逝英雄无用的悲凉愁绪。
而八百年后，这位并非诗人的大人物将辛弃疾的原词改编，其意境、格调“焕然一新”：
春已归来，东风从此，染柳薰梅。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
他所改编的新词第一句是“春已归来”，与辛词无异，但其所写的“春天”，显然是指那个阶段力推的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象征。
第二句是“东风从此，染柳薰梅”，他随即解释道：
春天回来以后，东风吹得柳树绿油油的，吹得梅花开放起来，香香地扑鼻，东风从此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
第三句是“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是直接引用了辛词，他说：
春天到来以前，料想那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燕子，在立春这天晚上，连做梦都梦到百花盛开的园林里去了。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境界里面去了。
他把上面三句作为上阕，而下面两句是下阕。
第一句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他解读：
引到我们的形势上面来说就是，现在还有消极因素干扰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无端风雨，一种干扰破坏的因素。‘未肯收尽余寒’，即还有‘XX帮’的余毒，也就是邓副主席讲的‘XX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余毒也是一种余寒嘛。
随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便引用此句大声疾呼：
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如ji左思潮之类。
最后一句是“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这是化用了辛词，“解连环”典故出自《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国用玉连环向齐国示威，齐王后一锤砸碎破解了玉连环，向秦国暗示齐国不会示弱。辛弃疾以玉连环比喻忧愁难解。
但是这位大人物则不同，他从君王后解连环的故事隐喻所谓“打破教条束缚，推进改革开放”，他说：
我们解连环的办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学习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办法，要因事而异，实事求是。辛幼安是爱国诗人，因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发出感慨：‘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君王后已经学会解连环，就是把它砸开嘛！辛幼安为什么还要问，何人会解连环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没有什么‘清愁不断’。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对国家的形势，有没有清愁不断、忧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国可能有一点，也不会太多。
所以他把辛词改为“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认为这么一改就“把忧虑解除了，解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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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正是以所谓“不讲政治”、“谈人性不谈党性”为创作出发点，文艺界乃至思想界才会接二连三出现违背现实基础、脱离群众认知、夹带资本私货的“艺术作品”。
用毛主席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予以点评，恰如其分：
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回溯历史分析，“人性”取代党性之价值观应当淬炼于上世纪80年代，那正是中苏两国双双进行“意识形态大手术”的阶段。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重拾赫鲁晓夫牙慧，声称所谓：
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个纲领性原则应当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
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氏提出：
要实现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在国际舞台上排除两大体系的对抗，全人类迈向大合作。
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氏露骨地把“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极力宣扬所谓“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观念，声称：
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此同时，苏共思想界的自由派分子们纷纷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出发，攻击构陷列宁、斯大林等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领袖，鼓吹毫无阶级意识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观，要求“去政治化”。
1986年12月，苏联科学院成立所谓“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学术会议在苏联频繁举行，仅《哲学问题》就为此多次召开圆桌会议，讨论所谓“人性及人道主义问题”
在198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哲学家几·门·布耶娃说：
