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70周年。

不论学界，还是坊间，至今仍对朝鲜战争的起因众说纷纭，比如，沈志华先生由“新的中苏条约”引申出的“苏联需要朝鲜不冻港”之说，让原本就有局限的视野更窄了，乃至钻进谬误的牛角尖。

进一步而言，“不冻港说”是一个有失历史大背景、布局小细节的曲解，尤其漠视了客观条件对战略选择的影响问题，即客观事物往往不会以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

一、被沈志华误读的史料

首先要承认，沈先生从美国、俄罗斯等搜集了大量解密档案，并有相当数量的文字著述。

其次要说的是，沈先生似乎钻进故纸堆不能自拔了，而且越钻越深，不仅视野收窄于从欧洲到苏联再到远东一条线上，而且在史料互证方面尚欠下功夫，乃至缺乏逻辑推定功底，尤其对史料文字背后的内涵有失理解力与想象力。比如，毛泽东针对一件事宜分别给斯大林、彭德怀的电文，到底要采信哪个？显然，若采信出现误差的话，结论往往就会差之千里了。

具体到沈先生的“不冻港说”，其推定依据及结论如下：

1、金日成在1949年就提出通过军事手段推进革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此时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莫斯科严厉禁止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也表示无法援助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2、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迫使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其结果是苏联将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必须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突击战，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3、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毛泽东仍然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4、在毛泽东表示原则上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之后，朝鲜和苏联对战争的秘密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没有向北京透露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任何细节。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世所称的朝鲜战争。

归纳一下，沈先生的大意应为：1、朝鲜战争的导火索是中国急于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斯大林的真正目的是朝鲜不冻港；3、毛泽东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但在具体行动时被蒙在鼓里。

综上所述，若抛开沈先生的那些华丽词藻，剩下的就是曲解与似褒实贬了，因为照此看来，似乎是中国引发了朝鲜战争，并稀里糊涂地被卷了进去。

无语之后，只能针对上述3条就事论事了，并由后向前推导（倒）一番（翻）。

二、“北京”绝不会被蒙在鼓里

沈志华先生在论述过程中，曾提及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于1949年5月访华索要“朝鲜师”一事。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解放军序列中有3个隶属四野的“朝鲜师”，另有朝鲜籍（族）官兵分编在其他部队。其中，164师、166师于1949年7月入朝，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第6师；156师及合编其他部队的官兵于1950年4月入朝，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

上述3个师的兵力各超1万，实际为军级编制。在入朝后，有2个团分别编入朝鲜人民军第1师、第4师，另以原四野部队为班底组建了第10师、第13师。

继此，朝鲜人民军有7个主力师、3个未满编师。也就是说，即便不包括在二战后陆续从中国返朝的官兵，仅“朝鲜师”便覆盖总计10个师中的7个。

于此，插入一段更为感性的背景资料：

笔者曾于2019年采访一名志愿军女兵，其祖父在朝鲜被日本吞并后，携全家流亡到中国延吉地区。该女兵于1933年出生在中国，其二叔参加抗联被日寇追杀不知所踪；三叔也曾参加抗联，在二战后的1946年返朝，任三八线某部参谋长，在反击美军仁川登陆时牺牲，三叔之子曾任朝鲜驻古巴大使。其二姐随军人丈夫于1946年返朝并定居；其大哥作为解放军参加四平战役、平津战役，1949年入朝转隶人民军，1954年退役返回中国，并带回在朝鲜结婚的妻子（至今仍是朝鲜籍）。该女兵于1948年参加解放军，于1950年11月作为志愿军入朝参战，在停战后与汉族丈夫团聚，其身份证上填注为朝鲜族。

据不完全统计，与该女兵的大哥情况相仿，有1万余人在停战后返回中国，因为他们的家及家人在这边。若考虑到牺牲人员，可见这个数字之大。

续接前文，朝方的军事行动必然要由上述部队执行，而多数官兵包括高级指挥员与中国有着颇深渊源。

在此基础上，不知是沈志华先生忽视了，还是故意遗忘，并未提及当时朝方高层的延安派，包括内务相朴一禹（被认为是毛的个人代表）、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等。

再者，虽然中国驻朝鲜首任大使倪志亮（开国中将）于1950年8月到任，但中朝已于1949年10月6日建交，不可能不互派使馆筹建人员及电台，乃至在建交前就已互派密使了。

