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名师”陈宏友事件之所以引起强烈关注，不仅其“一切向前看”的精致利己主义，而且其“基因杂交优秀论”公然歧视整个中华民族不优秀，这与新自由主义长期灌输“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化企图，任意鞭挞其他民族、尤其长期渗透的中华民族“低人一等”观念紧密相关。甚至，新自由主义通过篡改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让“我们自认为低人一等”。

新自由主义代表张维迎先生在《市场的逻辑》第7页，这样描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中国、印度都被定义为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我们也就自认为，中国是低人一等的，是未开放的，是野蛮的，是非理性的，是非科学的，是专制主义的”。

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尖锐而深刻地批判。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野蛮轰开中国大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从1853年5月至1862年7月撰写刊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有关中国的18篇，如《英中冲突》《鸦片贸易史》《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国纪事》等，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并且坚信，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没有任何势力能充当中国的“拯救者”和“保护人”，中国“这块活的化石”正面临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西方列强运来的“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

为扭转对华的贸易逆差，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鸦片麻醉剂，1800年输入2000箱，而1834年达近2万箱，1837年高达3.9万箱，以致“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愈演愈烈的鸦片贸易犹如洪水猛兽，导致金银大量外流、国家财政危机、经济濒临崩溃。但是，张维迎先生无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百年耻辱，极端错误地在《理念的力量》一书104页，认为“列强最初来的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或许就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可能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同时，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中国、印度都被定义为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我们也就自认为，中国是低人一等的”，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极端诋毁。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同情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屈辱，科学评价义和团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和历史作用，热情支持中国人民为抵御列强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对中国革命寄予殷切期望，必将对欧洲革命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满怀深情地预言：“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整个亚洲将升起历史新纪元的曙光”。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用大量的篇幅对西方媒体散布的谣言逐条予以批驳：“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在这场冲突中，正义在中国一方，中国人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因此“中国人的雄辩”、“显然无懈可击”；“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

张维迎先生无视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引起网友愤慨：“对于张维迎之流胡扯最好的批驳，就是澄清相关历史事实。这些年，中国公共知识领域流传的伪知识太多了。某些掌握了话语权力和传媒渠道的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维迎先生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高度肯定、无视对中国革命寄予殷切期望与热情支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将中国定义为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更令每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义愤填膺，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教授所说：“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存在，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就始终存在。……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警惕、抵制和及时回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时刻保持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