现代哲学应该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人的面貌’，人道主义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这就开始在理论层面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尤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得“人道化”，彻底否定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988年2月，苏联召开了有八百多名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出席的“全苏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科学大会”，号召从所谓人道主义出发，重新看待苏联过去的一切，把所谓人道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改革纲领以及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1989年1月，“全苏跨学科人的科学研究中心”在雅科夫列夫授意下成立，并在该中心之下组建了“人研究所”，创办了杂志《人》。
在高层的支持下，苏联哲学的“人道化进程”大大加快，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与人性论、完全否定阶级性和政治领导的作用，成为当时苏共党内以及苏联社会的哲学主流，并统治了整个理论界。
人道主义逆流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动摇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造就了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全人类价值优先”观念鼓动下，苏共自由派分子强调“对道德做人道主义分析”，认为不仅所有的道德规范是全人类的，而且所谓道德范畴如仁慈、同情、怜悯、良心、义务感等等都是全人类共同的，主张对西方缓和，对外来资本和艺术文化洞开国门。
为了让所谓人道主义在大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苏联的自由派又把人道主义价值观套用于文艺作品上，把凡是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活动的作品都作为缺乏“全人类价值”而加以否定。
为了实现目的，苏联文学界的权势人物开始引导遮蔽甚至否定人民立场的论调。
例如有人竭力抬高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因为它把卫国战争写成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斗争，同时极力贬低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并用一种鄙弃的口气提到斯塔德纽克的《战争》。
这个格罗斯曼很有意思，曾于1952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把斯大林时代歌颂为“没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就在斯大林去世后，根据新的领导集体的风向转变，格罗斯曼的画风开始大跑大偏，成为了反斯大林主义的急先锋。
除了格罗斯曼，擅于随风舞动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文艺是一柄利器，大家都门清儿。
而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他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
于是，苏联传统文艺中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就这样随着“人道化”、“人性论”，而成次被嘲讽和撕裂的对象。
人道主义思潮通过文学、艺术、科技、管理、生活方式等渠道，潜移默化，无孔不入地影响着苏联人的思想世界，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不仅深刻否定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而且扰乱了广大群众的是非界限，冲击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苏共的坚实信仰。
如是思潮肆虐之下，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多人逐渐抛弃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为各种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
就苏联（也不止是苏联）的变迁史实而论，“去政治化”与“人性论”的现实诉求，恐怕还是为私有化复辟与权力寻租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背书的理论依据。
当一切动向都以不谈政治的“不争论”口径来框述所有“改革行为”，自然曾经的反动动作就都有了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得走入阳光下的资格。
80年代的苏联，在“人性论”大行其道之际，自由派分子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到处叫喊“马克思死了”、“列宁主义破产了”、“共产主义破产了”等。
由此，苏联宪法中关于“劳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字样也被删除，无产阶级政权被冠之以“斯大林体制”、诬蔑为“罪恶”的象征，而西方的“三权分立”则被视为灵丹妙药，顶礼膜拜。广大群众也在强大的反马列主义思潮面前真假难辦，无所适从，最终导致苏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政治信仰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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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说：
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这就是旧时的地主阶级与晚近四十年崛起的“新地主阶级”，奴役工农阶层的最便捷的手法。
黄世仁不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而是“自幼好学、心地善良、家庭和睦、经营有方”的乡村企业家。
