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润为，《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6年第1期

　　[摘　要]“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所谓契合性，就是抽象意义上的内在统一性。区分精华与糟粕，必须警惕和反对形而上学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中华传统文化。要根据实现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同时是借鉴、吸收、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文化复兴与“第二个结合”

　　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断。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复兴。所谓文化复兴，就是要成为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切不可理解为出了多少书，拍了多少电影电视剧，搞了多少文化设施，那样理解就相对肤浅了。文化强国的本质性表征，是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简单而言，文化软实力就是某种文化通过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力。一定行为的形成，除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支配作用外，还须依托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鲁智深之所以拥有“扶弱抑强”这一文化软实力，是因为他既有强烈的正义感，又有超凡身手，二者缺一不可。一个国家也如此，文化软实力既是其文化表现，也是综合国力的一种对外实现形式，表现为一种引人倾慕的魅力、让人景仰的威望或令人推崇的榜样。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会越来越强。到我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和社会全面发展进程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之际，我国在化解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靠榜样力量发挥引导作用之际，我国因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之际，我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世界人民普遍认可之际，我们就可以自豪而庄严地宣布：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

　　要实现这一文化目标，就要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于二者之间有一种契合性。笔者认为，这种契合性就是抽象意义上的内在统一性。

　　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一样，都是复杂的社会存在。从哲学上说，都是既有辩证思维的传统，也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不过，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形而上学。应用到社会层面，这种哲学就表现为抽象主体原则，也就是割裂、片面、对立地看待人世间各种关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立足于对他者的占有和征服。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17世纪英国霍布斯说“人对人像狼一样”，当代法国萨特说“他人即地狱”等，都是该原则的不同表述。然而，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朴素的辩证思维。应用到社会层面，这种思维就表现为一种辩证主体原则，也就是联系、整体、平等地看待人世间各种关系。最经典概括就是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西铭》)，意思是人类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在把握全社会的关系时，这一原则主张“天下为公”，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在把握人与人的关系时，这一原则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在把握国与国的关系时，这一原则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墨子·兼爱中》)，“处大国不攻小国”“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墨子·天志上》)。在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这一原则一方面强调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承认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权，另一方面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用《易经》的话说，就是“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上经》);“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不管这种辩证思维多么朴素，能说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统一性吗?不管这些社会主张在当时具有怎样具体的社会内容，能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没有统一性吗?甚至可以说，在抽象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比与西方传统文化更具内在统一性。

　　近代以来，西方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在中国粉墨亮相，但无一不以黯然退场而告终，唯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根深叶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但马克思主义旗帜依然在中国上空高高飘扬。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从文化上看，则不能不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更为普遍而深刻的认同机制。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其中有优秀的，也有不怎么优秀的东西，甚至还有极其腐朽僵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为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状态。如果不能从复杂传统文化中提取出优秀部分，就不能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这里，必须反对片面、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比如，有人主张像挑苹果那样把中华传统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华，一堆是糟粕，留下精华，丢掉糟粕。这种简单化办法在实践中行不通。首先，精华与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渗透。比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志”就是要在东方复辟西周的奴隶制。这是精华还是糟粕呢?其次，文化往往显现出一种动态特征。彼时彼地是精华，此时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与那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是精华，与这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就有可能是糟粕。比如古代的跪拜礼，对今天来说基本上属于糟粕。然而，在秦汉以前，尽管它包含等级差别内容，也不能完全看作糟粕。那个年代没有今天这样的桌子、椅子，更没有高凳、高椅，人们开会、办公、会客、吃饭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对对方表示礼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欠起身来，这就形成跪的姿势。如果那时人们站起来给对方行礼的话，会给对方心理造成一种震慑。对方会怀疑，这个人站起来想干什么。可见，礼节是与一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相反，今天人们坐在椅子上，站起来鞠个躬、握个手也很方便。当然，在非常态情境下，即需要高强度地表达恭敬、感恩之情，比如在祭奠故去父母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无可厚非。

　　又如，19世纪末，康有为为推动变法，附会儒家公羊学派，力倡“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主张用和平方式推动社会进化。为此，他还把孔子描绘成“素王改制”的改革家。应当说，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国度里，在“纲常名教亘古为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在守旧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用这种理论来制造舆论，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阻力，也容易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因而在当时所起作用基本上是积极进步的。然而，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观点吹捧“通三统”的汤武“革命”，主张“张三世”的和平进化，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指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为”，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这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说在今天已成了地地道道的糟粕。

　　毛泽东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唯一标准。就是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一切用得着、有好处的东西，就是精华;一切用不着、有坏处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糟粕。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必须以变化的实践需要为转移。

　　四、五四运动与文化转型

　　有人说，今天我们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孔搞错了。这种看法应当说是不对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或者说反传统，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当然有些偏激过头。但是，这种偏激过头，是有其思想和历史必然性的。从思想方法上讲，是因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除了像胡适这类全盘西化派以外，即使一些国学修养深厚的爱国学者也难免陷入这种偏颇。例如，饱读经史的鲁迅，激愤之下甚至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而在钱玄同看来，则是连汉字都要不得的。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学优点”，例如，李大钊曾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之灵魂也” ，但这种表态很快淹没在激烈批判孔学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注意。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于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从社会历史上讲，则是因为孔学被一切反动势力所利用，严重阻碍了近代中国发展进步。那时的孔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术意义，而是政治意义。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无力也无心反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阿Q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毋庸置疑，到五四前夕，孔学原典中那些崇实、进取的正能量已消耗殆尽，而其僵化、保守因素被放大到极致，此时孔学已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孔子则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孔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而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换言之，如果没有激烈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重毒素，中华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毒素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孔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在今天就不能从容地谈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

