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鲁爱国 整理 | 方延亮

　　听取知青意见整顿党支部

　　锄麦草的那几天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记忆蛮深的。当时在搞整党，毛主席对整党活动有个指示，毛主席说，一个党像人一样，要吸进新鲜氧气，要呼出二氧化碳，要吐故纳新。还说每个党支部都要放到群众里头去整顿。公社革命委员会派了几个人到我们大队来听取群众意见，主要是想听一下对李永昌同志入党的意见。前面说过了，本公社的宗族问题很严重，本大队也是如此。我们朱家湾大队的书记姓付，大队长必然姓郑。大队的会计姓付，大的民兵连长非姓郑不可。基层的权力是均分的，是互相制约的。但本小队有个例外，副队长李永昌的爹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建人民公社时就是队长。后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大家推他的儿子李永昌当了副队长。李永昌办事公平公正，从不卷入宗派之争，他的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当时女一等里头绝大多数人支持李永昌入党。公社的领导征求我们知青的意见时，我说，不光要入党，还要“双纳新”。这里解释一下，文革前和文革后新党员都有一年的预备期，在这一年的预备期里，新党员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恰恰是文革中、1970年前后，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两年例外：新党员没有预备期，一入党就能提干。那时起了个新名词，叫做“双纳新”。当时我提议李永昌入党后担任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认为这样对解决宗派问题很有益处。公社革委会很重视我们知织青年的意见，一个月以后，李永昌不光入了党，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还兼任一小队正队长。

　　修水库

　　没过几天水库上马了，我们的五个知青踏上了新的征程。公社武装部的部长，当时是建水库的总指挥，他在动员会上讲话，说得很透彻，他说：“天上都是美国的间谍卫星，每发现我们祖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座新的水库，他们都感到惊讶。一个水库每年能增产多少斤粮食，一斤粮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们算得精确的很。我们每修一个水库他们都感到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修水库就是在跟帝修反作斗争”。他上纲上线，修水库的巨大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谈得很深很透。

　　当时修水库或者出民工上面都有补偿，我们修60亩地水库，公社每天每人补半斤粮，补六七分钱的菜金。每天每人自带一斤粮食就够了，关键是吃菜的问题。那个时候出民工有个习惯：先用公社补的菜金去买一只半大的猪，一二十个人或二三十个人的剩饭剩汤喂几个月的猪，水库修完时，猪也长大了，就把猪杀了大家分点肉。菜金被挪用了，吃菜怎么办？有时到生产队拿一点，有时从自己家带一点，凑合着过。但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地里的菜没长起来，社员们只能吃自己家带的咸菜。最艰苦的时候，伙上把堰塘里的水草捞起来，用开水烫烫，拌上辣椒面下饭。

　　我们村带队的民兵排长会抓枪杆子，也会抓笔杆子，除了生产任务完成得好以外，他还要求我们知青每天写一份通讯稿，交到工地广播站。等到工程完工的时候，公社武装部部长将唯一的一面“文武双全民兵排”的奖旗，授给了我们民兵排。

　　那天天黑以前，排长交给我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连夜赶回生产队，把这面奖旗交给刚上任的大队书记兼一队的队长李永昌。接到任务时我有点胆寒，十几里的山路，一边是堰塘，堰塘边上长着一人高的茅草丛，一边是一溜烟的坟堆，让人产生很多联想。老歪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不咋地！毛主席的红卫兵走到哪都有六丁六甲护身，把这个家伙三带着，有谁挡道给他狗日的来一下。”说罢老歪递给我一把锋利的砍镰。有了它我的胆气壮了一截，我一路高歌地往生产队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不知唱了多少遍。李永昌看到我带回来的这面奖旗，便知道了排长的意图：就是我们为队里争光了，队里该奖励奖励我们。李永昌当时批了个条，要我明天早晨到队里羊圈牵一只羊，到菜地里去薅点菜，原来的老队长付洪章说：“水库上的基干民兵们也是队里的生产骨干，马上开始双抢，这一仗还指望着他们。给他们搞点奖励是应该的。”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我就到队里的羊圈牵了一只七八十斤重的大绵羊，然后到菜地里拔了两颗七八斤的大白菜，两个一尺长的大萝卜。用带铁牙的钎担一头扎两个大白菜，一头扎两个大萝卜，手里牵着羊，紧走慢跑地往水库赶。赶到水库时，猪已经杀好了，每个人分了五斤肉，接着把羊也宰了。下午二十几个人好好地会了一餐，十几个人坐在地上围个圈，然后端起装着酒的大搪瓷碗，一个人喝一口，转着喝。那是我第一次喝醉酒，怎么走回生产队的我不知道。

