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美国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坚定有力的盟友”，“美国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的一方”。】

这些观点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事实究竟是否如此？

我们甚至无需去“扒”什么内幕或者绝密档案，从公开的历史资料中，就能寻找到答案。

1、给寄望于自己的国民政府当头一棒

中国抗战的起点，应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抗战持续时间长达14年之久。

“九一八”是国耻，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如今人们多纠结于“不抵抗”的电报存在与否，“不抵抗”的历史责任该由谁负。东北军没抵抗，南京国民政府不打算抵抗，都是不争的事实。

“不抵抗”的原因何在呢？在于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调查真相”、寄希望列强为中国“主持正义”，就是不寄望于自己的人民和军队。

国难当头，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居然多次公开声称“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

（图为美国总统胡佛）

老百姓都懂得过日子“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道理，一国政府却成天指望别人施舍，等来的只能是响亮的耳光。

因为，美国帮谁不帮谁，哪里看的是公平正义？无非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罢了。更不要说贪婪的美国资本，那更是饥不择食。

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

【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关内。

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

很多人以此作为美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证据”，但他们却选择性遗忘了这一史实——就在一天后，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

史汀生7日的照会，说白了，就是告诉日本：只要不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无论日本在中国东北做什么，美国都不反对。

不仅不反对，美国还以实际行动支持日本。

史汀生照会发出后不久，美国杜邦公司就将氨炸药的制造技术卖给了三井株式会社，美国国务院对杜邦公司的这笔买卖表示完全赞同。

据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年底，美国向日本出售了价值1.81亿美元的军火。

1936年，日本陆军提出应付未来对苏、对华战争的耗资巨大的“六年作战准备计划（1937—1942）”。

美国认为该计划是针对苏联的，于是，通过给予贷款、输出技术、供应战略物资等各种方式，为日本陆军扩军备战提供支持。其中，福特公司为日本提供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进一步现代化。

实际上，美国人预想中的苏日大规模战争并未爆发，所以美国对日本的这些物质和资金援助，最终都化成了残杀中国军民的枪炮弹药。

2、在“中立”外衣下的拉偏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国民政府一开始仍指望“国际调停”。

7月1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对中日双方保持“公正、友好的态度”，希望双方“都要克制”。

（图为“七七”事变中卢沟桥的中国守军）

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宣布禁止用美国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

很多为国民政府开脱的人，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不对日宣战，“七七”事变后仍不对日宣战，而非要等到太平洋战争后才宣战的反常行为，解释成是为了获取美国援助——因为一旦宣战，美国依据《中立法》将不会对交战方提供军用物资，所以，这是一种“相忍为国”，是一种“策略”。

不过，遍观美国二战前后的所作所为，《中立法》也好，《租借法案》也罢，都是需要用时才会捡起来的遮羞布。给谁支援、为哪家提供军火，最终都是美国利益说了算。

中日双方确实都未在法律层面上宣战，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祭起《中立法》。那些为国民政府迟迟不宣战开脱的说辞，在事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美国看起来似乎“中立公平”，不用美国船只为交战任一方的军购服务。但这一政策是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混为一谈，根本未体现出一些人信誓旦旦的美国“正义”，或者“美国是中国最坚定有力的抗日盟友”。

此外，美国的这个“禁运令”只是说不用美国船只运输，这并不等于说对中日两国实施全面禁运。问题在于，中日商船队的规模显然不在一个层级上，海军的差距则更大。因此，日本用自家商船运输，仍然可以顺畅购买美国物资，运回国内为侵华战争服务。

在日本海军已经对中国沿海实施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即便买到了美国物资，也很难用中国商船不受干扰地运回国内，很大概率会被日本海军拦截。只有租用美国商船运输，才是突破日本海上封锁的可靠途径。

很遗憾，这条途径恰恰是被美国人的“中立”掐断了。

（图为1937年8月28日，日机轰炸上海火车南站后的惨状，炸死候车妇孺二百余名，整个车站沦为一片废墟）

所以，美国的所谓“中立”，貌似“不偏不倚”，实则在“拉偏架”。

《中立法》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从美国进口物资总额，从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急剧下降到1937年下半年的0.73亿美元。