比如，某位梁姓异见分子曾在节目里大放厥词：
观众看《白毛女》，看过好多年了，都以为这黄世仁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把杨白劳给欺负死了，把喜儿给霸占了，弄得喜儿跑到山上去了，一脑袋的雪白头发下来了。
这个黄世仁，真实的黄世仁，刚才我们说，自幼好学，心地善良，家庭和睦。黄世仁老家是河北平山县。他家小时候是什么情况，他爷爷置了很多田产，然后来经营有方，到他这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两千亩地，有钱了。
那杨白劳是什么呢？他爸爸叫杨洪业。平山县当地一个做豆腐的。后来这个杨洪业死了之后，豆腐坊就传给他了，杨白劳呢，吃喝玩乐，是个公子哥儿。结果自己接下豆腐坊之后发现没那么好干，吃喝嫖赌，染上了点恶习，抽大烟，就把家业败光了，败光了最后就欠了不少外债。
黄世仁跟他那个发小说，我帮你吧。借给了他一千块大洋，注意，可不是利滚利借给他的，是带点利息不多借给他的。结果到最后还不上。还不上就躲债，没脸儿见自己好朋友了。后来说喝卤水死了呢，他自己误喝卤水死的。不是他主动真服毒。
黄世仁呢还把他的女儿喜儿给收养了，说你没爹了，等于我长辈收养你。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后来收集来之后呢，一琢磨呢，这故事都可以，但是是正面歌颂黄世仁的。
我们要抨击地主阶级呢，要选取一个角度。其实这里头的黄世仁杨白劳已经不是历史的真实的黄世仁杨白劳。
黄世仁和杨白劳并非虚构，根据贺敬之回忆，其创作原型是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贺敬之姐姐的婆家所在地就有一个有名的大地主黄世仁，原名是黄诗仁，是黄楼一带有名的恶霸地主。
八路军一一五师到了这里以后，发动群众抗日并推翻了地主统治，黄诗仁罪行累累，后在乡民公诉大会上被镇反，大批佃农和卖身女子也被八路军解救。
这些史实不容曲解更不荣倾覆。
这位梁姓异见分子是一个标志性的舆论场典型，除了洗白黄世仁，他还曾穷尽其力去侮辱一个绝对不可以被侮辱的人(之一)：雷锋。
雷锋是一个光辉的标杆，他的身世、经历都是我党我军初心不灭的注脚。
任何势力如若想要打倒雷锋，那么事实上其枪口瞄准，又何止雷锋。
纵观雷锋的家室：爷爷雷新庭，给地主做苦力的佃户，被活活逼死；父亲雷明亮，给地主和日本人搬物资的挑夫，被活活打死；哥哥雷振德，12岁给买办做童工，因肺结核和工伤(轧断胳膊手指)不治身亡；母亲被地主凌辱，含恨自尽。
这就是雷锋的家庭。
甚至可以说，雷锋几乎是没有家庭、没有家人的，他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心怀着家仇国恨而悲愤长大的。
直到14岁那一年，他黑暗的生命里照进了一束光，他找到了自己的家，也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雷锋同志的信仰非常简单，就是四句话：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解构这样的一位典型性的同志，那么枪口显然不止是瞄准雷锋一个人的……
同理，洗白地主阶级，这帮势力真正想要招魂的主子亦何止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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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来看一看，地主阶级都在历史上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毛主席带领共产党帮农民推翻地主阶级，就会赢得民心。
以当年良田肥沃、买办云集的江苏为例。
根据《苏南土地改革文献》例外，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党组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
被这些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
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
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
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
松江朱行乡著名的大地主薛士元，一个人就杀了14条人命;常熟大地主赵培之，更是一个人杀了59人，家中屠刀号称“三晌一钝、三天一换”。
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地主逼致死的就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溺死小孩的1245户。
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被烧2295间，妇女被奸47人。
除了苏南，苏北亦然。
根据苏北地区土改工作者40年代的调查：
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
“初夜权”，为一种极端封建男权压迫的产物，在地主阶级的统治范围内更是沦为“惯例”。
当时苏北的“初夜之祸”，主要即发生在主佃之间。
仪征学者刘师培曾指出：
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
1942年4月，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愤怒揭露：
贵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包括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
更有记载，许多地主在获得被霸占女子的初夜权后，还长期占佃户之妻女，不予归还。
泗沭县裴圩地主周继叔家的雇工朱尚队，积蓄多年替弟娶媳，却在入门头晚被周奸占，后被周长期霸作“小婆子”。
宿迁北部窑湾区王楼乡著名的大地主马知非(又名马如元)，有地60余顷、佃户200余家、“小婆子”逾30人，46岁时却还要霸占佃户孙广礼17岁的女儿。
在孙氏嫁果场张姓的当晚，马知非令人强行用花轿把孙氏抬到家中，后长期予以霸占。
同时，地主厌腻了佃户的妻女后，又可随时抛弃、不负担任何粮食给养。
比如沭阳曙红区崔沟村崔家庄的大地主丁杰三，家有80顷地，曾将佃户王春保的女儿霸占一年多，致其怀孕后便抛弃;另一佃户黄德安一个15岁的妹妹，也被丁霸占年余后抛弃。
………………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即有写明：
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
血债累累的结果是什么?
