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政权无论短期内多么强大，终将被历史抛弃。”
作 者 | 郭松民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读了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宣布“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就是以色列国”。
这份宣言同时承诺，以色列国“不会因信仰、种族和性别而对公民加以区分，将在全体公民中实现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平等”。
稍有逻辑能力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两个承诺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悖论：如果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那本-古里安所承诺的“平等”必然为假；反过来，如果“平等”为真，则无法保证——尤其是在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情况下——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在以色列立国那一刻就已经存在的尖锐矛盾，将以色列推向了生存危机。
以色列左翼历史学家伊兰・帕佩在2025年出版的《关键时刻的以色列》（Israel on the Brink）一书中指出：以种族主义为基石的现代国家，终将走向崩溃。
他断言：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体制正加速内爆，2025—2030年为崩溃期；2030—2048年经混乱与转型，最终将被覆盖全巴勒斯坦的单一民主国家取代，而这个国家，将恢复“巴勒斯坦”的名字。
一、犹太国家的内在悖论
以色列从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国家，而是一种被以色列地理学家奥伦·伊夫塔切尔（Oren Yiftachel）在其2006年出版的《族群政体：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土地与身份政治》一书中明确定义的“族群政体”（ethnocracy）。
在族群政体中，有一个“主导民族”享有领土和政治上的特权，政权只不过是为这个“主导民族”服务的工具。
在这种体制下，以色列的基本国策就是“犹太化”战略——即通过土地控制、定居点建设和人口管理来确保犹太民族的特权地位。
1950年《回归法》赋予全球犹太人无条件公民权，而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被彻底否定；2018年《犹太民族国家法》更进一步，在基本法层面确立“犹太定居为国家价值”，从法律上固化了种族等级制。
这种“族群政体”天然陷入不可调和的二元悖论：
若坚守“犹太国家”属性，必须维持犹太人的特权地位，通过法律、军事与行政手段压制非犹太族群的平等权利，这必然背离世俗民主的核心原则——种族平等、公民权普适、少数群体受保护。
若追求成为世俗、民主、无种族隔离的正常国家，必须废除基于种族的特权制度，赋予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完全平等的公民权，这将从根本上消解“犹太国家”的种族排他性基因。
伊兰・帕佩强调，这一悖论并非“民主与犹太性的平衡难题”，而是殖民主义与现代民主的根本冲突。
以色列的建国本质是“定居者殖民项目”——1948年“纳克巴”（灾难）中，7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其土地被没收并分配给犹太移民；此后数十年，以色列通过“渐进式种族清洗”持续蚕食巴勒斯坦土地，建立定居点网络，将巴勒斯坦人分割包围在碎片化领土中。
这种建立在剥夺其他民族生存权基础上的“犹太国家”，从诞生起就注定无法兼容民主与平等价值。
二、从“族群政体”到种族主义国家
2022年，内塔尼亚胡组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政府，标志着以色列从“隐性种族化”的族群政体，彻底滑向公开的种族主义国家。
伊兰・帕佩指出，内塔尼亚胡与极右翼盟友（如本-格维尔），以加沙战争为契机，抛弃了过去“法律伪装下的压迫”，转而推行公开的大规模种族清洗与种族灭绝政策。
2025年9月，联合国关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含东耶路撒冷）及以色列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正式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构成种族灭绝行为。
报告指出，以色列实施了四项种族灭绝行为：
1、杀害和严重伤害数量空前的巴勒斯坦人；
2、实施全面封锁导致饥荒；
3、系统性摧毁加沙的医疗和教育系统；
4、直接针对儿童及无视国际法院命令。
截至2025年7月15日，遇害的巴勒斯坦人中至少有46%是妇女和儿童，多达83%的遇害者是平民。委员会主席皮莱明确指出，这些暴行的责任在于“以色列最高层当局”。
伊兰・帕佩尖锐指出，主导以色列的 “新犹太复国主义”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消灭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口，实现“大以色列”的宗教民族主义构想，将巴勒斯坦全境纳入犹太神权统治。
对内，内塔尼亚胡极右翼政府推动司法“改革”，削弱最高法院权力，压制反对声音，将以色列变成“神权与强权结合的独裁政权”；对境内阿拉伯裔公民，系统性剥夺土地、就业与教育权利，使其沦为“二等公民”。
这种极端化转向，本质是对前述“以色列悖论”的暴力化解决——既然无法兼顾犹太性与民主性，便彻底抛弃民主，以种族主义和神权统治维系犹太特权。
伊兰・帕佩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已使以色列成为“国际弃儿”，其种族主义本质暴露无遗，所谓“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神话彻底破产。
三、种族主义立国的必然宿命
伊兰・帕佩在《关键时刻的以色列》中断言：以色列的崩溃并非遥远的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
以种族主义为立国基础的现代国家，违背21世纪文明的核心准则，其灭亡具有历史必然性。
以色列的崩溃将从多个维度加速到来：