而对美国而言，在中国这里的一点“损失”，又通过扩大对日贸易给补回来了。

因为相比之下，日本在这一年里从美国进口了2.9亿美元物资，其中有1.68亿美元军用物资，包括550万吨石油、价值248.4万美元的飞机。此外，价值1.5亿多日元的机床，名义上属于民用物资，但大多被日本用于扩大军工生产。

据美国政府统计，1937年日本进口的战略物资中，有54.4%来自美国，有92.9%的铜、91.2%的汽车及零件、60.5%的油料、59.7%的废钢铁、48.5%的各种机械和发动机、41.6%的铸铁是从美国进口的。

所以美国通过“中立”，自己的利益丝毫不受损反而还有得赚。那么，受到伤害的是谁，不言自明。

对于这一切，国民政府中的亲美派也心知肚明。蒋介石曾多次要求美国“绝对禁运军用材料与器具与日本，尤以钢铁、煤油为最”，但都遭到美方拒绝。

1937年9月16日，宋美龄公开发表《令人失望之美国态度》一文，指责美国政府“蓄意阻止中国获得自卫武器。却把汽油、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

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陶行知在临别美国时发表演讲：

【“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图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陶行知）

不仅中国人看得明白，就连美国国内，也不乏有识之士。

已经卸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美国政府只需禁止美国供应物资给日本，中国人就很容易打败日本的侵略。

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

【“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要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美国议员司克脱说：

【“请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资本作为帮凶而杀死的。”】

3、“道义禁运”，反资敌7倍！

面对舆论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做些官样文章。

1938年7日1日，在中国全面抗战即将进入第二个年头，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这就是有名的“道义禁运”。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实施“道义禁运”的1938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1745.4万美元，是前一年的702.7%！

旅美经济学家胡敦源搜集美国官方资料以后发现，日本从美国获得各种战略物资占其总进口量的比重，从1937年的54.4%升至1938年的56%。

这种自相矛盾的怪象，足见美国的“正义”只是在口头上。其实，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如果美国真心站在正义的一边，只要稍稍把手收一收，日本根本无力再战。

战争进入到1938年，中国战场上的巨大消耗迫使日本实施了所谓“支那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但军需物资的生产补给仍然满足不了侵华战争需求。其中武器的满足率为70%、弹药60%、飞机66%、坦克27%、轻装甲车43%、防毒面具97%、卫生器材90%、兽医器材87%、海运器材80%。

1938年4月1日至1939年3月31日，日本被迫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产业的物资供给量，并要求国民贯彻节约、配给、回收、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规定对钢材、铣铁、金、银、铜、铅等32种物资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甚至连日本中学里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日军收回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断绝对日战略物资供应，那么到1938年年底，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就会因资源枯竭而打不下去了。

（图为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后，在城中屠杀中国百姓）

到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

12月30日，美国对日提交了措辞强硬的协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

这时，美国终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这才首次决定对华贷款。

然而，这些贷款不仅迟迟难产，而且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借款对象不能是中国政府、必须由民间机构出面、借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借款必须是商业信贷的方式等等。

1938年底，经过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中美达成《桐油借款》协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主要的用途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运输。

中方这次谈判之艰辛，简直与乞讨无异。当年受国民政府委托，赴美全权负责桐油借款谈判的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在日记中记载：

【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景，窥视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推言，藉以维持好感。自（1938年）9月来此，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琉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图为著名银行家陈光甫）

桐油借款数额不大，陈光甫称，“为数甚微，不足解我困难”。

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美国的远东政策终于开始有所变化。

4、养虎终成患，美国遭反噬

1939年7月27日，因为美日矛盾逐渐激化，美国宣布1911年签订的《美日商约》从1940年1月26停止生效（但此举却并未断绝美日贸易往来，战略物资输往日本的通道仍是畅通的）。

日本闻讯立即派出机床采购团赴美，紧急采购各种生产大型火炮所需的机床，合同金额为3600万日元；1939年至1940年，日本前后组织6次特别进口，进口的物资包括航空汽油，车用汽油，废钢铁，特种钢，冶炼特种钢使用的镍、钨、钴，有色金属铜、锌、铅，以及化学药品等，合计4.9亿日元。

据统计，1939年美国输至日本军用物资达1.869亿美元，约占该年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6%。其中，当年美国对日废钢铁出口量，比1938年多出9倍。

