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认为，教材插图存在“不美观向上”、“不严肃规范”、“不细致准确”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责任检讨主要针对的是“人教社”以及负责指导、监督的“教育部教材局”；调查“没有发现人教社相关人员与插图作者吴勇、教材整体设计艺术总顾问吕敬人之间存在经济利益输送问题”。
针对已经调查出来的问题，人教社党委、小学数学编辑室、教育部教材局等有关单位及27名失职失责人员被追责问责，相关单位被要求整改，相关人员分别给予了“记过”、“免职”等处分；针对设计毒教材插画的吴勇等人的处理，则是“不再聘请吴勇、封面设计吕旻、吕敬人及其工作室从事国家教材设计、插图绘制等相关工作”。
对于教育部网站发布的这份“通报”，网友们纷纷表示，“这连罚酒三杯都算不上，顶多是罚酒一杯”。
而笔者认为：仅就此次毒教材插画事件本身而言，对人教社及教育部教材局的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力度已经差不多了，关键看接下来怎么整改，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而令笔者义愤难平的是，从这份通报看，毒教材插画的设计者——吴勇团伙竟然屁事没有，没有收到丝毫的惩处，而“不再聘请”又算是哪门子的处罚？
关于“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通报”其实大致已经指出了，例如：“对教材插图的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插图作者遴选制度不健全不规范”、“三审三校制度落实不严格”、“对读者意见不重视”，等等；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也应该作为整改的方向。
根本而言，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还要不要坚持以及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问题。
这些年来，“政治挂帅”这样的口号早已被妖魔化而弃之不用，上至负责指导、监督教材编订的领导、下至具体实施的教材编辑室工作人员，很多恐怕早已遭受了“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荼毒，能不以权谋私就不错了，很多人恐怕并不是怀着崇高的理想、把教材编订当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培养接班人的伟大事业来从事自己的工作，而仅仅是把这份工作当作饭碗，自然就会“对教材插图的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
正是因为政治意识的缺位，“有关单位及人员”对“毒插画”所存在问题的敏锐性、敏感性反而远远不及很多普通群众。笔者曾经善意地相信，他们当初确实没有发现问题，然而，在看到相关报道后，笔者也很难“善意相信”了，反而怀疑某些人是真的“有意而为之”：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单位”竟然还“对读者意见不重视”，这不正是对“群众路线”的完全背离吗？而“群众路线”，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
同时，在“去政治化”背景下，我们曾经熟悉的“政治审查”缺位了，这就是“通报”所说的“插图作者遴选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笔者很难相信，连网友都能挖掘出吴勇、吕敬人团伙背后的境内外关系网以及他们既往的阶级立场、意识形态导向，有更多信息获取渠道的“有关单位及人员”会一无所知：
而“学生导师”吴勇指导的以“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研究”为题的硕士论文，清楚地注意到了：“教材插图设计的隐形价值”、“数学教材插图也可以发挥语文教材可以起到的作用”：
这说明，不是吴勇团伙“审美”出现了问题，不懂问题在哪里，而恰恰是他们太懂了，要去通过他们设计的数学教材插图去发挥“语文教材可以起到的作用”。
与“教材插图设计的隐形价值”相对应的，所谓的“利益输送问题”同样是隐形的。“利益输送”未必要发生于教材插图的招投标过程，毒插图的成功推出，为吴勇团伙在“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人士”那里积攒了足够的资本，很可能让他们获得可观的荣誉、地位甚至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将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企业——“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这背后本身就需要足够的人脉关系：
除了上面提到的很清楚“教材里的一幅图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的人教社总编辑郭戈等人，还有毒教材封面设计者吕旻，其父吕敬人也担任了“统编教材的艺术设计总顾问”，吕氏父子还共同持股一家公司，其中吕敬人担任监事，吕旻担任法定代表人。
这显然不是教育部一个部门自己就可以查清楚的问题。
即便抛开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不谈，正如笔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吴勇团伙在数学教科书插画里面故意画出男生生殖器，故意画出女生露出内裤，故意画出捉迷藏时摸胸、掀裙子，已经涉嫌“制作淫秽出版物”，而且是“以牟利为目的”（没有证据显示吴勇工作室是无偿制作插图的），同时涉嫌“向未成年人制作、传播淫秽物品”，属情节特别严重，按照刑法第363条、364条之规定，应对插图设计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而此类违法问题也不是教育部一个部门能去调查的。
如果吴勇团伙如此轻松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下一次还不知道哪个团伙会在哪个环节“使坏”，毕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要杜绝毒教材事件的再次发生，除了人教社和教育部教材局自身的整改，重要的是让毒教材的设计者受到应有的制裁，从而起到“以儆效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不严惩吴勇团伙，毒教材的事显然不应该就此翻篇，笔者期待调查的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