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应该有情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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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阿嬷的情书》已经上映快一个月了，不少人都看过、哭过了，现在，我们可以平复一下心情，冷静讨论一些问题。

　　此前说过，从思想光谱的角度来说，《阿嬷》可以定位为一种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中国已经日趋极端，走到反家庭、反男性地步的女权主义的一种反弹。

　　有人说，文化保守主义，就是文明体遇到内外冲击时，本能开启的一种防御自保机制。

　　此话有理。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文化自由主义挟西方“文明、自由”的模版与强势话语，在中国取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姿态，横冲直撞许多年了，的确需要文化保守主义来对冲一下。

　　但是，当文化保守主义在大众的眼泪与掌声中王者归来时，我们也应该保持警惕，不要一不小心，再次堕入五四以来一直想逃出的文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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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嬷》中，最大的转折，是当郑木生意外身亡后，谢南枝来到银信局，循例要将讣告发给他远在中国大陆的妻子叶淑柔时，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向淑柔隐瞒真相，以木生的名义继续写信和汇款。

　　这一改变，是决定性的。

　　这意味着，南枝在淑柔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越俎代庖地替她安排了后半生。

　　按照影片交代，1945年，淑柔与木生相识私奔，彼时，淑柔15岁，木生17岁，远在暹罗的南枝13岁。1960年，淑柔刚好30岁。

　　30岁，还很年轻。如果当时就收到木生的死讯，淑柔尽管会难过一段时间，但不久之后，则完全可以重启人生。

　　简言之，她可以改嫁，也可以作为郑木生的未亡人，带着三个孩子单独生活。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丈夫是不是还在人世的问题上，淑柔有权知道真相，并在了解真相后作出选择。

　　那么，南枝又凭什么代替素未谋面的淑柔做出决定呢？凭什么认定自己的决定最符合淑柔的利益呢？凭什么认定淑柔愿意无限期等下去，而不愿意重新选择呢？如果最后淑柔抱怨南枝误了自己一生，南枝又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呢？

　　编导是很聪明的，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等到了新世纪，当垂暮之年的淑柔终于见到南枝时，南枝已罹患阿尔茨海默综合症，因而也就不必向淑柔解释那些根本无法解释的问题了。

　　在影片中，18年后，南枝终于决定向淑柔阐明真相，这不妨被视为一个补救的举措，可这个时候，淑柔已经48岁了——对一个女人来说，30岁与48岁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不赞成我的质疑。说带着三个孩子的淑柔改嫁太困难了。

　　这样的质疑，没有说到点子上。

　　淑柔改嫁也好，坚持守寡也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知情权应该得到尊重，她的人生，应该由她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主决定。

　　为了使这个不合理的情节显得合理，导演还在影片中预留了一条“伤痕暗线”——南枝隐瞒木生死讯的时间是1960年，而她向淑柔揭开真相的时间是1978年。

　　这两个时间，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意味着什么，懂的都懂，这里就不展开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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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既赢得了口碑，也赢得了市场，无数观众在黑暗的影院中流下热泪，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发现，南枝行使了她并不拥有的权力，而淑柔则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操纵和改变了人生。

　　这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是很可怕的。

　　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底色还是道德主义，我们容易被善良所感动，但对善良背后，也可能隐藏着“道德专制”这样的温柔陷阱，却浑然不觉。

　　这口陷阱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为你好，所以我可以代替你做出决定，并通过某种杠杆强加给你。

　　南枝对淑柔，没有这样父权、夫权这样的杠杆，但有信息优势。她以“信息不对称”为杠杆，实现了对淑柔的专制。

　　在影片中，南枝是绝对善良的，更重要的是，淑柔完全接受了南枝强加给她的命运，所以观众都不疑有他。

　　但是，如果我们由此接受这种“善良专制”逻辑，并对此习焉不察，积非成是，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出现的，可能是和我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局面。

　　事实上，如果以“善”的名义动辄强加于你，结果往往悲剧性的——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巴金在《家》中向我们描述那样。

　　曹禺《雷雨》中，周朴园强迫繁漪喝药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善良专制”是多么可怕——

　　（四凤走到左面倒药。）

　　周冲：爸，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强迫呢？

　　周朴园：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向繁漪低声）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见四凤犹豫，指药）送到太太那里去。

　　繁漪：（顺忍地）好，先放在这儿。

　　周朴园：（不高兴地）不。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

　　繁漪：（忽然）四凤，你把它拿走。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繁漪：（声颤）我不想喝。

　　周朴园：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周冲：（反抗地）爸！

　　周朴园：（怒视）去！

　　（周冲只好把药端到繁漪面前。）

　　周朴园：说，请母亲喝。

　　周冲：（拿着药碗，手发颤，回头，高声）爸，您不要这样。

　　周朴园：（高声地）我要你说。

　　周萍：（低头，至周冲前，低声）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周冲：（无法，含着泪，向着母亲）您喝吧，为我喝一点吧，要不然，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

　　繁漪：（恳求地）哦，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

　　周朴园：（冷峻地）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繁漪：（四面看一看，望望周朴园又望望周萍。拿起药，落下眼泪，忽而又放下）哦！不！我喝不下！

　　周朴园：萍儿，劝你母亲喝下去。

　　周萍：爸！我——

　　周朴园：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周萍走至繁漪面前。）

　　周萍：（求恕地）哦，爸爸！

　　周朴园：（高声）跪下！（周萍望着繁漪和周冲；繁漪泪痕满面，周冲全身发抖）叫你跪下！（周萍正向下跪）

　　繁漪：（望着周萍，不等周萍跪下，急促地）我喝，我现在喝！（拿碗，喝了两口，气得眼泪又涌出来，她望一望周朴园的峻厉的眼和苦恼着的周萍，咽下愤恨，一气喝下）哦……（哭着，由右边饭厅跑下。）

　　在这一幕中，周朴园宣布，因为我的动机是善良的——我知道你有病，而且我知道你的病在哪儿，让你喝药完全是为你好——所以就可以强迫你，他交替使用了夫权和父权，最终迫使繁漪喝下那碗苦药。

　　南枝和周朴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但他们却共享了同样的文化-心理机制，并且都达到了迫使别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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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蓝鸿春，将南枝隐瞒郑木生死讯的行为，解读为“情义的终极形态”，这有点令人费解。

　　如前所述，在今天，文化保守主义有止痛、疗伤、缝合社会伤口的积极意义。

　　但是，当我们拥抱文化保守主义的时候，不要忘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淑柔说，做人应该有情有义。

　　这完全正确。

　　只是，无论情、无论义，都应该建立在尊重对方主体性、尊重对方权利（尤其是知情权）的基础之上。

　　具体到南枝与淑柔，正确做法应该是：不管多么残酷，南枝都应该把木生的死讯及时通知淑柔，在尊重淑柔个人选择的基础上，作为木生的生前好友，南枝可以尽最大努力帮助淑柔度过难关。

　　这才是现代人的“有情有义”——在尊重他人主体性前提下的有情有义。

　　南枝的做法，则是前现代人的“有情有义”。

　　编导设置这样的情节，有“好看”、“动人”的考虑，似不必苛责，但将其称为“情义的终极形态”，就相当于给观众吃一颗粉艳欲滴、脆嫩爽口的毒苹果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说到底，还是人的现代化。

　　不要让五四先贤们的努力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