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最近的一些热点事件，很多人又聊起新中国当年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几年，国内网络舆论场中，尤其是以青年群体为主的网络键政参与者中，对当年的历史，甚至包括近代以来中国的整个革命史，存在着两种并存又截然相反的认知趋势。
一种是是在大环境下同近年的教员热一样，青年群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革命的历史作用与必然性有了更清醒坚定的认识，对当年文革发生的复杂原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另一种是在前两年疫情期间一群极端不理解当时的防疫措施，极端要求“与国际接轨”的群体中，产生了一种对整个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传统更加否定的情绪。
应该说，疫情后东升西落的进程持续加速，相当程度动摇了第二种群体中否定性情绪的价值观基础。不过还远不够，一方面，东西逆转还没有迎来决定性时刻；一方面，我们自己内部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而最近的热点事件似乎又是一个契机，提醒人们不能忘却革命，不能忘却社会主义传统。
在当代重新讨论革命，就要先说说八九十年代掀起的，影响至今的“告别革命”论。就像文化研究著作《隐形书写》中谈到的——
历经80年代的文化实践及其非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构造，“告别革命”间或成为90年代一种深刻而可悲的社会共识。与“革命”同时遭到放逐的，是有关阶级、平等的观念及其讨论。革命、社会平等的理想及其实践，被简单地等同于谎言、灾难，甚至等同于“文革”的记忆。作为90年代中国的社会奇观之一，是除却作为有名无实的官样文章，社会批判的立场，不仅事实上成了文化的缺席者，而且公开或半公开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公敌”。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经济规律”“公平竞争”“呼唤强者”“社会进步”……一种比政治禁忌更为强大的“共识”与“默契”，使人们拒绝指认并讨论类似亲历中的社会现实。似乎指认阶级、探讨平等，便意味着拒绝改革开放，要求历史“倒退”，意味着拒绝“民主”，侵犯“自由”。
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告别革命”论一言以蔽之，可谓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意识形态”存在误解，认为它就是教科书或新闻联播里“假大空的政治洗脑”，而只要与它拉开距离就能独立思考，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所以就说要“去意识形态化”。
但一种因有意或无意的自我暴露而被普遍识别和质疑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失效的意识形态，真正强大而有效的意识形态是那些你说不上来为什么却由衷相信的东西。
例如文艺青年就由衷相信，流连于那些高雅而迷人的小资“必看片目”“必读书单”是完全自由自愿的选择，它们无关政治、无关利益，无关世俗中的蝇营狗苟，只关乎爱与良知、艺术与美，这些精神食粮代表着人类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包含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真相，而只有被这些小众文化所深刻熏陶的人，才能真正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令人忽略的是，这一看似为人类代言的文艺套餐却相当一致地大多由曾经冷战中的资本主义阵营而来，或保持着与之步调一致的文化姿态，一种“倒置并固置的冷战逻辑”——自由主义，好(✓)，共产主义，坏(X)。同样在《隐形书写》中，有这样一段精准但隐晦的叙述，笔者尝试照个人理解在括号内稍作注释。
这份事实上喂养了后冷战、“后革命”的一代人的文化食谱，抹去了当代史记忆（当代史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抽空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印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文化遗产），斩断了众多文本在其原产地的历史、现实藤蔓（世界各国的左翼运动、解殖运动背景），飞升于冷战的铁血对峙之上（看似独立于任何阵营之外），呈现着一份脆弱的纯净（“纯文学”、“纯艺术”的空想）。在这剔除了政治污染的纯净飞地（小布尔乔亚的文艺消费）之上，20世纪的历史纵深不是在诸多断裂、暴力无痕的隐形空白间萎缩，而是干脆成了某些支离破碎、全无趣味与实感的污渍、血痕（“非人的年代”），成为中小学教科书苍白的文字（空洞的政治宣教），成了文明史浩渺剧目中无差异可言的，间或可悲、可爱的小插曲（“人性共同的悲剧”）。如果说，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主流文化的重要症候之一，是历史纵深感的消失，那么，这处飞地（文化的殖民地）于成就这一全球主流（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建构之时功不可没（难辞其咎）。
其结果之一便是，太多青年已无力再分辨那些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纲领、斗争对象和理论基础的政治行动，而只能通过呼喊美丽空洞的口号、cosplay影视剧中的“孤勇者”形象来体认“革命”“反抗”“介入社会”的全部意义，甚至能堂而皇之地搬出“五四”、《国际歌》、切格瓦拉等左翼文化标志为新自由主义招魂。