从外部环境看，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其从“受害者”变为“压迫者”，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制造了无数敌人。
伊兰・帕佩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从未停止，杰宁难民营的少年一代，即便被驱逐、被屠杀，依然坚守抵抗信念；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的支持，更让巴勒斯坦抵抗力量获得持续动力。以色列的军事优势难以永久压制人口占绝对多数的阿拉伯民族，无休无止的治安战终将耗尽其国力。
全球民众对以色列的同情已彻底逆转。
伊兰・帕佩强调，以色列的最大危机并非哈马斯，而是自身的道德堕落与国际孤立。
过去，犹太人的“大屠杀悲情”为以色列赢得国际谅解；如今，加沙的血腥暴行通过社交媒体传遍世界，欧美民众持续举行大规模反以抗议，谴责以色列的种族主义罪行。
更关键的是，美国的支持并非永恒。随着美国国力衰退、战略重心转移，以及国内反以声音的增强，美国迟早会放弃对以色列的无条件庇护。
2026年4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使美国国内民意发生“重大转变”。皮尤民调显示，60%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此前大幅上升；3/4的美国年轻人（18至29岁）表示同情巴勒斯坦人多过同情以色列人。
在政治层面，47名民主党参议员中有40人投票支持阻止对以色列的军售——而在仅仅一年前，同类投票中只有15名民主党议员投了支持票。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加列戈直言，内塔尼亚胡“正在摧毁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
就连传统上对以色列支持率最高的白人福音派，其好感度也下降了15个百分点。
美国参议院虽然尚未通过切断对以援助的决议，但趋势已经十分明确：当民主党议员大量转向反对立场，当年轻一代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反感成为常态，维系美以“特殊关系”的政治基础将垮塌。
一旦美国撤出，以色列失去唯一的核心盟友，在中东孤立无援，其军事与经济体系将迅速崩溃。
从内部来看，以色列社会已被深刻撕裂，“弥赛亚式神权主义者”与“选择性自由主义者”的对立不可调和。
内塔尼亚胡的极端政策引发大规模国内抗议，预备役军人拒绝服役，高科技人才大量流失，经济陷入困境。
伊兰・帕佩指出，以色列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普通犹太家庭生活贫困，而政府将资源全部投入军费与定居点建设，这种治理模式难以为继。
更致命的是，犹太民族内部的分裂——世俗犹太人、正统派犹太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矛盾，随着种族主义政策的推进愈发尖锐，国家凝聚力彻底丧失。
四、种族主义立国注定失败
21世纪的现代国家，只能建立在公民平等、种族包容的基础之上。
伊兰・帕佩在《关键时刻的以色列》中以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崩溃为鉴，指出种族主义政权无论短期内多么强大，终将被历史抛弃。
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定位，本质是21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其核心是“犹太人至上，非犹太人次之”的种族等级制，这与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以色列的悖论无解，因为其立国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一个民族的自由与繁荣，不能建立在剥夺其他民族生存权的基础之上。
帕佩认为，以色列的崩溃可能有两种形态：一是像南越那样彻底灭亡，国家消失；二是像南非那样，种族主义政权倒台，转型为民主国家。
但无论哪种形态，“犹太国家”的殖民-种族化项目终将终结，这是历史的必然。
五、简短的结论
以色列的命运，是所有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政权的缩影。本-古里安种下的悖论种子，在右翼极端势力的浇灌下，最终长成毁灭国家的毒树。
在21世纪，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不可能再建立在种族特权的基础上。
人类经历了殖民主义的瓦解、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民权运动的兴起，已经确立了一条基本的国际规范：一个国家必须建立在公民平等的基础上。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垮台，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崩溃是这条路标最明确的先例。
然而，以色列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伊兰・帕佩在为《关键时刻的以色列》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令以色列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讨论以色列的终结？”
作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为以色列勾画的出路是：去殖民化、恢复性正义——包括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原居住地、结束非法定居点、与阿拉伯世界重建联系——以及最终建立一个“民主的去殖民化国家”，一个属于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共同家园。
去殖民化不是放弃犹太人的安全，而是放弃犹太族群特权。
这不是消灭一个国家，而是建立一种新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权利不再取决于一个人的民族身份，安全和尊严也不应该建立在他人丧失安全和尊严的基础上。
以色列的悖论是一个警告：以种族主义作为立国基础，无论有多少历史创伤作为辩解，无论有多少大国盟友提供保护，最终都必然失败。这不是一种政治愿望，而是21世纪历史逻辑的最终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