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元，约占当年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元。

（图为日军轻武器装备，当时日本军工生产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

作为对比，在此期间，中美于1940年3月达成一项价值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协议，年息4厘，规定中方在7年内向美出售4万吨锡以清偿贷款。中方利用这笔贷款购买的美国物资类别基本为民生物资，仍然受到了诸多限制。

1940年6月，面对日益紧张的美日关系，美国主管石油产品分配的内务部长伊克斯提出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罗斯福总统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声称：

【禁运将加重天平的一边，迫使日本在进攻俄国和进攻荷属东印度之间进行选择……问题不是节约燃料，而是对外政策……在这方面的考虑现在极其微妙和非常机密……总统和国务卿在出口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认为在他们所了解的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政策最有利于美国。】

（图为美国总统罗斯福）

到1940年7月，美国终于开始对出口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不过，该制度对日本进口战略物资造成的实际影响却微乎其微。因为仅1940年8月，美国发出的对日出口石油产品许可证就比当年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生铁和钢的供应情况也与此相似。仅1940年8月，就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输往日本，几乎与当年上半年对日出口总量相当。

这些物资对日本的战略意义，日本企划院总裁星野在1940年9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上说得明白：

【我们打算在今年生产540万吨钢。但美国如果禁止废钢铁出口，钢产量就会降到400万吨。】

而另一边，美国对华禁售军用物资的政策，直到1940年9月才总算开始松动。当月，中美签订总价值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中方利用这笔贷款，不仅买到了民生物资，还破天荒从美国买到了价值268.47万美元的4.5万支手枪，还有其他一些军工原料。

这时候，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整整9年，从全面抗战开始算起也已进入了第4个年头。

1940年9月23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其放弃“北上”进攻苏联、转而“南进”资源丰富的东南亚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在自身利益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才于9月26日下令，对废钢铁运往日本实行管制，但却只字不提石油供应问题。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仍然抱有日本改弦更张、北上进攻苏联的幻想，因此才在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的石油问题上，始终“网开一面”。

为了对公众隐瞒向日本供应石油的事实，以便让美国政府少受舆论批评，美国商务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在贸易文件中以“发动机用优质燃料”一语代替“飞机用油”。1941年第一季度，美国卖给日本的航空汽油比1940年同期高131%。

（图为当年日媒对日军航空兵的报道版面，日军飞机极度依赖美国供应的石油产品）

直到1941年7月22日，日军开始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才于当月25日宣布冻结所有日本在美资产，并施行全面的石油、废钢铁禁运。

不过，为时已晚。因为1941年前7个月，美国对日出口的生铁、钢板和废金属，按币值计算比1940年增加了3倍多。

所以，当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时，支持日本飞机从舰上起飞降临珍珠港上空的航空油料，绝大多数是美国提供的；造飞机、炸弹所需材料，也多半来自美国。

美国称这一天为“最黑暗的一天”，罗斯福总统称其为“国耻日”。

纵观自1931年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可以说，这是美国绥靖政策自取其辱！

养虎终成患。

（图为日本袭击珍珠港）

而在美国同日本正式开战后，中国才终于成为了美国的“盟友”。此后直到战争结束，美国对中日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如同切换了“人格”一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可能的范围内，的确给了中国巨大的援助。无论是资金援助，还是军事装备的交付，抑或帮助中国训练官兵、技术人员，以及打通援华空中运输通道，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对中国军民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有着突出贡献，这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但看了美国在参战前后的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就能明白，美国的做法，并非因为其作为“正义的伙伴”，而永远是出于“美国利益优先”：前期“为虎作伥”，并非把日本当朋友，而是对日合作有利可图；后期转头帮助中国，也并非把中国当朋友，而是自己已与日本为敌，唯有援华抗日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

参考资料：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9年）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

汤重南、汪淼、强国、韩文娟：《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

《罗斯福选集》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2005年修订版）》（解放军出版社 2005年）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62年）

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日志》（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1年）

《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美】齐尔格：《杜邦在尼龙幕后》（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年）

吴景平：《抗战时期中国的外债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潘国琪、易继苍：《抗战时期中美间的五次借款》（《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原标题《“日本每在中国杀死100万人，其中54万4千就是美国资本害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