没有人能否认那些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都需要解决，多数青年的热血与正义感也从来不假，但现实的困境在于，新自由主义文化的无孔不入，使每一个在成长中感到困惑、压抑和束缚的青年，每一个对社会有所关注却终究涉世未深的青年，只要开始觉醒和愤怒，就注定要走向一片荆棘密布、险象环生的沼泽。今天对这些青年或叹息、或嘲笑、或恨铁不成钢的过来人们又有几个不是从这片沼泽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呢？
而沼泽里的花朵又太过迷人，一种携带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揽镜自照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将大众的真实生存置于自我的完美想象之前，不需要严肃思考，不需要辛苦实践，只需念一些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人权”“自由”“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之类好听的大词，人人都是“当代鲁迅”，人人都是“自由斗士”。如果最终无法走出这片沼泽，那可能就会像某些大V自己说的，变成那种（一边表演着反叛姿态，一边累积着文化资本，一边名利双收，一边继续蛊惑下一代青年的）“可耻的大人”。
这几年常常会看到有人缅怀文化上“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90年代，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地将其称为“黄金时代”。在这一现象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看到，某些流行于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是如何在国内以小众的面目出现，又以小众的声音盗取了大众的名义。
无论是近年来因“港风美人”“怀旧潮”而兴起的“90年代热”，还是网友们念念不忘的那些“童年回忆”（引进动漫、电影、电视剧），在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审美快感之外，却也都无例外地指向了同一个东西——消费主义。
那些曾天真地期盼着“蓝色文明”“自由彼岸”到来的80年代知识分子，却始料未及地迎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90年代，降临中华大地的不是什么“启蒙主义”，什么“人文精神”，而是金钱涌流的都市、消费主义的景观、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和日渐原子化的个体生存。
90年代能买得起时装、买得起首饰和化妆品、用得起电脑电视、有闲心看电影和演唱会的，显然不会是中国人口里的绝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与这些时尚消费无缘，而且还要面对大下岗的危机，进城务工的辛劳和无法预料的治安风险，而他们均在这样一种“黄金时代”的叙事中消失了。
似乎很难苛责为什么这些平时爱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此刻却对他们不再关心，也许不是不关心，只是没有那么关心，只是渴求生存的人性不如追求精神享受的人性高级，只是他人想要吃饱穿暖的自由在自己的观影自由面前显得太过不值一提。
与其诉诸道德，倒不如说是阶级身份决定了他们如果不经反思就只能感受到自己和自己所处阶级需要的那些“自由”与“人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以市场为基础而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实际上所满足的正是这样一种臣服于资本逻辑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没错，今日盛行于全球的自由主义，占用了“自由”这个美好的名词，但实质却早已与“自由的前提是不妨碍他人自由”“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些宝贵精神毫不相干，而是沦为一种精致包装下虚伪的极端利己主义。
就像那个世界上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一样，可以一边高举火炬扮演“人类灯塔”，一边以“民主”的名义施行霸权，以“人权”的名义损害他国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以“自由”的名义剥夺第三世界国家免于贫穷、饥饿和战乱的自由。
文化交流的开放与文化市场的繁荣原本是好事，但在一种不对等的国际关系中，在完全不设防的状态下，想象中绝对平等的文化交流，最终只会变成强势者单方面的入侵和渗透。这并不是说要草木皆兵地视所有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为洪水猛兽，事实上它们大多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如果人人都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当然是最好的事，但真实情况是，自90年代始（或许更早），在我们尽情享用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文化同死而不僵的封建文化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复苏了所有在过去革命中所革掉的东西，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朋友们奔向浦东，就难再喊出麻子那句“公平，公平，还是公平”。