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噩耗：著名历史学者、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现代史等领域存有诸多建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复旦大学前教授朱永嘉老同志，于今日病逝，享年92岁。
朱永嘉同志生于1931年，上海解放前他在读高中时参加了党的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50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但只读了两年大学就因为学校需要干部，让他提前毕业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担任过新闻系、物理系的党支部书记。
在做了四年党务工作后，朱永嘉同志回到历史系，开始从事业务工作，跟随历史系老教授陈守实学习明史，开始崭露头角，不到三十岁就评为讲师，同时还担任着系党总支委员，成为一位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
1962年，朱永嘉同志与历史系几个岁数差不多的教师自发组织了一个写作集体，取名“罗思鼎”，以呼应当时向雷锋学习做党的螺丝钉的号召。
1964年，“罗思鼎”小组被整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最初是写与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此后也写其他历史文章，如关于李秀成自首变节问题的《大节、气节、晚节》。
而后“罗思鼎”成为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朱永嘉同志也由一名单纯教书做学术研究的高校教师，转而成为听党指挥的笔杆子，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个属于人民的火红的年代，上海的革命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从最初的造反开始，一部分机关干部与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朱永嘉同志就是其中重要一员。
他领导上海市委/革委会写作组，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贡献了诸多珍贵文字，参与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在当时得到了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
包括《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是出于朱永嘉同志的参作而成。
以及《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等杂志均为朱永嘉同志领导创办，为整整一代工农阶级奉献了笔墨年华。
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自己生日当天，称赞了上海造反派打倒上海市委的四句口号：
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例，背后就是一幅长长的阶级斗争画卷。
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告诫：
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
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
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
一年后的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了通知，要求立即按照决定中的规定，定出计划、经过试点、分期分批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且力求办好，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新“五反”运动为内容，抓好阶级斗争。
这本是毛主席苦心孤诣的防修反修纲要，然而转眼，党内就接连在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发表了一篇《后十条》和一篇《修正草案》，其内容直接反对毛主席、反对群众……
由农村问题和宣传问题的失控，主席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国内文艺界自上而下弥漫着的不良风气，它是政治风向的辅佐，也是决定人民群众阶级意识的汤药。
这种情形其实主席并不陌生，还是在抗战时期，主席就在阶段性的低潮期点明：
有一种新的危险在增长着，汉奸与亲日派乘机抬头，“战必败”“唯武器论” 这一套，一定会跟着活动。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打不过，只有投降。民族投降主义是目前新的危险。
严格来说，建国已十余年，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早已变化，公有制早已根基稳固，那么上层建筑也应当相应变化才能巩固经济基础——可是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艺术部门，似乎建国以来始终没有跟上步伐。
这就让毛主席深为思虑：如果这些部门不革命，那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人心向背。
1963年9月，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指出：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头保镖之类！
两个月后，主席又对《戏剧报》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批评得十分厉害：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对这些牛鬼虹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示虽然只是对《戏剧报》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个文化艺术领域。
必须认识到，毛主席历来对历史和历史剧是非常喜欢的，然而现在却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足见老人家对文化倒退的愤怒。
一个月后，1963年12月，毛主席又作了一段更为尖锐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啊…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少奇同志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三十多人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周扬同志等都到会，周扬同志还作了中心发言。
会上，周扬同志谈了对上一年毛主席文艺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推陈出新问题、民族化问题、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结合问题。
在会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等也作了发言讲话，勉励文艺工作者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要求他们下乡下厂，反映工农兵生活，塑造现代人物的形象，提出少演历史剧、外国剧。
但是，究其本质，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主席在批示中说的并不一致，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样严重。
很快，毛主席发现了这种“走过场”的做法，明确指示不准这样做。
其实，主席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早在两年前，中宣部和文化部就百般阻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对此，毛主席悻悻然：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1964年少奇同志主持的那场文艺座谈会还没有完全淡去，便又发生了“迎春晚会节目庸俗化”的严重事件。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但演出的节目革命气息不浓，且极为庸俗低级，受到社会各界批评指责。
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观众表示“怪声怪调”；
比如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结果女的不停扑倒在男的怀中，观众表示“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
再比如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会议，讨论迎春晚会文艺节目的事故，并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
到4月，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开展了整风，中宣部文艺局还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这个报告由毛主席阅后，便在其基础之上附上了震古烁今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当时也称为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7月11日这个批示下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且使全党风气为之浊清，文艺界开始了第二次整风学习。
