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9日，西北大学的一则通报悄然出现在官网上：文学院副教授贾浅浅被举报涉嫌学术不端，学校已成立专班启动调查。
举报指向她十年前——201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文学视阈下贾平凹绘画艺术研究》。这篇论文被指大段抄袭了朱良志、曾令存、季酉辰、韩羽四位学者的既有成果，更荒诞的是，其中有些段落直接复制了其父贾平凹1994年评价他人书法作品的文字，然后挪用于评价父亲自己的书法创作。
翻看贾浅浅的学术履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浮现出来：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父亲的书画创作，项目课题是“父亲书画与文学艺术精神关联性研究”，出版物是选编父亲的散文精选。这已不是学术兴趣的巧合，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学术闭环——以父亲为研究对象，以父亲的文学馆为工作平台，以父辈的学术人脉为发表通道。
这背后是学阀最核心的运作机制：将公共的学术资源，通过“专业化”的外衣转化为私人世袭的文化资本。普通学者在茫茫学海中寻找选题，她的选题从出生那一刻就已注定；普通博士为发一篇核心期刊焦虑数年，她的论文因为研究对象的名字就天然获得关注。
更荒诞的是，连这种依附性的“研究”都大面积抄袭了——将父亲二十年前评价他人书法的文章语句，直接挪用于评价父亲自己的书法；将多位学者的论述“移花接木”用于评价父亲画作，甚至将“米芾拜石”写成“米蒂拜石”。
这不是才华的差异，这是起跑线的根本错位。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学阀子弟的学术“成果”，从选题到发表，每一步都打着父辈权力资源的阶级烙印。他们的论文不是从实践中来，不是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调查中来，而是从血缘关系中来，从学阀的信息壁垒中来。这种“研究”的真理标准，不是社会实践的检验，而是学阀圈子的认可。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然而贾浅浅们的研究，既没有对研究对象真正的调查，也没有独立的学术判断，有的只是对父辈权威的依附和对既有话语的复制。这种“本本主义”式的学术生产，不仅产生不了真知，甚至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无力遵守。
贾浅浅的抄袭论文能够通过审稿、顺利发表、甚至获奖，不可能只是一人操作。这背后是一整条学术链条的默契配合：期刊编辑在查重报告面前选择性失明，评审专家在学术标准面前自动调低门槛，高校人事部门在聘用程序面前主动让道。贾浅浅入职西北大学——其父的母校，并兼任其父文学馆副馆长——这一路径本身就是或多或少受父辈权力影响而铺就的一条学术坦途。
这套机制之所以能够顺畅运转，不在于某一环节的强制命令，而在于整个学术圈对权力逻辑的心照不宣。
放过一个贾浅浅，意味着向其父辈所代表的学术权力中心靠拢一步；为难一个贾浅浅，则可能意味着被排除在某个圈子之外。学术不端早已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扭曲的评价机制、与学阀对学术资源的垄断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系统性问题。
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至今振聋发聩：“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学术圈内的学阀及其“抬轿人”，不正是在高校的象牙塔里形成了一个脱离普通学者、脱离学术公器的“贵族阶层”吗？
他们垄断项目经费、控制论文审批、把持行政职务，用一套普通学者无法逾越的专业壁垒和信息差，完成了知识权力的世袭。那些明知抄袭却放行的编辑、那些降低标准予以通过的评审，与毛主席批评的“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何其相似——只不过这里的“群众”，是那些在学阀体制下苦苦挣扎的普通学者和青年学子。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机制的运转者并非都是既得利益者。许多普通的编辑、青年教师、评审人员，本身也是学术金字塔底层的劳动者，但他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学阀体系的维护者。
这是学阀统治最“诛心”之处——它让被压迫者也认同压迫的逻辑，以为给老爷抬轿子是往上爬的唯一路径。
毛主席在1939年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今天的学阀们，不仅不与“工农”相结合，甚至不与自己的学术同行相结合——他们只与权力和血缘相结合。而那些“抬轿子”的普通学术从业者，如果不能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体系中的被压迫者，不能与广大学术劳动者站在一起打破信息壁垒，那就永远只能是学阀制度中的劳动力商品，而非学术共同体的主人。
学阀统治的根基是什么？是信息壁垒。普通人看不懂学术论文，不理解评审机制，无从判断一篇论文的真实价值。这种专业知识的鸿沟，构成了学阀最坚固的护城河。学阀的本质是学术权力与资源的高度垄断，通过招收学生、提拔亲信形成“导师——门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学阀集团利用学生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本杠杆”，批量生产论文、专利和项目，制造了学术界的虚假繁荣与严重内卷。