此外，中国的情报系统堪称亚洲一流并闻名于世，曾一度与苏联远东情报局共用情报员，包括分布于中苏边境两侧。

比如开国少将徐介藩，于1926年奉派赴苏留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保卫部门，先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双城子）从事反特工作，1943年调入苏共中央联络部国际部从事秘密工作。1948年已获苏联籍的徐介藩归国报到，1950年2月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为主要翻译之一；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月），奉命赴苏联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1951年4月，继毛岸英牺牲后，赴朝出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翻译。

综上所述，即便没有启动情报体系，仅凭我方使馆人员、朝方高层延安派、人民军指挥员等之间，曾经并肩作战而自然形成的个人关系网，想必不论斯大林与金日成如何密谋，包括针对美、韩保密，但至少要提前落实给参谋部制定作战计划，实际在5月上旬开始调动集结部队，由此就更不可能瞒得过“北京”。

三、“不冻港说”绝对不成立

首先，从国际大视角来看，冷战始于1947年，首次直接冲突是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2日的第一次柏林危机，随之，北约于1949年4月4日签署成立，于8月24日正式生效。由此，东西方阵营的全面对峙已然形成，甚至在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至于沈志华先生所采信的美国说法，如朝鲜半岛不在防御圈内等，即便美国确实于1949年3月～6月从南朝鲜撤军，这对于“不冻港说”仍然不成立，因为基于上述冷战态势，美军肯定会继续留驻日本，背后还有夏威夷，而苏联乃至目前的俄罗斯，在远东尚未建起足够强大的国防设施，主要依托的仍是纵深防御，若为了不冻港而前出朝鲜半岛，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结果只能是遭到来自美军的毁灭性打击。

换个角度再看，如果苏军在朝鲜战争初期就直接参战，肯定会迅速占领朝鲜半岛，进而控制沈先生所说的不冻港。可事实是，苏联并未实际出兵，虽然派出少量空军部队，但飞行员身着志愿军军服，战机涂装志愿军标识，并被要求在空中保持无线电静默，且局限在沿鸭绿江横向设置的米格走廊，而非纵向到交战地区，就怕被击落后被俘而被美国找到借口。

进一步而言，沈先生也承认斯大林一直坚持让金日成找中国谈，那么，斯大林怎么能肯定中国不会由此管控朝鲜不冻港，进而再次陷入罗生门？

退一步而言，若真像沈先生的另一种说法，即斯大林确信美国不会出兵，并确信金日成能够独自完成任务的话，那就未免太高看金日成，尤其太低看斯大林了，因为相关态势已经摆在桌面上，任何人势必都能看得清，包括前文提及的冷战、北约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还有下文要讲的内容。

其次，从日本角度来看，苏联在二战后占据北方四岛，肯定会让日本感到屈辱与威胁，何况两国早在1904年就因日俄战争结下仇怨。

于此，插入一段更为感性的背景资料：

笔者在2001年偶遇一个日本人，他曾是北大留学生，后考入日本军校并毕业，在赴自卫队报到之前来到中国，目的是重走其父作为日军的侵华路线，即从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再到华北。由于朝鲜不予办理签证，所以他先到韩国，后直飞沈阳，再乘火车到北京。笔者当时在沈阳采访十强赛，也就是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的那场比赛，在返京途中与其相遇在同一车厢，也就有了一次长谈。

这个小日本很嚣张，甚至针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进行争论，在双方言辞激烈时，他会立正垂首，明显是在故意找打，想必是以此积累可以炫耀的资本，以及日后作为自卫队指挥官在针对中国采取行动时，能够从心理上找到仇恨的理由，就如同拳击手在赛前故意挑衅那样。

后来聊到他的父亲，曾作为战俘被苏军押到西伯利亚，三年后才释放回日本。笔者问是不是吃了很多苦？他说每次提起都会大骂苏联人；笔者又问提到中国说什么？他说从来没有提过，问起也不说只是沉默；笔者追问你觉得是为什么？此后，他沉默不再嚣张了。

这虽然是笔者接触的个例，但想必能够代表被押到西伯利亚的63.9万日军战俘，及其家人们对苏联的感观。

可想而知，如果朝鲜半岛出事，等不到苏军进驻不冻港，日本人肯定会竭力游说并支持美国出兵。事实上，日本是朝鲜战争最大的受益者之二，尤其迅速弥合了自偷袭珍珠港以来的美日仇怨。

