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清楚李嘉诚的生意思维，必须先理解李嘉诚的政治身位。
正如批判李嘉诚没有“民族主义情怀”，就必须先搞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此人本就是港英时期的政治遗孤，他的所有利益是与二战之前即雅尔塔体系之前的「旧世界殖民框架」所绑定的。
只不过由于香港一地其“租期”之长几乎绕过了雅尔塔时代，使得李嘉诚几乎一生之中都温润徜徉在旧社会、旧文化、旧思想里。
而待到这个体系即将瓦解时，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挣脱和逃离。
1989年3月21日，距离香港回归近在咫尺，李嘉诚亲自拜访伦敦唐宁街10号，在英国首相办公室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了45分钟闭门会谈，议题直指他的个人身份问题——如何快速获得英国公民资格。
据港英政府统计，1989年上半年香港移民咨询量激增400%，其中资本家、高管人士、娱乐明星成为移民主力。
那次会面理论上是不合法的，至少是不合理的，因为不过在那八年前，李嘉诚刚刚获得“香港非官守太平绅士衔”；1985年，李嘉诚又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是给中国香港人制定律法的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中国人，可是李嘉诚这位「中国人」却试图获得英国人身份……
也是在1989年，那年3月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李嘉诚首次公开表示“将把香港业务占比降至60%。”
其实，和三十六年后的今天他再次出卖中国利益并无二致。
因而，梁振英在社交媒体批评他“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没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是不符现实的，李嘉诚从来就没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作祖国，他的精神祖国只在西方。
五年前，香港国安法发布时，李嘉诚率先表示“支持”，他给出了三点评价：
任何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问题都有权责，大家不必过分解读；
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
特区政府责无旁贷，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
很多人当时不理解，以为李嘉诚这样的人似乎应该反对国安法、反对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才对…
事实上，对于李嘉诚那帮港英遗老们而言，一国两制才是他们绝对拥护的。
因为一国两制也许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但至少可以替他们维持住一些东西。
回归二十余年，这就已然是他们可控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了。
这也就是我之前在《四年，重夺香港》里说的，并不彻底的「1997」为后来的香港乱象埋下了太多雷。
李嘉诚旗下公司市值在香港回归前的1995年“只有”420亿港元，盈利30亿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超过2000亿港元，增加近七十倍。
但是香港回归的二十年，这座金融枢纽重镇总体GDP只增加了不到一倍——李嘉诚们心知心惧。
2014、2019香港青年两度暴动，最希望尽快平息下来、希望香港永远安宁的人，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中国人民都只能排第二，排在第一的正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早已卡特尔化的香港几大家族们（广义是四大家族，但不同语境下亦有不同划分）。
早在2014年3月，李嘉诚接收财新专访时就说过：
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因为暴动意味着阶级业态的失序，失序则意味着重组的可能，重组就意味着对现有顶端的颠覆。
恰似百余年前的在省港大罢工，周寿臣、罗旭龢等香港华人资产阶级领袖，从一开始就站在港英当局的立场，认为大罢工是“广州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所引发，以摧毁香港的经济生活为目标”，并通过“工业维持会”和《工商日报》的渠道，策动了反罢工的宣传战……同时，这些人不止对英国人“忠诚”，在日据香港的三年时期他们同样是日寇的合作者，最终在战后被重新执政的港英政府排除出体制以外，不再获委任公职……
所以再回看李嘉诚对于国安法的三点评论，不妨翻译一番：
“任何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问题都有权责，大家不必过分解读”——国安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香港青年们，请不要再引发新一轮对抗了；