　　“双抢”生活

　　第二天，生产队给我们指定的生活老师金房，我们叫她老金，也就是老歪的老婆，帮我们处理那25斤猪肉。老金说，肥的割下来炼点油，瘦的腌腌，马上就要“双抢”了。有年轻人可能不大清楚，城里人可能也不大清楚，“双抢”就是抢割麦子，抢种稻谷。因为农时不等人，特别是插秧，早一天插跟晚一天插大不一样。“双抢”一共二十天，这二十天决定着一年的收成。老金说双抢特别累，不吃饱不吃好绝对不行。那年搞双抢的时候农民还在吃周转粮，公社照顾我们知青，我们男生按学校的34斤指标吃。就那肯定还是不够吃。老金说，双抢不能喝稀米汤，喝稀米汤是要闹出病的，要吃干的。我们知青的管家计小平说，烙饼粮食不够吃，专门吃干的，哪有那么多粮食？老金说，白面里头加一碗麸子，凑合着吃吧。当时生产队分粮食，大米算是净粮，稻谷算是毛粮。因为稻谷的谷糠不能吃，所以是毛粮；但麦子算净粮，因为麦麸子能吃。一般的年成，人是不吃麸子的，麸子是喂猪的。

　　现在想起来，当年农民交公粮，给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啊！当今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来的？主要靠农民交公粮！如今国家有钱了，却不给当年交公粮的老农民发养老金，狗日的亏了良心！当年交公粮多难啦：一年的粮食收到手，不管收成咋样，先把公粮交了再说。剩下的粮食不够吃，再吃周转粮。周转粮还不是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国家有定量，好像是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月25斤。“双抢”那繁重的劳动不吃饱不吃好肯定不行。那时不说麸子，好多人家煮的稀米汤、稀面汤，里面放了不少的瓜菜。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忙时吃干点，闲时吃稀点，粮食不够瓜菜代。可见毛主席是非常了解“三农”问题的。现在一想起不给老农民发退休金，我就想骂人。那时候割麦摘秧没有任何机械，全靠弯着腰干，最难受的是腰，酸疼得简直无法形容。1970年的双抢是很有意义的，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简冲是我们队主要的产粮冲，但简冲离我们住的庄子较远，走过去干不了一会活，歇次坡，就得赶回家吃中午饭，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走路上去了。以往插简冲的秧要三天，1970年李永昌当队长后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发扬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吃了一天大锅饭。具体的方法是：一大早社员在各自的家里吃完早饭，就到简冲去插秧；党团员发挥带头作用，劳动的中间不歇坡；中午不回家。中饭由几个老妈妈在保管室里做，蒸几笼馍，煮几大锅稀饭，烧两盆子黄瓜，做好后用牛车拉着去简冲。全村男女老少都在地头吃，那个大场面真是开人眼界。

　　吃完就干活，本来三天的活，硬是一天把它干完了。这里还得说一下我们每人分的那五斤肉，肥肉炼油以后就没五斤了，瘦肉把它腌一下，双抢没过几天就吃完了。原来计划是每人每天切两片，塞个牙齿缝。肉吃完了，这活还是那么重，咋办？没有足够的营养肯定是不行的。说心里话，老金、老歪对我们是真关心！

　　那时生产队里只有老金养了两只鸭子，老金是河南人，能干得很。她把鸭蛋腌起来，自己从来不吃，双抢时隔两天她就给我们五个人每人送一个。现在想起来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老金腌的鸭蛋。老金作为队里指派给知青的生活辅导员，对我们的关照真是胜过亲姐。

　　当然，老歪不是亲哥也胜过亲哥。这里插一件小事，我们修水库回来以后，每个人不光瘦了，衣服破了，鞋子也磨穿底了，那个地方属沙质地，特别费鞋。我们从水库回来以后跟女一等一起干活，老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老陈对老华房、老金，还有老远房、老绣房几个老嫂子说了一声，要她们每个人给知青做一双鞋。后来某一天，我们五个知青都穿着新鞋上工，中间休息的时候社员问：“小张，你这鞋是谁做的？”“是我张姐做的。”问小徐：“你这鞋是谁做的？”“远房做的。”最后问我：“小鲁，你这鞋子谁做的？”“那还用问？肯定是我姐做的”。人家都以为我说的是老华房，她们就问：“老华房，是你做的吗？”我说不是华房做的。问，“哪是谁做的”？我说是我陈大姐做的。

　　当时凡是姓付的都对我瞪着眼，好像我占了他们好大个便宜。因为老陈是他们老太，我把老陈叫大姐那还得了？虽然他们知道公社有这个规定，40岁以下的都是平辈，但是我公开地对她们这样说“陈大姐”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很吃惊。老陈出来证实，“是我给我兄娃做的。谁要乱嚼牙巴骨瞅我决她（骂她）祖宗”。当时姓付的几个大姑娘，小媳妇瞪着眼不诈声了。这事给我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