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段大师讲座视频。他讲得很短，却说了三层意思：一是部队限-制了他的创作发展;二是自己拿部队工资，本应歌颂战士、歌颂部队;三是他的作品让战士看了会“丢-枪逃-跑”。说完，他哈哈大笑。

　　这段话，是大师的真心话。他亲口承认：自己的作品是负能量的，干部战士看了会不安于部队工作，甚至会逃跑。他埋怨部队限-制了他的文学发展，所以离开了部队。

　　大师1976年入伍，历任战士、教员、干事。1981年在河北保定《莲池》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以书信体写新婚军嫂在春夜给驻守海岛的丈夫写信，诉说思念、等待与理解，把个人爱情同守土卫国联系起来，仅仅这篇处女作是正能量作品。这篇作品发表后受到部队重视，他后来又被送往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

　　没有部队的培养，就没有大师的今天。部队历来重视对有特长战士的培养，部队就是一所大学校，既培养军事人才，也培养文艺人才、新闻人才、科技人才。凡是从部队培养出来、后来取得成就的人，离开部队后大多会感谢部队的培养，尤其是作家更是如此。大师却从未在他的演讲、文章、获奖感言中感谢过部队。这一点十分反常。

　　大师说“部队限制了他的创作发展”，这句话也是心里话。部队限制了他的发展，却没有限制其他人的发展。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部队培养出了一大批深受读者喜爱的军旅作家。魏巍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写出《火光在前》，李存葆写出《高山下的花环》，这些作品脍炙人口，影响了几代人。

　　部队没有妨碍他们创作，反而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学习和发表的条件。他口中所谓“限制”，并不是限制作家发展，而是限制了大师想写的那一类题材、想站的那一种立场、想表达的那一种倾向。

　　他的创作方向背离了《讲话》精神，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

　　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在山东高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天再看《讲话》，确实有巨大的局限，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他还说：“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个局限，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

　　看来好象还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好像是有组织的，达成了共同理念的“我们”。

　　这段话暴露了他的思想本质。我们是共产党人，你大师也是共产党员吧!共产党人的文艺当然有政治性、有阶级性。文艺为谁服务，从来不是抽象问题。

　　《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所谓“超阶级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并不存在。

　　教员也早就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大师所谓“忽略阶级性、强调人性”，不过是用抽象人性掩盖自己的阶级立场。他一面标榜“人性”，一面在作品中把某些历史力量写得带有“豪侠气质”，甚至赋予同情色彩;而对人民军队的形象，却常常放在灰冷、压抑的叙事里。

　　这种叙事取向，难道不是作者阶级性的表现吗?只不过不是人民性罢了。

　　《春夜雨霏霏》之后，大师的创作方向逐步偏离。《丰乳肥臀》出版后，刘白羽批评：“世风如此，江河日下，我们浴血奋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竟养了这些蛀虫，令人悲愤。”魏巍在《中流》组织多篇文章集中批判，指责其歪曲抗日历史、丑化革命武装。《红旗文稿》也指出，小说中共-产党被写得“一无是处”，把人民苦难主要推给共-产党。

　　尤其值得辨析的是，《丰乳肥臀》中的司马库，被作者塑造成带有“豪侠气质”“本色英雄”色彩的人物;在小说叙事里，他既有抗日情节，后来又是国民党还乡团头目。而与之相对，小说中代表人民军队一方的人物，却常被置于阴暗、残酷、压迫性的场景之中。这种人物安排，不能不让人追问：作者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如果历史叙事把某些反动势力写得值得同情，把人民军队写得灰暗压抑，那就会模糊是非、颠倒黑白，也背离了革命历史的基本定论。

　　大师获得诺奖，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争议。

　　诺奖的评价体系也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的。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在西方受到关注，正与其“突破《讲话》”“暴露黑暗”等主张有关。

　　大师的视频，是一记自曝其短的耳光。他亲口承认作品是负能量，亲口承认背离《讲话》精神，亲口承认与部队培养的方向背道而驰。

　　部队培养了他，他却从未感谢部队;《讲话》指明了方向，他却选择背离;人民期待正能量，他却提供负能量。大师的“丢枪逃跑论”，不是谦虚，是坦白;不是自嘲，是自供。