正是毛主席所言：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躲在烟台、青岛、济南等地的“地主还乡团”，也尾随国军而来。
有人曾说“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女人在战争中根本就走不开。
国军携还乡团在解放区奸淫横荡，仅驻枳沟、淮河两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嫡系83师（师长李天霞），其部在9九天时间内就强奸妇女2500余名…
战争，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女人。
一年后，淮海战役打响。
我军大范围迂回包抄歼灭敌人，当时每名解放军战士身上都带着一双甚至两双新鞋备用：
你们男人在前面打仗，俺们女人给你们做鞋！解放军同志的鞋，俺们全包了！
山东费县东南35里的沾化村，全村110户482人，男性劳力120人，分担架、运输、民兵3期全部赴前线支援；42岁的妇女会长李自兰，则兼任村长、带领97名妇女和老弱病残，在后方生产军鞋，号召妇女给解放军做军鞋支援淮海战役。
李自兰在村妇女大会上说：
你们忘记去年那帮畜生来的时候吗？我们到处躲避，成天提心吊胆、担心受怕被那帮畜生扒衣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现在咱有经济地位，有政治地位，彻底翻了身，再也不受那肮脏气！难道我们多做活是吃亏吗？谁说咱女人上不了战场？咱手里的针线就是战场！
1948年11月，当战神粟裕指挥的华野第7、第10、第11纵队进攻徐州、掀起淮海战役高潮时，苏北地区的妇女老农们争着给解放军织军鞋、缝棉衣、打粮草、援前线……
历史已经充分表露：作为“性别独立”的「女人」，是无法对抗反动统治阶级而取得胜利的，只有作为“阶级团结”一员的「妇女同志」，才有可能依靠组织和群众的力量推翻反动势力的剥削、垄断、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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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后者之典型，即“扩大化编排我党对地主的专政，大搞伤痕文艺”，自然是2016年出版的某位著名文坛老妪的小说作品。
如是文学内容逻辑的侧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写作诉求：否定土地革命的合法性，进而掘掉共产党与共和国的根基。
从历史看，党领导的土改有三次：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实行减租减息；
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按《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6月30日实行的《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
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该老妪小说所描述的川东土改是在1952年春天，全国土改已经基本完成。
而且，其时政策法律和经验已非常成熟，根本不可能如小说里臆想的“滥杀无辜、惨无人道”。
早在1933年的瑞金，中央政府为解决土地问题就颁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法规性文件。
1947年9月，经中央修订为《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当时土地改革中作为法律依据。
新中国诞生后，党中央为了让土改有法可依，1950年6月30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请看《土地改革法》第32条：
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那位大妈笔下的“利川”，属于鄂西，历史上在1951年经历了土改。
当年就有两个著名的大地主：担任伪乡长的陈忠武和担任伪保长的张金廷。
这两个在民国时期恶贯满盈、双手血迹累累的大地主，全部没有遭到枪毙，而是被送去参加了劳动和党的教育。
其中张金廷儿子张吉华，在父亲被批斗和教育时仍然在教书，生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该位大妈却皆数罔顾。
她在小说中没有对土改队宣传法律政策的种种工作进行任何描述，更没有落笔陆子櫵们罪恶的行径。
她只会通过笔墨去把群情激奋的农民同志刻画成一个个“没有文化又仇富的闹事者”，并运用春秋笔法夸大地主阶级的“贡献”，什么造桥捐粮、养佃喂奴……
品读这样的“文艺作品”，你不需要脑子，只需要情绪；不需要知识，只需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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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确实并不一定都是恶贯满盈，尤其许多仅是“富农”而非绝对意义的“地主”。
这一点同样是要注意到的历史史实，毛主席本人就是主张把地主和富农加以区分。
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提出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纠正了乱杀地主、乱斗富农等情况。
更早的，在1927年10月时，毛主席见袁文才所在的林凤和家，这个林凤和就是一个“可团结对象”
林凤和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迎接毛委员时，他还特地还杀了一头猪迎接毛一行，后来也积极迎合土改。
但是，「地主阶级」则不同，其作为一个反动阶级的存在，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讨论。
任何一个区域里一旦诞生地主阶级，或是领导集体“地主化”，那么一定会导致阶级压迫与生产力的停滞。
