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通俗文化研究会七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成功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国通俗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忽培元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忽培元指出在抗疫期间，能够网上召开这个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有担当，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社会责任感。并向大家表示亲切地问候和美好祝愿。
以下为忽培元会长的致辞!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楚水会长提议，会议安排我作个演讲。我想了一下，也谈不上演讲，就是和大家一块儿探讨一些有关文艺规律的问题。比如说最近，有一位作家写了一些东西，即所谓的日记，也有的作家在一些国际场合演说中宣告了自己的文艺创作态度，说白了就是表白自己的文艺观，引发了我的忧虑和思考。文艺应当提倡和保护个性、鼓励创新。但是任何事物都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比如说《方方日记》，和对这个日记不同的态度所引发的争论，实质就聚焦于此。据此归结出一个话题：文艺究竟有没有歌颂真、善、美的功能?
有人说文学不是用来赞扬的工具，这话显然是话中有话，很有挑战性。接下来他公开讲，文学唯一的功能就是暴露，就是写黑暗，就是呈现社会阴暗面和人性中的丑恶。一句话就是要揭露社会弊端，就是要攻击“当局”、唱出让人们“不高兴”的反调等等。甚至还说，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他也要这样写下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孤胆英豪劲头。貌似独傲清高，其实这种人很懂世故。当他们这么讲时，他们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事实上他们已经按照能让洋人认可叫好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即一味迎合和释放世俗负能量和对某些敌对势力的特殊需要帮腔示好，结果，早就赢得了好多好多梦寐以求的世俗利益。而且为了得到更大更多的世俗利益，不惜在洋人面前大肆“乱讲”。
文艺的功能究竟应该是歌颂还是暴露?这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老话题了。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提出，并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讨论而有了结论。是歌颂，还是暴露，并不决定作品是高还是低，是文还是野，是正确还是错误。暴露也有好作品，歌颂也有坏作品，关键看是不是符合真、善、美，关键要看出发点，看立场和感情，看屁股坐在哪里。是像鲁迅先生、老舍先生们那样，在黑暗中厉声呐喊，还是像贺敬之同志、孙犁同志这样在阳光下放声歌唱。当时在延安，即阳光普照的解放区，就有这样两种观点。有一些来自国统区的文化人坚持认为，文艺就是要暴露，文艺家应该保持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独立的身份，不偏不倚，发表自由言论。也有的干脆声称文艺就是暴露，歌颂就不是文艺。
上述这样的一些偏颇的观点，当时就受到了多数文艺家的批评否定。也就是说，是非已经辩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为啥今天又沉渣泛起，重新好像又成为一个问题?可见是遇到了类似的气候和环境。那时是延安与国统区对垒，今天是中国和西方世界较量。可见解决世界观亦即文艺观问题，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长期坚持培育、提醒和批判强调。既然文艺的功能，关键不是歌颂还是暴露，而是看文艺家怀着怎样的立场和感情，那就不能对错误观点听之任之，而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其实是非曲直并不复杂。我相信谁都能够判断出父母责骂孩子式的批评、兄弟相互辩论的否定和敌对恶意中伤之间的本质区别。可见在有阶级和阶层存在的社会中，文艺不可能不具有强烈的阶级和阶层利益色彩，即从某种意义上讲，很难不带有不同立场和感情色彩。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普希金的大量诗歌，对于俄国黑暗的封建奴隶制度的揭露和对于富有民主思想的革命党人的同情歌颂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是通过揭露或是赞颂来醒人醒世，呼唤光明，控诉黑暗、维护公平正义、拯救社会和拯救人类灵魂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创造。暴露也好，歌颂也好，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存在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的主要功能就是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真善美提升人的境界，拯救人们的灵魂。因为物欲和各种欲望的膨胀难免会导致人们精神堕落。要把人类的精神，通过审美的陶冶和启迪而从兽性诱惑转为引导提高到人性的高度，这才是文艺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当然娱乐与审美享受过程也就在其中。
因为人有惰性和自然属性，人有时候许多欲望和动物的需求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如洪水袭来。有一个时期出现了以“解放思想”为名，强调回归“人性”，书写“人性”的风潮。所以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把人性曲解等同于兽性，把人的精神追求与人格尊严降低到动物属性的层面，即回归了兽性。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感观刺激和迎合低级趣味等。在文学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强化人的动物属性而忽略了真正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示人的动物属性的欲念和诉求，还给这些四不像的奇怪物象贴上一个好听的标签，叫做“人性的回归”。实际上是对人性最大的践踏。
对于这样的一些文学观点和作品，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不能接受、认同，因此就只能在少数文人小圈子里孤芳自赏。这就形成了毛泽东当年批评过的“大鲁艺”与“小鲁艺”。文艺不仅是表扬或者批评，而是既有表扬也有批评，关键是看你的原则立场。比如说这次方方那些所谓的日记，她看的、写的几乎都是消极内容和问题，发散的都是愤愤不平和不满。总之，反映的基本上都是“不行”、“不对”和“不得了”。所释放的几乎是境外抹黑中国所想见到的“证据”和负面的东西。日记把她心灵中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的一惯的怨恨之气，借助于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发泄出来了，公然把一个自然灾害写成仿佛是人为制造的灾难，硬是把一个强有力的党和政府，把正面的、足以感动人心、感动世界、充满阳光和温暖的现实存在统统忽略，而断章取义地主观臆造出一种毫无生机希望的灰色氛围，甚至涂抹出黑色的画面效果。这也是由其世界观、文艺观所决定的。无论面对黑还是白，一定要写成黑的，哪怕戴上有色眼镜，也要把光亮隐没，把正面写成反面。就像对待已经早有历史定论的让亿万农民翻身解放的“土改”那样，写成《软埋》。即使你那么多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和那么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条件下，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和毒魔作斗争，也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俗话说，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不管不顾、一味要寻找和表现“黑暗”。全国十几亿人团结起来，一心抗疫这样的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硬是视而不见，而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头，关在所谓私人空间的象牙之塔里面，恪守“暴露”使命，通过一些电话，通过一些有选择的网络信息和一些未曾核实的街头传闻，再加上理所当然的想象、推断和臆想，借题发挥，写出来的东西，恰恰就是亲者痛、仇者快，或者是替那些恶意诬蔑中国，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人助力加油。这是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持偏见者求之不得的。在很短时间内就授权翻译成外文出版，确实令人痛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文人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这样无视，这样痛恨，甚至仇视?