第三，就要聚焦于沈志华先生的立论基础了，即其所浓墨重彩的“新的中苏条约”，但需要先提及之前的相关条约。

按照美、英、苏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苏联于1945年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随即，于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据此租借旅大地区30年，包括中国东北三大不冻港之二的大连港、旅顺口港，前者属于军管下的自由港，后者则是真正的军港，但主权归属中国。

至于“新的中苏条约”共计3件，签定于1950年2月14日，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内容文字均不多，可谓是言简意赅。

上述3个文件的前者，主要是在针对日本并暗指美国，第一条便规定如下：

【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这也是前文重点提及日本的主要原因。

上述3个文件的中者，才真正涉及被沈先生认定的“不冻港说”。其中，第三条是关于大连港，仅说“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第二条是关于旅顺口港，则比较具体详细如下：

【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红军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上述3个文件的后者，虽然看似仅是贷款问题，但与前者、中者有着微妙关联，或称互为前提与条件。

这3个文件明显对苏联不利，为何斯大林会同意签署？

除了中方必须从形式上废除国民党政府的签字，以及必须维护中国主权，加之谈判技巧与施压外，仍要提及冷战、北约和推测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加之下文将要记述的东欧内部纠葛等问题，决定了斯大林需要在远东采取行动，以缓解欧洲方向的压力，并必然要为此有所妥协。

具体而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显具有针对性，所以，需要通过《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尤其是约定苏军从旅顺口港撤离，以暂缓前述针对性必然引发的地区紧张，同时，成为《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谈判条件。

其实，这正是沈志华先生的曲解根源所在，即：苏军按照协定从旅顺口港撤离后，是否就意味着只有“被卷入军事行动时”才能返回？进而，是否像沈先生认定的那样，斯大林只能另谋出路瞄向朝鲜不冻港？

还是举例说明吧，菲律宾曾于1992年收回所有美军基地，但在1998年又签订了《菲美访问部队协定》，其伸缩性犹如猴皮筋，实际“访问”至今有二十多年了，乃至可以长期使用菲军基地，包括存放、部署武器及搭建相关设施等。

再比如，中国目前的海外军事基地只有吉布提，但并不妨碍访问并使用其他友好国家的港口，包括投资建设乃至租用民用港。

显而易见，按照当时的中苏关系而言，不可能会拒绝苏军的访问，也就是照样能够使用中国不冻港。当然且事实上，中苏关系后来出现恶化，肯定就不能使用乃至访问了。那么，换个角度再看，假设金日成如愿且独自统一朝鲜，他是否会将不冻港拱手送给斯大林？

答案与下节内容有关，那就一同记述吧。

四、“新的中苏条约”绝非导火索

仍要从北约说起，并引出与之对应的华约。可是，为何后者晚于前者六年，即1955年5月14日才正式成立？

直接起因是于1954年10月23日签署的《巴黎协定》，因为据此将西德纳入西欧联盟和北约，苏联等八国随之成立华约以抗衡，但缺少在东欧军事实力最强的南斯拉夫，只因铁托坚持独立性，早在1948年就与苏联决裂了。

另要知道，随后发生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南斯拉夫支持其抗衡苏联有一定关系；1956年还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波兰），以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均与坚持独立性并试图摆脱苏联有关。

众所周知，苏联与华约成员国之间，包括其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等，有着源自沙俄时期的历史恩怨与戒备心理，尤其久经外敌侵扰并饱受屈辱，令东欧人天然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类似情况也体现于东亚的中国与朝鲜。

仅说二战结束初期，在除苏联的东方阵营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拥有正规军及一定基础的家底，其他国家基本处于游击队阶段——南斯拉夫发展最快，也分裂最早，所以急需苏联的全方位援助，但又要保持独立性，难免会与以大哥自居的苏联发生冲突。

综上所述，若不是西德于1954年加入北约，进而对东欧国家形成直接威胁，想必华约很难成立。事实上，南斯拉夫没有参加，在华约成立的第二年，便发生匈牙利事件、波兰波兹南事件等。