8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四天后，毛泽主席对这个报告作了指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那年的上海会议后，毛主席曾问过许世友：
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界，党政军中也会出，这是最危险的……
一年后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文元同志主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定稿后正式发表的前几天，上海市委书记处专门为这篇文章开过一次会，参加者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春桥同志和杨西光，朱永嘉同志作为文章的参与者与文元同志一起与会。
陈丕显在会上要春桥同志好好抓这件事，还说“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曹荻秋则对文章中的具体细节提过一些意见。
11月10日，文章发表当天早晨，文元同志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他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
朱永嘉同志还曾有回忆，文章发表前，春桥同志想到要给邓拓打个招呼，因为两人在晋察冀边区时在《晋察冀日报》共过事，邓拓是报纸的主编，春桥同志是理论部主任，算是上下级和老朋友。只是电话打到北京时，邓拓不在办公室，这个招呼没有打上………
朱永嘉同志曾认为：
那十年历史，不应成为禁区。历史很难按照判决书来写，那个判决书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所攻之一点，也不一定都准确，历史如果那样写的话，干巴巴的，没血没肉。
因为历史事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故意，而是双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没有博弈和互动的过程，那样的历史著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即使是审案，也要控辩双方真刀真枪地互动，才能说明事件的真相，才能使人们心服口服呀！
1976年10月12日，朱永嘉同志在上海振臂一呼、为革命写下了最后一声呐喊
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
同月，他出国访日，在东京和仙台都有人对他喊“北京变天了，朱先生想过回去会怎样吗”，他淡然答复：
我知道。我不用你们多虑，我不会改变日程。
随后，刚登上归国的民航客机便被隔离，审查五年后判刑十四年………
纵使在年迈的退休岁月，朱永嘉同志也一直坚持不懈笔耕不辍，同以《XX春秋》、《南方周末》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舆论刊物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曾批判《南方周末》杂志具有“资产阶级老爷做派”，还曾就《XX春秋》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一文指出谬点：
所谓的再思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和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正面挑战。第一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为“‘阶级国家’与‘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一种虚幻”，他的主旨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不存在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朱永嘉同志不止一次以明朝灭亡警示后人：
明所以亡，亡在贪官身上！朱元璋下决心治贪，颁《大诰》四篇，只是收一时之效，一旦松弛，结果明朝就亡于贪官污吏之手。可见反腐斗争必须持之以恒，不能有丝毫松懈，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明亡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2008年，朱永嘉同志曾发表过一篇写给毛主席的信，其中有段落如此写道：
毛主席，您离世以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我们所做的一切受到了组织上的重新审查，我被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一下子被打到最底层，剥夺了自由和工作的权利。
对这一切变化，我无怨无悔，我做了什么，我为人的准则我自己心里有数。
记得我是88年末离开监狱回家的，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年代，我实在没有办法也为此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记得曹操曾经给将去世的蒯越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如果您返生的话，我要说的也还是这一些，不如有一些人在您生前与死后完全表现出两付截然不同的嘴脸。
记得您曾经反复用《诗经》中"靡不有始，鲜克有终"的话告诫过我们的党员干部，要保持革命的晚节。做人也确实应该慎始如终，始终如一，要做到这一点，人得要有一点精神，有一点骨气。
这精神这骨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孟子所讲的那股浩然之气，否则的话只能是墙头草，随风倒的小人焉哉！他们还不如我这个被逐出教门的信徒心诚意正。
对那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我想借韩愈《调张籍》那首诗开头的几句话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那些蚍蜉不过是在茅坑边上蠕动的蛆虫而已，起不了什么波澜和风浪。
2013年深冬，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朱永嘉同志更是痛心疾首感叹：
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同时，过去国家统一集中管理的一些部门，如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航空公司化以后，这些垄断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资源而获得垄断利润，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国际接轨过程中获取高额报酬，从而使这些部门的相关人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腐败的现象往往集中高发在这些方面，这样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上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在一方面出现一批资本的代言人，鼓吹全盘私有化，全盘西方化，从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在弱势群体这边则出现仇官与仇富的现象，甚至出现个人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而这一切也正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之间矛盾在群体社会心理上的反映。
同时，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有力的引导。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当然，这不是靠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城市辅助乡村，工业辅助农业，扩大社会保障来逐步实现。这些正是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毛泽东同志晚年反复思索的便是如何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如何维护我们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不发生蜕变的问题。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他所以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他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我们的政权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政权，我们的干部队伍出现权贵资本主义阶层。现在那么多会所、高尔夫球场，明令禁止，许多地方还是偷偷摸摸地干。我们那么多干部出入这些场所，我不知道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与党员干部身份是否匹配。那岂不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说过的资产阶级就在我们党内的一种表现嘛！
寒窗拂页百年风，听雨已是灯熄时。
沉痛悼念，敬承遗志。
朱永嘉同志，一路走好！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金靴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