这就又回到我们开始要谈的话题上来了，文艺的功能问题。从历史到现实最好的作品，有歌颂的，也有暴露的。比如杜甫的诗里，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有对于美好事物向往的，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寄托了诗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美好社会理想。我们今天的社会，我认为就是正朝着诗人杜甫所希望的美好社会推进的一个现实版。我们伟大的扶贫攻坚事业就是例证。我们党中央领导开展的这个伟大事业，让广大农民受益的全球注目的扶贫工程，也就是民族复兴的重点工程。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我们一些作家视而不见。有的还认为，如果歌颂，文学就没前途，我必须暴露，才能写出传世的作品。为了让自己写出所谓传世作品，他们不惜无视现实。甚至不惜把笔下人物的灵魂扭曲成野兽的灵魂。在野兽眼里没有光明，在狼的眼里，吃羊高于一切。文艺观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学思想，也就规定了他能创作什么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感情是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还是被个人的小情小调儿所左右，都是由世界观和文艺思想所决定的。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抗疫期间，我们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仁组建了“红土地文学社”，创办了网络《红土地文学》期刊，已经出了四十多期，集中反映英勇抗疫的内容。这几年我也读了许多同志写的一些作品。感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文艺观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团结的前提，它使我们的心凝聚在一起。所以才能在祖国经受考验，文艺经历风雨的过程中，始终都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文艺思想，坚持正确的创作立场，坚持正确的感情立场。
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它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普世的。从这一点上看，我还是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直到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确指导思想。目前看，各种模糊认识和干扰的歪风邪气不小。我们应该捍卫，要用我们的创作实绩来证明这一文艺思想的正确性。习近平在去年两会期间，进一步强调了文艺要歌颂英雄，写我们的时代英雄。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有幸生活在民族大复兴这样一个伟大事业推进过程中间，出现的各个方面的英雄人物是文艺应当反映的活生生的新人形象。各条战线英雄群体，令人鼓舞。党员领导干部杨善洲，孔繁森，谷文昌、焦裕禄等人民公仆形象，所有的英雄形象，实际上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凝聚，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事业中，奋斗精神的人格化体现。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对这些英雄视而不见，笔下竟写出一些和时代脱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不沾调儿的东西，这就和我们的中华美学精神背道而驰。一些在暴露狂思维下捏造出的所谓的艺术形象，我认为这样的形象，是垃圾人，根本不可能长久。
我们这个世界不安宁，两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发展中国家，两种世界，很难有共同情感和共同立场。这次疫情，两种制度，两种态度，两种局面，两种效果，看得一清二楚。
资本主义平时大谈民主，人权，可灾难一来，如何对待人的生命，对劳动人民报以怎样的态度和情感，结果怎么样?而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不言自明。通过比较，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了。不管你叫社会主义，还是叫资本主义，你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态度和感情，是高低真伪的试金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是高还是低，是伟大还是渺小，是光明还是黑暗，是崇高还是卑劣等等，不辩自明。
所以，我们开这样的会，一定要强调正确的文艺观和文学立场。一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为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民族和全人类，做出我们的贡献。最后归结为一句话，通俗不媚俗。这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所谓“通俗”，就是与大众心灵相通。所谓不媚俗，就是指要远离“暴露狂”。那种为了“暴露”而脱离普通人情感，那种谁也看不懂的阴暗诗歌也好，其它灰色作品也好，劳动人民不喜欢，也是不需要的。有些书获了奖，我看了半天看不懂。有些小说获了大奖，我怎么也看不明白他在写什么，就是把水搅浑以表深刻。这样老百姓闹得清楚吗?这就是你的高明吗?鲁迅先生讲过，把水搅浑了，浑水一潭，以表现深沉。宁要清清爽爽清澈见底的清流，也不要那样的浑水的深刻。所以我们哪怕写一首小诗，也要让人能看懂。就像白居易写的诗，给农村的老太婆读，老太婆听明白了，他才认为是好诗。这是一个鉴别文艺的标准问题。不要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的连自己都弄不明白，这样别人更看不懂，我认为这样的所谓高深之作，谈不上什么生命力，即使获了奖，也没有什么值得推崇。
我最近读《红楼梦》，也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同时，也在读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我觉得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光辉名字和经典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单纯，就是朴实，就是浅显易懂。但他们的思想的河流啊，深刻的博大的精神力量，是在文字下面的，是让人通过读那些浅显易懂的文字，来感受到时代脉搏，感悟社会面貌、时代精神。人类历史长河的精深博大，不是云雾可现，而是人物与故事铸就。这样的一些作品，才是时代需要的、人类需要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一直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波动，也受到了西方文艺思想的一些干扰和误导。我认为习近平文艺思想、毛主席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永远都是我们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指导思想。所以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参考和讨论，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雷建明.白军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