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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怎么对待工人罢工的?

  蒋介石是怎么对待工人罢工的?

  他是有一套自己独立的世界观的,我们借着历史来研究一下他这套世界观到底有没有道理。

  他认为,工人罢工原因很简单,无非是生活困难,日子过不下去。那么,怎么解决工人的问题呢?蒋介石认为:要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和前途问题,关键在于搞好企业,发展经济,从发展中去解决这些问题。

  怎么发展呢?面对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竞争,中国的民族工业要想取得一点立足之地,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人力成本。

  所以结论是很简单的,要想企业得到发展,要想工人能有工作,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工人劳动成本。他们指责抱怨“工人工资高,福利事业多”、“工人生产又不积极,没有爱国心”,总之,工人不懂得体谅国家的难处,只会以罢工、集会等方式阻碍国家新兴工业的萌芽和发展。

  而那些组织工人、领导工人干这些事的共产党人,在蒋介石集团看来,自然就更是“罪无可赦”了。

  如果站在蒋介石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去看,他所说的观点也并非全无道理。

  资本家有他们的难处,技术上没有优势,劳动生产率低,因此商品价格没有竞争力。外商同样的产品卖100元还能赚,自己的生产成本搞不好就得100元,质量还不一定比得过人家的,这事怎么干得下去?

  因此唯一的办法也就只能是压低劳动力成本,勉强维持企业运营。

  在他们看来,这可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更不是为了买办们的利益,而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因为只有企业能够继续运营,工人才能有工作,才能有饭吃,如果工人都起来罢工,把企业搞黄了,企业都生存不下去,工人哪里还有饭吃呢?

  所以为了工人能够生活下去,为了工人们的前途和利益,就必须号召工人群众“少拿工资,多干活”,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方针。谁要是反对这个方针,妄谈什么工人权益,谁就是不顾工人的利益,不顾民族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利益,他们是在破坏国家的经济发展,扼杀国家的民族工业,他们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这一套理论听上去是不是还挺有道理?

  但是听上去有道理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现实实践的要求。

  尽管工人的工资成本事实上已经低到难以维持再生产的地步,再加上半封建社会的专制色彩,工人劳动权利丧失殆尽,可以说,工人阶级已经把体谅“国家难处”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再体谅还能体谅到哪里去呢?

  所以当蒋介石所代表的这套理论,并不能从现实中去解决工人生存问题的时候,工人罢工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了让工人能够继续践行他那一套“体谅”理论,国民党准备了一文一武两条战线。

  文的战线上,他们办报纸,办工人报纸,搞宣讲活动等等,这些报纸和活动的主题当然只有一个:厉行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

  话说得当然十分动听,“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作相谅、共谋繁荣、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怎么才算是共谋繁荣呢?内容当然很多。

  比如,要服务领导,听从安排。“中国工人要解除痛苦,只有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有计划的努力于国家经济的建设,然后才能成功;若果像过去的罢工示威,徒然扰乱秩序,适足增加工人痛苦而已。”

  比如,要顾全大局,要“爱国”。不要总是把工人那点“私利”放在第一位,要从民族工业、国家利益的大局观出发。“在现状下的工人劳工,应该尽本身最大的力量来辅助发展国家的生产力量,而不能只顾自己和个人的私人利益,来毁坏国家的萌芽新兴工业。在这一方面,我们能多尽一份力量,便是多爱一分国家……”

  怎样才算是“多爱一份国家呢”,除了叫工人不要只顾个人的“私人利益”之外,就是要“爱岗敬业”,用今天的话说不能躺平,不能搞消极对抗,应该要感恩企业给你一份工资,让你还能吃饭。

  你看,明明是工人的劳动成果被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拿走,却反过来还要工人感谢那些拿走他们剩余价值的人。就这理论,嘉靖来了都绷不住。

  除了文化斗争战线,还有武装斗争战线。

  所谓武装战线,往简单了说,就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好跟你们这帮泥腿子说,好话说尽了再不听,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在武装斗争上,除了解散全国工人的各种斗争性质的工会之外,还专门从法律上禁止工人这一基本斗争权力。然后就是设立各种“稽查队”、“保安团”来负责镇压工厂的工人运动,并允许私人厂主雇佣工厂守卫队,来负责所谓的工厂的正常运营和安全。

  发展到激烈对抗的时候,就是如“四一二”那样,进行大范围的血腥逮捕和镇压。

  直到这个时候,工人才能真正认清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因为只要是国民党还在唱文戏的阶段,他们就总是冒充一个看似维护公平正义的第三方力量,一种凌驾于厂主和工人之外的主持公道的第三方。表现得自己好像对待资本和工人是一视同仁的,甚至还说自己是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

  工人又不懂他们内部那些弯弯绕绕,不懂那些法律真正的含义,也没有和大官们打过交道,那些人的官话往往又听不懂。即使听懂一些,那些能听得懂的官话听上去好像也对,所以就容易相信他们真的是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即使受到不公平对待,也觉得都是些贪官污吏在下面使坏,欺负工人,而不是整个阶级制度在剥削他们。

  直到矛盾发展到对抗阶段的时候,当需要所谓的第三方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工人才发觉原来自己犯了法,迎接他们的不是承诺的所谓“公正”,而是蒋介石集团指挥和收买的“稽查队”、“保安团”、“青帮分子”,甚至是军阀武装。

  所以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不能说老蒋集团说的那些难处都是捏造的,也不能说他讲的东西全无道理。

  问题的关键其实只有一个:当时那样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企业要降工资,要延长工作时间,逼得工人活不下去,工人要加工资,要减少工作时间,又可能导致有的企业活不下去。

  这说明什么,说明矛盾已经发展到对抗性阶段,已经超出了容纳双方共同需求的可能。这个时候,所谓的文化战线和武力战线的实质,不过是文化战线上的欺骗和武力战线上的镇压,除此之外,它还能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

  同样地,这时的“劳资合作,共谋繁荣”的实质,不过是要工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存的基本权利,来继续维护那个破落不堪,只为满足当时买办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利润的腐朽的生产关系而已。

  蒋介石集团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在试图向工人证明,这种维系资本利润的生产关系是不能改变的,这个前提既然不能改变,那么为了延续这个前提,需要为此作出牺牲的就必然只能是工人群众了,哪怕是要他们付出生存的代价。最后,还要把这种代价包装成所谓的“爱国主义”“体谅国家的难处”。

  而当时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一种制度,是建立在必须牺牲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维系的制度,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它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他们用土地革命证明了,没有了地主,农民可以生活得更好;他们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证明了,打倒了国民党,没收了官僚资本,没有了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可以发展生产,而且还发展得更好。

  同样是爱国主义,换你,你爱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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