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来由

最早提出“和平演变”构想的，是乔治·凯南。1946 年2 月，美国务院致电美驻苏联大使，征询对苏联内政外交行动的看法。当时，主持美驻苏大使馆工作的代办乔治·凯南日夜疾书，于2 月22 日给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 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政治”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

1947年1月，凯南在这份电报的基础上，写成了《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官采取比它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苏联的软化趋势出现之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个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国政府，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允许在俄国早日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由此可见，凯南阐述的对苏联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

继凯南之后，美国务卿艾奇逊也提出了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他在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之后，于1949 年8 月5 日公布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和他本人同年7 月30 日致杜鲁门的信。在这些文件中，艾奇逊明确提出通过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的主张。他说：“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够促进实现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

杜勒斯更是“和平演变”的鼓吹者。他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侵朝战争失败后，杜勒斯提出所谓的“和平解放”战略，即用“和平方法”解放“铁幕卫星国”，宣称要“全力以赴地执行这一旨在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

杜勒斯于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被奴役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如果说，凯南“和平演变”的目标旨在苏联的话，那么，杜勒斯则把“和平演变”的目标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了。

杜勒斯在1957年7月2日说，如果他们（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继续要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言下之意，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就会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过去。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发表谈话称：“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在我看来，它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困难在于这些地区——中苏地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他们为把一种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 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很多，叫得也很响，因此，我们把他称为搞“和平演变”的代表人物。

从此，美国把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逐渐转化为具体的措施和实践的行动了。他们利用经济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兼施，利用新闻媒介搞攻心战术，利用“维护人权”作旗号，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扶持反对派势力，利用人员往来撒播“自由种子”，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通过隐蔽渠道的“秘密活动”，拉出去，打进来，大挖社会主义墙脚，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全面的“和平演变”的攻势。

二、毛泽东对“和平演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敌人的武力进攻，总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是，面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却充满了忧虑。

1959年，毛泽东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毛泽东在1964年6月14日谈到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问题时，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从这次讲话以后，在不同场合，对着不同对象，他多次警告人们：我们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心思，不无道理。第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44年正处于抗战胜利的前夕，为迎接胜利的到来，我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时，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叙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境地的史实。郭文指出：李自成进北京不到两个月，就全军覆没，致命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居功骄傲，二是队伍很快腐败了，终日沉醉于享乐之中，昏昏然以为天下太平无事。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应代代引以为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曾明确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会成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为了清除腐化分子，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防止“和平演变”，1951年冬，在党和政府机关内部开展了“三反”运动。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写道：“这件事经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处理、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如果我们不同资产阶级的腐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任其自由泛滥，李自成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北京重演。

50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的时候，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讲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林克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个讲话材料送给他看。毛泽东以前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并在材料上加了批注。1958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杜勒斯一篇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上加的批注为：“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社会主义）的野心。”

195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杜勒斯“在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上写下如下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杜勒斯】

1959年1月31日，在杜勒斯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上，毛泽东的批注为：“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致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的目的。”

随即，毛泽东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的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

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对杜勒斯的讲话和上述批注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他说：“这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个发言中讲：‘决不能结束冷战。’看来，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毛泽东继续说：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演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入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强调：“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因此，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渗透、颠覆、演变，为国内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提供了国际条件，而国内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又为国际的反动势力提供了社会基础，它们彼此遥相呼应，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国内就兴风作浪；国内一有微风细雨，国际上就推波助澜，演奏‘和平演变’的狂想曲。”

毛泽东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制高点上，用阶级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深切的忧虑和关注。

三、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原则

帝国主义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实现他们主宰世界的梦想。毛泽东针锋相对，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以便达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使资本主义绝种、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的。为此，他系统地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

第一，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需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因此，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党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实质上是帝国主义与我们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从60年代起，毛泽东就针对西方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战略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他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第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意识形态的渗透。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到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政策”，从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到里根、布什的“政治攻势”和“超越遏制”战略，都是要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他们曾经宣称，在宣传上花1个美元，等于在军事上花5个美元。因此，毛泽东以极大的注意力抓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实践证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是“攻心”、“夺权”、“私有化”。他们首先用资产阶级思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在乱中夺权。然后实行私有化，把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如果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社会上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批判不力，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那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第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反腐蚀斗争。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实践证明，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得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自身变质。毛泽东认为，要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首先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防变的斗争。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等人谈论共产党执政以后怎样防变的问题时，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我说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匆焉’......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解放后，毛泽东把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当成防止自身变质、反对“和平演变”的一项措施。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更是把反对“和平演变”的注意力集中在党的领导层的变质变修的问题上。他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此后，他把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问题，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反复地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