当经济决定论和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一切有关信仰的讨论便因不合时宜而被悬置到遥远的未来。“杀四郎、抢碉堡”的记忆还未远去，就交由黄四郎们批量供应全新版本的“主旋律”，和报纸上的八股文章、课本里的哲学教条一起，消耗着人们对理想的信任和期许。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于是，一段时期中，对“爱国”的否定大行其道，试图将中国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剥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剥离的声音大行其道。于是，一段时期中，各式各样的“恨国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大行其道。
后来，作为一种压力下的反弹，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公知”的嘴脸和谎言，自轻自贱式“殖人”话语在教育、文化、传媒界的全面渗透激起了普遍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心，于是许多人开始自发选择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上的防御武器。一个“姓甚名谁”的问题就在这样的合力下成功转化为“爱国/恨国”（亲建制/非建制）的问题。
但两个问题依然彼此交织。由于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建立在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之上，来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声音就不得不依赖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而对国家权力始终警惕的非建制者（大多同时信奉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激进左翼）如果无法认知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就会不自觉地站到了资本主义建制和帝国主义霸权一边；爱国者可能会为了证明制度上的优越性而接受和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点，也可能为了国家荣誉而无视和否认日益明晰的阶级现实；恨国者则一边蔑视国内的爱国情绪，一边有意无意成了和平演变/文化殖民的排头兵，但其为了特殊目的所暴露的社会矛盾和阶级问题却并非不值得关注与警醒。
有太多吵闹与争执都围绕着爱国/恨国、公权力/个人、亲建制/非建制，以此来比试谁更正直、谁更清醒、谁更没有奴性，却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选择一种政治立场，究竟是为了标榜自身形象，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和无产阶级同胞的根本利益？
参照某种铁板一块的“官方”想象以定位自身，选择捍卫或反叛的姿态，始终只能是一种堂吉诃德的风车之战。因为就如《隐形书写》的作者戴锦华所说，今日中国，早已不再只有一个权力中心，一种“主旋律”。尽管携带着昔日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口号依然回荡耳边，但太多的人信奉“搞钱才是硬道理”；关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关于个人奋斗、消费享乐的“美国梦”彼此冲突又相互借重，卷土重来的本土文化保守主义则与日渐风行的欧美白左意识形态在激烈的互联网对峙中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自诩清醒的“反叛者”们却由于继承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PTSD，以及新自由主义为了自由地积累资本而排斥一切政府计划和干预的必然要求，将那块因不断粉刷翻新而摇摇欲坠、但依然庇护着沉默的大多数的“牌匾”视为唯一的仇敌。
而一旦我们抛弃这份来之不易的遗产，用墨水将它抹黑，再永远地埋于地下，就只能对一切形式的入侵者缴械投降。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成百倍涌来，胜利的只有内外敌人和阶级力量的强化，而人民则终于享有了饥饿、贫穷和病痛的“自由”。
革命是社会的最后一道保险，尤其对中国来说，伟人和无数先烈们留给我们的革命遗产，实在可以说不光是今天中国的总保险，也是这个世界还剩下的为数不多有强大力量的保险之一。社会的总是会在动荡和平稳中不断交替，往往越盲目渴望平稳，最后越容易招致更大的动荡。终究，我们无法告别革命。
今日亦如是。很多人因为对社会固化，对一些群体试图维持阶级稳固与阶级再生产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而重新想起得以让新中国建立并发展至今的革命的意义。这是好事，但又远远不够。如果你只在恐惧固化时才想起革命，那说明你还远不明白为什么会需要革命。不忘却革命，根本上的意义不是为了保障“社会不固化”，而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终究还是要在探索社会主义，探索公平正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