　　正如毛泽东所言，“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中国先进分子正因思想“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先进分子正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同时，也纠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片面性。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吊诡，能够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偏颇的，能够让中华传统文化焕发青春的，正是带有某种偏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起来的新的文化力量。

　　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在今日之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中国人民正在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样的文化环境、文化使命，使我们可以且应以五四前辈不可得的从容态度去对待儒家文化，侧重于对它的继承、消化、再创新方面。总之，批判地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方针。具体到实践中，批判与继承并非刻板的“半对半”关系。这一时期可能是批判上升为主要方面，那一时期可能是继承上升为主要方面，必须根据文化环境和文化使命不同而与时俱进地调整。这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并一再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我们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文化方针的进一步深化，是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 答案仍然是实践。必须根据实践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特定文化产品转化和创新。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活跃的思维能力，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再到具体的思维能力。

　　从客观上说，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对于某些文化产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关注度，往往呈逐渐下降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诡行趋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为时人所不齿。武则天死后，宋之问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岭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阳。这首诗就是写他作为逃犯，在接近洛阳时生怕被人告发又担忧家人或遭不测的复杂心情。时人大概会嗤之以鼻，至少不会说这是一首好诗。然而数百上千年过后，人们已不大关注其中个人化情感，仅留意字面传达的一般性情感内容，这首诗也就成了抒写游子归乡情思的代表性作品。总体而言，孔学等传统文化至今日更为远矣，其具体历史内容已变得相当稀薄，这就为我们抽取其一般意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说，人的大脑完全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抽象处理。但是，当从传统文化的某种东西中抽取出其一般意义以后，切不可让它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是那样，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就会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化，越是声称“普世”的东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他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例如，孔子的“泛爱众”，曾被儒家泛化为普遍伦理原则，然而事实上，毋庸说他人和其他时代，就是对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贯适用的。冉求背离孔子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新兴封建势力进行农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动员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分明是有所爱有所不爱，哪里是什么“泛爱”呢?历史唯物主义者绝不进行虚伪的“普世”说教。我们在从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后，必须为其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容，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代广大劳动者阶级可以实践的内容。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例，如果将它原有的“其为东周”之“道”换成马克思主义之“道”，就可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的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来光大自己。对于忠、仁、爱、义、礼、孝、节、智、信、耻等儒家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可以尝试进行这样的创造性转化。例如，1939年4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就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 这就叫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

　　有人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能够吸纳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体系。这个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把封建糟粕贴上“优秀文化”标签而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接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予以拒绝;如果是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直虚怀若谷地予以拥抱，如饥似渴地予以吸收，浑然天成地予以化用。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也是借鉴、吸收、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从文化角度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纷纭缭乱的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例如，毛泽东早在韶山私塾就熟读五经之一的《礼记》，青年时代推崇康有为，深受《大同书》影响，由此产生追求大同社会的志向，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这种原本具有空想性质的志向就开始建立科学基础之上，成为合乎规律性、具有实践性的理想。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只有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让“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才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事情从来都是两面的，在马克思主义为实现大同社会提供科学基础的同时，共产主义理想也被赋予“世界大同”这样一种中国化的文化形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又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汲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一起，提炼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样的警言，以告诫全党毋忘自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然而，到中国共产党人这里，作出了全新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变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表达方式。

　　“小康”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概念。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真够劳累困苦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居乐业呢?与小康相对的是大康，出自《诗经·唐风·蟋蟀》。作者是一位官员。他见天气转寒，蟋蟀入堂，岁月匆匆，忽然心有所感，于是反复告诫自己：“毋己大康，职思其居”“毋己大康，职思其外”“毋己大康，职思其忧”。意思是过度安乐不可取，分内之事要干好;过度安乐不可取，分外之事也要做;过度安乐不可取，要与国家同忧患。可见，在先民那里，大康是指少数统治者的腐败生活，小康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祈盼的保障基本需要的生活。《礼记·礼运》则从政治角度诠释小康概念，认为小康是在私有制产生、战乱兴起以后，能够稳定社会秩序、照顾各方利益、保障百姓生活的比较理想的社会形态。近3000年来，中国劳苦大众想小康、盼小康，但是小康总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直到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以后，这种企盼才成为可能。1979年，邓小平顺应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和现实要求，提出建设“小康之家”。后来，他解释说，“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1986年，邓小平又提出：“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实现小康社会。”其后，又历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日臻完善，从而在由温饱到现代化之间划分出一个中间阶段。古人的观念就是这样被转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中，为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文化助力。

　　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世界动荡，中国面临包括核打击在内的严重威胁。这与公元14世纪50年代朱元璋的处境有些相近之处。朱元璋虽然建立起以集庆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并不巩固，四周的元军及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多股势力都是强大对手。此时，学士朱升向他提出“高筑墙(做好军事防御)、广积粮(进行战略物资储备)、缓称王(避免四面树敌)”的建议。遵循这一战略方针，朱元璋打败元军、剪灭群雄，成就了明王朝的建国大业。面对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深谙历史的毛泽东在明察秋毫、总揽全局的同时，自然会联想到元末这段往事，于是就有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世。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我们最终赢得国际政治向有利于中国方向的转变。2016年，习近平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这里所引典故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流通起来、活跃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习近平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倡议的对外宣讲和倡导。100多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沃土，滋养出一支又一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灿烂花朵。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着异常丰富多彩的过程。这不是几句话、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穷尽的。以上所述，仅是从核心理论、基本理论、战略思想三个层面简略举出的几例。举例虽简，却足以证明，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在未来的实践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中继续焕发蓬勃生机。可以预料，只要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