然而贾浅浅事件的爆发，恰恰源于这道护城河的崩塌。查重软件这一技术工具的普及，让抄袭无所遁形。当重复率数据摆在大众面前时，任何学术权威的背书、任何名门之后的身份都失去了辩解的空间。一个“文二代”的学术神话，在大数据技术面前轰然倒塌。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查重软件背后的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能力，正是当代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要形式。
当一种新的生产力——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它就必然要冲击旧的生产关系，冲击学阀赖以维持的信息垄断。这不是偶然的技术进步，而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生产力的变革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变革。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还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查重软件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化的“调查”手段，它以数据的方式完成了对学术成果的客观检验，剥夺了学阀们仅凭权威和名头“瞎说一顿”的权力。
过去，学阀可以凭借对学术话语的掌控，将平庸之作包装成“前沿成果”；如今，大数据比对直接撕下了这层遮羞布，将权力交换的底裤暴露在公众面前。
但技术只能揭盖子，不能换盖子。查重技术可以揪出一个贾浅浅，却揪不出那些更隐蔽的学术权力交换——“人情论文”通过互挂署名规避查重，项目评审中的圈子互推，评价标准从“唯论文”转向“唯项目”“唯帽子”之后新的垄断形式。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强调的，认识必须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从现象深入到本质。
技术揭开了学阀问题的现象层面，但要真正解决学阀问题，还需要更深层的社会实践和制度建设，同时指向两个根本方向：一是从制度层面打破学术评价权与资源分配权的私人世袭逻辑，使权力不再依附于血缘、师承或小圈子；二是在实践层面推动学术监督从内部闭环走向公共开放，让学术生产的过程与成果接受更广泛的社会检验。这两个方向互为前提，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社会实践而非身份地位成为真理的最终裁判。
学术门阀的瓦解，不能只靠外部的舆论监督，更需要内部的觉醒力量。学术圈里大量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基层编辑，他们掌握专业知识，身处体制内部，最清楚暗箱操作的门道。
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不是学阀的预备役，而是学阀制度下的劳动力商品；自己不是在向权力靠拢，而是在加固囚禁自己的牢笼——那么学阀制度的根基才会真正动摇。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学术圈内的“抬轿人”们，恰恰需要在认识上完成一次阶级觉醒——认识到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认识到学阀制度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自己的利益与广大学术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这种觉醒不能仅靠外部灌输，更需要在学术生产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对学阀制度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这不是道德呼吁，而是利益觉醒。当越来越多的“抬轿人”发现，轿子抬得再稳也变不成老爷，学术资源的世袭只会让他们的上升通道越来越窄，他们的立场就会发生根本转变。
到那时，学阀的信息壁垒将从内部被拆解，那些隐藏在专业术语和评审程序背后的权力交换，将被逐一亮晒在阳光之下。
毛主席的那句警告穿越半个多世纪，在今天的学术圈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学阀，正是当代学术领域里那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们脱离的是广大的普通学者、青年学子，以及那些没有背景却有才华的学术劳动者。
当这个“贵族阶层”试图通过信息壁垒和权力世袭永久固化自身地位时，历史的辩证法已经在起作用：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壁垒愈高，崩塌愈剧。
贾浅浅事件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仅是一个“文二代”的学术不端，更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精神危机。查重技术已经证明，学阀的信息壁垒并非坚不可摧；舆论的聚焦已经证明，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那些身处学术圈内部、掌握着第一手信息的“抬轿人”们，何时能够从“给老爷抬轿子也是老爷给我的恩典”的迷梦中醒来，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成为打破学阀信息壁垒的第一推动力。
只有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那一天，学术才能真正回归“天下之公器”的本质，知识权力才能真正属于那些在实践中创造真知的人。
*嗣文，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双峰县青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