由此回看北约成立后的1949年、1950年，苏联面对外部及内部压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若站在斯大林的立场上，肯定会试图从远东寻找缓压阀，并必然会对中国与朝鲜有所妥协。即便如此，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具体到朝鲜，虽然相对比较顺利地获得苏联的物质援助，但在政治尤其建国方面，苏方因为执意且需要遵守《雅尔塔协定》，曾阻止武装部队进入朝鲜，金日成只能带领少数干部先行回国，并被苏方要求与李承晚组成联合政府，至1948年发展成为需要进行竞选，这必然会引发金日成及朝鲜劳动党的不满，结果则是南北各自建国，进行形成军事对立。

其实，类似事情也发生在中国，包括在抗战期间，苏联曾给中国大量军援，但主要签收人是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催促毛泽东飞赴重庆签署《双十协定》；在进军东北初期，苏军限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乃至直接缴械等，只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苏方为了保住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才明确转向但仅限暗中支持；在渡江战役前夕，苏方仍在提出国共划江而治方案。

请注意，苏联的支持与支援也是可视与可观的，而且任何人居于斯大林的位置，势必也会以遵守《雅尔塔协定》等为前提，再说其他。此处仅是在客观列举某些历史积怨，以说明斯大林必须也必然要予以面对，并基于此作出相应妥协。

再看朝鲜，该国历史以及金日成的个人经历，已经决定他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统一朝鲜是其不惜生命也要一试的目标。换一个角度看，李承晚最终不顾美国的压力，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可见其统一朝鲜的决心之大。再回头看金日成，1956年彻底清理了苏联派和延安派。事实上，在朝鲜战争之前与初期，金日成、李承晚均在清理本方的反对派乃至调和派，包括采用死刑或暗杀方式。

综上所述，战后的结果已然印证战前的种种迹象，而作为战略家的斯大林不可能忽略那些迹象，肯定清楚不论他是否同意朝鲜半岛必有一战，同时，也势必清楚金日成绝不会将象征主权的不冻港拱手相送。尤其在战前，毛泽东已堪称固执地收回自家的不冻港；在战后，金日成肯定也不会交出。

具体到“朝鲜半岛必有一战”。

虽然美国于1949年3月宣布撤军，但同时承诺为南朝鲜提供军援与训练；几乎同时，苏联与北朝鲜签署《朝苏军事秘密协定》，包括6个步兵师和3个机械化部队的装备，以及100架战斗机、30架轰炸机、20架侦察机等。即便由此算起——其间1950年1月，美国与南朝鲜签订《美韩联防互助协定》，至战争爆发有1年3个月的时间，双方均足以完成战前准备与动员。

尤其是1949年1月～1950年6月，三八线附近发生2000多起各类冲突，平均每天约4起。显而易见，双方的仇怨必然会越积越深，予以彻底解决的心理也会随之愈加迫切，堪称一触即发。对此，美国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茨(William  Roberts)，曾就1949年8月发生的数起军事冲突，向华盛顿报告：“南朝鲜人急于北侵。”

再者，沈志华先生在自己的论述中提及，金日成于1950年1月借酒向苏联使馆人员大发牢骚，并提出要赴苏联面见斯大林，以“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事后，苏联使馆向斯大林做了汇报。

显而易见，这是在情急之下的逼宫，进一步而言，斯大林肯定非常清楚，三八线的每次冲突都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那就意味着苏联将会被迫卷进去，而最好且唯一的办法便是在可控之下顺势而为，何况斯大林也有缓解欧洲方向压力的需求。

结果便是，金日成受邀于1950年3月面见斯大林，随后，苏军顾问团奉命协助朝鲜人民军制定作战计划，大致为：每天推进15公里～20公里，在22天～27天内完成军事任务，进而统一朝鲜。

不过，行动过程所必须的时间，足以让近在日本的美军做出反应，并得以先期固守釜山，后于9月14日～19日发起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五、结论

1、朝鲜半岛必有一战，金日成、李承晚均有迫切愿望，且不会以苏联或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同时，斯大林也有通过在远东采取行动，以缓解欧洲方向压力的需求。

2、全球的冷战态势，以及基本的军事战略战术规程，决定了斯大林不可能前出到朝鲜不冻港；同时，金日成对苏联的不满，以及无法掩饰的民族主义意识，决定了斯大林必然清楚对方不可能将不冻港拱手相送。

3、毛泽东了解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迫切心态，也掌握朝方采取行动的时间，虽然无法也不好予以阻止，但运用战略智慧变被动为主动，最终成为最大赢家。

至于是否像沈志华先生所讲因此影响了解放台湾？因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下文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