之前的文章《昨天，今天，明天》写过这样一段：
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所谓“社会没有钱了”而造成的，均是因为贫富差距达到极值，从而使得底层无法再消费和消化生产品，进而产能始终过剩，最终酿成了难以压制的破产巨潮。
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则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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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土地所有者”，其主要成分更是国家的军政人员，是国家各种恩宠政策的基层独占者，掌握着官方赋予的各种权力。
国民政府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就曾评价：
官绅世家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于集中。
陈翰笙也指出：
苏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为职业。
民国时，仅在苏北一带，身兼军政职位的地主就占地主总数的57.28%。
比如唐守中，乃沛县团练首领;比如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占有海州多数盐田官田；比如“沭阳王”洪章，任官田游击队长，原有地百余亩，通过敲诈霸占又增加到560亩。
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由于国民党基层组织无力，导致了乡村普遍军事化，大地主均拥有强大的武装。
这就更加强了“集团化”，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就是一位标准的地主：有官方的职位头衔，有独立的武装部队，有大片的耕种田地，有随时使唤的家臣奴隶，有供其玩乐的女子娼妓。
连汪伪政府后来都认为，在徐海地区的老百姓，“七八年来除直接受到蒋军的灾害外，更有着地方上恶势力的压榨，他们唯一的借口是‘私通八路军’。”（当然了，他这话并非体恤农民，不过是为了怼蒋罢了）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的痛斥不是没有理由的：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
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
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
地主阶级之所以落后、且这种落后不仅是较之无产阶级也是较之资产阶级，就是因为其占有土地资源等生产资料的重复性。
资产阶级尚且会出于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考量而不断扩大再生产，但地主老财们会做的，就是守望着大片农田或是把金银财宝铸成无用的饰品。
同样是身为剥削阶级、同样是吸人血，资产阶级是“发展式的吸血”，但地主阶级则是“内卷式的吸血”。
地主想要生存，只有对下(内)欺压佃农，对上(外)依附更强大的军事与经济组织。
所以，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敌人——唯一拥护这个政权的，只有江浙的垄断买办财阀与海上的西方帝国主义。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中的分析堪称一针见血：
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
而这，也就是那位大妈近十年前通过小说洗白地主阶级、以及西方社会会在四年后的疫情争议中拼命帮助她进行去罪化舆论渗透的斗争真相。
马克思说得好啊：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这位大妈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可以凭借权力以微不足道的价钱谋得一幢豪华别墅的人，是一个可以在疫情封闭期间指挥警察为其开道的人，是一个可以因为心疼她家大狼狗没法出门洗澡就公开指责政府隔离政策的人。
说白了，是一个“吃人”的人。
因而，一个吃人的人，一个人上人，为过去那个“人吃人”的被地主阶级统治的旧社会招魂，实在太正常了。
对于广大被剥削阶级来说，只有彻底打碎那一层层通过反动文艺作品而精心构筑的暗黑滤镜，也只有让千年来被小农思维束缚的农民被“阶级意识”凝聚起来、团结成为一股阶级力量——即：认识到自己并非是归属于某一主某一户的农民，而是归属于一个受到党领导的阶级整体——才能为之后的建立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业化奠定基础，
不掀翻地主阶级，几亿中国农民的自我意识永远无法被唤醒。
也正因为如此，我党更加不可能去“残害”地主，那样只会让公众心态走向反面、对地主产生“同情”。
事实也确实，每次批斗大会都会专人看管下面的农民群众、以防群情激奋冲上台对地主报复施暴。
只有让农民永远从阶级的角度去记住对地主的恨，才能完成整个农民阶级的崛起。
简单粗暴地追求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这种图一时爽快，从来不是我党的作风。
跋
如今，已至21世纪已走过1/4的今天，地主阶级真的消失了吗？我想答案是很难乐观而书的。
兼并是地主的本能，垄断是资本的天性，封建是权力的磁场。
而抑制兼并、克服天性、挣脱磁场，往往是需要极端克己的政治魄力与人民信仰。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面临着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
绝不能去捡起我们曾经反对和打倒的东西。
196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毛主席曾告诫同志们：
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