“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请中央不要对香港施加过多干预了，不必对香港稳定那么担忧；
“特区政府责无旁贷，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千万不能切断西方世界对香港的投资！
…………………………
今日香港，尽管由于教育和商业洗脑的问题，香港青年长期在自身的压迫中意识不到压迫、反而在权贵的繁华中虚醉着遥远的繁华，但是一旦随着暴动持续深入，难保思想会产生“正向的异化”。
2020年5月很多香港市民在就国安法签字、声援支持时，已经表达了对香港几十年来少数垄断资本家的不满，尤其是地产大鳄。
这是认知的觉醒。
对于李嘉诚等地产霸权的憎恶其实一直有之，但是在大陆商品经济崛起之前，香港人的优越感普遍盖过了阶级分化的痛苦。
很多年来，香港的大富豪们被市井百姓亲切地称为“诚哥”“彤叔”“四叔”，如称呼自家亲戚，不但将他们视为明星一样追捧，还听不得他人（特别是大陆人）的任何诋毁。
然而陆港此消彼长之后，香港人对李嘉诚们的心态开始崩了。
2005年，李嘉诚捐赠十亿给香港大学医学院，港大校务委员会决议将医学院命名为“李嘉诚医学院”，引发轩然大波，新老师生和市民一致不忿、同声谴责校方和李嘉诚；2013年4月，李嘉诚控制的核心企业和记黄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发生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罢工，显示出香港民众对他的厌恶。
每每听闻香港社会对自己的“排斥”，李嘉诚的反应都是毫不在乎
不喜欢我，那我就去别处投资。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90年代开始，外资企业大举撤资中国大陆，彼时李嘉诚却反而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成为香港在大陆地区的最大投资者，二十年来生意一直红火。
但是所谓红火也是伴随着狡诈，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在中国内地变相囤地已经是常态。
过往多年来，“长和系”在中国近十个城市十余个项目，均通过“蜗牛式”开发方式，延长土地开发周期从六到十多年不等。比如在北京明十三陵附近“皇家别墅”的北新嘉园项目，合同约定2004年11月开工，但到2014年都依然未见开盘动静。
李嘉诚在内地的舞动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十八大，戛然而止。
当年大会结束刚过半年之际，李嘉诚就开始抛售内地项目。
同样是在那一年，香港特区大选，李嘉诚押错了宝，没有投给梁振英，转折便是接二连三。
这几年大陆地区风清气正，也是港商频频从内地撤退的时期，包括在1987年把大陆带进别墅时代的“香港吊扇大王”刘銮雄、许家印的“牌桌贵人”郑裕彤和张松桥，在2015年纷纷离开内地。
2012年栽了跟头，待到2017年在林郑月娥表明参选前，李嘉诚已表示不会提名任何人参选。
离开大陆，2016年遇上旺角骚乱；2018年宣布退休，次年又遇上大暴动……这个吸了香港人一辈子血、把香港打造成不足十平米的房子售价19万/平米的“超繁华鸽子笼”的大富豪，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晚节得保。
只是，真的晚节得保吗？情况不容乐观。
回想1967年，香港受内地的影响、由香港左派掀起了反对港英政府殖民统治的“六七风暴”，当时因为缺乏理论指导，运动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使部分香港市民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波移民潮，许多生意人远走南洋。
然而那时，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却在地产领域大肆低位买入。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起名“长江大厦”；郑裕彤联同杨志云等逆势大量购入地产物业。
经过此次投资的积累，使他们变成了香港地产界的“四大天王”，从此把香港变成了“李家的城”，财阀渗透程度比起三星之于韩国都略逾一筹。
或许从那一刻开始，关于香港的卡特尔联盟在历史中的定位，就已经刻画铸型了。
这么多年，在所有的媒体采访中，李嘉诚最爱提起的话题就是自己腕上的廉价手表。
2005年《财富》杂志采访中，李嘉诚曾对记者说：
你的表太奢侈了，我的比你的便宜多了，才五十美元。
在接受Bloomberg采访时，李嘉诚甚至把手上的Citizen Eco-Drive手表解下来，递给对面带Royal Oak表（价格是前者的三十倍）的美女记者，并称：
我这个非常实用，可以再戴至少十年。
这种低调的举动，经常会引起亲李派媒体对“老一辈富豪”勤俭节约的赞叹。
但是李首富不会告诉你的是：李嘉诚家族是百达翡丽的全球第二大客户，家里收藏名表无数，带西铁城只是为了粉饰；《亚洲教父》更是透漏过一个细节：长江实业的一位高级员工常听李嘉诚称呼自己戴的手表是“该死的手表”……
这就是真实的“诚哥”。
一如这一次他晚年生涯恐怕是最后一次商业大动作所体现的邪魅——当他挂靠利益达二十年之久的“一国两制”开始产生某种实质意义上的松动时，当香港开始第一次由表及里得真正回归祖国时，他义无反顾的再一次“走进唐宁街”，去寻找他的殖民地荣光。
