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待人之道》一文中，介绍了青年毛泽东的自我性格剖析，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与这个性格特点紧密相联的是，为了追求和坚持真理，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鄙弃那种“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的庸俗的待人之道，坚持在原则问题上的决不让步的鲜明态度。但与此相联系的另一面则是显得个性特强，不讲究说话的方式方法，他自责为“态度不对”，“讨人嫌恶”，难以改变。毛泽东的这个性格特点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而其核心则始终是——“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
由于毛泽东的这个性格特点，在他投身革命事业后，在与革命战友的相处中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洞察事物本质，又善于总结经验，因而常常拥有远超常人的前瞻性目光。可是他的卓越见识往往一时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可。毛泽东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毫不妥协地坚持他认定的正确观点，即使处于孤立的状态也决不退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被人视为固执己见，遭受非议。直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观点的正确——这往往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才扭转局面。这时，凡是真正的革命者，一旦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就不会再纠缠于个人意见的不合，而坚决地站到他的一边，成为他的坚定拥护者。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的井冈山斗争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队伍在井冈山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根据当时中央的指示，成立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作为两支经历不同的部队，汇合在一起后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作为主要领导的毛泽东与朱德，难免在军事部署上有不同的看法而有所争执。但原则性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关于红军的任务。朱德的关注点集中在带兵打仗，这迎合了从旧军队过来的官兵，普遍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而乐于“攻城略地”的情绪；但毛泽东认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的任务。他坚称：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由于对红军任务的不同认识，就往往在是否坚持以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以波浪式的发展扩大根据地等战略问题上争论不休。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党的领导。毛泽东主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朱德则主张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提出“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的口号。
从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来看，毛泽东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当时，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情绪却更容易被官兵接受，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反被认为是“家长制”，“一言堂”。这种情况造成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落选。
在这个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陈毅先是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接着又担心再争论下去会使红四军分裂。为了求得和解与团结，他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对毛泽东与朱德都作了批评，结果对毛泽东“予以严重警告”，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选举时朱、毛两人都落选，而陈毅尽管百般推辞，还是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态度鲜明地表示不接受对他的指责，他一改平时那种谈笑风生，娓娓而谈的态度，正襟危坐，神色严峻，最后只留下极其简短但字字掷地有声的话：“现在毋须答辩，让将来的事实证明。” 随后愤然离开红四军，到地方上去工作。
对于此事，陈毅后来回忆时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解决好红军的建设问题，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但是，条件不成熟，认识不一，会上发生了争论，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我被推选当了前委书记。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问题来了。”
感到难以胜任此责的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部队里普遍感到毛泽东一走就少了主心骨。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们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回来。可是，毛泽东的回信却冷得让人震撼：“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不打倒‘陈毅主义’，我就不回来。”
如陈毅后来所说，他没有想到，毛泽东真正不满的，不是有争执的朱德，而是“和稀泥”的他，还给他戴上了“陈毅主义”的帽子。其实，从毛泽东的待人之道来看，主义之争很正常，“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但是，敷衍调和的“和稀泥”则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为第一条就是：“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陈毅的上海之行是他思想转变的关键，这与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有很大关系。在红四军“七大”之前，中央就收到过毛泽东关于井冈山的斗争情况的汇报（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周恩来对毛泽东在红四军所创造的经验极为称赞，认为这里头很多新鲜的办法和经验都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来没有的，是别开生面的，是对全国的革命事业的宝贵贡献。所以在陈毅到来之后，周恩来就跟他讲了毛泽东这些创造性的经验的伟大意义，连连赞扬“红四军了不起！朱毛了不起！”。
从现有资料看，陈毅刚到上海之初，对毛泽东的看法还是停留在待人态度及处事作风上，虽然承认毛泽东政治性强，工作能力强，但“人事关系紧张”。经周恩来这么一说，一下子把他的视野开扩到大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意义，感触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上海的两个月，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的讨论，陈毅感到是上了两个月的“政治训练班”，一条正确的路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而这条路线正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创的。周恩来强调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这正是毛泽东所坚定主张的。
期间，周恩来还提到一件事，在井冈山斗争陷入艰难困境时，中央曾去信（史称“二月来信”），主张将队伍分散到农村去以保存实力，要朱、毛离开部队去中央，但毛泽东回信申述反对意见，认为二月来信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太悲观了”。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井冈山的斗争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说到此事，周恩来十分感叹：“真要多多感谢润之兄的信哪！”从这件事，陈毅更加认识到，原来认为毛泽东坚持己见，“不服从上级指示”，实际上是坚持真理。陈毅后来评论道：“毛泽东同志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人，他看问题很深很准确，他提出的观点，有不可推倒的力量，别人想推倒，是怎么也推不倒的。”
陈毅这个人，性格豪爽，坦荡真诚，一旦认识到真理就毫不犹豫地拥护真理。他受中央委托执笔写下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周恩来看后一个字也没有改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这封信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写下了“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的指示。
毛泽东在收到“九月来信”和陈毅接连三封作自我批评的附信后，为陈毅的真诚所感动，回到红四军。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说：“红四军开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还得请你陈毅海涵。”就这样，三个性格不同的革命家，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紧紧地团结起来了。在接着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产生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航人。
对于毛泽东会说出“打倒‘陈毅主义’”这样的重话，陈毅是没有想到的。但是在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之后，他不再拘泥于“态度”好不好的问题。他坦然地对朱德说:“陈毅其他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说：“我亲自去请毛泽东同志，他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这是事先我没有想到的。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是服气的。”思想转变后的陈毅对毛泽东已是心悦诚服：“毛主席那时完全表明了他是一个政治家的态度，在那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那样说。事实证明，他的思想是正确的。”后来“左”倾路线在宁都会议上错误指责毛泽东，陈毅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反对者直言道：“你不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有水平！”这是陈毅出自内心感受的铮铮言辞。
从红军初创时期的井冈山斗争到毛泽东晚年重上井冈山，中共党史上有多少次，由于毛泽东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不为战友们所理解而使他处于少数甚至孤立；但事实一再证明他的正确，而真正要革命的人终究会认识到他的正确与伟大，心悦诚服地成为他的坚定追随者。
周恩来曾深有体会地对同事袒露心扉：“在历史上有几次我认为毛主席是错误的，表示反对，但后来都证明他是对的。后来有一次我确信他错了，坚决反对，但实践证明毛主席又对了。”
在正确意见暂时不为别人所理解时应该持什么态度呢？是为了不得罪人而妥协，还是为了坚持真理而勇于直言？毛泽东是取后一种态度，他把这叫做“反潮流”。也正是因为他取这种态度，才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革命的危局，在失败与困境中拨正了通向胜利的航向。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一段为了坚持真理不要怕得罪人的话，主张要做“有棱角的”革命者，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的这种态度：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那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
参阅《知网》
石言：[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 《党史博览》2003年3月
胡居成：[古田会议前毛泽东、朱德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党史文汇》2005年3月
黄禹康：[陈毅在古田会议的风口浪尖上]《文史春秋》2010年1月
吴得民：[从井冈山“朱毛之争”探讨陈毅的性格特征]《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