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视频博主发视频称，自己因为在重庆某景区坐滑竿上山遭遇网暴：

　　“旅游博主雇轿上山遭网暴”的话题迅速引发了各路媒体的转发评论，工人日报、经济日报、澎湃新闻、上游新闻、天目新闻、红星新闻、广西新闻网、长江云、映象网、上观、光明网、搜狐、网易、凤凰网、大洋网、中国旅游报……数十家媒体纷纷展开了对“网络暴民”的口诛笔伐。

　　然而，笔者把1分32秒时长的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只听视频播主讲自己被网暴，却没有看到他被谁网暴、被怎样网暴；而关于滑竿生意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都不敢坐，怕发到网上被人骂”的说法，也只是来源于视频播主的讲述，而非抬滑竿的师傅的原声。

　　所以，关于“滑竿师傅因网暴没生意”的真实性，恐怕也只有视频博主自己知道。

　　笔者倒不是说这位视频博主为了获取流量捏造事实，但即便这位视频播主确实遭遇了这一幕、他转述的话也是滑竿师傅的原话，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而导致一个行业的失业呢？

　　笔者搜索了以往的新闻，只找到两个近似的“网暴”案例：一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坐轿子被抬上山，轿夫抬着很吃力，然后照片发到网上被人谴责，还有就是某视频播主晒狗坐滑竿被网友谴责：

　　可能是笔者的搜索能力不足，但笔者又翻看了小红书、马蜂窝以及各个短视频平台，很多网友都在晒自己坐滑竿的经历和感受，评论区也没看到所谓的“网暴”现象。

　　本月初，媒体报道四川蜀南竹海景区“130斤小伙坐滑竿心疼轿夫给了666元”的新闻，其中轿夫们讲述了目前遭遇的行业困境，“主要是游客量减少，从而导致乘坐滑竿的游客越来越少”。

　　而另一个更加普遍的事实是，在病毒肆虐和经济下行的双重打击下，四川、重庆乃至全国各地发布的旅游数据中，尽管节假日旅游的总人次已经几乎回升到2019年的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还超过了2019年，但总的旅游收入却没有对应的回升，也就是说旅游的人均消费金额在急剧下降。

　　而根据视频博主的讲述，坐一次滑竿需要400元，这相对于“重庆接待游客平均花费610元”的消费水平来讲，的确是不便宜。在收入萎缩、消费下行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穷游”，自然就不愿去坐滑竿。

　　所以，滑竿生意惨淡的普遍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网友可能不清楚、视频播主也可能不清楚，掌握着详细旅游数据的各路媒体、特别是中国旅游报这样的媒体，你们心里真的就没点数吗？搁这儿掀起滔天巨浪，数十家媒体一起跑出来指责子虚乌有的“网暴”，不是虚空打靶又是什么？

　　知乎上一堆大聪明也跳了出来，纷纷指责“网络暴民”，还有人煞有介事地搬出了解放初邓子恢在开封带头坐黄包车、解决黄包车师傅生计的历史，以及“毛选”里的一段文字，指责“很多人的智力反而还不如农会的那些‘泥腿子’了”：

　　原本笔者并不打算写今天这篇文章，但看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这样套用毛选，简直就是对毛主席的侮辱！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并不能系统地解决农民失业和收入问题，只能开展有限的经济斗争，即便到解放初，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邓子恢带头坐黄包车也只是解决黄包车师傅生计的权宜之举；而到今天，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建立了七十多年了，你们还在这里搬弄“旧社会大善人”的道德，不觉得羞愧吗？

　　轿子据说起源于南宋，秦桧坐轿子去上朝，路遇刺客，不过刺客仅仅砍中了轿子，秦桧仅受了惊吓，到明清时期，坐轿子、养轿夫已经成了地主阶级和达官贵人的标配；到了晚清，洋大人们在租界首先引入了黄包车，这时已经是带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运营模式，车行对骆驼祥子这样的黄包车夫展开了残酷压榨；在山地较多的四川地区，地主阶级代步的工具就是滑竿了，滑竿也被传播到全国其他地区。

　　1935年，蒋介石在峨眉办军官训练团时，出行坐的就是滑竿；到国民党偏安山城重庆，大批底层劳动人民失业的背景下，滑竿就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职业，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对此趋之若鹜。

　　宋美龄乘坐滑竿

　　很显然，在旧社会轿子、黄包车、滑竿都是社会不平等的象征，是剥削阶级对底层劳动人民残酷压榨的体现。

　　也正是因为这样，1958年，毛主席到安徽视察，张治中将军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取得了联系，两人商议之后约定：“一定要让毛主席看一看黄山的大好风光！”在毛主席专列上，张治中不停地跟毛主席讲述黄山的绮丽景象，奇松怪石，云海佛光······张治中的话成功让毛主席对黄山产生了兴趣，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登上过黄山，的确想利用工作间隙去看一看。

　　然而，临到黄山毛主席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问张治中道：“黄山这么陡，该怎么上去呢？”张治中毫不犹豫地回答：“坐滑竿上。”毛主席一听上黄山需要坐“滑竿”，当即拒绝去黄山，因为毛主席认为：“坐轿子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我坚决不能坐。”此后一生，毛主席没有再登过黄山。

　　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一生三过故宫而不入。在毛主席看来，故宫代表的是“封建皇权”，滑竿则代表的是压迫！

　　其实早就1953年底-1954年初，毛主席视察杭州，工作间隙去登山，有人见山比较高，路不好走，于是提议主席坐滑竿上山。毛主席一听，生气地说：“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

　　当然，笔者跟大家一起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要去砸今天的滑竿师傅的饭碗。但道理本该如此，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些难于攀登的高山景区一般也架设了缆车，滑竿作为一种消费体验，更多的不是为了解决年老体弱者的登山需求，而是满足游客的猎奇心态。

　　一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让两个半百年龄的老农民抬轿子上山，这不是“不公平”的复活又是什么？哪怕这个年轻人本身也只是一个打工人，而非剥削阶级，但社会客观上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阶层分化。

　　如果有网友对这样的问题表示敏感，反而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平等意识教育还有遗留；如果大家都觉得稀松平常，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当轿夫总体而言，是一件非常辛苦又有一定危险的工作，一众媒体与其跟那里“虚空打靶”，挑起“群众斗群众”，还不如好好追问一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些农民为什么要去当轿夫、卖苦力才能养活一家老小？明明是资本主义异化了人，让人“不得不”通过“劳动”（并非创造性的劳动）来勉强维持生存，媒体还跟这儿大唱“劳动最光荣”、“职业不分贵贱”，不觉得荒唐吗？

　　在媒体的大肆鼓噪下，连“剥削有功”论都回来了：

　　这恐怕才是媒体虚空打靶的真实用意。前不久，笔者在知乎还看到一段话：“B站一堆小将天天大骂‘资本’，这下‘资本’也快过不下去了，你们连饭碗都没了”。经济危机是怎么造成的？作恶的人还反过来让受害者反思上了。

　　这里笔者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给轿夫施舍“抬轿的机会”、让他们有“工作”是“大善”，还是通过公有制的实现让劳动者自己支配生产资料、从事创造性的有尊严的工作、并平等共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是“大善”？

　　到这里，我们还不明白毛主席当初为什么要大家重视对《武训传》的批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