对于李嘉诚这样的人而言，独立自主的中国人、中国企业、中国资本是没有吸引力的，只有成为就殖民体系里的奴仆一员才是其毕生追逐的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对待李嘉诚和对待霍英东，英国人向来是两幅态度——李嘉诚可以从汇丰轻松以贱价和延期付款买入一整个和黄（且在收购和记黄埔以后吸收了大量来自欧美的经理担任高级职务，和黄因此被外界形容为“鬼佬王国”）但是霍英东却只能在英美压力下贱价和承诺票据卖出星光行；李嘉诚能够从英资置地集团手里接过香港地铁公司的地铁站上盖发展权，但霍英东名下产业却被置地贱价接收；李嘉诚能够通过汇丰进入香港利润高企的港口行业，但霍英东却在港英阻力下被迫退出……
在商言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我们：
政治，是经济的集合。
三十六年前的伦敦，彼时61岁的李嘉诚其实并无把握成为英国公民——英国政府将全球英籍分为三个等级：英国公民、英国属土公民（后来改称英国海外领土公民）、英国海外公民，由贵到贱，等级森严。
而李嘉诚按照当时的境况，1997一俟，只能从二等转为三等。
彼时英国本土反移民情绪高涨，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1980年代末移民申请年均增长12%，伦敦社会舆论对"放宽移民政策"的反对声浪此起彼伏。
尤其是在看到葡萄牙给澳门居民发放十万份护照导致大量澳人涌入葡国本土引发就业危机和福利危机后，英国人更加趋向保守，英国官员就在备忘录中直言
若效仿葡萄牙，将导致不可控的移民潮。
可是即便如此，“三等英籍公民”的李嘉诚依旧心向往之，深深迷恋着他的“大英帝国”……
这就是被殖民人深入骨髓的皈依者狂热。
我这段时间在埃及游历，同样深彻感受到旧殖民地国家在未经过强势的自下而上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情况下，其上层阶级对旧时代的殖民者有多么的崇拜和向往……
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就曾说过：
我在精神上更像是一个英国人而非印度人。
阿尔及利亚政治家费尔哈特·阿巴斯同样说过：
我不会为阿尔及利亚而死，因为这个祖国根本不存在。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个法国人。
许多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是随着二战战后秩序重组（美苏两大新帝国推动）而相对“自然而然”独立的，本身并未在内部进行阶级斗争乃至阶级重组，埃及同样如此。
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几乎悉数为英美资本马仔，依靠垄断英美在埃代理和国内建筑、房产、通讯、金融、媒体等国民基建而发家，包括穆巴拉克家族、Sawiris家族、Naguib家族等，子女全部毕业于诸如牛津、苏黎世、哥伦比亚等欧美高校，家族庞大资产储存在海外而非埃及，他们喜说英语而非阿拉伯语，以欧美生活方式为“上流”导向而鄙斥埃及传统习俗。
比较典型的就是Sawiris 家族，是埃及的一个科普特基督教家族，拥有Orascom集团，业务涉及电信、建筑、旅游、工业、技术等多个领域，业务渗透埃及社会方方面面，家族资产保守估计三百亿美金。
剩下的，埃及国内的餐饮业、进出口等则由一大帮有着军方背景的财阀控制；再往下，才是一亿多人口、连每天十张面饼（合人民币不到一块钱）都不一定能保障的埃及底层平民，而这些人又是穆兄会等中东Islam极端组织的基本盘……
看，是不是和香港过去的结构完全一致？
所以，六年前那些挥舞着燃烧弹上街闹事的香港青年完全弄错了斗争方向，让他们住鸽子笼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一口一声“诚哥”亲密叫喊的李嘉诚们，以及李嘉诚背后的「旧殖民体系」。
港英统治时期，香港太平山山顶曾有一个“白人社区”，它有自己独立的警署、会所、医院、学校、教堂，完全是一个独立王国（直到今天，太平山山顶依旧是香港最著名的富人区）。
根据1904年的立法，除了佣人、厨师和司机以外，华人不被允许在山顶居住（后来1918年港英政府甚至把这些仆役的居住权也取消了）。
1904年，八十名在山顶拥有物业的英籍人士向港英政府请愿，要求将山顶划为“只供非华裔居民居住的地方”……
面对英国人如此歧视做派，香港华人领袖何启和韦玉却并未大力反对，他们表示：
确信它是合理和允当的，因为香港的财富和福祉大大依赖于欧籍人士。
这两人当时仅仅提议新增一个条款：
使港督有权批准适当华人到山顶居住。
看吧，这就是殖民地“缓冲带”的“华人精英”，他们永远在构筑一个“安全空间”，既能够保证自己位居殖民者的膝下，有能够使千千万万的黎民众生远离自己。
李嘉诚，恰如其分。
快百岁的一条老虫了，注定改不掉的。
对这种又老又臭的资本主义殖民带路党，直接招呼社会主义铁拳就好。
至少在今天，他（们）真的没有统战价值了。
本文后半段看似在说李嘉诚，在说香港，但实质上，也是在暗示另一个还未归来但即将解放的地方……不远的未来，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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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建政前夕，毛主席有段话说得好，直到今天都仍觉一针见血：
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